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小学不彻查，就意味着接下来所有的事故都可以继续多难兴邦地变成故事。

挨个塌，会一直塌到上层建筑的。

　　黑、沪、湘三起安全事故追踪

　　娘家人自查 刚出结果就引质疑

　　电自黑、沪、湘

　　6月27日5时30分许，上海市闵行区一幢在建的13层楼房发生楼体倒覆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6月29日2时30分许，湖南郴州市火车站发生两列客车侧面冲突事故，造成3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重伤6人；几乎与此同时，黑龙江省铁力市呼兰河大桥坍塌，造成4人死亡。

　　三天之内连发三起安全事故，8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连日来，新华视点记者分赴三地追踪采访，调查中记者发现，三起事故背后共同的症结在于有关部门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外部监察形同虚设。

　　调查

　　官方背景监督难 安全管理漏洞多

　　塌桥事故

　　颤悠悠的大桥为何不限重

　　在对黑龙江铁力市呼兰河大桥坍塌事故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建于1973年的双曲拱桥，另一部分为1996年哈伊公路升级改造时加宽的T型梁桥，新旧桥两部分为分离式结构。黑龙江省公路管理局养护处处长季景满在向记者介绍大桥情况时说，双曲拱桥和T型梁桥在设计和建造工艺上都有很大的差距，“旧桥的承载能力和新桥根本没法比。”

　　此次坍塌的正是旧桥。事故发生地满江红村的村民告诉记者，旧桥的设计使用年限为30年，然而，直到2007年黑龙江省公路局危桥办才对旧桥部分进行维修加固。“维修人员并没有对桥墩怎么加固，而是简单修了修桥面，这么修桥，不出事才怪。”

　　一位铁力市民说，两桥建造时间相差23年，而且设计负荷能力相差悬殊，建造技术也不同，却同样承担伊春至哈尔滨222国道通行的车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在桥的两侧只看到了限速40公里的标识，却没有看见任何限重标识。

　　满江红村一位康姓村民告诉记者，旧桥坍塌前就出现了裂缝，有时载重车一过桥轰轰地颤，让人感到害怕。

　　记者采访到的村民纷纷质疑，这座危桥，本应及早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可为什么偏偏没人管呢？

　　楼房倒塌事故

　　房地产公司多名股东系官员

　　记者在上海查阅相关工商资料时发现，发生楼房倒塌事故的“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原是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的镇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梅陇镇征地所所长阙敬德。

　　2001年，梅都公司转制为民营企业。这家公司在转制过程中，新投资人实际出资比资产公司评估少了600余万元。之后，公司以不到中标价30％的实际价格拿到“莲花河畔景苑”项目土地。此外，公司多名自然人股东来自闵行区梅陇镇征地所，系政府工作人员。这说明该公司不是一家普通的房地产企业。

　　一位调集有关工商资料的律师对记者表示，一些集体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内部管理比较混乱；其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有不少出自政府工作人员，在本级政府所在区域内拿地、盖房子，在批地程序、工程监理等方面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

　　结论

　　都是娘家人在自查 结果有多少可信度

　　塌桥事故

　　草率调查结论引现场记者一片哗然

　　当地百姓反映，呼兰大桥坍塌前，旧桥的桥墩就出现了倾斜。对此，季景满说：“百姓根本就不懂，从桥墩上钢筋弯曲的情况看，应该是桥面倒塌把桥墩带倾斜的。”

　　黑龙江省交通厅副厅级巡视员李伦介绍，6月30日上午，省交通厅的专家对未塌桥梁能否继续使用进行了鉴定，没有对桥梁坍塌原因进行鉴定。专家认为新桥可以在限定条件下使用，目前专家已撤离了铁力。对于事故原因，将由伊春市组成调查组调查。

　　伊春市副市长马建路说，目前已组成了由市安监局、工会、公安、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当记者问及是否请桥梁专家到场调查时，马建路表示“现在还没请，到时会请专家到场参加调查”。

　　然而，就在专家尚未到场勘查的情况下，铁力市政府部门已经对大桥坍塌原因作出了结论——“可能是一辆载重车严重超载，首先把桥梁压塌了。”

　　事故发生当日14时，铁力市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铁力西大桥压塌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有媒体提出质疑：“在打捞工作正在进行、尚无法确定坠桥车辆状况及负载重量时就认定为‘压塌’，有何依据？”铁力市副市长、新闻发言人李庆生说：“表面上看来是被压塌的。”

　　记者又问，“压塌”是调查组认定的还是铁力市认定的？李庆生表示“不是调查组认定的”。现场记者一片哗然。

　　铁力市民曹女士说，有关部门提前将大桥垮塌的原因定为“压塌”，并在当地媒体上公布，“让人觉得可笑，是一种没调查出结果就逃避责任的表现”。

　　火车侧撞事故

　　制动失效说法遭到公众质疑

　　对于郴州火车站两车侧面冲突事故的调查，目前仍由铁路部门主导。迄今，对事故原因较为完整的描述是：“K9017客车在郴州段5道计划停车时，制动失效，挤坏118号道岔，以每小时55公里的速度冒进出站信号后，与3道正在开出的K9063次客车发生侧向冲突……”

　　不少公众对“制动失效”表示疑问。一些网民费解，“制动失效”到底是信号出现问题还是列车的制动系统失灵？列车与车站有没有及时沟通？

　　受伤乘客吴慧玲告诉记者，列车在到郴州站之前，曾经在路上停了20多分钟，直到2时09分才启动，她当时还看了一下手表。也就是说，列车在事故发生前40分钟左右，制动还是有效的。这一事实让“制动失效”说略显离奇。

　　据相关人士分析，如果是信号出了问题，列车司机起码应该知道停车的，车站还有车机联控也会呼叫司机的。如果是制动失灵，进站准备停车的列车在进站信号机外就应减压调速。如果制动失灵司机呼叫车站和车长，车站就应停止K9063次发车。而一般干线机车都装有自动停车装置，机车收到地面发送的信息，如果未减速就会自动放风制动。

　　比“制动失效”更为蹊跷的是两列相撞列车的“迟发早至”。在郴州市火车站列车时刻表上，记者看到表上清楚地标注着：K9063次列车的正点进站时间应为2时12分，出站时间为2时22分；K9017次列车进站时间为2时38分，出站时间为2时41分。

　　也就是说，K9063次列车出站时间和K9017次进站时间整整相距16分钟，如果火车均为正常调度运行的话，这两列火车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郴州火车站的。

　　郴州车务段一位工作人员否认了“调度失误”的说法。他说，列车晚点时有发生，有时也会提前到站，“只有出站时间不可能提前”。

　　离奇的“制动失效”，蹊跷的“迟发早至”，似乎都不能对事故原因作出合理解释。6月30日凌晨向安监总局的事故汇报会上，铁道部安监司司长陈兰华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在会上没有办法多说”为由，回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发表于 2009-06-18 08:58:53 类别：轉載精彩文章

2006年10月20日 09:54:31 　来源：上海证券报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来自“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说，在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5个选项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让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而前者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越位最直接的体现是官员腐败，Shleifer和Vishny对于腐败的定义是，政府官员通过出售政府财产来换取个人受益活动。亨廷顿则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

    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加剧，可分为表面上的原因与机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两点：腐败（寻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并未相应提升，廉洁的机会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并未相应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两点，在转轨时期未能相应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未能建立起一套奖励与惩罚官员行为的机制。

    权力腐败在中国日益加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寻租”活动的金额越来越大，高官贪污腐败（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1998年至2006年已经定案的部分落马的高官从厅局级到部级乃至更高的领导人，一应俱全。 然而，中国腐败官员被法办的概率不容高估 ，因此能够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而且照这个趋势估计，倘若政府不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我们还发现，2004年以来涉案的省部级干部数量下降，但是金额却反而上升。与此形成对应，虽然涉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厅局级干部却以稳定的幅度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权力腐败有逐渐下沉的趋势，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缺乏监督机制的地方官员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动力非常强烈。

    还得补充一点，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员收入的高涨，其与普通公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当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导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阶层之“特殊”，根源就在于权力，而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阶层很轻易地获得巨额收入，致使社会两极化的鸿沟越拉越大。（作者：赵晓/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发布: 2009-5-26 11:52 | 作者: 周海滨 中国经济周刊 | 来源: 新浪新闻中心 | 查看: 49次

港人女友逃出性奴集中营：被禁锢及遭人轮奸后强迫卖淫(2009-05-22 09:59:52)

香港一男子在深圳的十八岁女友，近日惨被犯罪集团绑架至潮州饶平县钱东镇，被禁锢及遭人轮奸后强迫卖淫，沦为「性奴」。近日她借机脱逃，并向本报披露，在被禁锢的钱东镇一所民房内，有大批与她有相似经历的女子遭犯罪集团蹂躏，稍有不从即遭人毒打或性虐待，她称当地犹如「性奴集中营」。本报向内地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及当地公安局查询，公安称关注此类事件，呼吁受害女子挺身报警并协助公安破桉。

