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孟晋

再过三十年，我们也不会把当年自己的梦想亲手戳破。当罗大佑“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的歌词在体育场上空响起时，我没有眼泪。

偶像都是轰然倒下的，我们也不自不觉地把记忆晒了出来。“纵贯线”是华语乐坛2008—2009的超级怪物，他们至少都不是宿命论者。如果英国乐坛也冒出个埃尔顿·约翰、洛德·斯蒂沃德、戴维·波依和莫里西的组合，那么全世界的同性恋俱乐部都可以关门了。

时光，可以让世界万物的对立消除：激进和保守、美好与丑恶、生命的珍贵和无耻……夏台风来做“东方天使”评委时不会再打扮成“阿哥哥”的风格；余光中耄耋之年开口朗诵《乡愁》时也不会再提起当年把“乡土文学”贬为“工农兵文艺”之事；而罗大佑如果要续写完两岸三地的“恋曲”，恐怕数字要直接来到——2010。

让“新大陆人”的历史留给后人去研究吧。用歌词记录一个时代，流行音乐远胜出于文学和电影。当我们的伪装一层层被扒光，当我们不经意间把野心消耗在一列名叫时代的列车车轮下，惟有带着节奏或者旋律的歌词，是最能动感情的记忆。在这四个已经和行将要被时代赶超的人里面，一个体力难以维持整场演出，一个号召力不足以超过万人现场，一个在人文和偶像之间难以排序，一个在无厘头时代被后来者超越，但他们都是超强的巨人。

其实，“纵贯线”创作的新歌，除了在配器上特别厚重而酷似老男人的“卖血”之作外，他们不可能开创这个时代的音乐风气。我非常佩服他们在现场激荡的豪迈之气，但那种从骨髓里迸发而出的力量，也注定是灵光一现而巳。好比还在装扮年轻的幼稚园里突然来了四只恐龙，大家无比惊讶地盯着那正在迈步的粗壮的腿。

我非常喜欢《出发》的原来的名字——《亡命之徒》，不管是否知天命，也不管什么理想不理想——“不要问路在哪/迎风向前/是惟一的办法”，是最好的不服老的宣誓。而“纵贯线”在一起的加力也终究是一场类似西方的“雄鹰乐队”的闹腾，两者的区别是：“雄鹰”不插电更灵，“纵贯线”插了电更强。

2009，注定属于老男人重生与逝去的日子。“纵贯线”上海站的同一天，走了两位被称为国学大师的老人。

我们不再怀疑流行歌曲能承载多少使命意味，但当晚罗大佑依然是最有历史感的。《爱人同志》黑色诗情的力量自然远远超过了《你的样子》所带来的震撼，罗大佑的喉咙似乎有些不适，他像侧身在历史之外的夜巡者。这个表现青春记忆能追述到盘根错节地步的智者，肯定是这个“纵贯线”启动的真正的幕后策划者。罗大佑是体力耗尽之后，直接到了韬略大师的位置的，他的车厢免不了政治、历史和光阴故事的积压。罗大佑是四个人里的一个异数，他带给人的感动是永远钉在分出善恶的耻辱柱上的。

李宗盛不该进入单身贵族名单中，他写情歌的能力在台湾歌坛首屈一指。但命运让他成了一个憨厚的园丁，尽管他培养的女弟子未必能超越另一个李家掌门人——李泰祥。专门表现成熟男人的沧桑之中的幽默，是李宗盛继续存活于歌坛的尴尬，他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让他有足够的资本跑到前台。如今李宗盛的现场尽管依然提着箱琴，但早以没有“木吉他”时代的坦白。

周华健一生都是一个唱将，他的唱功完全淹没了他的创作才华，他甚至在现场必须放低嗓门，才能让两位老大哥不至于太平庸。也正是如此，此人的车厢过于透明，风从这边入，风从那边出。他的声音辉煌升起时，也很难制造持久的回荡。周华健是那个令很多人相随，但到头来，有人会发出“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的那样的一个歌者。

罗大佑在四人唱《歌》前调侃了一下张震岳：1974年你刚刚生出来。1974年，还是车田正美第一次发表“圣斗士”漫画。在我看来，张震岳的车厢最混搭，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黑色圣斗士。张震岳的出现，意味着台湾流行音乐朝着另一个时尚的轨道前行：个性的时尚重过于集体记忆，顽皮的气质加上配器上的张力，使寓言哲学完美陨落。在“综贯线”的个人篇章里，张震岳无疑是最猛的，也最不过多顾忌的。

“纵贯线”演唱会的精华，其实还在那四节个人车厢的展示上，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当他们合在一起唱对方的歌的时候，他们分别扮演着对方语境里的角色，有时候整齐得难以辨别差别，有时候又分出了状态的优劣。尽管他们一再希望车厢大小一致。

这是真正的男人之歌。但在这个不需要显示勇敢和不屈的时代，也不需要将黑白分得过清的时代，我们肯定懂得缅怀是一场堕落。但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冲出各自封闭的世界，拥抱一下曾经感动的记忆。

“纵贯线”是冲着哭不出，又哭了的那种集体心境而来的。他们并没有返老还童，过去的美好时光流向了远方。

                                      文/孙孟晋

    要不是吴茵的后人想做一个纪念性的片子，还真不知道这位中国电影的一代影后已经诞辰一百年了。那些浓缩了旧时电影繁华的一代明星们一个个成了故人，只有秦怡这一个“活化石”依然活跃在各种纪念活动中，这包括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八十周年的盛事。

1928年，如果时间能够回复到那个洋人和摩登华人出没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大光明电影院是当年首轮放映好莱坞电影的影院之一。在那几年里，上海的28家电影院是各有分工，新光和沪光是专门首轮放映中国电影的，大光明、国泰和大上海则是首轮放映海外片的一线影院。据说，这和所处繁华闹市也有关系。但是，当年每年的国产电影和海外电影的比例是一比四。可见中国电影，是在西方娱乐业涌进来之后所刺激下的产物。

这座城市，一直为两种集体心理所洗刷与冲击，那就是小市民心理和摩登心理的犬牙交错状态。重展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荣华图，不难寻觅到那种都市人追求时髦的盛况，看电影和去其他娱乐场所一样，是一种很普及的时尚。连我九十岁的老外婆整天还会念叨着秀兰·邓波儿的名字，她年轻时候住在离大光明很近的地方。

也许，直到香港人在很多年后纷纷把摄影机聚焦到大上海的传奇时，我们才会隐隐约约明白：一座城市，只有经过梦寻，才会剔除那些太琐碎的小市民情结而升华。回首上个世纪三四年代中国经典老电影，总让人体会到那是一部部罪恶的现代都市的欲望毁灭篇，或者小市民生涯的血泪控诉剧。

鸳鸯蝴蝶派不成功的“涉影”活动，以及左翼电影人开始进入“大中华”等影业，为日后《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等隆重写进电影史的作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但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上海本地人都不会满足于观赏这一种类型的伟大的穷人奋斗启蒙史，我会去关注张石川，看看当年富家小姐的无聊与悠闲。这至少能让我挤开左翼现实主义电影的门缝，窥见小资们醉生梦死的前世，以及哪怕一段残酷得无法承受的缠绵之情。费穆前些年被海内外重新认识，也是这样一种对上海电影，乃至海派文化重读的需求。

当年一场《啼笑因缘》抢拍风波，在今天来看，是两大黑社会老大——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较量。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视剧《上海滩》的火红，关于上海大都市的真正隐秘被打开了，这是关于上海传奇的辉煌。有关这种本土文化的追寻是长年缺失的，却被一代代香港影人当作乐园而尽情发挥。张彻看重的是上海帮会的英雄传奇，尽管他的过于打斗化减弱了史诗性的创立；王家卫从老电影《长相思》的插曲“花样的年华”里捕捉了他所需要的都市氛围，旗袍的风尘影子不断地被渲染，上海小姐的某一面也被彻底装上了浮华的镜框。我一直以为，上海传奇中的大都市的男人们只是建筑的钢筋部分，而在楼下穿梭的女子的风姿绰约，才是这个城市的隐秘的精华。

让我们把城市的隐秘放大，把毁灭的欲望背后的潜流引向主流。我们可以发现，这座城市的男性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缺失的，因为城市潜藏着太多的依附性，时尚的轮盘里又散发着太多的阴性光芒，尤物吞没了冒险与梦幻的力量。前有张爱玲，后有王安忆。能读懂上海的香港导演或者海外华人导演，都会把目光盯上这两个人。相对来说，关锦鹏有点失败是因为他强加了多余的男人的视线，而李安明白——“穿过女人的眼男人的睛”是不现实的，这个聪明人洗礼了另一种吞没。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造成的上海怀旧风潮下的诗篇，城市的大拆大建让很多老城市的胜迹成为记忆碎片。而我们注意到了不少内地电影人也开始把胶片耗费在各种各样的上海传奇中，这其中有很失败的《风月》，也有很莫名的一晃就撤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然《茉莉花开》只采摘到了风雅背后的恶俗。这一点，另外一位第五代导演彭小莲与众不同，她从俗世界里挖掘了这个城市绝大多数人群的市民气息。娄烨是背道而驰的，无论是《苏州河》还是《紫蝴蝶》，都有他这代人的另类生存与历史记忆的特色。惟有一个陈逸飞，无穷美化了他的关于这个城市的想象。

我知道，大多数上海老克勒曾经定期跑到类似“德大西餐社”那样的地方，吃一块蛋糕，坐一下午。或者去兰心大戏院，看一出和父母辈有关的戏。我的青少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在新光电影院度过的。如今，这个城市能够书写往日记忆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这个城市能够添加隐秘的地方却越来越多了。相信下一代人，或者下下一代人的上海记忆是另一种面貌，它不会是“夜来香”，“夜来香”也只是遗传下来的无血无肉的符号。

我很小的时候，上海还有有轨电车的。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那弯弯的轨道以及两旁的洋房，是上海的全部。我不希望上海的影像记录成为未来的仅有的城市记忆之一。

当现实的东西不存在了，传奇才会不断诞生。但是，梦幻不是隐秘。

（发表于本月的《世界电影之窗》）

           有一种生活，像轻风一样淡

                                文/孙孟晋

    一个渔夫和一群海鸥在一起，看上去是有诗意的。

其实，生活里的东西开出了口，就和原来的东西有了差别。人的一生太多地表达了他的惊恐和不安。

人真正的淡然，也不是做出来的。

《海鸥食堂》像极了某些北欧的诗作，比如豪格的诗，豪格肯定因为不喜欢平静被轻易打破，才会说：真理是一只易惊的鸟。

这些年，日本出了一群女导演，她们都很自然，她们不怕把短处摆出来，尤其荻上直子，她把她的粗茶淡饭盛上来给大家尝。她们这一群里面，河濑直美是和自然对话的，西川美和喜欢在家庭关系的裂缝里寻找一种传统。

