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回应“央企高管天价薪酬”时称，即将公布的国企高管薪酬规定将确保高管和职工收入相适应。并表示，国资委将进一步鼓励央企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逐步提高，目的是提高投资者信心，并实现企业经营指标向全社会公布。李荣融还透露，国资委的职工收入也不高，自己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一万元。“如果交掉税，到手上的不超过一万，国资委的处长们每月收入约三千多块钱。”（《北京晨报》6月30日）

　　按理来说，对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公开收入的坦诚，咱其实应该给点掌声。至少，作为国资委的高级官员，李主任并没有对自己的收入讳莫如深，虽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收入数字，但“月收入一万，税后不超过一万”，应该说已经相当详尽，并没有留给公众太多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不过，对于李荣融主任自曝收入的坦诚，非但没有得到公众的太多认同，反倒引发了网友的更多质疑，有网友甚至提出“你们在北京怎么买房子，是不是有灰色收入”。
　　要说，官员自曝收入，让官员的工资单见见光，本是件好事，作为公众也该对于公开坦诚的官员给予更多的表达信任和给予支持才是。不过，网友的质疑，显然也并非空穴来风。客观地说，尽管相当数量的北京市民月收入远远达不到万元，但是，超过万元的，也同样大有人在，尤其放在北京的高房价面前，两三万一平方的房子早已不算稀奇，区区一万元的月薪，要说也的确不算啥，甚至想买个房子还相当吃力，假如说李主任的月薪还能勉强承受北京房价的话，那么三千月薪的处长恐怕无论如何都将“望房莫及”了。一套90平米房子，假如要2万一平方的话，月薪三千的处长不吃不喝也要50年才买得起，这还没算入贷款利息。然而，国资委的官员们显然都不会露宿街头，那么，收入并不高的官员们究竟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确不应该成为公众的难解之谜，假如官员们真有什么三千月薪有房住的绝活绝招的话，其实也更应“与民同乐”的拿出来分享一下。

　　不难看出，之所以“官员一公布月薪，老百姓都笑了”，当然未必是官员说了谎，但至少说明仅仅公开月薪和工资收入，还不足以为公众释疑，让公众满意。假如官员公开的收入都经不起网友们稍微推敲一下，甚至每每以哄笑和戏言收场的话，这样的公开非但不能指望获得公众的信任，甚至难免引发更多的信任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真要取信于民，倒是不妨正面回答“你们在北京怎么买房子”这一问题，而真要解答公众的疑惑与不解，仅仅公开官员的工资月薪显然远远不够，官员（包括配偶、子女）的财产公示，显然是无法绕过的前提。

这是一把让所有中国人羞愧的刀

这是一把让我和所有的男人无地自容的刀

在这个中国的黄昏

良心和道德早已昏睡

睡得比五千年的黑夜还沉

法律在偷偷地颤抖

胆怯地看着那双肆无忌惮的手

她是谁家的幺女

她是谁家的娘子

她是谁人的姐妹

她是谁人的母亲

她在挣扎

她在求告

象一只被人剥皮的羊羔

谁能听见她疼呀疼呀的哀叫

她的父亲呢

她的兄弟呢

她的同胞呢

她的祖国呢

还有那些威风八面的警车呢

还有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钢铁长城呢

在这个空前繁荣的世界

站在她身后的

竟只有无垠的虚空

她伸出了手

那是一双绣花的手

那是一双洗衣的手

那是一只被生活磨砺得粗糙

但只想活得清清白白的手

在她的父母之邦

在这个强大的祖国

她好想抓到一点点依靠

幸亏还有这把刀

一把世人眼中最卑微的修脚刀

在这个恶行遍地的世界

它是唯一向她伸出援手的依靠

此刻它挺身而出

我仿佛听见它向所有中国人怒吼

女人应该受到尊重

作恶必须付出代价

我还听见它向所有的男人宣告

不要忘记古老的教导

不要忘记人性的美好

女人应该象花一样美丽生长

你们要呵护她，赞美她

为她歌唱

即使她是灰姑娘

也应该有公主般的尊严

即使她是丑小鸭

也能够有白天鹅的梦想

因为

她是你们的女儿

她是你们的新娘

她是你们的姐妹

她是你们的亲娘

这是一把令我何等羞愧的刀

全中国的男人们都应该跪在它的面前

向它致敬

听它教导

作者：缥缈

言路壅塞，古今一笑！

呵呵

驱驴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鄙，为内，时谓"鸠集凤池"。俄迁右相，无他施设，惟不许令史辈将驴入台，终日驱逐。时号"驱驴宰相"。

驱驴出堂，正存相体。

（王及善才行平凡俗陋，却当上了内史，当时人说他是"斑鸠占了凤凰池"。不久改任右相，没什么政策施行，只是不许令史一类的官牵驴进入官署，成天忙着赶驴。当时称他为"驱驴宰相"。

驴赶走了驴。）

弹发御史

宋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讶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发，必大事也。"一日闻进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勿睹卷如之状。"

王躬是保，忠孰大焉

（宋时御史台的制度：凡是御史，百日内不指摘时政的，即降职到外地任官。有一位叫王平的接受（御史的）任命，眼看满百日了，却从未见他指摘过政治。同僚都很惊讶，有人说："这位王端公看来是有待而发，那他要指摘的肯定是大事了。"一日听说王平呈奏章，众人暗地里先去看了，见指摘的却是御膳中有头发丝。上面写着："皇上郑重严肃地正要吃饭，忽然看见一根头发丝安然地在菜盘中盘卷着。" ）

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间，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

弘治初，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

嘉靖初，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糖饼，大者省功而费料，小者料小而费功。乞要擘画，功料之间务在减省，使风俗归厚。

极小文章，生扭在极大题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明成化年间，有位御史建议要顺应事物的自然情理，说："接近京城的地方，凡车辆，都是骡子和驴子同拉，骡子性快力强，驴子性缓力小，现在让它们一同拉车，从物情的角度讲很不便利，请皇上下旨，让它们分开来拉车。"

明弘治初，有一个谏议官对军国大事提建议道："京城中的读书人喜欢穿马尾马鬃编织的内衣，以致官马被人偷拔鬃尾，耽误军国大事，请下令禁废。"

明嘉靖初年，有位员外郎提节俭以变风俗的建议，专论各处茶食店做的押酒糖饼，说："做的大的，省时而费料，做小了虽省料却又费时，请皇上制定出一个规格，使之即省功又不费料，以使民风归于淳厚。"

极小的文章，却要硬扯在极大的题目上，"肉食者鄙"，果真是这样啊！）

罗擒虎、张寻龙

嘉靖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人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行人。"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嘉靖年间，都察院的言官罗相进言："越州多有老虎，请示下安排，从各方面进行捕杀。"正言院的言官张次贤进言："人盘岭是我朝的龙脉，乞请下令禁止行人过往，（以免踏断龙脉。）"太学生们便有了"罗擒虎""张寻龙"的对子。 ）

谏折柳

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槛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程颐任侍读，一日讲完课没走，皇上站起来，倚着栏杆折柳枝玩儿。程颐进言说："这柳枝到春天才生长发育，不要无端地折了它。"皇上把柳枝摔在地上，很不乐意。

遇上了孟夫子，爱钱财、好色，都没什么。遇上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啊！苦啊！）

鹅鸭谏议

高宗朝，黄门建言："近来禁屠，止禁猪羊，圣德好生，宜并禁鹅鸭。"适报金虏南侵，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胡侍郎云："不足虑，此有'鹅鸭谏议'足以当之。"

我朝亦有号"虾蟆给事"者，大类此。

（南宋高宗的时候，有一位谏议官向皇上奏道："近来禁屠，不得宰杀猪羊，吾皇有好生之德，应该连鹅鸭也禁止宰杀……"这时报说金兵南侵，敌人中有个叫"龙虎大王"的，很是勇猛。有位胡侍郎在旁就说："不怕他，我们有'鹅鸭谏议'，足可以和他敌对了。"

我朝还有个号称“虾蟆给事”的医官，与此相类，对得上“龙虎大王”这四个字。）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而以上比喻的意义何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意义只是太简单、太清晰了。炸弹和坦克和飞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中。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

然而这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生命，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一个故事的目的是敲响一个警钟，是燃亮灯火不灭，从而令在体制之中的我们的灵魂不至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不至于被体制损害。我真的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着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

我的父亲去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名退休的教师，兼一名业余的僧人。当他在京都学校毕业后，他被征选进了军队，派送至了中国。我作为战后的一代，每天清晨早饭之前都会看到他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佛坛前虔诚地念经、久久地晨诵。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不论己方和敌方。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觉到一片死亡的阴影在他的上方盘旋。

我父亲去世了，而他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些记忆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而那潜伏于他周身的死亡气息则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少数东西之一，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今天只有一个讯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行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来自于对于我们从灵魂的联合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

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副脆弱的、但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

我非常荣幸能够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我非常荣幸我的书被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人所阅读。而且我非常想对以色列的读者们表达我的感激。你们是我来到这里的最大动因。而且我希望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一些充满了意义的东西。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对话。非常感谢。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By Haruki Murakami
　　Tags: Israel News, Haruki Murakami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本人彭北京，现以55岁之身，郑重、正式地向尔等青壮年之躯公开提出决斗!

