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爱的不是美国、恨的其实也不是美国，而是它身上的一个神话，是被神化的美国梦。这个梦不仅绑架了美国，也绑架了世界。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误解美国，连美国也可能一直在误解自己。

归零地——美国这样命名世贸中心遗址。“9·11”事件带给美国的，是文化理念上的神话“归零”，而其后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政治经济体制理念上的“归零”。这两次挫折，让美国回到一个真实的原点，也构成了重新认识美国的机会。此次与白岩松一起走访美国各地，不是为见证一个落难的帝国，而是尝试理解突破神话之后那个真实的美国。

路上的行人比想象中还要稀少，在纽约下城区的华尔街，而且看得出，他们大部分是游客——手持相机，兴奋地指着各个地标。从游客们的脸上，我发现了那种看迪斯尼影片长大的孩子走进迪斯尼乐园时的表情，兴奋、惊奇，到处留影，他们很容易找到影片《华尔街》那部大片的若干场景，有人跑到无辜的公牛雕塑那里，在牛头、牛屁股边合影，甚至爬上牛的身体。这就是华尔街，是报纸里、电视里、电影里、小说里描绘多次的华尔街。而现在它存在的意义，似乎更多是一个景点，一个主题游乐场。

同行岩松告诉我，上次他来的时候，华尔街到处都是上班的白领，他们行色匆匆，或者坐在大楼前的阶梯上抽着烟，那么意气风发，那么焦虑，他们手上操纵的，是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他当时深深被这种气概震撼，而现在他们撤退了，除去为游客准备的设施，其它部分似乎都可以不存在，街上店面大面积关门——他们曾为这里上班的白领提供服务——只留下一些口味各异的餐馆和纪念品商店，我想，或许他们就是靠做游客生意存活下来的。应该说留下的，是美国梦的躯壳，吸纳着外来的游客。

萧索的不仅是华尔街，甚至在商业最繁荣的时代广场，也出现了未能租出去的店面。在世人熟悉的景观中，前一个租客“维珍”的LOGO还悬挂着，但出租的提示显得那么刺眼。283号是著名的雷曼兄弟大楼，密密麻麻的门牌曾布满整个大厅，而现在一片空白。大楼的门卫却很欢迎游客在门口拍照，还对我说：“Enjoy（享受吧）”——像极了迪斯尼乐园工作人员反复告诉我的话。享受什么？享受抵达这个地方的乐趣，因为不断的宣传和渲染，整个美国让我们在抵达时能有那种梦境实现的快乐？确实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华尔街，因为其经济功能的衰退，游乐作用更为明显，更像世界上最大、最高端的游乐场。对全世界的精英来说，这就是现实的梦境，这就是迪斯尼的成年版。

商品是最好的布道工具

美国何以成为整个世界的梦想游乐场？

著名学者卡尔·桑德伯格在上个世纪有个回答：共和国就是个梦想，凡事都源于梦想。

这是个太多人知道的梦想源头了：17世纪初，一批被英国流放的清教徒，乘着后来举世闻名的“五月花”号开始了跨海航行。他们是宗教理想主义者，是诗人、哲学家，他们被旧世界的等级、腐败、不公所戕害，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时，觉得陌生又熟悉——这简直是放大版的英吉利，有更广的平原、更大的湖泊、更长的山脉，而更重要的是，正如以前英国得益于英吉利海峡的隔绝，孕育出自己的文化，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被两个大洋保护，简直是上帝赐予的梦想试验地。他们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避免他们曾遭遇的所有不公。

说美国是建立在梦想上的国家，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从一个梦想开始，这个国家开始了系统的完善，开始了肌体的生长。而这个梦想的核心，或许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在《美国例外论》一书中提出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信念上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一套美国价值观。

也就是从到达北美荒原的那一刻，他们就定下了对梦想的契约。当时的领袖人物、牧师约翰·温思罗普在上岸时说：“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全世界人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使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究只能给世人留下一个故事，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这个演讲实际上还有续篇，那个牧师接着说：“如果这个美国不是一个希望之乡，没有受到美好未来设想和远大理念的引导，那么这个美国就不是先辈馈赠给我们的美国。”

美国拒绝成为笑柄，它理所当然要成为希望之乡。因此李普赛特说，“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对美国这个理念的认可。

在我看来，正是从这个承诺开始，这注定是个泛宗教化的国家，但美国的宗教并非只是基督教，而是对美国梦百分百的认可。在美国这段时间，我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据说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拥有国旗最多的国家，几乎人人都在自己的公司、家里挂上国旗。整个国家几乎是美国梦的体验馆：关于美国梦的音乐，在百老汇演了又演，在华尔街，每次交易都要在美元上看到国家箴言“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宣扬美国式精神的教堂成了金融机构之外最大、最多的建筑……可以说，整个国家都是大教堂，生活的每个侧面都是仪式，而最大的布道工具就是商品。

我们去看了一场NBA比赛，在比赛开始前，社区选派的拉拉队员上台表演，当地教师或杰出人士用各种奇特的唱腔带领大家合唱国歌，每个队员都拉着本地的学生上台。在那一刻，我才明白NBA一直吸引人前来的原因，比赛是一部分，此外还有像社区一样的活跃气氛、宗教礼仪一样的温馨气氛——这使比赛不仅是比赛，也是社区活动和爱国教育。唱国歌时，孩子们都把手放在胸前，表情肃穆而纯真，我知道在那一刻，这些孩子越发笃定地热爱和相信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

当然这只是一个侧影，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都和梦想结合得那么紧密。看完比赛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NBA球星科比的中学母校，学校的老师和科比当年的队友接待我们。他们告诉我们，学校为每个孩子提供参与各种比赛、各种活动的机会，让每个孩子得以体会各种职业的快感和挫折，进而选择适合自己天赋和梦想的道路。关于各种职业，无论是篮球运动员还是服务生，好莱坞负责制造一部部影片，美国人简直把生活过成了真人秀。这无疑是对的，人最容易坚持、最容易做到的事，就是自己选择的梦想。

要离开的时候，白岩松特意坐到当年科比坐过的位置。桌椅并非排排对齐，而是鼓励人人参与的“回”形，教室里到处贴有出自《第22条军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美国式名著的箴言，此外就是学生们在各种活动中的照片及所获荣誉。不仅这间教室，全校都像个梦想陈列室。白岩松对着镜头说：“我开始了解，为什么这里能走出一个科比，还可以走出更多的科比。”我也开始了解，为什么美国能出现那么多卓越的人，而且还将出现更多这样的人。

突然想起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对我们所说的，他销售的不只是比赛，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梦想的路径。当我回国后，看到街头有“BULL”牌的小吃店，有“火箭”的连锁店，看到运动鞋广告中的NBA明星，我知道，大卫·斯特恩做到了，美国也做到了。

美国简直是一家梦想销售公司，把所有美国人囊括进一个个梦想的真人秀节目中，通过梦想激励出这个国家最大的力量。这是多么狡猾的方式，梦想推动社会生活不断改善，为加注在上面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提供了间接证明，为美国的一切理念正名，美国甚至通过商品销售，把全世界都包裹进去了。

被神话绑架 

终于看到了那个著名的伤口，看起来它依然突兀得让人不太舒服。

在一片高楼之中，铁丝网把它圈了起来。总有游客在这里驻足留念，还有零零散散的小贩，据说其中有的是华尔街的失业人员，他们叫卖着“9·11”袭击场景的图像。虽然他们痛恨这次灾难，但如果痛苦能换来钞票，为什么不呢？

世贸中心遗址南边一条小街旁，墙上有一组约20米长的铜浮雕，表现的是“9·11”事件中英勇救援的纽约消防员，他们中有的在指挥，有的拿着龙头，有的在连接水箱，有的在清理瓦砾，浮雕上刻着一句话：“MAY WE NEVER FORGET（我们永不忘怀）。”

是的，美国无法忘怀。在纽约，世贸中心一次次被有意无意地提及。在的士上，我偶然说了句“觉得纽约的高楼似乎不如想象中多”，那个黑人司机马上说，那是因为没有了世贸中心。他还抒情地说，等红灯时他时常抬起头，看着纽约的高楼，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两天之后，我们的向导又说了类似的话。在经过帝国大厦时，他说起这座著名大厦的绿色改造工程，突然很感伤地说，很多人都觉得纽约的天际线不好看了，似乎少了什么，其实就是少了世贸中心。

世贸中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和美国的历史血脉相连。其历史意义不必再强调，我想说的是，它寄托着美国那种强悍却也脆弱的荣耀感。美国是从19世纪末的工业化时期开始领先世界的，在那之后，美国人以为自己国家理念的正确性得到验证，他们的自信和自负达到顶峰，某种意义上来说，世贸中心就是这种情感的标志。然而在2001年，这种骄傲被摧毁了。

在我看来，“9·11”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深层次撼动美国的事件。“9·11”后不久，《纽约时报》刊文提出疑问：“WHY THEY HATE US（他们为何憎恨我们）？”这不是矫情，而是实在地表达出美国人当时的不解。许多人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9·11”之前国家的发展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强悍地推行自己的国家理念，大部分美国人甚至觉得“我们是为他们好，为此让他们吃点苦头，也是可以的”。

《纽约时报》有个专栏作家打了个比方：“美国就像自以为是的神，到处粗暴地、甚至残暴地‘施恩’。他觉得糖果是好吃的，强迫别人接受，却不知道其实人家需要的是粮食。但美国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丝毫听不到别人的抗议，因为自负和沉醉使他们闭目塞听，直到‘9·11’发出了尖锐的抗议声，美国人才错愕地发觉，他们似乎错了。”

有一些事实可为美国这种沉醉的佐证：据说只有55%的美国人知道太阳是一个星体，70%的美国议员没有护照，普通美国人出游主要集中在国内，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靠媒体，而报纸上80%左右是美国新闻，大多数美国人只读地方报纸，而非全国性大报。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平可顿2005年在《美国保守主义》杂志撰文称，霸权的野心在美国人的日常思维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把不正确的事也视为正常，例如将他国划入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辖区，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楼偏要这么做，设置了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等“全球战区司令部”。

应该说，就是那个被夸大、奉为神话的美国梦绑架了美国，它让美国看不清世界，却又自负地到处推销。梦想本不是坏事，但当过度强化的梦想变成了一种自我催眠的神话，对自我和他人的伤害就开始了。“真理最大的敌人往往并不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而是长期流传的似是而非的神话”，这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上世纪的一句名言，形容现在的美国，却也是合适的。

“9·11”事件正是美国对外理念重构的开始。一名美国学者告诉我，“9·11”事发后，美国人一开始是憎恨，但在追剿“基地组织”过程中，怒气慢慢消去，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气氛笼罩着美国学界。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美国新思考的起点，从愤怒到疑问到好奇，美国学者和民众共同经历了这一情绪转变，现在关于各种文明的书籍在美国畅销，美国开始关心外界的本来面目——自美国建立以来，这大概是美国人最热切地想了解世界的时候。

还必须讲到那个伤口的名字——Ground Zero（归零地）。经过票选，美国人决定这么命名世贸中心遗址，美国最大的伤口。说明了什么？或许，从这个地方开始，美国对外界的认识，归零了。

梦想的废墟地

白岩松用了一个准确的词形容华尔街：废墟。他说，华尔街的这群游客，让他想起在汶川大地震采访期间遇到的“废墟游”的人。可以这么说，美国如今到处是梦想的废墟地，最让人痛心的废墟当属归零地，而更大、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当属底特律。

底特律曾经是“美国梦”最大、最好的诠释。这个与加拿大仅有一河之隔的城市，当年因占据了五大湖水路的战略位置，成为美国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但它从来和繁华无关，直到1896年第一辆福特汽车下线，底特律才正式开始了梦想之旅。这个城市拥有太多的“美国第一”：爱迪生的电力公司使底特律人最早感受到电的光芒；1909年成为美国第一个铺设水泥公路的城市，1942年成为美国第一个铺设高速公路的城市。我在底特律的艺术中心发现，一些收藏并不逊色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底特律人用造汽车赚的钱修建了豪华大楼，巨大的火车站出自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同一设计师之手。

然而就是这个底特律，让我们抵达时惊讶不已。那是在晚上，没有多少建筑亮着灯，市中心空荡荡的，9点多钟已经找不到吃饭的馆子。走在路上，随处可见酗酒的人，还有人突然过来找你要烟抽。安静的市区里，不知从哪传来嚎叫的声音。

一夜过去，我们在白天看见了这样的底特律：市区里大片大片的房屋被遗弃，一栋栋大楼被封闭，窗户都已破碎，里面住满了乌鸦；在道边，可以看到被丢弃的吸毒工具；即使是白天，也看不到太多行人。通用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部分人都住在郊区，车子直接开进办公大楼就不出来了，因为现在底特律治安很差，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

底特律的没落，看上去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即汽车工业的衰退。20世纪初，美国大概有80～100个汽车品牌，有很多与之配套的汽车制造厂，而现在倒得几乎只剩岌岌可危的“三大”——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

在我看来，底特律的危机，恰是“美国梦”神话过度膨胀的后遗症。在很长一段时间，底特律曾是“美国梦”的代表——工业化、高薪、白领生活。底特律历史博物馆公关部主任罗伯特·桑德拉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1914年，亨利·福特提出“一天五美元”的理念，这在当时是其他制造企业工资的两倍多。福特想借此解决公司人员流动过快的问题，因为工作非常危险、非常艰苦，几乎每天都有人辞职。他希望有一支稳定的员工队伍，以确保生产高质量的汽车。在高薪刺激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底特律，在三大汽车企业就职，成为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梦想。

底特律的繁荣在1963年达到顶峰，那一年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通用旗下所有汽车累计销售7500万辆，22万工人在35个巨大的汽车工厂工作，他们创造的财富是一般工人难以想象的。此时的底特律是极度成功的，比任何人梦想中的样子都要成功。

