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4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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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联合早报》陈汇崑、侯启祥的大力帮助）

李雪柏

记者◎马戎戎

　　安静的布鲁塞尔的晚上，难得看得到那么齐整，那么大片的灯笼亮起。就算是大皇宫，也只不过有一些彩灯在边缘勾勒。来旅游的十几岁的孩子们把书包扔起来，看着那大些大片的灯喊“乌拉”。10月份的晚上，天还是挺凉的，路过的欧洲人把脖子从大衣里钻出来，好奇地看看，又走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时候，心里的确是挺开心的。
　　那片灯笼包在艺术山广场左侧的一幢建筑上，1958年，这幢建筑曾是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会议宫。灯笼是红黄两色的，全亮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面灯墙，墙上，黄色的灯笼簇拥出一个红色灯笼组成的怪字，“茶”的字头下一个“食”字。建筑的大门，一早被做成了中式牌坊的模样。
　　这是旅美华人艺术家谷文达专门为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展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天堂红灯——茶宫”。这座叫做“王朝”的大厦，也是这次中国艺术节的信息中心，和艺术节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再往前走，就是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馆。在这里展出的，是2009年10月13日“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用力推开沉重的、黄铜铸造的扶手，走过有高高玻璃天顶的大厅，转一下，看到熟悉的月洞门。从月洞门走进去，左手的壁上画着传统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每一样用具旁边，是相应的英文单词：“brush”，“ink”，“paper”，“inkstone”。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单词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墨迹特有的灵活与酣畅，带来了印刷体无法体现的生动和温柔，中西的小碰撞，就这样有了一个趣味性的开始。
　　4个英文单词的书写者，正是中方策展人之一、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馆员杨应时：“先用一些小工具，引起大家对中国书法的兴趣。”他笑着说。他认真研究过书法，是个书法爱好者，自己也能写一笔不错的毛笔字。

　　　　　　　　　　　　　　　　　中国书法的故事，从兰亭讲起

　　走过写着“再序兰亭”几个大字的深红色背景板。策展方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处让人耳目全新的公共空间——兰亭情境。3张绍兴兰亭实地景观的巨幅图片铺满了整整一面墙。
　　静静的兰亭两侧是缓缓流淌的溪流，生动地再现了古人兰亭雅集时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场景。空间中央搭建的平台上是以北京故宫流杯亭曲水流觞场景图片制作的大型投影装置，潺潺的流水声若隐若现，令人神往当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的场景。影像四围铺着来自中国的青灰石板，可供观众休憩静思。空间里还陈列着与兰亭雅集相关的书法、绘画和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傅抱石的《兰亭图》的真迹。
　　“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感受兰亭雅集的风雅淡泊，还可以体会曲水流觞的闲情逸致。”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说。
　　为什么中国书法展览要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入手？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是“再序兰亭”的总策展人，他认为：这是因为王羲之和《兰亭序》是一个故事，从这个极富传统文化的故事讲起，可以深入浅出地道出中国书法的内涵和中国文化的幽雅。
　　不同于传统书法展出单纯的“物件呈现”的方式，“再序兰亭”书法大展体现了非常明晰和开放的策展思路。书法展开幕式上，范迪安说：“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确实要学会讲故事。其实我们看很多西方的经典，不见得都记得每个剧集作家的生平和内容，但是故事我们记住了，我想我们这次要给人家讲一个故事。”
　　从一个故事讲起，展示中国书法的创造奥秘和丰富传统，是这个展览在策划上的独特思路。范迪安说：“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在《兰亭序》光辉的照耀下，中国书法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传统的继承、转换与超越，形成了书法内涵和风格不断延展的长河。从中国书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古代到今天延绵不断的奥秘。这个展览题目‘再序兰亭’中的‘再序’二字，蕴含着一千多年来书法不断的‘再生’与‘再创造’的意义。”
　　书法展上共展出120多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和其他公私收藏的中国书法、绘画和当代艺术精品，从唐朝褚遂良的《摹兰亭序》到明朝董其昌的《临柳公权兰亭诗》，从北宋米芾的《珊瑚帖》、宋徽宗的真迹《闰中秋月》到清朝金农的《自画像》等诸多传世精品。许多珍品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海外展出。董俊新介绍说，《再序兰亭》，是1949年以来中国在海外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书法展览。精品数量、作品创作的年代跨度，可谓空前。
　　“最早谈起展览距现在差不多都两个年头了。”杨应时说，那时，他还在美国学习。“这个主意最早出自策展人之一柯廼柏先生，他很早就想在欧洲做点和《兰亭序》、王羲之相关的展览，但一直都只有想法而已。后来他碰到了范馆长（范迪安），范馆长本来也在筹划欧罗巴利亚艺术节中的一些项目，也不一定想到做一个书法的展览，柯先生提起之后就有点一拍即合。他们在欧洲就谈起来，刚好史蒙年、朱青生教授都在，几个人谈起来也不谋而合。”
　　这里提到的柯廼柏，是1980年中国首批接受的来华学习书法和篆刻的外国留学人之一。他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写一手好书法，甚至自己发展了一套创新书体“画书”。目前，他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史。在策展中，柯廼柏提到了王羲之这个人物对于西方观众理解中国书法的重要性。
　　最初的策展思路很传统，杨应时记得，他第一次正式参加策划会议的时候，还是一个线性的思路，讲述中国书法传统的发生、延续、发展。然而最终，大家跳出了线性思路的限制，将思维发散出去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书法的几个层面上。
　　“用我们常规的思维去想问题，就觉得书法是写字，只要你不认识字，你就没办法欣赏书法，对不对？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就要打破这个概念，书法不是关于写字的。如果只是抄着写字，那么就是写字，不是书法。书法是有它的道理的，严格地说是有几个层面来研究书法的，一个是‘技’的层面，就是说书法是一种可以写很好很漂亮很优雅或者说很丑陋的字的方法或技巧，一般人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获得这种技能；另一个是到了艺术的层面就是一种‘书艺’，这就不是说一般人可以很轻易地达到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书法的名家、大师，名家和一般的人，水平就是不太一样，艺术的层面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还有一种更高的层次，就是一种‘道’的层面，比较哲学了，书法跟很多方面发生关系，比如宗教，人的心性、个性，人的修养、文学功底、身体状况，你还有书法里面更玄的这些道理，一些哲理性的东西。有些人在研究书法的时候能够联想到很多东西，比如说舞蹈，书法和舞蹈的关系，书法的线的运动、节奏感、韵律感，里面是有音乐的东西。还有很多方面。”
　　这些层面，都从《兰亭序》的故事发散出去。
　　“西方的观众，只要对中国书法有点兴趣，了解了一点书法的历史，一般人都听说过《兰亭序》、王羲之。不一定很了解，就从一个很小的故事讲起，讲一个中国2000多年前非常普通但是又非常高雅的文化集会，生活场景的还原。从一件作品怎么出来的故事讲起来，再引申出去，讲中国书法的发展，讲历代书法家受兰亭精神的影响，讲中国书法在历代的演变，从一个点涉及很多方面。包括这个展览的结构，也是有一点点历史的时序，从每个章节都能看到历史的脉络，但是历史并不是我们要讲的主要的故事，而是发散出去的横向的东西，特别是结合不同文化的命题，这种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就是要讨论不同的问题，通过这个展览的设计和作品，不光是要展示策展的意图，也是要让公众、观众来关注，甚至来思考或者体验，来想一想这些事情。他就会发现原来书法不是那么简单，原来书法不仅是写字，也不仅是写漂亮的字，很多字写得很丑。原来书法可以那么丰富，它有那么密切的多方位的关系。”
　　展厅里，除了“兰亭”情境，还特别陈设了一间“楠书房”。典型的古代传统文人的书房，一桌，一椅，一书架，一短几。书架几案都以楠木制成，有淡淡的楠木清香。杨应时介绍说：这是一步一步，将观众引入到中国文人的生活情境中去。

　　　　　　　　　　　　　　　　　　策展中的文物问题

　　宋徽宗的真迹《闰中秋月》，引来看客们围观，看了又看。来自中国的观众惊叹瘦金体真迹的“气场”，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更多的或许是对“皇帝写的字”的好奇。
　　除了《闰中秋月》，还有甲骨文原件、乾隆的手书、雍正的手书、怀素的原稿……这些都是故宫珍藏的文物。能把它们拿出来，这个过程已经相当不易。而对于策展方来说，这个过程，已经能够反映出中外双方在交流中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心态问题。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展览，里面其实可以引发出很多问题，引发出对文化交流当中的问题。我们在做展览时可能都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都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杨应时说。
　　对于此次书法展，故宫博物院给予了许多支持。
　　“我们平时主要都做一些现当代的东西，接触文物很少，怎么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包括对文物的研究，我们这方面都不够，这些方面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一开始也不了解我们的理念。后来我去和傅红展老师见面，和他谈得很投机。有了这种比较信任的感觉之后，我就慢慢把我们这种比较西化的国际化的思想，策展的思想和他讲，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杨应时就把傅红展拉进来做了策展人之一。
　　由于许多展品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因此展览过程中必须要争取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为了保护国家文物，降低风险，中方一度商议过以复制品代替真迹出境展览。然而考虑到欧洲观众对于中国书法的了解的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许多中国人的想象，而比方也对在布鲁塞尔美术宫展出复制品持有异议。
　　最终出现在布鲁塞尔的文物珍品，都做足了保护措施。在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美术馆的协议以及中国美术馆与比方的协议中，均对比方场馆展厅的温湿、光感等技术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展品的陈列设计上，中比双方都尊重了文物的保护及历次出展的惯例。
　　从故宫借出的文物，布展与撤展均由故宫派出的专家进行操作，以避免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文物损伤。此外按照故宫文物的保护要求，展出两个月后，展品中的故宫一级文物将用复制品换下。
　　杨应时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专业的操作方法。

　　　　　　　　　　　　　　　“现代书法”，一种当代艺术？

　　中国书法的故事，结束在“现代书法”这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艺术现象。“现代书法”就是其中之一。学术界对于“现代书法”的理解和评价众说纷纭。
　　“再序兰亭”，并不是中国“现代书法”第一次在西方展示。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书法”热潮的亲历者以及中国“现代书法”在西方几个重要的展览的独立策展人之一，杨应时在这一部分选择了曾佑和的《笔妙》、王冬龄的《春夏秋冬》、谷文达的《简词系列》、邱志杰的《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王南溟的《字球组合》，徐冰的“英文方块字”系列《沁园春·长沙》等作品。
　　《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是邱志杰的一个行为艺术，在同一张纸上不停地重复书写《兰亭序》，一直到这张纸完全漆黑，什么都看不出来为止。杨应时认为，这个作品是一个带有“质疑与批判”意味的作品：总是重复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字球”系列，是把许多写过毛笔字的纸张团成球，有韵律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看上去更像是某种装置。
　　杨应时提到，柯廼柏看到这些中国当代的“书法作品”时。一开始他很反对，他觉得那不是书法。然而在杨应时看来，这些作品都在讲一个问题：传统书法在当代怎样寻找它的定位，怎样继续发展和变革？
　　“在中国书法的领域，有些人特别强调书法在当代的探索创新与变革。这本身就是一种观念。我将之总结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变书法’：要变出新样子，新体书法，要突出自己突出个性突出创新，这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反书法’，它也可以说造反，它是从一种批判质疑，反问疑惑，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书法，比如邱志杰的作品，《兰亭序》写一千遍，这是一个提问，还有像王南溟‘字球’的组合。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种观念，或者叫‘反书法’或者否定书法；还有一种，它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它叫‘用书法’，我就是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它——怎么样利用书法的资源做到其他艺术里面去。有一些倾向，一是从书法出发，对书法本身艺术化和现代化，另外一个是书法作用的延续，融入绘画、雕塑，这些因素包括汉字的笔墨结构，另外一种就是置入观念，这些都可以拉入到‘用书法’里，这就有很多方向可以探索。”
　　尤其是在中国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书法已经日益失去它作为日常书写的功能的时期，思考这个问题，再来看这些作品，更有别样的意义。
　　杨应时提到，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是书法爱好者：“在我们宿舍里，其他同学都觉得我像怪物一样：年轻人都不写字了，我们都用电脑了。人家就觉得这个小杨是个老古董，自己就也有自卑心。”而总在临摹前人的时候，作为书法的学习者，自己也有疑问：“好像这么学下去一直就是在模仿，一直在重复，一直在临摹，怎么也出不来自己的东西。”
　　杨应时认为，对于当代书法，其实取决于从那个角度去看：“一种就是说现代这个时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谁来写字谁就是当代的，所以很传统的形态有，很探索的形态也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当代，它是一种创新的当代，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形态。”
　　徐冰的《沁园春·长沙》挂在结尾的位置，他是徐冰“英文方块字”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把英文字母通过重新结构，改造成类似中国的偏旁部首，再重新结构，在外形上让人“误解”为中文的方块字，这里面，有一种让人会心的游戏趣味。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徐冰说，“英文方块字”系列创作于他1994年在纽约访问的时候。“英文方块字的创作，和语言的冲突、我在西方语境中生活的经验一定是有关系的，和我个人的文化经验一定是有关系的。”对于“英文方块字”，徐冰将之形容为一次“死机”，一种“休克疗法”：从中文和英文两种符号体系都理解不通之后，反而可能找到新的启示和新的沟通方式。
　　对于中国书法在当代中国的位置问题，徐冰说。他个人并不喜欢那些将汉字从线条层面进行创作的现代书法艺术作品，他认为那样的作品仅仅抓住了形而没有抓住实质：“大部分的当代书法作品，都没有真正地涉及当代性的层面。中国书法真正的当代性在于写字本身和文字本身的革命，而不仅仅在于视觉上的造型。”他认为：“中国书法里是携带了文化基因的，它已经超越了实用或不实用的意义。中国文字中所包括的中国营养、中国智慧、中国态度本身是有着提示作用的。”他举了个例子，这些年，他看了许多“创意设计”领域的作品，其中真正优秀的设计，都是和文字有关的：“那些设计对文字的发展，是有当代性的。”
　　事实上，在中国逐渐开放，走向一个真正的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同所有的文化领域一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书法的渐变，已经是一个进行中的现实。杨应时说：“从最浅显的层面来说，从形式来说，传统书法的形式是和中国传统居住形式相适应的。挂一副对联、条幅，可能要一个比较高的房子，还要有个院子，亭台楼阁；但现代的办公室，中堂挂哪里？我们没有中堂的地方，挂西画还勉强可以，这就是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艺术的变化。古代没有美术馆，也没有专门的展厅展出，而现在艺术家是专门的职业，有专门的美术馆展出，而且很多作品是为美术馆制造的。如果从社会、价值观念来讲，这就更大了。一个是强调变化，强调个人的突出，以前书法有很广范的应用价值，但发展到现当代艺术来说，艺术越来越成为表现自己，反映社会，提出问题，表达话语权的方式，它的功能变化了。它的目标目的就不同了，所以导致艺术家创作的目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他的追求也不一样了。还有刚刚提到的，对问题的意识，或者一种质问，艺术对社会干预的作用，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对社会问题的批评批判，或者就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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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第44期 总第554期 2009年11月30日出版