总是觉得，从钟声里，能辨别出家庭人际的远近关系。

河濑直美的钟声一直在回荡，西川美和的钟敲得时快时慢，荻上直子没有钟声，但它仿佛一直在敲。

一个名叫幸江的日本女子，在芬兰赫尔辛基开了一家小餐厅，名字叫——海鸥食堂。后来又来了两位素昧平生的日本女人来帮忙，第一个住进来的，因为能背出《科学忍者队》的歌词，能背出歌词的人，不会是坏人。

她们三个人都不问对方的身世。女人到了三十来岁，跑到异国虽说有那么一点任性，但总是挥手告别过什么。感觉到离开了以往的生活圈而慢慢露出的微笑，像晒在海边的盐那样的晶莹。

很想尝尝电影里的肉桂卷和饭团，尝尝生活的阴影散到玻璃门外去的滋味。生命，因为有了男人，才有了肉味；因为有了女人，才有了菜味；因为有了离弃，才有海水味；因为有了回到自己，才有了轻风里的味道。

荻上直子，一定是个不喜欢暧昧的女人。她的电影，包括《吉野家理发店》，女主人公几乎都有做操或者练瑜伽，人的生命，过到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欲望便是锅里浮起来的那一层油。荻上直子，把赫尔辛基一条短短的街，煮了很多遍，煮出一股不淡不咸的滋味。

人生有很多趣味，都是从一茶一饭里得来的，人生有很多坦荡，都是在随意的碰撞中发生的，人生更有很多精彩，是无性的。

期望在下一个异性的身上，找到另一种世界，是还没有明白——米饭便是人生。

《海鸥食堂》没有什么生命格言，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当作了全部。有时候，可以跟着三个日本女人的脚步，看一下芬兰的风景；有时候，又回到那个素白又有点简易装饰的餐厅，这空间像这些女人的内心。

人和人，不用太多表白，人和人，也不用太多深埋。一张桌子，几只椅子，进来得很自然，坐一会，走得也自然。

年轻时，为美丽而诱惑，人老了，有皱纹，有耷拉下来的皮肤。当你还在勾引和被勾引的游戏中，你一定只注意中心，没注意外围。生命是蔓延到了外面，才有了味道。

人，一生中认识过几万人，最后只留下几个人。

《海鸥食堂》，就是一个不能永久而能短暂互相拥有的地方。不用问，他或者她将飞去哪里。

人老去，喜欢清淡的。

你不能把旧衬衫挂在阳光飞速跑过的地方，你终于明白你对门口的石头那样忠诚，你守在时间的边上，有几十年了。

我去过北欧，那里的夏天，是露出一丝微笑的。

（登《上海一周》）

                             文/孙孟晋

他有一半以上时间并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爱，他被伤害得越深，藏得也越深。与其说是迈克尔·杰克逊制造了魔鬼般的神话，还不如说是可恶的媒体不断地让一个远离舞台中心的王者陷入了深渊。

他是那样矛盾，永远受困于肌体和灵魂的黑白之争。他用一只水晶手套征服了时尚的眼光，惟一的一次例外是为了黑人集体的神——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换上了黑手套；他连续更新着唱片与演出报酬的纪录，却对曾经不为物质所动的中国心存向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迈克尔·杰克逊的录音已经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在精神上和自然统一的国度。

迈克尔·杰克逊的出现，是继安迪·沃霍尔画了一连串梦露和“猫王”之后，是继黑人街舞和涂鸦艺术成就了一段交媾狂欢之后，西方流行文化最辉煌的一个坐标。在反传统经典的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每一次震动中，以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为代表的80年代流行音乐世界，至少建造了这样一个对今天都产生影响的宫殿：将通俗文化和大众的审美结合得无比完美的温床。有关种族问题和女权主义艺术的激烈争议，在这一男一女的诞生的起始就已经变得令人焦灼不安，相对来说，迈克尔·杰克逊被时代塑造得更为完美。这个热爱米开朗基罗的受难的身体更敏感于狂欢的意义，他的旋风式的舞台表演，他那种将天真和邪恶同时迸发出光芒的才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尚文化变革中的绝妙一笔。

那时，没有人再在乎精神负荷对流行艺术的影响，差不多和迈克尔·杰克逊同时影响这个世界的《星球大战》意味着人类一次痛快的撤离和逃避。我们注意到迪伦式的寓言和披头士式的童话被翻了过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整整十年，西方流行音乐被享乐主义的思潮侵袭，人们更愿意避世，而不愿意复述现实的残酷。

迈克尔·杰克逊的打扮，还有他那尖利的嗓音，无不都在隐喻对性别以及人性的重塑。至于，他那著名的太空舞也是从《星球大战》到《ET外星人》，再到《回到未来》的升空体验的综合。这个一辈子喜欢彼得·潘的伟大艺人终究没有离开他的加州“梦幻岛”私人宫殿。

不知道那么多被迈克尔·杰克逊征服了的歌迷中，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迈克尔·杰克逊是最不适合成为聚光灯下的宠物的。他的童年更多地被残暴的父亲所统治，而那种出人头地的少年梦想是以鞭打和母爱的隐退为基础的。在日后迈克尔·杰克逊最爱交往和心仪的女艺人中，往往都是年长的，从戴安娜·罗斯到凯瑟琳·赫本，再到伊丽莎白·泰勒，她们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也给了他儿时缺憾的弥补。

我们也确信，那个曾经雷厉风驰一般的“怪物”把自己包裹得很深，他是身体的影子，却是灵魂的好奇者，而他的内心感受其实并没有倾诉的地方。在音乐领域，他扮演了机器人时代的英雄，也担当了物质挥霍时代的骄子，但在爱的领域，他只有失落与失败。如果说，一个人的坚强体现在他的始终如一，那么迈克尔·杰克逊的生命音符的确是强大的。他只是把注意力从异性的身上更多地转向孩子们，他知道，他可以和他们玩没有欺骗的游戏，可以和他们一起对未来世界充满好奇。他是孩子们的小飞侠。

迈克尔·杰克逊坦言，他曾对自己的脸充满自卑。上帝就是这样压迫着任何一个试图寻找完美的人的，一个世纪出一个的音乐天才，却有一副虚弱到绝望的身体，他在皮肤上唱起了一段月光曲，他也在墨镜的后面流淌出一条河。当青春年华不再是镜子里的常客，他身后那些不友好的镜头开始描摹他，把他形容为黑暗里的妖魔。

这个在2001年或者2009年漫游过太空的地球人，在听到卢卡斯的女儿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迈克尔·杰克逊时，激动得飞了起来。我终于明白，这个声音里有飞翔感的男人为什么颤栗的理由了，无论是超速的宣泄，还是委婉的抒情，他生命的根不在地下。

在深夜的镜子里，他那张脸一定美到不存在。上帝只让他一个人去接近这份真实，就像他喜欢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那句诗句：“从一片叶子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吗？”

是的，从一片爱的叶子，我们看到了整个西方流行世界的飘零。

                                                文/孙孟晋

再过17天，就是他复出江湖的日子；再过50年，他依然是最伟大的流行音乐的标记。对于我们这个娱乐至上、平民神话不断的世界，迈克尔·杰克逊无疑是有史以来造成最大影响的流行乐巨星。

他的突然逝去，留下了很多令人难以证实的疑惑。就像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只给他画了一张黑色的脸，他是更爱卡通世界里的孩子，还是现实世界的孩子？他聚积了雌雄共体的辉煌，他偷走了太空舞者的舞鞋，他把爱释放了又偷偷地带走，迈克尔·杰克逊的眼神也从桀骜不逊逐渐转向中性般的乖戾过渡。注定要在挥霍才华与能量之后面对夕阳，也注定要在惊恐的人生经验中尝遍痛苦的滋味。

迈克尔·杰克逊从来不是一个人文意义的预言家，他更是一个编织改变人生命运故事的强者，他不会给你带来后工业时代的愤怒，他是流行殿堂里的咏叹调，他用唱片销量和MV收看率来树立神话。他的诞生，给青年文化带来了无穷的节奏快感和征服欲望。

他为色彩绚烂的梦幻世界赢得了高分贝的回响，他的肤色从黑变白而留下了永远的谜：无论是自然疾病，还是人工手术，都以痛苦为代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麦当娜的出现是和“坏女孩”为标记的女性主义文化有关，而迈克尔·杰克逊则是黑人文化回潮的象征，人类挑战太空的流行印记，高成本MV革命中的冒险符号，以及冲击种族主义枷锁的又一次凯旋之音。

他少年时代在“摩城之声”的录音也许是过于遥远，我们现在很少再提那些录音的真正价值。那是一张张从黑人灵歌向迪斯科流行转变的唱片，“杰克逊5兄弟”是唱片界阴谋的一个环节而巳，黑人的焦灼不安被一种虚幻的快感所取代，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呐喊失败后，在迪厅里被唤醒的灯红酒绿的迷醉。但这一切是时代的华丽转身。

整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乐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绚烂。终于需要一个人在舞步上和雷·查尔斯的钢琴比滑动的速度，也需要一副能打破阴阳界限的嗓音。他的太空舞步，他的水晶手套和金属装饰的演出服，他那无与伦比的征服性令整个世界为之颤栗。从此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人间极品：迈克尔·杰克逊的辉煌是工业的辉煌，是MV成为音乐家族成员后的里程碑。

总是有太多人议论这个人的后期的怪异与不端，想想惟有他自己才能永远面对一身松弛而坍塌的肉体。这就像外星人的装备套在了一个有呼有吸的人类一员的身上，流行文化的帝国大厦无法轰然倒下，也需在面具后面抽走光芒。他制造了把儿子举出窗外的神经质行为，他也让孩子们带着口罩，带着眼套走进一个带有各种“细菌”的世界，他即使想与世隔绝，也无法隔绝他存在的影子。

他属于那些在少年时代接受青春期变化和时代变替的年轻人，他也属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卡通文化与西方流行乐侵蚀的中国年轻人，他给那些追求超酷的一代带来了惊叹的想象，他也给独生子一代带来了杰克逊式的叛逆和爱的洗礼。

