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银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那里的保安，“请问苹果公司是从这里进去吗？”保安指了指后门。

看来没走错！转到银行的后门，发现还真是别有洞天，上到二楼，一个小门里，一些年轻人正专注地摆弄着计算机。原来，我们真的是在银行背后一个隐秘的小楼里上班。苹果的产品研发多是在秘密进行，希望上市的时候能让所有的人“惊讶”和“惊艳”，因此办公地点非常隐秘。

    “这也许就是苹果海盗精神的反映吧。”我想。苹果所谓的“海盗”精神，我一直有所耳闻。在苹果，公司的信条是：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公司创办初期，乔布斯曾在楼顶悬挂一面巨大的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乔布斯还在他的“海盗”房子里放了一架贝森朵夫（Bosendorfer）的钢琴以及一对一万美元的音箱，有的时候，他会为员工即兴弹奏一段激昂的钢琴曲，整个大厅里充满了激情。钢琴的旁边，乔布斯放了一辆宝马（BMW）的摩托车，一进门就看到它在那儿闪着银光，“另类”而“霸道”。

    我所在的语音识别项目组里都是年轻人，我当年28岁，有一些人甚至比我还小，他们是全美软件业的精英，他们热爱并传承着苹果的海盗文化。浸泡在苹果宽松文化里的他们，是一群又酷又可爱的人。他们经常把宠物带到办公室来，你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谁的小狗会凑过来嗅一嗅你的脚，有一次，一位同事养的兔子甚至跳到了我敲键盘的手上。那时，办公室里堆着各种宠物食品，谁有空谁就来喂一喂宠物。

    在Mac III产品组里，我发现我遇到了一些真正的牛人：比如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他后来成了著名软件Lotus 1-2-3的作者之一；菲尔·高德曼（Phil Goldman），他后来创办了Web TV（1997年，这家公司以42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微软）；安迪·罗宾（Andy Rubin），他后来是谷歌手机Android计划的负责人。

    由于在学校作了太久的研究，当时的我对如何做真正的产品感到无所适从，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帮助，让我从学术界的故步自封里解脱出来。那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小圈子。

    我们当时是最高端的科学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电脑真正成为人类的秘书，让Mac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执行人类的指令，我们希望将用户界面做成三维的，梦想着网络视频会议的三维实现。

    那几乎是我在苹果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从1990年7月到1991年2月，在苹果，没有任何人来管理我们，我们的激情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下了班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而是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希望尽快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破。期间，Mac的语音识别速度加快了40倍，而且实现了不错的识别率。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Mac III 项目有了很多突破：视频会议、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摄像头、3D用户界面、发烧级别的音响效果。这个产品将采用摩托罗拉最新的处理器88110，内核则选择了我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开源的Mach操作系统。那个时候，对苹果公司的危机，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以为苹果永远是最棒的，以为苹果将永远是那个“苹果乐园”。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倦地作着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读书人的典范。每天早上我上班时，会开车把父亲送到匹茨堡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晚上下班时接他回家，中午他就买个简单的三明治在图书馆里吃。他总是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没落和崛起的一个见证人，他有义务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个80岁的老人如此用功，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有一天，我发现他书案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必扬鞭自奋蹄”。这确实是父亲自我鞭策、奋斗不懈的最佳写照。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中国的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尽管父亲还是言语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国的时候，眼神里总是流露出悲伤和怀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够回到中国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岁，定居美国多年，因此他对哥哥的回归已经不抱期望。因此，他总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机会把你做的最先进的研究带回祖国？”而年轻的我，总是无法深刻理解他的感受。

　　其时，北京信息学院的苏东庄教授为中国申请到一笔联合国基金，那笔基金可用于专门为在计算机领域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老教授在学术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小留学生，在计算机语音识别方面做出过成就，因此他辗转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让我去一次中国，给研究信息技术的人们讲课。就这样，我开始准备我的中国大陆之行。

　　一个28岁的青年，将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自己真正的故乡，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虽然父亲总是对祖国怀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毕竟从未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过，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和很多美国青年一样非常模糊。

　　念博士时，我接触过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叫沈为民，比我大7岁左右，是下乡之后才考上大学的，后来他经过艰苦的奋斗，才来到卡内基·梅隆。他有几件事情真的让我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的时候，只有沈为民并不急于上机，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写在纸上，反复地看。我们非常惊讶，问他“天啊，你怎么不在计算机上写？” 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计算机啊。所以我们都是写在纸上，然后老师给我们修改程序。”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把程序写在纸上的做法，我闻所未闻，更不敢想象。沈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他克服了很多语言环境的因素，最后拿到博士学位。除了感叹于沈的勤奋外，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计算机科学还比较落后。

　　1989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大连机场（飞机因天气原因先降落在大连，然后我坐火车赶往北京）。我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着装很朴素，四周的建筑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国大陆的面貌呈现在眼前，无论是建筑、马路，还是街上的自行车，都是灰色的、陈旧的、落后的。它带给我这个年轻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知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时邀请我在各个机构讲课和演讲。因此，我一共在中国开了四个星期的课程。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因此，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备感珍惜。信息学院的学生很勤奋，白天听完我的课，晚上就去编写程序。

　　北京信息学院的食堂也让我感到震惊，食堂样子很破，进去以后发现一个菜只要几毛钱。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个硕大的饭缸，打了菜和饭以后，在饭缸里一混，然后边吃边走回宿舍。

　　我的伙食也在信息学院的食堂解决，但是有专门的厨师给我做“小炒”，待遇自然不太一样。我很惊讶地和厨师聊天：“他们为什么要边走边吃啊？”厨师则不以为然，“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啊！难道你们美国不是这样吗？”

　　那段时间，周一到周五我给学生们讲课，周六周日，学生们就带我去游览名胜古迹。颐和园和故宫让我感受到了博大的中华文化，长城让我见证了古代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让我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肃然起敬。晚上，他们带我到街道上吃地道的中国菜。

　　有一次，学生们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北京的“东来顺”火锅，因为那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有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慕名来到了王府井的那家“东来顺”火锅店。没想到，一名服务员懒洋洋地告诉我，“我们快下班了，不卖火锅了，您要吃就只能给您做一盘炒鸡丁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八点多就要下班的？我坚持说，“我还是要吃火锅，因为来火锅店就想吃火锅啊。”这样一来，服务员的态度强硬起来，“你要是现在不点菜。一会我们连炒鸡丁也不给你做了。”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赶忙乖乖地说，“啊，这样啊，那我还是吃炒鸡丁好了。” 没想到刚刚吃了两口炒鸡丁，服务员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同志，结一下账，我要下班了。”“什么？我还没吃完呐？你怎么就要结账？”我的眼镜差一点掉下来。可是，服务员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是啊，我要下班了，结完账我就要回家了。”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一种奇观。我赶紧掏出钱包付了账。而当我吃完这盘炒鸡丁后，另一种不能想象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服务员真的下班了，而所有其他桌子上的残羹冷炙就那么堆在那里，无人顾及。这种特色服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理解，那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画面。也正是这种久远的记忆，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

　　在北京信息学院的4个星期里，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自己的祖国。我想起父亲早年的经历，想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10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他们和我一样是炎黄子孙，和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但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我感觉到肩头的责任，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多年以后，我回到祖国，开始关注大学生，除了父亲的影响，还和我早年的这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博士毕业与父亲合影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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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海博曼教授的“做世界某一个领域的一流”的观点，让我十分震惊，我从未奢望在20多岁时走到某个领域的顶峰，但是这种“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激励，我始终铭记在内心深处。

　　看到了我的兴奋，海博曼教授问我：“你懂了吗？”我说：“懂了，我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将带走的就是这份改变世界的、顶尖的博士论文。”他又说：“不对，你从学校带走最有价值的不是这份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还有科学家的胸怀。当你某一天不再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依然能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做到最好。”这番话引起了我深深地思索，也再一次印证了“沉淀下来的才是教育”这句话的意义。学习成绩只是一种表象的结果，而学习能力才是伴随一生的能力。

　　1983年10月，我走进语音识别的世界。开始和瑞迪教授一起探讨语音识别领域里现有的成果以及如何突破的可能性，瑞迪说，“你来做一个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吧。”当时这在世界上是一个无解之谜。

　　所谓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就是说让电脑能够听懂每一个人说出的话，并且识别出来，最后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让机器对人的语言有所反应，最终达到“人机对话”的理想程度。在我当时所处的年代，人们所做的语音识别系统研究，还只能识别一个人的声音，也就是“特定语者”的研究。因此，瑞迪教授对我的期望就是让我把这个研究成果扩展出来，形成突破，让机器对更多的人的语言识别率提高。

　　瑞迪告诉我，“我觉得专家系统是解决不特定语者问题最好的方法，这也是最火的新技术。希望你试试。去吧，小伙子，尽情做你的研究，我这里有科学基金的研究经费，因此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在巨大的期望下，瑞迪把课题的接力棒交给了我。

