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 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 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 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 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 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 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 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 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 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人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 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 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从他那里我感到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最优异的品质。说来话长，在那时 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 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 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杰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的诗，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 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 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 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 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 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 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 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 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 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 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 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 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 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 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 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 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 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这是多 多对他所认同的诗人爱用的称呼）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 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激动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 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 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 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就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 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 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 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 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 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如果在那黑夜的深处有一匹布罗茨基所说的黑马，是到了它来到我们中间 寻找骑手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后，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的门口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 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 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 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 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 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一 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 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 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 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 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 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 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
        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

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除了久久凝望这些令人颤栗的诗句并梦呓般的重复它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是的，在这里，在这个寂静的远离市区的燕山脚下的乡村院落里，当我遥想多年前的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当我怀念着那些光辉的生者和死者，我只能这样喃喃自语地重复说：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2001年7月，北京昌平上苑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宝岛摇篮唱片有限公司拟出版《古琴曲选集》激光唱盘八张，特约我写一篇短文，介绍一下这套录音的采访经过。我作为当年采访录音者，现就我记忆所及，对访问各地琴家的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以供广大古琴音乐爱好者，对老一辈各派琴家有个初步的了解。

近百年来，古琴一度中道衰落，琴人日渐稀少，许多珍贵琴曲也相继失传，使古琴音乐艺术陷入“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困境。三十年代，上海今虞琴社曾做过统计，当时全国琴人约有二百余人，据我们一九五六年调查，仅存八十余人了，这些人中多数已有二、三十年不操琴了，只有极少数琴人，仍从事教琴工作，生活也极其清苦。如长此以往，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古琴音乐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失传，甚至在不久的将来销声匿迹，这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来说，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灾难性损失。

一九五五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决定成立一个古琴采访调查组，组员有许健先生和我，并特聘请琴家查阜西先生为组长，我们三人一起，对全国琴人进行访问和录音。我们于一九五六年初夏，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南京、扬州、镇江、苏州、上海、杭州、绍兴、徽州、长沙、合肥、安庆、黄山、武汉、重庆、贵阳、成都、青城山、灌县、西安、天津及北京等二十二个大小城市，历时一百多天，共访问了八十六位琴家，录制了二百七十余首琴曲，大约一千五百余分钟，其中包括公元六世纪至公元二十世纪，长达一千四百多年间的传世名曲。这是古琴音乐艺术史上一项大丰收，这次采访，虽不能说是绝后，但至少说它是空前壮举，也毫不过分。通过这次采访，不仅丰富了古琴音乐艺术宝库，而且对多年放弃操缦的老琴家，也起到促进作用。有的人重操七弦，温理旧曲；有的人夜以继日，发掘打谱，将失传已久的古曲，又重新恢复了它艺术的生命；有的音乐院校开始招收学生，使琴坛上呈现出一派中兴、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采访后，我对录音的琴曲，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工作，并计划制成唱片，分批陆续出版。六十年代初，我将编出的《古琴曲选集》第一批胶带交付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特别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九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琴坛再度萧条，《古琴曲选集》的出版也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了，经过三十四年漫长的岁月，幸运的是这些胶带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在这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竟能重见天日，终于出版了，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喜讯。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语言体系不同，琴人的师承渊源、风格特色各异，每个人对曲子内涵的理解及操琴指法等，也各有不同，因此在琴坛上逐渐形成了不少的流派。当然，即使是同一派琴家，各人对乐曲的理解和处理，也不尽相同。

在这套《古琴曲选集》中，第一批编了广陵琴家张子谦、刘少椿；新浙派琴家姚丙炎；虞山派琴家吴景略、詹澄秋；淮阳派琴家夏一峰；金陵派琴家乐瑛；九嶷派琴家管平湖、杨葆元、关仲航；诸城派琴家程午嘉、徐立荪；川派琴家龙琴舫、喻绍泽、侯作吾、沈草农、顾梅羹；岭南派琴家杨新伦；吴门吴派琴家吴兆基；此外还有查阜西、卫仲乐、溥雪斋（师承不详）等琴家，共弹奏了五十三首琴曲。这二十二位琴家，均是当代各派的著名高手，迄今为止，已经有二十位琴家先后作古了，目前尚健在的两位琴家都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不可能再重理丝桐了。