他的胯部的抖动，也终于成了黄色泛滥的代名词。他和麦当娜同时被钉上了摇滚的十字架。

1988年，这个继续企图在流行王国制造神话的天才，闪闪烁烁地写了一部自传。尽管曾经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在序中指出了他的矛盾，但他本人还是藏起敏感的触角而勾勒了所谓的“梦幻童年”。读他的自传，只能读到一个乖巧孩子的成长史。与此相反的是，我在看他的一段采访影像时，才感受到他的真实存在，甚至可以说，是虚弱的内心的不小心的流淌。他控诉他的父亲的暴行，他像一个长大的孩子在索求着他失去的童年。

人生往往是这样的，哪一段的缺陷越大，日后的疯狂弥补也越可怕。他被剥夺了普通少年儿童的游戏的快乐，而是被灌输了出人头地的梦想。我是把他晚近的“娈童案”，看作是他被虐待的身世的一种补偿，美丽的后花园里的一段段剪成剪影的童话，我们没法诉说他唱给孩子们的歌是否假惺惺，他把爱的地域填高填大，留给自己一具空了的躯壳。

如果说，米克·贾格尔曾经代表了——声音与愤怒，那么，迈克尔·杰克逊永远是声音与神话，他不可能再去延续一种超人的身体能量的付出。

他是一个时代的非凡偶像，他来不及遮掩一下什么，就走了。

今天凌晨，林奕华发来电邮，说她死了！只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的艺术家走了。

那个时候，我在研究日本新电影，现在才看到，仿佛国内还没人报道！

即使我们恐惧这个世界，也应该去好好爱！

           文/孙孟晋

除非这世界又要诞生另一位巨星，除非这个物质的时代将要关闭最后一道想象之门，否则迈克尔·杰克逊的死实在太令人惋惜。当年，杰克逊以一张《Off the wall》横空出世的时候，流行音乐的伟大偶像“猫王”提前两年成了仙人；随后不久，另一位神，也是那个时代的预言者——约翰·列侬中了地狱之弹。

迈克尔·杰克逊是伴随MV诞生的巨人，也是唱片工业制造神话的宠儿，更是打破性别极限的不可复制的稀世珍宝。

一切都是一场宿命。当有人把迈克尔·杰克逊的“优雅生活排名”排到麦当娜之后，当他顶住生活压力准备着重出江湖，而将在伦敦献唱五十场时，有一双来自天外的魔掌伸向了洛杉矶杰克逊的住宅。毫无疑问，在MV和唱片为标记的流行音乐时代，无人能撼动迈克尔·杰克逊的至尊地位，他像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全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地制造了一个个流行潮流意义上的神话。

那是一场将科技的光彩照亮舞台和个人录音带场地的革命，那也是一场彻底打破黑人音乐和白人音乐界限的风潮，那还是一场标榜能歌能舞时代到来的时尚决战，那更是一场把青年文化推向想象天堂的运动。

他的成功意味着音乐内在张力和包装魔力的伟大结合，也开启了娱乐与流行在想象王国的极限。如果不谈这么一场波及了整个世界的流行风潮——它肯定远远超出了音乐的国界，那么谈论迈克尔·杰克逊至少是不全面的。在一场乌托邦的嬉皮士革命迅速消亡之后，整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弥漫着阴性的时尚，以及黑人文化的回潮，同时，迪斯科的盛衰也让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的审美朝着一个可掌控的世界迈进。

人们首先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怪物”向后挪动着舞步，这是一个简直像在空气里滑行的太空人，他创造了“太空舞”。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一首首高成本的MV中，迈克尔·杰克逊让全世界领教了他的创意和实践，没有第二个人再有过如此辉煌的MV杰作，在那个年代，迈克尔·杰克逊每一个MV就是一部魔幻电影，是《超人》的姐妹篇，是《指环王》的前传。

这仅仅是巧合，五岁就登上舞台的迈克尔·杰克逊唱的第一首歌是——《爬每一座山》，和“五”字结下不解之缘的他也是因为“杰克逊五兄弟”而真正被世间所认识，那是一场把黑人灵魂音乐推陈出新的“摩城之声”，从此，一个塌鼻子黑皮肤的年轻少年走向了成功的第一站。据兄弟们称，他们的这个弟弟如果不是在十几岁时就戴上白色长手套，那么杰克逊家族诞生的是另一位哥们。

这肯定不是巧合，光一张《颤栗者》专辑就出现了五首冠军歌曲。

在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生中，有很多超凡的先行者鼓舞着他，首先是黑人灵歌大王James Brown，这位穷苦的人那种疯狂的改变命运的能力以及在舞台上的歇斯底里的旋转，成了少年迈克尔·杰克逊赶超的楷模，也许，他的舞蹈的灵感还来自金凯利，但在他达到巅峰之时，都不忘感恩一声那个已经在娱乐的小号声中以征服异性为乐的James Brown。

如果说中国乐迷当年是被他的节奏打动的话，那么很大一部分还因为他的史诗一样的MV。长度上宛如一部电影的《鬼魂》，阴暗中闪动着人类惊悚光芒的《颤栗者》，带领整个时代文化潮流的《Beat it》，还有每一个拥有文艺细胞而盼望着实现的人都会感动的《You are not alone》，以及黑人街头文化全面胜利的《Bad》，当然，隐藏着迈克尔·杰克逊个人秘密和前半生理想的《黑与白》也绝对令人难忘，我年轻时从中读到的是：全世界的脸都在朝着一个欢乐而神秘的方向转去。

可能，你会叹服这样一副嗓子只能在19世纪之前的皇宫里才能出现。说实话，有时候它更像一副把邪恶与纯洁的界限破除的嗓音，它像是永远的少年耽搁在天使翅膀旁的吟唱。我不知道，忠实的迈克尔·杰克逊迷会不会原谅我这样的比喻：他是将生命血液里的恶之花移植到创伤里面的魔鬼，他是将人性的隐秘通道埋葬了之后继续歌唱的天使。在他那里，阴阳不分。或者说，早年痛苦的阴影以及父亲严厉的斥责声所造成的梦魇，有一天让侧身生长的迈克尔·杰克逊练就出阴性的爆发力，锤炼了一种阳性的柔歌。

它就是爱，它就是对逝去的情感的敏感。他的很多歌是献给孩子的，他在治愈伤口的山坡上对着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讴歌，他把他那双白皙得病态的双手围绕成一个花园。迈克尔·杰克逊和全世界孩子们在玫瑰碗体育场里的那场空前绝后的齐唱——《治愈这个世界》，无论你在哪个时候重看，你只能掩面而泣。我不相信，这是一场高代价的作秀，我只相信，这是人类从肮脏与纯洁的两岸向爱河投入的冲动。

一个永远追求完美的人，也是一个永远遮掩个人缺陷的明星。如果你妄想给他的音乐节奏记录点什么的话，那么只有人间奇迹；如果你能从这个世界找到永不褪色的旋转，那么旋转的中心只有一个人；如果你试图从流行符号里留下终极圆圈的话，那么最后呈现的是一颗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心。

这个人有这两样气质的融合：邪气和含羞之间的对抗。其实，他所有无法辨别的善恶之间的行为，都无须过于苛刻。对他品行的疑惑或者赞美，都是枉然。就像去探究那张举世无双的脸的来龙去脉，它至多是一次人类难以承受的终极折磨。当一场文化变革像盛宴一样摆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从十字架的背后找到更多的叛逆？

本质上，他叛逆得远远抵不上他创造的，他是最后一个艺术的处女座。他在仙若凡人的时候，汲取了继续舞动与歌唱的水分，然而，他注定要走了。

我不知道，是他呼唤着下一个巨星，还是上帝看到了另一场大戏的序幕而呼唤了他。

                                          文/孙孟晋

当年“舌头”乐队有一首在地下风靡一时的歌曲——《复制者》，不断地强调“再造”概念。时间，留给我们一场带有政治符号的记忆。而今天，孟京辉小范围地再造了中国地下摇滚和实验音乐，也不无讨巧地再造了法斯宾德，这一次，是关于生存空间的记忆。

我不想把空间夸大为环境。环境，被抽象了就是空间。大而言之，环境宛如大海，人的生存能力也就在孤岛般的空间里挣扎而巳。

也许这话有点贬义：孟京辉的话剧形式感大于他的舞台仪式感，尽管这次他改编自法斯宾德的《爱比死更冷酷》将空间的力量放大到了极限。玻璃墙挡在了观众面前，也将一场冷酷的追逐、莫名的背叛放置在一个压抑的空间里供人观察。

《爱比死更冷酷》是法斯宾德台词最少的电影之一，也是他少数绝望大于疯癫的名片之一，这可能是这个电影疯子早期电影和后期电影的风格差异。我敬佩法斯宾德，是因为他是电影史上称得上有仪式感的大导演。和别人不同的是，疯狂边缘的燃烧是他仪式感的基点，在那面白得令人心颤的墙边，伫立长久的身体延缓移动，那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时刻传递着不安、虚无和毁灭。

评价孟京辉改编的成功与否，首先看他的简化和加强两方面的效果，用一个场景来交代不同场所发生的，孟京辉的简化有独到之处，但这种简化背后却是话外音的情节描述，则是一种形式上的妥协。孟京辉的实验特点的一部分，是他对音乐的引用，在《爱比死更冷酷》一剧里，他采用了丰江舟的电子噪音，这种骚扰传统话剧观众的接受习惯的做法，显然比他早期“御用”张广天的“红色民谣”音乐进步得多。如此声响效果的强化，客观地说，使这出孟京辉的新戏在当代艺术语汇上多了一道酷而不冷的风景。

以往，孟京辉的话剧都有鲜明的风格：红色偏点灰、黑色不很黑。也就是，在对现实批判的语境里夹带着调侃，在黑色悲剧中又隐含着温暖。孟京辉的杂糅之功力无人能及，一顶先锋的大帽子下藏着极端的诗意和反叛，而这个人总是在和灵魂歌唱对峙时，露出智慧的尾巴，这使他的舞台震撼力朝另一个方向伸展，你在意犹未尽的时候和赤裸的东西擦肩而过。