　　经过数月的钻研，我把整个研究过程写了篇论文发表出来，得到了正面的回馈。第一次，人们知道，在有限的领域和单一的语者身上，专家系统研究出来的机器语音识别率可以达到95%。这意味着，人和机器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那段时间，瑞迪开心得不得了，并且更加坚信“专家系统”的方法是个正确的选择。

　　尽管面对一片好评，我却显得非常沉默。其实，这个时候我内心的担忧早已开始慢慢滋长了。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已经发现专家系统的前景非常不明朗，因为机器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只能听懂特定20个训练者的语音。而人与人说话的音节和语调千变万化，只要换了另外100人的声音重新检验原来的研究成果，其识别率立即下降到不能想象的地步，只有30%左右。而且，我们仅仅用了26个词作为词汇，一旦增加词汇，整个系统就将崩溃。

　　1984年暑假即将来临，我正沉浸在自己课题的十字路口上，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师兄彼得·布朗（Peter Brown），他看到我愁眉不展，就把我叫到一间教室里，在黑板上写了几个统计学公式。彼得·布朗对我说，“开复，我知道你在做语音识别，并且为之苦恼，但是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统计学的方法呢，从统计中抽取数据我想应该能够提高语音识别率，你觉得呢？”

　　所谓统计学的方法，就是从庞大的数据库中进行归类，通过特征的归纳使得数据通过“分类器”，得到结果的一种方法。对于是否能用大量数据库对声音进行统计，我心中充满了好奇与问号。而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语音识别的想法，开始在心中慢慢地滋生。

　　就在我暑期忙着教书，秋天投身奥赛罗时，瑞迪教授从美国国防部得到了300万美元的经费做不指定语者、大词库、连续性的语音识别。也就是说，他希望机器能听懂任何人的声音，而且可以懂上千个词汇，懂人们自然连续说出的每一句话。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无解的问题，而瑞迪教授大胆地拿下项目，希望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他在全美招聘了30多位教授、研究员、语音学家、学生、程序员，以启动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语音项目。而他也期望我在专家系统方面继续努力，得到突破，在这30多人的队伍里面发挥作用。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我正想着如何脱离这个30多人的队伍，脱离专家系统的研究。奥赛罗的人机博弈，让我对统计概念有了充分的理解，我开始相信，建立大型的数据库，然后对大的语音数据库进行分类，就有可能解决专家系统不能解决的问题。

　　怎样向他提这件事？我一直在犹豫，他已经向国防部立项，经费已经到位，专家系统的方向是势在必行的，我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大弟子，如果我这么不配合他的方向，他会怎么处理呢？会试着说服我继续做专家系统？会大发雷霆？还是会好言相劝？

　　再三思考后，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向他坦承我的看法，因为我想起当时海博曼院长对我说的：“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如果我做专家系统，我就愧对了海博曼院长的期许，也浪费了我大学三年苦读，更对不起我自己。

　　于是，我决定鼓足勇气，向瑞迪教授直接表达我的想法。我对瑞迪说：“我希望转投统计学，用统计学来解决这个‘不特定语者、大词汇、连续性语音识别’。”

　　瑞迪一点都没有生气，他轻轻地问：“那统计方法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呢？”这正是我思考很久的三个问题。然后，我就长篇大论地说了十分钟，瑞迪教授耐心地听完我激情的回答后，用他那永远温和的声音告诉我：“开复，你对专家系统和统计的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可以支持你用统计的方法去做，因为我相信科学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且，我更相信一个有激情的人是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的。”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伦比。因为对一个教授来说，学生要用自己的方法作出一个与他唱反调的研究。教授不但没有动怒，还给予经费上的支持。这在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统计学需要大数据库，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大的数据库呢？瑞迪教授看到我愁眉不展的样子，再一次给了我支持。他说，“开复，虽然说我还是对你的研究方法有所保留，但是，在科学的领域里，其实也无所谓老师和学生的区别，我们都是面临这一个难题的攻克者，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数据库，那么，让我去说服国防部去帮你建立一个大的数据库吧！”

　　统计学的方法也需要非常快的机器，瑞迪教授帮我购买了最新的Sun 4机器。每次有新的机器，他都会说：“先问问开复要不要。” 做论文的两年多，我至少花了他几十万美元的经费。

　　瑞迪教授的宽容再次让我感觉到一种伟大的力量，这是一种自由和信任的力量。伏尔泰曾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瑞迪教授这样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 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的精神。他这种“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无言的伟大，让我受益终生，也让我以这种信念对待他人的不同意见。

　　24年后，当我的员工郭去疾离职的时候，他是这么描述我的：“8年来，作为我的师长，开复很多次支持了我的理想，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宽容了我的缺点。当你离一个人很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你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样总结你的收获。但我知道，现在当我遇到一个难以处理的困难，我常常会去想，如果是开复，他会怎么做。假如只能选一条收获来分享，那么开复让我铭记终身的教益是：‘You can sincerely disagree and full heartedly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你可以同时真诚地反对和全力地支持）。’以前读到开复的文章里提及他的博士导师怀疑却又支持他的研究方向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一种雅量。而当开复身体力行地一次次怀疑却又支持我的时候，我才慢慢明白这是一种珍贵的领导力。”

　　这种领导力只能归功和感谢我的导师，瑞迪教授。

　　在导师的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我开始了疯狂的科研工作。从1984年底到1987年初，我带着另一位学生一起用统计的方法做语音识别。同时，其他30多人用专家系统做同样的问题。从方法上来说，我们在竞争，但是在瑞迪教授的领导下，我们分享一切，我们用同样的样本训练和测试。在瑞迪教授的支持下，我也慢慢得到了其他教授的认可。1987年5月，我们大幅度地提升了训练的数据库，我又想出了一种新的方法(triphones)来建模，不但能够用统计学的方法学习每一个音，而且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学习每两个音之间的转折。针对有些音的样本不够，我又想出了一种方法（generalized triphones）来合并其他的音。这三项工作居然把机器的语音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了80%！此后，我继续孜孜不倦地做着各种实验和统计，机器的语音识别率居然提高到了96％！1988年4月，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语音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我给系统取了名字，叫做Sphinx（希腊的人面狮身）。希腊的人面狮身有人的脸孔、狮子的身体、鸟的翅膀，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狮子的身体代表宏伟的统计模型，人的脸孔代表人的语音知识，鸟的翅膀代表系统的速度。在这个会议上，我把96%的语音识别率发表了，也演示了Sphinx系统。结果就像瑞迪教授所预期的，学术结果和演示效果相映之下，我的成果撼动了整个学术领域。这是计算机领域里最顶尖的科学成果了。语音识别率大幅度提高，让全世界语音研究领域闪烁出一道希望的光芒，从此，所有以专家系统研究语音识别的人全部转向了统计方法。

　　会后，《纽约时报》听说了这个成果，派记者约翰·马可奥夫（John Markoff）来到匹兹堡对我作了采访，文章发表于1988年7月6日，占了科技版首页的整个半版。在这篇文章里，马可奥夫大力报道了我的论文的突破。当时，我只觉得在和一个和蔼可亲的记者聊天，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著名记者，三次提名普利策奖，并在斯坦福兼教。后来，《商业周刊》把我的发明选为1988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年仅26岁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亮相就获得这样的成功，让我感到很幸运，也让我有了继续向科技高峰攀爬的动力。

　　　　　　　　　　　　　　纽约时报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报道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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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学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私立常春藤学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姆惊魂”。

　　当时为了完成艺术历史课的一些课程，我经常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看完画展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两站，下车的地点正是哈莱姆区中心。我可以再买一张车票坐回去，可我心疼车票钱，挣扎了半天还是决定走回去。就在走回去的这10分钟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掩藏在纽约繁华外表下我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流浪汉蜷缩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云吐雾，手持武器外表狰狞的人凶神恶煞地说话，那一段10分钟的路，让我觉得无比漫长，那种穿行在恐惧中的感觉，甚至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烙印。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东方面孔，他们用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那一天，我把最后一次课上完，决定再也不去哈莱姆区冒险了。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作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Cobol语言编写的。法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IBM主机移植到价格低廉的DEC VAX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高手，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7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诉他，大概8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9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

　　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对待“8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月初，我又疯狂地打了三个星期桥牌。到了7月底，我才如梦初醒，想起对院长的承诺，开始为法学院的软件忙活起来。谁知道，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着急，开始没日没夜地写。眼看到了8月，我只好跑到院长面前惭愧地说，“这个工作比我想象得复杂，整个程序要8月底才能跑起来。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9月开学的时候。”

　　我原以为，这样的解释不会让院长生气。而且我已经后悔7月的疯狂，并决定接下去好好把工作做好。没有想到，院长非常生气，他说，“既然你不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院长决定还是把这个工程交给承包商去做。很显然，我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对于他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家里，我整整反思了一个晚上。这时候，我才感到，失去别人的信任，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你也会感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那种痛苦会把人完全淹没。第二天，我找到院长，对他说，“我知道我的不负责任让您失望了，我没有兑现我的承诺，因此，我要把您已经付给我的工资还给您。” 院长这时候反倒已经心平气和，他对我说，“不用了，我想你已经接受了教训。你没有工作经验，犯错也是难免的。”

