看了很多人的评论，这个广告毁誉参半。个人看来，也是如此，创意者将文化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同时用国内国外不同历史场景来暗喻联通是国际化企业，这一点是有可道之处。但是显然，广告创意者也许对文化有研究，对电信业，对科技的理解力不深，没有突出联通的企业特色，除了最后出现的联通标志，整个广告中的元素无一能够和联通或电信业联系起来，哪怕在那个私塾中出现一个中国结也会好一些。张口吃惊的外国球员、波音飞机前老西方绅士、昏昏欲睡的教书老先生等，与其说是制造悬念，更像是一堆拼凑的剪辑片。

这个广告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说是向中高端用户宣传联通形象，中高端用户根本看不到联通的特色优势所在，如果像普通大众客户宣传联通形象，更是像有个博友所说是“对农民说英语”，与中国移动的服务创新、业务领先形象，中国电信传承行业底蕴、综合信息的形象来说，对于联通来说，更要找到自己的形象定位，比如突出自己的国际化网络技术、网络联通真情、改革创新先锋的形象!

长期以来，绿色手机也曾是运营商手机营销的一大卖点，联通在推广CDMA手机中，也曾将绿色手机作为首要卖点，但在竞争对手组织的舆论夹击中，联通显然败下阵来。在联通打出绿色品牌后，其竞争对手迅速高效组织多个“权威专家”在电视台营造CDMA辐射SAR值与GSM值相当，并无绿色优势，甚至称CDMA辐射还大于GSM等等，联通并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也一直未能真正说清楚为何CDMA辐射低。（可叹运营商组织和影响力相差甚远）。中国电信没有将CDMA辐射低的特点作为一个卖点，显然在当前对健康非常敏感的时代，是其当前营销策略的一个不足。

从专业技术角度看，应当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实是，SAR值是在实验室以手机最大发射功率为条件的情况下测定的，与真实使用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比如GSM最小发射功率3.2毫瓦，最大发射功率是2瓦，最小与最大发射功率会相差约700倍，因此仅仅以最大发射功率测试SAR值衡量手机辐射水平会与实际使用数据相差很远，并不科学，而实际上手机辐射水平大小更多是受移动网络控制的影响，只有实际网络运营中测试，才能衡量其真实的平均功率发射水平。

3G技术都是基于CDMA技术，虽然CDMA与GSM手机的所谓SAR值差不多相当，也就是两者最高辐射水平相差不大,两者最低辐射水平与最高辐射水平都相差700甚至1000倍，而CDMA网络会控制3G/2.5G手机在低辐射水平上工作，使得基于CDMA技术的手机是实际网络中使用的辐射的平均水平确实是远远低于GSM网络。这是因为CDMA网络会强力控制CDMA手机的辐射功率。

CDMA网络是一个所谓的“自干扰”网络，对手机发射功率过大非常敏感，最大可能的降低手机发射功率是CDMA网络的最核心技术，CDMA网络运营也高度依赖功率控制这一技术，只有这样CDMA网络才能提高容量和提高覆盖。当CDMA终端接入后，CDMA网络会以高频次不断向手机发出功率控制命令，控制手机以尽可能小的功率工作。而GSM网络不同对手机发射功率控制很弱，要求很低，GSM手机的发射功率大小对GSM网络影响基本不大，GSM网络允许手机以较大的功率发射，甚至手机接入网络时鼓励手机以尽可能大的功率发射（这也就是为何刚接听GSM电话时辐射会最大）

在实际网络运营环境中测试，CDMA网络的辐射水平无疑大大小于GSM网络，这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有科学测试数据验证。从现在3个3G标准手机看，CDMA2000（包括2.5代的CDMA）和WCDMA功率控频度可达每秒800次－1600次，这样手机的辐射可以被非常精确地控制在网络允许的最低水平,毫无疑问应该称得上“绿色手机”。TD-SCDMA是一种类似融合GSM与CDMA的手机技术，虽然功率控制频度只有每秒200次，但采用的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技术也有助于减少终端辐射，TD-SCDMA网络采用一组低功率放大器代替其他标准的大功率放大器可以减少基站辐射。主动抢占3G绿色手机的宣传阵地，无疑将可以在市场上掌握更大主动权。

当然，手机辐射还会受到网络覆盖的影响，3G网络覆盖越全，手机辐射会越小，但总体上看技术制式对手机辐射的影响更大，基于CDMA的3G手机比基于GSM的2G手机在辐射水平并不在一个量级，前者的辐射水平只有后者的数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另外在3G手机使用中，当你使用高速数据业务时，辐射应该会高于通话时的辐射，这时可以将手机终端离开身体远一些。

看了网友留言,补充两句:

一、3G所使用的数据业务确实已基本没有使用功率控制，因此此时终端辐射会比较大，可以离开身体远些，此时一般也不必要像语音业务一样靠近身体或脑袋使用。

二、WCDMA和TD-SCDMA市面上都是兼容GSM的双模机器，CDMA和CDMA2000也有一部分是GSM双模机，这些手机的辐射更接近GSM，纯CDMA手机辐射的确会相对最低。

三、另外补充，手机辐射大小并非决定手机电池待机时间长短，手机电池供电不仅用于手机发射功率，还有相当部分用于手机内部芯片编解码运算，CDMA和3G手机芯片的解编码复杂度比GSM要复杂得多，扩频技术运算量也很大，这样也会花费相当多电池能量

对于任何一家运营商而言，基本上可以通过网间互联互通信息大致掌握对手的用户数量的信息，如另外一家运营商当月通过网间互联互通打过来的用户数号码是80万，一般可以大致估计这家运营商的当月活跃用户数基本是100万左右，因此各家运营商私底下都大致了解对手的实际用户规模。

以移动、电信、联通的几个业务为例子，中国移动对外公布的移动业务用户约4.7亿用户，但根据两家竞争对手网间掌握的实际情况，其实际移动用户规模大约是近7亿用户，为何中国移动将用户数字主动缩水约2亿？再如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固网（包括小灵通）用户数量为何下跌速度如此之快？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于C网用户数的纠纷更令外界不明就里。

与收入核算有国际财务标准不同，运营商的用户数没有核算体系，运营商基于自身的发展策略，自己定口径，这样造成运营商统计口径相差甚远。对于中国移动而言，在很多地方将十几元到二十元ARPU值的用户不计入用户数量，主动将用户数规模缩小，除了有避免非对称管制的因素外，也可以将ARPU值提高，因此可以奇怪的看到，虽然近些年移动资费大幅降低，但移动用户ARPU值却在上升，这受到资本市场的欢迎，同时对市场的印象是移动所占高端用户比例很高，实际上除去人为因素，其ARPU值和高端用户比例与对手相差不大。

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而言，近几年业务发展困难，尤其固网不断萎缩。为了缓解资本市场压力，电信和联通采用的用户统计口径要比移动宽松，甚至将欠费数个月的用户也计算在内，这正是导致交接的CDMA用户大量缩水原因，同时一些地方公司领导为了弥补收入缺失困境，人为拔高了用户统计数量，尤其小灵通用户数存在一些水分，重组后这些水分很快不得不挤压。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营销力量和方式的差异也是造成用户数统计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中国移动主要是依靠社会渠道营销，凭借多年的经营和超强的资金势力，中国移动垄断了全国大部分社会渠道，独家控制大量卖场和许多繁华街道代理店。由于资金富裕，中国移动通过控制代理佣金水平，运用各种排他或变相方式，迫使代理自身业务的代理商不得同时代理竞争对手业务，并组织将对手代理点一一策反，这实际成为曾导致中国联通败阵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中国移动强力掌控市场的关键力量。显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在国内电信行业监管无力的背景，这种策略非常实用。

由于中国移动在渠道上的强力控制，使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营销渠道上不得不更多依赖自身渠道，但自身营业厅毕竟点少、成本高，在急于取得市场突破下，两家运营商的各地公司都纷纷祭起一件我国电信行业的传统“法宝”，就是有些“恶名远扬”甚至令员工痛苦不堪的全员营销，让每个员工都背上发展用户的营销任务。但毕竟员工不都是营销天才，为了不扣工资，很多员工自己掏钱买下大量小灵通或手机卡凑用户数，造成大量虚增用户，而实际活跃用户数低，用户通信量很少。从现在电信、联通抢逼移动市场行动看，这种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不能在社会渠道方面取得突破，打破中国移动设立的强力防线，即使短期内用户量上升，这种发展方式将很难可持续。 