孟京辉捕捉到了动荡时代下的人的不安定因素，他并不追求精致，这种粗鄙感正好和法斯宾德非常相配。而不同时代的思考深度与体验强度，恰恰又使这两个人的方向相左，一个极度消耗着对存在价值怀疑的能量，一个偏向于在漆黑的舞台上制造理想或者梦想的挽歌。不知道在今天搬动法斯宾德有什么现实意义，除了法喜欢快节奏生产类似室内剧的电影而宜于改编以外，他影像里的那张张绝望而冷漠的脸和我们的日常体验相去甚远。记得早些时候，《爱比死更冷酷》都直接翻译成《爱比死更冷》，在一个爱不比死更酷的时代，一个舞台剧能冷到身体的哪个部位？答案不找自来。

相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爱比死更冷酷》显然承袭了法斯宾德的冷漠，而缺乏孟京辉平时讽刺的力量。他在制造氛围，他在制造割裂感，甚至他在灭灯后发出枪声，但整出话剧的背后没有对应点，你无法展开更广泛的联想：是一出背叛的寓言，还是一个人类失去信任度的荒诞缩影？文本本身不是无穷尽的，就像在笼子里的猛兽，它的咆哮被封闭着。可能是太忠于原作的原因，孟京辉在叙事上做到了井然有条。但我们反而失去了一次阅读真正中国版《爱比死更冷酷》的机会。

孟京辉值得称道的是，他依然保持着在舞台上打破陈规的冲动；他依然在骨子里释放着游荡的歌唱，只是如今这样的歌唱被一群流浪音乐家簇拥着。同时，他显露了大家的风范，这种午后的光芒映衬出新中国话剧下半章的华丽架构。

当孟京辉不再小众，而话剧的全盛时代并未到来的今天，放眼望去，诞生于现实生存逻辑的台词充斥于舞台，那么，这样一出“冷酷剧”也算是一盆不够冷的冷水。说开一点，今天呈现的所谓草根文化，只有草没有根，这让人想起了老舍，一个可以把平民故事一点一滴流出一股清泉的人。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走了——品特早就永别了舞台；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活着——达里奥·福可能还在某个穷人的角落搭建舞台。

爱不比死更酷，孟京辉如是说。

尽管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几位老人已走了，但他们是古巴的民族灵魂。

6月16日，上海音乐厅，最高票价380，最低票价80，中间票价180、280。

详细资料请网上查。

旧版最后一期《品味》，做的就是古巴音乐，导演旁白里写道：他们的音乐代表了古巴民族的精神。

结果三审同志说：这样的措辞不准确，好比说“侗族大歌”，你能说是中国民族的精神吗？

突然觉得古巴也有960万平方公里了！

我其实，喜欢古巴雪茄超过喜欢古巴音乐，嘿嘿，这个演出没想到票子这么便宜。

给古巴的“侗族大歌”做一个广告！

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在城墙外，是阿拉伯人的墓地，而在我拍摄的位置下方是

犹太人的墓地，隔着一条大街。

特拉维夫——地中海海边

马萨达——有很多音乐、文学描述的地方，在死海不远的山顶

阿科的中世纪客栈

内盖夫沙漠里的纳巴特古城

圣墓教堂——耶稣长眠的地方

阿科——地中海城市，它到处都是蓝色

海法——地中海城市

死海

耶路撒冷的哭墙——去那里的时候下着大雨

难忘的地方，我的三月。

                    文/孙孟晋

编织记忆，是横向流动的，还是垂直上升的？

一晃又过了十多年，当我不觉得时间如烟云般残酷时，生命里的某几个点突然有膨胀、变动的迹象。

我指那种断断续续的，从你的肌体滑过的记忆。大概仍然感觉到低沉的绝望，不相信生命的某几个点能组成一个圈。但是，一个叫特伦斯·戴维斯的英国导演做到了，他在述说一个完整的生命的圈。

但电影《远方的声音，仍在回响》画了一个很小的圈。住着一家五口的一幢小房子、俱乐部、教堂、一条半明半暗的街道。我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的利物浦的工人区就是这样的基调。我去过那里，但我到过的诸如麦卡特尼的旧居都禁闭着窗门。

《远方的声音，仍在回响》第一个空镜头便是那扇小门打开了，我突然感觉拥抱了披头士的孩提生活，也拥抱了在时间里凝固的僵尸，还有这个戴维斯导演的亲身故事。

喜欢上这样的电影，可能需要这样几个条件：听过来自利物浦的披头士的歌，而且对潘尼巷有向往，并淡忘这个乐队以后的成长故事；发现那个岛国的人民即使在阴郁的日子里也喜欢歌唱；看过维米尔的画，深爱窗外的光射入时的美；经历过并不美满的孩童生活，体会慈爱和暴力强烈对比的父亲形象——一种撕碎它而又拼合它的过程；最后还有一条，一根烟的工夫，就能完整地回忆起孩童时代去过的某些场地，并能记起某个空间里的窗户开在哪堵墙上。

特伦斯·戴维斯不属于伟大的导演，但他非常特别。特别到把摄影机当作了照相机，把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声音当作了走动的秒针。这里面的婚礼像葬礼，死亡像一场倾述久别的梦。每当需要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刻，母亲和三个儿女站在墙前，父亲则在墙上的照片里。然后开始出现父亲暴躁而又失败的日常故事，这种小家庭式的回忆不断地被打断，穿插在之间的是那个时代的萧条和沉闷的反响，这种亲友邻居的聚会其实也没有放大电影空间的狭窄。

我知道这个导演非常留恋他儿时的生活，一个人是没法叛逆掉他的出生的，即使他出生于猪圈。特伦斯·戴维斯特别多地拍摄节日，拍摄那种本该快乐的寂寞。有一个轨道车上的镜头，沿着一家家人家的窗门前行，明亮的窗内景象和阴暗的墙。注定是被幸福遗弃的世界。

片段式的，暴君般的父亲一会儿在爱的墙上，一会儿又在恨的房间中央。壁炉里的火，伴随着时不时出现的民歌吟唱。时间被广播声过滤掉了，他们参加婚礼和参加葬礼是一样的表情。那些歌词非常重要，和墙纸上的小花纹一样重要，这群人的生命都被注脚过的，是那四个字——来来去去。

可能我们需要探究一下，披头士的“永远的草莓地”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这个闭塞而典雅的电影世界里，其实，在利物浦有很多供孩子们玩耍的园子。导演甚至没有将镜头向上摇，摇向在风雨中的教堂塔顶。我不知道，这样的经验是否普遍：一个没有仰望的世界，是否和孩提时代的日记本等同大小。或者说，记忆没有仰望。

如果说，影片的褐色基调有种甜蜜的痛感，那么，在我们的记忆大闸打开时，放映过去的不是人和物，而是一种沉默的声音。

你和别人说爱你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冲动，也有点虚妄。但是，时间就是那样的房间，当它盛满了表白以及没有表白过的表白，有一天门打开的时候，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充满了寂寞的歌唱。

人的来来去去，是早就被规定了的，这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理由。

下周二（6月2日）林奕华

下周五（6月5日）陈升

首播时间：晚上19：30，重播时间：第二天早上9：30

后面还会有林弈华的精彩访谈节目，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导演的独家专访,杨丽萍谈她的新作品《云南的响声》等等。

                文/孙孟晋

    如果用我以往的标准来理解许巍，肯定是一种错误，因为我们这群人曾经不会原谅丝毫的所谓不彻底。同样，我们也会用一把审美的尺去衡量日渐老去的黄舒骏。

就像在这个春天，他们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来选择。许巍的音乐，像一颗依然保存着鲜嫩度的果子；而黄舒骏是那个剥开果子的人。黄舒骏是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游走在俗世之间，而以更为玩世不恭的方式解读世界；许巍让做梦者继续做梦，他给人逃遁于俗世的幻觉。

青涩的沧桑，构成了许巍音乐的冲击力，并以漂泊的气质吸引着很多尚不知道世界为何物的年轻人。按苛刻的评价来说，如今的许巍回避了一些本质化的体验，也过于铺张感动，但他不是那种在阳光下 痴情的泰戈尔少年，更不是酒肉穿肠过的落寞中年，他那段疗伤的日子摧毁了他拔刀对抗的意识，他是顺着状态走的人里面非常典型的例子，感恩与反叛本身就是两条途径里的风景，许巍是向黑暗说对不起的人。

这是明亮世界里的自由，一个人的叙述只要真实，都有存在的理由。我想，许巍是那种突然之间能逼出人眼泪的歌者，沧桑加温暖，在终要孤独人生的生命世界里，不再是苦涩的音乐药片。

反对温暖，就是反对最基本的交流，乃至传种接代的交流。

逃遁、回避与超脱，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回事。

老实说，我现在对许巍的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色彩上的。即使明白他的色彩有时候明亮得单调，但半辈子沉浸在黑暗里的人，瞬间之间放晴，已经用不着体会世界的荒诞与滑稽了。自由，用来感叹，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尽管它的唯美加入了过多的漂白。

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太计较伫立者留给你的是正面还是背面的身影。

每个人都有他的命门，但一旦你彻底打开了，反而刀枪不入。我找不到黄舒骏的命门，他不像许巍。

黄舒骏的时代是用来怀恋的，许巍身后的那个时代则是用来凭吊的。许巍的平淡让人感受温暖，而黄舒骏的清醒令人可怕。我敢说许巍是他那群人的宿命，他那代人不是沉沦就是衰老，惟有他以另一种面目存活着。但我不敢说黄舒骏是宿命的，他是发生过的辉煌的一页。

台湾流行音乐的人文气质到黄舒骏那里，完全上升为一种文本。他的每一首歌词都可以拿出来分析，这是流行音乐的另一半：肩负起生命的使命。用嘻笑怒骂来论断时事，又用一种几近于刻薄的智慧去评述人类感情的真谛，只是这一代人拥有的使命感付诸东流了。

黄舒骏从出道时的少年老成，到中年的音乐求变，沿着他设定的路线奔跑。世事的残酷，在他的那里是有反弹的，他不会杜撰梦想来摆脱寂寥。所以，他留下的遗憾也只是身体的老去，或者说是时代变替后的无情。我相信，他至今都胸怀大志，尽管他绝对食人间烟火。罗大佑是人间“魔兽”，在哪个时代做哪门子事，而黄舒骏的个性是往后缩的，他会在乎他身后的那道影子是否漂亮。

一个俨然出世，一个浑然入世，一个依然在做一场梦，一个已经断了梦，许巍在讲童话，黄舒骏在少年时就抛出了成人故事。我们不要将这个人的白昼去衡量那个人的夜晚，我们也不要将歌唱当作成长。

黄舒骏既不完全是时评家，也不完全是诗人，许巍则是绝对抒情的说梦人。黄舒骏的高度是人文的，许巍的高度更是一种个体存在，当时代给不出关于出路的答案时，个体的存在只要是鲜活的，都有他值得聆听的理由。