　　我自愿接受年龄和体能上的不公平，愿以原始丛林法则，与尔等决一生死!

　　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作为一介老村夫，明知体魄不如正处青壮年时代的尔等，却还要放弃法律途径和其他和平解决方式，转而以一种最原始的血腥方式来与你俩决斗，皆因不满尔等的借权欺民、野蛮无耻和国家机器对百姓利益的沉睡。

　　近十年来，我曾一直相信法律，相信打着“人民”旗号的法院，也曾相信尔等所谓法官的人，但我现在终于发现，任何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的行为，在尔等无良法官把持下的所谓人民法院和无良官员把持下的所谓人民政府中，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官方支持。官欺民，民怨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基于男人的基本血性，愿以一己之躯，让全国民众看到咱湖南郴州人的悲壮和尔等无良官员的残酷。

　　1995年5月8日，本人与黄生福及湖南省宜章县城南乡企业办三方投资580万元人民币，设立宜章县玉溪水泥有限公司，后因内部股权转让问题发生纠纷，在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都十分清楚的情况下，郴州中院有关审判人员将自己置身前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奴才地位，被纠纷当事人、曾锦春第28个干儿子黄生福买通，颠倒黑白，枉法裁判，袒护黄生福。此后，身为执行局长亦同为曾锦春干儿子的郑建华执法犯法，违反宪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偷梁换柱、雇用社会渣滓强抢民财、贪污执行款，严重侵犯了我的正当权益和我所投资公司的合法利益。

　　对郑建华等名为法官实为奴才和社会渣滓的有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李晓龙尸位素餐，放纵下属，置我等合理合法、有理有据的申诉和异议于不顾，前后八次亲自批准郑建华等的违法执行行为，使我所投资的公司遭受灭顶之灾。

　　在过去数年间，我也曾一直寄希望于法院和政府，我为你俩的违法行为和郴州中级法院的违法判决，先后依法提出异议、申诉、控告，我为此足迹遍及郴州、长沙和北京，我不仅找李晓龙、郑建华等平和沟通过，也找过法院、检察院、纪委、人大、**局和无数新闻媒体，我穷尽所有法定救济途径，也曾因此得到了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许云昭等人义正词严的批示，但这些批示一旦落到了尔等无良酷吏把持下的审判机构，也无异于泥牛入海。

　　在近十年天真善良的努力后，我发现我除了获得更多法律知识和对以尔等无良法官为典型代表的司法黑暗面有更深刻的认识，别无所得。正是尔等无良官员的贪婪、残酷和愚蠢，使我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态度从充分相信到将信将疑终到彻底绝望!

　　现在想来，尔等的行为，的确具有很强烈的代表性。郑氏建华趋炎附势，将法律当作维护你贪官干爹曾锦春势力范围的工具，让我看清了你的流氓嘴脸，这也让我明白，当法律这个所谓神圣的东西一旦落入尔等流氓手中，中国社会就宁可要无法无天，也不要流氓借法律当道;

　　尔等明知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完全不能混同，却故意混淆概念，颠倒黑白，侵犯公司的合法权益，违法执行公司财产，这让我看到了尔等的无赖嘴脸。在尔等无良流氓的眼里，法律不过是儿戏，不过是尔等仗势欺人的工具;

　　郑氏建华明知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执行法官不能贪污执行款，还敢于以执行的名义，长年个人打白条占用我的巨额执行款而拒不归还或说明去向，这让我看清了郑的贪婪嘴脸，让我看到了郑的无耻和无知。而李晓龙身为人大选举的院长，却不学无术，不问法律，不论是非，不听民意，一味放纵下属的违法行为。

　　所有这些事实让我明白，在这样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在这个虚伪的国度，尔等将这些贪污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很正常的了。

　　郑建华，尔的无耻、贪婪和流氓行径，让我损失数千万元;李晓龙，尔罔顾人民的信任，滥权渎职，将一个本应成为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中级法院变为尔的私家庭院，让郴州再无正义保障可言;尔等的违法行为虽然只是让我个人和我的公司受损，但我可以想象，在尔等无良之辈的把持下，偌大的郴州，还将有多少民众被尔借法律之名欺凌。

　　为了追求原始的公正，讨一个说法;为了广大郴州人民不再被尔等无良流氓继续欺凌;为了让那些沉睡的机关能真正醒来;我彭某愿承担年老体弱的风险，与尔等一决生死。尔等可选择两人齐上阵与我搏斗，亦可选择轮番上阵与我一决高下。

　　尽管我的体能不如尔等，但我的气势要胜尔等万倍，民众给我的精神支持力量要胜尔等亿倍。因此，我有百倍的信心在决斗中战胜并杀死尔等两人，以报仇雪恨并为民除害!

　　“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温 家宝在当上中国总理之后曾经引用林则徐的这句话表明心迹，在我看来，对于郴州人民而言，尔等流氓法官是祸，除掉尔等则是人民的福，因此，为了郴州人民的生死，为了郴州大地的祸福，我愿冒着个人生死，迎祸而上，与尔等决斗。

　　如果尔等还是有阳具之人，如果尔等体内还有点血的基本温度，就不要回避，接受决斗。

　　关于决斗的具体事项，彭某提出如下，供你参考并期待得到尔等的答复：

　　1 决斗时间，在2008年12月中旬左右，因为这时正是立冬季节，万物肃杀，适合决斗的氛围;

　　2 决斗地点，选在郴州市最热闹的广场进行，这样方便千万郴州人民观战;

　　3 决斗工具，可以徒手格斗或用长刀、匕首;

　　4 决斗见证人，可以双方各邀约20人左右见证，人数对等;

　　5 决斗结果，应以决出生死为最终结论，无论生死，双方自愿接受，不受那摆设式的鸟法律的约束;

　　6 决斗过后，互不再追究。

　　郴州55岁老人 彭北京

　　2008/11/16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作者：刘伟 郭晶晶)

一觉醒来，央视大楼火灾的通稿已经发布，学习了一下。总体印象是：这到底是“通稿”呢，还是“通搞”？

第一：“这次火灾是由于工程项目业主管理单位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未经请示批准，擅自雇佣人员，违规燃放烟花酿成的。”

好一个“未经请示批准，擅自雇佣人员”！十二个字，已经决定了追究责任方案：领导基本免责，建设工程办公室负责人顶雷，“擅自被雇佣”的人员倒霉。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追踪一下谁是这个顶雷的负责人，他是不是那个真的负责人，恐怕又有故事了。

虽然大火一来领导就要先走是我国惯例，但这次走得实在是太牵强了，怎么走得了呢？！如此特殊的节日，如此大规模的烟火庆祝，又在自己即将建成的新居门口，这么大的好事儿这央视的领导们竟然事先不知道？！再者说，如此规模的烟火和设备，花费随随便便恐怕就要几十万，领导们都不知道，这预算哪里来的？！CCTV如此财大气粗，视钱财如粪土，难不成自焚真是为了扯动国家内需？

第二个出场表演的是公安部门：“央视网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消防局了解到，央视新址北配楼火灾是由于业主单位的人不听民警劝阻执意燃放A类烟花所致。”注意，A类烟花“是北京市明令禁止燃放的产品”。

这里的要害在于“不听民警劝阻执意燃放”和“明令禁止”。这就好比一个举着火把在闹市区狂奔的疯子，随时准备找到目标纵火，公安部门人员神勇的履行职责，对其进行劝阻。疯子不听：“老子就要放，就要放，就要放”。民警说：“这样不好吧，不好吧，不好吧。我们也很难做，很难做，很难做。”疯子说：“老子就要放，就要放，就要放。”民警说：“出了事儿可别说老子没警告过你。”于是履行职责完毕，回家静候火灾发生，然后再堂而皇之的出来，现在疯子据报道“已经被警方控制”。

这么看来，民警的素质比城管可高出不少，确实做到了文明执法。要是我隔壁吴老二想在同样地段生起火来弄个烤串或者摊个煎饼，遇见的可就不是“劝阻”了，而肯定是雷厉风行迎头痛击。对，没错，“迎头痛击”，字面意思。

第三个出场的是央视：“火灾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中央电视台深感痛心，给周边群众造成交通拥堵和生活不便，中央电视台表示真诚的道歉。”

该法办的时候道歉，而本来不用道歉的人被法办，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如果说“国家安全”也是靠钱来保证的，那么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算不算“危害国家安全”呢？政府也是靠钱来维系的，几十亿付之一炬又算不算“阴谋颠覆政府”呢？所以那些还在里面的各路好汉，“深感痛心”一下吧，“真诚道歉”一下吧，搞不好就能回家和亲人团聚了。

最后出场的消防部门：“消防部门现有装备灭火能力最高只能达到九十多米，因此造成当时灭火困难。”

