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听证会纯属虚构，至于何时会开，欢迎垂询足协。

    前阵子，哈尔滨搞了个水价听证会，13名代表多为赝品，惟一的真代表刘老师抢不到话筒，用矿泉水怒砸主持人，如愿成为次日头条。看这条新闻时，我的思维飞了，我又回到了足协办的反赌球听证会上。

    我可以保证，这个听证会的代表都是真的，有《体坛》的马德兴、《足球》的李承鹏、《体坛周报》代表、主流媒体代表、球员代表杜威、教练员代表贾秀全、前主席谢亚龙、老局长袁伟民、评论员代表潘采夫、球迷代表梅东。

    在这次听证会中，各位代表畅所欲言，直言中国足球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次反赌是一场及时雨，有良知的人们发出最后的怒吼。每个人的发言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两翼齐飞中路突破，语言也是水银泻地全攻全守。那位根本插不上话的梅东代表，情急之下将一只足球鞋扔向听证会主席刘建宏，刘建宏破例违规安排梅东代表发言，这才有了他向在座代表的一一发问，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马德兴】“马老师，我是读着您的报道长大的，看到您为中国足球累得头发日渐萧条，我都忍不住掉下眼泪，我觉得您应该入选“感动中国”。但是我有个疑问想当面问您，这次反赌之前，我为啥从没见您报道过赌球呢？依您对中国足球的深厚造诣，您对赌球这事应该门清，我猜，您一直忍着不说，忍受着打死也不说出真相的屈辱，就是为了厚积薄发，暗中和有关部门配合，一举端了他们的老巢。这个时候，您才开始登陆央视，向全国人民讲解您是如何潜伏的，如何对坏人早有洞察。请允许我向足球界的余则成致敬。

    【李承鹏】“李老师，我最喜欢读您的足球评论，常听您的单口相声《骂足协》，那真是一种至高享受。我知道，足协迫害过您，连发布会都不让您参加，所以您才跟他们死磕。我这次想知道，我为啥从来没见您评论过赌球？你们广东是赌球的发源地，您对哪个俱乐部和球员赌球了比谁都清楚吧，您不把他们一一指出来，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我至今记得您骂马德兴时的英姿，难道，您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吵嘴之中去了？

   【体坛周报】“《体坛》的老师也在这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体坛。我是眼看着《体坛》火起来的，你们的记者喜欢跟明星合影，为了证明你们没编假新闻，虽然以前编过。当然，你们以前也报过黑哨赌球啥的，但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们报道的，跟俺们球迷了解的一样少的可怜呢？你们报的我们早都看出来了，我们不知道的您也没咋说。王珀赌球很难查吗？你们的记者真的调查不出来？

   【潘采夫】“这位潘老师我知道的，您虽然不懂足球，但写足球的热情不低，喜欢抖个机灵甩个包袱，好像众人皆醉您独醒。但是，反赌球这么大的事，您之前写过一句吗？骂国家队骂足协骂体制骂环境，没有您不骂的，除了赌球。您一句赌球也没写过，不敢写还是不了解呢？我想您是不知道吧，您这职业素养在哪里漂流着呢？骂足协这事白痴都会干，您跟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有啥区别？求求您了，回家跟师娘再学几招吧，您就别到处骗稿费了，现在报纸挣点钱多难呐。

   【杜威】“杜威是俺们老乡，河南的，河南人的优点是实在，能忍，怕事。但我得埋怨你了，朱骏把你欺负成那样，你咋一句话也说呢？他说你比赛有问题，还扣你工资，那是在说你打假球了，你骂不还口，唾面自干，那是不是说你真的赌球了？在这听证会上，你还是个闷葫芦，你到底怕什么呀，都指望着别人站出来，自己享受胜利果实？俱乐部欠你们工资，逼你们打假球，不让你们转会，把你们当奴隶，你们竟然一点都不反抗。说你们不是男人吧，你们喝酒打架倒是挺狠，宾馆开房也干劲十足，那咋见了老板就成了阮小二了呢？当然了，如果你们真赌球，我就不说啥了。

   【贾秀全】“贾指导，你是我的偶像，想当年你踢球的时候，那是血性好男儿，当教练以后，您也指过隋波不正常，那至今是教练里边惟一这么干过的，我佩服您。但我现在觉得您有点软，老板说啥就是啥，服从得没有底线了。要说俱乐部和球员赌球，哪里能瞒得过教练，可我咋见不到一个教练站出来，拼着饭碗不保也要揭发丑恶，这才不枉为好汉子，饭碗就这么重要吗？真的离不开这个烂圈子吗？或者，难道你们是看到了龚建平的下场？不问了，不问了。

    【谢亚龙】“谢主席，我就不问您啥了，反正您肯定会说啥都不知道。中国足球都烂到底了，这赌球问题，您要是真不知道呢，那肯定是智商有问题，您要是假不知道呢，那就是道德有问题，您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赌你选脑残，脑残不会被双规。

    【袁伟民】“老局长，您是我很敬仰的人，您的回忆录我都看了。写到足球的时候，您也做了自我批评，说您忙别的事，没怎么顾上管足球，您有责任。这一段我有点好奇，就想当面问问您，您到底忙的什么事，能比中国足球灭亡、举国球迷心死、百亿资金打漂这些事更重要呢？

   潘采夫

　一、资料及其来源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但一个社会在相对集中的时期大量出现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杀，这本身是不正常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一个社会正常历史变化中出现的常态社会问题，比如由于遗传、环境、宗教、姓别和某种年龄阶段特定的现象。也就是说，本文观察自杀现象的视角，不是通常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剖析。本文选择年限为1949――1976年，是为了突出毛泽东时代这样一个特点，实际统计主要案例，以1950年以后为主。本文所有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A、当事人已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

　　B、作者访问和朋友提供。

　　C、《内部参考》（此书为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22日创刊，参考消息组编辑。供当时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以下所引本书资料直接注明年代、期号和页码，不再另注）

　　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意义，是因为这一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惊人，它与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关的。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挡案检索统计出来（在挡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所以本文只能根据有关回忆和少量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分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如下几类人物：（1）作家。（2）学者。（3）名演员。（4）科学家。（5）大学生。等等

　　1、“反右”前的情况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授朝、“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这些政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却没有变化，这就是：整人。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着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3]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新政权的本质。

　　五十多年以后，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回记：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太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状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受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5]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二月八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

　　（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

　　(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

　　（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

　　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60号155页，《华东部分地区春荒严重有些地区已发生饿死、自杀现象》。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地改革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农十四人，地主九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三月三日止，已发生自杀案三十六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二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七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四百一十八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百分之十四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十二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三月，将三十二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三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十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五百三十六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一月六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么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六十一岁的老工人邱馨齐，一月七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一百三十三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副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地主十三人，富农十八人，雇、贫中农一百九十三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5年237期231页，《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五四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一千零八十六起，死亡三百八十六人；一九五五年十个月有一千二百四十六起，死亡五百一十七人。

　　根据今年十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

　　（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在机关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人，在家庭妇女中有三百二十六人，在学生中有七十五人，在军警中有十三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十九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一百七十九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一百零九人。其中，党员四十七人，团员五十七人，群（二）自杀原因：

　　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如特务分子陈立刚，一九五零年接受特务机关派遣由越南回国，混入我厦门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混进公安干部学校任政治助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以后，畏罪自杀。又如混入党内并篡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普及佛教会分子袁永安，一九五零年参加道首集会，并且以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掩护道匪活动，吊打群众，也在这次运动中畏罪自杀身死。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如景西矿区潘涧子村大华矿工人郭换景，曾向大台派出所交代出在日伪时期当过兵，参加过一贯道，卖过枪的事实。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积压一人多月没有处理，郭换景产生了顾虑而自杀身死。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三百九十五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1952年到1957年四月前发生有关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常态社会中出现的自杀现像是比较少的，只有少数几例。这些自杀现象中，绝大多数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四九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官方报道中，只发现两起，而且均是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四十二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对于1957年“反右”时自杀的人，当时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曾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都没有得到重视。1957年，“鸣放”开始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写过一篇《冰心对我党整党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20]