【封面故事】

比利时欧罗巴利亚艺术节观察
谁来定义中国文化形象

冲突，体验，理解——比利时的“中国之冬”

建造对中国新的视觉观看体系
——专访中方总策展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再序兰亭”：跨越文化边界的雅集

李六乙：吟唱的话剧

《纳袄青红》：川剧声腔的全新呈现

九日欧罗巴利亚

【社  会】
热点：新加坡：零容忍下的辽宁广原假球事件

热点：王珀的足球江湖

热点：丽子酒吧：足球是非之地

热点：冷波：赌球黑幕下的球员变身

热点：“11·16”山西中阳县黄土崩塌事件下的脆弱生态

热点：温州劫持人质案24小时

热点：“毒品挑夫”的生死逆转

【经  济】
市场分析：民生银行上市：香港最大IPO的诞生

收藏：茶叶末釉如意耳出戟橄榄瓶

商业：口红效应的网游出口潮

商业：40岁三星的自我认知

商业：卡慕，一个家族的传承

商业：可口可乐的时尚水生意

【文  化】
话题：我忘了我在参观艺术博物馆

话题：伪科学大片《2012》

电影：欧盟影展看电影

音乐：弦间指上的五色青春

体育：未雨绸缪的少年环球航海时代

设计：局外人与系统发生论

讲座：台阁体与馆阁体

思想：什么是智慧？

书话：科学用脑

【科  技】
科技：基因疗法卷土重来

生命八卦：微型杀手

【专  栏】
投资物语：黄金与土地

体育故事：不择手段

军事夜话：伊朗“核弹”与中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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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东然

　　谈及罗兰·艾默里奇的电影，总要从他的视觉奇观开始，当5年前《后天》里那个被海啸吞没的曼哈顿岛、被速冻的纽约城还在很多人脑中萦绕不去的时候，罗兰·艾默里奇自己却向本刊记者坦言，《后天》不过是为了《2012》的准备之作。
　　“是的，《2012》绝对是比《独立日》和《后天》更有挑战的作品，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有点过头，因为连我的神经都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笑）。这个故事早于《后天》就在筹拍，但由于拍摄规模确实过于庞大，多年后，才有足够的资金运作，所以渐渐地，这部电影里几乎装下了我关于灾难片的全部野心。”
　　《2012》里，所谓关于灾难片的野心被表现得非常直观，全片共计有1300多处特效处理，技术炉火纯青，视觉上可怕地接近真实，人类面对自然的无力和脆弱自影片开始就被呈现到了极致。
　　在采访中，艾默里奇十分诚恳地说：“《2012》里有大量的特效场面，特效场景的数目甚至创下纪录，因为我知道视觉场面是我电影的商标，也是我在好莱坞做导演的王牌。但是如果我想纯粹去追求这方面的刺激，5分钟剪辑的预告片就已经能充分概括视觉方面的成绩。所以，我首先感兴趣的还是人物和故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为前提，如果没有一个在心里酝酿、想讲给大家的故事，我想象不出来任何视觉场景。”
　　罗兰·艾默里奇说，故事是自己真正在意的突破，作为好莱坞奇观的缔造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这种视觉奇观的困境：“我至今迷恋《2012》的创作过程，漫长的、个人化的创作使我感觉是在做一部电影，在与观众在个人的层面上进行交流。”
　　艾默里奇导演告诉本刊记者，《2012》的最大不同在于，所有角色一开始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和展开的。“有一天，我的搭档给我这样一个主意，一位艺术家过于投入自己的创作，以至于失去了自己的家庭。事实上，这样的感受我自己很熟悉，因为我自己是绝对的工作狂，常常痴迷于眼前的目标而失去别的关注。因为自己熟悉那种落寞和不安的滋味，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也就有了现在的主人公杰克逊，一位并不成功但倾注自己全部热情去写作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父亲。这只是一个实例，我和我的团队，努力把尽可能丰富的个人化情感融入这部灾难电影里，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个人化的认同，就不会去爱那个角色，也不会进入那些角色的脑袋，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什么正在发生，通过他们去感受身边的情感。或者你也可以靠在影院舒适的椅背上，抬着头自语，‘毁灭，毁灭，更多毁灭’，但即便你比我都热爱关于视觉效果的研究，也会紧紧盯上整场电影而不觉得厌烦。”
　　罗兰·艾默里奇用尽了全力讲故事，使得《2012》有在好莱坞影片中罕见的158分钟片长，叙事线索也颇繁复交错。年轻科学家爱德里克发现了地球内部正急剧升温的惊人真相，成为人类最高机密的知情者与执行者，也成为传统灾难片中富有人道主义和人格魅力的英雄。杰克逊是一位并不成功的作家，只卖出过几百本小说，却因为写书疏远了自己的妻儿，沦为孤家寡人。在带孩子们去国家公园露营的晚上，他结识了杰克，接二连三的异象使他意识到，看似癫狂的杰克实际上确是真正的预言者，于是他不顾一切去拯救自己的前妻和孩子，彰显存在主义积极精神的经典美国梦形象。比起传统英雄主义，这样的角色无疑更容易与观众视线产生缝合，使得观众的感情有的放矢。
　　“电影开始部分就有这样一场戏，两条叙事线索主人公在国家公园里有一场看似不经意的相遇，杰克逊代表着不知情的人，爱德里克代表着知情的人，但是他要保守秘密。之后，知情人爱德里克看到杰克逊把自己的孩子赶进汽车里走远，默默自语道：‘他们死了。’每个人这时都难免开始自问，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显然，另一种观点就是：‘是的，你在拯救人类，但是，有什么是值得拯救的？’我希望在观众看那些普通人奋力逃生的过程里，能看到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种无声的、智慧的讨论，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什么，这也是我要向观众倾诉的恐惧。灾难电影总需要一些灾难以外的东西。”
确实，更多时候人们记住艾默里奇的灾难电影，并不是他对于好莱坞经典叙事手段的利用与突破，或者也不全是控制灾难视觉奇观上的完美，反而就因为那些“灾难以外的东西”让人难忘。《哥拉斯》里，那个巨大、充满破坏力的怪兽，虽然结局必然要被人类战胜，但它的无辜和无力却印在观众的心上。《后天》里，当孩子们被严寒困在图书馆，烧书取暖成为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时，关于尼采的精彩辩驳，关于烧掉“大部头却无用”的税务书籍的选择，甚至是那个把一本《圣经》抱在怀里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即使将来西方文明消失了，我把古腾堡圣经，第一本西方活字印刷的书籍留下，做个见证”的人，常常让人印象深刻。同样地，《2012》里最出彩的角色，不是救了方舟的英雄爱德里克与杰克逊，恰是那位在拖车里生活的无线电台脱口秀主持人杰克，当他近乎迎接神灵一般迎接死亡熔岩到来的瞬间，一种震撼直抵内心。
　　艾默里奇这样解释自己对于灾难片的迷恋与属于他自己的灾难电影含义：“我们最大的恐惧和虚无感，不是来自面对自然的不可知，也不全是关于对地震海啸的想象。事实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那种面对人类内心邪恶与黑暗的恐惧，以及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异化、政治国家失控所产生的荒诞感。有时，我们毫无理性恣意妄为地对自然界的毁灭也是恐惧感的来源。这种种根源性恐惧已经种在每个现代人的心中，无论对创作者还是观看者，灾难片无疑是最好的释放。现代精神分析把直面恐惧当成最好的精神脱敏疗法，至少对我自己的感受确实是这样，但除此之外，我觉得电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不造成观影困惑的前提下，应该可以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现实，传递作为创作者的思考。对我而言，灾难片本身反而像是厚实的糖衣，灾难片常常意味着科幻，某种意义的不切实际，但至今这是让我感觉最自由和实在的表达方式。比如《后天》、《2012》这样的电影，我甚至希望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成为灾难类型片导演，很容易不得评论界的喜欢，但是我希望看到绝大多数观众喜欢和拥抱我的电影，这是我做电影的目的，所以我不会为了1%的趣味，放弃掉99%的观众，这也是我的电影准则。”
　　艾默里奇上世纪50年代生于德国，曾从事绘画和雕塑，70年代末考取了著名的慕尼黑电影学校导演专业，在校期间的学生作业《诺亚方舟法则》（Das Arche Noah Prinzip）就已经成为1984年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并且出口了20多个国家。但他自己却这样描述和总结自己在德国的电影成长历程：“我1977年进入慕尼黑电影学校，你知道那时候法斯宾德和门德斯是每个人的偶像，但那也是《星球大战》和《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后者才是对我产生了影响的电影，每个人都会留心这样的事。我的意思是，我和门德斯是很亲密的朋友，但这不意味着我喜欢他的每一部电影。他的一些作品我可以欣赏，但是大部分的作品，我觉得很枯燥，我也完全不介意当面和他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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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在天津奥林匹克博物馆，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右）与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击响“奥运缶”

1955年2月，26岁的何振梁到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体育人生。从1950年春参加工作起，他所接受的第一个观念，便是要维护国家利益。这也是他多年“体育外交”一直尊奉为第一的原则。但在他体育外交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在一些人的描述中，他却成了国家利益的对立面。这种结果，是何振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沉默了一段时间后，老人终于张了口。“因为这涉及大是大非问题，这涉及我的名节。”2009年11月10日下午，雪后的北京又露出微微阳光。何老在家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独家采访，坦率地讲起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他说，“只此一次，以后我再不回应”。

主笔◎李菁

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文化与教育委员会主席的何振梁在瑞士洛桑最后一次主持了会议。因为今年12月29日，他就年满80岁该退休了。国际奥委会的同事们特地为何振梁制作了一个画册作为特别的告别礼物。
罗格在上面的留言是“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萨马兰奇将何振梁定义为“既是伟大的体育领导人，又是我忠诚的顾问之一，并永远是我的朋友的人”。他留下的话一如既往的热情洋溢：“亲爱的振梁，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你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身体力行地发扬体育的基本价值--尊重、相互理解、宽容、团结和荣誉。”

“你看，罗格和萨马兰奇都强调我为‘国家’做了什么。”80岁的何振梁特地重重地念了一遍“国家”这两个字。对被卷入一场风波的老人来说，这肯定在此时显得格外具有特殊意义。

“能证明我的，就是我的人格，我的一生”

三联生活周刊：这场风波对你来说很突然吗？

何振梁：非常意外。我那天刚从哥本哈根开会回来。刚下飞机，就接到记者电话问我对袁伟民书里提到我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我之前并不知道有这本书，就让那位记者念了跟我有关的那一段，听了之后，我笑了笑，就回答一句：“你信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太离奇了。

你想一想，一个退下来的、身体有病的人，为什么还要参加申奥？无非是希望多为国家作点事情！书里暗示我为了蝇头小利去投金云龙的票，别忘了我早就是国际奥委会里公认的“不可收买的人”！我都是快80的人了，那个钱对我有何意义？一个一辈子都为国家的人，怎么会做那种事情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在大众理解中，你的沉默似乎变成了一种躲避甚至一种默认。

何振梁：我没有回应的原因，是因为马上要召开全运会，我不想在一个欢乐的、积极向上的全运会开幕时，被这样的事情所干扰。我要顾全大局，这是我多年做事的准则和信条。

如果说有人指责我的其他方面，我可以不吭声，至少这点肚量我还是有的。两年前，体育总局前领导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什么“体育外交家”这个“桂冠”是媒体定向给我的，飞几十万公里算什么，用英、法两种语言可以跟人家聊天，有什么了不起……讲了很多，我根本就没有理睬。但这一次，我必须要出面讲清楚，因为这既有关我个人的名节、又关系到国家和党的形象的大是大非。

这本书出来后，外电也有很多报道，说中国前体育部长著书披露，北京为了申奥成功跟罗格搞“秘密交易”。所以罗格发言人立即回应说：罗格是凭自己对奥林匹克的贡献才当选的，“任何罗格与他人有秘密交易的说法，是绝对虚假的”。澳大利亚的资深委员高斯珀说：跟他人做交易不是罗格的风格，罗格的为人正直得像一支箭那样，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做交易，他是以他自己在奥林匹克的贡献和领导国际奥委会走向更大的成就的纲领而得到高票当选的。另外，高斯珀还加了一句：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之所以成功，也是我们认为是该到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了”，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交易”。北京的竞争对手多伦多马上有言论，意思是说多伦多当年没有申办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搞交易。所以这既损害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必须要澄清。

三联生活周刊：反驳所有指责最有力的就是证明你投了罗格的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你也没有这样的证据？

何振梁：我们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那本书里前几页还说是秘密投票，“所以很难说到底谁投了投的票”，后面几页就肯定我投了金云龙的票，这不互相矛盾吗？

当然，没有物证来证明我投了谁的票，投了谁的票，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通过的有关表决条例，过去的票决、现在的电子表决这些很快就销毁了，不再有记录。机器也是随机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并不与座位相连，所以一点记录都没有，连国际奥委会都没有记录。那么我怎么证明我自己？能证明我的只有我的一生，我的为人，我一贯的表现，我能投对北京不利的票吗？！

“合纵连横是庸俗化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这场风波的核心，大家普遍最关心的关键问题是：你到底投了罗格还是金云龙的票？
何振梁：口说无凭，我特地把我当年写的日记拿出来了，它不会撒谎吧！

为了让大家了解得更清楚，我先把2001年2月7日那天的日记内容说一下。那一天，在塞纳加尔首都达喀尔，萨马兰奇和我之间有一个私人谈话，因为只有我们俩在场，所以他很直截了当地问我，在罗格和金云龙之间我会选谁。我说：“从奥林匹克的利益出发，我选罗格；但考虑到北京正在申办，我对金云龙也不能当面说我不支持。”萨马兰奇表示理解。

巧的是，我离开萨马兰奇办公室后，在走廊里遇到了罗格。我把我们对话的内容告诉了罗格，罗格当面感谢我，他说：“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经有了我的支持。”也就是指他支持北京申奥。这是2月7号的事。

3月1日的日记上记的是：金云龙8点半来电话，说斯拉夫科夫（注：保加利亚委员）支持北京，并且他讲他现在需要5个提名人，姆巴伊——非洲最有影响的委员，还有德国的巴赫，也是欧洲很有影响的一个委员都已经同意连署。金云龙想请我也为他连署。

连署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人要竞选，不管是主席职位还是执委，任何一个职位必须有5个委员联合提名，nomination，才有资格参与竞选。这与投他的支持票是完全两回事。

我知道金云龙是想利用我的威望，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表现出犹豫，更不用说谢绝，都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不利，因为我知道金云龙的为人，所以我当即同意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金云龙让你连署的事情如此敏感？