　　被拒绝的这一课，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件事情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时时刻刻地监督着自己，让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保持一种律己的心态。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可贵，在于他是一个诚信和负责的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不但会丧失很多宝贵的机会，也会让周围的人接二连三地失望。而这样的人，自己不但会丧失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础，也会让他人处于“失信”的阴霾当中。法学院院长的最后几句话后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若干年后，我自己也走上了公司的管理岗位，面对上司和下属更高的期望，我一直以“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提醒自己。

　　大二暑假，我开始自己寻找“暑期工”的机会来进行社会实践。其中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的机会，是一个打桥牌的朋友介绍的。某一次桥牌比赛后，我们聊得比较投机，她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到我们这边试试？”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家投资银行来进行面试。

　　面试的过程非常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因此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品质要求特别高。他们用测谎仪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仪，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

　　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

　　“没有。”

　　“有没有吸毒？”

　　“没有。”

　　“有没有盗用过公款？”

　　“没有。”

　　“有没有赌博？”

　　“没有。”

　　“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 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讲实话！”很严厉的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下注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吗？没想到听完我解释打桥牌的故事后，面试官最后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原来，我申请的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以及收购案中的一些并购资金的数目，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筛除品行不好的应聘者。

　　回顾我的这些打工经历，几乎每一次都会留给我不同的感受和经验。但是，每次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增进我对社会的了解。无论是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挫折、被拒绝的悲壮、被夸奖的开心，都不知不觉让我调整着自己迈向社会的步伐。让我感知到，世界是如何看我的，世界需要我具备哪些素质，世界需要我作哪些调整。

　　我认为，“暑期工”其实是大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必修课”，在这样的必修课里，人们开始真正地接触挫折，感受成功，社会也开始用真正的尺子丈量你的价值，学生也能够提前对真正的打拼进行“热身”。暑期工，让大学生学会学校里很难学习的东西，比如，如何和同事交往，如何创造性地完成工作。这些经验，对未来的生活都是弥足珍贵的。

　　多年以后，在我与大学生的交往过程中，经常会有人问到我：“暑假是不是要打工？”我总是回答：“暑假千万别闲着，暑假是最宝贵的接触社会的机会，你们要走出去，去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暑期是接触社会、锻炼自己的黄金时间，如果失去了，机会就不会再来。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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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修“政治科学”，这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课后，我就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便开始和家人商量转系的事情。

　　我入学时，学校安排我加入了一个“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我们在那里学习微积分特别理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当我与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交手时，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落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

　　因此数学系的“备选”，在当时看来，也必须放弃了。失去了政治科学、数学，我的未来之路将通往何方？好在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选择，那就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计算机专业。

　　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有一个周末，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它去解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当时机器的运行速度非常慢，写完程序后我就回家了。周一回到学校，我被老师叫去骂了一通：“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纸都被你打印光了！”我心里一惊，原来，这个数学方程式有无数的解，周五我走后，程序一直在运行，计算机也就一直在打印结果。当时一箱打印纸可能要花掉学校几十美元，就这样被我全部打光了，老师当然很生气。

　　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也可以使用计算机了，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编程课，当时，计算机软件的概念刚刚开始兴起，正从过去科学编程所用的FORTRAN走入结构化编程的Pascal和C。我对这样充满魔力的语言无比好奇。

　　几个月下来，我发现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相当有天赋，而且远远超过我的数学天赋。我和同学们一起做编程，他们还在画flowchart(流程图)，我就已经完成了我所有的题目。考试的时候，我比别人交卷的时间几乎早了一半，我发现自己不用特别准备，就可以得高分，同学们说我是“计算机天才”。通过学习计算机，我还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而我知道，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我一生的意义所在。

　　当时，IBM PC还没有推出，我们的功课都是在两台大型机上执行的。一台是上百万美元的IBM S/360，它的速度是16MHz！不到如今一台普通PC（至少2 000MHz）的1%（虽然它的价钱贵了1 000倍）。更让人不能相信的是，使用这台IBM，我们要把程序打在一叠卡片上面，每张卡片是一条程序的指令，每一个指令都要用穿孔机（card punch）刻出孔来表示，然后，我们把一叠卡片放入读卡机，几分钟后，IBM处理完毕，把结果打印出来。十次有九次打出来的是“程序错误”、“编译失败”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有自己一行一行地去找错在哪里。没有屏幕，没有互动，用卡片输入，在纸上输出。白天，这台机器主要是学校用来排课，到了晚上才轮到学生用。往往到了半夜，还有很多红着眼睛的学生在那里，翻着一张张卡片来找自己的程序为何出错。

　　另外一台大电脑是DEC VAX 11/780。这台号称“迷你电脑”的中型机也是个庞然大物，价值数十万美元。但是，学生们都疯狂地喜欢这台电脑，因为这台机器不用打卡，而用上了分时（time-sharing）的技术，可以让几十个人实时地分享这台电脑。每一个学生能够很容易地用一台终端，接到机器上，感觉就像整台DEC只属于自己，但是其实每一秒钟都被分割成很多份，用户轮流使用。就是在这台DEC机器上，我学会了编程，发掘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和兴趣。

　　我每天都盼望着晚上去电脑室，每晚都过得特别快乐，往往一不注意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自然要逃课了。我深深地体会了那句话：“You are good at what you love; you love what you are good at（兴趣就是天赋，天赋就是兴趣。）”

　　著名记者怀特·霍布斯说，“成功就是当你醒来，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年龄多大，你很快从床上弹起，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去做你爱做的、你深信的、你有才华做的工作。这工作比你个人伟大、神圣。你迫不及待地要起床，跳进它的怀里。”当时，我在计算机方面的表现和天赋给了我强烈的自信，也给了我对这个专业的向往和热情。而这份热情更激发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兴趣，让我自发地读书。我分明感觉到一种向前的动力在指引着我。于是，“放弃政治科学”的火种，也在心里越烧越旺。

　　大一第一学期期末，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酬劳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种鼓励。同学们有什么计算机方面的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酷了。那时候，我的ID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的ID都是“院系名+姓名”，比如学计算机的就是“cskaifulee”，学政治的就是“pskaifulee”，而我的是“cukaifulee”，cu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李开复，和校长一样，多牛啊！

　　记得在计算机中心打工时，有一个钻石工厂的总裁满脸愁容地跑来，他说他们有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电子秤，每次都是工人将钻石称重以后，输入电脑里，可是工人有可能在输入的过程中，修改钻石的重量，然后以小换大，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他希望有一个电脑软件来记录流水线上钻石的重量，也就是钻石称重以后数据直接记录在电脑里，然后流水线上方安装一个摄像头进行监视。总裁先生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够帮他设计一个相应的软件，所以找到了我。我觉得这个程序编起来不难，就一口答应下来。当时我用一颗颗石子作试验，很快就把这个程序编了出来。这件事情，也在哥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哥大法律系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三，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见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

　　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大二时，我决心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

　　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学年，我正式决定改变专业。我的导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以后，发现我是慎重考虑过后作出的决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多说什么，还帮我办理了转系手续。现在，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有激情地学习。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地看到，高校设置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

　　随后，我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也证明了，一个人的兴趣能够激发出最大的学习热情，找出我那时的成绩单，你能鲜明地感受到分水岭一般的变化。

　　之前在“政治科学”专业，我的成绩单上不是B就是C，到了“计算机”专业，我如鱼得水，每天都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兹维·郭历理（Zvi Galil）教授的“可计算性和形式语言”的课，被公认为是计算机专业里最难通过的一门课。虽然教授是个以色列的数学天才，但是他的英语很难懂，因此，同学们上这门课都很挠头。这样一门课，我居然考了100分，也就是A+的分数，创造了该系的一个纪录。郭历理教授找到我说，“这门课程从来没有人得到过100分，你居然就得到了。”他多年以后见到我，竟然还记得我就是他的课上唯一得满分的那个学生。

　　在整个大学里，我第一学期的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意思就是平均分)只有35，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下滑到29，而从我转到计算机专业以后，我此后三年的GPA达到了41（2个A-，14个A，10个A+），这提升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GPA，使之达到了39。这个成绩在计算机专业，是史无前例的高，我最终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在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可以说，转系的关键性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此后的人生都能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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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

　　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　　惩罚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
　　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

　　在我给女儿的那封信里，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从她的出生到大学我们之间的父女感情，这种正面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是对孩子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孩子成长时父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然而也有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过去也忍不住用惩罚、批评甚至威胁、恐吓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批评的环境中长大，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用批评的态度来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或被威胁，就只有压抑自己的恐惧，否定自己的情感，来换取父母的认同。这样的管教之下，孩子可能会很听话，但是也会缺乏自信，好奇心受到压抑，无法体谅他人的情绪，存在很多情感的缺陷和问题。