　　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他在第五条建议中说：“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21]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一种无奈的抗议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不断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样的事件却还在屡屡发生，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到了1966年的“文革”，这样的事件更达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内部通报过的二十九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时间。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是没有报道的，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二十九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肃反时：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

　　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推荐书目   不分顺序

1、《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理由：最好玩的一群人，写的有趣的一本书。
2、《民主的细节》                   理由：书名即可入选，虽然并不解渴。
3、《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     理由：它告诉我们，东欧比我们幸福得多。
4、《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理由：老外维权，很感人。
5、《常识》                         理由：今年最好的时评书。给时评人拔了份。
 6、《可爱的洪水猛兽》              理由：虽然成了骂不得的当代鲁迅，该表扬还是得表扬。
  7、《梵高奶奶的世界》             理由：买了好几本，挨个送人，赠语：你可以画得像奶奶一样好。
8、《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理由：告诉了我们，政治照片造假过程。
9、《我们台湾这些年》               理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王晓渔曰：你的美丽，我的哀愁。
10、《一个女人》                    理由：读得流连忘返。
 11、《废都》                       理由：书中的一切都成了现实，天才之书。
 12、《赴宴者》                     理由：严歌苓一贯好。
13、《朝闻道集》                    理由：周有光，最后一拨文化大家了，越老越反动，赞。
14、《目送》                        理由：这本一般，为《大江大海1949投一票》。
15、《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  理由：牛逼学者都说它牛逼。

 
增补书目  不分顺序

1、《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理由：情怀之书，不致敬不足以平民愤。
2、《五十年代的尘埃》              理由：唐德刚，失去家园的海外畸零人。 
3、《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本选粹》、

《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本评介         理由：极具价值的一套书，我们曾经有那么好的小学语文，悲愤！
4、《小淘气尼古拉绝版故事》        理由：读了半年，每篇都捧腹大笑，每次只读一篇，舍不得读完。
5、《写作这回事》                  理由：斯蒂芬金说给文学青年的掏心窝子话，让我重树写作信心。
6、《格萨尔王》                    理由：友情推荐，格局很大，遗憾不小。

晓渔这篇写的极好，相比这篇，我那篇书评非常狗屎。推荐阅读。

书评人：王晓渔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看到久违的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一面心潮澎湃，一面黯然神伤，想起陈升的那首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翻开《我们台湾这些年》，这种感觉再次浮上心头。作者廖信忠年届而立，按照我们论资排辈的光荣传统，回忆的资格都还没有。但是，他在这三十年间经历的点滴往事，很多草民倾其一生，也未曾感受。

作者廖信忠1977年生于台湾，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读来，随后考研未遂，然后入伍、工作“泯然众人矣”。但是一生的长短，有时和年龄无关，而是取决于时代。

“民主香肠”和“绿色小组”

廖信忠经历了台湾转型的主要过程，从美丽岛事件到国民党解严到大选。作者是一个在场的旁观者，美丽岛事件、国民党解严，他处在童年时代，2004年大选，他又在部队之中，现役军人保持行政中立，不能公开讨论选举。我们无法从《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里寻找到重大事件的揭秘、亲历，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呈现了一个那么远、又这么近的“美丽岛”。

关于早期的党外运动，作者想到的不是主义、不是理念、不是候选人，而是“民主香肠”，当时的烤香肠小贩支持党外运动，每次党外人士的场子移动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以至出现“民主香肠”的说法。年幼无知的作者跟着爸爸“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政见会常常有名嘴助阵。民主在精英那里可能是慷慨陈词、可能是漫漫铁窗，但是对于民众而言，他们除了关注候选人的演讲，还有名嘴们妙趣横生的舌头，热乎乎的香肠。

或许，有人会说小贩未必支持党外运动，他们只是做生意，哪里有场子，就去哪里卖香肠。即使小贩逐利而去，他们的去向也能够说明党外候选人的政见“有利可图”，说明这种活动人气旺旺。围绕候选人的观点，不同身份的个体可能会产生分歧，但在热乎乎的香肠面前，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书中提到，“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警察一起吃香肠”，抗议者和警察从表面上看是对立关系，通过“民主香肠”又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解严之后，当局依然控制媒体，把社会运动视为“暴民”的煽动。这时，一个叫做“绿色小组”的民间媒体，扛着摄像机到处流窜，拍摄各种抗议场景，限于拍摄条件，有时镜头晃动，有时还会出现跟着抗议者向前冲或者逃跑的画面。这种“地下媒体”，吸引了大量“地下观众”。作者虽然只有十岁上下，也被这种具有震撼力的视觉镜头吸引，后来到了大学，才知道很多同学小时候都接受过这种纪录片的启蒙教育。近几年，随着网络、手机技术的提高，出现“公民记者”的说法。但是，“绿色小组”的存在，说明公民记者的出现，主要不是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公民意识。正如“绿色小组”的出现，不能单纯归结为摄像机的普及。

近十年台湾好戏连台，按说有很多观赏点，不知什么原因，作者的回忆有些单调。即使如此，其中几个细节依然过目难忘。媒体从管制走向开放之后，出现激烈的竞争，记者总是冲锋在前。有次台风，记者在水淹及胸的地方现场播报，观众正准备被他的职业道德感动，忽然看到画面后方一个民众骑着脚踏车飘过，原来记者是蹲在水里进行播报。看到这里，我只是觉得有趣得很，并不认为这种细节说明媒体开放之后会出现乱象，因为在竞争的媒体环境下，这种具有创意的造假行为很容易现出原形。军队国家化，这是六十年前就反复提及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但是看到作者讲述自己在军队的情形，长官如何三令五申，禁止谈论大选情况，还是有些破天荒的感觉，这对作者可能是一件小事，放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

“喝茶”和“被自杀”

美丽岛的美丽，不是从天而降。书中反复提到当年台湾流行的一句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警总是一个神通广大的机构，作者的父亲有一天回到家中，看到有两人坐在家里，他们看到主人回来，非但没有任何惊慌，还把主人带到一个地方“喝茶”，轮流盘问了24个小时，因为当时有一起“王幸男邮包爆炸案”，王幸男与作者的父亲在同一家药厂工作。1981年，31岁的海外学者陈文成回台探亲，因为曾经给党外杂志《美丽岛》捐款被警总约去“喝茶”，次日陈尸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边。当局声称他是“畏罪自杀”，但是书中这样写道：“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陈文成的遭遇，让台湾民众意识到海外留学生中存在“职业学生”，他们大多领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去留学，负有“照顾”其他学生的任务，一旦看见越轨之举，立即层层上报。2009年，财团法人陈文成纪念基金会主办了“我的31岁”接力写作活动，这段“被自杀”的往事再次获得关注。

大规模“喝茶”，会让民众产生恐惧，同时又会消解恐惧，人人喝茶，等于人人不喝茶。当民众“不以喝茶为耻，反以喝茶为荣”，心中的小警总就消失了，茶杯里的风暴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规模“喝茶”是公民意识茁壮成长的先声。在威权体制下，绝大多数民众喜欢老婆/老公孩子热炕头，闲时打打麻将，或者打打酱油，可是，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陆陆续续地“喝茶”，等于接受了一场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公民教育。民众逐渐意识到，公民权利与自己息息相关，并非精英们的独家癖好。民众开始睁开眼睛看台湾，1984年的“江南案”让民众意识到当局和黑社会竟然如此亲密，虽然当局为了改善形象，展开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这并不能阻止民众发明“被江南”的说法。他们不满于台湾三家大同小异的电视台，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不同信息，比如自行安装有线电视，尽管警察会不定期地拆线，民众依然前仆后继地安装。

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陆续展开，1986年出现“反杜邦案”，杜邦公司准备在罗大佑歌声里的那个鹿港附近设立化工厂，遭到当地民众的抗议，最后设厂计划取消，这在台湾历史上是第一次。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史称“解严”。1988年，开放报禁。1989年，开放党禁。这一年出现“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几万名买不起房子的“无壳蜗牛”，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整个过程非常和谐。1990年出现“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运动”，大学师生是中坚力量，敦促国民党加速政治改革。1991年，台湾当局终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随后，警总废除，高度竞争的媒体、保持行政中立的军队成为现实。台湾并非完美，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的情景，不再可能重现。