何振梁：当时有5个城市在申办奥运会主办权，又有5个候选人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每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者，选举主席和选定奥运会举办地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我处在第一线，确实感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假如与这5位主席候选人的关系处理不好，那有可能这个或那个主席候选人的支持者就不支持北京。如果你支持了一个人，对另外4个也要做好工作，稳住他们，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金云龙的性格我非常了解。他有韩国贵族血统，受日本文化影响很深，他可以用日语解说相扑，日语比日本人还好。他有点日本浪人的性格，报复心很强，这个人不能得罪。所以，我虽然决定投罗格的票，但表面上，也不能拒绝金云龙。

另一方面，金云龙在国际奥委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有一批不容忽视的支持者。那次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第二轮罗格即以59票当选，但金云龙也拿到了23票。23票背后就是23位委员，你想象一下，如果这23票不要说全部，就是一半不投北京，我们还会有第二轮得了56票的辉煌成绩吗？所以金云龙给我来电话让我给他连署的时候，我不可能表现出任何犹豫，我怎么犹豫，我说我请示请示？我想谁都不至于那么傻吧。我在电话里当即就表示同意。

三联生活周刊：那后来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

何振梁：因为这是件大事儿，所以在3月2号下午3点钟，申奥委的领导小组开会，谈完议题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汇报此事。请注意，是我主动要求他们留下开会的，而不是书里说的什么大吃一惊。

我向他们说明我为何不得不连署，但我准备与罗格通话，告诉他原来对罗格的承诺不变。主要领导认为，你也只能同意，但要跟金云龙说好：“何振梁可以连署你，但你必须保证你的朋友支持北京；如果北京没有成功，何振梁的承诺就不算数。”这次大会先选举办城市、再选主席，对我们有利；领导还让我做稳定其他4位竞选人的工作，我跟他开玩笑说了一句：“那我就当两面派了！”他说：“对，为了申奥成功，你就做革命的两面派吧。”

主要领导也提出要避免让罗格与其他主席候选人产生误会。我说，我很快就到新加坡，由黄思绵（注：新加坡国际奥委会委员）跟金云龙讲更直接。

开会后的第二天，3月3号，我给罗格打电话，告诉他金云龙要我为他连署，我不得不同意，希望他能理解，也再一次重申我之前对他的承诺。罗格感谢我打电话给他，也说你为金云龙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金云龙是亚洲人，北京又在申办。罗格还告诉我一件趣事：他连署了匈牙利和美国的另外两个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信，而他们也反过来连署了罗格的提名信。我就说感谢你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来，整个事件的处理不是你一个人私下、秘密地进行的，而是领导小组共同形成的意见？

何振梁：3月5号，金云龙发来了连署他竞选主席的文件，我签字后，交给了奥申委的对外联络部用快递发出。所以说这事是经过了领导的讨论，这个文件发出去也是对外部门正式发出去的，而不是我自己私下发出去的。我想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看到，我的做法完全是既合情合理又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什么问题呀?！

当然，外事不可能事事先请示。退一步说，如果认为我接到这个电话先答应下来有不妥之外，那么中间还有几天可以弥补，因为那时这份文件并没有发出去，对吧？但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说明大家都不认为我做得不对，哪来的像那本书上讲的“震惊”、“尴尬”。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按书里的描写，奥运会主办城市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竞选，都是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让我们感觉里面充满了权谋，怎么理解国际奥委会的选举？

何振梁：“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各国家对付秦国的政策，合纵抗秦或连横以苟安。我们申办难道还要这种政策吗？跟谁联合去打谁？

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简单地讲，是选人，选人品，选能力，因为一个任期是8年，如果连任，第二个任期是4年，在这12年里，他要领导国际奥委会走向新阶段，所以他的纲领、人品和魄力、能力是选择的标准，他是哪个国别并不重要。

选举奥运会主办城市，简单地讲，是选可靠性。政治是否稳定、财力是否充足、人民是否支持等。当然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体育的地缘政治。从1952年起，50多年来，奥运会没有连续两届在同一个大洲举行的先例，之前曾有3次连续在欧洲举行，但其他洲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诉求都不一样，我们当然会针对他们的不同诉求展开工作。但并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交易。北京之所以能成功，更大的背景是国家整体发展了，我想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所谓“合纵连横”，我觉得是一种庸俗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谁伤害了国家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提到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指责你不支持于再清竞争国际奥委会执委，关于这一点，你的回应是什么？

何振梁：至于说于再清竞选这个问题（指推荐于再清在2003年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让何振梁退出竞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本来我不愿意多讲，因为，于再清是我在体委国际联络司多年工作的同事，我们俩关系很好，而且此事涉及众多目前不宜公布的事和人。但是既然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我是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损害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我也只好把这个问题在允许的范围内说清楚。

之前，袁伟民跟我谈要让于再清2003年竞选执委的时候，我说只要你们认为于再清已具备了条件，我同意。尽管当时让我竞选副主席的呼声很高，而且大家认为我没有对手，几乎可以100%当选。体育总局领导不让我竞选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新老交替”，体育总局领导还跟我讲：他们已经跟罗格谈过了，罗格说于再清竞选，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当然赞成。

2002年11月份我去墨西哥开会时，我跟罗格说：我说明年我任期也满了，我考虑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一些的委员进入执委会，所以我明年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罗格支持。

让我意外的是，罗格告诉我，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提及此事。不仅如此，他还提及很多我原本根本不知情的一些事。罗格说：“釜山亚运会时，袁曾经问过我国际奥委会执委选举的事情。我告诉袁，何振梁可以竞选副主席，如他竞选副主席，由于他的人品和才能，几乎可以肯定会顺利当选，很少人甚至没有人会同他竞争。我还告诉袁，如果于再清竞选，有很大风险，因为他刚当选为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

罗格说，他在釜山期间已经把这个问题跟袁伟民谈得相当清楚了，没有想到袁伟民还会写信给他。他说，为中国和于再清着想，还是建议我来竞选副主席，等于再清与委员们彼此再熟悉一些后再去竞选。这也是为中国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罗格那里听说有这样一封信后的反应是什么？

何振梁：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传统来讲，选谁进执委会，委员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绝不欢迎任何其他的非委员介入。介入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此前有一位日本委员就是通过政府的关系来运作而落选。所以袁伟民、李志坚跟我谈话要我放弃副主席竞选以后，我跟于再清开了一次会。我说，由我、于再清本人以及刚从委员职务退下来的吕圣荣来作工作即可，别人不要插手。所以当我听罗格说袁伟民给他写信了之后，我非常意外。他在内部可以跟我这么讲，在国际上他的做法绝对违反了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果然，2003年1月份，德国一个体育刊物上面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结果那本书竟然反过来指责说是我透露了那封信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我怎么透露？并且德国的体育杂志没有跟我有任何的个人联系，我怎么个透露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出席于再清要竞选执委的那次全会？

何振梁：实际上总局领导层对于再清竞选一事，已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更有不少负面反应。但体育总局那几位领导人都把这些都归到我身上，好像是我煽动起来的。一位领导在办公会上点我的名，在与此毫不相关的离退休干部会上又点我的名，说我阻挠。我不像现在已经沉得住气，我当时气得，马上中风晕倒了，醒后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是轻度脑溢血，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月，然后又休养了一个月。在萨马兰奇来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是坐着轮椅到机场去接他的，因为那时我只能扶着墙走。

当时我还是想努力去参加那个全会，我跟协和医院谈，让他们想办法。协和医院说你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去，除非你带一个心血管病的大夫跟着。我说我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还带一个大夫？我就让医院把检查的结果等等什么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给总局。但即便如此，我还被说成故意不去。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

2003年那次全会，于再清可惜落选了，正像预料的那样。他们不去检查自己的决策对不对，却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好像这个结果是我一手所造成的。我是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去，如果他落选，说我没有努力；不去，说我故意躲避不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和国家利益有关？

何振梁：2003年于再清竞选失败，我又没有竞选副主席，让金云龙钻了一个空子，他在这次全会上选上了副主席；萨马兰奇当面跟我说：你们的体育部长犯了错误。

2003年，金云龙在韩国国内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拘捕，2004年我去雅典之前，一位高层领导找我谈话：“我们重新研究了方案以后作了调整，如果金云龙副主席一职被罢免，何振梁竞选副主席，如果金未被罢免，考虑到于再清已经竞选了一年，还由他继续竞选。何与于互相配合，以确保中国人有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里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2003年的决策是不对的，否则何必要等到别人出意外留下一个空缺再由我来竞选？这不瞎折腾嘛？！

至于指责我“告状”，我想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我有我反映问题的权利，何况这已不是我个人的事，已经涉及了国家利益。

“何振梁是党员不是奴才”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你“不听招呼”的指责是怎么回事呢？

何振梁：前面那两件事情能说是“不听招呼”吗？其实我还真有“不听招呼”的时候。我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时候，国内让我争取武术被列为“可供奥运会选择的项目”。出国前根据总局通报的消息，罗格已原则上同意。但到了洛桑后，发现蛮不是那回事。比赛项目委员会的报告中，把武术列到9个不予考虑的项目之内。我一看就急了，立即要求与罗格谈。罗格认为武术虽号称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但其组织广泛性不够。我反复同他交涉，罗格没有办法，只好让步说，你如果有办法说服其他的执委，我可以向你承诺的是在会上我不吭声，也不去影响其他的执委。结果我硬是把其他十几个委员都说通了。最后把等于是已经“绑赴法场”的武术又挽留下来，决定对武术另行研究。

正在我们努力的时候，“家里”突然来电话，说：“头儿有指示，要你们首先解决女子垒球的问题。”我说我们正在为武术努力呢，为什么改成垒球？中国并不是垒球大户，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很强的，中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奖牌而已。国际垒球联合会主席是美国人，应由他们出头。我们在外面的人一致决定，我们的努力首先是武术，垒球的问题别人提出来我们可以支持，但是我们不去打头阵。我们不能十个手指头都要去按跳蚤。所以把这个所谓的指示给顶回去了，这是我正儿八经的“不听招呼”的一次。
还有一个我“不听招呼”的，是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地点。我在审阅申办报告的译文时发现，沙滩排球要放在天安门广场来比。天安门广场什么地方，既有毛主席纪念堂又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么庄严肃穆的地方搞沙滩排球比赛？我说不能这样做。我一再反对，但还是不行，我又让了一步，不在天安门广场改在午门可以吧？后来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最后国际奥委会评估会委员上天安门城楼一看，跟我讲：谁出的主意？真荒谬！在这么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搞沙滩排球?最后由评估委员会出面以安全和交通的名义把这个地点给否了。

我想也许是我的这些坚持得罪了别人。也许我“傻”，但是我为什么“傻”？这几件事情都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不能那么弄，因为这是国家利益所在，国家形象所在。也许这些事情都是所谓的“不听招呼”。但我现在还坚持认为，我这个“不听招呼”，是对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你有些事情“不汇报”的批评，又是怎么回事？

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里面，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我在这一位置上组织了6次世界论坛，3次奥林匹克体育与美术比赛，2次体育与文学比赛，1次体育与歌咏比赛，1次体育与摄影比赛，这是世界性的活动。如果有关这些活动的事要事事向他们汇报，这手也伸得太长了吧？有一点我用不着谦虚：我主持的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所有专项委员会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我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你吗？是不是太可笑了？打个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同意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选他干吗？国际卫生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是香港人，她的任何言行也要向我们请示吗？难道真的要霸道到金口玉言、什么话都要我言听计从？对不起，何振梁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党员。我绝不盲从，也从不奉承、迎合谁。

有些文章一直暗示我和荣高棠同志关系如何如何，荣高棠退下之前，我从未到他家去过，更没有请客送礼。我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完全是工作关系，纯洁的同志关系，绝不要用现在的一些坏习气，去揣测我们这一代的干部。

“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家利益并不冲突”

三联生活周刊：从某种角度说，国际奥委会是超越国家、超越政治的一个组织，而在我们国家，体育的政治色彩比较浓烈，这是造成矛盾的一个原因吗？

何振梁：国际组织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超越它们的组织章程来办事，这是一定的。我所努力的，就是在国际规则下把我们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奥委会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我反复强调的，我也一直强调文化多样性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视野来看国际问题，并且按国际规则把中国人的观点表达出来。

我在奥委会整个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并没有感到，好像我这个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作为中国人这个利益是冲突的。因为我既是为国家的利益奋斗的，也实际上在为国际奥委会奋斗。

萨马兰奇去年在中国参加一次会议时说，这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中国，“我很幸运有一个中国朋友向我介绍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况，我也从他的言行中更理解了中国。这位朋友就是在座的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的这20多年以来，我既捍卫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又发扬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因为这个并不存在冲突。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奥委会委员既代表个人也代表国家，我们是不是对后者强调得太多？

何振梁：别的国家跟我们体制不一样，政府无权指挥委员。比如当年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决议，有人找到美国的委员安妮塔·德弗朗茨，希望她不要支持北京。她说：“你们国会通过什么决议是你们议员的权利，我投谁的票，是我自己的权利。”比如法国执政的是一个政党，但委员可能是其他政党的，他干吗要听你政府的？法国政府里的体育部长，指挥不了他的委员。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场，干涉会引起麻烦。

当然中国国情不一样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个人的言行举止就代表中国的形象，所以这让我更加对自己不能有半点松懈。

今年6月，我主持了文化与教育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因为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让我意外的是，两位主席——现任主席罗格和国际奥委会的终生名誉主席萨马兰奇都来出席了我们的会议。会议后，两位主席给我们全体委员一起照相。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主席都要站中间，我们委员站两旁。但这一次，两位主席却一定要把我拽到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一边是罗格，一边萨马兰奇。在单独跟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萨马兰奇跟罗格也是把我和我妻子放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两位主席通过我，表达的是对我们中国的尊重。我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但我更强调自己是“中国的何振梁”，在世界眼睛里，我也是“中国的何振梁”。

在他们专门为我做的纪念册上，罗格写：“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他讲到了何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作的事；萨马兰奇写的更长一点了。他说：“亲爱的振梁，在接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你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他也是讲到了对“你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国际上对我的高评价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不单单讲你对奥林匹克做了什么，而是强调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连这些外国人都看到了我这里面的20多年的这些努力。可是国内却有一些人制造一些奇怪的论调，好像我当了国际奥委会委员就不能为国家工作一样。

“好在历史是事实写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一些冲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源于对国际规则不理解而造成的结果吗？

何振梁：从我的内心来讲，我倒希望是这个性质，但实际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是因为个人恩怨，那么大家都会关心，你与袁伟民的矛盾在哪里？

何振梁：其实那本书出来之后，我也一直在想，问题到底在哪儿，但到现在，我都想不出，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重大问题上有绝对的分歧或者激烈的争吵，都没有。

我们以前都在体委工作，我负责外事，他负责竞赛，互不相干。我很早就跟李梦华同志提过：你早点物色接班人，你的班，我不接。我并不认为自己挑不起这个担子，而是意识到要花很大精力来处理这些人际关系。我这个人，干工作，再困难我不怕，但我最怵的是处理人际关系。

但我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外事人才不容易，因为我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知道其中的不易，这样退下来不干事有点可惜，所以我向有关部门表示，退下来后我只想在外事上为国家再作点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申奥成功后，你在公开场合都提及过感谢体育总局领导的支持，这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心情吗？