　　对小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涉及到道德或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可以适当惩罚，但是有一点是千万不可以惩罚的，那就是失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多的教训就是从失败中得到的，如果从小就告诉孩子失败很可耻，他就可能不承认失败，或是隐藏自己的失败，甚至做出不诚信的行为，而不会从失败中检讨、学习、成长。

    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肯定。我11岁刚到美国时不会讲英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校长却牺牲自己的午餐时间为我补习，有一次数学课老师问1/7是多少，我很快说出了以前背的答案，老师和同学都夸奖我是数学天才，我虽然不是数学天才，但在这样的鼓励下，充满了自信，而且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特点，它非常鼓励优点，而不去批评缺点。当时我的数学很好，美国历史却很糟，老师并没有因此打击我，知道我英文不好，甚至允许我考试的时候把试卷带回家去查字典来做，相信我不会去偷看书。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反而激励了我学好这门功课的决心，这件事给了我学习的勇气，也让我生出责任感和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正面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

　　二、多信任，少严管；多放权，少施压

　　严管中长大的孩子，无法独立　　施压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
　　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信人信己　　放权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责任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一旦进入大学没有人再帮他策划，就会迷失自我，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放权。三五岁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做，七八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授权，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应该完全做自己的主人。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才要去管他，但是我有四个应该放权的理由。

　　第一，父母不见得懂孩子的这一代，可能并不像孩子那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如果父母帮孩子做了太多决定，反而会造成他们日后责任心的缺失。

    第三，如果父母管教太多，就会淹没孩子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失去自信。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学生说你总告诉我们要追随自己的心，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如果太严管，可能就会把孩子变成这样的机器。

    第四，如果施压太多，会给孩子沉重的负担。今天的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严重到自杀、抑郁症，这都是在巨大压力下造成的，父母对孩子一定不要过分施压，而应有解压的责任。

    我知道女儿对成绩非常敏感，考虑到各种因素（例如高昂的学费）而对自己要求很高，当感觉到她有太深的责任感和太大的压力时，我在给她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很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成绩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分数，它是给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拿去炫耀的，或者给那些慵懒的人去畏惧的。”这句话可能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些学生还是要培养责任感的，但是我有必要告诉女儿，我永远不会刻意地看她的成绩。

　　几个月前，女儿问我是学日文还是韩文好，我跟她说两个都没有用。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就告诉她虽然你的父亲说日文韩文都没有用，但是你都可以去选。我告诉她要追随自己的心，去尝试很多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有机会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画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件事意义重大，就是四岁多时我决定不要读幼儿园而去读小学，我的父母答应只要考得上就让我读，最后我考上了。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我因此意识到自己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一个有决策权力的人。放权会培养孩子的自信，在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会相信自己，以后也会相信别人。在放权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也会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深具责任感。

　　三、多授渔，少授鱼；多做，少说

　　传道中长大的孩子，失去判断　　    解惑中长大的孩子，仅能记得
　　互动学习中长大的孩子，才真懂得　　以身作则中长大的孩子，言行一致

　　在中国的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教，说教是中国传统的两三千年前的形式，但是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传道式的教育之下，孩子可能会记住，但不会真的懂得。说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孩子不认可你，变得叛逆；二是他记住了父母的说教，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仅仅解惑的孩子同样也不会真正懂得。

　　要想真正懂得，一方面要试着经过互动的学习，让孩子知道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要“授之以渔”，教孩子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中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学科的知识全部忘光的时候那些剩下来沉淀在你心中的，那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常鼓励我的女儿参加辩论会时去辩论她不相信的那一方，多想一下她不是自然想出来的那一面，这样才能理解事情是有两面的，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当人面对两面的时候，会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另外，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除了这种批判式思维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有些父母亲会威胁孩子如果再打架就会打他，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真正沉淀在孩子的心中的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那些让孩子守时而自己不守时，让孩子讲礼貌而自己不讲礼貌，让孩子讲诚信而自己不讲诚信，让孩子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父母都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给女儿的信中谈到了以诚待人，多交朋友，无需强求朋友跟自己一样嗜好、一样个性，只要相互真心对待就足够了。我也跟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我身边的朋友都个性迥异，但是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我这样说就没有说服力了。

　　四、多做好朋友，少做严长辈

　　规矩中长大的孩子，保守胆小　　父母附属品的孩子，被动听话
　　轻松中长大的孩子，乐观快乐　　做父母朋友的孩子，爱人爱己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爱国、诚信、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从来不跟孩子打成一片，严守着长幼有序的界限。对父母尊敬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在这个时代成长，孩子的心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当他们面临问题、困惑和挑战的时候，如果只是觉得父母是高高在上的长辈，就可能避而不谈，慢慢就有了代沟和隔阂。家长也许会觉得孩子太难懂，但其实可能是自己没有放下架子，定了太多规矩。

    在太多的规矩和框架之下成长的孩子会胆小、保守、被动，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很难达到自己的潜力，也难在优秀的企业或学校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是快乐、乐观的，是能看到一杯水半满而不是半空的，是能够对父母亲有信任彼此倾诉的，是能够爱自己也能爱别人的。

    所以我跟孩子在一起时，总告诉自己不要有架子，我的孩子会像朋友那样跟我开玩笑，也有很多话跟我说。以前我都是用电子邮件，但自从要跟女儿沟通之后，我就经常用IM，在IM上，我发现她讲的很多话都是奇奇怪怪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那么一套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我也学着跟她这样讲，刚开始时她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其实孩子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今天的孩子很多习惯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让他们来学我们时代的规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要规矩呢？当然不是这样。规矩可以有，然而：（1）定好规矩，但是首先要把规矩的道理讲清楚，不是盲目地服从；（2）在规矩内孩子有完全的自由；（3）违背了规矩孩子将受到讲好的惩罚；（4）规矩越少越好，才能有启发的作用；（5）孩子越大，规矩越少，放权越多。

    这是我的四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和启发，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青年中，而中国的青年都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最爱，所以让我们以后能够彼此勉励，把他们培养成他们最好的自己。

    相关链接：给家长的一封信

　　我们也搞一些恶作剧，对面宿舍一个讨厌的室友总是爱财如命，自以为是，并以富家公子自居。他身形巨胖，长得很丑，但是却认为自己很帅。我和拉斯趁他睡觉的时候把“kick me”（踢我）的小纸条偷偷地贴在他的屁股后面，白天他总是不明就里地挨踢，一脸的莫名奇妙。他视财如命，趁他不在，我和拉斯把他放在床头的零钱摊了整个屋子，然后用强力胶贴在桌上和整个地面上，他回来以后，总是大呼小叫地去捡钱。结果，才发现那些硬币紧紧地贴在地上。他只好用刀子一枚一枚地把钱翘起来。我和拉斯躲在暗处，嗤嗤地憋着不发出声音，以防笑得太大声被他发现。后来，这位富家公子到辅导员那里告状，但是他只告了拉斯，因为他和辅导员都认为“开复这么内向温和的学生不可能跟拉斯一起胡闹的。”当然，拉斯也很够意思，没把我招出来。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拉斯的电脑作业做得惊人得慢，一般总是拖到最后，还一塌糊涂，然后不得不找我帮忙。我已经习惯了做他编程作业的枪手。

　　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业没做，我就故意没回宿舍，让他找不到我，他只好急忙跑去实验室补作业。当他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时，电脑发出了警告：“今晚11点，所有机器将例行维修，无法登录。”这意味着这家伙必须用短短3小时赶完所有作业。对动作慢吞吞的拉斯来讲，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挑战。可当他写好程序，开始编译的时候，电脑再次跳出对话框：“磁盘障碍，档案已经遗失。”拉斯惊慌失措，赶紧重新做了一次，不幸再次发生，电脑报警：“系统障碍，所有文档全部遗失。请打开某某文档。”他一打开这个文档，就看到我的留言：“傻瓜，你上当了！这些障碍信息都是我骗你的。你的功课已经帮你做好了，就在你的抽屉里，回来吧！——开复。”拉斯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才知道，我盗用了他的电脑密码，并策划了这起让他哭笑不得的阴谋。

　　拉斯一般很开心，但是他偶尔也会沉浸在淡淡的忧郁里面，拉斯的背部经常不太舒服，所以他经常不睡在床上，而是把公寓里面衣柜的门板拆下来放在地上睡，他说这样会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也经常陪他度过这些忧郁的时光。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学校一年给我2 500美元的助学金，父亲给我2 500美元，贷款2 000美元，剩下的3 000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况跟我类似，他的父亲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监狱当狱卒，收入一般，母亲是家庭妇女。因此，他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能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时间表也差不多。下课之后我们都去打工，半夜我编完程，他洗完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有时候时间晚了，我们俩都饥肠辘辘，冰箱里又没有吃的，我们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