甚至可以说，现代美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底特律的薪酬使社会中产生了美国式的工人阶级，他们可以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自己的避暑别墅，让孩子上大学等等，而这些“美国梦”就是通过制造业支撑的。底特律成了全美国的梦想之地，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其人口达到创纪录的150万人，步入中产阶级的汽车工人群体不断扩大。

底特律的转折从哪里开始的呢？有人说从“UAW（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这个工会组织把工人工资提高到了企业无法负荷的高度，使企业无法与日本同行竞争，最终导致产业萎缩。还有很多人将1967年视为底特律由盛转衰的关键点，那一年7月23日，因社会底层黑人居民不满种族歧视等原因引发暴乱，冲突造成40人死亡，汽车业三巨头全部停工停产。暴乱使富有的白人阶层大规模迁往郊区，同时带走了大量消费力。

在我看来，这两个不是根本因素，只是加速了底特律的衰败——根本因素在于，底特律人一直沉浸于那个发轫于大工业时代、狂热了几个世纪的“美国梦”，他们以为仅仅通过这个产业的发展，就能无限地扩张、扩张、扩张，却疏忽了自己产业的结构问题，疏忽了自己的种族问题。底特律这个由狂热梦想扩张的城市躯体，在梦想退潮后，盛放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凉。其实华尔街的危机何尝不是如此，应该说，这就是美国神话对美国自己的讹诈。

2009年第一季度，底特律的失业率已达35%，3个人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结束行程前，我们特意来到底特律中心车站，也到了车站附近的底特律工业城和同时期开发的居民小区采访。这些现在显得恐怖的废墟，曾经见证了这个城市狂热的梦想，越美的东西，破落的时候越显得可怕。整个中心车站披着曾经精美的外衣，苍凉地矗立着，那个空城一般的工业城里，纷飞的垃圾衬托出萧索的气氛。房屋多为老损，有的已经倒塌。这会不会是中国那些狂热梦想消退的工业化城市？我不禁担心，但也觉得庆幸，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起码可以有个提醒——永远不要被眼前的梦幻欺骗。

真正的美国

当我们驱车离开底特律的时候，白岩松突然发现，在底特律一个街角，一个商店正在装修，老板用醒目的字体写着：“Detroit，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底特律，一切都会好的）。”白岩松感慨说，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话。这的确是让人激动的美国，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真正的秘密是——希望，永远对未来无比的笃定。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不爱国，那他就不是典型的美国人。”这是美国著名学者赫伯特在其《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的第一句话。在飞机上邂逅的一位官员，和我们交流他对美国的观感：“他们是世界上爱国主义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而且他们的爱是真诚的，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个国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

美国不是单一种族国家，没有固定的传统，没有漫长的共同历史，然而美国如何凝聚出这种可怕的力量？学者伊米尔·雷奇在《国家的成功》一书中这样分析美国成功的原因：“美国人对他们的联邦政府充满了信心，坚信未来一定会成功。我们经常听到美国的演讲者质疑上帝与神是否存在，质疑基督教的历史性或真实性，然而我们从未听到美国人质疑他们对美国未来无比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听到美国人称自己需要建立某种理念——因为对美国未来无比坚定的信念，就是美国最重要的理念。”

伊米尔·雷奇点出了关键——美国人热爱美国的原因，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他们组成这个国家，只能基于对共同未来的追求。正如学者雨果·孟鸠特堡所说：“将美国人与他的同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不是种族，也不是传统，更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未来。”

未来是一个最美妙的词，未来总会更美好，总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无法被怀疑、被攻击。据说美国移民部门在接纳一个新移民时会问：“你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吗？”相信了，你就是美国人。

即使底特律破落成这个样子，但我们采访过的所有人，从来没有表示过悲观。在底特律大学杰瑞·荷伦教授眼里，被遗弃的中心车站不意味着衰败，而意味着“我们过去的辉煌，这说明我们还有可能比这还辉煌”。

我们在车行门口还能不断看到买车的人，其中一人名叫克雷格，他坦言自己失业了，但依然贷款买车，因为他觉得，买了车才有更好生活的可能。“对于未来不担心吗？”我问，他笑了笑，说：“底特律面临的问题已经四五十年了，因为这是一个很老的城市，大家正在尽力改善。至于做得够不够，没人知道，只是政府和公司都在尽力改善，每个人都在尽力，这就有希望了。”

底特律副市长索尔格林语气肯定地保证，等我们下次来，底特律肯定比现在好。索尔格林说：“我们正从许多方面努力，比如与研究机构、大学合作，研究绿色环保技术，推广绿领职业，而不只依赖汽车业。我们很有希望。”

为考察美国房贷危机的实际状况，我们特意去了房贷危机最严重的罗德岛，那里很多人因房贷问题被政府收走的房子。同样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愁容，而是一张张微笑着、为自己鼓劲的脸。

谈起这场危机，罗德岛房屋计划公司主任格德夫利说：“我们不应该责怪任何人，大家其实都是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那是人的天性——那些提供贷款的银行家是为了赚钱，他们维持生活的方式就是提供贷款；那些自不量力的人认为自己可以每周工作70个小时，这是不现实的想法吗？那不是错，只是追求更好生活的梦。现在被没收房屋的比例为3%～4%，大约96%的人还维持着他们的产业。一般来说，我们集中精神关注那些失败的层面，但我们要看到，绝大多数人保住了产业。虽然这段时间有更多失败的例子，但我们还有9倍以上的成功例子。”

我怀疑地问：“难道你们没有考虑过后果吗？”格德夫利的回答同样出乎意料：“来到美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为来美国承担了很多风险，放弃了原有的一切，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机会多。正是这种动力，促进了这个国家在过去300年的成长。这就是美国啊，问题总能解决的！要说教训，我觉得有一个梦想是好事，但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不应该老想着抄近路。”

“这就是美国啊，问题总能解决的！”在这个回答中，我理解到美国之所以是美国的真正原因。美国就是这么一个靠梦想生活的国家，有时候梦想过度强化，强化成神话，给自身和世界都带来灾难，然而一旦狂热消退，他们可能又成了最能复原的国家——因为如前所述，美国有一个公民宗教，就是相信美国的未来，在这个核心下，一切制度都随时可以“归零”，一切方法都可以变化，只要是朝着更美好的未来走去。正是这种理念，让这个国家在每次危机后都能重新壮大起来。

要走的时候，我再次去了趟时代广场。打扮成自由女神的街头艺人，亲切地招呼着游客，她像布道般朗读着著名的诗篇：“欢迎来到这里，贫穷的人们、徘徊的人们、失去梦想的人们，这里将带给你新的希望、新的生命，因为这里是美国。”我拿了10美元给她做小费，她微笑着说：“记得，美国爱所有梦想，爱有梦想的人。”

有时候被梦想绑架不是坏事，曾经这个世界曾被中国梦绑架，中国成了学习的唯一范例，各个国家借鉴孔子、借鉴孙子、借鉴火药甚至借鉴科举制度。他们杂交出的方式，后来甚至成了摧毁古老中国建制的原因。梦想是个独特的东西，似乎仿制品永远比原产品先进。

在美国采访期间，可以发觉，中美之间的互动比想象中更复杂，拉开更长的历史看，这一老一新两个国家，曾经互为对方梦想，然后各自仿制出独特的东西，再返回给对方以启发。

在摩根斯坦利银行首席执行官John J. Mack的私人办公室里，我看到一个裹脚女人走过牌坊，那是一幅画，John J. Mack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艺术品，他在接受我们采访前特意带我们参观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东西总让他如此沉迷，每次看到这幅画，他的心马上就安静下来。说过类似这个意思的，不仅John J. Mack，在采访美国政经要人的过程中，太多人不掩饰地表明对中国文化美的沉醉，他们都用了类似的词语“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美国从建国开始的文化当中就渗透着对中国的审美，只不过因为中国曾经没落被美国人偷偷藏起来了，而这个故事或许可以从1768年说起。

那一年，在美国这个崭新的国家，正热切地想象和探讨他们国家该有的样子，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国父之一，探讨国家模式这是他的工作，他不断地阅读各种学术探讨，也不断掺和进去各种争论，当他觉得有个框架的时候，他决定要写点什么来表明态度，于是，我们便可以在图书馆收藏的美国哲学学会第一卷本的致意引言中，看到这么一段话：“假使我们非常幸运地能够引进中国的工业、他们的生活艺术和畜牧业的改良方法……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

这是富兰克林的中国梦。

那时候合众国另外一个的搭建者杰斐逊，是那么热烈地推崇一个名叫魁奈的学者，这个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就是“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人的学说”，在他的作品里直接的表态“这种学说值得被所有国家当作一种范式。”于是艾默生由此发觉，杰斐逊之所以倡导选择一个天生的贵族政府去掌握政府机构，一些证据表明，是受到英国文官制度和中国的影响，而英国文官制度本身就是模仿中国科举制度，“囫囵吞枣”后产生的仿制品。

故事还可以从18世纪初的欧洲开始讲起，对于厌倦和不能容忍现有体制的欧洲人来说，当时中国正如现在的美国一样，是世界上的一个梦。这个传说中遥远的国度在欧洲国家是那么地吸引人，对专制主义和自由的本性展开的正反两方面的大讨论，以及由商人们带回的关于暴君和中国政体的局限性的激励性评论。讨论是如此广泛、经常和持续，以至于克里尔说“很可能在18世纪，有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比他们在20世纪的了解得还要多。”

甚至中国的哲学也被曾抗拒外来学说的耶稣会介绍到欧洲，他们主要介绍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孔子思想，在那里被解读为理性主义和民族倾向，它被欢呼为来自另一世界具有革命性的福音。然而过了不久，他们才发觉其实孔子的核心是礼教而不是革命，才由教皇亲自下令取缔。

欧洲的“中国梦”在1773年被教皇解除了，然而对于当时以欧洲为反面教材的美国来说，中国还是最好的选择。1784年，共和国建立的第二年，第一艘美国的快速帆船的目的地不是欧洲，而是中国海岸，这艘船是由美国革命时期的财政家罗伯特莫里斯派出的，它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它带回来的茶叶、丝绸、陶瓷成了美国做高级的的奢侈品，美国的上流社会拼命建造中国式格调的房屋，甚至还有凉亭。学者罗伯特沙普伦发现，美国最早的精英会所“众乐园”，最早起源于1793年，其装饰风格就是中国风格。

美国甚至不愿意只停留在外在的物质，19世纪30年代，大量的传教士到东方“取经”，一开始是三三两两，后来是数十人，然后是数以百计，最终爆发为数以千计。为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情感基础打下了永久的、决定性的烙印。

直到1839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的首次胜利，美国发觉自己偶像竟然这么不堪，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愤怒写道：一次急剧的情感突变发生了，崇敬时期结束了，一种奇特的情感，“让他们甚至想用暴力去报复去惩罚”。

然而与欧洲国家的不同，美国的心态一直是复杂的，正如美国的针织品一样，镶嵌在美国图案中的中国碎块没有多大，但它也不小，显然可以被肉眼看见，他们包容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活，其中有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士兵、海员、学者、教师、记者，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但确实极其有影响力的人们，逐渐沉浸在对中国的兴趣之中，渗透了美国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又爱又恨的态度交织得越发复杂，因此，对美国人来讲，中国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趋于相互对立的两方面：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恼人的野蛮人和极具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贤明的哲人和虐待狂般的刽子手。在过去中国落后的时代，这两种情绪交替占据着，如同潮汐一样，他们会恶毒诅咒那个被欺辱的中国，因为那个中国欺辱了他们的崇敬，他们期待美好的中国，然而又恐惧曾如此强大的中国。

这种复杂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然而我察觉到另外一个东西，虽然他们的情绪是复杂的，然而美国本质里有种对中国性格天生的亲近。一个在华府工作的人告诉我，很多美国人是因为各种复杂的想法不轻易和中国人打交道，但是一接触后，会发觉中国人天生和美国人好相处，比如幽默、务实、仁慈，他说你无法想象美国人和日本人勾肩搭背或者干脆坐在椅子上聊天，事实上美国人看到日本人都很紧张，看到中国了，熟了就像“哥儿们“。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我曾在中国听说过的“八卦”：小布什曾以对中强硬著称，然而要卸任时，小布什和中国领导人在一个论坛上道别时竟然眼眶湿润，激动地要求在座的中国官员和记者要一个个和他合影。

关于这样的说法，其实在以前就有。《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记录着各个时代美国人到中国的故事，里面反复重复的词语“他们思维和我们很像”、“他们太容易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了”。

也是在看到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材料，让我感慨于这两个国家独特的缘分。美国曾有中国梦，他们从中国梦开始，脱胎出更适合当时那个时代发展的东西，中国现在也曾那么愿意学习美国，和中美建交第三天中国宣布改革开放，而许多参考目标就是美国，然后，现在轮到美国出现问题了。

旧中国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文明发展到一个平衡点，导致社会的难以前行，以致被赶超，最后被粗暴地打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何尝不是太过于安分自己的模式，在采访中美国政经要人也坦言现在中国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模式。中美这两个国家，在两个世纪里构成一个有趣的轮回，或许，时代就是靠这种独特的缘分不断突破前行的。

一个个打着清廉符号的总统上台，一个个上任就追查前任的腐败，一个个成了后来被人追查的对象。韩国政坛为何陷入这样可悲的轮回？

撰文：蔡宗达

2002年卢武铉的当选让韩国犹如嘉年华，众多人庆贺韩国从此告别“三金”那种威权政治乱象，他当时走上台，猛烈抨击前执政者：“你们是弥漫腐败之风的特权阶层”，众人眼中满是对新时代的向往。甚至他在胜选后的第二天，现身于首尔的一家公共浴室——因为他自己家里没有热水。然而7年后的2009年，他却被自己宣战的贪腐嫌疑，逼上绝路。