再说春天马上到来的人，一定是有企图的。但活在春天里，赖着不走，即使感伤到泛滥，即使用一成不变的语句重复，都是一种人生。一个冷静的人看到了一切秘密，一个并不冷静的人看到的是他从秘密之前逃走的冲动。

生命的两面。即使我们活得依然不真实，一劈二，感动依然是感动，流水依然是流水。

                                            文/孙孟晋

    人一老，温暖的东西是送也送不走的。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还活着，却面目全非。对于世界的残酷，大多数人只有抱怨。其实，生命的委琐才是世界残酷的母体。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相安无事，我们甚至在同一个房间里相安无事。许巍抓住了他衰竭时那一片平静，而黄舒骏的冷峻里多了不少玩世不恭。这个被宣判为60后的一代，本质上被动的，他们只有在钢墙铁壁前捧着鲜花的命。但这已经很美好了，他们该懂得在鲜花凋零前离开。

世界不美，才有那么多美的哀叹。

许巍是一种自寻境界的疗伤，黄舒骏的预言没有完成，他们不用伪装，他们的素衣裹身已经那样感伤。这代人倒下后，没有后继者踩过，他们孤独得自己开了凋谢的花。

男人是不是要有杀性，还是在月光少年的梦里将自己洗干净？风吹的年代，身体飞舞的诗意里有很多谎言。生命被记录，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是时代的跑道边一群奋起，却跑不远的人。他们太在乎晚霞的落寞，也太在乎呼唤的长度。

当许巍成了下一代的保温品，黄舒骏冷不防冒出来在这代牺牲者的墓前留下几个问号。许巍开始是下一代人的坐标，而黄舒骏依然是他那代人的骄傲。

地平线上的两颗星星，眨一眨，是孤单，眨两眨，是呼应。我们都成了地平线上的陨星，亲爱的，我们没有捅自己的勇气，也不善罢甘休，就像做了一场梦，醒来照见自己的丑陋。其实，那年头，我们拼命呼唤的也有我们的欲望，腐烂是季节留给岁月的礼物，理想从来没有赤裸过。很不幸的是，我们在未来的那些日子，将要被统统归为一类。

比如将黄舒骏和许巍归为一类，黄是痴情者，许是哀叹者，一个预言，另一个不相信预言，但他们的身体都从温暖的光环中穿过。音乐的帝国里一个个过客，他们回来了，可我们听到的永远是自己。

他们说，听自己去。

有人圆滑为生，有人变得温暖。生命非常脆弱，时代的风向一变，人来不及流泪，就被刮走。

如果许巍嗓音里的沧桑少掉几分，如果黄舒骏智慧里的惆怅多了几分，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

安静又是逃避，自由作茧自缚。是不是以前那个人并不重要，亲爱的都不存在。偷鸡摸狗之事也偶尔为之，丰富人生就是又脏又净的走过而巳。这是60后的集体名词。

不用牵挂什么，下一代人比你跑得更快。也不用太难过，上一代人比你活得更失败。

歌唱，终于没有其他记号。

改变2009

——黄舒骏专访

（一周之间，要采访四个法国导演，两个歌手，一个钢琴大师波里尼，一个合唱艺术专家，还有……这就是我目前的全部生活，为一个电视节目出卖所有的力量。其实，对黄的感觉已经很遥远了。）

A：孙孟晋

B：黄舒骏

A：这个时代，不是你刚出道的那个时代了，你有没有抵御过？或者说，如何去平衡的？

B：我觉得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你有没有很幸运地找到可以不断转变的角度，另外一个是，你即使知道这个时代改变了，你依旧想要保留什么。这两件事情是一直不断地做平衡的。后面说的部分是千古不变的地方，比如像是我到现在都非常坚持，我不准任何人改动我的一字一句。说实话，我只想拥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天地，维持自己所拥有的美好。

A:我记得你第一张专辑里有首歌《天平座的女子》。在你身上，我也看出有天平座的气质，平衡得很好。但同时，你又是非常苛刻的。你这个人在内心里面永远是苛刻的，你觉得活着累吗？

B：我的确是在歌词文字的部分相当苛刻，我这么苛刻的原因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乱数。我们自己掌握自己心目中的美感或者准则的话，这无以为继，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存在。那我觉得还能够坚持在文字上的执着，当作我自己存在的一种自我肯定。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在文字方面这样执着，那是一个让自己安定的力量，虽然那是相当苛刻，那会造成痛苦，但是痛苦过后，可以对生命造成一种安定的力量。我是可以承受的。

A：听过你很多作品后，尽管发现你变化不少。包括你唱过一些像Leonard Cohen那样的风格，非常阴郁的。但我相信，你很早就找到了属于你的声音，在第一张专辑里就出现了，这种声音是你的标志。你什么时候开始找到这种声音的。

B：我想我小时侯和大家一样，是一个狂热地听音乐的孩子。那时候尽可能把身边所有能找到的音乐尽量吸纳到自己的小世界里。各种音乐听到之后，你会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会自然地发展，其实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自己对爱尔兰的摇滚乐、民谣都非常地倾心，我一直觉得我好象听到那个吹笛人的呼唤。自己在做音乐上，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从《我是谁》开始我就想展现我内心里真正想展现出来的声音。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会面临，你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唤。

A：我觉得有种评价是非常正确的。在你身上有种文人气质，你有种情怀在里面。而陈升不同，是流浪歌手的状态，完全和你不一样的。你觉得评价得准确吗？

B：我每次听到别人对我的评价，我也是有两种感觉，一种是很惊喜，啊，原来别人是这样看我的。虽然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怎么的文人。而陈升是一种流浪歌手的感觉。我的确在创作上对于一种美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感觉我写一首歌，像是在写论文，更胜于只是一般地抒发情绪。

A：在你的歌曲里反应出不同的面相。它会有调侃，讽刺，也会有抒情。这个时候非常地冷静，那个时候又有种温暖，我不觉得你歌词很绝望，你还是在等候什么，盼望什么。温暖和冷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你喜欢睿智的东西，是睿智和体验结合起来。你的歌词内容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B：那就像我们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我们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你对你爱人表现出来的和你对你敌人表现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觉得我的真我不是单一的。当我写出一个相对严谨或者相对古典的文字的时候，同时我会试图去创作一些比较调侃的，后来人家称为黑色幽默的创作风格或者笔法。我觉得这也是在内心里做一个平衡。我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严肃、古板，我一样有深情的，我一样有我的调皮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但是每一个人在松紧之间都会有一个调和，我并不是只追求某种重量就可以满足的，但是在这种调和中对我自己在创作上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A：你的前两张专辑都是在读大学时写的，但这两张专辑已经非常成熟的。我至少能想象当年你是少年老成的，是这样吗？

B：先讲外型，我自己看了我小学时10岁的照片，我真的长得格格不入，我真的长的不像同学。小时候就比较早熟，我从小就喜欢想远远超过我的同学。甚至我想结交的朋友年纪都比我大。可能就是某种天性，在创作的时候我一开头自己有个理想，我不希望写一些大家都可以写的东西，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自己设定一个理想，我希望自己的承载的是关于人性、生命，而不是在生活中一些小小的感触。比如讲爱情，我希望讲到爱情最最核心的那部分，而不是个人的小情小爱。我记得以前我写一首歌，《在哪里》写的就是：亲爱的，你的身体在我怀里，但是你的人在哪里。甚至已经有点禅宗的味道了。所以我试图去写本质上的东西，就相对来讲，会比较老成，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我的人生有点倒过来长的。我现在看我20岁的时候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个家伙太可笑了，太可爱了。他花了太多的时间来猜测我的人生会是怎么样的，为自己的未来写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我摆出一副看破人生的样子。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我20岁时候写的，我会想我怎么写得那么准。至少我猜中我自己的人生。我并没有觉得它所描写的未来的我有多大不同，我几乎照着自己猜想的轨迹在走。比如像写《恋爱症候群》的时候，坦白地讲，大家都觉得我一定有很多恋爱经验，其实写出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恋爱经历，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很蠢的男生。自以为念很多书，很多女生会喜欢你。但其实女生根本不喜欢你念书多不多，她们是喜欢你好不好玩，有不有趣，照不照顾她。但是这方面我一无所知的。我是用猜测的心理去写，后来我自己有了许多感情的经验与故事之后。我再回头发现真的没有跳脱我当初写的那些东西。所以这在创作上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倒过来讲，我觉得现在我反而比20岁的时候整个人要轻盈一些，我不会这么重地去看待很多事情。

A：我想了解你喜欢哪些文学大师。

B：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讲起，我的导师就是教中文的，他介绍我好多文学类和哲学类的书。比如说文学类的话，我自己看了很多作品，泰戈尔的诗集，托尔斯泰的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谈》，我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喜欢，远胜于对他的戏剧作品的喜欢。那时侯在台湾能接触到的一些诗人比如说余光中，我们那时候也会念张爱玲，自己也很自以为是地去看一些很深的东西，比如说黑格尔的东西，《哲学原理》这样的书。有时候只是某一种流行的心态，我想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很有深度的人。其实哲学书没有念通。但是这些吸收的过程对我有帮助，后来做流行音乐，本质上还是希望我的作品，不成为一般时下泛泛之辈写的文字。

A：我记得大陆刚开放时，出了《莎士比亚全集》。我没钱买全套，挑了一本，就是《十四行诗》。

B：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有办法对一个人讲这么多的话。那是要非常强的能量。不见得他有多爱那个人，但他的才华是在同一件事情上使用这么丰富的文字去表达，我觉得是相当惊人的。一直到现在，它都还是我定期会浏览、自我提醒的一本诗集。

A：我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影响，写一个爱情感受，用很多的笔触去写，也是惊人的多。其实一个读了那么多书的人，会很清高，当年在你的气质里，应该会有那么一点点骄傲。骄傲的气质是有正反两方面的。你会看得比较高比较远，但对你生活又会有影响，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会不屑。是这样吗？