2008年国资委管理的160多家中央企业，总共实现利润6600亿，随着石油、电力行业利润大幅下降，中国移动今年利润已经占央企总利润的近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另外2家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集团实现的利润仅有10余亿元，实际接近亏损边缘，这两家公司虽然上市公司实现的利润数字虽然达到100、200多亿，但显然通过财务处理把亏损都留在了集团公司。

这种“贫富”悬殊的局面预示着国内电信业将会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也将给国内电信监管者带来挑战。一方面，中国移动的高额利润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消费者可能要求继续降低资费，另外一方面，降低资费未必会使中国移动损失多少，而会使其他两家运营商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在面临3G网络大规模投资的压力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未来面临巨大财务压力将可能很难在市场中化解。

也许可以这么预料，新一轮电信危机将不会再是市场危机，因为3家运营商都会拥有相当规模的稳定客户群，但将很可能是资金或财务危机，这也许将是下一轮的电信重组的最大诱因。

实际上，这些年电信业的不正当竞争几乎处于监管的空白地段，不正当竞争行为愈演愈烈，主要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渠道垄断。通过签订排他性协议，或者变相排他方式垄断大量社会销售渠道资源，如通过给予不销售竞争对手业务的代理商高佣金、奖励，或对销售竞争对手业务的代理商采取取消代理权、降低佣金等处罚，或采取直接收购其他运营商社会渠道等手段，给竞争对手拓展市场设置重重障碍。目前国内大量手机卖场，许多城市繁华地段卖场被一家强势运营商独家垄断，一些地方强势运营商甚至组织一整条一整条街道地将竞争对手的业务代理点一一策反和清除。如深圳、温州等地，有的街道移动代理点上千家，而联通仅有3、4家。

二是收购对手终端和卡。这种行径在电信业很多地方蔓延，资金实力雄厚的运营商直接向用户收购对手的终端、卡，或要求用户凭对手的拆机单给予入网优惠。

三是恶意诋毁对手。在许多地方电信运营商通过组织向用户群发短信，诋毁竞争对手形象、业务的现象非常普遍，使得电信业的竞争乌烟瘴气。

四是通过高额赠送挤压对手，有的运营商营销成本预算富余，每年到年底，一股脑砸市场，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表面上看，用户得到一些实惠，但其实更是电信业的竞争失衡的深层次矛盾所反映出来的。

为何电信业不正当竞争如此猖獗，主要来自几个原因，一是电信业竞争监管权的争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主体主要是工商局，而电信监管的主体是通管局。工商局虽然兵强马壮，机构齐全，也有意希望插手电信行业管理，但通管局与运营商关系更密切，虽然通管局执法队伍薄弱，全国只有300人,但认为电信业是自家地盘，力拒工商部门插手，而运营商也对工商局罚款创收的恶名顾虑，又顾虑通管局的关系，因此导致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在电信领域落地。

其次是法律不到位，现有的电信条例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制定的，当时对电信市场竞争规则的并没有多少涉及，形成一定的法律空白。反垄断法虽然对不正当竞争也有约束，但对于国有垄断行业进行了豁免，这使得以3家国有运营商为主体的电信市场又难以受其管辖。

从当前来看，电信监管机构应当首先担负起反不正当竞争的职责，改变和稀泥式政策，加强电信市场的竞争监管，促进行业有效竞争，保护消费者长期利益。同时，应当与工商部门联手执法，弥补自身执法队伍薄弱的缺陷。

小灵通是否在法律地位上属于“黑户”？

许多媒体和专家将小灵通比作“黑户”，有的宣扬尽管是黑户，出生了就应该讲人权，不能强制它死，有的说是国家对电信运营商放任不管的结果，或是电信运营商公开对抗政府的结果。仔细比对了、搜集了一些文件，却发现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根据2000年出台的《电信条例》规定，经营一项电信业务需要电信主管部门（原来是信息产业部、现在是工信部）核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过真正实施是从2002年4月出台《电信业务许可证管理办法》开始，但是一直到2006年中期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等运营商才获得基础电信业务许可证，也就是说这几个运营商的所有电信业务竟然都是无证经营了好些年，也就这时候小灵通也开始出现颓势。

根据相关政策的解释，2006年正式获得基础电信业务许可前，是通过国务院批复各家运营商建立的文件代替电信主管部门发放的经营许可证，其中给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国务院批复的34、35号文件分别载明经营范围包括：固定电话（含本地无线接入）。此处本地无线接入一般应可理解为包含小灵通，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认可小灵通的存在。在原信产部发放信部〔2000〕604号文件，即《关于规范PHS无线市话建设与经营的通知》，明确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算是监管部门给予小灵通的准生证，但其中要求小灵通定位于县级城市以下城镇、乡村，大中城市人口密集处的条款却引起了争议，两个固网运营商曾坚持大中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处。

经营无线业务还需要得到另外一个许可，就是频率许可，这一点我国与国外不同，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合二为一。1996年12月，原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发布“国无管〔1996〕22号”文件，即《关于2000MHz频段地面无线电业务规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1900MHz～1920MHz频段用于无线接入（TDD方式）。：（1）1998年10月，发布“信部〔1998〕649号”文件，即《关于PHS和DECT无线接入系统共用1.9GHz频段频率台管理规定的通知。正是利用这个两个文件，原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向当地的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抢先拿到了小灵通的频率许可，而后来中国铁通被频率许可拒之门外，后来政府在3G频率统一规划中，对频率做出调整，又将小灵通纳入TD规划中。

从上述分析，小灵通并非黑户，只是可能存在越界经营的争议。

既然小灵通并非黑户，政府强制其退出也可以是一种政策重新修订，政府决策一般并无合法性问题，只是决策程序是否依法问题，显然在决策程序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政策陷入被动。从强制小灵通清频政策出台过程看，相关政策出台显然未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尤其是用户的意见，仓促出台政策可能带来大量索赔问题，因为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用户退网在全球电信业绝无仅有，从过去组织模拟移动电话、磁卡电话业务退网看，应该先引导大部分用户离网后，再进行攻坚清网，否则大量用户在网，甚至还在未停止发展相关业务阶段，贸然启动清网会必然带来很大轰动，会出现大量索赔的争议。从目前看，有的索赔恐怕会牵连到政府头上。

虽然有人把小灵通的生归结于市场需求，但小灵通从生到死实际都是政策博弈的结果。当初由于3G牌照受TD－SCDMA的影响迟迟无法发放，电信和网通决定上马技术并不先进小灵通，但当时在遭到主管部门反对下受阻，但当时小灵通技术的拥有者UT 斯达康长袖善舞，说服高层支持小灵通，结果便出现了主管部门“不支持、不反对”的奇怪政策局面（实际也委婉表达对上层干预的反应），实际并非像一些“专家”对媒体所臆测的，某运营商真正敢吃豹子胆藐视国家监管权威。后来UT又希望采取类似方法在类似的"灰色"领域IPTV再以此进行类似的投机赌注，然而，IPTV政策显然要比小灵通复杂得多，涉及的不仅是产业政策，而且涉及意识形态政策，尽管UT做了大量公关，甚至延请不少贵人入阵，也未能实现小灵通般的辉煌。

回过头来看，小灵通对于推动电信市场资费下降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小灵通走过一亿用户的辉煌期间，已进入快速下滑轨道，为何监管机构在此情况下仍要对小灵通痛下杀手？正如小灵通的生是政策博弈的结果一样，显然小灵通的“死”也同样是集团利益博弈的结果，确切地说，是中国移动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反推非对称管制的博弈结果。