我看到的另一则报道是说“六十多米”，这可差着十层楼呢！到底是六还是九，还是纠缠不清的六九，拜托新闻媒体搞清楚了再说。

这里我有个纯粹的技术上的疑问：如果装备的灭火能力只能达到六九米，那高度远远高出这个数字的建筑是如何防火的？我不相信伟大首都在奥运会之后的消防水枪还装备落后，我也不相信美国消防队的水枪就能射到世贸顶层。但，高层着火究竟要如何灭火呢？请知情人士指点！

这里还是要含泪劝告一下未来要在大裤衩里工作的央视人员：没事儿不要靠近档中央，一来那里是最高处，上了火水枪射不到。另外一旦出现情况，紧急疏散起来很麻烦，必须先跑到两头的裤腿部位才能下来，这个时间差可能是很危险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
　　
　　 自1998年以来，我们国家有多位公民被法院判决犯有”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处以十年以上重刑。这些公民之所以被定罪处刑，或者是因为他们把基层政府到老百姓家打、砸、抢的犯罪行径拿到了国际社会曝光，或者是因为他们同境外媒体朋友讲述了倒闭厂矿的工人悲惨的生存境况 ......
　　
　　 情报会给公民带来如此大的灾难，那么，究竟什么是“情报”呢？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情报”一词仅仅只在刑法第111条中出现一次，而根据该条的文字表述：“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以......”可知，刑法中的“情报”不属国家秘密，它所涵括的内容是在国家秘密之外。国家《保密法》对什么是国家秘密做有明确界定，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人员知悉的事项”。而什么是情报，现行法律却没有任何解释。
　　
　　 2001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情报”做了司法解释，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依照规定不宜公开的事项”（由此亦可知，“情报”不属国家秘密，否则就无须再对”情报”做解释了）。在这个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什么叫做“尚未公开”和“依照哪一级哪一个部门的规定不宜公开”未做丝毫说明，因而，我不知道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哪一个公民或法官能够依据这个解释分辨出什么是情报什么不是情报。如果用最高人民法院对“情报”所做的上述含混不清的解释做评判标准，那么，某地发生矿难，乡政府或县政府不准公开，某警察打死了人，派出所或公安局不准公开，某法院院长与诉讼当事人一起吃喝玩乐，地方政府不准公开，这些内容便都统统可以认定为“情报”。如此一来，所有与境外人员有交往的中国公民随时都有可能被判罪关进监狱。显然，从最高人民法院对“情报”所做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盲，或者是一个随时都准备把所有中国人关进监狱的独裁者走狗。另，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0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中的“情报”根本就无权做解释，对“情报”做解释的权力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具有。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自告奋勇对“情报”所做的含混不清的解释尽管极其无知或极其险恶，却仍属于无效，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由是可见，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情报”是一个十足的空白概念，它象一个突然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阴影，或者象一个猪、牛、狗杂交的怪胎，无人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鉴于以上情况，我作为一个公民，依据宪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严肃、认真地提出下面数个问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此回答：
　　
　　 一、既然“情报”不属于国家秘密，那么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所谓“情报”？
　　
　　 二、类似于下面这种众人皆知的基层政府违法犯罪的行为是否属于“情报”？ “某乡政府一伙人到农民张喜仁家催收上缴费，张喜仁不在家，那伙人就抢走了张喜仁家中的牛。张回家后，误以为是村干部和乡政府一起所为，于是报复性地将村党支书才11岁的孩子绑架到自己家，扬言不退牛就不放人。乡政府闻讯慌忙报警。县公安局立即派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匆匆赶去包围了张喜仁的家。此过程中，矛盾激化。张喜仁用菜刀砍死了那个孩子，张本人也被警察乱枪击毙在现场。”？
　　
　　 三、刑法第111条规定：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可以判处最高至死刑的刑罚。因而可知，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方面，“情报”与国家秘密同等重要。既然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只对国家秘密做司法界定，并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密措施，而对“情报”既不做司法界定，也不制定保密措施？
　　
　　 四、刑法第39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刑法第432条规定：“军人违背保守国家秘密法规，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刑法的以上两条规定均未提到“情报”二字。既然“情报”同国家秘密一样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那我们的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为什么只担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泄露国家秘密，而丝毫不担心他们泄露“情报”？
　　
　　 五、法院拿不出什么是“情报”的法律依据，却任意认定这个信息那个信息属于“情报”，把公民定罪处刑，其行为是否违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违背，请讲出理由；如果违背，该怎么办？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情报”不做法律界定，不制定相应的保密措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应该有的重大疏漏，它必然造成大量的情报被不知什么是情报的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提供给境外人员。如果是这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则触犯了刑罚第 397 条，犯有玩忽职守罪；也有人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情报”不做界定，不规定保密措施，是故意不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情报，以便放纵法院把那些批评政府违法犯罪的公民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为名关进监狱。如果是这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则违背了宪法第 37 条规定，并且触犯了刑罚第3条。以上两种情况，那一种最符合实际？　　
　　
　　 上面牵涉到“情报”的六个问题，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究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宪法还是仅仅只是某个利益集团的“王法”，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老百姓究竟是国家的公民还是权力者的臣民，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究竟是得到国家保护还是不受国家保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认真、负责、及时地予以答复。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高高在上，蔑视公民，对公民的合法提问不屑理睬，那么，你们就是在无声地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中国人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深公(福)行决字(2009)第0010号

　　被处罚人李铁，性别:男，出生日期: 1969-12-27居民身份证:61030319691227161X；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明月花园北座12F。

　　现查明2008年11月20日12时许，违法行为人李铁组织他人在福田区新闻路附近向路人派发《国家改革建议书》传单并作社会调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指认照片等证据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现决定行政拘留壹拾伍日，并收缴作案工具字牌柒本，字册肆拾贰本。宣传字牌捌个及签名薄叁个。

　　履行方式：拘留期限2008年12月31日起到2009年1月15日止，由景田派出所送达福田拘留所执行；被处罚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三个月内依法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收缴清单共各壹份。

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公章）

2008年12月31日

　　此联交被处罚人

前几天有朋友传来这样的名单，并恭喜我。看了实增我的惶悚，我哪里能跟这里面许多杰出人士并立而无愧？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兼具公共情怀的人。特别是余英时先生这样的人，可谓专业与公共两方面都相当出彩，堪称华人知识分子的楷模。当然，令我高兴的是，他们中许多人所写的书、文章，我都读过，受益匪浅。尤其令我荣幸的是，有不少人还是与我交契甚深的师友，能够与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感安慰。当然，任何评选都有遗珠之憾，这里面就有认可的人，没能入选，改天我会单独撰文说说。

老实说，我对自己远未有作一个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我只是想尽一份自己作为这个一分子的微渺责任而已。我之所以能坚持，实出于自私之心，即自己作为一个还算有点知识的人，如果不说一点自己看到的和研究出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如果不道出自己感受到的真实状况，那么自己就觉得有一种亏欠。这种亏欠不是出于一种崇高的道义感，而是出于我自己要说出来、写出来后，才能吃得饱、睡得香、醉起酒来肆无忌惮。换言之，我是为了自己内心平安，为了抚平自己看到中国社会的诸种乱象后内心所产生的焦虑，为了医治自己的愤怒、使自己变得相对从容之需要，我才尽量说出一些我所能说出的真相的。更多的真实想法，也许来不及表达，就烂在肚子里。或者因为要保护当事人，或者因为自己的懦弱，不敢说出来。

我并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只是个能坚持的人，因为认可胡适先生的理念，认可关于爱才是人生补药的理念，所以才能摆脱仇恨和戾气，不被仇恨和戾气所焚烧。我历来认为仇恨是短跑，它有爆发力，但却缺乏持久性。因此我更相信爱，因为我们许多要做的事，都不是短跑，而是人生的马拉松。我拿不出解决社会的一揽子方案，也无意以策师的姿态献计，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认识与观察，知识储备和道德底线来做事和说话的人。我也想早点能见到光明，早点使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获得民主自由，但我知道有些事也没有捷径可走，只是逐步做一些自己哪怕微不足道的努力。

比如，我倡导用大家的能力救助一些灾区的小朋友，就有朋友说，我不捐款（捐款与否完全是个人自由，但把捐款救急与实现民主自由对立起来，我不赞同），我要整体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要使这个国家获得民主自由。这个国有获得民主自由，这些学生上不起学、受灾小朋友的救助问题就解决了。我承认作长远的计划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但这总是让我想起“庄子借粮”的故事，现在许多受灾民众都是“涸辙之鲋”，哪里等得起你猴年马月实现民主自由再来救他啊。你本可以给他一口水喝，将他及时解救出来，但你却在那里许诺从万里之外引水来救他的宏愿，正所谓“远水解不了急渴”。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你可以一边拿口水给他喝，一边引更丰沛的水源来。