B：你讲得非常准确。回想过去这段时间，我甚至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因为我对于我自己所谓的追求理想放得比较高比较远，对于身边的琐事，是有一种很自然的忽略跟无视于它的存在，那个时候我总是想说，我把我自己所有的能量集中在自认为最有意义的地方去发展。但是的确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地方是非常随性和不在意的，这部分，回想起真的感谢父母对我的包容。特别我在过去的音乐岁月里，出道二十年，至少前半段是这样。那时候完全无视于他人对我的任何评价。只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到了后半段的时候，自己会反思。到了一定阶段，其实我对于自己是有很多不满的。而这种不满我仔细去想来自何方。相当部分来自于这种恃才傲物，已经发展到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地步。现在，我真的可以那么平和地看所有的事情。我觉得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就跟创作一样。在那个阶段，可能我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很不通风的。我觉得我现在通风状况很良好，可以接受任何的可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完全没有忘记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这点在我心中永远是很确定的。

A：我想问你第一张专辑企划的口号——“超越罗大佑”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想问，对于那个环境的你，这种口号，我相信会带来一些障碍的。这种障碍你后来发现了吗？

B：当时我出道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企划，它同时产生两个现象。很意外地我的唱片销售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因为罗大佑在那个时代是有一批拥护者，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初生之犊的，他们觉得有点亵渎他们的偶像或者神。就这个企划本身，我觉得是祸福难料的。在那个时代，还好有一个销售量本身的支持。否则这对新人来讲是个很大的压力，你要承受很多很多的批评。我还记得发行的第二个礼拜，有个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超越罗大佑？（问号）笑话！（惊叹号）”我收到很多歌迷的来信。有一个高中女生，她从头到尾骂我，而且写了洋洋洒洒一大堆，前面我都忘了，但是她最后的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哼，一个男孩，是不可能胜过一个男人的。”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当然，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去诠释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一个男孩是不可能赢过一个男人的。

A：罗大佑在80年代初出了第一张专辑，而你是88年，在你前后也有陈升，还有其他一些对社会、对人性有比较深入反映的创作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两个时代的转型期，80年代初是一批，而我觉得87年88年是第二批出来。而后面很少有这样反省意识的创作歌手出现。这应该是社会转型下的产物吧。

B：我想我们的确在时间上是有一些幸运的地方，甚至比罗大佑的时代更幸运，因为在罗大佑的时代，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整个政治氛围，我们界定是戒严时期之前和之后，那时候政治氛围还是相当可怕的。对于它所表达的内容，有很多是一种是禁忌，很多是在刀锋边缘的。到了我出道的时候，88年的时候，既有前面那段文艺创作的严肃的一面，又有刚好开始碰上整个流行音乐在市场上打开一个很大的商业格局的机会。站在这个当口，我的创作是很容易被放大和被接受的。那个时候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非常好，唱片的销量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巨大的量，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支持以唱片为核心的创意的事业的发展。我觉得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所以我充分地展现我各方面的想表现的内容。我同意那是一个转型的阶段，但是我要提醒大家，那个时代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能人，不是每个人在这个转型的时代能转过来，让大家认识的。有部分是自己的特质，但有部分是环境给我们的机会。

A：接下来我们具体谈谈一些歌吧，我们的节目要播放MV，所以也只能尽量挑有MV的歌来讲。《不要只因为他亲吻了你》，这首歌似乎是写给你某个女性朋友的，歌词中间还有一个“第三者”的感觉。

B：这首歌非常有趣，因为我的确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红粉知己，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红粉知己，现在想想，也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会有红粉知己。因为到了一定年纪她肯定会成为你的爱人，或者普通朋友。不会这么巧妙的是红粉知己的角色。我认识一个女生，念大学时，是不同的学校。因为我们很要好，有一天她对我说：“舒骏，我告诉你，我一定让我男朋友亲吻我之前，让你先亲吻我。因为你对我来讲比我男朋友还重要。”我说：“好，太棒了。君子一诺千金！”结果她突然有一天打电话来说：“对不起，我已经被亲走了。”我说：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这种事，她说非常对不起，那个时候是中秋节，她和学长在中秋的一个联谊活动。两个人坐在草地上，后来很尽兴，聊到后来就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于是她就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说这太荒唐了吧。只是亲吻了你，你就说他是你男朋友了。你会不会太随便了。可是她说，她一直告诉自己，谁先亲吻我，谁就是我的男朋友。除了你以外，就是我的男朋友。所以我一定要遵守我的承诺。这是从一个非常纯情、可爱的故事。让我写出了《不要只因为他亲吻了你》。当然事后证明他们很快就分手了。每个人在初恋的时候有种单纯，甚至有点蠢的地步。但是它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印象和影响，让我写出这首歌。

A：回到讲《恋爱症候群》，我见过很多人念叨着你这首歌词。其实仔细看，是3段式的，最初是忘我的爱，后面是后悔当初，走向坟墓的感觉。最后一个，是思念的痛苦。这个是三段式的。我还是想问，你当年肯定观察能力很强。

B：那时候有一个方便的地方，虽然自己没有谈过恋爱，我大学住校，那个时候我看周围的室友，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很方便地观察许多人谈恋爱的时候，生活行为个性上的转变。我把这些例子组合起来。虽然我个人的经验，在那首歌写的时候占的比例非常低。但是事后在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情事情，跟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态度，都完全没有超出这首歌写的范围。就是会做一些又可爱又愚蠢的事情。所以的确是像你讲的，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点悟性，总是有办法超出个人的经验去写一些完全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认为大家能有反映的东西。这就是《恋爱症候群》到现在大家还是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猜测的工夫还算不错。

A：《未央歌》这首歌无论是曲还是词都很用心，我知道这里面和小说有关。你怎么用小篇幅去表现大书的？

B：我听过一个女歌手叫Kate Bush，她写了一首歌，根据古典名著《呼啸山庄》写成一首歌。那时候我非常惊讶，她有办法把这样的古典名著写成一首歌，就激起了我一个向她挑战的念头。我也要写一本书，我要把这本书写成一首歌。在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选中的书就是《未央歌》，《未央歌》在我初中上高中的那段时间流行，是那个时代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最重要的书。虽然很厚，但是人人都得看，否则你在学校好像没了话题一样。把一本600多页的书写成4、5分钟的歌，你要浓缩，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是忽然有一天灵机一动，翻到书中最后一页，就是男主角亲吻女主角的那一幕当作我的歌的开头，于是才破冰写完这首歌。

A：你第一张专辑的名字《马不停蹄地忧伤》，这个歌在我看来，写的好像就是你的人生——马不停蹄的忧伤。

B：原先是我的口头禅，装文艺青年。我不想起名字这么简单，我就特别文绉绉地说：我马不停蹄地忧伤。在跟同学相处的时候，每次讲出来他们都恶心到不行。关于是不是像我的人生，我有一种不太愿意承认的同意。就是说，不自觉地给自己一个注脚，预示了我自己一生的一个情调，马不停蹄地忧伤。就像我在写《未央歌》我听说那个作者他已经是个老人，他常常看着自己的旧照片，暗自怨愤，也不和人来往，他是一个脾气很古怪的老人。我一直有强烈的怀疑，我将来老的时候也会像这个孤独的老人一样，我写的时候如此地年轻，如此地开心，只是因为好玩，一时兴起写出来的。我现在越来越有可能，如我当时写的样子。

A：《思念进行曲》，你会写：思念将我淹没、击倒，或者捆绑，压迫。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你的歌词的感觉和您早期的爱情歌曲的感觉有所不同。

B：这个歌词原来是我写的一封信，就是还会写信的时代。但是我没有寄出去，于是我把它留在自己的抽屉里，然后就变成自己的歌。这首歌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就是一时激情汹涌写就的。我觉得一个在恋爱中的人，当你找不到你的爱人，比如说突然失踪了，暂时联络不上的，产生的急噪心情，代表了一种对爱的狂热。特别是《进行曲》这样一个叫法，很少有人把这么柔的思念，用比较强烈的语法去做一个改变。所以，我在音乐形式上有突破。

A：这首歌里有爱尔兰音乐的感觉。

B：刚刚已经说了我对爱尔兰音乐的偏好。我在写这首歌决定用一个特殊的音乐形式，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可以把思念写得这样雄壮。

A：人每个阶段对于感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更善感，有时候会更脆弱，你说你是四十一岁的王老五。我觉得，你可能对婚姻有种恐惧，觉得是埋葬爱情还是怎样？

B：我对于婚姻是怀疑和恐惧的。来自于我有一对非常幸福的父母。他们到今年结婚是第49年，明年是50周年，就因为我看到我父母这样的幸福，他们到今天还是起床两个人讲话，不停地讲到睡觉，我一直我觉得我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女人才结婚。就是由于我父母太幸福，对我内心产生了一个严苛的标准，特别是我做一个对照，发现我周围离婚的结婚的人这么多。在婚礼上，现在人很想把两个人塑造成命中注定，但很多人不久就劳燕分飞了。我会觉得太儿戏了。我的确对这件事有些怀疑。用更严格的标准来看待，我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说不结婚。我真的想找到那么契合的人，我才能结为伴侣。

A：到了那张《我是谁》的专辑，这张专辑曲风是变化很多的，尤其是《我是谁》。我觉得这个歌偏向这种风格：阴郁、低沉。跟Tom Waits、Leonard Cohen有点像。这个还是你吗？

B：《我是谁》这张专辑当时面临创作上的对自己的一种怀疑。这种怀疑，我形容是创作过程中的叛逆期。是自我摧毁后的重新建立。所以会从根本的本质谈起，就是我是谁。我们常常会怀疑，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它的确是在我作品里比较特殊的一个。

A：蔡明亮的作品我是很喜欢的，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你为他《青少年哪咤》配乐，包括这首《我是谁》。

B：其实那时候找我的时候我也很意外。是我的第一部电影配乐。我们两个都在做一个非常全新的尝试。因为台湾制片的环境的原因，预算上具有很大的限制。我也是在非常拮据的预算情况下，急中生智去寻找一个简洁的音乐形式去配合这个电影。想不到就有一个意外的效果，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A：那么在《见怪不怪》这首歌里，正好反映了那个商业化最厉害的时代，它几乎完全颠覆了台湾80年代歌坛形成的东西。

B：《见怪不怪》是表现的那个时代，我们所认为的社会乱相。社会乱相你如果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方式讲它，越讲越沉重。我就用了见怪不怪，虽然我觉得很怪，但是我告诉人家要见怪不怪。所以这最符合我的方法：用一种调侃的讽刺的语法，讲一种我认为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时候的状态下写的这首歌也满符合当时的情境。