没有理由怀疑他曾经的纯粹。卢从高中学历的自学者成为维权律师，进而跻身政坛，其最吸引人的卖点，正是号称“与腐败无缘”的清新感。就连此前一直唱衰卢政权、为其打上了“无能”标签的保守派，都不否认其“清廉”。

可以说，卢本来是时代遴选出来的那个人，本应是结束一个时代，并开启另外一个时代的人。

在他当选前，地方派系对立一直是韩国政治存在的非常大的一个弊病，当时的代表人物“三金”都各有自己的政治地盘，他们的政治地盘都是以自己的出生地为基地的，为此，每次韩国竞选都是这种他们所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对立。卢武铉则相反，他出生于对立党派的地盘庆尚南道，他所在党派却在全罗南北道。他的当选，靠的不是地方寡头支持，而是因为民众对这样的政治模式厌倦。卢武铉当选以后，可以说也结束了韩国的这种集权总统。

民众这种支持愿望如此之大，以致2004年当他因改革深化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引发党内分裂的时候，他遭到自己党的弹劾，被迫退党，而韩国民众却以对他的高支持率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应该说他就是因为打着改革名义而当选的，他是因为肩负改革愿望而没被弹劾的，他任职的理由就是改革——改变、清算这个国家以往积攒的政治不良资产。在经历了日本36年的殖民统治后，建国之初的韩国并没有强大的私营经济，为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市场经济，韩国与日本一样采取了政府扶植的发展模式，使得韩国政商两界从一开始就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又纠葛上前文说的地方派系。政治、经济、地方力量从此纠缠不清。

这种复杂的纠缠，也造就了韩国政坛的魔咒：政治家需要有地方力量和企业的支持才能走到政治的舞台上来，但为了选举，他们的政治诉求必然是改革，会追索此前对立派别的腐败，在清查对立派别的腐败后，稳固政权后又迅速被地方力量和企业卷入，此后便成了另外一个对立方上台选举的最好靶子——韩国就这样形成了奇特也悲哀的政治魔咒：一个个打着清廉旗号的总统上台，一个个一上任就追查前任的腐败，一个个成了后来被人追查的对象。

卢本应是轻装上阵的，为什么反而成了最大的悲剧？分析起来，或许原因恰在他的轻装上阵。因为缺乏稳定的政治派系支持，卢的政治能量一直单薄，这导致他的施政一直受挫。民调显示，卢的执政成绩是被评为所有总统中最差的，而这让卢失去了最后的基础——民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卢全然失去一个改革者该有的力量，越发妥协越发考虑能全身而退，然而一回头才发觉自己为了竞选欠下许多债务。据韩国媒体报道，卢在执政后期，开始和各方力量取得谅解，甚至在卸任前大赦天下，并且，他终于出于“经济压力”开始和经济界接触。最终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一年了，马英九并没有像他上任前承诺的上台政治、经济“马上好”，相反，台湾还被拖入金融危机的泥潭。失业率飙升、GDP负增长，此前有台湾媒体做出民调，对马英九的施政不满意度高达49%，支持率只有29%，然而也是同一个调查，假如重新再选过，还是马萧配胜过长昌配，而且依然是大比分——支持率43%对28%。

可以这么总结，对马英九上台，台湾民众是有怨但无悔。

有怨在哪？我常喜欢这么形容，选举是谈恋爱，施政是过日子。作为一个政治恋爱对象，马英九是绝对的梦中情人，然而过日子就不一样了，这日子不是主人公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的传奇其实也和爱情的童话，三个都要配。

无论如何，马英九注定是倒霉的，金融危机的大环境自不用说，事实上，作为一个民进党执政八年后的清算者，同时也意味着他是埋单者。此前民进党埋下的种种恶果到了今天才开花结果，但收到烂桃子的时候大家永远会怪现在守园的人。

其实马英九冲着那个“假如重选”的结果就不必懊恼，有怨是必然的，情况没好转，哪能叫人不吭声，无悔才是把家庭的小日子能继续过下去的根本。台湾媒体也不得不承认，“马英九很努力了”，“马英九人很好的”，“现在的情况不能怪马英九”。所以个人认为，即使再多人痛骂马英九，再多游行，也还是不会动摇到马英九，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果这个情况再没扭转，或许两年三年后，台湾民众就开始会有怨有悔了。

客观看待下马英九的执政，在我看来，他是站在对的立场，然而还没找的对的姿态、对的方法。

台湾确实不能再自我边缘化了、与大陆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是必走之路，其实，台湾民众也确实给予信任给予耐心，然而，这样的对的立场，目前却似乎还未产生正确的、对台湾民众有实际影响的效益。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点到了马英九的死穴上了。马英九确实是乖宝宝，一周年之际他开放观众参观办公，在那马英九也挂上爷爷传下的家训“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标语，而马英九过去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经典合照也没缺席，要不是父亲在台湾还有点非议，也必然有父亲的教导在的。

马英九是一个活在被教导中的人，是一个以他人评价为自我标准的人。所以，马英九身边现在最大的红人不是主管经济政策的萧万长，而是主管民调的金傅聪，台湾媒体也不无讽刺地说，金傅聪就像马英九的神像，要做个事情前，总找他占占卜，看民调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性格，让马英九做什么事情都是瞻前顾后，导致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或者打折了。如果还这样“婆婆妈妈”下去，估计又还是看似正在做对的事情，但没起到对的作用。

现在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敌人，应该说不是民进党，而是时间，是台湾民众的耐心。特别前文转述的民调更能说明这个判断，民进党被阿扁绑架，一时半会解套不了，而且民进党其实也知道马英九立场之对，所以现在的抨击总觉得主题空洞宽泛，也起不到实际的影响作用。

历史确实对马英九不太好，给了他一个有金融危机的上任期，但反过来，历史也对马英九很好，还是继续给时间，也给了机会，现在马英九缺的是魄力，缺的是智慧，现在的两岸关系急不得也等不得，那些绝对对的政策要有魄力推，那些还不能着急的事情不能着急着上。最近的马英九对的事情一直推不下去，相反抛出一些目前还不适宜的命题，让人担心：他是不是乱了手脚？

特别感谢看这些文字的你们，我的博荒了又荒，你们还是这么有心地来关心，有这样的朋友看自己的文字，我想，是最大的鼓励和安慰了。

我这次不敢轻易承诺，我的博注定是“不定期”博客。

能坚持的时候我会尽力坚持，不能坚持的时候，我也比以前更有信心去坚持。即使一时消失，还请朋友们，不定期来看看，说不定，那天，我又探出了头。

可以预告的是，下周我会贴一篇关于去美国的文字。那是与白岩松“同行同行”（前一个念hang,后一个念xing，呵呵，这是老白一路在对我说的）的一次很有体验的经历。

还另一个预告，我在动笔写点小说，希望能尽快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这个小说我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了，对中国的小说总觉得没有特别让我喜欢的，但偏偏眼高手低，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因此一直没让自己的小说最终面世，希望我能有勇气把它完成。

我不是大众名人，也没有粉丝群体，也不懂不想去经营，拥有的，就是你们这些愿意看到唠叨的朋友，也是我最值得珍惜的朋友，希望能一直拥有你们这些朋友们，如果这样，我倒挺愿意一辈子写到老的，虽然，有时候确实觉得写东西真费劲。

谢谢大家了！

奥巴马用一百天的冒险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多么大胆的人，他也已然注定在两种政治命运中徘徊：要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要么成为最大的罪人之一。

第一天，战争其实就开始了，只不过大多人不知道。

奥巴马就职美国总统的1月20日当日，道琼斯指数在有限的5小时的交易中，从8279.63点大跌至7949.09点。此前，奥巴马的前任乔治·布什虽然在开启新任期的首日两度遭遇股市下行，但幅度均在100点之内。而奥巴马执政首日330个点位的巨大跌幅，“不但是美国股市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度跌破8000点关键点位，更标志着美国投资者对奥巴马政府引领该国经济快速复苏的能力缺乏信心。”——最后这句话是华尔街日报说的，不过，我的建议是，不过在对待奥巴马的问题上，或许应该有甄别地去听华尔街日报说的。

因为或许华尔街日报正是奥巴马发起的那场战争的对战方。而股市下降，或许反应的是金融财团们对奥巴马的不信任态度——其实他们或许也是奥巴马的敌人。

究竟谁是对战方。奥巴马第一天推动的第一批行政命令已经告诉我们了：立即冻结白宫高官薪金；要求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关闭“游说集团与政府间的旋转门”，即游说人士于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政为官；为官者离职两年后才得注册为游说人士。即便是被《华盛顿邮报》社论举荐为“优秀游说人士”的“人权观察主任”也因此而被拒之门外。

他关掉的那扇门，是与金融寡头、大财团的沟通之门，他就此表态：我们再不需要这种私底下的来往了。

奥巴马的决绝从哪来，美国媒体披露过一个细节：去年12月中旬，奥巴马的过渡团队就在芝加哥达成共识，经济状况将决定奥巴马执政百日的荣辱。对他说这些话的人，包括后来担任财政部长的盖特纳、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罗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奥斯泽格，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和艾克斯罗德。那个会议达4小时，讨论出的结果是，或许整个美国的经济框架已经出问题了，需要推到重来，而目标就是这个统治着旧秩序的财团们。

有一个演讲将载入历史，那是4月中旬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奥巴马的宣战檄文，更是重建美国的宣言。

那个演讲的开头一如以往的幽默：“这次的演讲可能比以往的要稍微长一些，” “我保证，这次是散文，而不是诗歌。”那天的奥巴马找到了一个比喻，将这次危机比喻成《圣经》中的“沙上之屋”（《马太福音》中关于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寓言）。他希望用这个比喻来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本性”来一次彻底检查。“过去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美国的公司年利润中，有40%来自泡沫严重的房地产价格、被严重透支的信用卡纪录、过度杠杆化的银行以及估值过高的各类资产。”

这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沙上之屋”。而奥巴马，则希望建立的是“石上之屋”。这座建立在石头之上的房子，拥有“五大支柱”：华尔街的新规则、能源替代（布什时代风光无限的石油巨头们就惨了，跟华尔街金融巨鳄一样成为“削峰”政策的打击对象）、全面教育改革、医疗保健以及节约开支降低国家债务。他甚至在暗示一种新的民族价值观。“现在我们同样面临重塑华府的迫切性。”

阵线已然划分开了，100天的奥巴马开始了他的征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巨额预算赤字

2009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比布什政府上年的预算高出一倍。这些钱就是为了“重启”美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当属奥巴马提出的高达7870亿美元之巨的“经济复苏与再投资计划”和近3·6万亿美元的下财年政府预算。其数额之高，出手之快令人刮目，让现在的美国已经同罗斯福时代一样成为了一个大工地 。其经济复苏方案突出三大重点：一是发展可再生与清洁能源，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二是投资教育，奥巴马将培养人才视为美国未来是否保有全球竞争力，能否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的根基与关键。三是改革成本日益昂贵的医疗与社会保障制度。第一点针对石油寡头，后两点都是为了民生，救助计划已初见成效：学校与警察队伍取消了解雇计划；能源与路桥建筑业开始重新招聘工人；抵押购房者获得了2000美元税收回扣，重新安排了付款方式，并获得了最低房贷利息；房屋销售降幅收窄，开始走出谷底……这也是为什么在奥巴马上任即将满100天之际，有69%的美国人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63%的人认为奥巴马政绩显著，54%的人说他的表现超出预期。这些数字是近20年来美国总统在执政百日所获得支持率的最高纪录。

而另外一边，奥巴马对商业巨头一次次的发怒，，并且颁发了限薪令。甚至在国际上烧起了一波“高管减薪潮”。最具争议的是奥巴马的税收政策，因为它牵动每一个人的利益。现在美国已经是收入前1%的人缴纳了39%的税收。许多富人气急败坏地问，奥巴马的税收政策是不是要把美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目前的战况是，奥巴马的高民意的支持下一次次取得胜利，即使金融财团控制的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获得了好支持率。奥巴马甚至获得执政百日来最大的礼物，老资格的共和党参议员斯佩克特，在奥巴马百日的前一天，宣布忍痛加入民主党。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奥巴马当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听取每日例行经济形势通报时，一名助手递过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斯佩克特宣布，他已改换党派。”几分钟后，奥巴马致电斯佩克特，告诉后者“自己完全支持他的决定”，民主党为他的加入“大喜过望”。奥巴马高兴的是，民主党终于在参议院获得了全盘控制能力，未来的执政道路更加顺利。

而共和党及保守派人士对斯佩克特的“投诚”极为愤怒，不但在全国交税日发起了几十个城市的新“倾茶党”抗议，而且Foxnews拒绝直播奥巴马的百日对公众演讲，而继续播放它们自己的《Lie to me》电视剧。反奥巴马的Foxnews和《华尔街日报》也在媒体一片凋零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订户和观众增长——共和党人和大财团需要宣泄。

这么一个戏剧性的百日庆祝，让一贯支持奥巴马的股神巴菲特都忍不住开头提醒：“目光要锁定在关键点上”、“头号任务是先赢得经济战争”。

奥巴马的长线战略让他看上去并没有全力以赴应对失业等“紧要”问题，而是选择同时处理一大堆诸如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环境保护政策等与危机无关的“长期”问题。如果有个矛盾或者失误被他的敌方利用激化，奥巴马甚至没有辩解的机会。

这就是奥巴马选择的政治道路：要么成为伟人，要么成为罪人。

5.4日起 四川电视台每晚9：30

5.6日起 中央一套每晚10：35

共十集。

甚至可以说，致病的不是果子狸、鸡、牛、羊、猪等，而是我们世界现在的文明形态。

这个名叫埃德加·赫尔南德斯的4岁小男孩看上去一脸无辜，他坐在自己的房间，看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把长枪短炮对准了他。他可能不理解，究竟电视里那些不断被曝光的世界各地的死亡数据与他有什么关联，他想，我不就是生了一场病吗。