我并不是说彻底实现民主自由不重要，我只是说可以从小事做起，做些不影响我们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力所能及的救助，与我们要彻底为建立民自由之国家的努力，并不是矛盾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再宏大的目标，再远大的理想，再公共的知识分子，始终葆有哪怕微渺的人性，对周围同胞的生存有一种及身而见、感同身受的悲悯，和慷慨激昂地批评社会不公，和不懈地批评政府的失职，同等重要。

2008年12月26日8：21分于成都

附：2008年度百位公共知识分子：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晓波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这些父母说，四川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上周向参与这起诉讼的数十位学生家长代表说，法院不会受理他们的诉讼。

其中一位家长桑军说，法官告诉他们，政府的“内部文件”明确表示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此类案件。德阳市法院对此不予置评。

徐培国律师帮助这些家长准备了起诉这所小学、镇政府、当地教育局和学校建筑承包商的材料。他说，这些家长们的诉讼是12月1日递交给德阳市法院的，他们要求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人民币768万元。

家长们说，这是他们首次集体将校舍倒塌的问题提交给法院。

近几个月来，四川当地政府部门一直在极力平息遇难学生家长的抱怨和抗议，这些家长对政府调查校舍质量问题进展缓慢感到不满。

这场地震导致近9万人遇难或失踪，其中包括数千名正在上课的学生。政府部门称，约有7,000间校舍倒塌。

在一些地方，学校垮塌了，而周围的其它建筑却屹立未倒。许多父母指出，建筑质量差和当地官员的失职是校舍倒塌的主要原因。

桑军和德阳市五福镇的其他家长在起诉书中称，建筑质量不达标和救援不力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这些家长的子女当时就在五福镇的富新第二小学就读。官方数据显示，该小学共有120多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

徐培国律师说，家长们上周被告知法院对此案不予受理。他说，他要求法院下达正式通知，但并未收到。

相邻地区一所倒塌中学的学生家长们称，他们拜访了省会成都的几家律师事务所，但没有找到任何愿意为他们提供代理的律师。一位家长说，所有律师都告诉我们，政府不准他们承接这类案件。

参加富新二小诉讼的一些父母说，他们面临着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不再追究此事的压力。一位家长说，这种压力非常大，以至于他曾三天吃不下饭。

桑军在手机中称，由于担心遭到拘押，他现在行踪不定，以避开警察。他说，另一位家长周末时曾被警方短暂扣留，被警告说不要再同外国记者讲话。

桑军11岁的儿子就是富新二小的学生。地震发生后，桑军迅速赶到了现场。他和妻子同其他人一道在废墟中挖掘。他说，他们救出了几个被困的孩子，挖出了10具尸体。他们发现自己孩子的遗体蜷缩在倒塌建筑物的一个角落里。

富新二小的学生家长们要求调查校舍倒塌原因的呼声尤为强烈。虽然他们谨慎地表示，自己没有指责中央政府或共产党应对校舍垮塌负责，但却表示，他们相信当地官员在确保工程质量方面做得不够。

今年6月，绵竹市政府在信中警告这些家长说，不要做损害国家尊严的事情。信中说，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利用这些学生家长的不幸损害中国形象。

绵竹市还给这些父母提供了一次性的补偿，增加了每个月的退休金，前提是他们签署协议，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影响重建工作的活动。学生家长们将协议的措辞解读为这是迫使他们不再发表意见。

桑军说，他和其他人不会放弃，有80个遇难学生家庭准备向位于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推翻德阳市法院不予受理的决定。他说，失去孩子的家庭平均都从政府部门获得了约6万元的现金。

但桑军说，没有一个人为校舍倒塌事件道歉。

Gordon Fairclough

从前，我们全家受误导，错误地认为以前的保姆不好，就在劳动力市场重新物色了一个保姆。于是，我们全家和这个新保姆，联合起来把以前的保姆赶出了家门。
      
新保姆刚来的时候，模样好，人勤快，工资要求也不多。可后来变化的太大了。她越来越懒，买菜的时候还贪污我的钱。我当面训斥了她，她居然对我说：‘工资太低了，不贪污怎么活啊？’她还要我学习西方，高薪养廉。可我涨了她的工资也没用(实际情况是她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因为我们家的保险箱和银行帐户她一直霸着，甚至连明细账本都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过一次)，她还是变本加厉的贪污我的买菜钱。
      
我晚上回来迟了，她很不情愿地开门，还向我要额外的开门费用。她还强迫我们家庭成员在自己家里办理房间暂时居住证，出入都要检查。她还给我们强加林林总总的各种摊派和收费。连叫她去倒垃圾，都还要交垃圾处理费。我们心里窝囊极了，可她还在小区里面到处宣传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竟然欺骗隔壁的山子大哥，说她是我的母亲！还要我们颂她恩。有一次，我和老婆商量再要一个小孩子，她突然从阴暗角落里面冲出来，说她坚决不同意，因为她制定的最重要的一个家策就是计划生育。天啊，她只不过是我从劳动市场上雇来的一个保姆而已啊！竟然干涉主人的生育问题！
      
过不了多久，我的家庭就败落了，可我们的保姆却越来越阔绰。我们家的伙食越来越差，保姆却常常大吃大喝，出入各种高档酒店。求了她好多次，她才勉强的做一点家务，而且每次做完家务她都要我们对她感恩戴德的反复歌颂赞美。
      
月初又是她的生日，她总是逼着我们全家大操大办，花掉不少的钱，上次还逼着我的小孩叫她奶奶，看着她洋洋得意的样子，我们心里恨死她了！
      
终于一天，我决定要解雇她了，结束这一切悲惨的生活，话刚出口，她就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我说：你怎么打我？她恶恨恨的对我说：你还真以为你是主人啊？看着她强悍的样子，粗壮的臂膀，我真的不敢再说什么了。毕竟，我已经营养不良好几个月了，不是她的对手啊，我们家能打架的家伙她一直霸占着，她有一句口号‘有家伙，我才一直有当保姆的权力’。
      
小区保安里有几个农村小青年，保姆常常用我的钱来招待他们，结果他们都公开表示，他们永远忠于我家保姆。我当时就恼了，我愤怒的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们小区的保安，是我们交纳的物业费养活你们的，你们是小区供养的看门狗，可不是谁的私人卫队，你们应该忠实于我们小区业主的啊。保安们白了我一眼，却说：你的确是业主，不过你已经被代表了，我们忠于你家保姆，就是忠于业主，你家保姆是你们家的唯一合法代表！
      
后来保姆知道我找过保安，回家后对我冷嘲热讽，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代表你，你可以离家出走啊。你要是认为隔壁的山子大哥家的保姆比咱家的保姆好，你就隔壁山子大哥家去住呀，别回来了。天，我自己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可这怎么就不像我自己的家了呢？
      
对面楼上的山子哥很同情我，常常帮我说说话，山子大哥家也有保姆可是很听话也很尊重主人，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命呢？我们家的保姆恨死山子哥了，可山子哥个子挺大，我家保姆也不敢当面说什么，可是我家保姆每次一回到家就拿我们泄愤，我们可惨了。
      
我家的保姆说，我们家的生活比山子大哥家的好五倍，这样的生活我们100年不变。保姆常常在她的生日宴会上说她要活一万年，哎，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
      
我们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0年前的这一天，内外压力使一只破船不得不改变航程。原先，在狂热者的带动下，这只破船被肩扛手抬，缓慢地行驶在陆地上。就连坐在破船里的狂热者也发现了危机，于是，它被重新扔入海中。

船本来就是要在海里航行的，尽管是只破船。入水后，所有乘员才体会到了手中重物消失的快感。他们用尽力气欢呼，在狂热者对错误路线的总结中，他们开始感谢狂热者的英明举动，使尽气力划船，迸发出最高热情。这节省了不少体力，而船的行进速度却快了很多。

但好景总是短暂的，它是一只在错误的方向上飘荡了30多年的破船，到处是漏洞，所以它总是漏水。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操桨的船员，一些船员们被淘汰出去，他们的肉用来分食，他们的骨头用来熬汤，他们的头发缝制了更大的风帆，以使这只船的行进速度更快。

大海茫茫，不见目标。船走得再快，但也可能离目标越远。狂热者继续担任船长，但他短暂的海上航行经历，不足以建立起对海上风险和航程的正确判断，于是，水手们渐渐失去了方向。他们发现，船速已经到了极限，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何况一不小心，大家就把船划进了风暴圈。这只到处是破洞的船，总是周期性地飘荡在风暴圈周围，随时可能覆灭。所以，水手们的力气小了，船速慢了下来。更何况，被吃掉的船员越来越多，划船的人越来越少。

质疑将首先从那些被当作食物的船员开始。他们眼见自己的同伴已经被吃掉，他自己也曾是抢肉的成员。他开始回忆在陆地上扛着船走的快乐时光。虽然很辛苦，但大家彼此需要。而如今，自己却将要成为他人的食物。