何振梁：从我年轻时起，工青妇、文化、记者，所有的外事，我都做过。中共“八大”上，毛主席接见讲法语的外国领导人，像法共、意共、阿尔及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霍查，都是我当的翻译，当时我才27岁，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日内瓦会议，我给龚澎当翻译，在那待了8个月；我陪周总理和陈老总到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届亚非会议……这种经历给我以极大的锻炼，所以在任何场合我都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党和国家给我那么一个机会，养育之恩，我会忘吗？
北京决定申办奥运的时候，袁伟民同志主动找到我，问我在申奥委里挂名还是不挂名好，如果挂名以什么名义比较好。我当时还由衷地感谢他工作的细致。

2000年12月29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在送走外宾后，特地为我重新斟酒，要我为申奥多出力。我说：“为申奥成功，我鞠躬尽瘁。”回家以后，我看到家门口放了一个大花篮，上面有体育总局所有党组成员的签名，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功大会的发言时，我感谢体育总局领导袁伟民、李志坚对我的信任，那是我的心里话。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感觉，这种关系何时起了变化，原因呢？

何振梁：就我个人感觉来说，申奥成功之[MS1]后，这种关系就开始起变化了。我这么全心全意投入到申奥里，没有个人功利的考虑，我是觉得这是国家需要，人民的需要。但奇怪的是，我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比如刚才提到的那篇《申奥六鳞》文章，说飞地球16圈算什么——第一次申奥可以出访，我和老伴走了68万多公里，你说轻松吗？经常是今天到一个地方，吃饭、谈话，马上又赶到下一个城市，有时又冒着风险？那篇文章说，“媒体定向地把体育外交家的头衔戴到他头上”。就算是像他说的一样，那也不能把责任算到我头上吧？

有这些不友好的声音之后，我曾向体育总局领导要求召开一个党组会，希望把袁伟民、李志坚和何慧娴召集开会，对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我通过支部书记、老干局都提过，但都没有下文。

细心人可能会注意到：申办成功之后，我没有随大队人马一起回，而是和老伴悄悄回来的。我就是生怕让别人感觉我抢了他们的风头。我也不是不看中国历史，有些微妙之处我还是懂的。“功成身退”，实际上“功成”时，我都已退休这么多年了，我还怎么退，总不能所有的活动都不参加吧？

申奥成功后，社会对我的赞誉确实很多，其实这对我也是种压力。现在，我到哪里都会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如果我是仅仅跟国际奥委会的人一起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会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的尊重和热爱；可是如果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们在一起，我会非常难处。

比如奥运火炬到北京那一天，我和体委几个老同志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出席大会。我记得那天，我们几个老同志一起从一个小巴车上下来，我没注意稍微走快了一点，周围老百姓纷纷给我鼓掌、欢呼，我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也非常尴尬——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拼命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只好走慢一点，和大家走在一起，这样就没那么难受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对你“居功自傲”的指责？

何振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陈述决定了申奥的成功？但我的陈述得到了很多人的表扬，这也是事实吧！我为什么连这个也不敢承认呢？我不需要以自我贬低的方式来博得某些人的喜欢吧？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人民给了我很多称号，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一项，只自封了一项——申奥工作中最年老的志愿者。

我这一生受周总理影响很深，很多地方也想学他。比如一个大型活动下来，我跟所有的人握手，到厨房里跟大师傅握手、跟服务员握手。我想作为“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我到地方去，一般会安排警车开道，但我特别反感有人拿大喇叭喊“让开！让开！”我很不高兴。我说：对不起，我宁愿走慢点也不要开道车，我受不了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

2002年[MS2]，中央电视台给我颁了个“终身成就奖”；2001年在全国人民大会堂，中宣部组织万人报告大会，一定要我谈申奥的个人感受。我说比我更年轻更典型的人很多，由他们讲更好，但他们一再坚持，我也推辞不过。我的讲话稿完全是我自己写的，我在讲话中提到，申奥成功，是由于国家的发展，也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也提到很多人忘我精神对我的鼓舞。写完之后，我还把它送给李志坚看，他是总局党组书记。他说：“写得很好！”这上面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他也知道我的想法啊！现在怎么说我把功劳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我个人真实的体会是，申奥成功首先是国家发展，我们大家在那里借这个势头发挥作用而已。当然，我也不必避讳地说，我确实全心全意投入到申奥当中，人家委员也都看到了我的真诚、我的付出。
三联生活周刊：在申办成功之后，你屡次在接受采访时说，你最需要的是安静的生活，现在想起来是意有所指吗？

何振梁：我是1990年查出肾功能有问题，后来肾功能越来越衰退，医生要我一天的工作时间不要超过5个小时，但你想想这有可能吗？现在我一周要去做3次透析，只要我活一天，这个透析就不能停下来。

我的心灵也需要一个安宁。当然，我也经常看历史书，我知道历史上常发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例。但我不相信今日中国会是这样。申奥成功后，我在回答媒体时说：我需要的是休息，是淡出，但是我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现在唯一的企求是给我以公道，给我以宁静。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可能关心的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你的心境怎样？

何振梁：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场无妄之灾。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面对各处射来的暗箭，我要侧着身子战斗。我没有鲁迅先生那么深刻，但我也有同感：我一面迎向前为国家做事，一面又要随时防着后面射过来的冷箭。冷箭最伤人！

我想用一句古诗表达我的心情吧：“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称不上自己纯洁无瑕，但是我努力做到了。谁能理解我，我控制不了。但我至少可以告诉我的亲友、一直相信我的人民：我的这片心，永远不变。80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其他要求？无非是希望国家更好。

出了这事之后，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说，“何老你又受委屈了”，说实话，这些年我受的委屈很多，但我没吭声。我的酸甜苦辣只有我的老伴知道，连子女们都不知道。表面上人家看我很风光，实际上很多无法讲的苦衷……无所谓，我真的也无所谓了。个人的毁誉不是我考虑的事。有记者曾问：“何老，你希望后人怎么评价你？”我说，我不考虑这些，我只考虑尽可能多地做事。评价是别人的事。我问心无愧就好。所以这个事情刚出来时我很气愤，现在就平静下来了，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论。刘少奇同志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借用一下：“好在历史是事实写的。”■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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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越

            
　　11月12日，北京突降大雪，气温也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早晨5点，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附近的一个农家小院早早地亮起了灯，一群操着四川口音的人开始生火做饭，此时院子里养着的一窝鸡还没有打鸣。
　　1小时后，这群人换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外面套一件干净的橘黄色外套，登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来到位于六环外的西田阳填埋场上班。此时天刚蒙蒙亮，本刊记者在现场观察，第一辆垃圾车驶进填埋场，倒出一车生活垃圾，足有15吨重。工人们冲上去，用双手扒开烂菜叶和沾满秽物的废纸，把塑料瓶、一次性餐盒、旧鞋子，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扔进背着的筐子里，动作迅速而又准确。
　　不久，一辆推土机开了进来，把垃圾推往填埋场的中心。履带过处，原本被白雪覆盖的垃圾重新翻了出来，工人们跟在推土机后面，重新翻捡昨天挑剩下的垃圾。推土机司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随意地转弯、倒行、加速。工人们似乎也早已熟悉了推土机的走势，一边灵巧地躲避着这辆巨无霸，一边头也不抬地继续工作。积雪在履带的压迫下开始融化，雪水把垃圾和泥土搅和在一起，使得整个垃圾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坑，散发着垃圾场特有的臭味。有人点起了一支烟，更多的人则似乎毫不在乎，大声说笑着。
　　天亮了，一辆辆垃圾车鱼贯而入，工人们不必再跟着推土机走，因为新到的垃圾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捡拾速度。筐子迅速装满了，工人们把捡来的垃圾腾入一只更大的麻布袋，回到垃圾场继续工作。两小时后，麻布袋也满了，工人们用手把垃圾压实，捆牢，然后一齐用力抬上卡车，运回那个农家小院卸下，再回到垃圾场继续工作。
　　上午11点，工人们又运回了一车垃圾，两车加起来大概有8吨左右。此时炊烟再起，工人们生火做饭。一个5～6岁的小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玩游戏，玩具竟然是一辆塑料推土机。吃罢午饭，大家唠了会闲嗑，便来到各家的自留地上，开始对今天的战利品进行分类。每个人身边都堆放着好几个布包，工人们熟练地把捡来的垃圾分别放入包内。“饮料瓶1.8元，好塑料1元，塑料布6毛，一次性饭盒4毛，胶鞋4毛，铁盒1元，铁皮8毛……”一位名叫谯桂芳的女工熟练地报出每公斤垃圾的价值。“今天还捡到几个红薯，留着当晚饭吃。”她高兴地从框里捡出几个生红薯，用手抹去皮上的泥，放到一旁。
　　谯桂芳今年30岁，来自四川巴中县。她和丈夫一年前来北京打工，丈夫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她则当上了拾荒者。“干建筑来钱多，但不稳定，房子盖好了就又得找新工作。垃圾每天都有，挣的也不少，我每个月能挣2000多块。”
　　旁边一位名叫谯丽华的工人干了4年，手快，一个月能挣3000块。她的丈夫也在这里工作，负责开车。夫妻俩有两个孩子，都寄养在巴中的老家，由婆婆看着。“我们家已经盖好了一间楼房，用的都是捡垃圾挣的钱！”谯丽华自豪地说。
　　不过那间新房是留着养老用的，她现在还得和另外13名工人一起住在这座农家院子里。她和丈夫单独住一间，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取暖。不过，比起那些盲流拾荒者，谯丽华的情况要好多了。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和公司签过聘用合同。房子是公司租的，不需缴纳房租和水电费。垃圾的销路由公司负责，挣来的钱和公司四六开，她拿大头，公司拿小头。
　　“北京市政管委的渣土处不让我们捡了，请记者同志帮忙向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吧。”公司董事长杜茂洲开门见山地说，“拣垃圾可以帮助国家节约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可是政府不支持，如今北京就只剩下两三家还在维持。”
　　杜茂洲2005年上过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当时还被誉为“京城破烂王”，劳动致富的模范。4年过去了，他略微有些发福，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只剩下一脸愁苦。他拿出一封写给市领导的信，向本刊记者讲述他这20多年来的遭遇。
　　杜茂洲原先是四川巴中地区的一名小学教师，1989年他来北京打工，从捡垃圾干起，逐渐积累了一笔财富。1993年他在北京市注册了这家物资回收公司，最多时雇了1000多名来自老家巴中和仪陇地区的农民工，年收入50多万元。如今他手下只剩下不到50名员工，每年收入降到了几万元。
　　1995年，北京市政管委渣土管理处出台新政策，不让拾荒者进垃圾填埋场捡垃圾，他们只能偷着干，或者转战远郊。1999年时北京市环卫局决定在宣武、崇文、西城、东城和朝阳这5个区内有条件的垃圾楼里搞分类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垃圾楼进行分类回收。虽然垃圾楼规划时并没有考虑到拾荒者的问题，面积通常很小，但拾荒者毕竟有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这5个试点区每天能分出1000吨左右的可再生资源，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万元左右。可惜好景不长，拾荒者为了争夺资源经常大打出手，垃圾楼的卫生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不少居民开始有意见。于是，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市所有的垃圾楼被关闭，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
　　“实事求是地讲，垃圾分类的最佳地点是填埋场。”杜茂洲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垃圾在小区垃圾楼里分捡、分类、包装和临时堆放都需要场地，城市里场地十分紧张，归属权难以协调，垃圾分类不好做。垃圾填埋场就不存在以上问题，又都远离城市，是回收再生资源的最佳场所。”
　　但是市政管委并不这么看。垃圾填埋场卫生条件较差，又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曾经发生过推土机压死人的事件，所以北京市市政管委决定关闭填埋场。杜茂洲最多时曾经包了7个填埋场，如今只剩下3个，还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这个西田阳填埋场是他每年花4万元包下来的，按规模可以容纳100个拾荒工人，但填埋场怕出麻烦，只允许十几个人进入，遇到上级领导前来检查工作就必须歇工。该填埋场每天大约运进800吨来自通州的生活垃圾，如果100个人拣，至少能拣出80吨可再生原材料。但因为人手不够，现在每天只能拣8吨。
　　“现在的工人都懒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垃圾车一来，就像打仗一样冲上去，两分钟就把一车垃圾拣得一干二净。”只有当他回忆起当初捡垃圾时的情景，这位据说身家过百万的“垃圾王”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我那时有个外号，叫做‘48筐’，意思是说我手快，每天能拣48筐垃圾，每筐30公斤，加起来就是1.5吨。现在的工人不用抢，速度也慢，每人每天只能捡500公斤了。”
　　王维平对那时北京垃圾填埋场的“盛况”也是记忆犹新。“1987年我在北京市环卫局规划处当科长，有一天两个四川巴中的农民找到我，说自己找不到工作，求我批准他们进填埋场捡垃圾。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他们住在丰台郊区的公共厕所里，因为城里的厕所也是有人管的，不让他们住。我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开了条子，当天两人就领着500个老乡住进了垃圾填埋场，在场边盖起了一排‘狗窝’，算是安了家。他们分成7个组，每组只拣一类物料。拣来的碎砖头卖给了附近农民，其他可再生资源则都运到了河北的加工厂，其中废金属卖到了霸县，碎玻璃卖到邯郸，鞋底胶皮卖到了定州，废塑料卖到了文安，废纸卖到了保定。还有一个组是暗的，负责养垃圾猪”。
　　这两位创业者一个名叫许继才，另一个名叫杜茂献。他们每个月向每个拾荒者收取500元管理费，但拾荒者每个月能挣到1500元，顶得上当年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如今这两人都已成了垃圾回收领域的大老板，而杜茂洲就是杜茂献的哥哥，照理说在这个行业里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他却已萌生退意。“我打算改行搞建筑了。”杜茂洲说，“垃圾回收政府不支持，做不下去了。”
　　不光政府不支持，环卫系统的员工更是坚定地站在了拾荒者的对立面。“我清楚地记得，‘非典’时期我们的垃圾成分好得不得了，收益也非常好，因为捡垃圾的都跑了。”董黎对本刊记者说，“这个行业风险大，值钱的垃圾我们收，不值钱的我们也要管，这就叫做权利和义务对等。另外，垃圾管理国有化的成本极高，因为我们必须实行规范化管理，肯定亏本。捡垃圾的不管这些，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竞争？所以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打算依靠谁。如果要依靠我们，就得给我们相应的扶持，增加投资，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分出更多类的垃圾。”
　　在董黎看来，拾荒这个行业不符合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社会观感不好，会让人觉得贫富差距太大了。另外拾荒者不好管理，传染病和犯罪的问题也很难解决。王维平对此也有同感：“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调查，北京市72%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干的。很多拾荒者素质低下，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北京一年丢3万个井盖，都被拾荒者偷去卖掉了。另外，拾荒者70%有传染病，是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隐患。”
　　不过，王维平认为拾荒者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劳不能抹杀。“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王维平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央视拍过一部名为《双城记》的奥运纪录片，对比了北京和伦敦在城市交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5个方面的优劣，北京只有在垃圾回收这一点上胜过了伦敦。“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行居民垃圾分类，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了，穷人宁可待在家里吃救济也不去捡垃圾，拾荒者阶层消失了，于是政府只能把垃圾分类的重担转移到市民身上。”
　　王维平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国内垃圾总量于1989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递减，2008年比1989年减少了44%，垃圾焚烧厂也从1989年的25个减少到2008年的15个。
　　长期从事垃圾研究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农学国际教育协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岡山朋子博士于10月25日在北京为环境组织代表做过一个报告，间接证实了王维平的说法。由于名古屋靠海，很难找到填埋场地，1999年经历了一次类似今天北京面临的垃圾处理危机。自那以后，名古屋把垃圾管理的中心从末端处理改为前段控制，尤其注重包装物的减少、垃圾分类和循环再利用，仅仅用了两年，相关措施就见效了，垃圾总量减少了25.6%，分类收集物也增加了两倍。垃圾焚烧率由1998年的79%降到2004年的56%，而且焚烧的大部分垃圾都是生物质废物，如厨余垃圾、纸和木料废物等，塑料很少，不会产生二恶英。
　　确实，国内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关于日本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文章，肯定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羡慕不已，慨叹中国人的垃圾分类意识何时才能达到日本人的水平。但是，董黎的观点也许代表了更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作为纳税人，我不愿意自己动手搞垃圾分类，而是希望政府把垃圾问题管起来。我认为垃圾问题应当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年4月24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生活垃圾处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一新的定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依靠发展垃圾产业解决垃圾问题的做法，改由政府主导，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新模式。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否有这个能力挑起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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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捷