对于这场博弈的胜者中国移动而言，逼退小灵通几乎可以一剑三雕。首先，其他两家运营商尚难以与中国移动正面抗衡，相对优势的3G业务尚未推出，目前中国移动市场优势极为突出，占据增量市场份额90％以上，在此情况下强势逼迫小灵通退网必然中国移动是最大的赢家；二是对两家运营商釜底抽薪，显然将失去一大笔收入；第三如此庞大的退网工程，将会牵制对手的很大一部分市场精力，即使两家运营商投入全部精力，恐怕也很难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用户退网，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恐怕将面临各种高价要挟、法律诉讼，还有商誉损失，两家运营商由此需要投入花费的市场精力恐怕不会低于中国移动运营TD－SCDMA。

从中国移动在逼退小灵通上也采取一些看似比较高明的策略。国家为TD发展实际划分了155M频段，小灵通只占到其中20M频段，中国移动已经拥有最好的1880－1900频段。一般来说，频段越低无线性能越好，从低频往高频使用，然而中国移动在建网中，并没有从最好的1880频段开始启用，而是从紧贴着小灵通的1900频段，从高频往低频使用，然后向政府报告小灵通对TD网产生干扰，要求小灵通清频，并公开表示TD频率紧张。20M频段可以提供TD载波高达13个以上，远高于其他运营商3G载波数量，而中国移动3年计划发展TD用户约5000万，按照一般用户使用高速数据业务的几率，20M也是绰绰有余。

因此可以说，小灵通的生是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结果，死也是另一场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结果。但从决定小灵通生与死的政策看，无疑都体现着一种不成熟的监管。照目前小灵通流失速度，3年后有可能仍剩下2、3千万用户，如果按照正常规律，即使组织清退频率，可以采取过渡办法，比如先清退10M频率，留下10M频率再慢慢清退，但中国移动以此彻底逼退小灵通，可以说是中国移动对主管部门的一次非常成功的政策公关，但另一方面体现了监管政策制定仓促。

发展到今天，小灵通使用者主要是中低消费者，具有相当“草根”代表形象，除了少部分拥有优质小灵通号码的小商业经营者，其余包括一部分老人、学生、农民工、城市中低消费者等对价格敏感的，还包括孕妇、儿童等对辐射比较敏感等一些弱势群体。在3G政策尚未得到老百姓充分理解和资费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仓促下发强制小灵通退网为TD让路，显然会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强烈质疑，甚至被质疑是对草根群体利益的侵犯。

长期以来，为了在移动设备市场打破国外电信设备厂商的垄断，我国可谓用心良苦，推出的TD－SCDMA技术标准更是一波三折，然而在高树自主创新的旗帜下，知识产权和技术经济性的局限使得我们充满艰难，其中过多借助行政保护和充满政治功利色彩并未带来臆想的收获。

回首起来，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是我国开放很早、开放比较彻底的市场，尽管在开放初期，国内原有的电信电信设备厂商曾在面临国外新通信技术的竞争中一败涂地，然而在我们的新一代设备厂商在逆境中顽强的崛起，不到10年在固网设备领域便大部分市场市场份额，目前中国电信设备厂商已经成为下一代网络如NGN、IMS等技术的引导者。

又经过约7、8年的时间，到今天国产设备厂商终于又在移动设备市场占据主流地位，华为、中兴的GSM与CDMA设备在国际市场纵横捭阖，中国企业已成为最大的CDMA设备供应厂商，也成为WCDMA的主流企业。

以华为为例，08年在印度的CDMA和GSM设备销售高达20亿美元。开放的心态造就了开放的竞争，开放的竞争造就了中国设备制造企业拓展世界市场的动力和基础。与此同时以北电、摩托罗拉等曾经电信设备巨无霸却日薄西山。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不仅有能力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上具有强大的力，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也具有强大竞争力，3G设备中国制造的崛起，实际代表着“中国智力”的崛起，也预示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优势将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延伸。

A定律:总会有人买单的中国电信业投资定律，可以简称“亏不了电信定律”

为了刺激市场竞争，这些年中国电信业引入了很多个竞争者，“某某通”公司的一大把，然而电信业毕竟是个规模经济性很强的行业，投资容易盈利难，不过不管亏多大，总会有人买单。网通亏了300亿，吉通亏了近100亿，和了；铁通背了400亿债，也和了；原来联通CDMA亏了500亿，卖了1100亿高价，所以这些年可以给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启示，亏得小是自己的，亏得大就不一定是自己买单。

B定律：别想打死对手的中国电信业竞争定律，可以简称“死不了电信定律"

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如果你想在中国电信市场上打死对手，死得惨的不一定是对手。过去，老中国电信瞅着联通不顺眼，大出重拳，结果被一分为四；后来中国电信瞅着小网通出来猪鼻子插葱装象，继续四处围堵，结果自己被腰折了；中国移动这些年风顺水顺，不可一世，看谁都想揍，现在被略施惩罚，绑了TD和铁通，罚款付了联通600亿。所以，不管你多牛，对中国电信运营商来说，千万别惦念想打死对手，否则吃亏的未必仅仅是对手!

也许有的人说是电信运营商国有体制的问题，认为国有企业容易俘虏政府，不过设想如果是民营企业，恐怕为了私有钱包，俘虏政府的能力恐怕更强！看看私有的房地产行业的对国民的血腥盘剥就可以深刻理解了！据说金融危机中老外也有个定律叫做TBTF定律，TOO BIG TO FAIL，就是说太大了就不会破产了，所以美国让雷曼兄弟破产了，但不敢让大的多的美国AIG和花旗银行破产。从这一点来说，咱们还是有与国际接轨的地方。

作为中国电信业的运营商，切记此两项定律。

呵呵，以上只是调侃，并非针砭时政之意。

虽然是发放3张牌照，但其实发的只有一张半牌照。中国移动的TD-SCDMA实际上已经获得全国性试验牌照，此次正式发牌只是再走一个形式；对于中国移动而言，现在发放3G牌照显然是个对其不利消息，尤其中国联通的WCDMA的快速入局将会给其带来很大压力。从启动发牌声明看，政府显然认为发牌有利于在竞争中推动TD-SCDMA发展。从实际看，也可能有一定道理，显然中国移动仍然对TD决心不足。从过去中国移动部署GPRS、EDGE网络，中国电信部署EV-DO网络,中国联通过去部署CDMA网络、现在规划WCDMA网络看，虽然有的存在技术也不成熟，但第一期网络部署的规模都远远大于TD，大都是上百个城市甚至2、3百多个城市，按照中国移动第一年部署10个城市、第二年38个城市的步伐看，不仅是缺乏内在动力，也缺乏外在竞争动力。3G发牌显然可以解决其发展TD的外在动力，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移动发展TD的内在动力。

中国电信的CDMA2000牌照也只能算半张，因为CDMA2000无需新的3G频率牌照，仍然采用原来的800M频率，即使不发牌，中国电信也已经在上马EV-DO设备，也可以照样部署网络，发CDMA2000牌照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开放EV-DO终端入网，也就是这张牌照只是一张入网证。从国际上看，曾经发过几张CDMA2000牌照，比如韩国LGT就是获得CDMA2000牌照，然而现在都成了摆设，因为原先的CDMA2000是指CDMA2000 3X技术，后来没有人做CDMA2000 3X技术，但3G功能却可以用EV-DO技术实现了。在国外，3G发牌是指发频率牌照，EV-DO技术因为不用新申请频率，所以一般不算在3G牌照内，比如在韩国称之为2.75G。

对于中国电信而言，3G发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EV-DO终端可以正式获得入网许可，忧的是联通的WCDMA入场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

中国联通是此次发牌的真正赢家，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3G频率，而且意味着可以正式部署网络和市场了。

制造厂商目前正面临裁员危机，此次发牌无异于增添了一张大饼，也成为赢家，而在即将到来的3G竞争中，消费者将成为最后的赢家，可能带动无线宽带快速普及和资费水平下降。

第一回合，双方同时博弈：

1、见到重组公告中出现非对称管制，引起中国移动警觉，主动出招，竖起TD旗帜，希望ZF认可承担TD发展、合并铁通、承担村通工程等即是非对称管制。

2、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业务面临业务整体下滑，担心利用捆绑抵挡中国移动大规模的价格战、赠送营销效果有限，要求按照重组文件对中国移动实行非对称管制。

结果：ZF认可TD优先，非对称管制暂搁，但ZF不认可合并铁通、承担村通为非对称管制。

第二回合：

1、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改变策略：要求对TD与GSM实行逆向非对称管制，即约束GSM发展，促进TD发展。加上TD阵营施压要求加快推动TD。

2、中国移动担心ZF强行冻结其GSM投资和扩容，决定抢先行动，投资1000亿扩容GSM网络，将GSM网络规模翻倍。ZF意图干预，但中国移动以扩容支持农村建设名义突破干预。同时，中国移动内部组织将TD的SIM卡设计成能用于GSM手机，以图打破TD用户数目标的约束。

结果：政府采纳电信、联通意见，但对移动GSM投资干预失败。

第三回合：

1、中国移动狂扩GSM令ZF陷入震动，加上市场上抢夺用户的过激举动，电信、联通领导公开施加压力，ZF祭起非对称管制法器，一度意图要求中移动GSM市场份额降至50％以下....