八卦精神和公民意识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三十年间的政府转型和社会运动，还讲述了各种文化事件，充满八卦精神。国民党为了反“靡靡之音”之低俗，推行“净化歌曲”，费玉清、伍思凯都曾演唱过这种主旋律歌曲。蒋经国去世，虽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录影带店的生意却很不错，录影带店通常都有出售成人影片的暗室，由于录影带可以重复读写，经常出现纰漏，动画片里出现少儿不宜的镜头。很多学校都会流传共同的鬼故事，排在第一名的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会在半夜自动起立巡逻。棒球曾被台湾当局赋以民族主义色彩，棒球队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与美国那种“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截然不同。当年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后来纷纷改名“国家发展研究所”“中山所”。

公民意识和八卦精神同在，是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它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民主转型不同于暴力革命，不需要翻天覆地，只是春风化雨。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它的大团圆故事，让我读来有一点点感伤。不过，最后依然可以借用陈升的那首歌，“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因为你的美丽，不仅带来我的哀愁，也带来我的希望。

  潘采夫

  八卦掌

   1、张曼玉：“我一个人颁奖太冷清，希望有人和我一起来颁，要我选，当然是梁朝伟和刘嘉玲。我一定要在这台上讲得清清楚楚，下一次侯孝贤导演可以安排他们跟我一起颁奖吗？你怕我们三个在台上打起来？”
   11月30日 《信息时报》
   张曼玉和梁朝伟曾有过“花样年华”，奈何你有你的法国故事，他有他的不丹情缘，你有你的浪漫导演，他有他的河东狮吼，既然已经错过了档期，那就不如相忘于江湖吧。

   2、刘嘉玲：“其实她之前曾致电给我和伟仔，提到我们一起到台湾颁奖，但因我与伟仔先答应到内地剪彩，故未能出席金马奖。”
  12月6日 《信息时报》
   剪彩和金马奖哪个更重要？张曼玉说，伟仔更重要，刘嘉玲说，赚钱更重要，梁朝伟说，老婆是对的。 

   3、郭德纲：“一直以来，相声界和坊间都盛传马季在‘文革’时期打过侯宝林先生一个嘴巴，这件事也成为了马先生人生的唯一污点。关于这个传闻，我曾向师父侯耀文求证，师父亲口对我说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纯属瞎说八道。”
   12月2日 人民网
   郭德纲的不靠谱在于，让儿子为老子证清。相声门敬奉传统文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贤者讳可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4、周润发：“你跟你爸爸的故事，我流泪了。以后要做点快乐的节目，和爸爸的伤心事就别再提了，不要老是让别人哭嘛。”
  12月5日 《新闻晚报》
  发哥是一个恶搞天才，他参加艺术人生，先是拉朱军给观众磕头，然后和朱军互拜，并深情地回忆起朱军和他爸爸的故事。以其之道，还施彼身，直接导致了朱军的情绪崩盘。

  5、马宁：“（发哥说），我要用我的方式告诉观众我演孔子的感受，我相信你们的主持人朱军在台上一定可以理解我，我没有事前告诉他，是希望朱军和观众有一样的惊喜，一样的感动……”
  12月7日 《华西都市报》
  艺术人生的主编说那不是恶搞，是发哥给朱军一个惊喜。哦麦搞的，喜没看见，真惊着了。

  6、工作人员：“赵老师很喜欢这架飞机，开始应该舍不得出租，但是他有想法将来成立一个航空公司，如果有专人想包机，这架飞机就派上用

场了。”
   12月8日 《武汉晚报》
   赵本山花两亿买了驾私人飞机，快到货了。成立航空公司？还是送本山一首歌吧，《温情永远》：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

  
   7、刘醒龙：“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
  12月6日 《西安晚报》
  这句话说明，在所有的衙门里，作协不是最衙门的，至少你可以骂领导，却不用担心被打PP，知足吧。   

  8、奥本海默：“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12月8日  《瞭望东方周刊》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写了一本《李政道传》，试图揭开李政道杨振宁决裂之谜。按书中所述，两人失和是因为排座次，杨振宁想当宋江。

   南非，墨西哥，乌拉圭，法国。南非哭了，法国笑了。抽签给世界留下一个谜团，东道主为什么这么衰，难道潜规则失灵了？法国为什么这么雄，他们得到了奖励还是惩罚？
   在我看来，法国在南非的惊喜之旅，很可能是一个阴谋，一个普拉蒂尼制造的猫腻。先营造一个过街法国人人喊打的气氛，让当事人和围观群众都找找乐，消消气，消解一下悲伤情绪。然后威胁调查亨利，将法国降到第四档，在抽签的时候，美女把法国叫成爱尔兰，布拉特带头嘘法国，都不过是苦肉计加连环计。直到抽签结果出来，人们才大惊失色，原来剧情是这样安排的。
   普拉蒂尼是谁？那是布拉特的盟兄弟，两人是一块扛过枪的战友，而且，欧足联一向牛逼哄哄不把布拉特当颗葱，好不容易约翰松下了，普拉蒂尼还算敬老爱老，布拉特怎敢让法国受屈，惹毛了普拉蒂尼，国际足联就再无宁日了。南非有曼德拉，而法国有政客，曼德拉的精神干不过政客的交易，东道主被小小地黑了，潜规则被深深地潜了。
   世界杯流行着两个潜规则，一个是东道主法则，另一个是金钱法则。东道主耗了白花花的银子，把八方来客伺候得心花怒放，为了报答主人的盛情招待，为了照顾东道主人民的感情，在分组、规则、裁判方面酌情倾斜，使宾主尽欢，但使主人能醉客，家家扶得醉人归，岂不美哉。所以，让东道主得利，是所有赛事的第一宇宙定律，你可以不叫它潜规则。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勇夺金牌第一，但在制定伦敦奥运会作战方案时，我们的金牌数下调了一二十块，这就是东道主的力量。
   所以南非很失望，竟然没有直接抽进第二轮，这是因为，当东道主法则与国际足联的金钱法冲突时，东道主法则就不是根本大法了。法国可是黑非洲的宗主国，法国是阿迪达斯所在地，也是数一数二的游客大国。布拉特认准了一个死理，他可以得罪曼德拉，但得罪不起金钱。英国缺席世界杯的时候，布拉特心疼得掉泪，而当中国缺席了南非，布拉特的心都碎了。
   东道主有理由失望，晋级的几率顶多五五开，照顾得还很不够嘛。1966年英国世界杯，英国人靠一个打在球门线的争议球夺了冠，2002年世界杯，韩国人一路超车闯红灯直接开进了四强。不过，南非应该知道，日韩世界杯打劫事件只是一个偶然，那不是东道主的潜规则，那种亚细亚式的打法不代表普遍规律。
   在2002年，郑梦准绑架了国际足联，催眠了裁判，抢劫了世界杯，他将一场体育赛事扭曲成了自己的政治秀，而且干得理直气壮。他让东道主空前爽了一把，也引起了世界公愤，让韩国人受到了孤立，这是典型的过把瘾就死。郑梦准让东道主成了开黑店的，好客的主人成了让人留下买路财的绿林好汉，这深刻地违反了东道主的潜规则。这也许与东方文化的底蕴有关吧。在咱们这儿的一些村子，村民在村边国道上拉起路障，让过往车辆留下买路钱，理由很强大，“这条路用的地都是俺们村的，不缴费你就是不能从这儿过。”在我住过的小区，物业公司向业主收物业费，一些土著业主会对物业饱以老拳，开战的理由也很正义，“你们盖小区用的就是俺村的地，不问你们要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就是东道主天然正义吧。
   当世界杯路过你们村儿的时候，不趁机打劫一下，真是对不住列祖列宗。没办法，谁让咱们这个地方穷呢，五十年轮不到一回亚洲主办，五百年也难夺一回世界杯，反正这辈子就这一回了，穷山恶水出刁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吧。我不敢想象，如果真的让咱国当回东道主，主办世界杯，能把世界杯给折腾成什么样呢？得收买多少裁判踩死多少冤魂才能混进第二轮。反正面对钱疯子布拉特的盛情邀请，咱道德底线极低的足协都没敢搭腔，可知要不靠谱到什么地步。反正主办亚洲杯那回，裁判友谊的小哨吹得我满脸通红。
  不知在曼德拉的故乡，南非人会不会展现出他们大气的一面，如果没进第二轮，东道主人民会不会让看台空空荡荡？其实，这一点我完全不必担心，山姆大叔、法国美女、英国流氓会把体育场填得满满当当。欧洲人曾在黑非洲驰骋过几百年，如今他们卷土重来，一边在海滩狂欢，一边陪着球队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仍然是世界杯的主人。
   补充一句，在东道主潜规则之外，还有一个规则被遵守着，强国是永远的东道主。他们是这个星球的主人，不止是足球。