　　　　　　　　　　　　　　　　　平衡的游戏和失衡的商业

　　几乎没人否认，作为一款精益求精的产品，已经在国内运营4年的《魔兽世界》仍然拥有目前所有网络游戏中最杰出的场景和细节，同时也拥有对游戏内部的公平性和内在平衡最为苛刻的追求。
　　作为开发者，暴雪公司的理想主义不容置疑。“暴雪是一个设计型公司，它的领导层都是技术人员。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资本压力。作为母公司维旺迪的造金机器，维旺迪对他们也很难施加影响。如果他们觉得对一款产品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可以无限期推迟上线。‘魔兽’他们就这么干过，曾经对已经成型的设计推翻重来，完全不计成本。”向来认为“‘魔兽’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做的最好的游戏”的178游戏网总裁张云帆对本刊说。
　　张云帆是暴雪测试这款游戏期间就被暴雪征询意见的资深玩家，被视为国内和暴雪公司最密切的业内人士。“暴雪太有钱了。”他说，“它的每个员工都很有钱，里面有一位中国设计师，只在暴雪待了半年，就能花64万美元在洛杉矶买下一套公寓。对暴雪设计师来说，他们没有时间压力和金钱压力，公司也没有财务压力，他们手上的现金流极为充裕，因此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好玩的、完美的东西。”
　　但这款追求完美的作品一旦离开《魔兽世界》开发小组的工作室，进入全球流通渠道时，局面就变了。或者说，当它作为“维旺迪环球游戏”出口的一款强势产品时，它本身就已经失衡了。“当你知道现在国内每年有多少网络游戏被开发并上线时，你就知道，像《魔兽世界》这样一款顶尖游戏是多么稀缺。”经历过国内网游发展几个重大阶段的王峰对此深有感触，现为“蓝港在线”董事长的王峰在“金山”担任副总裁时就曾负责过早期网游产品《剑侠情缘》的发行营销，这家专业从事于网络游戏研发与运营的企业在短短两年内获得数笔风投注资，深受资本市场青睐。
　　对《魔兽世界》的竞争只是一回事，它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几年前，当大批韩国厂商为了夺得《魔兽世界》的代理权而头破血流时，维旺迪就突然宣布在韩国区独自运营《魔兽世界》。在王峰看来，无论是4年前九城公司从一场“豪赌”中胜出，还是如今四面楚歌陷入困局的溃败，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维旺迪利用这款“奇货可居”的游戏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游戏开发商和代理商之间的微妙博弈一直是代理制全球推广下的常态。而对于像《魔兽世界》这样的产品，甚至完全不存在“博弈”，对维旺迪来说，只有两个结果：带你玩，不带你玩。“规则的定制权完全掌握的发行商手里。”王峰告诉本刊。
　　“资料片”既是《魔兽世界》独特的发行模式，也是这种强硬规则下的商业策略。“国内网游极少是按‘资料片’去卖的，这种方式跟像‘大话’‘传奇’这些游戏的一代产品和二代产品完全不同，后者只是系列产品，而它更像‘连续剧’。”王峰告诉本刊，“只有‘魔兽’这样的游戏才敢这么做。‘资料片’使得游戏前后有着更强的连续性，既是在故事情节上，也是在玩家维护上。它有信心让玩家尽可能地留在这款游戏里。每期资料片要保留所有的用户数据，玩家的人物角色都有延续性，而不像其他网游的一、二代产品，另起炉灶，从零开始。”
　　承上启下的资料片对玩家是巨大的诱惑。这就不难理解心怀期待的500万玩家从“九城时代”就在苦苦守候等待《巫妖王之怒》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批。而对本就被动的代理商而言，资料片模式大大捆绑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几乎失去所剩无几的议价能力，因为要么就忍受维旺迪在合同到期后更换代理商时的狮子大开口，要么失去的不光只是这款游戏，还有他们运营多年积累的全部用户资源。
　　“我一直这样认为，当运营商和渠道商完成中介之后，游戏中真正的关系就是玩家和游戏设计者之间的关系。”王峰说，代理本身就是个危险的生意，当它的利润越大时，它潜在的危机也就越大。“‘代理制’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替别人打工，如果代理商想接着赚第二笔，就要问问自己手上还有些什么牌了。”
　　尽管维旺迪已经从源头上拿走了5130万美元的版税，还可以4年内坐享25%的利润分成，一名曾在九城任职的高管对本刊说，从2004年底因为这一款游戏就成功登陆纳斯达克那一刻起，九城事实上就已经意识到，它不会是一个长命的代理商。
　　“饼”分到九城这里，只有一条路，就是第一份合同到期之前，如何在运营时最大限度地将这款游戏的利润放到最大。“公正”和“平衡”是理想主义的，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会是通往商业利润道路上的绊脚石。暴雪的《魔兽世界》是美妙的：设计师们鼓励各国的玩家去探索“艾泽拉斯大陆”，去虚拟世界中旅行、钓鱼，在游戏中结交朋友。国服的《魔兽世界》则充满了“中国特色”：“代练”、“外挂”、“金币生意”从开服之日起就方兴未艾，它们甚至一定程度上被默许，只要争取玩家在游戏里尽可能多地“燃烧”点卡。利用游戏中的“失衡”对一个迫切需要急功近利的商家而言，不失为压榨游戏商业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
　　“《魔兽世界》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国玩家对它最大的抱怨，就是糟糕的游戏环境下我们花的钱却要比西方玩家多。”张云帆仍然认为，“比起其他人民币游戏来，国内的《魔兽世界》还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但人们同样能在中国的《魔兽世界》里依稀看到另一款著名游戏《征途》的影子。
　　从根源上说，正是商业价值巨大的《魔兽世界》既成的利益格局，导致了代理商“杀鸡取卵”式的运营，进而导致了九城和500万玩家的关系紧张，导致了九城在商业上对暴雪的背叛（为了牵制维旺迪，九城今年初与维旺迪最大竞争对手EA合作，这意味着《魔兽世界》收益将部分流入EA囊中，这也成为“魔兽易主”最公开的理由），也导致了《魔兽世界》因为易主和审批受阻后九城和网易矛盾的公开化。
　　当这款游戏2005年到中国500万玩家手里时，很难说，《魔兽世界》仍然是那家富裕的暴雪公司开发的那款游戏。

　　　　　　　　　　　　　　　　　　　　　　模式之变

　　“点卡收费”是当年九城引进《魔兽世界》时对它的最大改造，它让这款炙手可热的游戏变得更适应中国水土。
　　同为“时间收费模式”的两种办法，“包月卡”这种固定收费方式在美服、欧服和台服被广泛采用，张云帆认为，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暴雪公平收费的理念：“所有人购买这个服务的价格是一样的”——无论他是职业玩家，还是休闲玩家。
　　但进入中国市场后，月卡收费和点卡收费，在经济效益上的差别显而易见。“老美没有那么精确，月卡是大概计算了各类玩家平均消费时间计算的结果。”张云帆说，按照台服月卡90多元的标准，大陆的月卡在60块左右是合理的价位，按照点卡只能玩133小时左右，这相当于每天玩4个小时左右时间，而对于大量每天玩12小时的玩家，他们只用一周就超过这个消费，“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多玩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比别人更强大”。
　　张云帆说：“在正式代理运营《魔兽世界》前，九城市场部的人专门讨论过收费模式的问题，最后计算下来的结果是，玩家使用点卡一定会比月卡花更多的钱。并且他们认为，一种收费模式下，肯定会有正反两种评价，那些抱怨嫌贵的人，一定是游戏时间远高于平均时间的玩家，是游戏真正的利润来源，而他们中大部分是学生和社会青年，他们的社会影响弱，社会声音基本上是听不到的。而认为收费模式合理的玩家，以上班族为主，他们是社会的主流群体。这样综合看来，也是点卡模式要更为讨好。”尽管《魔兽世界》在国内运营3年后启用了防沉迷系统，但点卡收费的目的是显然是为了从沉迷玩家身上赚走更多的钱。
　　《魔兽世界》进入中国的时候，国内网游已经进入了“道具收费”的赢利模式时代，这种直接将人民币和玩家人物角色的强大挂钩的模式被诟病为“人民币游戏”。二区梅尔加尼服务器玩家先寇布说，《魔兽世界》是仍然采用“时间收费”的极少数几款游戏之一，但从月卡到点卡之变，实际上已经让它在精神上更接近后者了。
　　张云帆说，《魔兽世界》中国化的另一个变动是，中国运营商为了营利要求，允许每一个收费账户里最多建8个角色，如果你在不同的区玩，每个区还可以再建8个角色。如果是月卡，玩家在这些不同角色中切换，不需要再支付费用，而如果使用点卡，每个角色上花的时间都将直接等同于是金钱，你多玩一个角色，就要多付一个角色的费用。它在游戏设计商允许的范围内，将一款游戏的利润放大到最大。

　　　　　　　　　　　　　　　　　　　　“金币农夫”

　　“金币农夫”是《魔兽世界》衍生产业链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在游戏设计商和代理商博弈中生存的一个群体。
　　二区埃苏雷格服务器玩家春田花花曾经因为金币交易被几次封停或注销了ID。他的13台机器在26个人24小时的不停操作下，每天可以从《魔兽世界》中打出十几万魔兽金币。因为金币增多导致贬值，每个魔兽金币的收购价从《魔兽世界》在国内运营以来贬值了75%左右。
　　这些人是游戏设计者的对手，他们使得原本应该流回游戏的金钱集中到了游戏金币批发商手中——游戏系统中的货币只进不出——这成为加剧游戏通货膨胀的极大隐患。金融系统的平衡是游戏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玩家先寇布说，《魔兽世界》是目前网络游戏中通货膨胀控制最好的，它有一套很强大的货币回收系统，“比如，修装备，越好的装备修理费越高；洗天赋，每重新洗一次天赋要消耗的金币都会增加，而玩家为了测试同一职业不同天赋的效果往往会反复更换天赋。然后《魔兽世界》的‘成就系统’也鼓励你养成一些奢侈的爱好，比如搜集各式宠物和各式坐骑，这些都要耗费极多的金币。通过这些方式，游戏系统就能够实现对发出货币的回收，平衡货币体系”。但设计师们没法阻止一些人想从游戏中分一杯羹的想法。像春田花花这样通过打币练级然后将虚拟金币和装备（或称道具）卖给第三方交易商或需求方，从而换取人民币或美元的游戏“玩家”，被称作网游的“金币农夫”。
　　曼彻斯特大学的Richard Heeks早在2008年的时候做过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大概有50万从事“金币农业”的金币农夫，其中中国占了相当大比例。在“金币农业”的产业链条里，许多消费者靠着这个产业实现在游戏里快速成长的目标，而更多的金币农夫则依靠这份职业谋生。“金币农业”在中国发展得尤其蓬勃，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仅去年一年国内“金币农业”的产值就高达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高达100多亿元。它已经完全形成了“网游第二市场”，区别于网游开发商和运营商仅靠出卖CDKEY（游戏安装及运行许可证）及点卡、月卡那样的“网游第一市场”。
　　王峰说：“因为市场规范程度高，美国网游开发商和运营商的主要收入来自产品包的销售，而国内运营商的收益主要是网游的点卡、包月卡销售。私服、外挂、盗号是运营商普遍反感也最头疼的行为，无论盗号还是购买获得虚拟金币和道具，游戏中都无法甄别；而且一定程度上，出卖道具和金币获取利益，也容易吸引众多金币农夫打币销售，造成游戏里的通货膨胀，影响游戏生命周期。”而目前的网游道具和金币交易，90%的市场份额来自于《魔兽世界》金币交易。
　　暴雪几年前曾以打击外挂为名斩钉截铁地封杀数十万用户，超过3000万的魔兽金币被移除，超过百万的现实财富瞬间蒸发，这被视为游戏开发商出手整肃游戏内在秩序、打击外挂、警告和限制虚拟交易商交易自由度的举动。但这却并非运营商乐于看到的情况。以淘宝、5173为代表的虚拟交易商及其主导下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也是这个行业所具备的群众基础的一个缩影，它们破坏秩序的同时，也活跃了游戏中虚拟经济的发展循环。处于这个灰色产业链底端的金币农夫们，既是破坏游戏平衡的群体，也是网络游戏时间消费的最大贡献者。玩家先寇布说：“由于目前网络游戏生态链条已经趋于稳定，突然对一部分游戏功能进行清洗，会伤及整个产业链条，是众多厂商不愿意看到的，对一个时间有限的代理商而言，当然更不愿意看到。”“对外挂、猖獗金币交易的默认甚至纵容，是导致玩家对国服游戏秩序一直抱怨重重的原因。”