2、中国移动以TD提出反制措施，要求将小灵通频率让出给TD，初步获首肯。
结果：博弈交锋中.......

分析：数个回合中中国移动利用TD作为金丝蝉衣护身非常成功，尤其利用TD逼迫小灵通让出频率，实际中国移动已经获得20MTD频率，这是原先打算分配给4家运营商的TD频率总和，已足够发展3－5亿用户。

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会议邀请了好些业界知名的电信专家，中间突然谈到TD，其中一个著名设备厂商战略总监冒出一句惊人话：实话说，我认为TD是伪科学！立即招到另外两个专家的大力反驳，于是专家分成两派充满火药味地争吵起来，一股脑把会议拉跑题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谁也说不服对方，俨然阶级斗争重燃气息。有幸与一个老师交流，得知一个专家不小心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TD是XX，后来被上司勒令做深刻检讨，赶忙发表了文章申明与主流立场保持一致，还有几个专家被追着要签名表态。

专家啊，你们让人民、让政府相信谁？

经过2小时，到达顺义的新展馆，果然不同凡响，场馆很大，进门就是安检，展台美女模特攒动，灯光、音响齐放，官员、记者、专家、博客济济一堂。不过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比较留有印象的是TD－SCDMA联盟的大展台，电信的天翼品牌正式露脸，一些国内并不知名的厂商好像也弄了不少手机方案，但展示的HSPA、EV-D0的设备技术展示已经不再新鲜，还特意在NTT docomo和SKT展台上认真体验了他们的增值业务。

看了不久，在高通展台上碰到被一群人包围的国际电联赵厚麟副秘书长，也是俺的博士导师，见了关心地问起工作、学习和生活，顺便问起几个师姐、师弟情况，如实做了汇报，很快赵老师又被另一群人邀请走了。不久又碰到改做公关的老朋友、原来的通信世界杂志副主编闫跃龙，正带领一群博友和记者忙碌采访，看来他还是没有离开通信行业，打了招呼离开。

不久，又见到IT名博－毕朝辉同志，还有搜狐的陈中，正率领一群BO友准备接受SOHU采访，毕哥真不愧是IT博客的带头大哥，估计将为推动IT博客的产业化发展做出不小贡献。在毕哥介绍下，认识了另外几个也有名的IT博客付亮、宁宇，还有的几个没有很大印象，只好说久闻大名，拜读大作，十分钦佩等等外交辞令。

不久，又见到发改委体改所的史炜老师，史老师是名人也是熟人，两个手下也恰好一个是我的师弟，一个是我做学校辅导员带的学生，陪同史老师看了好些展台，史老师带了大相机拍了不少相片，包括不少美女，后来放在博客上，打算蹭史老师的车回去，发现人太多，提前撤退。后来有见到工信部研究院杨青老师等一行，想蹭车但开车太迟，只好等到4：30坐大巴回来。

想起来，虽然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新技术新设备，但好些好久没见的朋友见了面，通信展的八卦游还是值得的。最令回味的是毕哥带队的一名博客朋友说的一句话，现在重组也完了，3G牌照也要发了，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写的，要不大家在博客上相互捧一捧，或者相互骂一骂。这招整整人气，也许够绝！

     不过最近看了傅教授后来写得博客，感觉有些过头了，尤其是人身攻击有点过头了。项立刚先生对TD的支持不管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个人真心，应当有他自身正当理由，决不至于是什么“走狗”。当然也许项先生对TD和很多专业电信技术的了解可能并不深，也许项先生只是自己用擅长媒体宣传的方式把自己弄成了电信专家，但对他的观点批驳并不应牵涉到品德攻击。

     比如项先生过去主张早发 3G发牌，就这一点就被傅教授骂做洋人走狗，说明傅教授的向国家提建议的方式也许问题。很多电信经济和技术专家都曾主张早发3G发牌，因为不能只从3G技术本身来判断，还要与经济、政治和市场竞争环境来看，当时移动对固网替代加剧，发放3G牌照意味着可以节省相当固网、小灵通的投资，也可以代替2G投资，回头看像韩国和日本早发3G牌照的策略并没有错，还在在增值业务领域获利甚多。

     即便是TD的智能天线技术是造假了，TD只能作为一个步行3G系统，TD就一无用处了吗？也未必就如此，TD和WCDMA都必须借助GSM漫游，从这一点来说，只要能够着力解决好TD与GSM的网间无缝切换，即使TD覆盖范围只有小灵通大，甚至只有WIFI大，TD仍然可以借助这种2G/3G漫游弥补覆盖缺陷，仍可以用作代替GSM的扩容，也可以增加数据速率。像现在中国移动把大把的GSM扩容钱让国外制造商赚，1000亿GSM招标就给国内制造商10％，又符合国家利益吗？

傅教授把一项技术作为大破大立的标准，有点走向与李进良先生鼓吹的TD至上论，鼓吹只有全国倾尽全力大干快上TD才能建设一流强国的极端论调有些异曲同工了。一个决策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政治、经济、市场因素，而不是仅仅偏执于某一项技术，欢迎傅教授继续从技术角度研究TD问题，提出建议，最好用把自己对TD智能天线技术的见解和研究结论用更加通俗化的语言呈现给大家，让更多人读懂，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变成大是大非的政治攻击。当然，傅教授可能想辛辣、犀利措辞掀起舆论关注，但如果走过了，反而让大家忽视了本来该讨论的技术问题，也反而让旁观者和决策者怀疑是否背后也有商业利益。

应当允许傅教授这样的声音存在，同样傅教授也应当容忍其他声音存在，技术问题的是非可以分明，但3G不纯粹是技术，政治和经济的是非应当从多个角度看，如果自身掌握的技术理论去判定别人的人格，并不能使自身受到尊重，这与一些TD愤青或利益者将质疑TD的人扣上汉奸大帽又有何区别。

TD商用已经开始了，有掌声，也有唾沫，有的本是可以预料到的，有的则是出乎意料的，而作为TD芯片厂商凯明的倒下则又掀起了一轮波澜，TD何去何从掀起的争论如火如荼。在TD发展上，国内两派立场截然分明，俨然像把对技术的争议变成类似一种扣帽子的“意识形态”斗争。

支持的TD“左派”把TD上纲上线，宣称TD关系建设科技大国和民族兴亡，要把TD当成一面政治旗帜，号召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大干快上建TD，梦想用TD来全面代替GSM，“极左派”愤青甚至将所有反对TD的人一律都扣上“汉奸”、“卖国”大帽，或者扣上是“国外利益集团代表”的阴谋诡计。

反对TD的“右派”则尖锐指出TD专利份额少、依赖国外核心专利、人为夸大TD技术优势、技术不成熟又落后、研发拖沓、测试作假等一大堆问题，测试中一些消费者怨言颇多，而“极右派”者断言TD是官商勾制造的另一只“华南虎”、汉芯或像韩国的“干细胞造假”事件。