妻子曾经这样描绘过她的梦想，有一栋大大的房子，一块草坪供孩子们玩耍，不过没有也没关系，但一定要有个大阳台，可以晾晒洁白的床单，在阳台上伸个懒腰，给朋友们烧烤，可以自由地眺望风景。

这是很多女人的梦想，唐福珍早已经实现了，但又刚刚失去了。在自家的阳台上，一面旗帜旁边，火炬把天空映得像一块红布。本周，又一个名字，在民众的心里被永久收藏。这个形象如残余着火星的灰烬，在黑夜里一明一暗。

她让我想起了吴萍和杨武，两年前在重庆，孤岛般矗立的小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小本本、挥舞国旗、“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幅、大声喝彩的过路人，还有杨武的勇武、吴萍的理性，都曾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快乐。现在我知道了，这一个和那一个，都是真实的图腾，雕刻在中国的大地上。

熊培云说，这是屋顶上的矿难，他看到物权的天空坍塌了。一个女孩子在微博上说，她看着视频哭了很久，希望，破灭，再希望，再破灭，一颗心碎得七零八落，缝都缝不上。还有人告诫，以后不要举着《物权法》和《宪法》，耽误事。

在物权的天空下，对抗一直在进行。有人在网上贴出“招聘钉子户”的广告，诚招身体好、能讲理、敢抱液化气罐的“刁民”。还有贵阳拆迁，面对拆迁方的武装奇袭，房主们的对抗手段还是抱着液化气罐堵路，堂吉诃德得让人心疼。这两个都是行为艺术。

本周还有一则“利好消息”，“北京千亿政府土地入市，明年土地供应不断顿儿”。这背后有多少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国进，民退。不是每一座废墟上都有故事，但是你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有两起杀人案，有个叫李磊的，将自己全家灭了门，原因不详。人们很沮丧，因为找不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另一起，一个19岁青年，用杀猪刀刺穿村支书的心脏，两万多村民为青年联名请愿。拥有8层楼、4个孩子的村支书死了，有人将青年尊为侠客。我们看到天空红得像血，飘荡着暴戾的影子，我们看到被灼伤的阳台，我们看到带伤的黎明。人有病，天知否？

潘采夫

     屋顶上的矿难

   在包头市的尹六窑村，村民们正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村民按照在村子里生活的年头分成一二三四五等，一等村民享受顶级土地补偿和各项福利，随着等级降低，各项待遇权利依次下降，第五等级不得享受任何权利。

   更为强大的是，这个等级实行世袭制，可以世世代代继承，这造成了一种文化，一等的贵族只找一等通婚，因为这样可以享受村子里的最高福利。而第五等级只能在村子里过着“贱民”的生活，享受不到基本权利。

   而且，这个村子根本不担心“贱民”们闹革命，身处第一等级乃绝大多数人，卑贱的都是移民等各类后来者。除非背井离乡自我放逐，第五等级的可怜人们靠武力、选票、权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等级。等级制度毫无疑问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他们称其为不合法但合情合理的制度。

    这样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歧视，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它太搞笑了，太过荒诞，种族歧视竟然在现代社会里公然上演，宛如犹太人的悲剧重现。人们嘲笑着农民的“土发明”，透着现代文明人的优越感。

    但是你又如何能笑得出来呢？这样简单质朴的等级制度，不过是一个缩影，事实上等级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必然身处某一个等级之中。我大学毕业进入一家省级日报，一进去就被称为在编人员，有人事厅的编制，属于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是社聘人员，指的是报社招聘人员，第三等级是部门聘人员，基本不享受任何福利和权利。这三个等级和尹六窑村里五个等级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妻子在一家国有单位，他们的职工分为一级代理和二级代理，待遇完全不一个量级。有人去医院的时候，不管出多少钱，死活住不进高干病房，因为那是给另一个等级的人专用的。农民和城镇人口的区别，比两个等级的差别小吗？免费看病的城里人几十年里可有一点点的内疚？北京考生就比别的地方考生出身高贵吗？一个北京城，里面的人分为有北京户口的、有居住证的、有暂住证的、没暂住证的，这些人受到的不同待遇，比那个村子的等级制度公平一点吗？当你开着私家车排着长队，军车、官车、特权车在你身边狂奔而去，你有没有在心里想一想等级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还是且慢歧视那个搞五个等级的村子吧，等级无处不在，公民权利的被损害也无处不在。更令人气沮的是，等级不仅在我们身边，也在我们心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建设公民社会的大课题。

赵沟渠

  中国作家富豪榜又出炉了，常任作家在榜单上下翻飞，新晋作家俯仰自得信步而入，中国作家财主沙龙一派红火的气氛。只有制榜人吴怀尧，这位年轻的富豪制造商，还在等着自己的春天来临。

   自从吴怀尧开始制榜，我就开始了评榜生涯。他为作家造数字，为媒体造热点，为闲人造谈资，我则在旁边起哄架秧子，指天画地谈榜说人，不管鼓掌还是拍砖，都为挣下几块稿费。所以，对吴怀尧我一直心怀感激，并常替各路看客致谢，总是祝他度人也自度，把自己也抬进榜单，成为文学界的胡润。

但眼看着郭敬明起来了，于丹起来了，易中天起来了，于丹下去了，易中天也下去了，

   作家榜当时明月升，文学界几度秋雨凉，吴怀尧依然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位年轻人好像还没有找到财富嫁接的方式，或者文学莫非真是一块太过贫瘠的土地？

   今年榜单给我一个印象，这帮作家2009年的财富被严重高估了。郭敬明是财神，我从不敢怀疑他的生产力，但其他的作家，仅靠版税能挣成百上千万，没法让我相信。也许吴怀尧怀着善良的目的，不想作家们收入太过寒酸，免得富豪榜成为穷人榜，但麦家真有125万吗？把浙江作协给的房子也折价算上了吧。阎连科老师出了几本书，《丁庄梦》禁了，《受活》早不卖了，《风雅颂》能卖几本？《我与父辈》算畅销书，能是又能卖几万呢？这135万的收入，会让阎连科自己又被人黑了。

    当然，儿童文学作家和青春文学作家的盈利能力，我是一贯佩服的，他们不是写字匠，搞的不是小农经济，我从前一直以为杨红樱是一个组织。但即使杨红樱、郑渊洁，能够年年保持过千万？我很怀疑。

    作家富豪榜也搞了好几年了，作家永远那几张脸孔，文化散文界代表余秋雨、中年作家界代表刘震云、老同志代表王蒙、儿童文学界一王一后、通俗历史界来一两个人、青春文学类型文学二三人等，每年都是这几个名字的排列组合。甚至连个因上榜罹祸的都没有，税务局都不屑于来找麻烦，好不令人厌倦。这些陈旧的面孔，看到后来，都成了孔方兄，不见新鲜的精神，不见春天的信息，真正的文学新风，也从来不会在这个榜单上看到涟漪。这样的文学榜，还怎么做出新鲜感呢？

    我对于这个榜剩余的唯一念想，就是有志青年吴怀尧何时能富裕起来？这个为别人编织财富故事的年轻人，什么时候写出属于自己的财富故事？我对一个人的未来的关注，远远超出对一群名字的期待，因为在这个并不动人的文学事件中，只有一个年轻人艰难寻梦的故事能打动我。

   2、吴宗宪 ：“做人原本就是‘出门看天气，入门看脸色’，到内地主持节目，就要符合内地的规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会注意。我是为人民服务，纯粹带给人们欢乐。”
   11月27日   中新社
   广电总局对港台主持人出手，天王吴宗宪首当其冲。几年前，牛文怡在新京报写过评论《人民需要吴宗宪》，吴宗宪说他在飞机上看到，被感动了，从此开始为内地人民服务，虽屡遭封杀而不后悔。  