A：说说你的恩师杨明煌吧。

B：做《山盟海誓》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混音是在洛杉矶完成的。我记得有一首交响配器的歌，在混音的过程中，混音师说，OK，你们来听看看，我已经做完了。听到某个地方，杨明煌说，这个地方有杂音，那个录音师说没有，我不可能让你的音乐有杂音，他说就在这个地方，录音师再反复听，还是说没有。最后当在播放的时候，杨明煌轻轻地摁了一个音，在那轨上有个扑的响声。是大提琴在拉的时候，弓打到它的琴身的一个声音。连这样的声音他也听得到。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做音乐必须要这样的工夫和这样的执著，其实老实说我也听不出来，混在整个混音的音乐里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他即使这样的细节，他都要求到位。我已经在很多的场合诉说过杨明煌对我的重要。就是说我如果今生这条路上最幸运的就是碰到他。他让我知道做音乐应该到怎样的规格和要求。更不要说我们之间很多在音乐上的理念，生活上的交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幸运。我很有幸地是和他一起创造了我最重要的几张唱片。当然我也很不幸的是，在95年的时候我失去了这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让我在95年之后必须要孤独地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世界。我希望我一直有机会来谈论他，让他用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我们人世间。

A：在《改变1995》这首曲子里，你写得很动情。也就是说，你写了他离去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很感人。你断断续续写了6年。

B：我只是找到一个点。当一个人离去，第二天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是和他没关系的。像这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于一个在1995年离开的人，他是浑然不知的，包括我里面写的，像邓丽君，像张爱玲，像戴安娜王妃，他对这些事是浑然不知的。我是用倒过来的角度，来告诉我的挚友，你走了以后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同时也告诉他说，你走了以后，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讲，我是如此孤独地面对这些事情。

A：你有没有觉得，你这次演唱会是20年的一个总结，也是需要点勇气，回头去看你走过的路。

B：三天前和我妈妈打了个电话。我妈妈只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终于达到你的心愿啦。她说，你现在应该比较不会紧张吧。而事实上，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在台湾，92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筹划过自己的大型的演唱会。而之后因为某些不明的原因，突然临阵叫停，这一停就到今天。也许那个时候，如我妈讲的，太在乎了，心情上波动很大。这次演唱会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就像去见老朋友。我不希望让老朋友们失望。我不希望因为我的歌构筑他的一个记忆的朋友，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感觉到我摧毁了他们的记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对来听我演唱会的新一代的朋友，他们过去对我不是很了解的，希望重新去了解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精彩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在你们这样一个年纪的时候也付出我们的青春和激情。

A：生命无常，最后，你想对你的那些歌迷老朋友们说一句什么话？

B：我套用某一个人写的，就是：比幸福，我不参加。比不幸，我也不参加。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在自己的人生中都有很多的喜怒哀乐，这就是人生的滋味。

    回忆起那个下午我心满意足，我终于往外面打了几个电话，起先困难得要命，我分别订购了最大分贝和最小分贝的胸罩，我一辈子都羡慕带胸罩的女人，就像上帝拎着两只苹果，滚圆滚圆的放在一张桌上，那是两只超级大碗，眼力差的男人总喜欢把苹果放到碗里，然后情不自禁地夸奖它是如何鲜嫩，而女人讨厌把鲜嫩的东西当面粉来捏。这就是为什么我小心翼翼地订购了胸罩的原因。对方是个小姐，那种只靠声音就能吸引住男人的女人，我对她说就拿你此刻说话分贝大小的胸罩就可以了。她挂电话的时候，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全世界最大的色情莫过于电话两头的幻想。

    谈苦难的时候，最好准备点声音的幻想。我们早年都是吐习惯的家伙。我发现我的朋友讲了一晚上，都在讲他没有得到某种公正，说实话，我一刻不停地望着窗外，大街结了一层冰，偶尔有几辆车在上面抒情。这个时候我的朋友提到了他冬天的苦难，我想他的刹车系统不灵敏了，光线停留在他的脸上，就像抹了一把雪。我们一辈子都没尊重过正在说话的人，从党中央到基层工作人员。他说话声压得很低，不认识他的人会误以为某个长了肿瘤的首长在发言，可恨的是，他讲了一晚上，我居然把首长这两个字混淆了九百多次，把首长默念成了尾长。

    我绝对讨厌一个结了三次婚却只生了一个孩子的男人说自己命苦，他的女人是冬天里的冰，他是那上面的车，他停停开开，我想冰会崩溃的。最后，他起身告辞，临走前没放过我桌上的两只苹果，却留下了胸罩。他应该是那种从来不替女人解胸罩的男人。他的背影远去的时候，房间里充满了女声的分贝。

    我除了讨厌不知胸罩为何物的男人以外，还讨厌纪念碑，我总以为那是长在口袋里的瘤。我们毕竟要分文不取的。

    这个下午另一个电话是打给周云蓬的妹妹的，我大概知道她是一个深情的人。我原本就想告诉她，那天周云蓬是看不见我的，但他朝我的方向敬酒。后来，罗嗦了老半天，也就是些老周创作歌曲的事。我喜欢能喝酒的野花，关于野花的尊严，有个女人写了一辈子。我说上个世纪我要为这等事哭，这个世纪就不会了。如果上个世纪是个骗子，这个世纪就是个冷血动物，我们晃来晃去，也就两个世纪可晃。在电话里杀人实在可笑，周云蓬的妹妹朝我开了一枪，但偏了，我对她说：“你这颗弹壳是没有屁股的。”她笑得很开心地说：“那你就留作纪念吧。”挂完电话，我就想，周云蓬摸女人的时候，她的女人一定在唱他的歌。

    蔷薇花开。

    我有一年没出远门了，以前出一次远门都要蜕一层皮。很多男人是靠蜕皮找到魅力的，而我觉得蜕皮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折磨，时间久了，我对留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留守是伪造的，当然，远行在伪造与不伪造之间。这一年，满世界都是致敬的语言，据统计，高的人向矮的人致敬占百分之30的比例。致敬是头朝上仰的动作，一旦高的人向矮的人致敬的比例超过百分之72，这世界就毁了。去年12月，南方某报纸选出了最佳致敬的对象：李小嘴向胡夜致敬，胡夜向徐光启致敬，徐光启向李小嘴致敬。他们选的理由是——致敬是一项循环运动。依次类推，李小嘴活在明朝的话就是柳如是，柳如是活在今天的话就是胡夜。

    李小嘴长了一张威风里藏着赢弱的脸，他的嘴唇自然是最值得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像古代仕女图里的哪个仕女的纤眉。一定是某个出身名门的小姐送了他那两根眉毛，这种想象并不过分，人类心花怒放何须三两根眉毛。我们亲爱的李小嘴性感的嘴唇上下蠕动，他命里注定是我们几个中最好的，但他太想显示这一点了。他有一天一定会口齿伶俐地说：“我是明朝那个人儿！”真是这样，我就会站在他的眼镜片上拿着铲子将他救活过来。

    李小嘴家墙壁上挂着沃霍尔的真迹。沃霍尔属狗，他喜欢用属相来算命，他做梦都想着让别人替他涨岁。他现在已经活到224岁了。一个作家就是这样坏了另一个作家的胃口的。

    我是在见到了李小嘴的沃霍尔真迹后，乘机跑回家的。我是一个对放屁有追求的人，我在深夜尽情地张开双腿放屁，声音之脆深深地感动了我，人在深夜浑然不觉的时候，最好只做个男中音。这样的求爱方式没有底线，我抱着你想到了224岁的事情，不，我是抱着你想到了那番谈话，更准确地说，看子弹（不是周云蓬妹妹发射的那颗）从你的皮肤上滑落，它有撒种的感觉。我现在对想象故事充满敌意，尽管我一度对撒种充满期望。

    某个摇滚明星摇到45度角就停了下来，然后他自己进来把一切告诉了李小嘴，摇滚明星旁若无人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浪涛滚滚，李小嘴在不远处张着嘴。我知道我未来的某一天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你们，我真的是这样逃离出李小嘴的房间的。那个摇滚明星几天后吵着要到天安门广场撒种，他马上没了。

    李小嘴平生最果断的事情是偷偷生了个男孩，他经常去看他，每次带着去的女人都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李小嘴家的阁楼被他改装成一间超豪华的视听室，他喜欢把低音喇叭开得最大，每到崔健吹小喇叭的时候，那声重音犹如我做完爱后的屁声，窜到天花板上和楼上的脚步声交欢。李小嘴最精辟的一句话是：人是在喇叭里诞生的。他每说一次，我都要联想母亲们吹喇叭的样子。李小嘴喜欢在房间里披着围巾，而且喜欢遮掩掉他如花一样的下嘴唇，那一刻，他的上嘴唇有从浴缸赤裸而出的倦态。

    这些年，一想到李小嘴就想放屁。

    一月的这里，闹着一场可怕的饥饿。我终于发现，人的成名是对着陌生人不断地说话。我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小文艺分子，我的命被紧绑在裤腰带上，我整日恐惧哪一天我会从裤腰带里把命当匕首一样拔出来。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习惯了互相拔出鲜花。这是你最愿意做的，我把和你停留一起的那短暂的三分钟压在我的命上，生命是以分钟计算的，暗恋张开了嘴，麻烦从此开始，我们争吵了整整三分钟以上，关于生命的计算方式，你和我的矛盾恰恰在于是不是有三分钟那样长。“三分钟等于一生，”我气急败坏地说，我现在坚信生气是一件好事。“好吧，我不会再等你这样的三分钟，”你说完还跺了一脚，跺得楼梯晃荡了很长时间。老房子如果塌掉，是不会算术的女人造成的。整幢楼都在闹饥饿，我的老朋友来看我时还在闹。我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看窗外对面的房间如同看极乐世界，那房间里的女人喜欢维塔斯的歌声，她看完维塔斯的演唱会后，每次做爱，都发出如同与俄罗斯森林做爱一般的声音。

    “男人都是烂泥，”她的男人有一次见到我说，非常狡黠地微笑着。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世上烂泥都献身于森林了。

    我们这幢楼闹饥饿，对面那幢楼依然酒足饭饱，冬天的树林照样枝叶繁茂。

    我养着一对狗，它们是一前一后去俄罗斯森林的。狗是学主人的，它们也是一对放屁的专家，那天是放完屁才走的。我和它们生活了10年多一点点，我从它们那里也学会了一件事，就是用嗅觉判断事物，我不用读任何一页就能嗅出某本书的秘密，我花了整整9年的时间才改变了用脑子判断事物的能力。

    “秘密之花不是一场欺骗，我在瘦骨嶙峋的时候，顶着一块牌子等你过来，”我马上后悔说出这样一句真心话，“恶心，动物的本能就是这样燃烧的。”你说话口气里有一种躺在白云里的冷。我知道，你冷到白云的温度时，他人就开始浑浑噩噩地过了。