就像台湾选举一样，左派的国民党骂右派的民进党贪腐，右派的民进党骂左派的国民党卖国。在左右派的激烈争论中，夹在中间的ZF进退两难，两头都不是人，又被指责弄虚作假，又被指责缺乏民族大义。但显然，无论朝左还是向右，都将会有深渊，向左大干快上将可能留下一大摊无法盈利的沉淀资产和相应的政治责难，向右放弃将面临指责不支持自主产权的政治压力，ZF在各方诉诸悲情、指责中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似乎只能在追求一种“中间路线”。

对“右派”而言，应当认识TD是一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从TD发展过程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支持大力TSM版本的TD－SCDMA标准挺进成为国际标准，显然是希望首先利用TD打破移动通信设备国外厂商垄断局面，其次是希望降低专利使用费，这种意图实际上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现在对于专利费问题，在ZF压力下国外技术商暂时未发难，TD也并不一定真能降低专利费，但现在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仍大部分是国外厂商的天下，如果用TD替代发展部分2G增量用户市场，无疑可以有助于国产设备商在移动设备市场有所斩获，这是“右派”和所有国人应该认识到的。

其次，作为国内手机厂商一直困扰的“缺芯”难题，TD产业链推动国内制造业向上游芯片领域延伸，组织开发射频、基带芯片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因为缺芯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仍将困扰国内电信设备制造业，芯片产业对其他产业包括军工产业都有比较大的辐射作用，日本敢向美国说不的筹码便是芯片产业，因此也是TD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在TD产业运作上，芯片企业全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愣头青似的新面孔，而不是像日本、韩国一样依托强势技术企业，所以抗风险能力差、研发能力低，对其他产业辐射作用小等缺陷很明显。

对于“右派”而言，对TD目前出现的问题应当具有一定理性预期，尽管TD发展中有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是新建TD－SCDMA还是WCDMA、CDMA2000网络都可能出现如接通率不理想、新业务使用不畅等问题，而主张完全放弃TD无疑将抹杀不少人技术贡献和辛勤付出。在LTE正式商用前、移动2G用户仍增长迅猛的情况下，TD仍存在一定市场空间和时间窗口，不顾国情放弃TD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做法，恐怕并不能保证我国未来利益的最大化。

对“左派”们而言，首先应该正视移动技术发展升级的速度超出预料，这不仅曾迫使不得国内不得不放弃花费3年多研发的TSM版TD-SCDMA而改向开发LCR版本，而当现在LCR版本投入商用时，国外速率高得多的HSPA不仅已全面开花，百兆级的LTE技术也已准备登堂入室。虽然“左派”希望极力淡化这种技术发展压力，如声称TD升级产品即将出来，LTE仍需时日等，但很难想象如果只为了卖设备，动用几千亿建设一张比GSM功能多不了多少，又比国外落后一截，这样保护自主技术标准方式，无论如何都将面临浪费国家巨大资金的指责，而且到底提升还是削弱自己国际竞争力恐怕也有很大争议。尤其用TD打造的国家安全概念更像是“极左派”们的臆想，很难想象采用封闭市场的方式去全力推一项比国际水平落后一、两代的技术会给国家带来真正安全，真正的安全必须要与最前沿的信息技术接轨，否则如此经过几个回合技术竞争后必然重新落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第二个左派希望回避的问题是专利问题。TD在提出的时候，政府开始极力推荐为国际标准的时候，TD当时只是一个技术框架，对TD涉及的专利恐怕并不掌握多少（这是国情政治的特色，当时对TD决策者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人物的“一言堂”式政治决策，国内缺少类似发达国家对重大技术政策实行国会公开听政制度）。专利问题今天和明天实际仍然将严重困扰TD，国外TD专利持有者也实际在静待国内决策。美国一家很小的掌握不多CDMA关键技术专利的厂商叫做Broadcom，前几年开始突然连续向爱立信、诺基亚、高通、北电等所有国际大电信设备厂商提起专利诉讼，竟成功迫使这些大腕各自每年向其交纳上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一旦TD网络发展到一定用户规模，谁能保证这些专利持有者不发难？谁又能真正保证TD的专利费支出不低于其他国际标准？技术标准在国际上从来是共有的，从来没有国家能用技术标准收取产权费用的，利益在于标准背后的私有专利，否则就是一张没有任何意义的纸张而已。

对于“左派”而言，不能盲目不切实际夸大TD作用，而回避TD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客观形势，尤其首先要降低不切实际在全国部署无缝TD网，用作完全替代GSM的期望。TD相对GSM不具多少性价比优势，而与LTE功能相差甚远、专利不能完全自主等缺陷决定了其意义不能被过度拔高，如果将标准争议变成意识形态斗争，鼓吹什么并不存在所谓“五大优势”恐怕最后只能适得其反。从现在TD网络商用试验反映不佳来看，并非像“左派”宣称的是网络覆盖不足的问题，也并非扩大商用就可以解决的，比如TD阵营对外宣传把手机耗电大、通话掉线等都归结为网络覆盖不足，其实这不仅与网络覆盖有关，也有芯片开发水平、设备切换算法实现有关，很多问题恐怕也与比较畸形的产业链运作机制离不开。TD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包括以何种程度投资TD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把握的问题。

那么，理性的TD“中间路线”在哪里？

时至今日，TD的矛盾已经不像2005年以前，当时的国内关于TD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在以大唐为首的TD派和以华为为首的WCDMA派之间，而现在国内所有实力雄厚的设备厂商都已加入TD阵营，都有希望大上TD的强烈愿望，而主要矛盾已转向是制造厂商和电信运营商间的矛盾，即制造厂商希望多卖设备大上TD，电信运营商担心自身被套牢拒绝大上，导致制造商、运营商彼此相互质疑和责难。

TD的理性中间路线，应当兼顾制造商与运营商的利益，兼顾投资市场前景与提高国产设备份额，更重要的是除去浮躁、质疑与责难。最重要的是，在理性路线中ZF没有必要只将TD作为一种科技政绩旗帜，而打造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强大跨国企业比一项并不纯粹的“国产”技术标准意义大得多（三星也是靠代工起步的），也是保证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关键，华为、中兴把自己的WCDMA、CDMA2000设备卖到欧洲、北美的主流运营商手中，其意义完全不亚于TD的意义，同样也可以是ZF的政绩和激励民族信心的旗帜。

可以看到，目前国外3G已占30％的用户市场，而在增量用户市场3G已经占据超过大半份额，在芬兰等国家已经决定停止GSM放号。我国由于3G启动被ZF一再推迟，导致目前增量用户市场仍基本是2G用户，与国际市场发展不合拍，而2G用户群市场过度开发必然导致3G市场发展不顺，GSM发展用户群过大必然导致将来向LTE网络演进的成本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个技术缺陷而又可以是一个宝贵机遇是：在向LTE演进中，无论哪个网络都无法平滑演进，包括GSM、TD-SCDMA和CDMA网都需要更换绝大部分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这样反而使TD-SCDMA在演进上可以与GSM获得相似地位。

因此，对于理性的中间线路，TD的定位不应在于全面替代GSM网，而可以在于满足GSM网扩容需求，也就是说TD可以定位于GSM的增量用户市场，把GSM需求转变成TD需求，只要有GSM需求的地方就有TD的需求。而要满足这个定位，需要在政策上强制冻结GSM扩容，要求GSM扩容全部用TD代替。因为，TD系统与GSM系统有很强的共存性，网络可以实现无缝切换，TD终端全部是TD/GSM双模终端，但同时TD最大的挑战在于性价比优势较GSM无法体现，而冻结GSM扩容，可使TD网络性价比显现出来。这样TD网络成本与GSM网络相比可能并不差，国产网络设备商将可获得空前良机；TD终端价格虽然比GSM高些，但双模手机模式也可以提高国产手机厂商竞争力。

在这个定位上，即使TD核心专利份额不高，也可以提高我国设备制造商扩大移动网络设备市场份额的机会；即使TD网络覆盖不足缺陷，也可以集中致力提高GSM/TD系统无缝切换率减少运营风险；TD的市场风险、TD存在生命周期短和LTE挑战等问题也可以通过与GSM共同演进有所改善。

