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逐利催生“奥数”疯狂

　　中国基础教育真是毛病深沉，怪相丛生。近日，成都市宣布，以如下四项措施“封杀”奥数教育：“教师校外兼职教奥数或私办奥数班将被严处甚至开除”；“民办学校小升初或初升高的‘自主选拔试题’不得有奥数内容”；“公办学校以奥赛成绩选拔学生，校长最重可‘撤职’”；“教师进修校、少年宫等‘半官方’培训机构停办奥数班”。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果能照此办理，则“奥数”有望在成都绝迹。
　　“奥数”在中国已经声名狼籍。它受到的口诛笔伐之严重，仿佛世界上真的出现了一个恶魔，名字就叫“奥数”。许多公众获得的认知是，“奥数”毒害了中国人！八零后赶在中国刚引入奥数时上学，现在，他们的孩子又开始接受奥数教育，从自身的体会出发，兼以爱护孩子的本能，他们是强烈谴责奥数的主流人群。有一篇痛切的长文，其标题称《奥数：少年的痛苦史，成年的自卑史》。此外，中国还被指已经存在一个“奥数产业链”，有人籍此谋取了大量“不义之财”。
　　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评论家杨东平先生有多篇抨击奥数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叫《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新时期以来，如此惊人之语用在任何别一事物上，都是很令人诧异的，但用在奥数上，获得的却是热烈的赞同。中国的家长和关心教育的人士长期积郁着的“奥数仇恨”被杨先生引爆，许多媒体跟进，众口一词地抨击，央视“实话实话”在此基础上做了一期节目，痛诉奥数的“罪恶”。 成都市政府表示用一年时间“封杀”奥数的消息一出现，立即引起全国舆论追捧。6月9日央视新闻频道报道这个消息时，用了街头采访市民的镜头，按说这样的采访应该是随机的，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不，都是诅咒奥数的。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被人这样的忿恨，都应该完结了。现在，我们讨论的不是什么根本性的制度，只是教育制度下的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当然，反过来说，一个教育教学的方法，演化成一个让人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那就与教育制度有关了。那么，奥数为什么一直存在呢？实际情况是：人们一边骂奥数，一边把孩子送到奥数班去；而教育当局，则在人们的的反对声中，一直把所谓的奥数成绩，作为“重点”或“名校”的小升初和中考录取的标竿。
　　很明显，只有考试和升学的魔杖才能把全体孩子赶进同一个课堂。如果实行公正平等的教育，不搞那么多公立的“重点”和“名校”，如果这些“高人一等”的学校不把奥数作为录取新生的要求，奥数怎么会被妖魔化成今天这种状态？换句话说，奥数的危害是教育当局行政不当造成的。现在，他们要“封杀”它，结果又会如何？我的看法是，“封杀奥数”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一个“国际笑话”！
　　成都“封杀奥数令”的级别够高了，是副市长和教育局长在“成都市推进初中名校集团化办学工作会议”上发的“狠话”。只要想想这个号令是的“出生地”，就知道它差不多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一直以来，公立教育的财力物力都堆向“重占”和“名校”，维持这种不正常局面尚属不当，还要“推进”它直至“集团化”，这就更不是一般的思路了——为“奥数危害”准备了条件。请问，你这些行将集团化的“名校”如何招生，要维持荣耀的升学率，能不挑选数学尖子吗？选数学尖子能不考察超常的数学能力——即所谓的“奥数”吗？“教育集团”都以奥数取生，能不催生“奥数班”吗？
　　“封杀奥数”的“四项措施”本身，就是中国基础教育病态的标志。它不仅背离学校教育的基本规范，更严重脱离现实。请问，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会以行政命令禁止而不是鼓励教师辅导学生，无论课内或是课外？并且违规的处罚之严厉，到了要开除教师和革职校长的地步？或者辅导其它的可以，辅导数学就不行，因为数学有“奥数恶魔”的嫌疑？想想看，如果以后有老师不忍有数学兴趣和才能的孩子独自摸索，就只能秘密辅导，这是怎样荒谬的情形？此外，你又凭什么控制“民办学校小升初或初升高的‘自主选拔试题’不得有奥数内容”？民办学校招生考试出题的自主权都没有，还算什么“民办”？数学题目并没有打上奥数不奥数的标记，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判定民办学校择生的某一道数学题“违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基于教育常识做出的严肃决策，而不是要创造教育史上的笑话吗？