这套《古琴曲选集》，虽然未能容纳下全部采访的琴曲，但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古琴的主要流派和传世的著名琴曲。因此这八张激光唱盘，称之为中国古琴音乐不可再得的稀世珍品，是当之无愧的。

为了便于欣赏每位琴家的个人独特的风格韵味，在琴曲次序编排上，尽可能将每一位琴家所弹奏的琴曲集中在一起，但又由于胶带时间的限制（原来是根据胶带时间编排的，而不是按目前的激光唱盘时间长度编排的），不得不将乐曲长短搭编，故本套唱盘未按琴曲历史年代顺序编排。这些曲子，均为五十年代录制的，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立体声音响设备，音响效果可能不如现在的录音，但这许多琴家造诣高深、琴艺超群，特别应当说明的，他们弹奏琴曲都是用自己珍藏的唐、宋、元、明各朝代的古琴，和传统丝弦弹奏的，那苍古淳厚、柔润清丽的音色，和尼龙钢丝琴弦是大不相同，可谓别有一番深沉古朴的韵致。我深信这套激光唱盘问世以后，不仅为研究中国古典音乐的中外学者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为广大国人提供了欣赏古乐、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的入门阶梯，作为一名古乐研究者，我衷心希望海内外有志之士，为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乐文化共同努力，使渊远流长的古琴音乐艺术，永葆青春、重放光彩。

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涉足政治，一种是淡泊自甘的。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王小波曾经把在中国治学的知识分子比喻成“在一个搬家的大杂院里，找地方做 窝下蛋的老母鸡。”惶惶然，心旌乱战，身不由己，裹挟在政治运动的洪流中载浮载沉者居多。像钱钟书和杨绛这代人，做学问的投入产出比，可谓低矣。军阀混 战，抗日，内战，三反，五反，清理中层，文革。。。。。。。。一位与之同代的学人感慨道，自打１９４９怀拳拳报效之心归国，之后能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超过三 分之一，就这没有人身威胁的三分之一里，还要忙着开会，洗脑，写报告等等无谓的活动。磨损太大了。

所 以，当我啃着麻辣肫肠，喝着优洛乳，躺在香香软软的被褥上晒太阳看书的时候，倍感幸福。我想钱钟书和杨绛，最恬淡美满的时光，大概也就是最初留学牛津，心 无旁骛，悠游书林，剔除人际磨损，两张小铁床，棉麻床单一铺，夹盏小台灯，一个说，一个和，一个“恩”，一个“啊”，人和人，人和书，“相看两不厌”之际 吧。

再看之后抗战归国，挽起袖子做“灶下婢”，纤指细细伸进煤粉里搅拌煤球，指甲里的秽迹，隔夜不去。最痛苦的是大家庭杂居，小家庭离 散，私人感情空间完全被碾压，真是残酷。就是这样的重压之下，她还是写成了成名作《称心如意》。好不容易熬到抗战结束，又是接连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教 授们要依次自我改造，交代自己思想里不干净的杂念，名曰“洗澡”，在清华教课的杨绛，始终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之“底”何在，直到同事杨业治走过她身边时自说 自话般唠叨“