　　赚不足五百元即捱打

　　现年十八岁、原籍广东梅州的小朱（化名），于两年多前到深圳当「发廊妹」，一年多前与现年二十三岁的港人阿康（化名）成为情侣，两人原打算在今年春节后共谐连理。

　　上月十一日凌晨约一时，两名男子来到深圳一家发廊，挑选了小朱与另一少女小芳「出街」过夜，不久她们突被两名男子强行拖上私家车离去。后来，小芳成功跳车逃去，小朱则被带至汕头一民房内，遭七、八名匪徒轮奸。小朱回忆称，事发时，屋还有三名衣衫褴褛的少女，事后她得知，三人是同日于深圳被绑架至该处的女子，之前都在发廊工作。

　　小朱称，多名匪徒翌日带她们到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一栋三层高的民房内，当时有一名潮州口音的「老板」及另外六名持枪的湖南口音男子警告说，她们已失去自由，只有每天接客赚足五百元人民币才不会捱打，若敢逃跑会被扔下河或枪毙。「你们走得出门口也走不出这个镇！」

　　小朱只好乖乖服从，由于她「表现好」，得以与另外十多名「听话」少女获「优待」，可穿衣在该民房等客，其馀十多少女则被罚脱光衣服囚禁于一楼及二楼的房间内，其中部分女子有曾遭殴打及性虐待的痕，原因是营业额不足或曾经逃跑被寻回。

　　被迫当「性奴」八天后，小朱因月经来潮获匪徒「优待」，带到汕头一家的士高跳舞，期间小朱悄悄向一名汕头青年求助，该青年趁机将她送上前往深圳的长途巴士逃出生天，小朱才得以与男友阿康重逢。

　　小朱忆述，那位潮州口音「老板」曾向她说，该镇有约八十家「卖淫大厦」、上千名「性奴」，当中大部分人变得只会做爱、吃饭、睡觉的「性爱机器」，唯一有机会离开的方式就是被卖去越南、云南、福建等地当老婆！

　　男友报桉迄今无结果

　　小朱被绑架期间，阿康曾向深圳南湖派出所报桉求助，后来又到汕头一带寻人并曾求助于汕头当地警方。

　　本报曾向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钱东派出所等部门了解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新闻科萧先生指出，饶平一带确实曾出现诱拐少女卖淫集团，公安部门早前亦曾作打击。他呼吁该受害少女应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反映情况，公安机关在收到有关报桉会将资料转刑事主管部门跟进，查明属实会采取行动。

　　钱东派出所一名公安则承认以往曾有类似事件发生，但近期未有听说有关情况，近期也没有接到有关报桉。汕头警方日前回应称应找桉发地的派出所了解事件。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陆红燕女士表示，目前公安部未接到有关情况汇报，有关问题应由地方公安部门处理，但呼吁逃出来的受害少女报警求助。另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政府均拒绝接受查问。

　　性奴最小仅13岁

　　一名曾经到过饶平钱东镇寻芳的内地男子，向本报描述当地一些卖淫场所内的情况，与小朱所说的「性奴集中营」内部的细节十分相似。

　　据该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表示，数日前，他前往钱东镇公干期间，在镇内玩乐，发现当地没有亮霓虹灯的「发廊」，感觉是没有色情业的偏僻乡镇。但当地有「熟路」的司机带他到一座外表无异的普通民宅，令人大感震惊。

　　他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到该民宅后，一男性「鸡头」随即上前，热情地称有很多「小妹」，最小的只有十三岁。入内后，他看到七、八名少女，但大部分少女均低头垂眼，没有神气。

　　他称小姐质素一般，「鸡头」随即带他到一楼，他见到多个被反锁房间内，均有一至两名赤裸少女坐在床上，当中不少人有被殴打的伤痕。当时他感到不安，询问为何小姐身上有这麽多伤痕？「鸡头」答称她们受伤是因为不听话，又称不用对她们客气。

　　拉黑窗帘布遮掩

　　他当时感到当地并非一般的寻芳地，心生恐惧，便托词离去。事后，他在外面见到，该民房一楼及二楼所有窗户均拉起窗帘布，露台位置更不寻常地用黑布完全遮掩，当地有知情民众告知，那些地方都是囚禁少女的淫窟。「很多人都知道，就公安不知道！」该民众气愤地说。

　　忧匪有后台　受害者怕报公安

　　粤东地区犯罪集团拐卖、绑架或诱骗女性卖淫事件屡屡发生，有广东省警方人士透露，不少受害女子，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向公安机关报桉，增加了警方破桉的困难。广东省公安厅表示，如果受害者对地方的公安有顾虑，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直接向省公安厅报桉。

　　市民敢怒不敢言

　　小朱被禁锢的饶平县钱东镇市民表示，当地不少民众对镇内存有不法组织，强迫外地少女卖淫之事亦略有所闻，亦有不少市民对这类不法行为感到愤怒，但因怕事，鲜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举报。

　　是次逃出生天的小朱表示，因感到钱东镇的匪帮背后可能有人撑腰，因此觉得报警也没用，而且逃出后担心碰到神通广大的匪徒，也不想再回到饶平。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安表示，被绑架或拐骗走的少女逃出后，大部分均没有报警，令警方调查增加了很大难度，而且匪徒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若没有足够证据难以将匪徒一网打尽。

　　「逼娼为奴」愈演愈烈

　　粤东一带的不法犯罪集团在珠三角地区绑架少女逼良为娼事件时有发生，但过往歹徒的目标多为外地到珠三角工作、读书的打工妹、学生等，而近期则转变为绑架发廊、卡拉ＯＫ等娱乐场所女子，变「逼良为娼」为「逼娼为奴」，深圳、东莞不少发廊妹人心惶惶。

　　小朱忆述，在她被禁锢的民房内，约有三十多名少女，大部分是被人从深圳、东莞等地区绑架至饶平，而且多为发廊妹、坐小姐等，另有三名是学生。

　　地位低失踪无人过问

　　据内地媒体报道，粤东地区的绑架女子事件时有发生，二○○五年九月，十名来自四川巴中一家中专学校女学生在深圳打暑期工时，遭人拐骗到粤东一带被蹂躏一个月后才获救，另上月初深圳宝安区观澜一家工厂四名妙龄女工也被绑架至粤东一带，十日后四女自行回到深圳。

　　据知情人士分析，近期犯罪集团改为主力绑架「发廊妹」，主要原因是「发廊妹」一般来自外地，不少人有意隐藏身份（持假身份证、假名、无固定住址等），与亲友、家人甚少联络，而且她们平日己备受歧视，失踪亦得不到社会重视，因此针对「发廊妹」犯桉的犯罪成本较低，亦造成现时「逼娼为奴」的惨剧不断地重复发生。

又搜到这篇，应是去年初的旧闻：

　　当日，ST国中开盘8.82元，盘中最高曾到10.82元，较停牌前涨了近十倍，换手率高达62.77％。ST国中成为今年股市中难得的一个明星。

　　4天后，青岛《半岛都市报》的一个报道，更将ST国中推上了尽人皆知的焦点上。该报道援引青岛一位私募的话称，ST国中第一大流通股股东陈好，正是青岛籍的著名影星；而第二大流通股股东张羽，就是央视新闻频道著名主持人。

　　ST国中暴涨，原本已经引发许多猜测。陈好、张羽等明星在其中的亮相，更引发公众广泛质疑。陈好、张羽是如何买入ST国中的、数百万资金是否都来自本人、其中是否涉嫌内部交易，答案目前尚不得知。而随着时代周报记者对十大股东的调查，更多的疑点开始出现。

　　ST国中重组玄机

　　ST国中1998年上市，原属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黑龙集团，持有公司70％股份。2004年，陷入困境的ST国中被迫进行重组，但重组颇费周折。在晨鸣纸业重组失利后，2006年，中竹控股有限公司开始介入重组ST国中。2006年5月18日，由于连年亏损，ST国中正式暂停上市。当年8月，ST国中发布公告称，中竹控股取代黑龙集团成为ST国中的控股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告，陈好、张羽两人大举杀入ST国中，正是中竹控股正式入主前后，也正是ST国中暂停上市前夕。ST国中2006年一季报中，张羽、陈好首次现身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其中，张羽持股217.26万股，陈好持股101.09万股。随后的二季度，陈好增持180余万股，最终的持股数增至约280.3万股。陈好、张羽由此成为ST国中第一、第二大流通股股东。

　　ST国中停牌后，入主ST国中的中竹控股并没能完成重组。2007年，香港的上市公司国中控股开始介入ST国中的重组。2008年12月25日，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受让中竹控股持有的股份，成为ST国中的控股股东。

　　今年4月17日，停牌近3年的ST国中复牌，当日成交6.4亿元，陈好等十大流通股股东，几乎都选择了在当日抛售。之后，ST国中股价持续下跌，截至5月19日收盘，收报8.08元。