解铃仍需系铃人，政策调控造成僵局仍然需要政策来解决。着眼于推动国内电信产业升级，冻结GSM扩容和启用新号码，强制用TD来取代GSM的扩容，将可以为TD发展创造出相当市场空间，这将是TD解套的可行的理性中间路线。同时国家应当继续鼓励和督促类似华为、中兴、联想这样的强势技术商进军芯片产业，可以通过提供大量技术资金、建立国家级实验室等方式补贴，帮助这类强势技术企业降低芯片开发风险和扩大芯片产业辐射效应。

看到多家机构重组后市场竞争做了研究，比如瑞银断言看好网通，也有国内证券公司断言电信可成为老大，也有更多投行机构仍看好中国移动，究竟重组后谁主沉浮，这里也做个大概比较。

1、  资金实力比较：

如果目前重组，三家的家底是，新移动年收入3700亿，新电信年收入2100亿，新联通收入年1600亿，新移动仍占据半壁江山，收入大约相当新电信与新联通的总和。从现金储备来看，新移动远远高于新电信与新联通，估计虽然铁通可能背负的债务也有可能达到200－300亿，但新移动的储备金仍将达到天文数字般3000－4000亿，远比新电信、新联通财大气粗，新电信如果收购C网估计要搭上所有现金储备，估计还需要增资扩股才可解决资金。新联通虽然C网债务包袱可以甩出，但考虑历史债务和网络扩建压力，实际现金储备也所剩不多。

从利润和融资能力看，新移动也处于绝对强势，如果按电信、联通同样的财务口径，新移动的利润可达1000多亿（目前中国移动的GSM折旧期已改为3年，而联通GSM为7年，小灵通为10年），是新电信和新联通利润之和的3倍以上，而市值高达3000亿美元，也是新电信、新联通之和3倍以上，实际资产负债率不到新电信、新联通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新移动的资金积累、资产融资能力远远高于新电信和新联通。这种能力实际奠定了中国移动具备开打价格战的强大本钱。

全业务经营后在中国市场上价格战仍将是最有利的竞争武器，而资金和财务优势可以通过价格战转化为市场控制力，因此中国移动价格战上具有竞争对手不可比拟的实力。目前看电信价格管制可能会继续放松，如果中国移动决心通过价格战巩固市场份额和扩大自身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化解新电信、新联通的业务捆绑威力，对新电信、新联通产生强大杀伤力，甚至使这两家竞争者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同时自身仍可保持可观利润，但这样可能冒管制机构对其加强约束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第四次重组。

2、  中国移动优劣势和策略：

除了资金优势，中国移动名义客户群超过4亿，估计还有大量低值用户并未计算在内，大约是其他竞争者的总和，而且用户ARPU值最高，虽然中低端市场竞争可能加剧，但其他竞争者要抢夺其中高端市场并不容易。中国移动语音业务所占收入比很高，个人用户市场占据统治地位，重组后中国移动仍将是语音业务的王者，一段时期内开打价格战不仅不会削弱自身，反而可因为能够替代固网而巩固其语音业务强势。政企客户和数据业务是目前中国移动的软肋，重组后中国移动可能会大举进攻这两块，尤其抢攻政企客户市场可能很快对其他两家竞争者形成相当打击。

吸纳铁通虽然拉低移动的人均生产率，但加上铁通后，实际上移动的全业务竞争力会有所增强，对公司而言并不见得是坏事。对新移动而言，从目前看被迫建设TD是其面临最大变数，如果国家执意要移动动用超过1000亿甚至2000亿资金投资TD，甚至可能要求冻结移动启动新的GSM网号来保证TD发展，移动将不得不面临TD技术带来的市场挑战。倒不是因为资金问题，而是一旦投入TD太大，移动将势必被迫把相当部分市场精力转向TD，这样无疑会给竞争对手带来机会。能否利用TD这张牌打好政策牌，将是中国移动的一次考验。

3、  中国电信的优劣势和策略

对新电信而言，获得联通C网虽然远不如获得G网，但肯定强于建设任何制式一张全新的移动网络，因为新建一张移动网络至少需要2－3年才能形成竞争力。C网运营最大的困扰是高通垄断造成芯片和终端价高，产业链薄，使联通对C网的终端补贴甚至远远大于其利润额，这种挑战恐怕仍将是新电信难以解决的。无论怎样进行业务捆绑，巨大的终端补贴始终将是一个很大制肘，加上组织C网产业链和弥补网络需要一段时间。可以判断，如果说获得G网的电信可以挑战移动，而获得C网将的电信要想抗衡中国移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网优势在于数据业务，中国电信的互联网数据业务也有优势，两者结合将可使中国电信的数据业务处于领导者地位，利用数据业务来最大限度拓展绑定用户来是电信的优势所在。不过数据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目前仍困扰全球所有电信运营商，高昂投入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同时新电信拥有最大的固网资产将在未来全业务竞争中贬值最快的，提高资金、资产效益将是摆在新电信前的一个关键课题。C网向EV-DO演进的成本最低，新电信在向3G演进中相对处于有利地位，但目前看3G对现有市场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像原先想象大。

政企客户与宽带市场是电信的优势，业务捆绑将是新电信的主要竞争手段。目前与固定电话捆绑的威力恐怕已经不大，将主要依赖捆绑宽带，目前宽带只有4000万用户，电信将寻求最大限度发挥捆绑效应，预计把家庭客户、政企客户群最大限度延伸覆盖个人客户群。电信还希望捆绑信息应用业务，但可惜似乎仍未见到有对移动真正有杀伤力应用业务。

4、  中国联通的优劣势和策略

对于新联通而言，最大的困扰将是内部整合，如果能够快速完成内部整合，合并的后竞争力可能将会比较新移动与新电信提高更大。在北方10省，网通加上联通GSM网，将可能对移动发起比较有力攻势，有可能在北方形成抗衡中国移动的局面。新联通在南方21省丢去双网互博的困扰和完成内部整合后，竞争力将也会明显增强，资产效益也可提升，但恐怕还远不能与中国移动匹敌。如果新联通采用WCDMA标准，比起移动采用TD－SCDMA更加成熟，不过这样三家运营商各自采取不同的3G标准，WCDMA在国内的规模效应可能并不非常明显，其优势和对市场的影响也会不如一些人想象的大。

联通一个弱点是GSM网的频段资源先天存在不足，只有6M频段，严重制约着网络发展和服务质量提升，可能会很快需要补充频率或者申请WCDMA牌照来解决频率问题，也会有不小的网络建设压力。新联通在语音、数据业务的竞争力上要比新电信、新移动要平衡，固网贬值的压力要比电信小，G网运营规模和较电信C网大，而目前数据业务还比移动有优势。整合初期，联通与电信的收入规模差距可能会有所加大，但整合后，联通和电信的差距可能走向会缩小，甚至可能超过电信，但要超过中国移动恐怕还远不现实，毕竟中国移动的收入规模可能不久就会达到新联通的3倍多。

综合来说，重组后新移动的资金、利润、融资能力远远领先对手，价格战竞争力超强，全业务竞争初期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还可能会上升，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市场的强势主导者。虽然存在数据业务短板，同时可能受政策不利因素影响最大，但超强的现金流能力使中国移动在市场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新电信将是数据业务的领导者，但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语音分流的巨大困扰，可能将主要通过发展数据业务和捆绑信息应用业务来谋求稳定语音市场，重组后一段时期内用户市场份额可能上升，但可能面临较大利润下降和财务压力；新联通业务竞争力和资产利用较为均衡，内部整合将是个难题，但整合成功后的发展潜力可能最大。

从公司内部机制看，中国移动整体管理水平最高，内部机制适应变革能力较强，执行能力较强，企业文化领先，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强力竞争的洗礼，铁通并入后，对其自身机制和文化影响估计可能有不小的冲击；中国电信的制度比较健全，内部运作稳重，经营战略清晰，但机制比较僵硬，内部变革受阻大，人力资源管理滞后；中国联通内部管理较为灵活，但基本制度较为薄弱，企业文化杂乱，战略失误较多，加上网通的政治和斗争氛围浓厚，内部融合有不小的难度。