船是回不去了，因为它已被操桨的船员控制着。他们不断地用深刻的回忆说服将被吃掉的船员，甚至开秘密会议，提前吃掉其中有个性的挑战者。另一方面，每一个细微的划桨动作，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他们期望能够影响狂热者，告诉他所谓的正确方向。一些激进者甚至要求狂热者应该轮流坐庄。

这是一个激烈分化的时代，尤其是当船再一次遇到风暴。有人惊呼，船要翻了。

是的，每一次接近风暴，都会有这样的惊呼。被食者开始期待回归陆地，但他们没有掌握桨；划船者意图摆脱狂热者的领导，但他们的工资是由狂热者提供的，如果狂热者生气，他们很可能会变成被食者；狂热者已经没有方向，他只期望每次的风暴赌注都能获得幸运，能多乘一会船；一个弱小的声音呼叫着，要求再建一只新船，重新航行。但这个声音太微弱，立刻被反对者以成本太高压制了；更多声音要求补上漏洞，继续航行。

这又是一个忧伤的日子，因为谁都不知道船将驶向何方。

刚刚落幕的美国大选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片名叫做《美国梦》，主角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奥巴马。奥巴马最令我关注的，是他那复杂而成功的线路图。

奥巴马出生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后来随母亲去了印尼，然后回到夏威夷读中学。大学先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方学院就读，两年后转学到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先在纽约华尔街工作，后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黑人社区工作。再后到麻萨诸塞州哈佛大学深造，毕业再回伊利诺伊州，边当律师边兼职教书。1997年当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

除去印尼，如果把奥巴马这些年生活工作的地点进行连线，你就会发现他的足迹跨越了美国大陆的西部、南部、中部和东北部，以及大陆之外的夏威夷群岛。流动可谓很广，迁徙可谓频繁。他不停地变换学校，不停地变换工作，不停地变换城市，不停地转型。大部分选择都是奥巴马自己的选择，似乎都非常顺利。我相信，正是流动的畅通、迁徙的自由以及转型的便捷，为奥巴马勾画了成功的线路图，使奥巴马一步一步接近并抓住自己的梦想，正是“自由选择”（弗里德曼语）使从一个街头黑人小混混成长为美利坚总统。

我突发奇想，假如在中国，奥巴马的线路图该如何勾画呢？

他先在洛杉矶上大学，两年后他转学到了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这次转学应该十分困难，从洛杉矶西方学院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就是从二类院校转到重点院校啊，重点院校直属教育部，没点关系很难搞定。奥巴马好像没什么背景，成功线路图估计要中断。

哥大毕业后，奥巴马到纽约华尔街咨询公司工作，相当于北京的CBD吧，由于专业不对口，国际政治系毕业的他，当然不能在纽约落户，户口只能打回原籍夏威夷，档案只能放到夏威夷州人才交流中心。之后，他辞职应聘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一家民权组织做社区工作，这一步也挺悬的，一般社区居委会只招收本地老大妈，一个外地的小青年难有机会染指这活儿。

他到社区居委会后很是上进，攻读了哈佛博士。由于是在职，户口当然不会转到麻萨诸塞州。他毕业后在芝加哥当律师，根据《选举法》，奥巴马无法参选伊利诺伊州的人大代表，他在非户口所在的地芝加哥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在芝加哥这样一个全国第三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很多，在重要会议和大型运动会举办之际，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都要进行拉网检查。如果被戴袖箍的老大妈撞见了，一准会问：“小奥子，去派出所办暂住证，赶紧哪！”既使没人查暂住证，奥巴马如果要买车买房的话，也得颠颠地主动去办暂住证。如果孩子要在芝加哥上学的话，还得回夏威夷开“户籍地无人监护证明”，如果要应付计划生育检查，还得回夏威夷开婚育证明……

当然，奥巴马可以回夏威夷选举，但江东父老并不像芝加哥人民那样了解他。由于不允许公开竞选，他的演讲天赋无法派上用场，当选估计没戏。不过，奥巴马尚有一线生机，前提他要荣获“芝加哥市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或许可以破破例。但当政府官员肯定没戏了，还没有听说哪位打工仔揣着暂住证当上局长市长的。

以上仅仅是假设，有些张冠李戴。毕竟美国归美国，中国归中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才自由流动，公民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追求梦想，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奥巴马说“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我的故事都不可能发生”，话里显然有矜夸的成分在，但是，因此就不值得我们深思了吗？

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梦想，却少的是梦想的机会。

作者：冯克勤

伏案敲了几个月，我的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石头开花》，终于初稿落笔。这是一部以大别山为背景，描写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从“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期间所经历的故事。它是一部大别山人民坚强、坚韧、勤劳、大爱的颂歌。刚写两章、六万字时，我就传给了省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部主任和北京一家传媒集团的一位负责图书出版的艺术总监看了，他们都表示了明确的出版意向。于是，我将草稿向他们一发，抱着管它“春夏与冬秋”的心态，打起行装，陪同从事信访工作的老公进京接访。

老公调到信访局一干就是十年。“春江水暖鸭先知，”信访干部的甜酸苦辣老婆先知，常常是饭菜等凉了，电话铃才响：“你们吃，有集体访。”一句短促的话语，伴着一片嘈杂声；常常是人回到家里，像是说话的程序丢在了办公室，坐在沙发上，将电视声音调得小小的，一声不吭，和他说话只是点头和摇头做答，那是因为他在接访时，在极度吵闹的环境下，说了太多的话……

我不想说“信访工作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之类的大道理，但每当我和老公走在街上，那些拉板车的，摆地摊的，扫大街的都以真诚的笑容和他打招呼，甚至还有一些半痴半颠的精神病人，拉着他的手说：“王局长，你真是好人哪！”我的心便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老公虽然不是他们上访问题解决的决策者，但老公为他们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付出过艰辛的工作。

十年来，做为信访局的付局长——一个大小也是个副科极的干部，不论过时还是过节，我从未收到过一瓶酒或是一两茶，（嘿嘿，不是我觉悟高，是没人送）。但那些信访人对老公发出的出自内心的真诚的微笑，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去北京接访，时间是一个月。连续三年，我老公这是第三次了。四月的北京樱花正红，郁金花正艳，春夏交替的首都处处美不胜收。由于几乎每天都有安庆籍的上访人，老公很少有时间陪我上街或去景点观光，我除了一人出门逛逛，上上网，有时也去他们的办事处遛达。百花齐放，百草发芽的春季，也是精神病患者的多发期，我发现上访人中不少是心理和精神障碍者，有人开玩笑说：“安庆的精神病人，都赶着这春花四月上京都了。”但我却没有发现一个岳西的，平常岳西的精神病人并不少见呀？向老公一打听，才知内情：原来年初岳西县委、县政府安排了五万元的资金，将那些没有实际上访问题却经常上访的疑似精神病患者都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检查和规范治疗了，这是个有利于患者本人、患者家庭，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举措，真可谓一举三得。

由于岳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重视信访工作，我县的网上信访业务在全省全市是最早开通的，信访局的网络建设在全市也是好的；领导信访接待日、领导包案责任制一直坚持做在实处，不是讲形式、走过场，使我县群众的信访问题绝大多数都能在县内得到解决，因此也就很少有人去北京越级上访了。

与老公的工作零接触，使我对老公的工作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上访人赴省进京上访，要么确有一些实际问题；要么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甚或是精神上的障碍，总之都是下了决心去上面讨个说法的。要做好这些人的工作确非易事，不仅要熟知相关的法规、政策，更主要的是要有耐心和爱心。首先是要以极大地耐力去听上访人的倾诉：有些人口臭异常，唾沫四溅，颠三倒四，滔滔不绝。但你不能流露出丝毫的厌恶和不耐烦，否则只会加剧他的对抗情绪，他就不会对你一吐为快，让你连问题的边都沾不上，别说是调解，并立马给你摆出一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脸。常年累月，若没有一颗爱心是很难做到的。然而倾听是与上访人沟通的最基本的前提，你只有让上访人说出他想说的话之后，你才能与他沟通，用真诚、热忱，将那些认识偏颇的人的思路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实际情况，与有关领导或部门联系设法帮他们解决一些合理的诉求。

老公在北京接访，除了在信访机构上班，还要经常像流浪汉一样蹲守在一些敏感部门和敏感地段，烈日不误，风雨无阻。

由于现代通讯和交通的发达，已经很少有干部在外长时间的出差了。而老公每次去北京、合肥接访，一去就是一个月。做为信访干部的老婆不但要给老公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关爱，还要守着那份清贫，守着一份寂寞；但我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二00八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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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聪明，洗脑也没商量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我们都是从小被用狼奶灌大的人，所以写反对狼的文章也经常拿狼奶来写。怎么能写得好呢？写自由民主的文章首先就是要停止使用狼奶语言。哪些是狼奶语言呢？举个例子──"苏联"和"美国"，这就是典型的狼奶语言，正确的语言体系应该叫"苏国"和"美联"。因为苏国是真正的集权国家，美联才是真正的联邦国家，而狼奶语言体系完全遮蔽了这个真相。几乎与政治有关的所有词汇基本都是如此。下面我一条条分析。