　　　　　　　　　　　　　　　　　　　　更大的商业力量

　　与虚拟金币的交易商从游戏中获取的利润比起来，产业资本是网络游戏身后更大的商业推手。大量资本还在等待着进场。张云帆认为，网游行业的现状、《魔兽世界》运营中的种种问题，都集中体现了在一个高速发展行业的现实。这个市场大到连业内人士自己也未必能全然了解的地步。“每一年的增长都远远超过IDC发布的权威数据报告。”王峰介绍说，2001年这个市场大约有10亿元，而去年已经达到200亿元，这还不包括难以计算的网游地下市场的额度。王峰估计今年应该能达到50%的增长。
　　没有人能估算想进入这个行业的热钱数量。王峰11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厅搞了一个投资人的答谢宴会，结果，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资本代表互相交流的内容无一不集中在“游戏”上。“说来说去，大家的兴趣无非是网络游戏、社区游戏、游戏社区。”王峰对本刊说，“大家都在问对方，这些方面有没有可以找到合作机会的项目，可以一起做些东西。”“所有人都觉得现在游戏是赚钱最快的。”
　　几年前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我在金山做《剑侠情缘》的时候，游戏这部分对金山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大家有点玩票性质，就是做个产品试一试。曾经有段时间，金山想把游戏业务整个给砍掉。”
　　王峰说，但从盛大代理《传奇》并上市之后，形势一下子就改变了。陈天桥的发家直接得益于一款游戏，网络游戏在资本市场的成功，让这个并不被足够认可的产业被资本市场迅速放大了。网络游戏真正进入了一个产业化时代。
　　“以陈天桥为代表的第一代网游商，还是靠原始资本起来的，而现在风险投资已经越来越青睐这个产业。”
　　“互联网成了一个大的游戏场。最初的网络热，再火暴，在我看来，这些内容网站也无一不成了市场的培育者，等到大家都愿意为互联服务付费的时候，游戏产业起来了。游戏已经成了互联网最为成熟的产业模式和最常态的用户体验。现在除了网上购物，就是网上游戏。”王峰说，“每一年网民数量都呈现几千万的增长，保守估计，这里有1/4的人会成为新玩家，我常跟行内的人说，我们不用去挖老玩家，我只要在新玩家中争取到100万，我的公司就可以成为被玩家追捧的游戏公司之一，我就可以去上市了。”
　　另一方面，这个行业实在不缺钱。“场内和场外的资金都很丰裕。”艾瑞分析师对本刊说，目前海外上市网游公司的普遍特点是，PE值低但现金流充裕。第一轮创业积累的巨大现金流就如同一个孵化器，他们再次回到这个炙手可热的行业中并孵化出更多的网游公司。比如，盛大网络曾于2007年推出“20计划”和“18计划”，通过投资游戏团队进行多元化发展，游戏团队分成最高可达20%。在这两大计划的推动下，盛大朝平台化的方向发展，而史玉柱的巨人网络2007年11月IPO之后共得资金8亿美元，今年史玉柱推出“赢在巨人”的网游创业平台，为网游创业者提供资金、技术、团队补充、全国推广运营等全方位支持。一旦项目成功，创业团队可获得最高20%的利润分成。
　　对那些手握巨大现金流的场外风投来说，没有什么比如此快速的赚钱效应更打动人。2006年，风险投资总共给国内5家网游企业投了2100万美元，而在2007年的前9个月，他们对国内网游行业的投资就高达7650万美元，而近来的两年里，这个数字又成倍地上翻。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对本刊说：“从资本层面来讲，多渠道的退出机制也使投资中国网游很有价值。”他说，金融危机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在寻求消费和投资的渠道，网游是个好的目标物。国内自主开发的网游产品已经超过了国外网游产品的市场，我国自主开发的游戏的销售额去年成长了60%以上，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说明游戏行业还是一个年轻的、快速成长的行业。
　　王峰则具体解释了网游产业的造金速度。“5万人在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5万的峰值在线相当于有15万游戏账号，活跃玩家则达到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只要一款游戏能达到这个在线玩家量，就足以让这家研发型公司生存立足了。如果10万人在线，这个公司基本上就有了长期发展的实力，如果再翻一倍，20万人同时在线，那它基本上就可以考虑计划IPO时间表了。”
　　“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短时间内就达到10万人在线的小公司，如果你不想扩张，一定有大量上市公司会跟你谈收购方案。因为对上市公司来说，这样的公司运营成本低，业绩相当可观，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这些上市的公司为了利益报表，会去并购扩大规模，如果创业企业有亮点，会成为上市公司争抢的目标。我知道，现在有一帮大的财团在买这样的小型公司，并到上市企业去。”
　　九城的压力和作为监管者的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的压力成为这种商业推力下的无奈现实。■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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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李伟

■导言

　　小镇里混网吧的待业青年与身家千万的私营企业主，在多大的层面上会取得利益的一致？他们能否结成利益的共同体？

　　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但这种情况在《魔兽世界》中实现了。这款由暴雪公司开发，2005年5月开始在国内正式运营的网络游戏，至今已经拥有了500万活跃玩家。约占全国大型在线游戏（MMO）人数的1/10。
其中最活跃的18～24岁的年轻人占据了50%的比例，另一半则包括学生、小白领、公务员，也有公司高管以及企业老板，从更小的小孩到更老的老人。他们对快乐感受各不相同，休闲、社交、竞赛甚至赚钱，或者仅仅当一个聊天室。

　　《魔兽世界》催生了一个单纯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追求不同的娱乐方式，但前提是——他们希望这款游戏必须运行下去。也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沉浸在虚拟人生中，自得其乐。这种虚拟人生究竟是否健康，那是社会学家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500万人构成了一个小型社会，这样的小社会已经积聚了足够大的能量。《魔兽世界》的游戏权，成为这个小型社会公民的公共利益。他们希望继续玩下去，并且能玩到最新的版本，在每小时4毛钱的“世界”中实现自己。

　　回顾一下，这些年越来越庞大的网络游戏产业是这个不断庞大的“虚拟社会”的缔造者。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的市场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207亿元，同比增长52.2%。连续多年，网游的年增长率都超过了50%，今年市场规模突破260亿元当无疑问。

　　网络游戏由此已经变成互联网各子行业中的老大，规模与收入排在第一，力压网络广告、电子商务和搜索服务等分行业。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利益，从财报上看，作为《魔兽世界》的国内运营商，网易公司的一半收入都来自网络游戏，这还是未曾接手“魔兽”之前的状况。魔兽服务器关闭一天，网易的收入就将减少400多万元。而网易所运营的另一款游戏——《梦幻西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至今仍旧保持平均在线65万人左右，为国内最高纪录。它的总注册人数达到了两亿，最多时有232万玩家同时在线，每周都有新服务器开放。它已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一个大量不同人群沉浸期间，寻找乐趣的大型网络社区。

　　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轻视网络游戏市场。在腾讯刚刚公布的今年三季报中，公司营收33.7亿元，其中约15亿元来自网络游戏，《地下城与勇士》于本季内的最高同时在线账号超过200万。同时，腾讯推出的《丝路英雄》（一款网页MMO）及《英雄岛》（一款面向细分市场的MMO），涵盖了网络游戏的各个细分市场。

　　网络公司财务报表的背后，是一个不断在推动商业利益中扩张的玩家群体。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8年的数据，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已经接近3亿（2.9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22.6%，而韩国、日本和美国互联网普及率都已经超过70%。在近3亿的网民中，网络游戏使用比例为62.8%，比2007年增长了3.5%。这主要受益于网络游戏产品内容以及形式的丰富：一方面，网络游戏产品内容的多样化加大了其向高、低两个年龄段用户的扩张力度；另一方面，网页游戏作为新兴的游戏形式在2008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须下载客户端、操作方便等特性创造了工作时间的网游市场。

　　“可以预测，未来5年中国网民数量可以再翻一倍达到6亿人，10年后达到8亿人，网游玩家的数量还会大大增加。”文睿研究的高级游戏分析师易飞凡告诉本刊。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玩家群体的纵向扩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玩家的阶层、学历等限制被打破。

　　“说起网络游戏，如果是5年前，你会想到什么？烟雾缭绕的小网吧、不修边幅的社会青年？但现在，网游的玩家群体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当初边缘人群延展为为现在的主流人群加入，特别是社交游戏、网页游戏等新兴游戏的兴起，大大扩展了白领玩家的用户群。”易飞凡说。

　　游戏的主流人群逐渐克隆普罗大众，网络社区与现实社区的构成也在趋同。“网络游戏中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三高’玩家比例不断提高。目前玩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玩家已经占到整体玩家的近50%。譬如‘联众游戏平台’几乎都是‘三高’玩家。”易飞凡说，“下一个网民高增长人群将是15岁以下的孩子，以及30～40岁初中文化以下的人群。”

　　网络游戏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形态，在涉及群体越来越广泛、涉及利益越来越深入的前提下，值得我们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观察这个社会中玩家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形态。从这个意义，我们把《魔兽世界》500万玩家所已经形成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的模本——现实中分化的利益通过网络社会化形成了共同的出口，而网络游戏的监管者们面对这个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给行使管理的责能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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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43期 总第553期 2009年11月23日出版

【封面故事】

玩家·利润·管制
“魔兽”社会

“魔兽”玩家和他们的世界

“魔兽”众生相

500万玩家身后的经济食物链

【社  会】
逝者：谷牧：中国开放的操盘者

世博会倒计时：丹麦馆，自行车主义

专访：何振梁：“我唯一企求的是给我以公道和安宁”

热点：乱世摩加迪沙

热点：“黑名单”阴影中的范后军与厦航

生态：垃圾僵局

农村问题：失火的侗寨

口述：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经  济】
收藏：《御制文溯阁记》玉册

商业：没有假想敌的捷豹含金量

商业：谁都不知道3M的下一步

商业：润滑机会与10微米油膜上的品牌效应

【文  化】
考古：北大汉简——填补历史空白的佚本

电影：《2012》和灾难片狂人罗兰·艾默里奇

时尚：时间承继者 

设计：雨过方能天晴

思想：人类为何喜欢列清单？

书话：宏大主题漫画

书与人：托宾的“亲密的第三重人生”

【科  技】

生命八卦：疫苗的帮手

【专  栏】
投资物语：解锁

有关品质：赤壁赋

美食：和风纽约

体育故事：金妍儿

军事夜话：中国海军的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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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2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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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潮阳区与市区隔江相对，不远处就是入海口，看得见各式船只繁忙地运输作业。
　　虽然仅隔了条江，可是即使是在潮汕地区，黄光裕的故乡潮阳也是被当做异类对待的，说起潮阳，潮汕地区人脸上很容易讪笑，说那里是海盗的滋生地；是经营天才的诞生地，“在南洋做生意的潮汕人里，潮阳的占了一大半”。
　　潮阳人做生意：“资本游戏玩耍得极其流畅，而且，他们总觉得钱可以搞定一切。”在潮州待了多年的张更义这么说，他也是《潮商》杂志的主编，接触了众多的潮州商人。

记者◎王恺   摄影◎黄宇

　　　　　　　　　　　　　　　　　　　　　祖居和教堂

　　曾化矛用一把漂亮的有包浆的古老瓷壶给我泡了杯功夫茶，这里是潮阳铜盂镇曾厝村，黄光裕数次对外界说起过他的老家。屋子里收拾得干净，环屋的却是乌黑的臭水沟，还有永远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废旧塑料回收厂，曾厝至少有十余家这样的小工厂。
　　“能喝上这样的水还是俊烈的功劳，他帮村里修建了个蓄水池，花了20多万块，可是村里有些人还是总觉得他捐款少。”曾俊烈，是黄光裕曾经的名字，他父姓黄，母姓曾，父亲属于入赘母亲家族。“入赘当然跟我们这边姓。”曾化矛用再自然不过的语调说。
　　曾化矛的家在黄光裕家的南首，村里有大面积的这种的“坐北朝南”的所谓“四点金”的民居，这种围合起来的房屋排列非常齐整。
　　论起亲属关系来，曾化矛和黄光裕的母亲曾婵贞还有点表亲关系，不过这也很正常，曾厝的500多村民大多姓曾。曾化矛对黄光裕的有所了解，与其说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如说是乡村里一个普通老者对同乡村的成功者的好奇和骄傲所致。
　　1991年，曾俊烈22岁的时候，整个家庭改回了父姓，他变成了黄俊烈——现在他的身份证上还是这个名字。“‘光裕’是后来他在外面起的名字，据说是有高人指点，我们年纪大的人还是叫他俊烈。”
　　俊烈早几年回家乡的时候，村里人不太知道他已经成功到了那种地步，“还是俊烈俊烈地叫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报纸上登的中国首富黄光裕”。他回村虽然也坐着轿车，但是大家也不奇怪，“汕头1990年就开始满街跑奔驰，大概5辆里就有一辆奔驰，所以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有那么富”。
　　黄光裕喜欢泡茶。“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男人女人都能泡一手好功夫茶，有一年他回来祭祖，正好村里水库进污水了，他二话没说就出了几十万元，给村里修水利。”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黄光裕并没有在乡村显露他的富裕，“我们村里外出做生意的人非常多，而且各个城市都有，慢慢才传回来，原来北京、上海、沈阳都有我们俊烈开的店”。
　　村里的干部们由此才后悔，没有喊以往数次回家的黄光裕多捐点款项：“捐款是我们这里的习惯，谁捐的少就要被人背后指手画脚。”
　　2004年，黄家的老宅开始装修，当地在外成功的经商者，都有将自己的祖宅重新装修的习惯，“可是黄家的装修还是很让我们开眼”。
　　曾化矛家不远处就是黄光裕兄弟姐妹4人共同出资装修的祖宅，也是四点金的结构，其实这幢色泽鲜艳的住宅自我们进村就注意到了，与众不同的深红色外观使它在村落里传统的一排排黄褐色住宅中非常显眼，外墙全是大块瓷砖，墙头装饰的全是潮州砖雕，却没有用别家惯用的戏曲人物，而是瓶花，原来这是这个天主教家庭特殊的装饰。曾婵贞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的4个孩子在出生后都受了洗，尽管黄光裕和他的哥哥黄俊钦都出生在“文革”中，“可是这里管得松，当时还是偷偷受了洗”。
　　黄家大门现在紧闭，无从进入。“其实这样常年关着门的不仅仅是他们一家，我们这里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常年在外做生意，房子修建得很漂亮，但是不住人，请亲戚代管，一年只开两次：清明一次，春节一次，那时候全家回来，打扫房间，然后请亲戚朋友来喝茶，俊钦、俊烈这两年再怎么忙，清明也会回来。不过不会亲自打扫啦，全村沾亲带故的人都会去帮忙。”
　　在曾化矛这个饱经世故的老人看来，这种帮忙很应该。“小时候因为他们是外姓人，经常被村里孩子欺负，现在去帮帮忙就当是赔罪啦。”
　　黄家祖居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别人家进门横匾上都是某某堂，某某居，他家却是“圣家”二字，两边的石刻对联是“圣德古今第一圣，家道长流化万家”。曾化矛说：“我们几个老人看了这对联，觉得有点不妥当，可是说出来估计他们也不会听。”黄光裕一家早就全部去了北京，就是大家熟悉的曾婵贞夫妇，虽然穿着打扮还不怎么奢侈，“可是他们已经是另外的味道了，听说他们俩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公司”。
　　曾厝在潮汕地区属于不发达的乡村，村里很多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办各种小工厂，说是工厂，倒不如说是工棚，紧挨着黄家的祖宅的围墙，就势搭起了几个塑料棚，前是拆废物的车间，一个是焚烧废塑料的，一个是拆旧电器的。“经济落后才这样，当时村里到外面还没有水泥路，所以村里几个管事的去北京找到黄家，想让黄家兄弟出钱修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没想到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无论是话少的哥哥还是说话利落的黄光裕，都没有一口应承，最后是几个村里联合修建通往县城的公路，各村联合集资，剩下不足的部分由黄家兄弟补足。但是路名还是要叫“国美大道”。这样，村里开始流传黄光裕不够大方的传闻，那正是他登上排行榜成为首富的2004年。
　　与此同时，在母亲照管下，一座投资400万元的天主堂开始在乡村对面的农田里兴建，平心而论，那是一幢辉煌的建筑，周围新栽种了不少樟树，把它和破旧的村庄隔离开来，附属的客堂就有3层楼高，比村里的小学要大一倍多。建成的那天，从北京请来了歌星，节目一直演出到深夜零点，这次盛大的庆典，成为村里至今还偶尔谈起的盛事。而黄家开来5辆名车，跟随着大批随从的排场，也使见过世面的村里人终于开了眼界。
　　曾化矛替他说话：“其实那条路各村捐款的只有几十万元，剩下的几百万元都是两兄弟出的，村里的幼儿园和敬老院也是两兄弟出的。”可是潮汕地区又有这样的传统：只要你发达了，就必须捐款，捐多少大家也不觉得多，何况，黄光裕还有中国首富的名头。