预计全业务竞争后，三强的竞争将会使国内电信资费进一步下降，尤其语音业务会进一步低值化，因为大家都存在低值化语音的动力，如新移动将语音业务低值化可以进一步分流固网话务，而新电信、新联通在业务捆绑中也可能会选择让语音业务低值化以突出其数据业务竞争优势。

预计在所谓进入3G时代中或今后5-8年中，恐怕没有运营商能真正挑战中国移动的霸主地位，真正的竞争时代将在进入无线宽带4G时代，届时语音业务收入比例最高的中国移动可能真正面临免费无线VOIP和更智能化的IPHONE、GPHONE业务的巨大冲击，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有线宽带业务和语音业务也都可能面临性价比更高的无线宽带冲击（无线宽带也许带宽赶不上FTTx，但可以做到成本远低于FTTx，做到性价比高于FTTx），这样反而使所有运营商可能站在同一线上竞争。

看了IPV9技术专利开发者、“XX部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组长”谢建平先生介绍自己的技术，遭到很多网友的猛烈炮轰，虽然一看有很多漏洞，但俺想俺对IPV9技术不是专家，俺又想做个文明人，做个纯粹的人，不能看风就是雨，动不动就是又加入所谓“炮轰”阵列，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为了不轻易冒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利于建设能够左右世界的科技大国，还被骂做“汉奸”、“洋奴”、“崇洋媚外”、“喜欢外国月亮”的风险，本着对自己负责，对博客人民负责，对国家安全意义的负责，对“XX部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组长”这个光荣头衔负责的态度，本着对能够创造“2万亿”市场和“每年节省5000亿”外汇技术的尊重，我毅然花点时间在GOOGLE仔细查了查资料，希望多了解点，最后感想如下：

一、     对IPV9技术的困惑

看了网友可能从专利系统里查出的IPV9专利技术介绍，与3721推的中文域名技术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这样意义恐怕不到中文域名的1/10，比如用http://111333333333”来上新浪网的，估计只有两种人，一种不会输中文，一种有数字记忆癖的人，要不改名旧叫4728更恰当。

也许为了提升IPV9意义，所以IPV9必须要与国家安全意义挂钩。既然是IPV9，我像也可能也与IPV4、IPV6一样设计了自己的帧格式和底层安全技术特色，不过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到，不管3721总还像是中文域名，难道就是把IPV6的地址字节加长点变成IPV9，就像给猫加个老虎尾巴就成了“老虎”，再看这个工作组介绍IPV9是与IPV4兼容，这样国内IPV9用户可以上国外，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域名解析让国外的用户上不了国内IPV9网络，这样就轻易解决了安全问题，看来政府信息安全专家们应该好好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解放军战士，向公安武警战士、向广大爱国侨胞深刻检讨，怎么当初设计CN域名、中文域名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容易的办法。

二、     对谢建平先生的钦佩

一查有关介绍，原来谢建平作为化工研究所所长，还研究过美国星球大战，提出过隧道激光理论，研究过纳米技术和材料，并且用一个括号解决了世界级的IP地址难题，组织几十个拿着一、两千元的技术人员开发出了IPV9这样具有2万亿市场前景的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心里敬仰之情不由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实在是高，身兼化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学家与一身。杰出的人才造就突出的贡献，可每年少交5000亿互联网费用给美国(国内互联网产业每年总的产值还不到1000亿，电信运营商大概400、500亿（运营商买的互联网设备可能少于这个数），增值运营商大概200、300亿)

三、年画老虎感想

自主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巨大市场，这又似曾相似，谢建平先生宣称：IPV9可以给国家带来2万的巨大市场，可以每年免交5000亿元给美国，如果IPv9能够顺利产业化，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和美国抗衡的网络科技大国，甚至左右世界。

这里忍不住得罪一些人调侃一下，估计这先生的宣传与电信业李XX先生宣传的4－1机标准如出一辙，“自主”知识产权、“国家安全”、“1万亿”市场，如果大力推广就可以建设电信强国、科技大国。不过政府可能会有了经验，不敢轻易让人顺着这杆就爬上去了。出于对专家们的信任，我敢肯定这IPV9技术肯定不是年画老虎，但不过你要组织抓的话，估计可以抓到一只狸猫。年画老虎最大的愚蠢就是人家什么逮不着问题就马上暴露了，可把狸猫吹成老虎就高明得多，组织“专家们”论证这就是一只“小老虎”，演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就好了,即使不是老虎，毕竟是自己的狸猫，毕竟也大有保护意义，毕竟能抓老鼠、能上树还不伤人，毕竟有很多很多...。

不过最佩服谢建平先生的公关政策能力，有新华网和不少主流媒体赞扬他和他的IPV9的文章，还有浙江大学教授与其共同唱和高赞IPV9重大意义的文章，不过后来分钱不均又闹翻了，于是谢被合作的教授指为骗子。不过谢建平先生最失策的做法是把合作的专家得罪了，结果专家不配合，还要出来讲他是个骗子。最令人吃惊的是堂堂中央D校几个估计压根不知IPV6为何物、意识形态博导随之打鸣高唱“IPV9关系国家安全”，还弄了个课题报告，除了渲染意识形态外了多了不少神奇的“创新”，比如称“IPV9是IPV6地址的4倍，是IPV4的16倍”，又把“5000亿”给搬出来造势。

下面是一些收集的材料：

一、记者采访谢建平：谢建平研发IPv9的过程让人感到离奇。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研究所一直是关注纳米领域的，研发IPv9渊源于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搞了很多大胆的科研计划。首先是星球大战，研究项目涉及到星际通讯；其次是生物技术上面，譬如人体的细胞、DNA，需要确定具体位置分配IP地址；再次是纳米技术，纳米的定位，也需要大量的IP地址。与此同时，美国提出了IP语音通讯。这一切技术的研究，都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技术——IP地址分配。当时乃至现在世界上采用的都是IPV4，这就导致IP地址远远不够，甚至研究中的IPv6也无法满足IP地址的需要。于是美国人提出了IPv9这个概念，同时IPv6当时已经在美国进行试验。星球大战计划戛然而止，IPv9的研究也宣告失败。美国总结出来的经验是，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而且难度巨大。第一个困难是激光技术。激光在穿透大气层到200米的时候，大气层产生等离子体导致激光无法穿透，功率加得再大都没有用。1989年我提出隧道激光理论，后来在美国海军基地做实验，让美国人感到特别吃惊，结果是：行！这也让我在美国的发明家圈子里成了名人。

二、浙江大学博士导师平玲娣教授在2005年10月12日 14:23:57 写给某记者的第三封电子邮件，她信中写道：
         沈编:您好!
         我欣赏您的执着与真直!
         我们被谢建平骗得气不打一起来，本来92年底要付的合同书钱，到现在未付完。
         澳门ipv9设备主要浙大的，展出后冯成老板给谢建平600万，我们几十万不付!
         谢建平找个单位合作，东西到手就不付余款，再换个单位骗，反咬没做好,我们设备近4年了，4年pc机也要换，他要不付钱又几十年先进!!!我们骗惨了!
         工作很忙，钱又少，打官司实在太累!谢弄到600万(主要用我们设备骗)，财大气粗!
         我们没办法!本来好好干在体系结构上创新!谢建平这个网络计算机都不懂的江湖人把教授骗倒!大老板中骗倒!中国史上笑话,沈编您说怎么办?????????但有人支持...
    
      best regards,
                    ping

三、2004年12月22日,我曾采访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钱华林研究员,并向他请教有关"中国IPv9"的问题。他简要谈及了6点看法:

　　(1)上海的"中国IPv9"与全球ICANN的"IPv4"、"IPv6"的IETF标准无关。

　　(2)什么是"数字域名"发明?全球域名LDH中的"D"便是"数字域名"的缩写(LDH是"Letter Digital Hyphen"即"英文域名字符"的缩写)。

　　(3)把"数字域名"当作专利,这与拿"8848"、"3721"这种数字去登记专利有些类似,缺乏严谨性。

　　(4)上海的"中国IPv9"、"数字域名"与IETF的"数字域名(ENUM)"不是一回事。

　　(5)关于上海的"中国IPv9""数字域名"插件安装与韩国Netpia公司Keywords服务操作(PC设置)的相似性问题,钱华林老师认为:上海的"中国IPv9"操作(PC设置)与韩国Netpia公司Keywords(关键词寻址)服务操作(PC设置)相似但本质不同。