１、州

"州"这个词在古代汉文明中，中央集权世袭皇帝制度中曾经存在过这个行政编制，是一个比现在的省大一点的行政区域范围，管理官员由中央集权头头指派。这个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完全扭曲了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些"邦国"。美联的这些邦国的领导都是各邦国自己决定的，就是当年组建"合众国"也是13个国家自愿联合成立的，就和现在欧盟走向大联邦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停止使用这个根本不能表达本意的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州"，而应该使用自由民族语言体系词汇──"邦国"。

２、白宫

下面再分析一个狼奶语言体系词汇"白宫"。其实正确的自由民主语言体系中，它应该叫"白房"〔"白厝"更佳；在台语中，"房"指"room"；"厝"指"house"──洪哲胜编按〕因为它根本不是代表专制不平等的什么"宫"，是"white house"，不是"whitepalace"。

３、总统

上面说到美联邦的那个白房子，现在就说说在这个白房子里面办公的那个人。在狼奶语言体系中这个人叫"总统"，哇！好厉害，是"总"了，还要"统"，听起来象是总揽一切大权、统治一切，比皇帝还厉害，至少差不多。

其实呢，这个在狼奶语言体系中听起来大得不得了的"总统"，既不能制定这个国家任何法律，也不能按法律裁定任何事情，即：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甚至连他"下面"任何一个邦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领导都管不着。你说他还总统个什么？他仅仅有按照法律执法的权力而已，并且了解美联法律的都知道，他们的法律对这个"总统"具体执法方式也有很多限制。所以他压根不是什么"总统"，而仅仅是个"联邦首席执行官""而已，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应该停止"总统"这个专制狼奶词汇的使用，改用"联邦首席执行官"，或者
简称美联"执行官"。

讲了美联执法的首席执行官，和立法的立法院，现在讲一讲这个世界几乎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司法机构──法院。据说在他们的法院里面有"陪审团"。我们的法院里面也有个陪审员。我们那个倒确实是"陪"的，知道的都明白那是个陪衬，不起作用的花瓶，用"陪审"来描述我们法院那个确实很贴切，可用描述专制制度中的东西去描述自由民主体系里面的东西这就完全是诬蔑和诽谤，因为这个狼奶语言体系的"陪审团"在美联的法庭上具有最大的权力──"裁定罪名是否成立"。

具有这么大的权力的东西怎么是"陪审团"和什么"陪审员"呢！很明显这些词汇遮蔽了其本意，正确的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应该叫"临时公民审判团"或简称"公民审判团"，"临时"是为了防止老百姓被洗脑，和长期担任该职务后变成政府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审判"说明其拥有实权，完全没有"陪"的意思。美国的法庭里面的法官仅仅是个"法庭的主持人"，没有裁定罪名成立与否的权力，"团"说明其有多人组成

４、议会

说了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议会"，我们知道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应该叫"立法院"，那么我们继续来研究专制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议会主席"。听这名字，这官好大，把议会都管完了。这就是狼奶语言体系词汇取名的妙处：无时无刻不在混淆概念，让你以为这自由民主开的会和专制的天朝朝廷开的朝会一样，都有个老大一言九鼎。实际上了，这个所谓的"主席"仅仅是个会议主持人，没有多大权力，甚至没有投票权，仅仅在投票成为平局的情况下才会有一次表决资格，就是辩论的时候，甚至没有辩论资格，他就是个主持人而已，所以我们要抛弃这个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议会主席"， 改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立法院主持人"。

５、陪审团

前面讲了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临时公民审判团"或简称"公民审判团"，知道了在美联法庭上，那个所谓的"法官"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维持秩序，也就是当双方在对抗的时候，维护"游戏规则"。

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所谓"法官"的责任。但是，真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这个所谓的"法官"。在审判中，所谓法官只是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法官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还有就是对抗衡的双方"吹哨吹得公正"。

他的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在这些案子中，美联的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那么，最终到底是谁在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联平头大百姓，即"临时公民审判团"或简称"公民审判团"。

看到这里，再结合上面"议会主席"的例子，大家可以得出结论，在有"公民审判团"的自由民主的法庭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官"，仅仅有个"法庭主持人"他仅仅在维持法庭的辩论秩序，和立法院主持人维持立法院辩论秩序一样，所以在有"临时公民审判团"审案的法庭里，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们应该停止使用遮蔽真相的"法官"这样的狼奶专制语言体系词汇，改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法庭主持人"。

６、两党制

两党制这也是一个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而实际上美联邦从来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只能有两个党，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只能由这两个党执政，也就是说美联邦压根没有"两党制"这种制度，而是"自由党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组党，任何党都可以被民众选择执政，让这骗人的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两党制"滚蛋把，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来使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词汇"自由党派制"。

７、行政性

说了官办企业，还要说一下官办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垄断，而且是行政性垄断，喂喂喂......等等。什么"行政性垄断"？什么叫"行政性垄断"？好深奥的词啊，搞不懂。那为什么要取个这么深奥的名字呢？为什么要让这个词这么难懂呢？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个专制狼奶语言体系所谓的"行政性垄断"其实就是当官的人搞垄断──即："官僚垄断"，取名"行政性垄断"不过是要把这"官僚垄断" 的罪恶本质掩盖起来而已，所以大家要把这文绉绉的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行政性垄断"给抛弃，使用自由民主语言体系暴露他的本质── "官僚垄断"

现在所谓国有企业的工人地位高，收入高，其实是官办企业的官僚及其家属等有背景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地位高，收入高。他们在中国这种官权主义社会中享受着官办垄断企业搜刮的民脂民膏，所谓国有完全是骗人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获得这种官办垄断企业里工作轻松、收入高的工作。这完全证明了官办企业必然有利于官僚，而对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好处，而且还要付出被官办企业垄断搜刮的命运。

８、苏"联"和美"国"

前面说了美联邦和苏国，明白了自由民主的美利坚合众国才是真正的联邦，而苏国里面的那个所谓加盟共和国，这里必须说清楚，这些所谓的"加盟共和国"在之前本来是一个个国家，不过他们被和苏国占后，就不再是个国家了，从权力上看，甚至连附属国都谈不上，因为苏国是一彻底集权的官僚主义国家，这些所谓的"加盟共和国"根本没有什么自主权，所以正确的说法是苏国占领了这些国家，在苏国的邪恶政权被推翻后，迎来了这些被占领国的解放和独立。所以大家要避免使用"苏联解体"这个这含混不清的专制狼奶语言体系的说法，改用"被苏国占领国的独立和解放"这样的说法。

９、美国独立战争

下一个谎言狼奶语言体系说法是"美国的独立战争"。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美国"应该叫做"美联邦"，那么改做"美联邦的独立战争"对吗？不，这还是上当了。

因为独立战争打完之后，首先美联邦并没有成立，而是出现了13个独立国家。其次这场战争目的也是这13个国家的独立。他们联合起来打跑奴役他们的统治者，目的不是建立美联邦。历史上建立美联邦也是独立战争结束十几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就如同二战之后推翻德军的占领后欧洲各个国家都独立了。几十年后，当年独立的欧洲国家开始联合形成欧盟，但你不能说二战中是欧盟的独立，只能说当时的各个欧洲国家的独立，其实专制之所以要使用这骗人的说法，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掩盖美联邦这种国家是联合形成的，掩盖这种自由民主联邦政体概念。

所以说，让我们抛弃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说法──"美国的独立战争"，改用正确的自由民主语言体系的说法应该："美利坚13个国家的独立战争"（这里的美利坚仅仅代表美利坚这个地区）。

10、"政教"分离

下一个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是"政教分离"。这有一个专制陷阱词汇，因为它扩大了语义，起着帮助专制统治者镇压信教民众的反抗的作用。这个词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原意是──"政府和教会分离"，根本没有政治和宗教分离的意思，而把这个词叫做"政教分离"，就是诱使人去上当，让人们把它误解为"政治和宗教分离"。从而使专制官府打击宗教自由，打击宗教人士和各种信仰团体变得正当起来。

所以大家要摒弃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政教分离"，改用"政府和教会分离"，即宗教机构（教会）没有政府机构的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政府机构也不能干涉宗教机构的宗教活动。也就是说，是宗教"机构"和政府"机构"这两个组织实体要分开，而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拥有和其他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团体同样的政治权力，包括言论自由，示威、游行、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权。大家可以看看在自由民主国家，在政界活动的绝大部分都是宗教人士和信徒，比如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是宗教徒；马丁．路德．金是牧师，当年他就是在教堂里面号召人们去斗争的。

11、私有制和公有制

下一个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是"私有制"的使用。按道理，"私有制"这个词不应该是我们批驳的对象。可是我要说，选择这个专制狼奶词汇来描述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是经过巧妙安排的，而且这种安排对自由民主一方是极其不利的。