理性的民族不背叛数学

　　如果真的是奥数危害了我们的教育，是奥数让童年没有快乐，是奥数让青年没有创造力，那么，消灭了奥数，就将迎来中国的教育的好日子了！但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我们的教育搞坏了奥数呢？
　　当初引入奥数，只是一种挑选少年数学才能的考试，没有奥数教育。后来的“时事”才造就了“奥数班”。随着教育“产业化”的疯狂，大量的公立或公民“互助”的“名校”诞生，收费越来越高，生源竞争激烈，奥数成为择生考试的项目，不学奥数就进不了“名校”，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奥数教育于是常规化，成了一种加量的数学教育。这就是目前被大家诅咒的局面。
　　出于人类的智力特点，多数孩子并不适应奥数训练，训练的结果不仅增加孩子的痛苦，而且损害健康的智力。下面这些例子都被人说滥了，但道理就这么一个，还是举一下：如果钱钟书这等人所共知的偏才，少年时代被父母塞进“奥数班”，情况可能是很糟的。但现在的少年钱钟书可能正关在奥数班里损害智力，剥夺快乐和消灭自信。因为不这样，他便没有机会进“名校”，起跑的道路就不通向北大。
　　这样说来，事情就归结到“因材施教”这样常识性的教学原理上来了。常识是要尊重的，而不能用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去做“活体实验”！每一个人的左半脑和右半脑的“联系”不一样，错误的教育确实可以使青少年天生的才能消泯。本文前面列举的受过奥数“迫害”的成年人的痛苦回忆，竟然自我评判是一段“自卑史”，即可证明。
　　但是，说白了，奥数教育也就跟体育、音乐、美术和棋术等所有“特长班”或补习班一样，不要把没有该项兴趣和特长的孩子弄去乱整就就行了。许多国家都有特长教育和假期补习。通过奥数教育去发现和培养有数学才能的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数学不仅需要天分，也需要训练。就像钱钟书小时候就没有看见过书，就无书可“钟”，就可能泯然众人矣一样，数学才能也需要从小培养，甚至需要师承。所以，有天分的孩子需要奥数，也需要“课外辅导”。
　　不过，奥数教育的妖魔化，或有出于某种技术上的误解。杨东平先生这样真资格的专家，在《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里，也把那个有多条线段连接的图形的题目，说成是他当年初中才开始学习的几何问题，由此认为让小学生做这样题目有危害。实际上，小学的某些“奥数题目”也许按初中的方法也做不出来。可是，对于有数学天才又接受过恰当训练的孩子来说，并不存在小学或初中的问题！华罗庚小时候捉摸的某些问题，杨先生和何三畏现在都搞不清楚。所以，只要把奥数向有才能的孩子开放，就没有问题。
　　奥数作为发源于苏联的一种发掘青少年数学才能的竞赛方式，已经为五十多个国家所接受。在我们把它搞臭的过程中，它是在走上坡路的。它可能是前苏联留给世界的少数超意识形态的正面遗产之一。现在，就这样的一种智力特长的竞赛，居然成了人必诛之的“邪教”，有关当局不得不顺乎民意，誓言花一年时间把它铲除！这种思路之荒谬，正如政府搞腐败了，人民就发誓取消政府而不是建设一个廉洁的政府；牛奶被加入了三聚氰胺，就让奶牛从此不产奶……一个上升的民族不可能这样简单粗暴。
　　对于这个有着古老数学传统的国家，难道还需要重提数学的重要性吗？数学的重要在人类发展史上从来都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应该承认，一个民族的数学能力，跟它的竞争力是正相关的。不要忘了，伴随文艺复兴的，也是近代数学的复兴。而目前世界上那些发达的国家，那些理性的民族，大多对近代数学有着重要贡献。
　　仅仅二十多年前，这个正在诅咒奥数的国家的青年，还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奉为人生信条。那也是一个科学复兴的时期，人们充满上向的热情。但那一朵启蒙的昙花转瞬即逝，通过不到两代人的努力，这些自称热爱科学的人们就把集体反水，要把当初迎进来的奥数圈进黑名单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符合把数学当工具，甚至当成人生就业的敲门砖的实用逻辑。当他们发现“天下并不怕数学”时候，数学当然就成为不合脚的小鞋。然而，我要说的是，当这个社会的中坚这样执掌教育大印，而他们的下一代对世界上最纯粹的科学——数学失去了纯然的热爱，或者说这种天然的兴趣已经被我们的教育破坏怠尽的时候，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这种愚昧的因子不仅祸在当代，还会延及千秋的。