我 很喜欢这本不知该称作什么文体的书——《听杨绛谈往事》，我看见了“过去的品质”，这个东西，在《上海的金枝玉叶》《合肥四姐妹》《张家旧事》里，依稀相 闻。这是一种亚光却不暗哑，低调却不哽咽，醇香却不刺鼻的品质，它像北极光，明亮，坚韧，耐寒，在人格的高纬度处闪闪发光，而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 种品质，是知识分子的方正和清廉，可爱的迂气，对知识的敬意，不实用的理念洁癖：杨绛的爸爸为了立法公正，毅然辞官南下谋职，秘书顺手为了写了致军阀的欢 迎词，不过是虚应故事，他愤而拍案，登报澄清，这种品质，是钱钟书和杨绛，在日寇占领时，坚决不趋就敌伪的高薪工作，哪怕孩子营养不良得了骨结核。这种品 质，是杨绛有个三姑叫杨荫榆，当年镇压北师大学生运动，被鲁迅呵斥的那个阴鸷老女人，其实是杨家的第一个女留学生，晚年她退居老家，目睹日军之掳掠暴行， 数次收留逃亡女学生，结果被日军射杀；这种品质，是钱钟书翻译毛选时，毫不留情的指出了毛主席的记忆错误，胡乔木冷汗直出，从全国调来几十个版本的《西游 记》核对，纠正了毛主席的误笔，这种品质是蜗居在没有暖气的杂物间里，也不接受江青施舍的一间房。这种品质，是不趋权贵，宁就平民，安心的穿着“隐身衣 ”，自甘卑微，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保我天真，存我质朴。

翻 卷看到杨绛是巨蟹，７月１７的，我想，啊，钱一定是天蝎，查了一下果然是！天蝎加巨蟹就有这种格局，就是，两人单独与他人相处都不能很融合，但是此二人却 是“相看两不厌”。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也是。钱笨手拙脚，生活能力低下，杨绛生产住院，家里的门轴坏了，台灯暗了，桌布脏了，钱钟书像个负罪的孩子一样咕 哝给杨绛听，杨说，没关系，我回去就好了——巨蟹是最有母性的星座，钱钟书自小被过继给伯父，雨天穿布袜，钉鞋大了塞团报纸就糊弄过去，是个自幼饱尝伶仃 之苦的孩子，他在杨这里得到的，大概就是事事笃定，秩序井然，被庇翼的母爱。他们的女儿钱瑗，一直也是把爸爸当玩伴。查尔斯王子那个路数雷同。

   杨绛出身启明女中，也是中国最早的女中，记得陈丹燕说过，她采访中西女中的时候发现，这些女校出来的女性，视之教养周全，接人待物彬彬有礼，其实骨子里都非 常的自强，自立，硬骨。杨绛看似柔驯，说是秉其母脾性，圆融宽厚，很有亲和力，妯娌说她是“拿得教鞭，弄得锅铲，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连钟书的叔叔都夸 她“是糯米，我自己的儿媳反倒是梗米”，其实她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比如文革里被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就干脆愤而反抗，毫不妥协，和造反派对骂。还有骄傲的 反骨：被人泼了脏水，不但不关门上吊，反而笑意盈盈的提个菜篮子，专往那人气密集的地方去。矜贵如兰，也可以泼辣如芥。

   作者吴学昭，肯定熟读杨之前出版的书《在启明上学》《我们仨》《干校六记》《洗澡》《杂写和杂忆》。洪大的信息流，被整合的非常服帖，前半本尤其顺畅。这一 本，可以当作之前五本的梗概版。读来时有眼熟处，然而当作复读，未尝不可，何况吴学昭是吴宓的女儿，近身杨绛的机会超乎常人，可以得到很多的新鲜八卦，比 如费孝通和杨绛的绯闻，费自小爱慕杨，然实属“剃头担子一头热”，用杨的话说是“那是他的初恋，不是我的”，并正言告知费“朋友关系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过 渡”，之后对费的单向倾诉，不理不睬不辨，低温处理。文革解冻后，钱钟书和费孝通一起出国，费手头宽裕，要为钱买邮票，让钱把写给杨的家书按时寄回，钱说 “我们真是同情人”。自此三人友好往来，其趣味度，直追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角故事。。。。。。端正，清明，磊落，又不恪守方圆，干净是欲念的洁净，不是 表象浮沫的撇清。在我看来，这也是“过去的品质”。