大家可以把"私"和"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对比以下，很明显"私"具有某种贬义，"公"具有褒义；我们再看"官"和"公"这两个字，很明显"官"具有贬义，"公"具有某种褒义；然后我们再
看"私"和"民"这两个字，很明显"私"具有贬义，"民"具有某种褒义；专制巧妙的选择了"公"有制来美化"官"有制，同时选择了"私"有制来丑化"民"有制，而且不断地通过垄断的官办媒体妖魔化"私"这个字眼。

其实"私"有制的企业在中国现在也存在，但在说道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中国是怎样表达的。他们说的是"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说的是"‘民'营企业如何如何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和而很少说"‘私'营企业如何如何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用的着它的时候说的是"民"，否定它的时候说的是"私"，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的微妙差别呢吗？注意到了，这说明你懂了，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除了在学术领域，其他时候请回避使用"私有制"，而是用更能争取人心的词汇"民有"、"民有制"或者"公民个人所有制"。同理，"私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企业"、"民办企业"。

12 "资本"主义

下面是个重量级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个狼奶词的欺骗性，你可以看到那些被叫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自豪地说"我以我们的国家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国家而自豪"，如果说这句话的人是当老板的，我倒觉得还可以理解，问题是普通的打工仔也这样说，这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你一个打工仔，一个资本都没有，你为"资本主义"自豪什么呀！！！显然"资本主义"这个词欺骗了我们。

我们平时说"某某主义"，就是某某东西在某种思想中具有最"主"要的意"义"，即"主义"，说通俗点，就是某某东西在某种思想中是老大的意思。那我们来看看"资本"（即生产资料）在自由民主社会是老大吗？

首先如果没有劳动力，任何生产资料都没有价值。反过来看，让劳动力脱离生产资料，劳动力也一样几乎没有价值。现代社会谁也离不开另一方，双方是对等的，大家都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

其次双方的价格是在双方自愿的的情况下、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的。提供劳动力的有其他劳动力和他竞争（中国的官办垄断企业里面，工作轻松，收入高的都是有背景的，其他人是不能去竞争的），提供生产资料的有其他老板和它竞争（中国通过各种执照打压竞争，各种权力垄断随处可见），甚至还有现在打工的作为潜在的老板和它竞争（中国的很多行业连其它老板都不能染指，更别说普通打工者了），而且还有反垄断法在保护生产资料之间的竞争（中国没有真正的反垄断法，官僚垄断随处皆是），还有工会在帮助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集体谈判（中国没有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总之人人都可以选择当老板或者打工者，人人都能提出自己想要的回报的价格，不管是打工回报，还是投资回报，但谁也不能强买强卖决定价格，因为有市场上的其它竞争者存在。

可见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谁也不占决定性的优势。现实的自由民主社会投资收入和劳动力工资之间的分配比例约为1:5，资本投资也不占什么决定性的优势。可见，把这样的社会叫做"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个陷阱。把代表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资本"作为这个体系的最核心的东西取名为"资本主义"，是对这个制度的诬蔑，是对这个体系某方面的刻意放大和丑化，所以大家应该抛弃这个专制狼奶语言体系词汇"资本主义"。

改用"自由民主"来替代它。因为自由民主才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包括经济上的自由──自由投资、自由打工、自由竞争；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此类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改称"自由民主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改称"自由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改称"自由民主制度".大家再帮我顶，并帮我转发，我继续发。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管是在官方正史、民间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和戏剧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清官好，贪官坏。

这个观念，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官方的或民间的话语系统中，也不会有什么大不同，老百姓期盼清官、痛恨贪官，政府最高层也是一样，尽管在谁是贪官、谁是清官的识别上有差异，在衡量某一具体官员是清官还是贪官的标准上可能不同，但在基本观念上不会有大差别。

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或者记得起，就在四十多年前，中国的官方宣传和理论界，曾经提出和大力论证过一个惊天动地、彻底颠覆历史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即1949年以前的所有时代，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可恶、更须揭露和批判。

这个观点应该是从1965年开始推出的，真正得到猛烈宣传的，是在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个彻底颠覆历史的提法是怎么论证的呢？基本道理如下：贪官坏，是因为他们鱼肉、欺压老百姓，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多苦难。这固然可恶，但是，清官却比他们坏得多，因为在黑暗的旧社会，如果官员不贪污，让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于是，清官的清廉，反而有助于剥削阶级政权的稳固——劳动人民不那么仇恨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麻痹了劳动人民的觉悟，大大延长了旧社会制度，所以清官比贪官更坏。相比之下，贪官的贪婪豪取，更能激起劳动人民的仇恨，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推翻旧政权。

我手边保存的从中国内地小城地摊上买的旧书里，就有一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小册子中，收罗了几篇当时重要官方媒体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批判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文革初，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子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不久含冤自杀）。此文在批判《燕山夜话》时，专门举了几个例子，包括邓拓推崇的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如海瑞、米万钟。这场标示着“文革”起点的大批判，是直接在毛泽东、江青、康生的领导下发动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今天看起来怪异的逻辑后面，隐藏的不是普通的智慧。它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极端主义的顶级智慧，或革命极端主义的最高智慧。毛泽东晚年把当年列宁已经发展的极端主义，又推进了一大步。

过去列宁与第二国际论战时，批判所有的黄色工会。所谓黄色工会，是指那种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供更多福利、改善工人经济待遇的组织。列宁为什么说黄色工会很坏？道理就是这样的工会使得工人生活变得较好，待遇好转的工人就不会起来革命，以暴力推翻政府，列宁的激进革命党就没有了大批的追随者。所以，列宁把黄色工会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时代鼓吹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是把列宁主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在革命极端主义的路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它后面的智慧就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希望现存政府的官员们所做的坏事越多越好、越绝越好。任何通过改良的办法，即比较缓和的方式来使现存体制少做坏事、多做好事，都是错误的。但凡社会的状况逐渐进步，就会损害极端主义者以翻天覆地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机会。

列宁与第二国际的论战，距今差不多百年；文革发动到现在已有42年。但像这种造反的极端主义仍后继有人。2008年10月16日《金融时报》（FT）发表了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评论，《要提防10月份本拉登可能的突然动作》。文章提醒，“现在看起来美国大选中麦凯恩越来越不利，奥巴马势头大增。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防基地组织的突然动作，因为有先例。2004年10月29日，美国总统选举最关键时刻——4天后就开始投票——本拉登组织通过半岛电视台发了一盘录像带，警告美国人，随时会来报复你们。在电视台播出后，小布什迅速超过了对手民主党的John Kerry。CIA副局长事后讲，本拉登为小布什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

当年本拉登非常不希望小布什下台、民主党的 Kerry当选。因为后者一上台，会采取不同于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基地组织看得很清楚，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最有利于他们赢得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拥护，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同情和资助，有利于招纳新的战士。而Kerry若当选，会大大缓和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那样一来，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将会大大下降。

奈的文章说，“现在看来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奥巴马若当选，将是第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总统。黑人以前是弱势群体，曾被当作奴隶，这样的人当选为总统，不仅会在美国史上翻开新的一页，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含义。奥巴马的上台，会大大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乃至全球的形象，使得它在穆斯林世界的敌意降低，因为奥巴马要采取很多创新的、和解的政策。所以，奈警告说，在美国选举前的这几天，绝不能大意，本拉登会非常着急的，他们如果再来一次突袭动作，又会使美国人在安全问题上增大忧虑，从而会使强硬的麦凯恩得分，使奥巴马丢分。”

上面提到的三个案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能看到深层的共性。这就是，一个社会里极端对立的情绪，是造成对抗、并由对抗升级到严重动荡、直至造成暴力造反的要素。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两极是相通的。极端派最希望的，是其对手一方也成为极端派，如果对方不是极端派，而是改良派，这反倒对自己大不利。只有敌对一方走向极端化，才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极端主义变得理直气壮。

考察这一逻辑线条，吸取历史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做媒体的、做法律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更不要说是有权力的人，不管他们是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只要他们努力对贪污腐败、滥用权力、虐待百姓的行为等等，予以揭露和批判，那便是在做一件于民于国有益的好事。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不管是通过媒体曝光，还是走司法程序，甚或请愿游行，实际上，都是在减少中国社会里爆炸性的根源。

几年前在中国，"和谐"这个词还没有提高到官方最高政策的层面，但可以这么说，正是不懈地以和平方式揭露社会阴暗面、揭露贪官污吏、揭露鱼肉百姓现状的那些人，其行为的总体效果，是在把中国社会朝和谐的目标推进一步。同样道理，那些对做这些事情的人——不管是中国的记者、维权人士、律师、平头百姓，还是中国体制内的那些同情和帮助这些维权行为的官员——进行压制和迫害的人，恰恰是迎合了造反极端主义的愿望。他们进行压制迫害的总体后果，是在培育和推动中国社会里的极端情绪，促进社会里的暴力萌芽，推动中国社会里可能出现更大的爆炸性危机。

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社会里的依法维权人士及其所作所为，其客观后果，是在维护中国社会和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则是在挖掘这种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根基。认识到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