　　不过，我还是爱吃中国菜，有时候我大半夜带拉斯坐地铁去唐人街吃饭，我们要大碗的广东炒河粉，要最大份的京都排骨，炸得香香的两面黄炒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粥。慢慢的，他也爱上了中国菜，每次都吵着要去吃“rice sticks”（河粉）或者“porridge”（粥）。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要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比如，“这个编程作业就像做蛋糕一样费劲”“看懂这个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时间还要长”等等。别人听得云里雾里，我们却能很有默契地击掌。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作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我在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的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他从德国传来的祝福，但是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结果，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五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起来。马上回了封邮件说，“很高兴你试验了5个月的蛋糕的质量，你知道吗，我其实把我们在宿舍做的芝士蛋糕留了一块，1980年就通过波兰邮政局寄给你了，不过你们波兰邮局效率有问题，所以你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接到，到时候，你可能品尝到长达20年的蛋糕噢。”

　　另外，我告诉拉斯，“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不过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一下看看。”而拉斯马上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I enjoyed reading your version of our cheese cake adventure but I think I would have found it easier to read the original Mandarin instead of the translation……（我很喜欢你写的我们做蛋糕的冒险经历，不过比起谷歌翻译版，我还是宁愿读你的中文原版。）”

　　我对着电脑，又是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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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其实，我一直这样告诉青年朋友们：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学习到最多，而不是其他。虽然很多人在学校里已经非常优秀，但你的第一份工作还是能给你带来很多震撼教育：它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究竟想过上怎样的一种人生。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聪明到可以计算到未来的每一步起伏变化，那么，你未来在面对那些重大而艰难的决策时，帮你做出决定的除了你个人的才智、经验，还有你的世界观。这些观念除了从小养成的部分，还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你刚刚进入社会那几年受到的身边人的影响、遇到的工作挑战。那么，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优秀、健康的人，你应该让自己在毕业时就能置身于一个由正直而聪明的人组成的、有挑战的环境中去。这正是我在创新工场所希望营造的。

　　很多年轻人愿意加入一些成熟的公司。无论中国过去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优秀公司，还是外国那些财富500强，都很有吸引力：不错的薪酬、良好的福利、健全的体系，以及大众熟悉的品牌……我当然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好，但它并非适用于每一个人。有一些人，他们是天生的“创业者”，天生的“特殊的人”。

　　看看你自己是否属于这些“特殊的人”：你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遇到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困难时，你更多思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积极地去让现状变好，而不是抱怨与忍耐；你更愿意将工作视为一次激动人心的旅途，而非日复一日的庸常无聊的糊口方式；你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尝试、探索这个世界，而不是人云亦云，遵循常规……

　　如果你认为自己符合以上这些标准，那么进入一家成熟公司对于你很可能将成为漫长的消磨。毕竟，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当它的体系已经形成，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参与到最核心的创新工作中的，也更难突破既有的规范。就像你不能想象比尔·盖茨在IBM里开发出Windows，如果拉里和谢尔盖从斯坦福毕业之后加入了雅虎，他们也就不可能创造出Google。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开复你自己也曾经在苹果、微软、Google这些大公司工作，为什么今天反过来说它们并不适合一些人？我非常乐于承认，我在这些了不起的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就像我加盟微软是开创其中国研究院，加盟Google是为了创建Google中国，这种经历已经很像创业，可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类似的机会。而且，我以前的太多同事已经证明：创业者就是创业者。我在每一家公司都有很多极为优秀的同事最终告别了令人羡慕的生活，去从零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天地。比如我在苹果的同事Andy Rubin后来去创办了Danger手机公司最后成为Android，我在SGI的同事Mike Ramsay创立了Tivo，我在微软的同事Rob Glaser创立了RealNetworks，而今年热门的创业公司FourSquare和RedBeacon都是前Google员工创建的，还有谷歌中国的员工也创立了Babytree、Light-in-the-box、浪淘金、欧酷、Papaya Mobile等公司。那些不安于室的人总会去接受使命的召唤，只是早晚问题。

　　有些人认为，大公司能让他们专心于技术开发，能够获得更多的培训机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作并非读书，毕业后最好的学习不是来自课堂式的“培训”，而是来自“learning by doing”的实践。工科的同学，毕业后最好的学习就是投入一个有用户价值，有商业模式的产品的研发。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学的技术是真本领，不是纸上谈兵，解决的是真问题，而不是toy problems。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产品是能最大程度上影响最多人的生活的，它们绝不仅仅因为技术先进，还因为它们是人们最需要、最在意的。想想那些真正的“颠覆式创新”，个人电脑刚刚诞生时，效率远远不如大型机，而YouTube的视频效果也大大不如电视，但它们契合了大众所需，并彻底的改变了世界。如果你想创造最好的技术，你一定要被推到用户面前，理解他们所想所需，尽你所能满足他们。

　　对于那些感叹“为什么创业公司为什么没有五星大厨和龙虾鲍鱼？”，我希望你们看得更远一点。创业公司拿着得代表投资者信任的资本，花每一块钱时必须问问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钱，我会这么花？”，因为作为公司股东和主人翁，这个公司确实是自己的。在创新工场，我们没有五星大厨和美食，但是我能够承诺的是我会和你们一起住二星酒店，吃十元的饭盒。我也会把你们当我的家人，带来公司我回台湾买的美食，或者我自己做的烧饼或牛肉面。

　　对那些感叹“为什么创业公司薪水不如最高的跨国企业？”，我也希望你们看得更远一点。选择创新工场，你走的是盖茨、拉里和谢尔盖的路，而他们是这世界最富有的人。我从来不建议人们为发财而创业，但不妨反过来想，钱本身就是一个由市场机制做出的评判：你创造的价值越大越稀缺，人们就越愿意为之付费。因此，我们只给员工合理的薪水，却相当慷慨的给他们相当多的干股和股权，这才是未来价值最大的部分。虽然这种回报并不确定，但我真心相信每名工程师都可能成为创业者和企业的主人，也可能为自己创造巨大的财富。

　　当然，商业世界并非充斥着光辉灿烂的成功者，还有很多失败者。即使最乐观的说法，就算创新工场帮助你提升成功概率，缩短产品周期，失败的概率依然远远大于成功。真的应该用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几年时光参与到一次前途未卜的创业旅途中吗？

　　这是一个你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有些人只用几秒钟就可以得出答案，有的人则会思索一生也无法说服自己。但当你确信自己真的愿意走上这样的旅程，并以正确的、正规的方式创业，无论你最终取得了何种程度的商业成功，相信你一定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当你全心投入创业，每天你都要解决大大小小的种种问题，这会帮助一个富有才智的年轻人迅速成长。

　　退一万步说，即使失败了，会怎么样呢？别忘了，即使今天被全球商界视为偶像的乔布斯，在他30岁到45岁期间，也有过被苹果驱逐、创建NeXT失败，经营Pixar动画公司被好莱坞无情打击的连续的挫败经历，但他扪心自问，自己依然热爱科技业，依然愿意以创建公司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并坚持前行，他才成为日后那个创造iPod和iPhone的乔布斯。

　　乔布斯的一生，就和梭罗说的一样：“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希望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如果你每天考虑的都是如何还上房贷和车贷，如果你安于现状，如果你畏惧失败，那即使你既聪明又有商业头脑，可能你也不应该接受那些创业公司的邀请。这样你可以得到安稳的一生，但是也放弃了让自己人生更丰富多彩的一种可能性。

　　最近的两个月，我自己也在寻找走上一条与以往不同的道路的方法。我和我的同事们每星期工作70个小时，去优化创业公司的每一个环节（比如和很多一般创业公司只能仰视的大公司谈成合作），致力于减少影响创业者的外力（比如招聘、工商注册、税务、法务甚至房屋租赁……），去挖掘每一个人才（数次我写信给毕业生的父母），从而让创业者可以最大程度的专注。而我由此获得的，是和许许多多拥有一流想法的人进行深入而有趣的探讨，一起探索让这个世界与以往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符合我在前面说的标准，又愿意得到和我一样的头脑上与精神上的丰富收获，那么，你应该重新做一道算术题：“知名大公司+优厚的薪水+安稳的工作+舒适的生活”，和“属于你的公司+丰厚的股票+快乐的打拼+改变世界的机会”，究竟孰轻孰重？

    我像所有的优等生一样，对高等学府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哈佛人。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我是全校公认的最活跃、最聪明的好学生之一。每年哈佛会在我所在的高中平均录取一到两个人，充满自信的我坚定地认为——“今年就是我”。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向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我，遭遇了第一次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打击。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痛恨背书的学习方法，而SAT的考试，确实还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背SAT那些稀奇古怪的单词。而喜欢自由式学习的我，相信自己的聪明，认为死背单词无用。因此，SAT的考试，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滑铁卢。我在橡树岭当年的毕业生里，只得到全校第九名的成绩。而在橡树岭中学，这意味着将无缘继续自己的哈佛梦。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在美国，一些大学已经录取满员之后，会给一些学生发waiting list的信件，那意味着如果有人放弃就读，你可以作为候补人员得到offer。但是，作为学生来说，得到waiting list，也几乎等于得到了死缓宣判，就读的概率不会太大。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在这两所大学中，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建于1754年，是美国最古老的8所大学组成的“常春藤联合会”成员之一。相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的排名靠前。当时反越战的气氛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十分浓厚。哥大，是一个新锐思想蔓延、以“捣蛋”著称的大学。