　　(6)IPv6己足够全球互联网使用,没有必要再开发一个成本更高、说可以永远用不完的IPv9。全球TCP/IP协议(IETF)把IPv4向IPv6发展是因为IPv4地址资源不够,但是从IPv4向IPv6转移的成本很高、技术过渡都曾遇到过很多困难。

四、自于1994年4月1日发布在著名的RFC编号为1606的文档。在这个名为《使用IP版本9的历史观》文档中，言辞确凿的指出了IPv9的很多可取之处，曾引起业内普遍的“轰动”。

但这个文件被认为是一场恶作剧。因为其发表日期正好是愚人节，另外文件最后的结论非常搞笑：不研究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

谢建平：美国人找到我了，他给我们看了当时的文档，我们也觉得很怪，是4月1日发布的！后来我们了解，这个文档还是相当严谨的，是美国互联网标准组织ITF做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才发现IPv9不能解析。这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这个技术不能突破，我的研究将和美国的星球计划一样，面临死亡的危险。

同样不能解析的问题也出现在IPv6的研究上。1990年美国开始研究IPv6，却直到1994年却还无法推出，1999年也不行——在实验室试验可以，商业化就不行。

1990年美国IPv6文本中，IP地址的表示方法为：FF：FF：FF……FF，总共128位。冒号表示URI的端口号，但是在输入这个冒号的时候却时而要和URI的端口号发生冲突，所以无法解析。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方法，加上一个“［］”。在计算机语言的表述方法中，除“［］”以外，所有的标点都有了特殊的定义。于是后来，IP地址的表示方法就变为：［FF:FF:FF……FF］。是中国的比尔·盖茨，还是妄想狂？

四、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之地。”谢建平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谢建平宣称，2000年7月，香港汉华估值有限公司对谢建平数字域名的最终估值为173亿港元；2003年7月，“十进制网络应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资委下属上海上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为68亿元人民币。还只是发明人的个人财富。谢建平估计IPv9所形成的巨大市场价值有20000亿元。一旦IPv9全面商业化，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有的网络市场进行重建。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政府没有一分钱的投入。　　

　按照谢建平说的走法，记者走进了“上海银行”旁的一条小胡同。破旧的路面以及残败的房屋，立时让记者想起武侠小说里高手出没的地方，不过差了风和树叶。幸好天公作美，上海下起了小雨。当雨水冲刷干净墙面上的灰尘，记者终于看见几个字：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见到了谢建平。干净的外表，整齐的“梳妆”，丝毫没有“爱因斯坦”的感觉。用谢建平的话来说，他们是在做一项伟大的对人类有积极贡献的事业，自然精神亢奋。这种亢奋体现在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当天是星球六，却并没有影响研究所里人潮涌动。研究人员们正紧张的测试着设备，因为这批设备马上要运往澳门。既然是伟大的对人类有积极贡献的事业，研究人员没有加班费在谢建平看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谢建平出示自己简历的时候说，看到这些，你是不是感觉到很惊讶？谢建平，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所长。1968～1982年开始从事机械、流体力学及高分子材料研究；1980年开始食品级抗菌抗病毒材料的研究；1986年获中国新发明新技术金质奖；1986年研究电缆材料，同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并被机械工业部电缆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1989年研究激光理论，提出隧道激光理论并和美国及台湾等学者共同申请了专利。此理论现已应用于强激光在大气传输中的特殊用途，如卫星、导弹和其相互关系以及大气激光通信等；

993年开始互联网基础理论算法的研究，1998年和同事申请了发明专利。“采用全数字码给上网的计算机分配地址的方法”等多项专利。

　谢建平说：“其实我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名片在显赫的位置上记下了他的发明多达八项，涉及激光、食品包装、电子等多个行业。

　　几乎“招待”每个记者，谢建平都不忘搬出笔记本和投影仪，然后给记者观看让他骄傲的照片和资料。在这个过程中，谢建平便将他的研究经过侃侃而谈，从天文到地理，从星球大战谈到激光、纳米，从他与科技部的交流到与澳门接触……　　这些谈话已经让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许过于激动的他并不擅长揣摩记者的内心，太多“高深莫测”的东西从他的口中吐出，让记者不得不环视这个破落的研究所，然后觉得漏洞百出：真的么？为什么这些照片中都没有你本人啊？“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低调的，”谢建平说，“这个化工所占用的房屋，也是朋友无私赞助给我的。”

谢建平善于鼓动性言词，以此笼络了一批人为IPv9奋斗。他说，“我这个人很讲义气，我做什么事，首先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兄弟。”　

五、2002年7月31日，《数字域名规范》作为行业标准开始实施，并列入2003年国家标准制定计划；2003年8月，信息产业部和税务总局将“数字域名规范”列为税控装置标准内容之一；2003年12月，国家信息产业部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通知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十进制网络技术获得信息产业重大发明金奖；2004年上报和立项了十进制网络和数字域名的六项国家强制性标准；2004年7月，《采用全数字码给上网计算机分配地址的方法》发明专利，相继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巴西、南非、朝鲜、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获得授权。

2004年11月18日，“新一代安全可控网络技术平台——十进制网络（基于IPv9协议和数字域名）技术标准和产品化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韩俊、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何新贵、原铁通总裁彭朋、国家广电总局数据广播中心主任杨世雄均作了发言，对IPv9做出了高度评价。北京大学、中国网通、国家广电总局数据广播中心等单位正式宣布加入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

谢建平：2003年7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期间，“数字域名”和“十进制网络技术”成为两国首脑技术交流的项目之一；2004年8月，与韩国浦项签订有关合作协议。其实早在2001年1月，韩国浦项制铁已经就韩国推广数字域名和我洽谈过。

浦项派了很多工程师到上海论证IPV9，一致认为IPv9很不错。我告诉浦项制铁，这个协议要想成功需要很多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浦项制铁如是回答：谢所长，一般企业是承受不了这个代价的，我们具备长远的目光和准备。

于是我们和韩国浦项制铁签订了保密协议和授权协议，让韩国浦项制铁基于IPv9独立开发产品。目前已有30万部基于IPv9的浦项IP电话投入了试用，也极有可能做IP通讯。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收取专利转让费，等到浦项制铁的试验成功，我们会收取。

2000年前后，中国电信投入3亿元，让IPv9网络技术在上海市长宁区、金山区等地区进行了小范围商业试验。一套可支持300万户的数字域名解析系统负责金山区及全国的数字域名解析，日解析次数达1000万次以上。包括工商网、税务网等基于IPv9的网络运行，验证结果安全可靠。此外，已有应用意向的还包括：公安部文件批准的全国安防系统工程(在2003年“非典”期间已投入使用)、全国数字电视网、全国税务网、浙江大学IPv9网络试验工程等等。

2004年8月16日，“十进制网络及IPv9项目评介”在澳门创新科技中心举行，探讨在澳门应用该技术的可行性等。谢建平表示，希望可利用澳门作为平台向全世界推广。

澳门创新科技中心主席丘竹及中国铁通原总裁彭朋分别以《网络在亚太区的远景》、《信息交换解析中心之应用》为题发表讲话。

2004年11月底，谢建平携IPv9再度登陆澳门，并参展澳门回归五周年，他准备在澳门做一个小型的运行中心，将澳门、上海、奥地利、韩国连接起来。

六

谢建平亲密的合作伙伴——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潘雪增教授却向记者表示，现在中国正在研究IPv6的科学家获得了国家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资金支持，他们却分文没有。虽然在2004年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公开表示支持IPv9的研究，但不表示浙江大学会投入资金。
　　xinchan部科技si的有关的领导已经表明了对IPV9项目的支持态度，并希望赶超目前热门的IPV6，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投入。“我们现在是拆西墙补东墙，利用其他研究项目的经费来维继。”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成员平玲娣说。年近古稀的潘雪增告诉记者，到北京开会，他只住80元一夜的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