　　　　　　　　　　　　　　　　　父系和母系：17岁的少年

　　如果说对黄光裕的印象是漫画式的，村里人对曾婵贞印象就出奇的好，觉得她说话爽快，肯帮忙。“有恩报恩，有德报德。”她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十几岁的黄光裕骑着车带她四处找医生，附近镇的一名老中医见他们贫困，不收钱给她治疗，结果这个老中医前些年成了黄家的座上宾，经常被请去北京，他的女儿被安排进深圳国美工作，后来自立门户，成了国美的供销商，“都是婵贞安排的”。
　　在村口卖凉茶的曾庆水和曾婵贞的弟弟是朋友，沈阳国美开业的时候，黄光裕任命他舅舅负责沈阳片区，曾庆水那时正在沈阳开小店，他说：“我们经常去他那里喝茶，他和我们说起他姐姐来也很佩服，觉得黄光裕能有今天，他母亲的功劳很大。”
　　曾婵贞管家很严，“那时候他们家很穷，黄光裕的爸爸黄昌义12岁来我们村投靠，后来干脆入赘曾家，也没什么活计，就在村里卖豆浆。我们这里是侨乡，虽然穷，但是家家户户都有些海外关系，可入赘来的黄昌义好像就没什么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别人家有海外寄来的包裹，可是他家就没什么”。
　　曾婵贞的祖上在泰国也是很有名气的商人，经营大米和布料，按照曾婵贞的说法，老祖的名气大到一定地步，在泰国，谁要是挂上仿冒他们老祖的招牌，谁家的店就能火起来。可是年代久了，海外的亲戚已经疏远，只留下了一些光彩的传说，被她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在国美成功后，她曾经很骄傲地对记者说，黄光裕在北京的名气，终于和她老祖在泰国的名气一样大了。
　　那时候还叫做曾俊烈的黄光裕家中只有两亩地，村里人还记得他家的贫困。“婵贞很争气，即使别人欺负到他们家，她也教育孩子不要反过来去欺负别人，而是要争气，不在外面惹祸，对人要礼貌，兄弟姐妹要团结。而且，她从来不打孩子，最多只是说几句。”
　　曾庆水还记得黄光裕兄弟在村里的集市上帮他父亲卖豆浆收钱递货的身影，“在我们这里也很平常，孩子们从小就要帮助父母亲做生意”。可是那个小生意小到根本不需要几个人去做，上世纪70年代末期，汕头地区开始流行的走私家电、手表，才把十几岁的黄家兄弟卷了进去。
　　作为潮汕人的吴二持还记得那个年代这里的疯狂，乡镇上时常看见卖走私表的孩子，拿着一麻袋的电子手表，不一会时间就能换成一麻袋的钱。“只要有这种门路，很少有人不干这个的。”
　　而流传的黄光裕兄弟少年贫困，甚至“捡垃圾为生”——其实也和走私生意有关，曾庆水这点记得很清楚：“曾厝有些能干的人从海上运回来好多电视机、收录机，说是从台湾、香港那边弄回来的，别人再从他们手上收来，把这些来路不明的电器运到城市卖掉。有半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做这些生意，其中有些是旧电器，很脏，可是也有办法重新组装，村里堆得像垃圾堆，很赚钱，我记得黄光裕兄弟俩就常常骑着旧自行车去各村收旧电器，收来再出手。”那还是80年代初期，黄光裕还只有十几岁，却已经成为精明的“下家”，收来的货全部能出手。1986年，他17岁的时候，就和哥哥带着一批旧电器出门远行内蒙古了。“村里像他这么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像他那么大年纪出去的也很多，要是他不发大财，大家还真记不得他了。”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铜盂镇附近的贵屿镇现在还是国内电子垃圾的处置中心，只是现在收回来的都是国内的电子垃圾罢了。
　　曾庆水自己也是在那个年代挣到了第一笔大钱，3000元，那还是1983年，他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出门做生意的，“到处开店铺”。潮汕人不喜欢替人打工，称为“工字不出头”，所以有了点钱都是直接做买卖。
　　20多年过去了，曾庆水却回到了家乡开凉茶铺。“店全部给子女看管，自己不愿意再到北方受苦。”他在东北地区开了一家建材铺，规模只有几十万元，“和黄光裕比起来差远了”。
　　在曾厝，黄光裕的父亲给人印象并不深，村里人就知道黄昌义十几岁就来到曾厝，是因为在老家西胪镇波美村无法立足，“土改的时候，昌义那一支的土地被没收了”。
　　相比起在曾厝谈起黄光裕还不免谨慎的说话方式，在波美村，黄光裕就更像公共话题，在大庭广众之下，只要说到这3个字，成年男性就会骄傲地说，他是六房的吗，和我要算堂兄弟、堂侄孙之类。尽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从没有见过黄光裕，甚至他的父亲黄昌义都只见过一两次。
　　“黄昌义和老婆回来过一次，说是要找些自己那支的兄弟，可是没找到几个，所以也没有翻修祖宅。”这里也有幢辉煌的天主教堂，是曾婵贞捐款200多万元的产物。
　　波美村在黄光裕发达后，派遣几个头面人物上北京找过他，想让他捐款修村里的水库。“可是那20多万块他都不肯出。”黄光裕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兄弟姐妹也从没有回乡认过祖。这在波美村人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事情。要知道，修祠堂捐款是已经富裕了的潮汕人的比富方式，“清明节的时候，从广州、深圳回来的豪华车辆把公路都堵死了，按照规矩来讲，他肯定应该回来祭拜我们这里才是”。

　　　　　　　　　　　　　　　　　2006年的“荣归”

　　2006年6月，潮商大会在汕头举行，当时已经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第一次在汕头的公开场合亮相，受到了热烈欢迎。张更义非常清楚记得黄光裕在那次会议上的风光。“他剃了个光头，当时汕头的报纸都用‘酷极了’来形容他，我记得还开了一场公开见面会，会上的许多中学生一起大叫，你是我们的偶像，场面比明星出现隆重多了。”后来大家才知道，之所以剃光头，是因为此时的黄光裕已经开始脱发。
　　公开见面会上黄光裕确实是唯一的明星，许多同是重量级的潮商抢着和黄光裕合影，交换名片，称呼他为“潮人骄傲”。一位学生家长问问题，说作为“比尔·盖茨式”的中国偶像，他能不能给点建议给孩子们，究竟是读书好还是不读书好？黄光裕说，他的成功是努力加运气的结果，如果他读书了，国美的成就可能会更大。
　　张更义说，在论坛上，有人问他要是美国的电子产品巨头百思买进入中国后，国美怎么办的时候，黄光裕说：“我应该是家电连锁的祖师爷的祖师爷的祖师爷了。我去美国考察百思买时对他们说过，你在世界上很大，但进入中国市场会变得很小。我不理你，你要5年后才能追得上我，我要理你，很难把握在竞争中取胜的肯定就是你。这就是国美的未来！”
　　这次潮商大会上，汕头市领导才知道黄光裕早就多次回到家乡，“可是他从来不去见市领导，也不在市区停留，都是直接回曾厝”。
　　这次不一样了，汕头市领导想请黄光裕帮助家乡发展，至少在这里开几家国美的连锁店。可是黄光裕却始终没有决定在这里开店，也许在他看来，这几年经济欠发达的汕头不值得做大规模投资。
　　曾化矛记得，黄光裕曾在村口的古渡口旁边许下了愿望，要在练江上修建大桥，准备投资1800万元，把曾厝和对岸的司马浦镇连接起来，并且直通广汕公路，他说不能让现在的孩子像他小时候那样游泳过江，有生命危险。
　　当然，目前这句承诺无法兑现了，练江现在很肮脏，发黑的河流里面，还是有大批孩子在玩耍，其中一半是废弃物回收工厂的外地工人的孩子——这点大概和黄光裕童年的时候非常不同。■
（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2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42期 总第552期 2009年11月16日出版

【封面故事】

昔日首富和他的对手们
黄光裕之罪

黄光裕的资本征战史

重组中关村：一场双输的资本游戏

黄光裕与汕头老家

【社  会】
热点：美国军医纳达尔·马里克·哈桑

热点：石油的诅咒

专访：“不要把甲流和SARS相提并论”
——专访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

热点：北大医院教授之死：双轨鉴定下的诉讼僵局

热点：东莞刘汉黄案：一个弱者反抗的结局

人物：陈琳：坚强的弱者

【特别报道】
电子书漫长的登场

降价前夜的电子书纠缠期

学富五车或才高八G

【经  济】
收藏：缂丝与墨

热点：ROC世界车王争霸赛：F1之外的选择

商业：错过昨天不想再失去明天
——专访雷诺大中华区执行总裁陈国章

商业：诺华布局中国不仅仅是疫苗

商业：1798万元的599GTB与法拉利的中国扩张

【文  化】
话题：埃及文物的世纪之战

话题：“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我喜欢的世界”

话题：那些生活杂志和我们的生活

话题：大卫·霍克尼的新工具

秀场后台：姜武：一个明白人

时尚：无土之君 

设计：从美好年代开始

思想：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

书话：普鲁斯特问卷

【科  技】

生命八卦：人造甜味剂真的能减肥吗？

【专  栏】
投资物语：加息无期

有关品质：锦瑟

美食：赏味时代

体育故事：曾经一墙永隔

军事夜话：一个核大国和一个航天大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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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陆晴   实习记者◎丘濂

“我开”金融专员白福文（Fulton Breen）的故事

“我是芝加哥人，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经济学专业。毕业后我在伦敦从事公司理财，并开始了解与小额信贷相关的信息，但英国的小额信贷不是很普遍。我想做小额信贷工作，同时也想在国外工作。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吸引了我，我也想亲眼看看关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那些报道是否属实。”

“我从一些文章里了解到‘我开’在做的东西。2008年底，‘我开’的网站基本成形，我通过点击，捐了100美元给一个40岁的内蒙古妇女，支持她乳牛场的日常运转。她总共需要600美元，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5个人帮她。我想看看这笔钱是怎样改变地球另一端一个人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小额贷款的典型故事。我们不是扔给她一张支票，我们借给她钱，让她可以有能力去买一头牛。等到那头牛有产出的时候，她再还钱，奶牛可以不断产出，她就可以有钱供孩子上学等等。她在借钱之前必须有个计划，钱是用于什么，而这个东西必须能有回报，是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捐完钱之后，我也通过网站不断得到她状态更新的信息。100美元对于在伦敦生活的我，不是个很大的数目，但却让地球那端的人生活更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回报。这笔钱还清后，我又选择了下一个在内蒙古的帮助对象。现在为止，这笔钱还在她手上，一年之中我已经帮助了两个人。钱就是这样不断循环再用。”

“我开”

                                          魏可欣

今年25岁的魏可欣（Casey Wilson）出生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高中毕业那年在西班牙语课上认识了一个上海同学，萌生了学中文的念头，真正开始学中文是上大学以后了。现在魏可欣的普通话相当流利，李世冰说她甚至能听懂四川话。

魏可欣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她一直对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了中国。她说，“一方面中国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在世界排第二，另一方面我可以在五六年之内看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2006年9月，她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个针对想在中国做生意或者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培训项目，认识了比她大6个月的孟康妮(Courtney McColgan)——“我开”的合伙人。

孟康妮学的是中国民间信贷，当时她已经在中国做了3年的小额信贷工作，在中国社科院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工作过，她打算回到美国去金融机构工作，然后开自己的小额信贷基金。

这时魏可欣也开始想自己在中国做些什么工作。“我看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距，农村有那么多穷人，要想一个可持续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小额信贷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魏可欣说，“我们两个就打算开一个小额信贷的NGO组织”。

一开始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创办像“我开”这样的机构，还有一个是专门做对中国小额信贷工作的培训机构，魏可欣觉得第一个更有意思。第二天她们去云南旅游，在云南的6天一直在想机构的名字和运作模式，回来后的3个月，她们认识了很多小额信贷机构，也咨询了很多小额信贷专家，“我开”正式开始了。
因为成立“我开”的初衷是要帮助别人开自己的公司，所以这个名字的含义其实是“我要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开”的捐款者有90%是和中国有关系或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比如华人，比如在中国留学或生活过或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人。捐款额最低10美元，最高100美元，一般一个被扶持者都需要七八个人来帮助。捐款者要做的就是在网站注册，通过故事选择想要帮助的人，然后点击输入信用卡号。每隔3个月，故事更新后，系统会提示捐款人被帮助者的状态已经更新了。每笔贷款还清后，钱会循环给“我开”的其他客户来用，“我开”对每笔钱有记录地追踪3年。至今为止“我开”接到过的最大额捐款是5万美元，来自一个过世的美国华人。

关于资金的募集，魏可欣向本刊介绍，目前“我开”在旧金山、纽约、西雅图、北京、香港都有志愿者的分支机构，一共有150多人，他们会在晚上或周末安排一些晚会或活动，也会做很多演讲，同当地的一些组织合作，还有就是通过媒体和网站的宣传，以及同其他公司的合作，比如“买一张机票就捐一块钱支持中国小额信贷发展”。

小额贷款的中国样本

四川省仪陇县在川北，是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511元，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下。早在14年前，仪陇就成立了乡村发展协会，有十几家国际合作伙伴，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贫困农村发展的农村扶贫金融服务体系，开创了一套适合本地特点的小额信贷系统，成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典范。

“我开”在中国选择了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作为合作伙伴，另一个合作伙伴在内蒙古赤峰。“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向本刊介绍，“我开”在开展业务之初，让中国小额信贷网络提供了一个小额信贷机构的列表，他们从上到下挑了10个，从中选中了仪陇和赤峰。“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有4个，首先要满足95%的还款率，给客户提供服务和支持，有比较透明的财务系统，有意愿和有能力去发展。”张圣说，“我觉得第二、第四两点很重要，他们想要发展壮大，得有个内在因素促使他们去做，而不是满足现状。实际上在我们挑选潜在合作伙伴的时候，95%的还款率是最低的，一般都是从99%到100%。拿到对方的财务状况之后，我们会花上一周到10天的时间去访问，去看员工的操作和客户有没有问题。我们问客户的问题，最多的是‘你（对提供的贷款的机构）满不满意？’和‘你还愿不愿意继续使用’。”