　　陈好暴赚悬疑

　　4月17日，随着280.3万股ST国中的出手，陈好暴赚2700万元。当日，有5家营业部的卖出额，都在1000万元之上，分别为中国银河证券北京月坛证券营业部、海通证券齐齐哈尔卜奎大街证券营业部、海通证券齐齐哈尔安顺路证券营业部、长江证券齐齐哈尔龙门街证券营业部、中信金通证券杭州心南路证券营业部。其中排名第一的银河证券月坛营业部，卖出近5300万元，大致在500万股左右，正好与陈好、张羽持股相当。时代周报记者多次向该营业部求证陈好、张羽开户信息，都没有得到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除陈好、张羽所在的银河证券月坛营业部和中信金通证券杭州心南路营业部外，其余三家营业部，都在ST国中所在的齐齐哈尔市。而关于陈好与某投资银行家关系甚密的传闻也在坊间流传。

　　4月20日，有记者联系到正在青岛的陈好，当被问及ST国中一事时，陈好在电话里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央视主持人张羽，也未对相关报道予以澄清。央视内部人士称，多年前，陈好就与张羽关系熟稔。

　　十大股东揭秘

　　如果陈好、张羽的身份没有疑问，ST国中另8大流通股股东，又是什么人？ 时代周报记者多日调查发现，除第三大股东史福根是杭州人外，其余股东，几乎都是齐齐哈尔人，并在当地3家营业部开户。这其中，第4大流通股股东孙平，正是齐齐哈尔屈指可数的大老板。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孙平在海通证券齐齐哈尔卜奎大街证券营业部炒股已有多年，但其为人极为低调，营业部特地为其屏蔽了账户信息，任何人都不清楚其具体操作。公开信息显示，孙平在股市上十分活跃，除ST国中外，孙平还曾大量持有过盾安环境、东方热电、莲花味精等多只股票。

　　在齐齐哈尔，孙平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商界成功人士，旗下有日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香蜜湖酒店、新兴家电城等多家公司。据称孙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实业上，偶尔才会到营业部炒股。时代周报记者希望同孙平取得联系，但营业部工作人员表示，孙平不会接受任何采访，他们也不方便透露孙的任何信息。

　　排名第6的股东田幸文是个女性，据称是孙平的家人，也在卜奎大街营业部开户。田幸文和孙平的名字，经常一起在上市公司十大股东的名单出现，田甚至更为活跃，S*ST新太、浪潮信息、亚通股份等股票，都曾出现其名字。

　　记者向齐齐哈尔龙门街、安顺路两家营业部调查得知，ST国中十大流通股股东中的张明月等人，基本都在这些营业部开户，但营业部拒绝吐露任何个人信息。

　　十大股东中，最出人意外的是排名第三位的史福根。据记者多方了解，史福根是浙江萧山的一个老股民，在中信金通证券杭州萧山心南路证券营业部开户。据史福根一位亲属介绍，史福根资金量并不大，2006年买入99万股ST国中后被关后，就没钱炒股了。一个可供佐证的信息是，去年汶川地震，史福根的捐款只有100元。

　　4月17日，ST国中一恢复交易，史福根就把99万股一口气卖完，而且把钱提走，“做生意去了。”

　　“我买这个股票，纯粹是运气，跟陈好他们没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们。”5月19日，史福根这样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至于具体什么时间买入、为什么敢全仓买入等问题，史福根都闪烁其词，不愿回答。

　　ST国中背后，显然还有更多玄机，留待揭晓。

文：钭江明

上期的封面人物肖恩·潘说：“革命是青年人的职责，你们都可以成为革命者。”我在卷首语里引用了这句话，本来想把里面的“青年人”替换为“时尚先生”，后来想到，这句话刚好是下一期《时尚先生Esquire》的主题。

就是这一期。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所做的新青年特辑。

把韩寒作为《时尚先生》封面人物在编辑部内部曾引起巨大争议，但最终决定：就是他！

80后登上《时尚先生》的封面，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虽然之前80后的周杰伦、刘翔、姚明也都成为过《时尚先生》的封面人物，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作为时尚符号的存在。而韩寒不仅是一个时尚符号，还是一个精神符号——甚至思想符号，他的背后站着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完完全全在中国结束文革后的这段时间进行成长的全部里程。旧世界的坍塌中，这一代人站了起来。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觉醒，他们的行动。

当我们还在痛苦地跟脑袋里的橡皮擦搏斗之时，这一代人却已轻松操起了剃刀，删繁就简，举重若轻，剃去蒙在德先生赛先生脸上的胡子，露出清澈的原貌。回归常识是近年最常被精英阶层提及的一个动作，而对于80后，他们已在常识之中。时代的更迭比我们想像的更快，仿佛昨天还听到他们天真的声音：看，皇帝没有穿衣服。今天已见他们盛装登场，向上一代人挥手作别。

再也无法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这一代人了。现在轮到他们开始打量我们了。时代把视野和自由赠予了这一代人，也把这一代人像礼物一样送给了我们。所以，是时候要称“他们”为“我们”了，而我们，走向“他们”的我们，就是你们--

一个时代的种子。

滕彪：所以你讲的这个问题，有人可能内心深处，知道这个毫无希望，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没有希望。他除了这个他又做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生活的来源和生活的信息都没有。只能是仅存的一点点希望，它的上访过程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异化。但是和精神病完全是两回事，就是越能说明上访群体是中国目前最底层受苦受难最多的群体。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越来越多人像杨佳这个选择。

上访制度实际上在目前的框架下还不能取消，有一些学者说取消上访制度，这个更不行。这么多人受到冤屈，一定要找一个渠道来反映，虽然99%的，或者千分之999的，上访的情况得不到公正的结果，但是上访制度有它一定的功能，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能解决。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我没有完全想清楚，中央各级把上访数量和地方的政绩挂钩，你这个地方上访越多，对你的官员的升迁奖金会受到影响。所以地方有很大的激励，派很多的人到北京来协调。另一方面，这种挂钩的机制，也使得一些上访问题能够一少部分解决，因为有压力，有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或者部分解决某些问题。目前这种体制下，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上访。司法腐败冤案太多，又没有新闻自由，各级人大又不是民选的，在这个体制下只能是有越来越多的冤屈产生，越来越多的执政，然后上访的越来越多。要想从根本上这个报告，其中有一点就是强调基层民主。

当然我们直选全国的议员和领导，但是那个是远的目标。

如果能够做到县区级的直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上访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司法独立自由体制，否则上访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刚才有的学者讲，西方也有上访，当然有类似的东西，由于他有司法独立，司法有权威，游行示威、请愿。上街、游行、呼吁都算上访，但是他有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司法形成非常高的权威性，所以数量是非常少的。

而且几十年来，几百年来形成人们对法院的信任，整个制度环节不一样，所以上访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言论自由，在社会的一个制度安排就是言论自由。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关于上访。

第二点关于言论自由，周泽刚才讲孙东东的言论是不是属于言论自由，这个在概念上需要有一点界定，显然孙东东他有权利发表这种言论，无论是这些话，更荒谬的话，他有权利说出来，有权利在媒体上发表，这没有争论。其实他这个言论是没有犯罪的，没有危害到国家安全，没有违犯《刑法》，这个毫无疑问。不可能因为孙东东这一句话就把他按煽动颠覆国家。再一个他有没有违犯其他的法律，有没有侵犯某一些人，名誉权等等，这个还需要仔细琢磨，我感觉要慎重，如果有个别访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一定要好好的论断一下，这个容易走到其他极端去。针对不确定人群的言论，有没有构成诽谤侵权。

周泽：对不确定人群有很多，对不确定人群中的某一个提起诉讼这个是可以。

滕彪：刚才我说孙东东他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也必须对这种言论自由进行抨击，进行反驳。这个也没有问题。我们有权利来批评他，来反驳他。

同时，即使他没有违法，没有犯罪，不等于他违犯他的专业伦理。根据我接触这些材料，他恐怕违犯了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专业伦理。

周泽：还有言论表达，你的表达一定要有底线。因为你的言论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等等，都有底线。

滕彪：孙东东的言论引起的社会反响，还在酝酿。我听说孙东东做出道歉的姿态，也是被迫的。你想09年是什么年？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这一句话引起的连锁反应，最高决策者也不会小看。

我觉得这种社会反响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目前的社会的一种危机。某种程度上官民冲突的一种反映，一方面最底层的数量庞大的上访者。另外一方面代表权贵的，代表权益的御用文人学者，实际上两次表现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一个深层的对立，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

所以，孙东东是帮忙帮闲，他实际上更是一个帮凶。我觉得在思想上，从知识分子责任，知识分子伦理，这个角度对他怎么样抨击批评都不为过。

还有03年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之，就变成了收容遣送站牌子揭掉，换成社会救助站。《收容遣送办法》改成了《社会救助办法》，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革命不彻底。

我们有一个研究项目就是研究社会救助制度，对乞丐、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从立法上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办法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这个没问题。但是救助办法也是一个大的原则是自愿救助，我要饭的实在要不了饭了，我去救助站接受救助，大的原则没有问题。

实践当中不是这样，我为了这个研究项目，跑到北京一个救助站去，在朝阳区那个救助站，我在里面住了三天，只有站长知道我的身份，里面人跟我讲90%的人是被抓去的，有流浪的，有上访的，什么人都有，里面也有很多精神不太正常的。然后留在社会救助站的就是精神有点问题，但是不太严重，然后其他的乞讨、流浪人员，还有上访者。他们说精神稍微有点严重的就会送到回龙观精神病院。