他的闹心开始于4月27日，墨西哥政府宣布，韦拉克鲁斯州拉格洛尼亚地区的一家可能正是引发此次全球猪流感危机的源头，而男童赫尔南德斯在4月初就患上猪流感，是最早的病例。然而，健康到让人突兀，同样突兀的是，该地区的人都异常健康，虽然今年2月以来，这个地区的3000多人口中有60%的人因疑似症状看过病。相对于世界的恐慌，这个传染病的源头地带，竟如台风的中心一般，宁静到诡异。按照常理想像，本应该最悲惨的源头，为什么却是最为健康的？

我们在美国的特约记者曾联系过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那教授的解释原因是，因为当地的人们，包括那小孩子的身体已然在环境的潜移默化中习惯猪流感，而事实上猪流感并不是什么新的疾病。早在1930年，美国医学界就首次分离出了猪流感病毒。从那时起，该国每年大概有1人感染猪流感。猪流感突然致命有个原因是，因为环境污染，人为了适应污染开始调整进化某些身体的循环，而与之进化的，还有病毒，然而这样的病毒，通过现代交通传播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类并没有这样的进化、调整，病毒就像是突然闯进的外来物种，彻底瓦解了人类身上那个由各种病毒组成的“生态链条”。总结下，病毒的作用空间来自于，文明的发展不均。

有一个医学知识需要大家知道，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于1997年发表的多年研究成果揭示，人类很多疾病来自动物，譬如麻疹病毒同牛瘟病毒亲缘关系最为接近，肺结核和天花病毒也来自牛；流行性感冒来自猪和狗；恶性疟疾则来自禽鸟类动物（鸡，也可能还有鸭），另外水里也有寄生病菌。病毒一直是和我们所有人依存在一起的，然而，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已经和自己生活的地方，完成了同步的进化，只有当文明发展不均的人产生交错的接触，就是病毒肆虐的时候，历史上几次大瘟疫此前，都是战争或者社会结构调整，（比如工业革命）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应该说每次世界重整的时候，病毒导致的瘟疫就会出现，“重启”这个世界，重构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动态平衡，或许这个词是描绘我们与病毒关系的最好词语。然而进入现代，工业化驯服整个世界，病毒应该是减少的，为什么近几年来还有瘟疫不断出现？答案来自，那是人类对自然底线的一次次突破，某个地区的人打破与该地区人类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人与病毒同时完成进化，该地区的人因此也制造并释放了可能引发世界危机的魔鬼。

说起来，制造病毒的是现代的文明形式——商业和技术不断推动我们去试探自然的底线；传播病毒的帮凶也是现代文明——商业铺就的世界交通网，让病毒可以从一个喷嚏开始散播到世界；甚至帮忙屠杀我们同胞的还是现代文明——医学专家称，现代社会滥用抗生素让文明越发达的地区人越脆弱，越无法抵挡变异病毒的侵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墨西哥以外的大多数确诊病例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地区的人却似乎更为免疫。

最后，还要说另外一个想让大家知道的医学知识，这些瘟疫都有个特点，身体越健壮的人越容易传染致病，那是因为，病毒会引发人体的防卫反应——这恰是病毒杀人的路径，引发人的过度防卫反应然后杀死自己，说这个医学知识，是为了强调一个无奈，仅仅依靠人类身体自身是无法与病毒作战的，我们只好发明一种疫苗去迎战，然而，由此病毒还会继续进化，由此开始了与病毒的“军备竞赛”，说这个医学知识，更要强调一个被强调无数次的到底：让病毒不虐杀人类的唯一终极办法是，尊重自然，尊重与我们千丝万缕并且取得平衡的环境，要记得我们始终是这个大自然的生灵之一，不要再当自负的统治者。

 发于周末画报，以后会每周更新一个评论

或许那不是谦虚，那不是“软弱”，那是讲究“有效的强悍”，实用主义者奥巴马现在走的外交路，看上去单纯天真，却也充满吊诡。

什么是奥巴马最近做过的最多的事情——检讨，向其他国家检讨自己国家的不是。

在伦敦G20金融峰会上，奥巴马首先说，他不是全球金融的决定者——或许美国人还可以把这样的说辞理解为谦虚，然而，他接着大声呼吁，世界其他国家不能依靠“这个正在过度消费的美国”。

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式上，奥巴马说，美国以前很不对，“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闭幕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又承认美国曾在地区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甚至在拉美各国十分关注的古巴问题上，奥巴马说，美国一直奉行的孤立古巴政策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除此之外，《华盛顿时报》早就注意到奥巴马向沙特国王的鞠躬是那么谦卑，《纽约时报》则注意到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的的确确是奥巴马主动走向查韦斯主动伸出手的，查韦斯甚至一度惊讶到有点错愕。奥巴马怎么了？

什么是奥巴马团队最近做过最多的故事——答案同上。

首先是美国拜登破天荒屈尊参加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拜登在会议上特别强调，“美国以前太专断，美国需要世界”，并向俄罗斯、伊朗示好，再来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前访问多米尼加共和国时说，拉美地区十分猖獗的毒品贸易要部分归咎于美国国内对于毒品的巨大消费需求。在较早前访问墨西哥时，她也很痛快地承认，美国大量枪支流入墨西哥加剧了当地的暴力事件……这届美国政府怎么了？

奥巴马怎么了？这届美国政府怎么了？这是《华盛顿时报》的疑问，不过一开始大部分美国媒体还是热衷于用“握手外交”、“魅力攻势”等洒脱的字眼形容，直到奥巴马向查韦斯伸手。《纽约时报》这份偏右的报纸忍不住狂呼这是“贬低了美国的力量与尊严”的行为，而那些克制的其他媒体也奚落道这些是“脱帽（致敬）外交”，甚至“投降外交”。

其实，奥巴马解释过，那是在G20会议的时候：“如果仅仅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个房间里就着白兰地酒会谈，那样的谈判比较容易些。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再是那样的一个世界，也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世界。对美国来说那并不是一个损失，而是我们充分认识到，欧洲现在已重建起来了，是个实力很强的联盟；日本已重建起来了，也是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中国、印度这些国家也都在崛起”。他的潜台词是：美国不能主掌世界了——当然他还是没敢直接说出口。其实奥巴马也解释过这么调整的目的，他几次强调“所作所为的出发点是美国国家利益”。

是的，美国确实在外交上撤退了，原因很简单，务实的人都知道美国已经无力维持那么强势的外交，然而更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于，美国怎么撤退了？整理了奥巴马当政百日的外交轨迹，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轨迹：告诉欧洲，其实你是我们的伙伴，告诉伊朗，告诉穆斯林，“美国永远不会和你们开战”、告诉拉美“其实我们应该是亲密的伙伴”、告诉伊拉克，其实你们应该当家自主。

然而就在美国到处放弃责任的同时，却伸手加强介入阿富汗。这不禁让我联想起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的观点：欧亚大陆是一个地缘战略“大棋局”，而阿富汗正处在这个大棋局的中心。书中的观点是“要有效掌控，而不是过度掌控，而掌控，就是从这个棋局中间开始”，想起美国外交专家唐纳德近来接受采访直接地说，希拉里不是奥巴马的基辛格，对奥巴马来说，他的基辛格应该是布热津斯基，想起此前也有美国和西班牙的媒体盛传，布氏才是奥巴马外交的隐形掌门人。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撤退就按照布氏过去公布的理念进行重新理解：或许拉拢欧洲是觉得欧洲是理念上的同盟、退出穆斯林是觉得那不是未来的主要力量，亲近拉美是觉得，拉美能完善美国的产业链使得美国依靠地区支持更为强大，而插进阿富汗这个亚欧中心，有更深的考虑——按照布氏的观点，美国不是要统治世界，只是通过最有效的力量领导世界。在未来有可能挑战世界领导权的就两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卡住这个亚欧中心，能让这两个国家在能源和外交上非常被动——这是奥巴马“软弱”背后的真实布局吗？无论如何，布氏与奥巴马关系的传言，确实给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蒙上那么一层猜测的吊诡。

撰文：蔡崇达

倘若十年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表述这次灾难？它还仅仅只是一场灾难，或者是被认为我们国家另一次脱胎的开始？是否会有人能如同林语堂描写1932年那场民族灾难用的论调来分析这次灾难，当时，林认为：“日本的武装侵略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在林语堂的认为中，那次灾难的正面遗产是“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这个地震，是否确实能疼痛出一个新中国。

这并不是个新鲜的学说，在历史社会学的看法中，国家正是由灾难塑造而成的，这种学说认为，为了抵御大自然的危险，人类集合成群体，逐渐演化成一个国家。如果放到这个逻辑上，此次灾难是对这个国家的再次提问，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梳理，灾难对我们的提问，就应该通过回访灾难，罗列灾难给我们的学习清单，以争来一个国度的拯救与重生。

一、

写这些文字的6月12日，已然是震后一个月，关于地震的最汹涌的悲伤已经褪潮，余留下来的，是零碎的情绪和琐碎的记忆，事实上，它才构成我们对那个日子，对那次灾难的全部记忆——是的，不管当时如何的撕心裂肺，重新拾掇下这些灾难的残影，这才是它在我们心中的真正面孔，才是真正沉淀出进入你内心的、属于你自己“真正的灾难”。
过去的那个月，我们都太习惯被集体的话语包裹——集体性的悲伤、集体性地哀悼、集体性的焦虑，然后一个月过去了，这种由巨大灾难引起的临时的群体感消失，留下的是个体的我们各自面对各自的记忆，各自真正的情绪，而回到最真实的这些，或许才是我们客观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也是接受这场灾难提问的最好时刻。

我们被改变了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的，的确太多专家学者以“我们”的名义说我们被改变了。他用我们的口气，说出我们如何变得坚强，精神力如何茁壮。我们也习惯以“我们” 这个身份去迎合他们的判断。许多判断的依据确实不无道理，确实有理有据：“我们”中是有人以自己的身躯挡住坍塌的天花板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换来了他人的生命，于是“我们”是敢于自我牺牲的；“我们”中是有人来不及拯救自己的亲人而投入对大众的救护中，于是“我们”成了有集体情感的人；“我们”中是有人稚气未脱，却毅然奔赴最艰难的救援现场，于是“我们”成了成熟有担当的人……

然而，跳脱开“我们”的这个身份，回归到一个人，回归到自己——你是否被改变了？灾难是否让你更为成熟、是否让你焕发起对同胞的爱、是否更有集体的意识、是否真的从此愿意献出宝贵的拥有来换取这个社会的美好？我们一直在说精神的重构，但如果依然以“我们”这个身份去标榜，躲在“我们”这个名义底下，那这样的重构是没有根系，甚至只是一种群体狂欢的虚幻。

我被改变了吗？请从这个命题开始，请回到地震那一刻开始的心路历程，你如何的感伤？为什么感伤？你如何感动，为什么感动？你愤怒过吗？激动过吗？私心过吗？你是否真的如你曾以“我们”这个身份标榜的那样，即使脱离了群体，回到自我的追问，依然能把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勇敢或者大爱或者关怀他人在现实生活中延续下去呢？

事实上，没有人能代替你来回答自己是否被改变了，事实上也没有人比你我这么一个个人更有资格去发言：我们是否被改变了？

我为什么要在震后一个月这么追问？因为那才能真正理清灾难给我们的精神财产。我们每个人正是这个民族的家底，关于这个民族的精神重构不在别处，就从你的胸膛之中、跳动的那个地方开始。

二、

我们的国家被改变了吗？

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此次灾难有着历史的巧合，震中汶川，或者北川，无论哪个地方，都是大禹的家乡。历史社会学用来论述灾难塑造国家的一个重大论据就是关于中国的形成，而这，恰恰就是从这地方开始。

学者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形成一开始就是为了与洪水抗争，大禹治水时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深得各部落的拥护，越来越多人追随大禹，以获得生命和家园的安全，以至形成了一个国家，禹也成了“至高无上”的国王了。中国的最早分省也是从此而来，禹治水成功后，就把天下分为九州，派“九牧”去管理，治理灾难成了政权建立的基础，而这也表明夏已具有“国家”的职能，而不是靠氏族的血缘关系——这是“国家”和部落的根本区别。

这个论述还有更漫长的逻辑。战国时期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但发生了灾难，拖垮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不得不向另外的领国求助，以至形成联盟，慢慢统一成一个大国，又或者那国家干脆被邻国吞并——无论那种脉络，可以说，正是灾难统一了现在的中国，塑造了现在的中国。我的同事许知远还有衍生性的观察，他觉得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

谁能想到距离大禹封王4000年后，这片土地再次以这个国家发轫的地方汶川为基础点，再次以灾难的方式提问我们这个国度，它究竟想给我们国家以怎么样的塑造，或者说，它现在能给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塑造？

这样的设问要现在回答确实勉强，我们只能说趋势而不能说结果，学者王占阳总结过这次地震在我们国家六个领域的余震：在这场巨大灾难的拯救中，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在行政效率方面的突出优势；带来了国人精神世界领域里的一场大革命，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终于切实地成为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公民社会的原有发育与大地震所激发的道义力量相结合，导致了社会力的爆发式增长，从而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国家信息公开条例在关于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的充分贯彻，新闻报道的开放获得重大突破；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新阶段，主要标志是客观上实现了增加民生支出与减少行政支出相结合，而不再是只以增加民生支出的方式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国人心灵的普遍净化和深刻升华致使反腐败斗争也开始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在抗震救灾中的应急措施有着意义深远的对体制改革的影响；带来了中外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进步，这种进步的基础和灵魂实际就是共同的人性、人道主义，因而它也反过来成为了保障和推动我国的改革继续向这种方向发展的重要环境……