这本书我从后往前看，直到将这位97岁的老人看成豆蔻年华的“北京女孩”，全无怪异感。只是觉得，从后向前看也就罢了，错不该连续两个晚上都选择睡 前读。暖气早就来了。可读诸如“剩了一个我”之类的章节，还是心里发凉。尤其是看到老人只身孤影一个辗转于闺女丈夫两下里强颜欢笑瞒病情熬岁月之类晚景， 画面忽就全是黑白的了。如碎银子般的掌故散漫而全无章法地密布于灰蒙蒙的字里行间。及至向友人转述其间细节，竟不成句。这才发觉，悲凉常如一团厚重的积雨 云，不能文摘，更无法转述为一个简单妙语。反是书中副线之一费孝通早年追爱杨绛的细节那几天我逢人必说。原来，可能转述或快递的永远只是青春、爱情或快 乐，而悲情之哀凄凉之苦只能杨绛老人独自饮泣。

与去情景化、去过程化的所谓“化约主义”相反，传记作者在处理经验材料时通常需重新情景化，过程化。从这个角度看，本书首章以“北京女孩”起始，端 起来的架势并无差池。而若以章节名看，这个架势自1至9为止，也算贯穿始终。在章节标题1至9中出现的启明、振华、东吴、清华、牛津、巴黎之类，清晰地标 明了传主的生平地标，用的是同一种颜色。而自10节起至终篇，则开始随意多变。如“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妻子-情人-朋友”、“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近似，属评价；而“我是一个零”、“我仍是一个零”、“剩了一个我”、“逃——逃——逃”则换成了传主独白。单一单元看似逻辑恰切的命名合在一起，浮现而 出的，竟是某种不易察觉的迟疑乃至某种不宜直说的妥协。

同此，人称选择的过度随意以及由此连带而及的叙事样貌的混搭也就成为本书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当往事中人分别被称之为“北京女孩”、杨绛、“杨绛先生 ”、“杨先生”、“阿季”、“东吴高材生”、“圆圆”、“钱媛”、“钱老师”、“钱锺书”、“锺书”、“钱先生”、“默存”后，传中人物在时间长轴上的颠 簸沉浮自是隐含其中，可这些对阅读本身而言，也就约等于骑上旋转木马。轴心当然仍为杨绛无疑，可不断变化的角度、场景，加之随意更迭的语调、腔调乃至各类 不同转述文本的混搭，都使得不断调焦成为阅读本书的首要动作……其实，是可以通篇实录的。其实，是可以直接实况录音的。

面对如此随意，解释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假使允许从诸多选项里挑选一种，一厢情愿，我愿将这般“随意”解释为一种习惯性躲闪，一种或许完全出自无意识 的策略性规避。倨傲和惊惧混合在这个看似气定神闲实则躲躲闪闪的随意眼神之中。它不完全就是斯德哥尔摩症，也不完全就是驼鸟谋略，而更有可能是一种源自 40余年前文革阴霾的延时化学反应？我是这么猜的。一次，和朋友王曦谈起名士风种种，其中之一可名之为“特立独行”。对本书作者而言，传递、转述这种“特 ”或“独”想来殊为不易。更何况传主有言在先：“征得我同意的传记只此一篇”。是，这都是我猜的。

如是，本书阅读实况与其说是一种非虚构不如说是一种再现性的非虚构，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传记之外少许文学。老早就已大致知晓所谓“传记文学”的不 堪。可直到长成一把年纪，我才渐渐懂得不堪之外，传记且文学，常还有不得已的委曲与狡黠。好多话是非要文学一下方才方便表述的。至于能否听出弦外之音字外 之意，讲古者乃至传主已是阿庆嫂，读者是不是能刁德一就说不好了。套用英国哲学家阿特金森对“历史Ⅰ、历史Ⅱ”概念的定义，本书委委婉婉呈现出来的既有“ 往事Ⅰ”，也有“往事Ⅱ”，有时，它其实是一组关于往事的理解性复述。而如是复述中直白与委曲并置的奇异文本样貌或许非要到很多年后才更方便脱口而出。

是，那几天，书中副线之一费孝通费老早年追爱杨绛的细节我逢人就说。1932年，“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 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如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 不妨绝交。”（P73）1998年，“钱先生去世，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P74）这两句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杨绛语文意味驳杂委曲多趣外，让我想到的，是杨绛老人常被援引、出自《丙午丁未年纪事》的那句隽语：“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是，这美好的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