    而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也作了充分的研究。伯克利分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 9 所分校中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声誉的一所，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有趣的是，这在当时，也是以“捣蛋”著称的大学之一。

    为什么两个“捣蛋”学校都录取我呢？我觉得这和学校的校风有一定的关系。这两个学校的校风都是重视创意、胆识、批判式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而我的申请表中也充满了这些方面的天分，所以它们觉得我更合适。相对来说，古老的哈佛、耶鲁可能更喜欢较传统的“三好学生”。

    对于这两所学校的选择，我更倾向于去常春藤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而家人比较支持伯克利大学，因为他们担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与当地的黑人聚居地哈莱姆区比较近，那是枪杀案比较集中的地区，治安情况令人担忧。而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这方面则要安全得多。

    因为父母的重视，在回复offer之前，我和父母飞到了住在新泽西的姐姐家，并专门到哥伦比亚大学探访。走在哥大的校园里，我们感到惊艳。那就像是梦中的西方学府，到处是罗马式的建筑，许多教室都是用精细雕刻的大理石搭建的。我们看到了华丽的大理石柱子和栏杆，也看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名字和雕像。哥大的宿舍则是红砖的建筑物，不但古色古香，而且爬满了常春藤。虽然地处繁杂的纽约市，哥大的校园依然优美异常，绿草茵茵，学术气氛浓厚。至于安全的问题，哥伦比亚位于纽约114-116街区，而哈莱姆区则位于125街区。两个街区比想象中离得要远一些。学校有高高的围墙，学校里面随处可见校警，相当安全。父母看了，终于同意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这次去哥大的探访，让我从不能选择自己第一志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校园里活跃的气氛，清澈的蓝天，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又让我重新扬起生活的希望。

    探访回来，我马上给哥伦比亚大学回复了offer，决定去纽约。这次选择决定了我人生重要的一步。当我在橡树岭高中完成高中毕业仪式时，又碰到了昔日的死党，喜欢光着脚穿运动鞋的菲利普·柳，他已经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当得知我没有去成哈佛的时候，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捶了我一拳，“开复，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被哈佛录取了，而你没有。每次数学比赛，可都是你把我打败了啊！”

    是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如你所愿，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某种决定的时候，就要学会随遇而安。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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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参加这个课程，将由学生担任员工并推选一个总裁，由总裁来设定公司名称、产品的推出，以及目标客户。当年，我被推选为主管市场的副总裁，负责销售。

    记得那一年，我们所创立的公司非常简单，就是从当地的建材市场买来钢材，然后让学生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工厂里来加工这些钢材，我们把钢材切割成很小的一块块圆环，然后在圆环上刻上简单的雕花。这个小小的金属圆环，就是专门用来扣住餐布的环儿。

    当时每个周末，工厂里都集中了很多学生在做雕花。在负责推广的过程中，我建议让学生家长来购买，虽然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最后，公司虽然有盈利，但是这些产品几乎是在内部消化了。

    有了这次的切身参与，15岁的我忽然意识到，真正好的产品，其实不是求人去买的，而是必须要有市场需求，真正好的产品是有人来拉住你的手，来恳求你，而我们的企业不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要央求亲属给面子购买，显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不过，这已经充分奠定了下一次成功的基础。

    1978年，火热的激情又开始在我心中燃烧，在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的赞助之下，我决定第二次参与JA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而这一次，与众不同的是，我站出来竞选总裁。在我慷慨激昂的演讲中，我结合上一次的切肤之痛，表示“自己的产品一定要有新的创意，而不是等着顾客，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们以施舍的心情来购买，而是带着激动的眼神、惊喜的心情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在这样的煽动下，同学们一致把票投给了我，而我也第一次自豪地在公司的领导名单里写上了，总裁：Kai-Fu Lee。

    眼前的商业机会让我鼓足了勇气，我很庆幸我再一次选修了这门课，并真刀真枪第一次体验了建立公司的感觉。一直到今天，我从书柜里翻出1979年公司的报告，看到那份已经发黄的由打字机打出的报告《JAST，A JUNIOR ACHIEVEMENT COMPANY》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那颗年轻而狂热的心。

    1978年，橡树岭中学里的午餐时间被校方缩短。一些同学不断向校方反映情况未果，一时间，学校和学生处于对抗的焦灼状态。没有了我办的校刊，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呢？这时候，我突发奇想，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创办一个公司？我们可以专门生产T恤，在T恤上写上标语，比如“延长午饭时间”等，这样的T恤一定会受到同学们的追捧。

    想法一出，和几个死党不谋而合。在火热激情的激励下，我们迅速推选出了领导班子，除了我被推选为总裁外，负责市场的副总裁是麦克·艾森伯格（Michael Eissenberg），负责生产的副总裁是大卫·伊利亚斯（David Elias），此外，还有负责人事的副总裁、秘书等等。

    作为总裁，我每周组织召开员工会议，在1979年的公司报告里，我还清楚地写着，“1979年的严酷寒冬里，我们开会的地方暖气系统发生了故障，因此，我们整个2月份的会议都被取消。虽然如此，我们的出勤率一直很高，整年的出勤率保持在86%以上。有四个员工保持了全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员工对我们的使命的认可。因为员工不多，几乎每一个员工都参与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最后一次会议在1979年5月3日召开。”

    作为公司领导人，我首先面临资金链的问题。除了一个公司的赞助，我们发起了100多个股东投资我们的公司，然后找了橡树岭一家生产T恤的工厂为我们生产T恤。每一件T恤上都写着“Longer Lunch”（更长的午餐时间），还画着一条很长很可爱的腊肠狗(代表Longer)。我们生产的第一批T恤是纯棉的，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样的产品既会缩水又会褪色。于是，大家一致商讨决定，只有往T恤的材料里加入35%的人造纤维或者涤纶，才能保证产品质量。又经过几轮的试验，我们发现，当T恤的材料由50%的棉和50%的涤纶组成时，才既不缩水，也不褪色，虽然这样做，会使T恤的成本增加一点。

    当时，我们采取“直销”的方式销售T恤，比如找到有高中生的家庭，一家一家地去敲门推销，这样做虽然效果不错，但是销售进度确实比较慢。两个星期下来，我们只售出了几十件T恤，感觉不成规模，于是，在1978年的圣诞节以后，我们大胆采取了新的销售模式，寻找批发商和专卖店。我们一下子卖给了批发商100件，地方零售商60件。我们会给批发商10%左右的佣金。根据当年我的记载，“莎伦（Sharon）和谢尔莎（Shielah）是两位最好的推销人员”，因为她们开发了最新的渠道。

    不过，我们这批高中生终究对机器不熟悉，许多T恤在印上腊肠狗的过程中出错而报废。这个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不合格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净利润。在当年的报告里，还清楚记录了我们的困惑，“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不合格率超过了我们原定的5%的目标，高达16%。这影响了我们的利润。”不过，每个人都带回家很多作废的T恤，作为干活时穿的衣服或当成抹布。

    1979年年中，我已经对建立公司的整个程序了如指掌，我第一次像模像样地撰写了公司的财务报告，不但包括《收入报告》（statement of earning）、《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还有《清算报告》（liquidation report），我第一次知道了公司的运转需要现金流的顺畅，我们知道批发商对于付账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需要30天才给我们结账。我也第一次知道，当我们把商品销售到田纳西州以外的公司时，田纳西州的税率是不适用的。在写财务报告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每个股东得到6490美元的回报，这个结果创造了我们高中有史以来最高回报率的公司。让我更自豪的是这个公司经过评比，得到了1978年全美Junior Achievement的第一名，成为了那一年的“Company of the Year”（年度最杰出公司）。

    这次小小的成功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收获，而且是收获一种“我可以成功的”信念。它让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宝贵的成就感，有了对生活无所畏惧的冲动，让我大有去建立一番新天地的勇气。就如同初到美国后，我大声念出1/7等于多少的时候一样，别人认为我是数学天才，而我在这种鼓励中得到了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时刻影响着我今后的选择、生活、行为方式。勇于选择，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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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男孩，从地上爬起来，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下定决心，无论哪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远也不要别人再看不起中国。

　　在学校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这里的教育宽松、自由，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和台湾式教育的死板、压抑相比，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习更为轻松、快乐。

　　在台湾，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每天早上醒来，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以及严格的考试。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它在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

　　到了美国，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而是尽量要求我们去理解。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老师都有针对性地鼓励。

　　当时这种方式对于年幼的我，只是感性地觉得特别好，没有压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在美国，每个人的分数只有一个大概的ABCD的评判。一般来说100分会得到A+，95分到99分为A，依此类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或许有时候会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但并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处于什么位置。

　　在中国，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尊的过程中，对考试、排名不那么看重，而是看重个人的特点。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励，是在一次数学课上，那是我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还听不太懂。有一天，数学老师出了道“1/7=?”的题目，然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家，希望有人举手回答。别的不会，但是这类问题可是我的强项，类似的题目，我在台湾的小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马上举手，大声回答：“0142 857！”这个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睁大了眼睛，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是“天才”！