这些正是这次灾难给我们的学习清单，也是汶川对我们的发问。恩格斯的确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但他的前提是：“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我们在这次历程中能回答多少灾难的提问，能学到多少灾难提供的学习清单，历史将见证，也将核算，所以请保存起这篇文章，让我们过十年、二十年或者一百年后，再来追问。(全文发在周末画报) 

致敬，我们的英雄！

是有那么多值得铭记的人，这份名单长得，只有我们的内心能够完整容纳。

蔡崇达

电视里的人正在恸哭，那个名叫张关蓉憔悴的女子，正仔细地擦拭着丈夫的遗体。她声音哽咽、嘶哑，嘴里喃喃：“一路上我都在听说一个老师为救四个娃自己被压死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你！”在她背后，是学生家长的一片嚎哭。而在此时，我站着的机场的电视机前，身旁的许多人也跟着在哭泣。

在那刻，我想着的是，无论如何，无论多久，我要铭记住这个名字：德阳市东汽中学的老师谭千秋。电视里我们无法见到他的面孔，只能听到救援队员的描述：“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那救援队员声音依然哽咽：“4个学生都活下来了！”这个姿势，我想我会铭念一辈子。

这几天我一直提醒自己铭记太多知名、不知名的人：

12日，凌法小学的薛老师，在地震的时候刚好去自己小学旁边的幼儿园，而幼儿还都已一排一排地躺在床上睡觉，他见情况危急，和自己的妻子一个个朝房外抱，等将第30个幼儿抱起来冲出房外时，房子完全垮塌，他对记者痛哭着说：他做梦都梦见没能救出的3位幼儿，幼儿都用可怜的眼光看着他，让他每次醒来都哭。

13日，北川县城，救护人员在一所破损的民房里一角，挖到被塌落的墙压住的，两具大人的尸体，他们相互抱着好象在捍卫着什么，当救护人员继续挖掘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两个大人中间一个三岁小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探出了头，惊恐地看着早已经失去知觉的父母。根据当时在场的记者的说法，许多救护人员同时恸哭出声，一个救护人员情绪激动地边哭边竖起拇指：英雄！英雄！

还要铭记的名字有王婉民，他是都江堰市向峨乡的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一直在向峨乡中学指挥救灾却没有组织人去救同样被压在废墟下的老母亲，“我眼睁睁看着自己87岁的老妈被压在废墟下却没有时间救她，知道她已经不行了，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多救可能活着的人”；不知道名字的还有一个个四川绵竹消防战士，在一所学校教学楼废墟上连续刨出十多名学生。因教学楼在余震下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战士们接到下撤命令，但他们都不愿离开。“还有活着的孩子！”战士们喊。一位战士下跪大哭：“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

无论是知道名字不知道名字，英雄，是这个时刻太多人的名字。他们是那些誓死捍卫学生、家人的老师或者父母，是不顾辛劳到处奔走的国家领导人、是第一时间徒步进入灾区的官兵——他们有的依然付出了生命，有的还奋战在第一线。

我们太习惯理性去分析苦难或者感动，然而有一种力量是无法分析，也不用解释，这种力量是奋不顾身、是无私奉献，这种无法解释的力量，是信念，甚至是对人性的信仰。

一场灾难造成了太多苦难，也催发了许多英雄。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来不及看到的人性的闪光都在这刻迸发。他们构成了我们在疼痛时刻最瑰丽的星辰。我们要铭记他们，不仅在于感怀感恩，即使当我们回到生活的常态，我想，只要铭记着这些英雄，我们就能记起，每个人内心里其实是那么温暖，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为对方付出自己的所有。

所以，请你们保存这份报纸，珍藏这些名字，请时常回忆他们的故事，感念这份感动。我们曾想罗列他们一个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无论做4个版、8个版、40个版、80个版中都容纳不下这些名字——是有那么多值得铭记的人，这份名单长得，只有我们的内心能够完整容纳。

他突然转过头来，像在问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语：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子还有人说像列宁。

然后自己笑开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穷了大半辈子，还有头发都快秃光了。

这几点，他也都有。

布衣王康

叫卖声和音乐声嘶吼在耳边，汽车尾气和食物的热气扑面而来，就这么穿过喧闹的闹市，从一条巷子拐进一个电梯，直上到8楼，打开了，那里果然符合想象地锁住一个安静的天地。十米长宽，环抱在书中间。那先生走出来了，穿着肥大的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格子马甲，衬衫口袋果然还如凤凰卫视记者曾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有个撕破的小洞——他至今依旧没有缝补。

    他突然转过头来，像在问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语：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子还有人说像列宁？

然后自己笑开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穷了大半辈子，还有头发都快秃光了。

这几点，他也都有。

王康先生的狂放不狷倒不是个秘密。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学者余世存写过另一篇文章做了注解：“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或许生于这个时代，能生根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得不需要这种超然的自信，用王康自己的话：这曾是个民间空间狭窄的年代，需要格外的信心——关于他此前道路的波折，知道的信息是他曾经是个寻找不到出路的体育老师，还曾在1989年被开除公职，而全家陷入困顿。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授奖辞较确实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他在1989年离开公职后，“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

王康就这样凭口耳相传，一点点为世人所知。直到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专题片播出后引爆的强烈反响，七、八、九月连续三次座客凤凰卫视，大话中国抗战，让王康——这个在山城的闹市中隐逸了10多年的文化人，突然开始受到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现在的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许多人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些野狐禅式的造访。白天被千山万水的来者簇拥，夜晚沉浸于笔下的煌煌历史——在他看来这多么像古代的那些慷慨骚客。

有些侠气还有些傲气——这或许就是民间的土气和灵气。

民间就是江湖

《生活》：如果要介绍自己，您会怎么称谓呢？

王康：民间思想家。

《生活》：怎么理解您加在思想家前面那个定语“民间”呢？您自己怎么定义民间这个词语的呢？

王康：民间有很多重含义。民间是底层，民间是绝大部分人，民间是你从飞机上看下来的这深邃的一切。事实上这个名词是西方理论视野中的词语，是相对于占据着的资源和统治权的那些少数人之外的，另外那些人。

我使用这个词，于今天的语境来说，有另外的标准：政府体制外的所有都可以称为民间。虽然现在政府体制越发扩大，渗入每个领域，但还是可以用这个标准。

实际上这也是纯粹以中国传统的习惯——统治的权力体系——划分的。用传统的语言方式来说，民间就是相对于庙堂的江湖。

《生活》：您似乎很喜欢江湖这个词语。

王康：江湖这个词语很好地解释和还原了我们文化和文明的特质。我们的文化和欧洲不太一样，我们文化的架构奠定于华北。那里的西边是山、南边也是山、北边是大漠、东边是海，而在华北平原我们又有足够自己生长的空间，不需要争夺也不应该争夺。

正是这种地理的特性，这让我们的文化比较闭塞，比较不开放。但也因此有了自己的特点——比较有体系的完整性，发展比较细腻。

事实上江湖这个词语很好地概括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的这个体系不是以海洋为意象的，而是以山川河流为意象的，是江与湖的，是有沟通有循环的。我们的文化讲究的是平衡、循环，是二元结构的。

《生活》：怎么理解您所说的二元结构呢？

王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独大的东西，没有海一样不可覆灭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是非、大小、强弱，即使是皇权，李世民自己都说，水可以载也可以覆。这就是我们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模式。

《生活》：这种模式下，我们的民间，或者说江湖有什么特点呢？

王康：我们的民间与非民间的对立并没有像西方那么强烈。在中国的传统中，庙堂和江湖是可以、也必须相互转换的。

我们以前实行科举制度，是面向江湖的庙堂选拔，一考上就直接从江湖进入庙堂。而在庙堂中如果受挫了，无法得到自己精神的舒展了，那些庙堂中人又会从庙堂出来，隐秘到江湖中去。而且这种隐秘或许也只是暂时的，随时又可能再次出山。

实际上这是我们文化的优点，不断循环，不断交换。庙堂和江湖是阶层之分，但更是状态之分。

             中国曾有最好的民间

《生活》：在这种理解下，似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应该民间化或者应该精英化的问题了。

王康：是的，事实上我们有比较好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空间，正因为我们的江湖和庙堂是贯通的，流动的，在历史上，我们的江湖一直比较庞大，而且富有活力。

也恰恰是这样贯通的形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非常好的生存空间。你看我们的历史以来的文人们，穷则独善，达则兼具。庙堂和江湖间没有隔阂，给了知识分子很好方便，他可以到民间去汲取思想的营养，又可以找到平台舒展自己所学。

     《生活》：您是觉得，这样的民间很适合知识分子生存？

王康：这样的结构确实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好处，我想这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小农经济的特征是各个地方自成体系，这让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生存空间和选择。

大方向上来说，是出世、入世。出世有足够的空间让你隐逸，比如庙宇。入世又有两种选择，一是处民间，比如私塾；二是居庙堂，靠近权力。

     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进也可以退，是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士大夫的出现就是建立在这江湖和庙堂二元的循环上。进以自己的抱负报国，推可以以山林怡情。

  《生活》：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应不应该靠近权力，好象也从来没有很激烈的争论。

王康：有的，儒家与道家曾有争论，道家认为：天下人都在争名夺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为”：而孔子却回答说。“不可为而为之”。

我是一个文化正统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我曾深受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港台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的影响。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为而为之”里。我是认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生命对时代作出回答。或许是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我并不简单地否定向权力靠近。为时所用，为知已者所用，所遇“知遇”，也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担戴。知识分子要改造社会、干预社会，通过权力可能顺当些，如诸葛亮、王安石、苏东桩、康有为等。当然，这里不能逃避价值判断，“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

                     民间在近代曾消失过

《生活》：怎么定义自己所处的状态呢？

王康：我处于两者之间，但更倾向于入世。还是一句老话：“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不仅肮脏险恶，而且无聊，因此我早就厌弃了仕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学术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专家已经太多，我自己缺少那份做学问的心态，又早已断绝了学术道路。我给自己留下的就是华山一条道：一个独立的、至少内心自由的民间思想者。这种人不多，不必多，也多不起来。 

《生活》：您为什么处于这么的状态，是现在的环境决定的吗？现在中国的民间，也就是江湖空间大吗？

王康：现在中国的江湖空间，应该说是比起刚建国扩大许多。在我理解中，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间甚至消失了。当时的公社制度，就是把权力体系深化到每个角落，我年轻的时候，里那我在插队的山区小地方，都是这种权力的痕迹，你看，社会组织是以生产队进行的，商品方式也是权力统一下的供销社，在这种情况下，人离开了权力没法过。

不过小农经济已经瓦解了，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那种模式上了，现在的民间空间，是建立在民间经济系统上，有了民营经济，才可以不用和体制内的关系打交道而可以生存，才有民间。

《生活》：您觉得现在的民间空间能催生、容纳多少类似您的民间知识分子呢？

王康：我觉得还是很有空间的，而且越来越有空间了，其实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就是标本。我能生存下来这个事情也表明，已经有空间了。

我在1989年离开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离开体制后我曾颠沛流离过一段时间，后来我自己写文章、办影视公司，我非但生活下来了，而且竟然越发有发展的空间，不断会有更多的便利提供给我，不断会有人支持我。

我说空间大了，是有实证的。比如抗战60周年，我能以一个民间人士的方式，组织好多个画家作画，并获得正式出版，比如前段时间，广东省委宣传部直属的报社会邀请我这么一个没有任何体制头衔的人去演讲，比如再过几天要召开一个研讨会，我作为一个唯一的没有任何头衔的人，和茅于轼等教授一起列席讨论，这些不都说明，给民间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吗？

                 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需要做的

《生活》：您觉得这种民间存在方式对知识分子很重要吗？

王康：正因为民间，不太依赖体制，身处在体制有体制的思维方式和学问研究方法，在民间，就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这个很重要。比如有许多人好奇，我为什么说俄罗斯的东西和其他体制内的学者说得不一样，似乎新颖许多，那是因为立场和方法的不同。

事实上他们的材料比我多，掌握的资源也比我好，但正因为我民间，有些他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我恰好可以做。

《生活》：进一步发问，您觉得民间知识分子对中国重要吗？

王康：身在历史旋涡中的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文强势文明，中国何以处之，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充满各种历史性悖论。

民间知识分子多一些，对这个问题会有一种回答，而这些都是提供给人们判断的参考。

 《生活》：所以我看到的，您一直在研究俄罗斯、台海、中美、中日等问题，您是在尝试做出能给国人参考的判断？

王康：我想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任务，第一，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促成中国的现代统一，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中国的现代重造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第二，作为中华文化的托命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为东、西文明的对话与融合，按新儒家的说法叫“东西文化的伟大遇合”，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共同的使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判断这些问题是在未来最会影响我们国家走向的几个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民间的立场提供另一种理解。借用宋儒的一句老话，“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之所以热衷谈论凯鲁亚克是因为我们喜欢赖在床上，而不是在路上；我们之所以热衷谈论格瓦拉是因为怯弱，而不是勇敢。”曾有人说过这么句话，不过从来没有人进一步解释，我们怯懦的到底是什么？

文：蔡宗达

我没有预料会看到他，在那个所谓小头目的房间。那时候我追踪报道一个黑社会少年团体17岁的小头目，他因为杀了另外一个对手而被报复。当时我尝试通过收集周围人的评价和所谓的“环境”证据来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并最终找到他的住所，于是看到了他收藏的枪支模型、黄色书籍，然后我抬起来，看到了切格瓦拉。

他在那，叼着雪茄，戴着贝雷帽，双眼深邃而忧郁。这并不是我第一在采访中邂逅这个肖像，在采访志愿者、环保人士或者摇滚青年时，我经常看到他，在他们的衣服上或者房间里。事实上，我也在大学时候有过那样一件衣服，那时我尝试加入一个诗社，社长拿来印着他头像的服装，说，这是我们的图腾——这当然是诗歌的语言，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把他穿上身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故事，只是觉得这个形象完全符合我关于叛逆和独立的所有想象。