通过这个社会救助站送到精神病院的人数，里面多出是上访者，不是真正做出司法鉴定的病人，但是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去的。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社会各界关注。

我同意果实说的，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感谢孙东东。

杜光：说言论自由，自由本身就包含着对他人自由的尊重，不伤害他人的自由，在这个前提下，才是他的自由，如果伤害他人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言论自由，孙东东言论自由，从自由本身定义上理解。

周泽：这个没有分歧，自由本身就是自律。你发出这个言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是不自律的。

滕彪：公民能设置独立的媒体、电台，记者因言入罪。你说的自律，我编造一些东西来对你进行诽谤，这个构成诽谤侵权，甚至诽谤罪。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刑法，或者民法意义上的言论的法律界限。一个国家无论发生多少诽谤侵权，有很多人编造了流言蜚语跟这个国家的法律没关系，民事侵权通过《民法》来解决跟《宪法》没关系。

赵国君：我认为作为一个会议的成果，或者我们开会的意义，应该有一个成型的问题。

万延海：我是4月5号晚上，写了给卫生部的一封信，把医师资格，还有精神病专家，前两天有一些网站就把这个发到网站上争取签名。我修改了一个，咱们中华医学会，为中国的医学工作者科学团体，中国医学会精神医学峰会，对外就叫做中华精神协会。你看咱们世界医学会上面，大量的东西对医师的行为操作，我们中华医学会的都是一些新的科学成果，都是一些新的技术东西，都是一些新的卫生部门的工作，医学部门工作计划。对于人的保护，对于专业人员的规范性的东西几乎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国家精神卫生病法》你看一下，精神卫生一些工作规划，还有纲要，一个指导原则，还有一些相关的文件，还有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条例，这些东西都缺乏人权的思想的指引，咱们国家作为联合国成员国若干个公约的签署国，这些东西签署了这个公约之后，咱们相关的法规政策要受联合国公约的影响。联合国公约，美国政府签了也比较多。我们做的那么好，我们签了就签了，回来怎么做，是我们自己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滥用精神病医学的问题，除了正常人送到精神病医院以外，还有政治上的。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文件，一个是精神病学会的马德里宣言，对于医生的职业伦理有明确的规范。

网上已经在组织签名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做。这个公开信已经不针对孙东东了，最后一个焦点就是后面的问题，主要在制度方面往前推进。

除了这个签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需要推进？大家能不能起草一个民间的立法草案。

赵国君：这个同意，但是太柔。把访民变成精神病民间呼吁书。

万延海：有几个问题，我们谈到有几个地方性的精神病条例，这个条例本身有问题，我们可以起草一个，我今天晚上可以起草一个参与国际的规则，中国应该修改这个条例，还有在新的法律当中，应该什么时候。关于访民的问题还要起草。

赵国君：找找同盟。

朱先生：91年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针对甘肃的活动。

刘晓原：还要注意《医师职业法》。

卓先生：孙东东曾经不是精神科医生，他从精神病院到北大的时间很长，当时《职业师法》没颁布，按照常规来说，他不可能再持有精神病职业医师的注册。

赵国君：在有礼有节的范围内表态是可以。

卓先生：关于卫生部的专家，卫生部已经公开辟谣了。其实我也就是1989年到1996年，当然之后有一些时间，从来没有卫生部聘我做法律顾问，但是参与过，我想孙东东也是一样参与过。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说卫生部聘的什么什么。

赵国君：我觉得行动的路子要严谨。

万延海：关于签名信的问题，初步证明我的意见拿出来签名去了。关于立法的问题，我可以起草一个东西。关于访民的问题，刘晓原你来做一做。

刘晓原：我没时间。

滕彪：这个是不是有了。

万延海：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保护精神病人的正当权益，还有一个是保护访民的方案出来。

赵国君：核心的观点是把访民当成精神病，针对这个立场的声明，就是几条的问题。

万延海：你刚才讲的北京市，我在网上没找到。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刘晓原：这个东西你提出的立法，国家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问题都是地方法规，还算不到法规，有些只是一些文件。

万延海：把你那个东西给我，我也可以写一个东西。

赵国君：很有效的。还有实际操作手册等等，很好玩的。

滕彪：我可以写一个简单的东西给你看看。

万延海：整个项目，整个费用也是一万块钱的项目。

赵国君：我给大家总结两句就结束，上访相当于我个人观点，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典型的上访的生活化，如果说我们形象说大娘你在干什么？我在上访，上访也成了一种职业，生活的形态，这很明显了。

还有一个是上访是一种阴谋，是一种典型的诱惑，把未来得期许，未来是期许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是一种诱惑，把未来得期许像给扔骨头一样，往前扔。

另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有实例来说是一个阴谋。

天安门广场的派出所原来是一个最穷的派出所，现在是最富的派出所，就是抓上访的人必须拿二三十万才能输回来，比如河南又来了三份，我来了两份，有地方和中央关系的博弈。

当然最后是四个出口，大家都讲到了，比如说四个出口，那你肯定最终我们所有的人都想：

第一个司法公正，现在司法不公正。

第二个是游行示威。比如说在六十年大庆，搞一个访民游行的方队。

第三个出口是新闻媒体。

第四个是议会民主。

议会里没有他的代言人，就出现了一批人。我觉得大家的路径都知道，就造成了中国所谓的新的阶级，访民阶级。

今天会议很有成果，也很透。咱们继续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张书英：我两次拘留，可是检查院，两个检查院都给我驳回了，我材料都有。

张淑霞：我从民事案到刑事案，我虽然说家庭产生的刑事案，也是由于环境卫生，你国家开2008年奥运会，要求环境卫生，人人都要保证自己门前卫生这个权利。为什么我们保护门前卫生不许可，给我老伴打死了。我司法程序不公，不但说司法程序不公正，从一开始侦查就不公。我就说他的司法不公，法院的法规给我犯罪嫌疑人判的一年有期徒刑，而且是较轻微的。轻微过失判刑，我丈夫死不了，我丈夫死了，肋骨骨折四根，不算死亡原因，什么算原因？

我丈夫是一个肾移植成功者，我们过劳，没有内伤哪来的外伤。

刑警篡改我的笔录。

赵国君：咱们今天会议到这儿。

北风 @ 2009-4-12 16:17 评论(8) 推荐值(81) 引用通告 分类: 强制收治

时间：2009年04月11日
地点：北京华杰大厦6A1—2房间


赵国君：召开这个讨论会，把孙东东言论这个事件再进行深入的解读。

首先，应该说出现孙东东这样的精神言论非常的震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并且有所为的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做出的论断，让我们非常震惊。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大量的接触了所谓的孙东东所指的上访群体，我们了解了他们所有的故事、经历让我们无法接受孙东东教授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指责。

召开这个会议，有必要的。我们民间的声音可能很微弱，我们民间的力量可能不足。但是我们任务、道义在民间。我们每个从事人权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坚持的精神力量，道义在民间。针对孙东东这样的精神言论做出我们专业解读。所以，在万延海老师的支持下，同时同盟提供了这样的场地，我们分别邀请了在座的嘉宾，召开这个会议，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特别感谢大家！

今天的会议因为我们临时召开的，大家有都看到了简单仓促，我相信这个会议会开的非常好。

今天有一个程序，按照以往的论坛的惯例，首先请一个人，今天就是万延海老师把这个经过说一下。然后在座的老师、朋友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我们的目的很明显，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进行理论深入的分析之后，能够形成有形的声音和东西出来。然后再度推动这个事情的进一步往良好方向发展，让社会了解更多的上访人群、精神人权、卫生的问题。这里面涉及了很多方面的问题。

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我非常欢迎你们，能在这样的时间来到这里。

我应该负责任的人说，我们百分之百都不是精神病，都很理性。不过也是精神病患者，谁在探讨这些问题，肯定精神有问题。

有请万延海老师。

万延海：我是学医学的，80年代在上海医科大学读公共卫生专业。我的专业是做公共卫生教育的。我们学精神病学这门课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困惑，就是精神病状很不好判断。逻辑上看起来从一个常识的角度，逻辑上有很多。然后我本人，我们先假定一下，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程度不同，并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人都会生病，我们会感冒、高血压、胃炎，有时候精神上生病。精神上生病不是把人边缘化，限制他的自由。

当只有一个人不能自理的时候，昏迷，或者说有对自己和他人有现实的危险，或者已经产生了危险，伤害了，这个时候有强制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我们马路上各种各样的车水马龙，非常漂亮，很有吸引人，来一个车，他就车摸一下。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有幻觉，这样的人有精神医学的照顾，康复这是应该的。