　　对于我来说，虽然心里知道那道题是我背出来的，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才的时候，我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这种“天才论”让我觉得，我的数学不但在台湾能学得好，在美国也学得好。在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中，我越来越爱数学，成绩也越来越好。到了今天，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天才，但是我明白，正是在这种鼓励声中，一个孩子的兴趣，才能得到最大的激发。

　　写到这里，还是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曾经有个记者写自己的儿子进美国学校的感受，“10 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的确，在橡树岭读中学的最大感受就是，学校的功课十分轻松，每天的家庭作业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目。比如当时，历史课教到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不是用课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一个团队写一个话剧，或者是基于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辩论。

　　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中得到锻炼的。这样的教育的差别就是：（1）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正确答案；（2）经过参与和实践真正理解；（3）团队合作，避免零和思维。

　　在圣玛丽念完七、八年级，我又在杰斐逊中学度过了一年，之后，我进入了橡树岭高中。初中这三年里，我经历了攻克英文、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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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憋了一股劲的。那么聪明的我，不应该被语言绊倒啊！于是，我找了一大本英文单词来背，经常背到半夜，不会的就一次次地翻厚厚的中英对照字典。不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这并不是学英文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当时记住了一个单词，但是使用率不高的话，就会完全忘记。我终于悟到了，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背单词是没用的。

　　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用多交流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下了课，我不再胆怯，站在同学中间听他们说话。如果5个词当中有4个听懂了，只有一个听不懂，我也会赶紧问，同学们会再用英文解释一遍给我听。回家以后，我会默默回忆我听不懂的单词，然后记下来。而上课的时候，遇到听不懂的，我也勇敢举手问老师，“Sorry，I didnt follow  Can you say again what you mean?（对不起，我没跟上，可以再说一遍你的意思吗？）”

　　在到橡树岭圣玛丽学校的第一年，修女老师们也对我十分照顾。校长玛丽·大卫修女（Sister Mary David）甚至牺牲自己的午饭时间帮我一对一地补习英文，她复印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每天拿来给我念。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教我的第一篇课文是：
　　I have a dog named Spot（我有一条叫小花的狗）

　　See Spot walk （看小花走）

　　See Spot run   （看小花跑）

　　从这样简单的课文起步，我们坚持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学校里所有的老师还允许我享受“开卷考试”的特殊待遇，她们让我把试卷带回家，并且告诉我，“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你就查字典吧，但是你不能看书找答案噢。”

　　我每次回到家都严格按照老师说的做，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就去查字典，但是从来没有去翻书找过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是老师给我的最大信任，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通过种种渠道的学习，我的英文终于逐渐接近同龄人的水平了。一年以后，我完全可以听懂老师讲的话了，英文会话也没有问题了。我想，这和我年龄小，容易接受新的语言不无关系，但也和我大胆地使用，不怕出丑有关。后来我也发现，那些12岁以前到美国的孩子，往往都能学会没有口音的英语。

　　到了暑假，我和妈妈经常去三姐在亚特兰大的家里玩，而她们也经常给我布置很多背单词的功课。到了初中三年级，也就是到美国两年之后，我写的作文《漠视——新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居然获得了田纳西州的前十名。这对于我的英文水平，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州际作文比赛都是订一个笼统的题目，然后让写作者在这个范围内写一篇文章。当时美国即将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因此，当年州际作文比赛的题目是——《美国第三世纪最大的挑战》，当时，很多参赛者将挑战定义为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而我另辟蹊径，将挑战定义在了精神层面，那就是——漠视。

　　我在文章里写道：

　　“美国的成功是来自美国人对自由和快乐的追寻。但是，随着越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许多美国人不再通过参与来实现价值观，他们不再积极、漠视精神、放弃理想。他们失去了那种让美国伟大的积极精神。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冷漠，抽烟酗酒、吸食毒品，没有目标。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以前，人们说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现在，美国人甚至连自己也不再关心，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会使得人类一切进步的因素得以减弱，甚至倒退。因此，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漠视。”

　　作文比赛的名次一公布，整个学校就轰动了！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中国台湾的男孩，来美国不过两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并非故事的结尾。州作文比赛的传统是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这十名优胜者还要通过一轮答辩决出第一名，谁的问题回答得好，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时，答辩在距橡树岭四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小镇举行。那个周末，嫂嫂驱车几百公里把我送到了答辩地点。在答辩的过程中，戴着厚厚眼镜的女老师温和地问我，“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当中缺乏热情，存在漠视的情况，那么你如何看待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观点呢？”

　　“What？Who is Ralph Nader?（什么？谁是拉尔夫·纳德？）”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脑子一片空白。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惊讶被老师捕捉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际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机会。

　　回到橡树岭，我对这个让我与“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学校的图书馆寻找答案。我得知，纳德是一个著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倡导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产生。他一生都在与人们的漠视作斗争，他的行为与抗议漠视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尽管纳德在美国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他确实和我的作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终于理解了，对于一种语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有了这次印象深刻的答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更加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只有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的内核。我徜徉在语言的汪洋大海里，乐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对中文的持续学习。妈妈每年来陪我住6个月，这期间，我们自然是用汉语交流，另外6个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给她写一封家信，而且必须用中文写，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中文。而妈妈每次在给我回信的同时，都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她会认真地修改，标出错别字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样。我几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写作，这样的习惯，让我没有像很多小留学生一样，习惯了新的语言，却渐渐丢掉了自己的母语。

　　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6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说还读了整整5遍。

　　当时回台湾度暑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主动说我读过全套的琼瑶小说，倒是经常跟外甥们比赛谁读金庸小说读得多，人物记得牢。他们后来都不和我比了，因为比不过我，就算某个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较量，也总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劝阻：“别，他真的谁都知道！”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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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虽然来台湾多年，但是父亲一直不变的，是那满口的乡音。因此，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孩子们跟爸爸讲四川话，跟妈妈和兄弟姐妹讲普通话。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讲出很多四川话。听到川音，还觉得分外熟悉亲切。

　　在印象中，父亲言语不多，也不爱逗孩子们笑。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母亲的爱像太阳，温暖、无私而透明，父亲的爱则像月亮，冷静、理性而朦胧。

　　我曾经一度以为父亲并不爱我。他很少表达他的感受，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发现他也有他的“爱的语言”。比如他经常趁出门散步的时候，叫我一起出门上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一小段路，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独处时间。现在想想，父亲总是把这种爱隐藏在沉默的行动里，以至于太阳的光芒总是使月亮的光辉失色。

　　但是父亲总是说到做到，对孩子们的承诺从未食言。有一次，父亲突发奇想给我出了一道他自认为非常难的数学题，他觉得我肯定答不出来，说如果我做出来，他马上把他的派克金笔送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道摆火柴的数学题，需要用六根火柴摆出四个同样大的三角形，没想到年幼的我三下五除二，不到两分钟就摆好了。父亲“喜出望外”，立即把派克金笔交到我的手里，要知道，那时候，派克金笔是连大人也少有的贵重物品。

　　在平静的岁月里，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通过读他的书，听别人讲他的为人，解读他的梦想而形成的，然后在岁月的流逝中，被我慢慢地吸收到灵魂里。当然这些多是成人以后的事情，而幼时我唯一一次“偷钱”的经历，让他的话成了我终生的警言。

　　小学四年级，我看到学校外面卖动画图片的摊子生意不错，就突发奇想，为何不去买一些图片，在学校门口摆个摊子赚钱。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主意让我兴奋不已。

　　当天，我把这个主意和伟川说了，立即得到了他的响应。但是，做生意总是需要本钱的，我们小孩子自然是没有。我就从爸爸的抽屉里“借了”几千元日币（日币在台湾不能使用，所以父亲不会注意。）跟着，我和伟川两个小毛头还跑去台湾银行，想把日币换成台币，然后再去进货。没想到，银行看到我们两个是还不及柜台高的小孩，又是换那么小额的日币，就不耐烦地让我们出去。
　　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意做不成了，我就想偷偷把钱放回原处。没有想到，当我回到家里，发现那个抽屉已然上了锁，打不开了。想来想去，我决定把钱偷偷扔进家里两堵高墙的中间，然后对这件事情装聋作哑。

　　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伟川回去将这个“天机”泄露给了他的父母，这样一来，我们的秘密马上全部暴露了，父亲也自然知道我“偷钱”的整个经过，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心情如同世界末日来临，巨大的恐惧淹没了我的心。父亲和母亲不一样，他是严厉冷峻的，我以为这次一定是天雷地火一般的战争。但是，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自己让自己失望！”然后就走开了。

　　对我来说，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愧疚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句话，这让我内心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自己让自己失望。