的确，切·格瓦拉几乎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神化对象。

永远是雪茄、贝雷帽、那遥远而深邃的眼神、很愤怒的发型下掩映着的有点苍白和秀气的脸，有点像诗人。如果我当时再阅读他的故事，应该会更狂热于这样的人物，因为，他确实是个诗人，他的表妹卡尔曼科尔瓦多回忆说，他从小就经常背诵加西亚洛卡尔、米盖尔埃尔南斯德、安东尼奥马查多等诗人的作品，他随身携带破旧的笔记本那里有着他随手写下的诗。然后，他还出身名门望族，有着自己的品位，喜欢雪茄、贝雷帽和劳力士手表，甚至他还有格外的经历和和性格——当他32岁革命成功，可以坐享天下，他却硬是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

诗人、英俊、有品位、冲动、浪漫以及后来惨死的命运，这些要素构成了他身上革命者、梦想家、圣徒、艺术家和受难英雄相混合着的复杂气质，而这种气质，造就了一个完美的信仰范本。

我想，或许也正因为这种信仰范本的完美和合适，使得他被这个他一直诅咒的资本机器充分地开发，出传记、纪录片、印在T恤上——而这，使得远在中国的我们也能熟悉他的伟业和气质。

这不是件多么值得大惊小怪甚至需要惊呼反思的事情，资本机器提供一切能消费的东西，而当我们需要消费信仰，这个机器就会以产业的形式，为我们筛选，并提供上切·格瓦拉这种合适的信仰范本。而我一直在思考的，本质上与切格瓦拉无关，只是和我们自身有关：我们为什么需要消费信仰，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消费这样的信仰？

那次采访，我后来见到那个小头目，我问他，你为什么崇拜切格瓦拉？他疑惑了一会：“你说谁？”“就是你房间里的那个肖像。”“噢，原来他叫切格瓦拉，我只不过觉得他那个姿态很对味。”

我之所以叙述这个对话而不引用那些摇滚乐手、志愿者的表述（虽然他们或许可以长篇累牍向我讲述切格瓦拉故事和感召），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头目的话概括得很有力——姿态。

我不得不在那次的报道中反复引用了这个词语。我觉得，这是许多人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们选择且格瓦拉的方式。无论是熟知还是不熟知他的故事，许多人都在通过他来表达自己的某些姿态——思想或者处事的姿态。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现在信仰的方式，一种从来很功利的信仰方式。

宗教社会学学者李向平分析过中国的信仰，在他认为，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与西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人是宗教高于理性，宗教是理性的归宿，我们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宗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心灵自我安慰的工具。

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中国信仰的两个层次：一个是“公己”(public self )，另一个是“私己”(private self)。即对外，我们以这种信仰的姿态获得某部分公共群体的认同感，我们在群体中获取认可和勇气，同时，在内心的层面里，我们在表述这个信仰姿态的时候，也已经获得了对自我某些的安慰。

我觉得切格瓦拉恰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许多人通过他让自己置身于某种气场，而这个气场营造出来的感觉，以及寄托于切格瓦拉身上的想象，本身都在安慰许多人空虚贫乏的内心——有致力于某种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征途，而一直还在路上的疲乏；有认为社会某些不公而又无法解决的愤恨；有对自身现实平庸又不甘于平庸的安慰……就是这种种焦虑让我们一直需要消费信仰。

拓展来说，切格瓦拉其实只是被当代中国人消费众多信仰符号中的一个，还有的人会把乔丹、比尔盖茨、甚至某个好莱坞某个摇滚明星穿在自己的身上，不同的人群选择并消费不同的信仰符号。

我本来困惑于这个命题，然而在对人类的信仰史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崇拜现象实际上源于人类信仰的现代转向：从敬拜超越人的存在到敬拜人，由敬拜人的工具性存在到敬拜人的目的性存在。

是什么在决定信仰的变化而转向？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或许是经济制度粉碎了我们原来的信仰和伦理体系。

经济是理性的，同过选择与不选择，以获取最大的功能，经济关本身系是一种强悍而直接的伦理，而获取利益在此种伦理下成了最大的宗教。当这种功利的伦理成为最强势的伦理，而我们旧有的信仰体系又已然崩溃，没有一种超乎理性以上的信仰，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极其功利的状态。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内心极度脆弱，当我们的付出还收益、或者当我们的收益不合意……种种经济逻辑下的失意，都会让我们会觉得内心的焦虑和空虚，都会让我们急需一种可以支撑自己的力量——而当我们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们只能选择去消费信仰。

事实上，这种信仰的缺失造成的不仅是个体的焦虑，它已经在现实作用于我们的社会：无论是股票、房价等经济领域许多秩序的难建立，抑或公交车爆炸、仇恨社会的暴利现象等社会诸多领域的问题，说到底，都是经济逻辑下的逐利本性，以及没有真正的信仰，信仰可以让逐利节制，可以震慑仇恨。回到那个十七岁的小头目，如果他信仰的不是一种姿态，不是一种消费的信仰，而是超乎理性的，真正让他敬畏的存在，我想，或许他不会那么毫不犹豫地杀人。

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学者赵晓，曾说过一句我非常欣赏的话，特把原文录下：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不仅为了经济，还为了建立在经济体系上我们的社会，以及容纳于塑造于这个社会的我们的精神。”

希望我们都有前行“那几步”的勇气。

因战火玉碎的边城，抗战最早的反攻地，远征军官兵们荣光与疤痕的交汇处。

这片位于我们国度西南角落、名叫腾冲的边地，用疼痛的土地和记忆洞穿了我原来的历史观——构成所谓民族大义和国家边界的，从来不是我们所设想的、自以为是的那些逻辑，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身躯。

命定的悲怆

山太密了太高了，都圈住了云，锯齿状的山形似乎要把天给啃下来了。

坐在临窗的位置，几次探出头都可以看到车的轮胎不远，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往后看，那大巴刚行驶过的路，隐没在缭绕的山形和云雾中，就像条白色的缎子。云彩的来回飘动，衬得路似乎也在摇晃一样。

从保山到腾冲这一路，有数不清的大转弯，还上下翻腾，一会还在谷中，恍惚一阵，就进了云雾里。这才切身理解了什么叫天堑。即使已经用足够的技术水平去驯服，野性的山还是撒着野。

这高又陡的高黎贡山南北向地横躺着，铺着密林，几个高度就变换一种野性：山谷中虫蛇漫谷，到中段野花与毒草丛生，而到了山顶，满山的云雾遮挡满眼，总有一不着心就坠入深谷的危险。

这座当地人敬畏为神山的山脉，纵横135千米，中间就漏了条缝。北边天堑，南边还是天堑，天堑与天堑间，突然间的一片平地，就便是腾冲——从腾冲往东，是一马平川，可以直插云南其他地方、直到四川、甚至中原——我们民族的心脏地带。

当这个名叫腾冲地方从地图立体在我面前，才突然理解了这块土地的宿命，生在这冲突的犄角，已经注定这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收集的材料记录着腾冲太多的悲壮：明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云南土司思任叛乱，兵部尚书王骥三次平定。在平叛中当时全国70%的军队死在云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冬，缅甸东吁王朝国主勾结境内耿马罕虔、陇川岳凤等土司，纠集十万大军，“破姚关，焚施甸，攻顺宁，寇猛淋，杀官军，剽焚为烈，恃象马所向无前，益轻中国矣!”朝廷急调邓子龙携部日夜兼程，于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到达永昌，最终三战三捷，但因此尸横遍野；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1766年），滇缅间诸土司屡与缅人冲突，缅兵进攻，朝廷派遣云贵总督杨应琚率兵攻缅，缅甸之役从此开始。但杨应琚攻缅失败，致使缅兵长驱直入，并围攻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各边防营地。乾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召还杨应琚，赐死。之后，另派遣明瑞为将军兼云贵总督，并增调满兵赴滇，以几万的肉躯横生生挡住了进攻……

最近的却也是最悲壮的一次，1944年，中国远征军和入侵的日本军在这个边城里开始了民族的第一次反攻，腾冲成了中国第一个收复的地方，付出的代价是，那座用火山石筑起“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周长七里二分的石头城”完全成了一片焦土。“据说，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

怀揣着这样的记忆往这座城走，越近越发觉得有些慌张。天光巧合得有些刻意，当大巴从高黎贡山往下，车窗外已经是一片夕阳，周围的山脉被夕阳涂得殷红的，而山脉中间展开的腾冲城却灰黯成一片，看着，仿佛像个火山口，又或者像是凹陷的巨大的伤口。不过，我想即使没有那血一样夕阳，这血色的土地以及历史，已经足以让我无论在何时抵达，都会觉得心惊。

死过的城

   “我在这里挖出过三具尸体。”这个激动的司机叫刘天章。我在城外的长途车站搭上他的车的，目的是那座在原地上新建好的腾冲城。我也只是无意间提到那个传说：“据说，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他就突然刹下车，把我领到路旁，指着一排绿化带说，“这里曾经是一座民宅倒塌的墙根，我那次帮忙清理的时候，就挖到过，他们其中一个还握着枪，尸体早已僵硬，那枪始终拿不下来，他们的眼睛都睁得老大老大的，像是在拼命看什么。”

     后来，我在文庙就看到他描述的那种眼睛，那是木柱子上的一个个弹孔，许多子弹还嵌里面，像是瞳孔一样。当我在腾冲文管所前所长李正的指引下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闪着黯哑的光，看上去那么似乎很恐慌，也很悲伤。

这座文庙是那次战争后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一了。进门前李正给我说过一个让我慌张的数据，他就指着我站着的地方，用一个严谨的学者的口吻冷静地说：“这里发生过悲壮的枪战，日本兵以这些建筑为天然屏障，还挖了相互贯通的战壕，我们的中国远征军是以每米牺牲7个人的方式推进的，所以你每跨过一步，就跨过多少个爱国将士的身躯。”

关于那场战争，仅仅梳里数据就很骇人：从1944年5月11日强渡怒江到9月14日攻克腾冲，127天，中国军队伤亡1. 8万，民夫伤亡相近，全歼守敌6000，日军无一生还。三四万人就阵亡在这极边小城，难怪“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而城也早已经是焦土一片，遗留下来的描绘显得悲怆：“战斗结束后，腾冲城里没有一间站立的房子，没有一片树叶上没有弹孔。

我后来收集到当时对阵双方将领的日记，他们的描述甚于我的想象：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

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

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

……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

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

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

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

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

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 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 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 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

冲！ ”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

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 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 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 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 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 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 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 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 ，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1944年5月发生了两个民族生存本能的戮血交锋。日本希冀占下腾冲，割断英美从西南角落给正在抗日的中国部队的补给线，他们觉得守着这里，就守住他们民族所谓宏大的伟业，而我们民族知道惟有贯通这条线，方能有借助外力的可能，避免整个国家被覆没的危险，这两支部队的人，用的是肉体去攻防。对双方来说，一个是民族的底线，一个则是扩张的边界点。

其实，这样的描述已经算克制，一个当时参与攻城的老兵写过进入那“玉碎”腾冲见到的场景，“腾冲城里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一眼望去是烈火和硝烟。残垣断壁下，一堆堆的尸体，一股股焦臭味死尸味直呛得恶心。进攻的路上，为隐蔽身体，拔开敌人腐烂的尸体，从一堆堆蛆上爬过去……，用死尸堆起的工事，流淌着恶臭的血水，一梭子机枪射来或手榴弹爆炸，溅得一头一脸的死人肉。”

我是在书店读到这些材料的，夜晚当我揣着这些材料搭车回宾馆时，见到的，是那空荡荡的马路，虽然盛夏，但高原的风冰冷成一片。车过景换，几乎每个路过的地方都能找到材料当中描绘惨状的章节，文庙、文星阁……，那句话，就不断在我耳畔萦绕——“能不同声一哭！”

盛开的伤口

终于无法成行，突然的大雨带来的泥石流，截断了我去高黎贡山界头村的念头。

产生这个冲动，来自于中午吃饭时，听那小菜馆的老板娘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这一段，每到下雨天就可以听到，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号角声，哭声。她说她就来自那段山底下的界头村，她曾在某个雨天的晚上，突然听到一声嘶哑而凌厉的“冲啊，杀啊！”。

“他们说是因为高黎贡山是磁山，能吸收声音。”她描述完当时她的恐惧后，这么引用当地政府的解释，不过她有另外的理解，“我妈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但遗憾的是，路上拦住了几辆车，司机都说，现在雨季，山上到处泥石流，不敢走。

不敢走的或许不只这个原因，后来才听李正说，即使没有泥石流，估计也不会有司机会想带我去那个地方。

李正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身强体壮，皮肤和这边的阳光差不多灿烂，这个专业考古的学者，虽然是50多岁了，却常一个人带着帐篷到处去考察。像他这样的人不多，特别在腾冲，原因是，这里太多人相信鬼魂。

事实上，这里聚集的，几乎是整个中国最会讲鬼故事的司机了。在腾冲一周，我碰见八个给我讲鬼故事的司机，而且他们都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方式说的。

下午我搭着车出城去，一路上那个女司机一直交待，一定要八点前回来。我不太理解她反复的叮嘱，最后她才支支吾吾地说：“这里阴气重，晚了难免碰到不干净的。”她还补充了句：“如果碰到远征军那还运气好，碰到日本鬼子那就糟糕了。”

这样的忌讳有时候让这个不信鬼魂的李正有些恼火——他有几次到了高黎贡山界头村，想去据说死伤最多的一段名叫“灰坡”的路，山密路隐，他需要当地人的向导，结果找了周围一个又一个村子，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才有人偷偷告诉他：“其实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敢去。”

我更愿意把这种情绪看成是，世袭记忆的伤口——它还没停住流血。城里的弹坑都抹平了，但可以感觉到，伤口还在到处盛开着，以传说或者鬼故事的方式，在这个高原的天空如那些触手可及的星尘那般若隐若现。