这种东西，即便在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下，人的自由、自主性、权利还是不应该剥夺的。一个人出现这种极端的，即便是一个经常发生精神疾病，不是说从精神健康的人到精神极度不健康的人是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我们人类的常态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类大部分人是会生病的。生病是我们人类的常态。不生病，都不生病，就像运动员体制优秀，人类大部分不是这样子。所以，关于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怎么来判定？一种按照希特勒的标准，最优秀的。不能符合最优秀的人，就是有病的，甚至需要消灭的，还有送进精神病院的，还有多数人符合常态，是正常的。在两个极端的情况下都是不正常的。这种观念看到起来也有问题，一个社会向一个疯狂的状态，还有战争的伤害是得到人们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不能用多数人的标准来看待少数人。从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哲学的角度，精神疾病的精神角度，还是要看我们人性，人是什么样的生命体，他的基本的需求，他的快乐，他的功能，他对自己的看法，他跟世界的关系。按照统计学的标准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必须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看待。我们不能站在统计学的标准，我们也不能站在最优秀的来看到我们芸芸众生，我们应该看我们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权益的立场上来看待精神健康的角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我的生命来讲，我也得过精神疾病，我大学一年级失眠头疼，我所有的考试成绩都是不及格的。我休学一年，我不在乎说万延海因为大学精神病休学过一年，这不是耻辱，这是独特的经历，可能有负面的感受，但是成就了我这个人，我独特的看法可能和我这个时候的失眠头疼也有关系。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走过的路都是独特的。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我们带给大家的文件里面，有几个文件，一个就是联合国颁发的适用于精神疾病的，我们讲的精神疾病有特别严重的，不能照顾自己的，还有行为社会功能是正常的，管理自己是正常的。这个人权的公约，哪些公约适应于精神疾病，其中附件3，有一个文件联合国搞过精神疾病患者与保健原则，根据联合国公约，对成员国有约束力指导精神卫生相关的实践基于人才的原则性意见。当然联合国也通过了残障人士的公约，也适合于精神病患者。

附件5是马德里宣言是精神病协会关于精神科的医生精神道德的规范，作为精神学专家他应该遵守什么伦理道德规范。

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全国精神卫生体系指导纲要，这个指导纲要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卫生部门的工作计划，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规范要求，没有任何基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准则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精神病协会，有专门精神科的伦理道德的规范，我们中华医学会，我们精神医学的峰会没有任何道德准则。而且世界精神医学会他们颁发很多道德准则，不仅仅我们，我们很多精神病院是违犯这些准则标准的。比如说用精神医学对公民的权利，对访民，对法@轮功，对宗教徒的迫害等都是违犯这些准则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人权立场看待这些问题。即便有精神疾病，你也不能随意对他强制。

还有，我们人类芸芸众生，我是学过医学的，如果我正好成为一个精神病学家，我跟精神病患者，只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和医生的诊疗关系中有医患关系，我不能随便在马路上看哪个人是精神病，我不能随便对人精神状态做判断，这是有辱人的尊严，他心理上有没有问题，跟我没关系。他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朋友谈心，找医生咨询。一个职业人不能随意对人做出判断，作为一个职业医生要有标准。

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治疗、强制，必须要有一个规范，否则这个社会乱了。

杜光：按照孙东东的标准我也是精神病。

万延海：首先，我们谈，即便有精神疾病的人，也不能随意的别人对他进行诊断，或者强迫进行治疗，这是第一。

第二，在我们社会制度中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滥用精神病学，对于上访，对于宗教徒等等进行政治迫害。

我97年在美国访问，美国精神学会会长来中国开会，问我中国有没有像苏联那样精神病迫害的情况，我说可能有，可能没那么严重。

我是这么看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问题可能有，这些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大规模的滥用精神病学，对不同的宗教徒、上访人士等进行迫害，最近这个事情最明显。有几个事件，一个法@轮功事件，还有一些精神病院作为收容的工具，还有访民。按照孙东东的标准偏执型的，像我们做维权的，偏执型精神病患者多了。我开了一个玩笑。

关于最近的事情，我是这么看的，最近我们关注了这些问题，关于咱们这个事件，感谢赵国君，还有黄雪涛律师，还有果实。

果实在两年前被家里强行送到精神病院，这个问题我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

随后，北京的一些公益人士，大家一起商量考虑这个公民权益项目。果实师傅写了一个传记经历的作品，我们当时在观察网（音）搞了一个项目，用来支持法律的一些行动。

在2月底，3月初，黄雪涛律师代表果实在广东对精神病院和家庭进行了起诉，这个问题本来是关于收治精神病的事情，强制收治过程中对病人的迫害者。在问题当中，正常人是不能随便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希望跟我的同行们讨论的是，假如我是精神病，我就是走过街天桥的时候，我就担心飞过去，我就选择不走过街天桥，除了这个我很正常。

我认为即便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也不能随意的进行强制收治的。

我们随后出现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一系列的事件的时候，跟随果实的案件中，采访了孙东东，孙东东的言论大家注意到了。这个言论，我是比较的难受。因为一个是对访民的定义，我认为是非常可怕。因为任何一个访民，在我们社会当中，有一些特定的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在挣扎，说他们有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在我们社会下面，做人权工作的，做维权工作的所有人都是信访条例的老访民。

我是大概有10多年从事上访工作的专业户，说我有精神病我也不怕，但是你不能随意把我给抓起来。你要抓起来，你还要上访，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访民正常的权利。

我希望探讨的一个是公民的权利，即便他处在不健康的状态，但是他的尊严是值得尊重的。

第二他需要帮助，这种帮助是需要尊重的。人在遭受伤害的时候，心理上有可能出现病症。有一些特别顽强的人，他在某些方面特别优秀的，在另外一方面，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多坚持真理的人，锻炼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受到了创伤，特别是我们上访的人，他孩子被杀了，他不寻找他的孩子，维持正义他的心灵是破碎的，自己的后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样的人出现病症的话，这种心理上的创伤痛苦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人坚持正义的时候出现一些固执。我长期做这个工作，我就怀疑工作中的同事，我的疑心率比较重，这可能是一种病态，我觉得有医生给我治好的话，这是可以的。

我发言到这儿。

赵国君：非常感谢万延海，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对我的触动很大，精神上首先会生病，第二他作为医学专业出身的人，给我们讲精神病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些所谓的精神意见，维权人士，上访人士有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谁有权力来决定别人是精神病患者？这是任何社会值得警醒的问题。专制国家特点把一些精神病的民意进行强制隔离。这里面牵扯到方方面面的专业问题，精神疾病的鉴定，人权卫生立法、上访、访民的权利、公民的诉求、国家保障问题等方方面面的都值得我们探讨。

下面我们就着万老师的发言，大家畅所欲言。

杜光：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孙东东的谬论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的思考准备主要从上访的角度来提一些意见，关于精神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的知识领域是可以说完全空白，这些精神的东西，我都不了解。所以这方面，我确实缺乏常识。

就孙东东这个事情非常令人震惊的，理所当然的在网上引起公愤。如果确实99%以上的上访者都是精神病患者的话，不但是对上访者的侮辱，也是对许多热心于维权的一些律师们的侮辱，也是对我们支持维权运动所有人的侮辱。

都是一些精神病患者，你们去支持他干什么？胡锦涛不是说不折腾，你们不就是瞎折腾吗？所以我觉得他引起公愤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很重大的社会事件。我觉得反映了我们社会2009年很多人预测社会危机要爆发的一年，这个预测不是没有道理，其实很多社会危机已经是六@四以后，江泽民当政以来，社会上酝酿了很多社会危机。特别是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有权力的人侵吞国家资产，侵占人民的财富，通过拆迁、占地，把许多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都剥夺了，因此出现了每年数以万计的上访事件，这个社会危机本来就出现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引起社会危机随时爆发的可能性。

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数以千万计，这种状况我认为所引起的很多纠纷，很多矛盾，很多对抗，都是非常危险的。而孙东东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这个论证是偶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许多社会危机在什么条件下？很多危机往往是一些偶然条件下触发的。我没有看从网上反映的上访者到北大堵孙东东，警察抓人，这个事情我非常担心的。担心这个事情会引起进一步的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可以引起政府重视。但是也不是好事情，他有可能引发社会事件。这个事情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提供一些疏导的方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

首先，要对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性质的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里面反映的很多是应该说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首先孙东东发表这些言论，反映我们部分知识分子成了专制统治者代言人。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学了就要做事，所学的为一般的帝王家做服务，这样的社会传统。

还有一个是说为官清正，造福一方，特别是我们几十年来，特别是通过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出卖朋友成了光荣的事情。我认为孙东东这些谬论，正是中国几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政治运动形成的最恶劣的传统的爆发。

第二，我也想到反映了这个北大的堕落，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运动是在北大发源的。在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网络各方面人才，而现在的北大网络的全是像孙东东这样的人，还有前年我们反右50周年的时候，有一位孔子的后裔，大放言辞，说对这些知识分子太宽大了，他这是屁话，鬼话。这样的人，都是被北大网络上的，当做宝贝放在北大。