  3、臧天朔：“我没有授意他去打架，我授意的也就是让他好好跟他谈，不行就报警，如果那天我去的话，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11月29日 《齐鲁晚报》
   据马仔交代，他得到的指令是“先跟他谈，不行就打架”。如果臧天朔去的话，也许会是这样？“先好好打架，不行再谈。”

  4、郭志成：“鲁豫本来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会装傻的主持人’。你看看其他的主持人，有几个不去打搅被访者的？可以让对方尽情地讲故事的？往往是嘉宾开了个头，然后主持人就抢过话来，把嘉宾的故事说了一大截，以证明自己是对嘉宾做过功课的。”
  11月30日 《新快报》
  其实，不装傻也可以主持节目，有句话很绕口：不要以为拼命装傻就能让别人就以为你其实不傻。

  5、姜昆：“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侯耀文生前欠了一屁股债，不把债还清了，家人什么也拿不到。他家里摆十几个破壶，都以为是好东西！说实在话，侯宝林大师留下很多瓶瓶罐罐，全都是假的，满街都是，没一件值钱的东西，这都是假象。”
  11月26日 《扬子晚报》
  姜昆一边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边又把侯家最核心的财产问题给说得一清二楚，莫非，他比清官还要清？

 
  6、陈丹青：“如今一些社会名流给弄得不成个人样，包括我，便是这样子给弄坏掉的。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三陪小姐似地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狠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  11月27日
  不太明白，陪青年人耍怎么会弄得不成个人样，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把年轻人当三陪耍的社会名流，才把自己给惯得不成个人样。或者像三陪小姐一样陪着权力耍社会名流，才会把自己弄得不成个人样啊。
 

  7、李冰冰：“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有意思。我很感谢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戏剧性的故事。人生有很多可能，也有很多不可能。艺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1月29日  中新网
  当选金马影后，李冰冰又开始了语无伦次，她这套又笑又哭又娇嗔的颠三倒四拳，往往能让台下气氛为之一震。

   到了办公室，朋友说杨宪益去世了，我没有在意，过了一阵子，朋友提高声音说，“杨宪益先生去世了！”我假装悚然而惊，“哦哦，杨宪益，真是一大损失”。又过了一阵子，我红着脸问，“兄，杨宪益是谁啊？”

   这两天一直埋在某种情绪里，报纸上对杨宪益的报道越多，我越不敢埋头看那几个字，深恐字缝里会有一双眼睛看着我。平时我对我文化界一腔愤世嫉俗的优越感，论起易、于、郭、余四大天王也是满脸不屑，痛心于文化的断裂，以接续香火为胸中不二理想。所以写文横行霸道，自雄得像个道德教主。但我这么有“文化情怀”的文化人，竟然不知杨宪益，或者无数次看这个名字滑过而视若无物。

   不知杨宪益，愧为文化人。这样的尴尬与自卑，又何止一个杨宪益先生呢。季羡林先生去世，享受了文化界的“国葬”，哀荣无比，“金童玉女”在目前翩翩起舞，观者纷纷叫好。而同时离世的任继愈先生，却是挥手别盛世，冷眼看沧桑。像杨宪益先生这样为中华文化做了巨大贡献的文化人，生前寥落乏人问津，死后才发现老人家是“文化桥梁”，是“最后的士大夫”，是自由主义者。于是大家发一番感慨，纷纷痛惜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国宝级”，批判一下时代的喧嚣与健忘，而后生活继续，仿佛什么也没有失去过。

   但是，我这样“自惭自贱”，也许又得罪了亲爱的读者，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知道杨宪益。读者不知杨宪益十分正常，因为杨先生搞的不是流行文化，他也没有被册封为文化泰斗，也没写过《围城》为自己打通雅俗两路，他只是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与夫人戴乃迭一起，向西方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选》以及大量古代小说传奇，他甚至在24岁就翻译出了《离骚》，至今成为经典。这些书，大部分读者们一生也难得一见，所以不知杨宪益无所谓。但另一方面，不知杨宪益，却反映了文化媒体与文化人的失职。

    杨宪益先生是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而像我这样的传播文化者，应该做杨宪益等文化大家和读者公众之间的桥梁。要让读者虽然没看过杨宪益，但知道他很牛，知道我们国家有这样一大批国宝，并为此而深深骄傲。要让读者在介绍中华文明时，除了一一列举那些古代建筑物，那些古代人物，还要能说出几位活着的大家。这样，也许更能表达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敬重与温情。从这个意义来说，以文化的守望者自许的人失职了，我也完全愧对自己的使命。

    对这样一位从小穿着黄马褂，弱冠之年翻《离骚》，一生译著千万字，并且经历经历传奇、坎坷、悲惨到极致的文化老人，竟然不知不闻，每想及此，汗下如雨。境界超然的杨宪益有两句口头语，“我无所谓”“想不起来了”。虽然他并不在乎，我却不能不惭愧，并对自己是否有这份心和这份学识，抱有深深的怀疑。

《我们台湾这些年》

作者：廖信忠
出版：重庆出版社

   问丈母娘想去哪里旅游，她想了半天说，就想去台湾看看，别的地方都不去。今天早上，丈母娘和老泰山乘飞机直扑台北，我坐下来读《我们台湾这些年》。书里的台湾这些年这些事，每一件都很亲切，就像发生在家门口，因为从小到大，关于台湾的记忆从来没断过。同龄人的缘故，廖信忠讲的事情我不少也听说或经历过，于是很想给比我小一岁的作者写封信，聊聊我记忆里的台湾这些年，捡拾一些关于台湾的记忆碎片。不知我以为我熟悉的台湾这些事，廖信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也许会来一句：“这小子真不懂台湾”。