但在腾冲一周，让我明白不能轻视或者嘲笑这种情绪，没有亲历过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恐惧或者说敬畏。

李正后来到过那条当地人不敢去的路，即使这个让人感觉顶天立地的汉子，都说“除非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他回忆说。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每一步都得手脚并用。很多石蹬窄得刚好放下脚掌。旁边就是悬崖，但凡失足，人掉下去连个回声都不会有。而且“山高天冷雨多，打仗当时正是雨季，光冻死的就许多。”

我在美国记者的文章里看到那种旁观者的惊讶，战时美国新闻处编的《最高海拔的战斗》中这样描述：高黎贡山战斗，是二战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战斗，山上每天都是云遮雾罩，厮杀声枪炮声始终回响在云层之上。当地老百姓说，那是天兵天将在干仗。听起来极富诗情画意。但诗情画意只是表象，当年的高黎贡山其实是生命的炼狱。

这话一点不夸张。后来据守高黎贡山的日本老兵写过回忆录，他们说，那时他们的炮筒根本无须瞄准，每一发炮弹落下，都会溅起一堆血肉。光秃秃的山坡上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远征军官兵根本就来不及隐蔽，也无从隐蔽。远征军完全是用血肉来消耗日军的弹药。“旺子从山上往下流，像河一样的一直流到山脚。吓死人啦。”

李正曾在山下听到一个老村民描绘的恐怖情景：战斗结束时，阵地上的死人密密麻麻。在他们的家门口，美军运输机空投下来的炮弹、子弹箱，像码柴火一样堆满了整个山凹。他说着，叫孙子到柴房里找出一颗引信还在的六零炮炮弹，只是已经锈蚀了。 战后几年里，像他一般大的孩子全靠捡子弹壳捡破枪烂炮买书上学。不止是灰坡下的村庄，整个高黎贡山两侧，只要打过仗的地方，那千千万万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山下整整一代孩子，有人还靠子弹壳换回老黄牛。

这悲怆竟然如此强大，以致一代代的遗传。也难怪他们会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活着的鬼

    到底要如何同这样的记忆相处？段生馗说，正视它，看清楚它。

那个下着雨的午后，他开车领着我来到他建立的滇缅抗战纪念馆。一路上，天气冷得让已经加了一件长衣的我还是有些发颤。我说，你们这真奇怪，正值盛夏，这却冷成这样。他笑着随口就答：“可能阴气重吧。”

他和他的这个馆，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报道，一个流行的宣传语是：“中国民间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抗战纪念馆。”我不是被这个耸动的宣传语吸引来的，而是因为在采访中听到段生馗的一个段子：“段生馗在我们当地是出名的怪人，学生时期就收集那些战后遗物，有日本人拿来煮中国人的汽油桶，有日本人骨灰，满满地塞满整个宿舍。”这个段子的高潮在于，那些他收集来的日本人的骨灰和灵位全部塞在他的床底下，据说有些日本鬼不服气一到晚上就在床下不安分地发出声音，段生馗晚上都要气氛地用脚跺跺床板，才能让它们安分。我曾把这个段子说给李正听，问他，那段生馗看来也不信鬼，李正纠正了我的用语，“他不是不信，是不怕。”

确信这点是在段生馗的纪念馆里，他指着一个汽油桶问我，你感觉到了“冤气”了吗？你感觉到了那不肯闭眼的冤魂了吗？那是个有着奇怪色滓的桶。段生馗告诉我，那是人肉被煮烂后风干的痕迹。

那个汽油桶是他从一个村子里的祠堂收来的。日本兵打进来的时候，全村的人带着能吃的东西全逃了，这让负责来找食物的日本兵特别恼火，而当时村里派三个村民去打探日本兵的消息，结果却被日本兵活捉了，就把这三个人绑在汽油桶里慢慢煮，直到把整个人煮熟、煮烂。

后来村民就把这三个汽油桶供在村里的祠堂里，段生馗几次去收，他们都不答应。段生馗后来也不催了，自己默默帮村里做些事情，拉自来水管，关心当地的孩子教育，村里人自动来找到段生馗，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些桶，我们要把它们摆在村里，世代供着。段生馗说了句：“我就是想让它展览在更多人眼里，碍着他们的眼，让他们不会忘记历史。”桶于是被运到了馆里，据他说，运的时候全村人夹道相送，许多老人眼眶含泪。

段生馗的几乎每件藏品都有段这样的故事，它们各自记载着历史的某些碎片，让观者心惊。

显然，这是段生馗的目的，他把在野人山收集来的头盔一个个排好，对映一张张照片，告诉我，“他们为了我们民族曾深入野人山结果被吃了，只留下这头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竟然忘记他，我们凭什么忘记他。”

他不愿意搽去一把日本长刀上血迹，是因为他想指着它告诉我，这把刀曾捅进多少女人的阴户，刺杀过多少个人。

他是个太过激动的讲述者，以至几次讲得自己都有些哽咽。也让我几次感到难以遏制的悲哀。

终于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我不得不问：你为什么要花一生做这些事情，而且要自己掏腰包，又要经受许多误解。

他当时有点自嘲地笑，“因为我内心不安，为许多人不安。我们这个地方，许多村里都有那种鬼屋，就是因为有人在那时侯掺死在里面，众人就不敢去，甚至不敢提了，久而久之就淹没在荒草里了。你不觉得，这种刻意遗忘对死者是那么残酷，对后人来说，永远无法了解到真相，前人的逃避，让他们失去了健康地去面对历史的可能，而是在传说中，变成了一种莫名恐惧或者愤怒，那无助于一切。”

“难道你不怕这些东西吗？你不相信鬼吗？”

“我信，但我不怕，我们这里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就是远征军的投胎，我们是命定要来守这个边城的，我也是命定要来守住这些记忆的！”那一瞬间，我抬起头看他的眼睛，还真觉得，自己见到了那些保家卫国的远征军。

生者之伤，亡者之殇

李正一直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断采访那些老兵，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留住记忆。他答应带我去寻找那些亲历的老兵。但他执意，先带我去那些没能活下去的兵，他们在离城5公里地，一座名叫国殇的墓园里。

我原本更在意一路上他提到的那些老兵。他说，有个老兵战争结束后，怕了战争了，就在这里自己找个地方活了下来，没有结婚没有儿女，老兵年纪越大因而生活越发困难，但一直没有得到救助。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有个看到报道的北京女孩子看到报道了，自己寄钱给他，有次李正去了，帮忙拨通了捐款的那个女孩子的电话，老人抢过电话就喊，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

还有个远征军老兵，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这几年他奔忙着想为打日军而阵亡的同队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他最后说了个老人，叫蒋绍福，今年92岁了，当时他是警卫队——就是负责保护一些重要长官的，本不应该上战场的，后来打到没兵了，他们被组成各敢死队，就负责攻克我去过的那个文庙，结果进去一队出来就一个人。这个老人后来在当地当了倒插门女婿。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军的身份给孩子带来过麻烦，和孩子一直亲不上。后来一些企业家弄了个慈善基金会，老人就靠每个月两百的救济款生活。

那个老人许多媒体采访过，还照了许多照片，但从没有寄来给他过。有次李正带深圳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他拉住李正说这个事情。李正回去后马上送了一张他给老人拍的照片过来，而那深圳的记者当即说要帮老人拍一张，并守诺地寄过来了。

李正约着我，“我们看完国殇墓园就去送照片。”

到了国殇墓园，我才明白李正的执意。

这墓园是建在一座山上。山顶立着一个纪念碑，从纪念碑开始，每个阵亡的士兵墓碑按照生前的编队，一列列从山顶直直往山底排。我从山底拾级而上，每一级台阶，上下左右全都是这些士兵的墓碑，他们似乎还活着，依然守着军人的秩序排着队。

李正曾主管过这里，他告诉我国殇墓园从一开始就是个遗憾。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 ，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 ，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 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 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而时间越往后推，越遗憾。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 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甚至长满了荒草。再喧闹时是文革，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 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 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 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 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 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

他还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 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 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

但他想告诉我的还不止这些，他特意带我去到同在一个墓园里的修缮一新的美国飞虎队的纪念墓群。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 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 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前几年美国国内还不断有人来寻找这些英雄，政府为此专门组织了许多活动。

而即使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也似乎来得幸运。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 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 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还能看到日本人到国殇墓园里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由此美国国内还寻找这些美军的遗骸时，李正带着一些作家摄影师随行报道，当时政府特意组织少先队扫墓，

    那时大约下午五六点钟，斜斜的阳光照在墓碑上，那个摄像师和同行的一个作家突然伏在层层叠叠的墓碑丛中，泣不成声。

李正急忙走上前问原因，他们说：“我们是来拍寻找美国老兵的故事的。可是怒江战役中阵亡的数万中国军人，有谁找有谁问？”李正当即也哭出了声。

笑话

一路上，李正像个孩子一样不断拿出蒋绍福老人的照片端详。每看一次他都要激动地说：“老人估计要乐坏了。”

     老人住在离县城30多分钟车程的村里。大概在李正第5次拿出照片端详的时候，我们的车到了那个村。进到李正熟悉的那个村口，李正却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他自己纳闷地嘀咕：“老人平时都坐在这个地方，怎么今天不见了。”他边说边下车问，我在车里，就看到他和周边的人打探了几声，就突然闷声闷气地走回了车里。

     他拼命呼吸，脸转了过去，不让我们看到。他的举动吓到了我，连忙问：怎么了，李老师？

     他再回答时，声音已经完全哽咽：老人死了，就在前几天。

      我当时自以为沉稳地安慰：“老人92岁了，生老病死说不准。”

     李正不答话，过了许久才说：“老人是自杀的。”

我当即蒙了。李正稳住情绪接着说：“老人前几天上县城领救助款，但城里告诉他，没钱了，从此以后没钱了，慈善捐款都没了。老人回来就傻了，听邻居说，老人从县城回来特意到山上的温泉洗了个澡，穿上他唯一的一套正装，沿着村子走了一遍，然后晚上，就自杀了 。”

同行的李正的朋友张先生深深叹了口气：“枪林弹雨的没死，却被这逼死了。”李正再也控制不住，抱着那照片痛哭出声……

要离开腾冲前，李正特意和我聚了一下。他问我：“你准备怎么写腾冲呢，还想探讨这个地方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战争，以及，我们民族是靠什么守住这个地方的吗？我提供些我的研究成果给你说不定有用。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都说自己是明朝戍边将士的后代，都来自中原南京大柳湾，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这些将士的投胎，所以他们前仆后继地用肉躯去守这个边界，但，实际上我考察过，他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这听起来像个笑话吧？

我点了点头：是个笑话。

一阵悲哀，瞬时，又涌了上来。

海路始终是个隐晦的谜语

即使有科学确认它终究是条渔民踩踏出来的路

海边的祖辈们仍然坚信

这是神明赐予的，通往海洋的路途

或许信仰也就如同这海路

顽固而诗意的固执成全了这世界上最美的路途

生活在中国海边的祖辈们是那么像诗人

事实上他们用一代代定型出的信仰的样子，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处女

我因而从小时就一直揣想

祖辈们面对着大海的表情

或许就像一个孩子面对着孕育自己的那个庞大的子宫

那么亲昵又充满敬畏

信者的海路

撰文/蔡宗达  摄影/马岭

当那一天傍晚——简直是上天赐予的一个傍晚，我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们的摄影师来到这个名叫米墩的小沙滩时， 光亮和色度刚好，甚至连风都恰到好处，眼前呈现的仿佛是海神刻意为我们排演的一副美景。

那时候，潮汐褪去，裸露出的海洋和大地交融出的那片平整的滩涂，可以看到海和土地肌肤相亲的轨迹——来不及褪去的海水搁浅在滩涂，构成一幅奇异的纹路。

海滩上有零散的人，有两个穿着T恤的“少年仔”，卷起裤脚盘坐在海滩上，还特意升起一团篝火，青灰色的烟雾游走在灰白色的天空中，他们对着大海整罐地喝啤酒聊心事。

不远处，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蹲在堤岸上，像少时的我一样，忧郁地直直看着海天交接的那地方。

这是个对我有着莫名蛊惑美感的一个沙滩，这也是我举荐摄影师来到这里的原因，虽然里镇子有点路途，而且路不好走。

我在十几岁离开这个小镇前，时常会一个人骑着车来到这地方，坐在海滩上，或者升起一团篝火，看着海那边走来的渔民。

——是的，是看着从海那边走来的渔民，这不是一个病句。

十几年，当少年的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这片无人的小海滩时，看到一个渔女挑着削来的牡蛎从海里走过来。我惊讶不已，飞奔过去，拉住她，你从海里走来啊？她停下来说是啊。我说你是住在海里？

她笑开了，告诉我，每片海滩都有条路，也就一条路，可以一直往海里走个几百米，可以走到海中心那片沙滩带，在那里，海神存了许多海鲜让我们拾。

她告诉我，这传说中，是妈祖托梦给村民说的，从那之后，大家才吃饱了肚子。

后来我曾跟着那渔女走下去过，真的往前走了几百米，真的走到了那片海中央的柔软的沙滩，那沙滩中满满是竹蛏和花蛤——大海藏着许多秘密，许多是俗人无法解释的，于是他们用神话来结构。

我因而无意去寻找海神信仰的正史解释，我所急切的是，如何从生活在海边的我自己宗族亲友的记忆，去追索这一代代的中国沿海生民为什么这样为他们的信仰塑像。而这或许能帮助被近代工业模式卷离海洋的我，理解沿海中国，理解那些在海上讨生活的我的祖辈们。

   事实上，当那个傍晚，我指着那条海路给我们的摄影师讲述少年时遇到的那个渔女，我突然记起，那渔女也就二十多岁，和妈祖一样的年纪。我也不禁恍惚，我遇到的究竟是渔女还是妈祖？ 