（2009-7-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我怎么数来数去，就没有“七种情形”呢？）

    可是，据我所知，季羡林先生生前对这个称号是坚辞不受的。任继愈先生最后的岁月曝光率很低，几乎不见报，没有机会被当今有“大师癖”的媒体验明正身，并未见称大师的，但现在既已辞世，也就不咎追谥。但假使任也像季先生一样，被高层作为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道具，媒体在他生前去追封大师，说不定他也要诚皇诚恐。

    看来，按今天的媒体风气，年龄大就是大师。因为，如果把今天被媒体封为大师的老人，放在他们真正从事文化（或者政治）活动的年代，跟他们同代人在一起，他们确实也只是“小师”。要知道，一个人过了六十岁再“大”一把的可能性不大。

    说白了，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甚至没有共识的时代。请问，有谁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价值观，有谁统领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观念？解释了这个时代重要的困境和比较根本的问题？大师在哪里？任何一位可以做“小师”的都别骄傲，否则都只有挨板砖的分，不要说“大师”了。

    放过这些老人吧。放过现在还健康生活着的一些文化老人。如果他们不是有政治背景，或者没有在老人节被高层“亲切看望”过，一不小心被媒体加封大师，还可能安享着晚年，否则，就可能没有清静日子过了：文怀沙先生就是活证。

    不过，在今天，也不是不可以产生大师。但这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像余秋雨先生那样。他在上海被官方钦命为“大师”，建了“生祠”，余先生则施施然坐上大师椅，道：由老师“退居”大师了啊……吓死你背时！

    这个时代就只有这样的大师。

    你再叫谁大师，岂不是侮辱人吗！

    要不，人家就会回儆你，说，“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张云良，成都6·5案犯罪嫌疑人，曾在文革后期被判“投机倒把罪”，后来成为穷光蛋。

互联网也认人吗？前几天，我给人传一篇文章，内容是一些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写的多年前的事情，无论是QQ直接传，或是用附件传邮箱，都被“绿坝”了，还客气地表示“为了保护你……”

    到底奥数班不是跟体育班、美术班、音乐班及所有“兴趣班”一样的性质吗？为什么惟独奥数成了邪教？

    为什么奥数在别的国家能够培养孩子的智力，发现并培养天才？

    数学是一个民族智能的体现，它终究还体现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文艺复兴的历史被人文学者叙述时，或者我国转述文艺复兴史的时候，“忘记”了一点，即伴随它而来的，也是数学的复兴，是现代数学的兴起。很遗憾，它首先在西方兴起，没有在东方兴起。

    但奥数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害人”的东西，杨东平先生有文章，标题叫《打倒万恶的奥数》。试想除了奥数以外，对任何一样事物喊“打倒”，不被惊为文革语言的复兴，而“打倒奥数”却赢得举国上下一片喝彩？而打倒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它“万恶”。

    “奥数害人”是人为的，“奥数”可以不害人，但是，有一样东西害人，却既是人为的，也绝对的害人，那玄机隐藏下面那一行斜体字里！公办教育搞“名校”，是教育不等标志，这是早就形成的，跟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现在它还要“集团化”，事实上现在已经集团化得差不多，但还要“推进”！

    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他们有可能把奥数铲除了。在一个文明国家，或者以数学的精神，公务员讲了话是要兑现的。假如，当然只是假如有可能认真一回，我就担心，明年的现在，要是奥数还在，有关官员也在，你是不是需要再解释一番？

    看来，在成都，至少在小升初阶段，“奥数”有望改称“名校集团化特种数学”了！

    我曾经想，像胡适那样痛苦而坚定地离开大陆，内心对时局的判断需要多么的清醒。有时我又想，或者，那时要看清形势，应该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国民党固然腐败，确实黑暗，但它多少还留存一些现代政府的形式，而大陆1949年后演出的正剧，不是此前已经试演过的么，例如在延安。

    这篇文章，综合了此前已经多有叙述的材料，作者的取裁表明了他的判断。近年来，许多文章深情地缅怀那一段历史，感叹而唏嘘，人心的向背是明显的。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为已经发生的史实找注脚。当然，这一段历史目前还是羞羞答答的，还有待更明确的阐发。