  【明信片】小时候在庄稼地里玩，发现了几张很漂亮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很多水果，可能是芒果，黄灿灿的，很多人在买东西，应该是超市吧。我们村子从没见过明信片，现在知道，应该是从台湾过来的，明信片们乘着飞机或热气球，从“自由中国”飘过来馋馋我们。我那时吃的是窝窝头，闹着奶奶要烧饼吃，奶奶哄我，“窝窝蘸辣椒，越吃越上膘；烧饼夹肉，越吃越瘦。”
  【日月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是《日月潭》，从此，那个一半太阳一半月亮的湖，代表了我对台湾风景的全部印象。课文全忘了，我猜老师讲的大概是：作者介绍了日月潭的美丽景色，写出了作者对祖国宝岛的怀念，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抒发了对祖国统一的热切期盼。后来还听过一首歌，“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苍，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
  【李敖】上中学时候，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传统下的独白》，被那个白话文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的排比句击倒了，原来台湾的作家这么牛掰。《老年人与棒子》，《十三年与十三月》，写得多好。《妈妈的梦幻》笑得我肚子疼。当时还觉得李敖真黄，满口脏话，真了不起！后来继续读他的书，看他大骂蒋介石专制，娶女明星然后坐牢，出来后马上写本《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我当时就很奇怪，既然让你坐牢了，干吗还把你放出来，再让你写书继续骂，这国民党这么有人情味。
  【殷海光】知道殷海光、徐复观、姚从吾、彭明敏、雷震这些名字，全都来自于李敖，这些人被他骂得不轻，但我对他们印象很好。他还说陈水扁是他马仔，胡适是老糊涂，姚从吾、钱穆都很笨，还讹诈过辜振甫的银子。李敖给我上了台湾知识普及课。我后来对《文星》、《自由中国》产生兴趣，对雷震、胡适、殷海光很有感情，都要拜李敖的大力“推荐”。
  【八十年代】从旧书摊上淘到一本《八十年代的台湾》，这本书让我对台湾真正了解了一些。照片里有市民大游行，举着“要孩子，不要核子”，庙会花车上的艳舞女郎穿的极少，图说写着“台湾社会有了低俗化趋势”，现在咱这里比他们还低。书里还讲了台湾的校园解放运动，作家陈映真在立法院门口演讲示威，怎么还站在坦克上？记忆错乱了。好像还有江南案、美丽岛大审判。感叹台湾那几年闹得如火如荼，老百姓都玩得很疯。在这一时间段，我的书面知识和廖信忠的生活经历碰头了，那时他上小学。
  【罗大佑】中学在一本破杂志上读到罗大佑，才知道那么多歌都是他写的。而且他对政治还热心，当时一直反对国民党，写专栏也很牛，后来就被驱逐出境了，在纽约获了个亚洲杰出艺人奖。当时我想，驱逐出境，这可够黑的。前两年罗大佑又反民进党，支持小马哥，现在估计谁也不支持了，在北京养老。
  【飞碟巨星耀亚洲】在同学家看过香港卫视中文台，“飞碟巨星耀亚洲”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浑厚的男中音说道，“王杰！张雨生！蔡幸娟！.....”当时内地正播《戏说乾隆》，蔡幸娟还唱着“山川载不动许多悲哀。”这些歌星都是亚洲巨星，只要在台湾红，全亚洲都红，这让我很崇拜。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同学们的必唱曲目。从廖信忠那里知道，他和王杰的“向太阳怒吼”，还是一首保钓主题歌，更加敬仰了。王杰在MTV里骑着摩托，一姑娘在后座抚摸他，摩托车一晃，让我看得眼晕。
  【郑智化】郑智化是我中学时代第一偶像，可以这么说，凡是他的歌，没一首不会唱的。前阵子郑智化来北京我从头唱到尾，“你那张略带着一点点颓废的面孔，轻薄的嘴唇喊着一千个谎言。”初中我暗恋的一个女同学凭这首拿了歌咏比赛冠军，更让我对郑智化情深意长。他那动不动就如昙花绽放明天再不醒来的绝望劲，让青春期的少年很迷恋。
  【野火集】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我读到的最好的时评。当时正在大学，为自己不能铁肩担道义自卑得不行，看到打架不敢管，流氓欺负女生不敢上，自己还常常忍气吞声。读了龙应台，觉得眼前豁然一亮，劣根性！原来这就叫劣根性，中国人都有的毛病，顿时对自己的认识更深了一层。还有那篇“不会闹事的一代”，完全颠覆了我的观念，我身边的各路导师总是战战兢兢地让我们别闹事。龙应台一出，横扫了我心中一大批作家。同样说了劣根性的是柏杨，现在看来，用酱缸文化总结千年中国，还是简单了点。
  【鲁冰花】让我哭得最伤心一部电影，当时十八九岁，我蒙着被子哭了一个下午，眼睛肿得睁不开。姐姐为了弟弟弃学养蚕，弟弟是天才的小画家，老师去家里劝姐姐上学，弟弟病死了，他的画得了国际金奖。那么好的老师，那么好的姐姐，那么天才的一个儿童，就这么死了。这次体验让我发现，我对天才小孩遭到摧残格外敏感。那个影片里有竞选镇长的情节，让我很惊奇，好像第一次看到竞选。当时就认为这电影比超级哭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好一百倍。
  【蒋经国】我一直对蒋经国印象不错，一个接班的专制君主，比现在的两个党干的都好，不仅有长远眼光搞建设，让台湾经济起飞，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更让我佩服的是，他能够顺应民意，放掉自己手中的权力，看看那位金二代，就知道这位蒋二代多了不起。所以，我把蒋经国看成台湾之父，比他老爷子好。廖信忠讲的蒋经国去世，感觉跟咱们这边毛主席去世差不多，都是天塌了。他们之后，都走进了新时代。
  
 

   某天早晨，上网看到这本书的名字，马上推车购书，并且在心里感谢编者。他（或她）终于帮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有生之年要亲眼看看高考生的零分作文，要写得多么鬼斧神工，才能让评分老师必欲除之而后快？
   满分作文倒是看过一些，大多中规中矩，不过八股得比别人俏一点，古文底子比较出色，名人名言张口就来，没啥稀奇。但我一直在想，能把作文写成零分，除了直接开天窗的，如果是写跑题，那得跑到多么遥远的姥姥家？或者考生在作文里指着老师和校长鼻子开骂？（不排除这种可能）。
   我还想，能写出零分作文的孩子，一定不会笨，应该很叛逆、有想法、刁钻古怪的样子，这里面会有多少被误了终身的天才？如果把他们的作文弄个集子，会不会成了一个另类天才儿童大展？弄出这个集子的人，一定很有趣。
  敬佩之余，又多了一份担心，编书者怎么弄到这些零分作文的？他爸爸是前任教育部长吗？跟出题的考官大人合作的吗？那些受伤的考生情愿被公开展览吗？反正人家应该有门子，鉴于很知道这个策划的高难度，我在等待书的时间里充满了喜悦。
   于是我拿到了这本书，打开其中一页，然后我倒下了，我看到了自己的作文，书中2009年的北京卷零分作文。2009年的北京作文题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新京报搞了个活动，邀请作者写高考作文，再请名牌高中的中学语文老师给打分，老师们都改过高考卷子。我写了一篇，老师在卷子后这样批点：“这是一篇关注现实、思想深刻、剖析有力的作文。文章的亮点在于，作者抛开了大多数人会写的励志思路，以巨大的勇气和极强的反省意识揭开了当代社会并不美好的一面。作为应试作文，本文对关键词“隐形的翅膀”定位明确，中心突出，环环相扣，语言犀利老到，故应属一类文。”
   满分60分，这位师大附中的语文老师给打了58分，让我骄傲了很久。而这篇作文，此时躺在这本书里，它是零分。在这本书里，它得到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双非常厉害的翅膀，它直接将同生于父母之身的孩子们的命运分了等级。”
   我前面那篇，是朋友和菜头博客上的一篇，他老人家自娱自乐，写了一堆高考作文放博客上，请谁给他打零分了？
   拜托，请不要让我抓狂得五内俱焚。
   从头翻到尾，有如下几个铁骨铮铮的判断：
    一、这本书里没有一篇真正的高考作文，天哪，我苦苦盼着的那些天才儿童。
    二、这里面多是网友的恶搞作文，还有一些编者网上捞到的模拟作文，这里面没有一篇是被判了零分的作文，相反，这些作文的水平相当不低。
    三、这些作文后面的评语实在烂到家了！
    四、这本书会害惨中学生，让他们以为这些作文都是垃圾，是反面教材，学生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零分作文写的这么好？
    五、这本书可能骗到家长，他们会买去给孩子讲：孩子啊，你真的没希望了，你再努力连个零分也得不到！
    六、这本书末尾有一段小小的文字，“由于时间紧迫未能与部分文章作者取得联系，望作者见书后与他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问题在于，全书除了一个订购电话，我再找不到讨稿酬的电话或邮箱，您这是免责声明吗？
    七、还有，所有作文后都削掉作者名字，您也就这一点像个考卷，难得。
    七、朋友说，你批评是帮人家卖书，人家肯定得谢谢你啊。所以我很纠结。
    八、烦，用个别的名字行不行，干吗糟蹋一个好题目。所以还是得说你：这是一本伪书，而且伪的水准要打零分。

 
 改卷人：潘采夫

作者：王朔，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朔的小说每年都得找机会读两本，为的是把自己舌头捋顺溜点，也把笔头子的语感强化一下。书看完以后写字，就格外写的贫，写的油滑尖刻。三个月不读，就很有可能滑到知识分子文体那儿去，读着自己都费劲。很灵。

    《我是你爸爸》很反动，同名电影影射更明显，调子更灰暗。爸爸和儿子的关系，在我看来，王朔将其完全写成了统治者是如何蹂躏、玩弄、摆布、强奸可怜的小国民的。是不是我想多了？

    王朔写小说不能写长，中篇的规模正好，超过中篇，王朔这结构就零散起来，架子塌了，后面一段段地续，想那儿说那儿，成了片段组合。这个小说尤其明显。《看上去很美》也是。《动物凶猛》《顽主》就好，短。

    另外看了两遍的是《美人赠我蒙汗药》。里面王朔和一个叫老侠的对话。那老侠嘚吧嘚吧的比王朔侃的都欢，还一口假装流氓气质的知识分子腔，王朔还得让着他的话头，让我心下不爽，这是谁啊，这么装牛逼，敢跟朔爷抢风头？一次喝酒跟王小山提起，小山嗯哼了一声，说道：“那个老侠嘛，他学名叫L晓波，你说他有没有资格耍一下牛逼呢？” 我哐啷摔了一只盘子，低着头喃喃自语，“晓波老师啊，后生小子有眼不识泰山，那不是装牛逼，那是真牛逼，朔爷是不该跟他抢话。”