过去二百年来，国际社会有着相关的教训。做比较研究的学者，早已获得了清晰的观念。在欧洲是比较英国和俄国：当年的沙皇制度，总是不断对俄国社会里的改良努力予以绞杀，最后促成了20世纪初最血腥的暴力革命。而英国在过去的二百年中，虽然也遇到过很多阶级矛盾和冲突，但其体制和统治阶层在大部分时候，能够采取比较妥协的方式，使得改良成为社会上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途径。所以，英国在过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时候，都能稳定发展。

在亚洲则是比较中国和日本：近现代的中国，不断革命、不断造反、不断暴力，内部相互屠杀之烈，远胜于外敌入侵。而日本近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明治维新”，就是改良。日本的政治结构、统治阶级、社会精英，能够在明治维新时达成共识，使得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即西方工业文明打到东方之际，通过明智的持续改良的方式，把日本带向现代化，成为白人社会之外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强国。而中国却相反，它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们，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基本上每当有可能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做一个选择时，都因为拒绝作制度上的实质进步，导致矛盾越来越广大深入，把改良的路子越来越压缩，最后酿成的暴力革命一次比一次厉害。

在大历史的背景下看，我们比较到如今的英国和俄国、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差异，可以明显看出，究竟哪个国家的哪种方式相比起来更可取？哪种方式付出的血的代价更少，而带来的社会的整体进步更大？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很多物质上、社会上的进步，而保障各方面持续进步的那些法律和政治体制却严重滞后。目前要在这些领域里大力推动改良的人，实际上正在努力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要重复过去的极端主义悲剧。极端主义的思路和情绪，在当今中国社会很多地方都有。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有权势的人，很多封锁了低成本持续改良的渠道。你要是真的拒绝革命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你就得让中国社会里通过深度改良来取得持续进步的力量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越来越占上风。

“清官比贪官更坏”背后的智慧，是惟恐官员不坏、惟恐政治不烂、惟恐民众不怒、惟恐天下不乱的最顶级革命智慧——这个智慧越不被付诸实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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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屎棍不去，国无宁日
作者：yangyizhqun
 
譬如一个粪坑，沉淀的日子久了，倒也不是太臭。但一根棍子锲而不舍地搅动这个粪坑，则臭不可闻。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闵维方就是这样一根搅屎棍。

在自由、民主和科学传播的大学殿堂，由某一组织专控，这一组织的书记成为大学的第一首长，已经是今古奇观。但近60年来一直如此，纳税人无端地在支付了庞大的行政费用后，另外还得奉养这个无处不在的组织，我们不认也得认了。有哪个人大代表提过议案说，各级党组织经费应该由党费和党内自筹吗？没有，因为人民代表不代表人民。面对既成事实，百姓也就在有限空间里、在组织制定的规则里小心翼翼地过自己的日子。作为书记的党棍，本来安于做一根坚挺的棍子，是再好不过的事。可闵维方这根棍子偏偏要搅屎，仿佛觉得不去搅屎就埋没了他这根举而又坚的好党棍。

闵维方在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交流。至少表达了三个观点，一是“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定要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宪法所规定的。”二是“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三是“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错误言论”。

这就是搅屎了。如果是党校，你当然也必定要求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一定要符合组织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但普通高校是全民教育的学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组织里的一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仰马教。我们有不信仰的权利，按照并不代表人民的人大制定的《宪法》，我们享有信仰的自由。你只提供你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施教，就是霸王条款，提供不完善的教育服务。办教育的经费来自全民税收，学生读书也交了物非所值的学费，你用来办党校，尽管一直是这么办的，但你闵维方说出来，我还是很受伤。我宁愿把我当瞎子，别把我当傻子。继续按照闵维方说的《宪法》，贵党作为执政党，是团结了各民主政党组成的广泛民主的政府。可高等学府的讲授却只能“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置各民主政党于何地？尽管我知道各民主政党不过是傀儡，帮忙做戏而已，但既然做了，就要入戏。不能台上看做傀儡，台下视作娼妓。这样很不尊重各民主党派。

要做到闵维方说的“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其实难度很大，在不长的近60年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就变幻莫测，也许，闵维方指的是必须符合当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就这点，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也做不到，因为有良心的人都做不到，当时在“两个凡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大环境下，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发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不符合当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按闵维方的逻辑，胡耀邦将会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改革根本就不会孕育。

大学本应是思想启蒙的发源地，闵维方却要将它变成当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和生产车间，在某个特定的时代，无异于助纣为虐。进而以《宪法》来加强自己话语力度，用江湖话说，就是“匪夷所思”。难道闵维方从来不看《宪法》吗，作为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不了解《宪法》，自作主张地让宪法来规定，就不仅仅是诚信的问题。加强诚信教育应该从闵维方开始。

闵维方1968年毕业于北京市第八中学，其实在66年就没上课了。1966年8月，八中的校长、支部书记华锦被学生揪斗暴打后关在学校，后惨死。学生说是自杀，但华锦家属和老师们坚持是被打死的。副校长同样收到非人的待遇，“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在一个红卫兵学生手里。那个学生骑在自行车上，一手牵着绳子。温寒江跟在自行车后从八中跑到了中山公园，身后还有学生用鞭子抽他。”

我说这个事，并不是说闵维方与华校长、支部书记之死有什么关系，也没证据证明闵维方参与了对副校长的施暴。而是借这一惨剧探视闵维方的心理，闵维方不说亲历目睹，也至少了解比我多。他和他的那些作为凶手的同学都是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出来的学生，怎么就一夜间就会丧失人性呢。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闵维方，一定在几十年里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思考后的结论仍然是必须符合当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教育，这就是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存在非此即彼的两个原因，要不闵维方愚蠢，满脑袋浆糊，想不明白；抑或闵维方想明白了，但个人品质使他说谎邀宠，图谋私利。

闵维方不蠢，很聪明，不是一班二班的聪明，程度至少在五班六班以上。他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同年留美，84年拿到硕士学位，85年12月得第二个硕士学位，87年的6月，也就是一年半以后，取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从一个本科生到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加身，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而且都是美国的学位，断不至于对教育理念满脑袋浆糊。那么，闵维方就是个人品质问题了。

闵维方1968年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工作，70年入党，任矿团委干部。在那个年代入党的青年不能说有多大的劣迹，但至少是善于揣摩上意，紧跟形势的风向标似的人物。闵1973年调北京团市委担任干部，从这个调动可看出闵维方超乎常人的能力。具闵自己说，他是铁路工人家庭出身，这就不存在权力调动，完全是凭自己的个人能力，在1968年——1973年期间，一个团的干部如何才能表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革命接班人的潜质呢。这期间，红卫兵已经退潮，工人造反派上来了，然后是“九大”召开，批林批孔。没有家庭背景的闵维方必须在各个运动中有突出表现，才有可能被团市委看中。闵维方做到了。

能做到这一切的闵维方的个人品质绝不会是白璧无瑕，一个不完美的人说要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也无可厚非，但教育不是“要诚信要诚信”的唠叨，而是应该建立一个可以诚信的机制，别让投机的人占了便宜，提倡诚信的政府和教育别人诚信的人首先要诚信。我没有攀比的心理，我不认为政府和闵维方去裸奔，我就应该穿开裆裤。我只是提醒身传比言教更有效果。

闵维方在2006年对丘成桐发难后的解释，在我看来就不是诚信的表现，囿于其中奥妙不得管窥，我暂且放过。我仅引闵维方见诸报章的文字做一对比，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能够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完美统一于一身的，除了精神病，没人能办到。闵维方是北京大学的书记，绝非精神病，但他办到了。所以我说闵维方不诚信，无论哪种观点是闵维方真实意思的表达，相对另一种都是不诚信。

这是2008年10月27日《中国教育报》，闵维方题为“以改革开放精神创建一流大学”里的两段：

“国际经验表明，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前提。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教授鲍尔斯和金蒂斯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该书尖锐批评美国的教育，指出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者采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这本书是非常“左”的一本书，但斯坦福大学能够容忍它。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在学校大行其道，这是和它们的大学精神有关的，它们认为大学应该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这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学术原则。”

“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

以上两段与闵维方在人民网说的：“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错误言论”尖锐对立。

何种言论是错误的，错误的标准是什么，谁来界定。《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没找到关于错误言论的说法。我找到相应惩戒的第二十八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也没有因言获罪的条例。既没有本国法律依据，也没有所谓国际惯例，闵维方为什么忽而言东忽而言西呢？这就是搅屎棍的行为。他要搅到我们遵守《宪法》，在不是太臭的环境里也活不好，非要弄得更臭。

搅屎棍与纯粹的党棍略有不同。党棍有维护党的利益的大局观，不会掀开华丽的大氅，特意露出千疮百孔身躯，说那是纹身。搅屎棍是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个人私欲，不惜牺牲组织的利益，搅动粪坑，置身弥漫的氨气中，眉头也不皱一下说：很香很香。明知没人相信，但还是一本正经，就为了给某个人看。闵维方就是这样，他这一辈子，投机屡屡得逞，这次，也是放手一搏，赌个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