闺中的海洋

我实在不愿意用普通话来称谓她，总觉得疏远，她是我外婆的妈妈，我喜欢用闽南语叫她，“阿太”。

我的阿太已经96岁，所以我总觉得她和我谈论起妈祖的口气，倒像在谈论她的姐妹或者孩子。

阿太至今一个人住在离米墩不远的一座东南亚风格的两层别墅里。房子是旅居南洋的二舅公回来建的，石头条墙，大红砖底。我记得很清楚，本来庭院里种着香蕉树和玫瑰，那旁边还有个淡水井——在海边能挖到淡水井那是被认为很幸运的事情，民间认为这家人意味着要发家了。

二舅公确实曾是这个名叫郭岑的渔村的首富，还被马来西亚政府授予个爵位，后来我在厦门见过我二舅公，他珍藏了被授爵那天的报纸，上面有他穿着爵士服的照片。

二舅公的发家很有这个沿海地带的典型特征。这个故事还要从阿太爷讲起，也就是我阿太的丈夫。

他本来是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当这片地方解放时，阿太爷说他要出南洋。很典型的选择，每次这个地方的男人要做冒险的事情，女的要带着孩子留在老家，等男人站稳脚跟了，再一个个把家里人接过去。我很容易想象成，海是男人的冒险的载体，而女人构成了一块让他守望的陆地。

事实上阿太和我说过，她认为决定把家安到这海边的我们的远祖们，肯定都是很浪漫而且很敢冒险的人，不太愿意守着内地的许多规则，而躲到这里来。

海边意味着什么——无限的可能。

阿太给过最真实的解释：“海边的土地都贫瘠到无法种植，男人只能到海上去讨生活。男人可以选择拿着海锄在沼泽抓螃蟹和鳗鱼，这样男人可以每天回一次家，但收入很少，男人还可以选择到近海捕捞海鲜，收入会多点，还可以去远洋捕捉大鱼，风险很大，一去也就几个月，更远的，是到海那边的陆地，要个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希冀超乎想象的收益。”

“冒险的多少决定那个家庭的收入”阿太这句话帮我很容易理解了海洋对这个地方性格的塑造。

阿太爷就是属于那种野心巨大的人，他到了海那边的陆地，先经过几年的艰难，然后开养殖场发家了，开始一个个把孩子接出去，先是大儿子，再来是二儿子——他着急孩子去开拓，等到要接我阿太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阿太竟然犹豫了——她已经和这个渔村的许多女人习惯独身，习惯守侯。

后来阿太爷突然去世在海那边了，从几十年的一别，他和阿太再没见过。再后来二舅公接过阿太爷的衣钵发家了，他回来了几次，也几次劝说阿太离开，但阿太都拒绝了，他只好给他建了个很好的房子，自己又回去了海那边。

过了几年二舅公也在海那边去世了。阿太突然断了和他儿子一系的联系，剩下的都是她女儿的子孙。

我之所以讲述到这些故事，是因为那天下午，阿太和我说，她觉得妈祖会成为最大的海神是因为，“留在岸上的都是女的，各自一堆辛酸事，需要找个姐妹来倾诉。”

我很意外阿太会和我说这样的故事，事实上阿太在我妈妈的描述中，从来就是个过于刚强的女的，她会拿着木棍把我舅公赶下沼泽去钓青蛙，去捉血鳗，而不顾有随时下陷的生命危险。她还曾把怕水的二舅公直接往海里扔，她说是男人就该不怕水。

我去看阿太的时候，她刚刚跌倒摔了手臂，看到我来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眼泪扑簌扑簌地掉，她却还见不得我为她难过，枯木一样的手，握住我，很认真地告诉我，“我几次都看到妈祖来到这里和我聊天，我和她说我很想看到你结婚生孩子再走，妈祖回答我说，会的。”

我不由得从内心里感谢这个海神，或许阿太人生的这么多波折，都是在这样的恍惚之中全部诉与了妈祖，妈祖成了这个地方女性的坚强根本，成了他们精神力的源泉。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总有许多内心的波浪，而或许妈祖构成了这么个彼岸。

现在的阿太一个人住在那曾经很漂亮现在却已经破落的别墅里，这房子挤满了从外地到这里工厂打工的人，曾经的芭蕉树和玫瑰被砍断了，搭了架子晾满了花花绿绿的衣裤。

阿太眼睛和耳朵已经不大好使，她常常一个人搬把椅子坐在门口往远处看，一坐就一个下午，任人怎么叫都不怎么应，我问过几次，阿太你究竟在看什么，她从不告诉我，就一直往远处看，我顺着那阳光看，才发现，那远处的远处，是海。

上岸的海神

妈祖庙的董事长蔡长荣告诉我，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这句话的当时，眼睛直直盯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搜索我和父亲的距离。

他最终笑出了一口烟黄的牙齿，说，你太白了，没有海边该有的黝黑。他还接着说，我的孩子也很白，他顿了口气，自言自语着：“对啊，你们都是读书人”。

他说这话的语气显然有点失落，我知道，在他心中黝黑的皮肤是大海子民的身份证明。

事实上，那个下午，他还告诉我那些父亲所没有告诉过我的海上故事。

我的父亲和他一样都曾是海员，他们随着鱼季、跟着船像潮汐一样来回在岸上和海上。每次都是行色匆匆，不过父亲从不和我说海上的事情。蔡长荣说，那是因为太多的感觉他舍不得让你知道。

是什么感觉？我问。

他开始摸索身上的烟，点着了，话才开始。

他说人在海上很无聊也很紧绷。无聊的是，一次航行几个月，落不着地，心也悬着，在海上望着的永远是一片又一片没有尽头的洋面。紧绷的是，时常突然有个乱流，忽然起了风雨，感觉自己就漂在那上面，感觉自己那么无力，却始终要守着遥远的海岸线。

他被烟呛着了，自嘲地笑，“我们海员都是烟鬼，许多人因此早早地去世的，你们这批没有到过海上的后辈们老怪我们，我知道你们也是好意，但或许你没到过海上，你就不理解这种恐怖的状态，要是没有一口烟吸，我想，我们根本熬不下来了。在我们看来，烟草在海上是土地的味道。”

旁边的一个老人对我说，他曾和我父亲出海过。他说，靠海过日子的人总觉得，海是充满希望的危险，像欲望一样，他们认为沉浮在海上的，水下面是水鬼水上面是神灵。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多像个充满说教色彩的隐喻。他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以前启航前，要有个船员代表举香祭拜大海，那这次旅程就算这人主事——主神鬼方面的事情。我的父亲有次主事，香刚点上，我父亲就昏倒了。“后来还是请得神佛，你母亲去求了你们阿太那边流传的太阳夫人，我们这边求了妈祖。后来好像是妈祖开了个符，用火烧了，配着陈皮冲水喝就突然好了。”

作为故事的结束，他发表了他的理解：“人在海上太脆弱了，所以会把陆地上的事情显然那么纯粹那么美，所以你看，妈祖被我们一代代塑造得那么美，粉脸脂唇，青春靓丽，当在海上有个妈祖的神像陪着我们，这种感觉太重要了。”

我也只不过无意中在对话里讲了句，我父亲真奇怪，从不给我讲海上的故事，也从不让我上他的船，我还真想去航行看看。

那个自称和我爸航行过的老人因此特意在我临走时，把我叫住， 很严肃地叮嘱我：“那是因为你父亲为你好，海上太飘摇了。”

海上太飘摇了，这恐怕是他们老一代人共同的想法。我出生的这个小镇，本来就在海的边上，当工业发展后，当渔民的后代可以不当渔民后，可以看到这个小镇的父辈们在死命揣着这个镇子往内地的方向攀爬。

小镇的镇区因而离海越来越远。妈祖的身份因此慢慢在变化，从海神变成管着俗事的神明。生孩子没有奶、孩子不吃饭、丈夫生病了……任何杂事都都可以向妈祖求助，事实上要是忙海事，许多人把孩子扔在妈祖庙里就走，他们相信妈祖会照顾，他们很庆幸这尊海神的身份，“要不是女神，谁又这种闲工夫啊？”

他们也认为妈祖管地上的事理所当然，这并不算越权，村民自有自己的理解——人生就是苦海啊！

我们是在妈祖庙里进行这些对话的，夹杂在一片红砖建筑里的妈祖庙，看上去就像个普通人的住宅，只不过华堂增加了龙脊，大门有着迎送的天神。总有许多人来妈祖家串门——周围得村民告诉我，他们觉得来妈祖庙是“邻居一样的串门”，摆上牌局，三五成群，打发一个下午。

这座妈祖庙算是最早的那几座之一了，建于宋年，里面的墙上还刻满了妈祖显圣的种种记录，蔡长荣董事长还很得意地拿出镇庙之宝——一座不知道年份的神轿，上面刻有108尊人偶，栩栩如生，还有从建庙开始就有的神像和金身。我很质疑它的年份，毕竟很少庙宇能逃过那动乱的时代，怎么可能保存得这么好，但蔡董事长很笃定，“妈祖的东西我们谁都不舍得损坏。”

这个董事长很认真地和我说，妈祖和其他神比起来，让我们感觉更亲近，像家人一样。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年破旧和动乱的那年代，惟有妈祖的神像被保存下来了。

“那是我们当地的妇女，偷偷把她藏在自己被单里逃过了，白天包裹在堆叠的被单里，晚上把她搂着睡，村里所有人都像一起保持秘密。”讲到这，这个我父亲的朋友，曾经的海员笑出了海浪一样的满脸皱纹：“你要是出过海就不会不相信妈祖，就不会不相信我们对妈祖的感情了。”

圣灵的处女

妈祖曾有很多竞争对手，其中有男神也有女神——我也是听妈祖的老乡、妈祖研究专家周金炎说才知道的。

他出生的房子离妈祖的祖厝不过百米，因而从小耳濡目染。遗憾我没去过他的住所，村里的人笑称那是垃圾堆，里面胡乱地堆满了他搜索来的种种古籍。在他考究下，他认为妈祖最早应该是个女巫。

他一说到女巫，我马上想到我阿太的婆婆。巫的传统在闽南沿海至今非常盛行，职能有问卜、看病、看命运，商量事情和找亡灵。年幼时我家请不起医生，生病时通常都是去巫那边求一些奇怪的药方，有时候是一支枇杷，有时候是一包香灰。

我曾问过我阿太，真的有这般的灵验吗？阿太告诉我她的婆婆能一下子说出那人的心事，还能帮忙解决。阿太看来很崇敬她的婆婆，她告诉我，她曾梦见去世的婆婆，在梦中婆婆告诉她，她升天，在半空中看着世间，帮世间人做点事情。

周金炎是一个很讲究证据的研究者，他找来宋代文人笔记和地方志里，确实有用“巫媪”、“里中巫”这样的字眼记载林默的真实身份。通过巫上升为神的，中国沿海屡见不鲜。周金炎讲得细腻，“其实海边人都是心理很多波浪的，总想夸大支持他们的力量”——这句话或许可以解释巫在这片海边的盛行，还可以解释妈祖的能被神格化的真实原因。

当人们寻找到这种笃信，就会急于寻找证据支持。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林默诞辰，和九月九她的升天日期间，过去常能见到一种奇异景象：平时要驾船下海才能捕到的蛤蟹鱼虾，这时会自动送上岸边。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这期间是甲壳动物的产卵期，所以在岸边会出现大量聚集的现象。但人们宁愿相信有趣的神话：这恰恰是林默龙女身份的有力证据，因为她是龙王之女，在女儿的纪念日，龙王理应有所表示。可是他碍于父亲的尊严，不便亲自出面，于是派手下众水族上岸祭拜，以表殷切之情。

周金炎和我描述过他理解中的妈祖神化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从小就被认为通灵的小女孩，善良乐于助人，还没出嫁就突然死了，然后大家把所有在海上‘有如神助’的事情都归结到她身上，于是她成了神。”“这样的神是民间所推选的，特别多，就在莆田这个妈祖的老家，就有四五尊，还有沿海各地也都有，为什么妈祖独独被推出来，我觉得是因为她是女的，又是处女——在民众的理解中，这是很纯洁很圣灵的身躯，所以她最终胜出。”

虽然科学分析起来周金炎头头是道，一到妈祖神像面前他依然忍不住双手合十，虔诚地跪下，他试图解释，说，是因为妈祖是善的化身值得尊敬，但我知道这尊敬不会让人想去顶礼膜拜，这种信仰背后还有依赖和恐惧，而这或许是因为海——多变的海总会让人更加依赖和相信某种未知。

作为礼物，妈祖祖庙送我一只妈祖的通灵令旗，旗身有点长，在包中总露出来。回泉州的路上，那个名叫阿七的司机不断盯着看，他是个木讷的人，憋了好久，终于才开口，“你真是好运，有妈祖的保佑，我想去求妈祖的符一直没求到”。

我一听笑了，你又不是出海，求什么妈祖？

他生气了，说我对妈祖不敬。“妈祖天上地下，救苦救难的事都管。”

原来那阿七也曾是海员，只不过现在海事不如岸上求活挣钱，他才上岸，不开轮船开起了汽车。他讲得激动了，开始重诉他从9岁多第一次出海到23岁上岸得到的妈祖的种种帮助，有说到在海上迷失方向，想要放弃，突然寻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叫他往哪个方向回去，有说到遇到暴风雨，轻声念妈祖圣名，突然一片风平浪静……

我没听他讲完他出海遇到的神迹，而是透过车窗看出去，那时，咸味的风呼呼地从窗子灌进来，粘连了人一身，车前是一片又一片被碾碎的盐白的阳光——真像破开的浪一样。我记起妈祖庙里那个老人的话，“人生终究也是苦海啊”！

或许脆弱而细腻的心终究需要那么善良、细腻而贴心的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