　　至于那些日币，父亲后来用一个粘着胶带的长竹竿，把它们一张张地粘了上来。

　　父亲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内心一直藏着对中国的大爱，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他当年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作风，到台湾之后，一直致力于写作。
　　父亲最宠爱五姐。他过世以后，五姐非常悲痛，专门写文章追忆他。她说，“爸爸来台湾，祖母留在大陆，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从小，爸爸教她的第一首诗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小时候过年的对联，爸爸就写“时时勤秣马，年年望还乡”。
　　姐姐还说，父亲一生心系家国，晚年听音乐会，每每听到大陆的老歌，总是抽搐不已，难以抑制心中的悲情。“大陆寻奇”是他唯一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一直对我们说，他的母亲死在四川，而他当时并没有守在自己母亲的身边。81岁那年，父亲回到了四川老家，这对他是很震撼的一次旅程，回来后父亲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当天晚上，他取出一枚印章，说是四川金石名家所刻，他说到这枚印上刻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时，再度失声痛哭。

　　父亲的学生也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我们最钦佩老师的是他的为学与做人。老师虽已八十多高龄，但是仍然好学不倦，用功甚勤。老师的用功着实令我们后辈望尘莫及。据我们所知，老师每年均要利用暑假到美国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平时，老师则利用在东亚所上课的机会，顺便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去看资料，平均每星期至少都要去一次。这一两年两岸往来很方便，研究生去大陆搜集资料也渐渐蔚为风气。如果知道有同学要到大陆去，老师总是很客气地委托同学帮他买书回来。”

　　对于父亲年过知天命还去美国游学，我们最佩服的是他对英文的学习。在50岁之前，父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就全力以赴地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不但把不认识的词一个个地查词典，每天还利用各种零星时间看英文原版电影，找美国人练习会话。两年下来，父亲不仅能看懂英文专业论文，还可以看懂电影，会话也是相当可以。不过，就是父亲的英文总是带着浓浓的四川味道，曾经被我们兄妹们嬉笑过。但是，仅此一点，可以看出父亲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十分的自信和坚韧。

　　父亲的中国情结像一条无声的溪流，注入了我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中，当我的人生需要做一些选择时，这些理念影响了我。而这些都是我成年以后逐渐理解的。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一直珍藏着钱穆先生赠送给他的书法，上面的字苍劲而从容：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我知道，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其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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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扬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

　　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ftnun］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入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入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去探望母校。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我新书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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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订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100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闹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顽皮，妈妈还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捣蛋方法。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说：“这里是电话公司，现在正在你们家外面调试电话线，你们家电话会响，但是千万不要接噢，因为一接我们就会触电了。”对方说，“好。”此后，我和外甥们开始一次次地拨打这个电话，对方一开始肯定是不接的，但每隔5至10分钟，我们就会打上一阵，对方最后总会忍不住接一次。在接通的那个瞬间，我们马上模拟触电的声音，惨叫三声：“啊，啊，啊……”吓得对方把听筒都扔到地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伟川合著了一部“科学、武侠、传奇、爱情”巨作——《武林动物传奇》，主人公就是我的家人，我给他（她）们每个人都编了个名字，他（她）们要么行侠仗义，要么惩恶扬善。

在开篇的人物介绍里，我根据他（她）们的性格特征画了像、做了诗。我的四姐李开菁，当时又矮又瘦又黑，我却给她起名“擎天柱白高飞（肥）”，配诗是“人人都向她低头，只是因为她太高，眼睛也是十分好，是否投进了这个球？”在这首嘲笑她太矮、篮球打得不好的歪诗旁边，我还配上了“白高飞”的图片：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小人，拿着比她长好几倍的长矛。四姐气得要命，我和伟川却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给另一个外甥宇声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猪八戒拿着叉子的形象，对他我们也有详细的描述，“得其母遗传，体重三千斤。得其父遗传，没有好脑筋。”
    当然，我也没忘了自嘲，书里有句话“你要记住啊，愈吃就愈胖，愈胖就愈不动，愈不动胃就愈大，胃愈大就愈胖”，就是爸爸讽刺我胖的名言。

    在这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里，我们每个字都是亲笔而书，每幅插图都是亲笔绘制，我们还在每页的右上角标上页数，做得如同一本真的出版物一样。在这本“手绘本”的最后，我还写上几行字“1972年8月3日发行……翻印者死！”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争相传阅这部小说，大家都被里面的人物逗得哈哈大笑，妈妈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一直珍藏着这本武侠小说。这可能是我儿时最大的“文学成就”了。据说，邻居们听说了，都纷纷跑来借阅这本传奇，在小街区刮起了一阵风潮。我当时还跟母亲开玩笑说，“要不然我们真的卖给他们算啦!”

    童年的时光，短暂而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宽容和娇宠，就像阳光一样笼罩着我，给我无忧无虑的成长氛围。回忆起童年，就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荒唐可笑却又温暖如斯的时光。在我们捣蛋的时候，母亲没有板起脸孔，严厉训斥，而是如同搭乘一部哆啦A梦的时光机，回归她自己的童年一样，和我们一起经历梦游一般的快乐光影。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爱一直很透明，这也让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爱的表达”，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我新书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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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千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入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11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个孩子。

    1961年，43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年12月3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注：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世界因你不同》，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摘录我新书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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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的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捣蛋的“小皇帝”，11岁的“留学生”，奥巴马的大学同学，26岁的副教授，33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传奇的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意真情切，字字珠玑。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以下为新增城市：

10月19日（周一）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下午13:00-15:0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下午15:30-17:3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西北农林大学    
         晚上19:00-21:00  5000人体育馆 公益讲座《成长中的十个启发》
                 
10月20日（周二）广州  
         中山大学       
         下午13:00-15:0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华南理工大学   
         下午15:30-17:3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晚上19:00-21:00       大礼堂公益演讲《成长中的十个启发》
  
10月21日（周三）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下午3:00-5:0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温江大学城    
         晚上7:00-9:00    5000 体育馆  公益演讲《成长中的十个启发》
 
10月22日（周四）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下午13:00-15:0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武汉大学        
         下午15:30-17:30         计算机学院讲座《创新的未来》
         华中农业大学      
         晚上19:00-21:00     大礼堂 公益讲座《成长中的十个启发》

　　六十年风雨，中国由弱而强，中华民族已经走进世界大舞台的中心，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今天，没有人怀疑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领军地位，更没有人怀疑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看到成功，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可能会说，中国已经成功崛起，赶超美国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真的可以轻松成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吗？中国的崛起之路如此平坦吗？

　　数一数中国制造，却不拥有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产品有多少；和欧美一流的大学比一比，看中国高校在代表科研水平的核心期刊里的曝光率是多少；或者，和发达国家比较一下最能转化为产品和财富的专利数量……很明显，一些盲目自信的人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却看不到中国在经济发展源动力上可能存在的不足。他们只知道用看得见的经济数据来衡量中美之间的差距，却并不懂得，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对创新的激情，成熟的市场机制，完善而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才是美国之所以能作为超级大国立足世界的根本。

　　如果苹果公司在推出手机产品的时候，不是用颠覆性的创新思维重新定义“手机是什么”，而是亦步亦趋地沿用成熟的软硬件平台和传统设计思路，那么，iPhone的全球销量很可能还不及一部普通的中国山寨手机。如果谷歌公司在诞生时，不是用颠覆性的创新思维重新定义“什么才是最好的搜索结果排序方式”，而是满足于实现一个足够好的搜索引擎，那么，今天的谷歌也许只是一家为某些网站提供搜索服务的小公司。难以想象，离开了创新，一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该何去何从。而离开了科技，任何与崛起有关的话题就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了。

　　青年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中国有为数众多的受过良好教育，聪明、勤奋的青年，他们从来都不缺乏理想。但是，青年一代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要助力中国崛起，最最欠缺的还是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创新所必备的多元化的能力。我接触过很多青年创业者，他们或是有想法，或是有技术特长，但往往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合作，如何管理和运营。许多创业者的知识积累过于单一，缺乏多角度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例如，一个擅长软件开发，拿过无数编程比赛冠军的年轻人，他虽然可以开发出精妙的代码，但如果他不理解市场需求，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并推销自己的创意，他的创新就很难落实为具体的产品，也不会有多少投资人愿意支持这样的创业者。

　　归根结底，中国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缺少情商培养，视野狭窄，不够主动等问题，主要还是偏重应试教育的大环境造成的。比较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教育虽然有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训练，注重培养组织纪律性和逻辑思维能力等优势，但在创新最最需要的素质，如跨领域思维，多元化思维，自我表达，沟通合作等能力的培养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鼓励青年学生多实践，多表达，勇于突破既定模式的原因。

　　我一直在探索一种可以帮助青年创业者实现创新梦想的有效方法。我亲手创建的“创新工场”就是希望帮助缺少经验的创业者，通过培养有创业潜力的青年，开发有商业价值的创意，以批量化方式向市场输入创新公司，并持续提供创新人才、专业人才和资本支持。这样的方式可以将中国本土人才的创新能力，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国际化的创新运营体系结合起来，尝试一种全新的“批量创新”之路。

　　创新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青年一代是创新的主角。如果让年轻人在更注重素质培养的教育体系中成长，如果能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最好的创新平台与产业环境，将年轻人的创新激情转化为市场上的成功，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出现乔布斯那样的风云人物和全球化的高科技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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