  出版时间： 2009-11-1

    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听尚红科叹着气唠叨，聂绀弩这个书赔钱也得出，不愧是实干家，唠叨了几次果然就见到了，而且这么厚，赔钱未必，赚钱很难，在此致敬一下。尚老不必唉声叹气，这是一件太有文化价值的事，《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看看这名字，谁出谁牛逼。

    书还没开始读，只摩挲半晌，再轻轻放下，发誓找个整时间好好读一遍，刚刚结束下岗生涯，也不知啥时有整时间。

    聂绀弩是现代中国旧体诗第一人，太好了，好死了，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这一句知道的不少。他的厉害在于，世间一切万事万物都可入诗，而且古朴，奇崛，诗意好。另一个动人的地方，是诗歌里蕴含着冷讽、悲愤与傲骨。

    推荐阅读，要书桌上置酒，读一首浮一白，赞一句骂一句，还要边读边拍桌子！

  1、李贞贤：“我们乘坐长途客车去小城市演出，途经一座山时，前面突然出现山贼。当时车上所有人吓得直打哆嗦。为了慑服山贼，我只好亲自出马，现场演唱一首在中国人气极高的歌曲‘WA’让他们相信我的身份，他们的态度马上友好起来，最后把全车人都放了。”
  11月18日  《华商报》
  韩星李贞贤在中国发现了“山贼”，她有所不知，在俺们这里，山贼这名字已经不用了，现在叫收过路费的。

   2、六六：“本剧的台词受到审查？没有啊，我觉得广电总局对我挺好的。对于这些纯洁的观众，我感到很抱歉。”
   11月18日  新浪
   《蜗居》让六六迅速走红，其实除了情色台词、小三话题之外，六六剧本有一个最大的长处：真实，残酷的真实。

 
   3、刘德华：“那是我惟一一次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每天会收到几百个人的电话，都说他（她）要死，一天可以收到3000多个短信说我不见，他要死。后来电话一响我就会抖，睡不着。我是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第二个杨爸爸，杨爸爸真的走了，开始时还是自己在撑着，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就不行了。”
  11月20日  北青网
   第一次听刘德华讲杨丽娟事件，现在想想，在那个悲剧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又仿佛每个人都是凶手。  

    4、濮存昕：“我自己当领导觉得厌恶、厌烦了，每次我都跟他们说，赶快把我批评下去吧，我不是个能主沉浮的领导，我觉得自己干得一点也不好。”
    19日  《广州日报》
    濮存昕不求上进啊，这年头，不想当校长的不是好老师，不想当院长的不是好大夫，不想当社长的不是好编辑，不想当老大的不是好马仔，不想当领导的不是好秘书，不想导开幕式的不是好导演......

    5、韩寒：“我说，我演讲的题目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讲完以后我问朋友，我说的如何啊。朋友说，操，刚看你报完标题，视频直播和文字直播就都掐断了。想看全稿的朋友等等吧。”
    11月21日 韩寒博客

   鲁迅曰：“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6、刘晓庆：“（朋友转述）那位记者狠狠地说，易钢要打我，所以这次拍得不成功，我发誓要拍到他们上床！（这个）狗仔队比逼死戴安娜的狗仔队还狂！英国狗仔队最多拍到戴妃和男友在游泳池。”
   11月22日 《广州日报》
   狗仔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不甘平庸的狗仔，就应该有崇高的职业理想，那就是至少把一对明星捉奸在床。而且，上床要趁早，青春不等人。
   

   潘采夫

    王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与众不同。如果大家低胸你就低胸，大家短裙你就短裙，大家搞笑你就搞笑，那就死定了。一定要让大家记得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才有机会红。”

5月16日 新浪娱乐

   现在讲究的是声音和形象的识别度，像阿杜的哭腔，杨坤的哑嗓，王晶的烂片，芙蓉姐姐的形象。

   姜昆：  “有观众觉得北方曲艺嘴巴里不干不净，给点时间，他们也会在实践、批评声中成长，应该相信他们有这个文化自觉不断改造。但我们要学习他们那种一腔子热血洒在舞台上的精神。”

  “我看小沈阳很会表演，掌握分寸很到位。估计有人看不惯他男女不分，觉得丑陋，但他本来就是二人转里面的丑角嘛。说实话，你不能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人家，也不能期望他能拯救中国民族艺术，大众娱乐嘛，不要搞成承担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也太沉重了。”

   5月20日 《扬子晚报》

政治人物最擅长的是翻云覆雨，看看下面的“提案”就会发现，不到一年过去，姜昆的认识有了大踏步的转变。下一步要转向哪里？答：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2008年两会姜昆提案选登：

　　“灰色文化”危害日趋复杂目前，“灰色文化”在手机短信息、互联网和城镇茶社、夜总会、桑拿洗浴场所等领域仍然大量存在。在茶社、民营“小剧场”等表演场所，演员们用低级庸俗的表演和下流黄色的笑话取悦观众，甚至在银幕、荧屏上，也不乏打着“艺术”幌子的露骨表演等等。我建议：齐抓共管治理污染。一要“堵”与“疏”并举，营造文明健康的文化氛围。

   阿Sa：“入行以来如果我拍拖的话，狗仔队就是我最大后盾，他们拍了照片一定会刊登，我不相信有证有据也不刊登。”

   5月26日  《南方都市报》

   没证没据就刊登的，那是在香港，有证有据也不刊登的，那是咱们这儿。

赵本山：“中央电视台的审查永远是这样的，观众都笑翻了，就他们几个（指审查者）脸永远是青的。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是想透露内幕啊……这个不用掐，你播我都不怕。”

   5月29日  《信息时报》

   基本可以肯定，审查官的脸是憋青的。多么敬业的同志啊，为了不让脸上的笑容指数泄密，生生把自己憋成了青面兽杨志。

六月

  周杰：“我们都是平等的人，没有高低贵贱，财富和名利都是靠自己的辛苦工作努力奋斗得来的，绝没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所谓明星只是我谋生的工作，下了班我就是普通的正常人，有性格，有脾气，同样有喜怒哀乐，如意和不如意！千万别把我不当人！拜托了各位善良的同胞们！”
   6月10日  新浪娱乐
    这就是得理不让人，何况这”理“还有待考证呢。十二个小时没让警察见着，说是去医院了，哪家医院这么难找，一天都找不到？

万峰：“让孙红雷、姚晨这样的丑角去演地下党是胡闹，开什么国际玩笑。”
6月9日 网易娱乐
这样脑残的评论也是评论？开什么国际玩笑。

  　徐帆：“让大家失望了吧。不过，狗仔做久了可能心理会有问题，因为是窥探他人隐私嘛，很阴暗的，长此以往会产生心理问题的，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

    6月8日 中国网

徐帆没有心理问题，但这番话听起来却很阴暗。据我所知，第一狗仔卓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因为他有更高的追求：捍卫老百姓的知情权。

赵忠祥：“我不是他的老师，央视不是戏园子，没有什么师徒相承的传统，我只是他的前辈，我指导过他，每一个前辈都指导过他。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播生的稿子不会错。”
  6月10日 《新闻晨报》
  赵忠祥一向以大场面不出错自负，他对罗京也如是评价，看来这是他评价播音员的重要标准。不知赵老师对韩乔生作何评价，评语一定相当悲惨。

赵忠祥：“说新闻其实是鲁豫开创的，并不是去诋毁她，我非常不同意说新闻。因为说新闻不是一个严肃的电台、电视台传播应有的手段。我主张说着播，而不是播着说，你可以用说话的语言、神态，但决不是随意说、啰嗦地说，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给人新闻信息”。
   6月10日 《京华时报》
   鲁豫说新闻用的是唠嗑体，窦文涛说新闻用的是段子体，老梁说新闻用的是评书体，马斌说新闻用的是磕巴题，罗京说新闻用的是央视体，赵忠祥说新闻用的什么体？没听过，只听过动物世界体。