    文章标题说他们当时的选择，是在军队围城时的“去留抉择”，其实，从后来发生的历史来看，此一去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转折，也差不多是国家命运的缩影。他们离开了，差不多都没有再活着回到故乡，这是多么悲剧的命运。但是，他们有谁后悔过吗？

北平围城中的去留抉择

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49年1月，对于北平的知识群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分野，对于那些保持中立，醉心学术，埋首于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来说，这一刻是到了非要做出选择的时刻了。
　　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的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报》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
　　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傅斯年与朱家骅，具体执行人则是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计划列出了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胡适离校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不啻为天方夜谭。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 “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与胡适一样，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围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主动将南口等地的国军撤回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还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傅作义的军事发言人向北大、清华、燕京和师范大学的校长表示：“局面确实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立定脚跟，就有法子来还击。”然而，国军的“乐观”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在城里四处探询消息，随时准备着应对不测。
　　北平围城当日，胡适正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位在北京大学服务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长饱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然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北平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 抢救大陆学人”小组的特派员陈雪屏已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得知这一情况，深知胡适不动局面就会失控的蒋介石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也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三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在南苑机场登上了南下的专机。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随即便发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顾的惨剧。一个育英中学的学生被飞机中途抛下，幸未丧命。而机场上有些无人认领的小汽车便被人开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

　　书生用命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与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并称“清华四才子”，从上中国公学开始，吴晗就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吴晗留校任教，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任职于“西南联大”的吴晗思想急速转变，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
　　这次解放区之行，吴晗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北平的知识分子中与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权的鼎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
　　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
　　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这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哲学大家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汤用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选择。如果汤用彤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于是，北大地下党决定全力挽留汤用彤。这时，身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汤用彤。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后，汤用彤决定留下来，与北大师生共度时艰。
　　胡适南下后，北大没有了校长，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胡适的嘱托和教授们的信任，更让汤用彤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胡适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飞机来接汤用彤等人南下。汤用彤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如此深厚的交往，让贺麟在留走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又很容易成为日后算账的把柄。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就在胡适离开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去留两难的又岂是北大的教授们。
　　城外清华、燕京大学，城内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学者文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而对政治不甚萦怀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黎锦熙择选了留下。
　　梅贻琦入城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4 8年12月15号，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然而，这一次的选择注定要让这些昔日的友朋远隔天涯。季羡林回忆说，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一二了。

    7号，央视新闻频道，多用一个词叫“群众”，如“一个群众”从电影院往外跑，看到外面有“一个群众”正在被打，就吓得折回来了。“群众”这个概念更有意思，“群”而且“众”，就是多数人了？在个群体事件中，如果你被认定为“群众”，你的命运有两种，一是“不明真相”，一是“受害者”。

    这么敏感的事件，如何报道？不面向市的纯政治媒体，当然随便怎么报道都没有错，但我们要在市场卖的，还要有尊严的媒体，怎么办呢，虽然官方会发指示。

    以前，民族问题是媒体的禁忌，仿佛不存在这回事，官方媒体有所涉及，也只是宣传，正如这一次，7号晚上，央视新闻频道选了一个在新疆的汉族“道德模范”（时间倒是很及时，是重播呢，还是提前播的？）。

    想起前年夏天，在乌鲁木齐市，访问书记栗智（昨天在央视新闻频道见他电视讲话），他老提“三种势力”，我不得不下了点功夫去想。后来，看了王力雄先生的有关文章。但我还是懂得太少了。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该“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这一篇专栏要写的人和事，远跟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有关，近则是被不久前的一个颁奖盛典引发出来的。

3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两年后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而我的心底却隐约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着很浓的普洱茶，沉着气，把它强行压了回去。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几天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还另外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的好，“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他在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做网民调查，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对票为零，每一条跟贴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从动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分钟起，我的内心始终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詹姆斯的发问是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问题，他的原话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7月1日起，中国政府将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必须预装一种软件，而该软件可能屏蔽一些网站。你能否证实？

    詹姆斯的问题貌似平和，但隐含着对中国采取加强互联网管理措施的质疑。

    秦刚微笑发问（他先生的任务是回答问题的，他发问叫咄咄逼人）：你有孩子吗？

    在对方不明就里、哑口无言时，秦刚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了所装软件的名称和用途，以及安装软件的初衷。他指出，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此举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

张公者对话余秋雨全文(2009-07-05 10: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