为中国自由化，民主化努力的教授却在受着打击，我作为北大的校友我感到很可耻。

第三，我觉得信访制度，上访来信来访这样的制度，已经不适应于当前社会需求了。这个制度在50年代初的时候，有它的意义，老百姓有委屈，可以通过上访、来信来解决，沟通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还能够起一定的作用。那个时候有许多政府机关还能够秉公办事。现在呢？几乎无官不贪，这样的上访来信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或者说我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也许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我想恐怕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信访制度只能给造成混乱。现在各地方出现派人到北京来，把这些上访的人弄回去，有的甚至劳改，有的送到精神病院，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被他们认为是犯罪的理由了。这样颠倒黑白，颠倒是非在信访中是很多的。

我觉得信访制度应该彻底改变或者废除，以更合理的制度来取代。

第四，我认为目前我们政治制度，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造成了目前这样子很多人的冤屈，每年如果说信访事件数以万计的话，不知道忍气吞声的人有多少。

社会骚乱形成的原因，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任何掌握一定权力的人都可以利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这才是大量上访，大量群发事件形成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特别是加强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每个当官的人不可能滥用政治权力，这样才能消除现在大量的上访的现象。

当然，这个事情不得不谈，因为现在政治体制，专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这种状况只能够扩大下去，老百姓的冤屈不可能伸张，他得不到公道。所以，像现在孙东东所引发的这个事件，我觉得甚至于从活动的主体来看，我认为和六四和法轮功都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上访的人，可以说经久磨炼的。他们也经过了忍饥挨饿，千里迢迢，押回去挨打，抄家，可以说他们经久磨炼的，不像六四的时候是年轻的学生。

这场运动我把它称为一个民主运动的体现，孙东东引发的运动不善于处理的话，会出现一些难以想象的事。通过这个事件需要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

首先，孙东东必须道歉，北大必须做出处理，以前运动当中一句话叫蒙混过关，那样子不行的。

其次，信访制度必须要改革。

我建议，国务院，国家人大常务会成立专门研究信访制度的小组，调查研究目前信访制度出现的种种不健康的不良现象，提出一些符合于老百姓要求的，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委屈的这样一些制度措施。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大，我在我很多文章当中最后都要带到这个问题。说老实话，一个是公民的权利，一个责任，权利和义务都迫使我不能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不可能很快实现的，我有权利和义务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我非常希望孙东东这个问题，引起的问题得到解决。

赵国君：特别感谢杜老师，首先杜老师非常痛恨的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无良与无耻，这个绝对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容忍的。另外，我觉得杜老师高屋建瓴的提出问题的所在。信访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制度，我把它叫做心理的抚摸和精神上的梦幻。

一个人的成功没有可复制性，李大妈终于找到了张青天把这个事办了之后，赵老师您那事还能办吗？还能如此复制吗？这简直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如果有言论自由，没有游行，没有真正的司法产品，这个信访永远是个迷魂汤，我觉得杜老师讲的非常好。

卓老师：上访制度，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封建色彩，老百姓在古代因为制度比较黑暗，只有青天大老爷，所以才有这样的上访。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制度一个逻辑起点是为民作主，不是民来作主，有为民作主的好端才能解决问题。

我也接触过很多上访者，我也处理过上访事件，甚至包括国家信访局出面，卫生部信访部出面，市级的信访部门，还有省的有关部门。我主要在做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我处理这些案件过程当中，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些人确实有冤屈，用现在的法律制度又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是由于潜规则，不是这件事本身解决不了，而是这件事情涉及的单位和人员种种复杂关系，致使无法解决。

这些人员正是豁去了身家性命，而且他们的成功没有可复制性。

我处理一个案件，一个单亲母亲带了两个孩子，拦截美国大使馆的车，两会期间弄汽油，准备肇事。最后两次被拘留，两次被刑拘。因为她这个案件太特殊了，你把她抓起来，两个孩子怎么办？最后是一个国家信访局卫生部，南京市政府几个部门联合，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更多的信访人员，上访者，他们的冤屈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所以，我也是非常赞同杜光的观点。我对这个事情表示质疑，因为这个事情绝大多数能解决，不是不能解决。通过司法途径，通过政府部门的你的职权范围内都可以解决，但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

至于信访人员当中，是不是有极少数有这种比较偏执的倾向，我认为也不能完全否认。但是问题就在于它是原因还是结果，我认为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不是来看病的，我认为即便有人比较偏执，也往往是结果。是受迫害之后产生的一种病态心理，我不完全否认，但是这种情况的人是极少数。绝对不是说99%，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情况，可能会，我只是说可能会有。因为在正常的人群当中，这种所谓的偏执都是占有一定的比例，何况上访人员。

在科学工作者当中，也有很多很偏执，他不偏执做不出来，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没有成果。所谓偏执型人格，或者是带有这样一个倾向在正常人群当中，就占一定的比例。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夸大信访人员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和说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科学的。

孙教授应该认识很久的，也算是我们圈里的人，我们是研究《卫生法》的。作为同行我不便于做更多的评价，他是精神科医生出身，他真正的职业是司法鉴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因为他是精神病院的助院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了主治医了，所谓精神病学专家，他也是有成就的，这两年好像是区人大代表。

我了解也就这么多。

黄松海：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本来今天很多人可能更需要发言，因为我感觉我的经历跟大家不一样，我的发言跟我们主题有一些契合。因为我是一个人大代表，我本来是在浙江教书的，后来回家了。

我们重点讲精神病主题。

因为作为一个民意代表，在我们县里面我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他给我定位是民主人士，尤其人大会的讲话非常重视，提前给我们做做工作。而且县里人大常务会让我参与，刚好前不久，我都在县里常委会关于公安系统的社会治安的调研，主要在各个派出所调研，调研的话，我就感觉到上访的问题与精神病问题的挂钩将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面。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到了六个派出所去调查，现在还没有完。派出所向我们反映的难题：一个是精力不足。第二他们把上访问题作为最大的难题。一旦有人上访，不管到我们北京，还是省城都要求把他们接回去的。尤其乡镇、各派出所、公安局花了好多钱的，我们各个乡镇都有上访保证金在那儿。而且从他们给我们汇报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个派出所都把这个跟精神病挂钩的。第一个派出所上访很多都是精神病，他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他说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到北京来上访，他找胡锦涛总书记，他找胡锦涛总书记的原因是不让他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他还有一个老母亲在台湾。

而且这个事之后有很多章法问题是很头疼的问题。同时这个孙东东教授这个言论提供了一个舆论依据，他们针对的是精神病。我们公安局的副局长说按“黄代表上访问题很难解决，他说他们现在北京闹的很厉害，有人说精神病上面闹的沸沸扬扬，他们的工作很难做”。我当时讲了一句话，国家信访局不是有一个结论，当时信访局讲了80%，一个信访的人80%给解决，一个80%信访人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孙教授的这个说法为下面的那些基层干部对打击上访者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这个东西会向不好的方向蔓延。这个事情我刚好有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今天讲一下。

我讲完了。

赵国君：感谢黄先生，咱们是不是有请刘飞跃。

万延海：去年世界卫生精神日的时候，发布了上访受迫害的汇编。

卓老师：我的发言补充一点，关于孙东东教授提到的对于这些精神病的上访者强制治疗是对他最大的保护，有这个说法。我在研究关于强制医疗的问题，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发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好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也好，没有一条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治疗的法律规定，只有一条就是《刑法》的第18条，《刑法》第18条是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造成被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责刑事责任，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监管。所谓强制医疗是指精神病患者涉嫌刑事犯罪的时候，伤害他人和自己的时候，强制治疗，这个家属首先是监护人，没有家属和监护人的情况下，没有家属的情况下才是政府强制医疗。认为他是精神病，并且进行强制医疗，这是完全荒谬的。

周泽：必须要通过司法确认。司法鉴定确认。

卓老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是一个前提。

刘飞跃：在座的各位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精神病院强制收治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这个现象，我本人把它叫做一种精神迫害。关于孙东东问题研讨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本人有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实践，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一些情况和看法，包括对这个问题，我们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我们觉得目前精神迫害的现象，或者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应该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很严峻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民生观察工作室接触了一个案例，武汉一个访民在三天前，我看当局强制关进了精神病院，这很显然，现在孙东东的事闹的很厉害，国内外对这个很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访民李海霞（音）为什么要去上访呢？

周泽：我跟上访群众群体有不解之缘。之前以前在《法制日报》做记者叫群众工作部的工作，我们群众工作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部门？在我们报社也有群众工作部，我服务的《法制日报》群众工作部，我们出报纸编读者之声版面反映人民疾苦，反映民生。我在《法制日报》做了八年工作，见证了中国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因为跟《法制日报》性质有关，都是大量司法相关的来信来访，通常也会接待大量来访的群众。通过我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的群众体验来看，我觉得当年的信访局的局长周局长的表态，他说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说80%的问题有道理，80%得到解决。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接触过很多上访群众，通过写报道，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很多上访群众有接触。

我现在离开《法制日报》了，我现在还在帮助很多上访群众。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很执著的人，根据孙教授的表态，我陡然觉得，我觉得精神状态也很严重，如果把我拉去强制收治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我觉得可能我精神疾病比较严重，但是还是为人民群众做有益的事情，如果把我收治了就做不了这些事情。