    我打开了狗笼子，让它们走了。外面的白色很有诗意，它仿佛套在其他颜色的外面，庄严得并不过分。

    新闻电视很残酷，当小编导还是一个个春情荡漾的小姑娘时，她们身后最大的头早就是讨人厌的老处女了。在这样一个将冬天当春天过的季节，我嗅到一种味道。那是那样端庄的一张脸，远看脖子很细，这是一种头颅对头颈的摆设，精巧到头发也像一根根斜斜的柳条，我站在她面前，她却看着我左耳偏左10厘米的地方，双眼睁得很大。春天的大石头翻过身来。直接影片捕捉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走过，就是你，这不算是最倒霉的事。

    在我们这幢楼闹饥饿的时候，金茂大厦长出了两只硕大无比的乳房，朝着我们的方向滴着奶汁。它们非常坚挺，并向更远的地方致敬。我们整幢楼因为这特殊的致敬得救了，而我的狗去对面的俄罗斯森林了，一去不复返。

   《亲爱的影子》

我才知道这个拍了《哭泣游戏》的爱尔兰人是这样写小说的，其实，去过爱尔兰，就知道那样的阴郁会出歌特。

我不大相信爱尔兰的宁静是单色调的，深夜，小酒吧，一群人唱着民歌。住在城堡的日子，我穿梭在黑色的恐惧中，外面的草地发着光。

钻进巨大的黑色裙子，消魂，那里的夜也是歌特式的。

尼尔·乔丹先生，不觉得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但我感兴趣。就像如果让我再选三个最想去的欧洲国家，我还会选爱尔兰。

听斯汀弹琉特琴，觉得很歌特。亲爱的影子，过去没有影子的，只有未来有影子。

《活埋蓝调里——Janis Joplin传》

我知道杨全强先生跑到南京大学出版社，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不可正视的女人，实在太残忍了。一个暴力+躁动+摇滚的时代，我情愿听莱纳德·科恩述说乔普林，人变化一点角度是必须的，即使在一个更脆弱更温情的时代，斗志也是那样宝贵。

全面镇静的幸福感，这个她很明白，所以她选择了破坏。我喜欢看她嘶吼，并且努力不去想她有多么痛苦。

可是，这个书告诉我们她如何玩弄生命，一个才华四溢的女人有那么点邪恶，伤心得真实！其实，她不是个女人，就没什么可以称道的。

一个懂得秩序的时代，有另一种邪恶。

《诉讼笔录》《战争》

       现在再去翻翻以前柳鸣久的翻译本，有多么糟糕。有人告诉我，柳先生甚至不会说法语。

克莱齐奥写的真还不错。

只有当我凌晨四点钟打很多人电话，发现都关机了的时候，我确信，这个世界救人的只有自己了。

小说语言多么刺激，始终那样忠实地跟着我，肌体里老鹰和狗在搏斗……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不稳定时代诞生不了杰作的。

差不多就看人能熬到什么程度了。奉陪着熬下去。

《对话索尔仁尼琴》（DVD）

沙科洛夫的电影出了真不少，我还是对一些人更感兴趣。

那年头，要不是书后面打着“内部发行”，我也不会从科技书店把《古拉格群岛》搬回家。带着某种仇恨看，其实，在这里，不是这种仇恨，就是那种仇恨。1976年是分割线，更是那个敏感的数字。

我不知道，一个民族培养了非常的仇恨和爱，它的未来的点呈现的是什么？

远离摇滚，是因为我们把它想歪了。我曾经是拿着屠刀的人，因为我曾经非常爱摇滚。

有一个问题在那，在这个道德不为道德说话，思想不为思想说话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节节败退。

                          文/孙孟晋

   男人一生不改恶习的，种人与种树一样绝妙。

   凌峰老头大谈客家文化时，根的意识像一片巨大的泥土。另一个台湾男人——林生祥也有很深的根的意识。他们的表达都很漫长，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静默的。

静默了，就没有人听到了。而人从不同的地方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身体的困扰，是一种声音；太阳光的折射，是一种声音；某个人来了又走了，是一种声音。

生命，给人留下太多多余的时间。

世上有无数种播种，惟有这一种播种很混乱。它在压抑与奔放中，把人的目的彻底解放。我知道，林生祥的种树，非此种乃彼种。当有一天雄性的力量衰退时，你的种在另一个人身上爆发。

缠绵，是被打上标记的口水。

种完了，惟一的声音是一种解放。自从有了河水的决堤，人万分小心于身体的弥漫。雄性的光芒，也被规定在一半的时辰里。我们看到的是秋天的不幸，以及冬天的遗忘。

这是一种写作。一个男人在写作的时候，树是倒挂的。为什么要理会女人枝头上的写作，歌唱总在树叶里转调。这是不同的写作，但都是一种证明。

再也不喜欢树上的声音。一个男人注定要重重地埋在泥土里，任歌唱像一次解放。谁能听到泥土里那浑厚的叫嚷，它没上句或者没下句。道德的绅士，我觉得你就是在花店里看病的那个人。一个这样的日子，我们把我们的骨头拿出来晒，我极其不喜欢软骨，它再有比例，也是虚妄的。人是把最难以分辨的东西，当作爱的。

还好，人的声音也有衰老。

他不想感动你，我也不想感动你。我们是一种在骨头里作恶多端的动物，我们是一种在疲劳的深处回顾的动物。开始，有了一段奔腾的快车道，当列车舒缓下来的时候，生命变得那么容易产生。车开走了，没有留下那个站名。

声音的感动，是顺从的玩物。人在软弱时，更是自己的玩物。我们一路走来，丢失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把多余的吞下去吧，吞下一堆玩物，但我们吞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重生。我们是用更长的时间换取更短的时间。

强壮，我们依然强壮，那么，我们依然困惑。我们不能使身体永远地垮掉，强壮里的月亮是晃荡的小舟，我们不是很依恋，我们也不是很渴求。只是到了月亮的时辰，我们偷着驶出去了。

林生祥是一个停留时间过多的男人，他总是在言语，我不觉得他是在歌唱。

我非常渴望时间是一把匕首，我希望每一次歌唱都是带血的。其实，痛苦也是玩物，它是小舟驶进驶出的黑影。

人与人，离得很远的。歌唱，就是它的距离。我们没有说过，身体上的雕刻是一种错误，我们也没有说过，身体上的果实是一种痛苦，我们互相仇恨吧，一辈子仇恨是有快感的。

我把身体留在了千疮百孔的地方了，当然，它不会歌唱。

10月20日开始播

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播出

20日 《芙蓉镇》（嘉宾刘晓庆等）

21日 《人·鬼·情》（嘉宾黄蜀芹等）

22日 《心香》《周渔的火车》（嘉宾孙周）

23日 《咱们的牛百岁》（嘉宾王馥荔、梁庆刚）

24日 《大决战》（嘉宾翟俊杰）

已录制的有现代戏曲《曹操与杨修》、《班昭》、《金龙与蜉蝣》

电视剧《上海的早晨》、《武则天》，话剧《商鞅》、音乐家瞿小松等等。

接下来的有崔健、陈凯歌、贾樟柯、谢飞、郭德纲、孟京辉、郑小龙、王扶林、杨在葆等等。

一共５０集。

有朋友能提供寻找嘉宾的关系，请帮帮我，我就拼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我也需要体制外的好导演帮助的！我们只有少量的几把枪，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ＭＧ！

小花长大后，才枯萎

               文/孙孟晋

有人咬牙切齿地说我是虚假分子，我愿意戴着这顶大帽子告别人世。幸福是因为互相伤害后，留下一点点空白。

王娟，这个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女民谣在出唱片时被改造了。我肯定不会说如此的配器好，电声乐器是对她的音乐的一种虚假改造。这张唱片一分二成了两半脸，一半脸叫民谣，一半脸叫摇滚。

民谣是她的本性，是被伤害了后继续阳光的那种。她更应该挑几首，一把木吉他地自言自语。我们不是把希望轻易送走的吗？伤感的问题在这张唱片里，几乎成了另一种遗憾。

人与人之间永远都会有误会，写歌是一种误会的需要。

当这个人的声线在飘荡的时候，我能捕捉到几分美丽，女人把美丽过滤一下，是聪明的。否则，早晚是厌倦的枯萎。王娟嗓音里的纤弱是令人痛苦的，就像飘得不远的云彩突然很黑很黑。

为什么传说不是一种理想？它和自恋无关。

白天的王娟和夜晚的王娟没什么区别，一副女民谣嗓子，基本上就是时间刻度边上的花纹和颜色。生命简简单单，王娟也简简单单，但她的过于简单是要遭人疑惑的。因为她的才华，是在残酷的岸边晾晒了很久的。

尽管我们不能把天性里的干净和嗓音里的干净，混为一谈。但我还是能分清王娟的简单甚至笨拙。她的歌词不是用来推敲的，所以她也晚了七八年才出道。

有人说白开水也有营养。我说这是谎言，不渴不喝白开水，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肠子变成河道。但，白开水的美丽叫王娟，王娟的白开水长得和花一样。人是被塑造了后，才有了另一个她的。每个人都把她的痛苦拿出来的话，是丑陋不堪的。海，河流的一万倍，它难道丑陋不堪吗？

当痛苦改名为民谣的时候，驻足是一场悲喜剧。小说语言不叫真诚，念白也不叫理想主义分子。素白的人，才有很多传说。没有恨的民谣有时遭人嫌的，我们都希望赢了险恶后洒满泪水。王娟不是滑翔者，她有很多问号，而不是飘逸。

我不喜欢捉迷藏的，我向来在说大白话。我对张牙舞爪的美丽嗤之以鼻，我对无辜的罪恶愿意偿还。前世今生，人懂得只为一个人活着，其他都是草命。民谣是草命的艺术，迎风的那一头是牺牲。还记得第一次听女民谣时的宿命感，第一次以为胸怀可以装下点什么。

我是一个转换意味的高手，伤害是相互的，为什么看穿了还在歌唱，为什么把最美丽的句子放在嘴上。只有懂得失落，才会成为民谣歌手。民谣音乐的身世其实不简单，这样的声音也只是表面光洁。

我们在旷世杰作来临之前，浪费了我们所有的嗅觉的才华。小花也有万万年，但我们不需要关于年份的感动。自由公开了，是没有什么甜蜜的。

听完王娟很素白的音乐，依然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