孙淳：“ 我认为他在《潜伏》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表演区别很大；当然他身体、容貌上的特点是无法抛弃的，不能因为看上去有点面熟就忽略他的优秀，红雷已经很不错了！”
6月10日  《北京娱乐信报》
   从黑社会到地下党到共军将领，孙红雷跨度不可谓不大，也确实造成了认知混乱。怪只能怪他接戏太多，电视台播放太密，老百姓转弯太慢。

     姜昆：“对他的去世，我们都很悲痛。但是，我们的总书记办公室打来了电话，我们的温总理用亲笔信，写来了他的深切缅怀，对家属表达了问候。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同志们，纷纷打来电话。我们中央办公厅的主任王刚同志两次打电话，我们的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广电总局王太华部长，亲自到家里去问候大家，表达对马季老师沉痛的悼念。马季丧事办完了以后，刘延东同志还亲自打电话来，代表政协，对政协委员的去世表示哀掉。并作为青联的老主席，也感谢马季老师在担任青联常委期间，为青年同志作出的榜样。还让我们再次向家属表示慰问。这让我们都非常感动，令我们难忘。所有这些，我们听了以后，从心底里为我们的老师感觉到骄傲。”

    6月18日  中广网

      同悲。

   姜文：“投资人为了多挣钱无论怎么忽悠，咱们（也）不能批评买卖人是不对的，但是电影永远不是简单的买卖！电影人不是买卖人或者说不应该是。如果说，电影人天天忽

悠事，天天吹泡泡，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样很容易弄出一些豆腐渣工程，现在当然大家都注意电影质量的事，如果电影将来也出现这样的事我觉得是更大的灾难。”

   6月19日 《东方早报》

   很少见到姜文说话如此循循善诱，如此婉转动人，姜文是谁啊，让演员和导演闻风丧胆的人物，但面对投资人，再大牌的导演也得低头。

丹尼博伊尔：“中国有很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但是中国对电影题材的限制太多，希望中国能让电影人获得更多的拍片自由。”

6月19日 《时报》

丹尼博伊尔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导演，他这片子在咱这儿拍不出来。首先咱这儿没贫民窟，都拆了。

网友：“李宇春的成功是女孩子的一个典范，对当地村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所以大家不必那么敏感，如果春春真的能为农村重男轻女观点的改变起到一点作用，那也是功德无量的。”
    6月23日《华商报》
    李宇春上了农村计生宣传画，春春大怒，要法庭见。一个公益作品，又是宣传计划生育的，很田野很山寨的样子，就没有必要告了吧，幽默地看待之更显气质。

  何守正：“她（张惠妹）没说（肚子里的）是谁的啊？搞不好是别人的！”
    6月23日《羊城晚报》
   张惠妹的男友是个打篮球的，所以说话特别糙，但是有句老话告诉我们，话糙理不糙。

  范冰冰：“可能大家都觉得我会嫁入豪门，但我的个性不行。如果我去豪门，那可能豪门都得听我的，我会把他们拉去片场干活，不到两天就被逐出豪门了。还是找个听话的男人吧！”
    6月23日《广州日报》
    一般绯闻缠身的女星，嫁入豪门有点难，还有一点，内地的豪门好像对女星兴趣不大。只见官员包女星，不见豪门娶媳妇。
 

 舒淇：“分开也是缘分，说不定分开对彼此比较好。其实对方也受很多委屈啊，只是没人发现而已，看我演技多好！搞不好人家也觉得自己投入很多感情在里面，更不甘心呀。”
   6月23日 网易娱乐
   很多年过去了，舒淇对黎明依然耿耿于怀，话里话外透着辛酸，真伤着了。

  娄烨：“我希望可以提前解禁，让我融资，正常地拍电影。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明天解禁，我马上就去电影局送剧本、修改、听意见，再改，直到通过。我愿意。这比被禁好多了。”
   6月23日 中新网
    娄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导演，他最近说了一句话，让人很唏嘘，大意是，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可以自由地拍电影。这个，基本上，很难。  

编剧于正：“伊能静是一个特别检点的人。在私生活上，她比娱乐圈大多数女孩子都要检点得多。”

6月19日  《青年时报》
   这句话啊，很好，很强大。

  余秋雨：“我的一个经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关注我的人都知道，我一步步受到攻击的时候，我本人从来不回答。讲我咬文嚼字，说我的文章里有多少错字，讲我各种各样的事，太多啦，说我和马兰几个月后离婚了，又结婚了，又离婚了，接下来又是什么地震的问题，讲捐款等等，你看我，我从来不回答，但是我真的哑口无言吗？”

6月28日 《现代快报》
  余秋雨老师的不回答也是有底线的，错字、文革、地震、捐款这些小事一概不回答，谁敢盗版他的书，余老师马上宣布封笔。

  余秋雨：“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6月28日 《现代快报》
    给余秋雨老师配点画外音：凡找他茬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实在轻如鸿毛，如果余大师出手，谈笑间，妻子孩子单位家庭都要灰飞烟灭。
  

  余秋雨：“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我一下子就同情他了。他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当然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受到爱的浇灌，后来对他来说骂人比较习惯，这个影响他整个一生的话，很值得同情。”

6月28日 《现代快报》
   这句话翻成白话文是这样的：找他麻烦的那个人，是有人生没人养的、缺调少教的、没爹没娘的孩子，而且还是个白痴，因为不知道自己年龄。在下有点疑惑，余秋雨老师是干什么行业的，盗墓？

   余秋雨：“现在骂我的人，都值得我同情。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文化下岗的人，完全失态……发表拿个稿费，很值得同情，下岗工人无处谋生，在呐喊，我们会打他吗？”

6月28日 《现代快报》
   从话里分析，那个“没爹没娘”的“下岗工人”可能是萧夏林，萧夏林质疑了余秋雨捐款一事。现在的情势是，余秋雨一边说不回答，一边实施了最暴力的反击。这又是什么打法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余秋雨：“对付灾难不要用灾难的语言，面对谩骂不要用谩骂的语言。比如到超市买袜子，也许你喜欢的只有一种，那就千万不要开其它袜子的批斗会，这个式样不好，那个颜色太俗……不喜欢我的散文可以不看，为什么要骂呢？”

6月28日 《现代快报》
   顾客来到超市，总有一种挑三拣四的冲动，如果发现一双袜子有破洞，他们有权利惊叫一声吧，如果这双袜子上一堆破洞，顾客弱弱地鄙视一下总可以吧。不声不响把袜子放回去，其他顾客上当了怎么办？

   余秋雨：“贪官关进来了，大家都在拍手的时候，我得努力争取找他们谈一次话，尽管我真的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真的需要找他们谈一次话，我觉得他们的后半辈子不是完了，他们可以在监狱里面成为极其善良的学者。过去做的错事，已经受到惩罚了，至于你的后半辈子会怎么样，阅读决定了你的生命的时空，生命的时空就是你生命的质量，而这个质量提高以后，那无所谓了。”

6月28日 《现代快报》
   从这句话可以推断出，大师没有脑残，大师疯了。

   萧夏林：“只能说这个人彻底完了，这是他最后的疯狂。他咬牙切齿，恨不能把对手一拳打死。余秋雨假捐款一事已经是铁案，谁也改变不了。最近频频活动，表面装作镇定，内心充满哀号。事实上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我现在在看他表演，继续表演，继续疯狂。”

6月30日  《新京报》

看见“铁案”想反胃，多少“铁案”成了冤案，再看“哀号”多轻浮，多少文人在“哀号”。

    “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敢在被阉割的天窗上写下这样的句子，向南方周末致敬，但愿这句话会成为黄集伟老师的年度语词。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单元，应该有自己一席。

     在围脖上跟网友接龙了一下，摘录几句：

     路透色：  不是每一期都有天窗式应急广告，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不是每一期都会遭遇萱萱，但是每一期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你不是每周都会有一夜情，但你每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xNaga 你不是每周都会有大姨妈，但你每周都可以再这里读懂中国！

    鲍家街43号 重庆人说：你不会每周都要打黑，但你每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北京人说：你不会每周都要参加国庆，但你每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上海人说，你不是每周都会遭遇钓鱼，但你每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河南民工说：你不是每周都可以开胸验肺，但你每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天涯倦客 :所有的中国人都说，俺们这里的房价不一定是最贵的，但你可以在俺们这里读懂中国。

   棒捶 不是每周都有世界杯，但你每周都也看不到中国。 (3分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