通过我十几年帮助上访群众来看的，这些群众不像孙教授讲的一样，很多人上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得到解决。

以我的专业人士来看，简单把上访人当成精神病来看的，除了掩盖事情之外，无法做别的事。

所以由于自己的经历，对上访有关的事很关心，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像我看到了万延海他们专门搞研究的话，有一定的区别，我可能从媒体获得信息，我有限的从媒体获得信息来看，我觉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印象最深的是山东泰安一个上访者，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感到很痛心。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一讲就回到刚才杜老师讲的中国上访制度。上访制度，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觉得老百姓为什么要上访？其实按说，按照我们周局长的讲话，这个问题在基层解决了，就不会有上访的问题。上访群众一直在寻求公道，寻求天道，寻求权威的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反映了我们权威在哪里？我们权威在中央，只有中央是有权威的。只有中央比下一级有权威，所以老百姓一直往上找权威，所以寻找青天，这种青天跟我们封建专制的统治有关系的。我们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只有一层一层找到统治者，找到青天。

通过群众上访的经历来看，这样一种上访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模式其实效果非常有限。很多群众能够上访十年，八年，二十年。还有我帮助重庆的老太太从黑发告到白发的事件按，像他们这种人，几乎跟我们政权与我们政府比耗自己的内力，看谁坚持住，坚持的时间长，这样的比拼，肯定老百姓不行的。看到他们的上访经历，一天一天上访，到有一天坚持不住了，生命终结了，才会一了百了。

针对这样的人经历，我也跟这些朋友探讨过这些问题，他们的问题怎么了局？很多法学专家给我的看法，要么杀人，要么自杀。我真的很担心我们上访群众，他们的底线在哪里？他们还能够承受多少，如果到一天无法承受的话，真的无法避免发生悲剧，杀人或者自杀，这是让我感到很担心的一个事情。

之所以发生这么多的群众上访，访民能够成为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确实与我们国家社会结构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司法腐败，下面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机制，真正使一个问题应该在基层解决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来我们权力来源不合理，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研究法律，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权威，真的来源于我们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吗？真的要反省。我们讲了恐怕真正搞民主，要让司法要民主，在基层政府要实现民主。政府是有问题的，官员是腐败的，我们只能往上寻求权威的机制。

像孙东东这个言论，我联系到我观察到泰安把他当成精神疾病关起来事件，结合孙东东言论的话，成为地方政府处置上访群众的常规手段，并且理直气壮这样做。

我在思考像孙东东发表的言论，很显然没有科学的依据。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言论？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来我们学者理性良知的丧失，或者是蓄意的取悦于与政府部门，使自己成为惩治上访群众的坐上宾，提供理论依据。背后的利益格局是什么？真的值得我们警惕。

孙东东的言论发表以来，我这些天跟上访群众有一些交往，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孙东东发表的一番言论，引出来的后果，意味着是什么？这样的言论引出的后果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我也看到网上专家学者的资深的群众的发言，对孙东东进行问责，我觉得孙东东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因为我是在研究《媒介法》传播的领域，孙东东发表的言论是不是算言论自由范围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的言论有自由，但是言论的自由有底线。也许发表这个言论是你自己真实的想法，也许这个就是他得出自己所坚持的结论，因为他自己认为是科学的。但是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还要考虑这样的言论发表出来，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可能产生的对其他的社会主体，其他的这些群体所可能产生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事应该要高度重视，特别对学者发言来讲。其实在西方国家的高度信奉言论自由，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讲，他认为他的媒体有言论自由，政府不应该追究的，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外国媒体也要对发表言论的行为要进行道歉、反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言论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破坏的影响，是每个学者发言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不能简单的说我有言论自由，我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想的。我想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应该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针对孙东东教授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他真正伤害了上访群众访民这样一个群体，我们这样一个上访群体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的言论是自由的，99%的上访群众都是精神病患者，几乎是百分之百了，这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伤害。这样一个伤害算什么性质？99%以上算什么表达？它纯粹是一个事实吗？要是事实的话要提供依据，不是事实的话，发表这个言论干什么？我们知道说一个人是精神病的话，不是一个好词。我想无论是诽谤性的，或者是侮辱性的言词，从保护我们公民的权利来讲，都损害了我们上访群众人格尊严、权利。

对这样不具有特定指向这样一种侵权行为的话，在法律上怎么对待？是不是可以救济的，通过什么方式救济？是不是像现在的做法，大家围攻北大，让孙东东教授来跪一下，检讨一下，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吗？我觉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以更理性的方式来对应这样的言论。通过网络上发表批评性的意见，对他进行批评，也是救济我们权利的方式。

对实质性对我们利益造成损害了，在我们现有的制度层面上来讲，在救济层面是不是可以？也应该可以。对于我们这样的群体，都说我们是精神疾病，如果没有依据，你就是诽谤。是不是我觉得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讲，你是可救济的，可能我们每个不特定的人是不是可以把孙东东起诉了，损害了我们尊严。

前几年深圳派出所挂着出了“打击河南籍诈骗团伙”标语，后来律师就把这个派出所给告了。后来经过协调，派出所挨家挨户给河南人道歉。

我觉得围攻北大不是我们倡导的方式，社会应该有秩序，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可以对他这种行为来追加这种责任。

这就是我的发言。

赵国君：感谢周律师。

林先生：前两天，我向国君建议，赶紧就孙东东这个事来弄一个论坛。对孙东东的言论，我只能从一个文化学者，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聊一聊，简单的说一说。我对孙东东言论事件的看法。

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关于言论自由方面，一个是上访方面。

我切身感受孙东东最近一段时间，他这段话给自己挖了一个污水沟，正好社会像一个压力锅一样，一点火引起人们的愤怒。

我觉得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讲，通过这件事吸取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反省？我个人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热爱者。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即使是错误，或者是荒谬的言论，你也应该让人发言，有公开发表的权利。界限是你的言论不要侵害别人的利益，不要捏造事实不要诽谤。从这个角度考虑孙东东教授的言论。

第一，孙东东教授的言论不慎重的，不妥当的。99%的数据从哪儿来？调查了多少人？如果他没有调查的数据，我个人认为他是信口开河。接下来把人都收治了，为什么网上的舆论锋矛这么厉害，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收治。

万延海：信访条例里面所说的，公民给政府提意见来诉求，提建议，监督政府工作，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上访，你肯定是上访的人。

林先生：第二点，我是觉得言论的自由权利，因为孙东东这句话虽然了激起了道德议论，我是说他信口开河，但是这个是不是言论自由？过了底线。我觉得他这的值得讨论，值得探讨。

我看了一些外网的录像，包括访民天天到北大去闹，我深深理解他的冤屈。我十多前出的书里面，包括这个事情出的书里面，也是对访民悲惨遭遇进行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们有些访民呼的口号也令我毛骨悚然，比如说“打到土匪孙东东”什么什么，这种“土匪王八蛋孙东东”，我们有些学者发表的言论中是不是隐含着一些言论自由的危险，不是说我同意孙东东的话，我的意思示对孙东东的话的谴责的。

再有，我把孙东东以前像变色龙似的言论我都挖掘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工作都是可以做的，我对于一个学者的良知来讲，人格来讲都是一个拷问。同时我个人相信北大是能够保护孙东东的安全的，你们也可以看到孙东东是属于强势的，你说他土匪，我是一万个不同意，他也没枪，他也没占山为王，你说他是帮闲，或者是御用文人，我都同意。访民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这种激愤是可以理解的，你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些访民都收到马家楼去了。

刚才周教授，我说访民会不会将来组织起很激愤的动作，杀人，或者爆炸。福建的访民千里迢迢上京赴死，几个人喝农药，在前门大街，这都是我们媒体不报道的。前两年的报纸，负面的新闻不让报到什么程度？凡是达到一律不报，你跳楼，什么讨薪，什么上广告牌一律不报，这就是言论自由的状况。

周泽：你应该规定明确一点，多高的报纸不报。

林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一种，怎么说呢？很荒谬的这种场景。

包括最近我看外地一些访民到街上拿颜料往墙上喷。

我觉得孙东东事件第一个带来的是言论自由问题。

第二对上访信访文化的质疑。

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融入了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东西。

上访、信访、访民、截访全是天朝真理部，是天朝真理部包装出来的词。这个访，把访民申诉者，鸣冤者的血泪苦怨都给焚烧掉了。

我建议当代的学者和记者不要用访这个字。所谓访民就是有冤者，没冤谁上访。

比如说被有一个女的被老公甩了，一直访到李长春那里去了。这样的是极个别，她老公把她作为跳板，从新疆跳到了辽宁，然后就把她甩了。

总而言之，这个虚幻的救命稻草的作用是制造社会问题，是这个社会缺乏言论自由，民众的声音没有办法通过公开的示威，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表达，所以他设置这么一个东西。

我十年前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收了一篇小说，其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情节，一个访民因为家亲人有冤屈了，人家不信任他，他把亲人的脑袋给割了，提着头来上访。我那是98年出版的书。

后来我一看，2004年的时候，河南有一个母亲把自己儿子脑袋割的，提头上访。

我是写小说，并不是说我有预言性，我也没教唆性。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的血泪、苦难是这个社会病症之地。

我想访民来一茬一茬折腾来折腾，来闹，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的良知，谢谢！

刘晓原：孙东东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在网络上看到，到现在写过四、五篇博客文章，第一篇博客文章要求孙东东向广大访民道歉，想不到最后真的道歉了。这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在我的工作中接触过很多访民，并且现在关注我的博客的，每天流量可能居高的一万多，现在可能还有几千，基本都是访民，也见过很多访民。

我见过上网时间最长是1976年开始上访，还有1980年的，在这里十几年的更多。

最有印象是河南一个教师，当年文革期间说他造反派，说他强奸了两个女学生，从1976年开始上访，在上访过程中不停来北京，最后河南郑州送他劳动教育三年，在劳动教育过程中他耳朵被打坏了，残疾了。后来出来以后还是不停的上访。后来他们也知道文革期间是错案，后来给他恢复一个工人的身份，他不同意，他原来是一个大学干部。在上访中还引起了一位韧带代表的关注，后来找我，找我也感觉，我也没法办，你看全国人大代表给你找过很多领导，我说我给你写一个材料，你寄给有关部门看能不能解决。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找我，刘律师都感觉我的没有解决，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说你以为一个律师在中国说的中用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我觉得他的故事还不悲惨，其实还有好多比这更悲惨的事。

更悲惨是一个河南的供销社的人，他在1970年说他到安徽省参加反革命暴动。那是70年代很多是所谓的反革命暴动，判了20年反革命罪。到了1980年平反了之后。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要恢复工作了。上面就说是安徽省判你的，如果他判错了，你找安徽省给你相关的待遇，给你解决。安徽省说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你应该回到你原来的老家恢复工作。回到当地，当地政府说你的户口在哪里？没解决。从1980年开始上访，包括最高法院也给他回过信，他们说你应该找河南省，河南省就说你找安徽。到了2006年我在最高人员法院信访局的门口见过他的时候，他的户口竟然还在安徽省哪个地方的监狱里面，没有找到老家，土地也没有，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那个监狱也着急，他说你我也把你的户口转走，你留在这里怎么办？当地不愿意要他的户口，因为接下来这个户口的话，就要给人家解决这个问题。他以后很悲惨，他告诉我他已经换了癌症晚期，胰腺癌。他也说了，我这么多年过来上访，我家里也都不同意了，你都70岁了还在上访干吗？我儿子也说不管了，也主张我别去管了。将近20多年都没有解决的上访，还有希望吗？2008年我再去最高法院门口的上访的就没有见到他，可能不在了。

像这种例子太多。

还有一个老太太，她说过一个句话，我记忆很深，他的儿子是被村子里面的一个书记带着一帮人打死的。因为他是村委会的书记，反映村书记经济问题。最后被书记带的一帮人打死了，当然也抓了。但是她当时认为这个事件有20多个人，只追究了三个人的刑事责任，并且判的是缓刑。那个死者的木槿不停来上访。在上访第10年的时候，她竟然在外面看到这个判无期徒刑的人竟然出来了，他还威胁他，你上访怎么样？她来到北京，在她70岁的时候，去年把她抓回去送进劳动教育。她的案子拿给我的材料，我也建议她，我说你那个事，不是我不支持你讨一说法，从可能赔款上讲去。她说刘律师你说的不对，只要按照法律来办，没有什么解决不了。当时她说的这个话我很惊讶，很多上访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很多人不按法律程序来办。上访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人也许孙东东眼中就是精神病患者。

还会有这种情况下，按照孙东东的说法，如果他不停的上访，给他解决完以后，他没事了。也就是说政府成了一个良医，他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反过来，他到底是精神问题，还是官员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从这一点看，孙东东作为一个精神司法鉴定专家，他没有做调查研究，我问过你做了调查研究，你那个数据是怎么来的，99%，并且他前面还有一句话，我负责任的说，你负什么责任？你凭什么负责任？他不是一般的人，他向社会公开信当中很谦虚了，他就说北大教师，很低调了。

向社会致歉，他也是一个社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的致歉很不诚恳，尽管他很不情愿，但是由于压力他也表达了出来。

关于一些知识分子，关于谈的一些偏激观点，不认错的话，还有一些事。

我觉得在杨佳的案子中有很多的专家说过很多过激的话。

对访民去北大围攻的事，可能这个行为有点过激，但是访民要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也没有平台。所以他去，但是从目前来看，他还没有过分。在我眼中绝大多数访民是遵纪守法，相信法律相信政府的，如果他不相信法律政府，他不会上访。

杨佳的案子我关注过很长，杨佳为什么走上这一条路，他母亲是一个老上访户，上访八年，她上访材料很多是杨佳给他写了。杨佳被警察打了之后，回来首先想到就是上访。他首先在网上上访投诉，最后他为什么会放弃要走向这个路，他可能觉得上访没路。相信他母亲这样八年了，他还是投诉警方，是不是这个事情导致他做这个事，当然死亡的是个无辜者，更多人说他报复的对立面是警方。

我记得前段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我，他也说刘律师中国的还有这样的信访制度是不是法律不健全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表现，可能在很多法律健全的国家不会有信访制度。

当我们谈论时尚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是我在他死后20年才认识的人，他在1981年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我今年初才读到，还是因为村上春树模仿这个题目写的那本谈论跑步的书，才后知后觉到这位在中国书迷中早已悄然流行起来的杰出作家。

看起来，卡佛的小说不像是我们谈论时尚时愿意谈论的作品，他的小说写的尽是所谓的蓝领阶级，充斥着苦涩平淡透着寒意的生活琐屑，更何况，他的文字极简乃至干枯，不像我们通常在有些杂志见到的那种文字，形容词多到像北京街边树上挂满的灯泡。

    可是卡佛最早的小说就发表在全球顶级的男性时尚杂志Esquire。这是让《时尚先生》颇感荣耀的一个八卦，是Esquire的编辑戈登里奇（Golden Lish）发掘和培养了卡佛，直至他被誉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作家。

    因为Esquire这样伟大的时尚的传统，《时尚先生》似乎有很多可以与读者分享的虚荣。比如上世纪50年代卡波蒂的代表作品《蒂凡尼的早餐》，原本预定一次性刊登在女性杂志Bazaar上的，可以因为书中的主人公看上去很像高级妓女，而且文章里多处提及同性恋，Bazaar拒绝了这篇小说。这部作品转而发表在Esquire，结果是这期Esquire创下了“压倒性的巨大销量”，而这部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最经典的时尚小说。当初Bazaar以为会得罪大客户蒂凡尼珠宝的小说，却成了这个著名品牌最愿意引以为荣的经典之作。

    往往，我们对时尚充满了误解。我们以为我们在谈论时尚的时候，谈论的却是时尚的反面。比如弥漫神洲大地，在每个机场书店冲着疲累赶路的推销员喋喋不休的成功学。当有人在时尚与既得利益之间得意洋洋地画上等号时，时尚便走向了它的反面，与恶质庸俗同流合污。

    这期我们将《先生读本》版块重装上阵，主打文章《水城弟兄》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完成的一部新新闻文学作品--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次有媒体这样做。《时尚先生》请作家曹寇去年去贵州进行实地采访。不过当稿件交回来以后，我们却发现这位作家的写作能力非常优秀，但摄影技术却与此成反比，于是我们又派摄影师再去一趟贵州水城。这趟旅程差点让我们的摄影师翻车挂掉。后来他回来交出一堆优秀的照片，我们得以在其中挑选了5张。

    我们谈论时尚的时候，高品质是最应该谈论的关键词。尽最大的努力，呈现最好的作品。不过尽管这样说，我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这样的作品究竟是否应该在时尚杂志上发表。为此，我继续向Esquire传统询问，它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Esquire曾经在1966年刊发了它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文章，而这期杂志的封面没有照片，只有黑底白字--“Oh my God,we hit a little girl.”这是一位美国士兵发现一具越南儿童尸体时说的话。这个只有一句话的封面和长达三万三千字的文章改变了美国大众对越战的看法，并且成为New Journalism （新新闻学）的一个标志。

    时尚向来讲究先知先觉，但很惭愧，我在卡佛死后20年才认识他，在米尔克（Milk）被枪杀30年后才通过一部奥斯卡电影了解到这位同性恋平权活动家。新影帝肖恩潘（Sean Penn）演绎的米尔克，倒是让我吃了一惊，原本以为同性恋者对消费时尚比常人敏感，会是一个时髦男子，哪知道米尔克为了竞选公职，一改反传统的马尾辫形象，以保守的西装和分头来塑造自己踏实稳重的公众形象。

    这可真是一个不时尚的形象，可是当他对着公众喊起“我来召募你们”时，如潮的人流便汇集而来。

    我们的封面人物肖恩潘在这期Esquire里说：“革命是青年人的职责，你们都可以成为革命者。”

    我希望在这句话里把“青年人”替换为“时尚先生”。或者也不用，因为这句话刚好是下一期时尚先生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