“我开”对合作伙伴的考察非常严格，要跟当地协会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信贷员和客户做大量采访，评估他们的政策和模式，回来写一个评估报告。“我们有一个国际的投资董事会，都是国际的小额信贷专家组成，他们来决定要不要和这个协会合作，协会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收到我们的钱。”魏可欣介绍说，“比如仪陇，之前给他们做很多财务方面的培训，要求他们的金融活动达到国际标准。”

开始合作后，张圣每3个月到当地去做一次监督考察，与当地的信贷员一起去走访客户。“借钱之后，信贷员每周都会去客户那边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生产情况，所以信贷员和客户都成了朋友。一次我和信贷员一起去走访客户，他们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吃那种很大很甜的柚子。他们保证客户还钱就是靠这种纪律加亲情，你不还我钱，你都不好意思。”

“这些穷人的担保是一种信用担保。有次我去四川访问，我问一个客户，借个三四千块会不会还钱有手紧的时候？他说会有，肯定会有一些淡季旺季，还有商业不成功的时候。我又问他会不会有还不清贷款走掉就算的想法，他说，你看我现在住在山上，但凡我有些钱，我也不会住在山上，而且这儿有我的邻居和我的生活。那边住在山上和住在路边贫富差距很大。他的意思就是，做这个事情违约信用的成本大于借钱的成本。我可以通过打工，做其他一些小买卖，还清这个钱。”

张圣记得有一个客户借了最低的300元，他是个驼背，和聋哑的弟弟住在一起。最开始他用300元买了个猪仔，后来养大卖了2000元，然后他们又用这笔钱买了牛。在借钱之前，兄弟俩连玉米都很少吃，经常是帮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别人给口饭吃。“自从贷款之后，信贷员对村里人说，能给他们钱就给钱。后来我看到他是第二年，他现在用这个牛帮助别人耕地，耕一次挣十几块钱。那300块钱就等于救了他们。他们很好客，见了我们，就拿袖子擦板凳让我们坐，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魏可欣也去过很多老乡家里，本刊记者随口描述了一个“客户”的情况，她便脱口而出那个客户的名字。魏可欣说，“我开”现在还属于开创阶段，捐款人和借款人数量都比较少，他们的目标是每年能达到1万名捐款者，1500到2000个借款人。

魏可欣在宁夏考察时曾看到一个研究，每1000元的贷款可以帮助一个人把年收入提高730元左右。“这就是我最理想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团队，热爱我们所能带来的影响，我觉得那些改变世界的想法很棒。”

“从我小时候，我受到的教育就是帮助社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像我父亲，或者说受到家庭环境影响，但肯定是改变了我。”魏可欣的爸爸是法国人、西班牙人的混血，是黑人，也是美国本地人，1921年出生，那时候美国种族歧视，黑人得不到好工作，但是因为他参加了“二战”，战后可以免费上大学，读法律学校，后来他当了律师。上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常去一个卖地图的公司打工，后来老板心脏病突发，他和另一个人就把公司买了下来，过了几十年，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地图公司。“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他的雇员，很多人都是墨西哥移民。他把公司卖了之后，用所有赚的钱成立了一个基金，帮助不是很富裕的奥克兰开展很多不同的教育项目，同时他还经常免费帮助那些雇不起律师的人做法律咨询。”

魏可欣在北京有很多“流动人口”的朋友，比如以前在小饭馆认识的服务员，看到他们每个月辛辛苦苦只有1000块的工资，魏可欣特别想教他们英文，这样可以在星巴克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工作，身体和生活都会好一点。“试了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已经太晚了，他们的人生状态已经固定了，可能你能做的就是当一个好朋友，但无法改变他们的状态。但是如果十几年前他们的父母能够有一点钱做小买卖赚一些钱，可能他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了。可能这也是我现在做‘我开’的动机之一吧。”她说。■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电视剧《生活大爆炸》剧照

    《生活大爆炸》是一部老式的情景喜剧，讲的是4个傻博士与一个金发美女的日常琐事。傻博士包括实验物理学家莱纳德、理论物理学家谢尔登、太空工程师霍华德、天体物理学家拉吉。4人都是二十六七岁年纪，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大概是因为那里出过费曼。金发美女叫佩妮，怀着明星梦，在附近一家餐馆当女招待。和《老友记》一样，他们住一幢公寓的对门。

    主创查克·罗瑞（Chuck Lorre）是好莱坞的老编剧，在圈内混迹多年，半红不黑，郁闷不堪，直到最近几年，才凭着《好汉两个半》、《生活大爆炸》两部片子咸鱼翻身。按照他的说法，《生活大爆炸》是把《美丽心灵》的温情与《好汉两个半》的恶搞结合起来。

    不少科学家喜欢《生活大爆炸》，其中不乏乔治·斯穆特这样的大人物，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剧中客串了一回自己。还有菲尔·普莱特（Phil Plait）博士，他是天文学家，曾经为哈勃太空望远镜工作过，现在给《发现》杂志写专栏。他说，在这部剧里看到了很多同事的影子，他们粗暴无礼、傲慢自大，有时候你恨不得把他们推出去给车撞死，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了不起的思想者。

   “不管是谁写了这部剧，他们懂得这些人（Geek，即极客）。”他说。

    50年前，《科学》杂志曾经调查过普通人对科学家的印象。他们发现，人们对科学家的印象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或者很有钱，或者穷得叮当响；或者不修边幅，或者有洁癖；或者整天宅在家里，或者到处旅行；或者唠叨不休，或者沉默寡言……不过，一个普遍的印象是，他们很古怪，不大正常，不是理想的职业，更不是结婚的好对象。

    从这几年美剧的流行趋势看，科学家变得越来越性感。《犯罪现场调查》里，昆虫学家葛老爹面无表情地说：“我读书。我研究虫子。有时候，我还玩过山车。”一句话倾倒无数芳心。《数字追凶》里，天才数学家查理在一面玻璃门上写长长的数学公式，如入空灵之境，让女“粉丝”们个个心跳加快。正应了那句话——科学是时代的新时尚。

    “聪明是新的性感”是《生活大爆炸》的口号，可惜这话出自猥琐男——霍华德·沃尔维茨之口，而且，明显与事实不符。除了谢尔登还算眉目清秀外，莱纳德老实，霍华德猥琐，拉吉不敢跟女人说话，就像佩妮说的，一个个“又白又宅”，哪有半分性感的样子？

    不过，与其说“糟蹋”，不如说《生活大爆炸》丰富了科学家的形象。我们平常人很难想象，科学家也有性的需求，也会讲黄色笑话。但据说大学实验室里像霍华德这样的“情种”不在少数。

霍华德是一个极有喜感的角色，犹太人，个头矮小，爱穿紧身衣、健美裤，化烟熏妆，戴闪闪发光的蝙蝠侠皮带扣。4个人中，数他的学历最低（只有一个硕士学位，还是MIT的），是个搞工程的，按照谢尔登的说法，“不过半吊子工人而已”。虽说设计的是太空里的东西，但常常上不得台面，比如宇宙飞船的马桶，而且，一把年纪了还跟老妈住在一起。

    他对女人如此着迷，用他的扮演者西蒙·赫尔伯格的话说就是：“他觉得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和女人的身体接触，并把这件事科学化了。”他用德雷克公式（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条用来推测“可能与我们接触的银河系内外星球高智文明的数量”的公式）计算自己与一个女人性交的概率。学6门外语，包括一门外星语（克林贡语，《星际迷航》），只是为了跟女人搭讪，可惜从未得手，可也从不放弃。

    谢尔登则恰恰相反，他对女人毫无兴趣。当然，对男人也没兴趣。他唯一流露过兴趣的女人是莱纳德的老妈——一个跟他一样疯狂的科学怪胎。难怪霍华德怀疑，谢尔登有后代的唯一可能性是有丝分裂——哪天他吃多了泰国菜，分裂出另外一个谢尔登。

    奇怪的是，在《生活大爆炸》中，谢尔登是最讨女人喜欢的一个角色。不，应该说，全天下的女人和男同志都为他着迷。他身上集中了关于科学家的一切刻板印象：顽固、偏执、强迫症、吹毛求疵、目中无人、不通世故、毫无幽默感……但他却能把这些让人抓狂的东西组合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可爱”、“性感”的幻象。他的诡异的笑，他滔滔不绝的对牛弹琴，他叠衣服时的慢条斯理，还有偶尔一露小鹿一样的眼神，都让她们/他们油然而生保护欲。他的穿着，永远的一件长T恤外套一件短T恤，上面是蝙蝠侠、闪电侠或者某个奇怪的符号，已经在世界各地普及为一种潮流，网上到处有卖谢尔登T恤的地方，最出名的是Sheldonshirts.com。

    其实，按照编剧们最初的设定，莱纳德应该是主角，他和佩妮之间的感情作为全剧的主线。一个痴情傻博士，能理解宇宙的运作，却不懂怎么向喜欢的女孩表白——又一个俗套的美女与野兽的故事。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反倒是谢尔登成了灵魂人物，情形有点像查理·布朗与史努比——与谢尔登的偏执狂和神经质比起来，老好人莱纳德简直寡淡无味。

    第一季，他一出场，就是和莱纳德一起去高智商精子银行，打算捐精子换钱，以加宽家中宽带。最后时刻他突然怀疑自己的精子是否一定具有足够高的智商。“如果一个可怜的女人寄希望于我的精子，结果却生下了一个不知道该用微分还是积分计算曲线下面积的小孩，她可怎么办？”

    对智商的绝对自负是谢尔登许多笑料的基础。一个人14岁拿到博士学位，15岁在德国海德堡学院做客座教授，你很难怪他有优越感。问题是，谢尔登的优越感有些走火入魔，他认定自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事件，拒绝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比他更聪明的人，除非他死后数百年有智能生物出现。

    他的智力优越感常常弄得朋友们很崩溃，但观众看着觉得很可爱。一是因为他的优越感天真、无害，就智力论智力，甚至包含了某种脆弱的特质在里面。除了谢尔登，谁会对初次见面的顶头上司说：“你不过是个高中老师，唯一一次成功的实验是点燃自己的屁？”二是因为他的优越感经常让他在日常生活中犯傻，对我们这些平庸之辈而言，隔岸观火，看天才们干点蠢事，小小挫折一下他们的智力优越感，至少是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谢尔登生病那集，他想喝汤，可是莱纳德逃去看电影，家里又没有汤，只好去佩妮打工的餐厅。

佩妮：谢尔登，你想点什么？
谢尔登：我想喝汤。
佩妮：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喝汤呢？
谢尔登：我的智商187，如果我家有汤喝我会没想到吗？
佩妮：你可以叫外卖啊。
谢尔登（面部抽搐）：我倒是没想到。

    关于谢尔登的神经质，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罕见的自闭症，患者通常IQ极高，爱因斯坦就被怀疑患有此症，但编剧们否认了这种说法。真希望哪天他们借谢尔登之口对此发表一番高论。

    《生活大爆炸》中的科学元素被许多人称道，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牛的科学顾问——UCLA的天体物理学教授大卫·萨尔兹伯格，他不仅亲自检阅每一集的剧本，还经常带自己的学生去录制现场观摩。谢尔登和莱纳德公寓里的白板上的数学公式，大都是这位教授正在研究的问题。他们关于科学的对话，并非好莱坞式的陈词滥调，而是包含真实的科学内容。莱纳德老妈到访那一集，萨尔兹伯格教授刚好看到几个意大利科学家发现宇宙暗物质粒子的湮灭证据，就立刻用到了剧中。

    在《犯罪现场调查》、《数字追凶》这样的电视剧中，科学是很严肃的，它代表一种理解力和洞察力。因凡人的嫉妒、愤怒、冲动、羞辱而造成的混乱中，科学的客观性提供了真相、正义和同情的可能性。但《生活大爆炸》毕竟是一部情景喜剧，在这里，科学是作为日常生活的笑料而存在的。剧中人经常拿科学做一些很不靠谱的事，比如用激光热方便面，拿液氮做香蕉冰棒，研究超人怎么洗衣服，拿迷你音响玩非牛顿流体，养夜光鱼，设计机器人杀手互砍，约会之前要先了解一下“薛定谔的猫”……最神经的是有一次，4人大费周折，动用各种通信网络（从ISP、光纤电缆、地球同步卫星到海底电缆）传递信号，让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控制自己家中的电子设备，比如台灯和音响。按佩妮的说法，为什么不去超市买个万能遥控器呢？很便宜。

    或许跟时代有关。这是一群在美国式宅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喜欢漫画、迷恋《星际迷航》、崇拜斯波克，玩《光晕3》，靠跳舞毯和WII游戏机锻炼身体，收集模型，酷爱Cosplay和漫展。对他们来说，科学更像是顽童的游戏。但是，为什么不呢？就像他们的前辈费曼说的：“物理跟性爱有相似之处：是的，它可能会产生某些实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初衷。”■

                                                                        记者◎陈赛

    与分众股权互换的流产，管理层以约1.8亿美元购入560万普通股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及与易居的合资公司在10月16日纳斯达克上市，很长一段时间与新浪有关的消息更多来自资本层面。作为最忠实的互联网新闻门户坚持者，在博客概念之后，新浪迟迟没有新的尝试。

 
主笔◎尚进

    “决定做微博还要追溯到5月份在成都开的高管会，是当时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定的。”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如此说，他并不忌讳将微博与Twitter比较，甚至坦诚新浪微博在开发之初借鉴了不少Twitter的优点。实际上，Twitter并不是2009年才爆发的新趋势，早在2006年博客技术先驱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就建立了Obvious公司，除了强调精炼文字书写沟通的袖珍博客外，即时性交互成分成为Twitter与以往网络书写平台最大的区别。“饭否”、“叽歪”、“嘀咕”，在新浪拿出微博之前，国内复制Twitter模式的尝试并不少。这不得不让人想起新浪2005年底对博客模式的突袭，不仅压制了Blogcn、博客中国和Blogbus等博客先驱，同时也将搜狐等其他门户网站拉入博客混战之中。

    Twitter在国际互联网界获得的追捧，远不是“饭否”等昔日模仿网站所能比拟的。一次次的名人和突发事件，让Twitter不定时成为美国互联网舆论的焦点，最新的热点来自蒂姆·博纳·李，这位参与早期互联网构建的互联网之父在10月24日注册了自己的Twitter，短短4天内就有超过1万人成了他的Twitter追随者，而蒂姆·博纳·李在Twitter写的第一条却是抱怨Twitter混乱的界面。依照之前博客的经验，以及Twitter的国际惯例，新浪再一次将微博的重点聚焦在了名人上，那些已经不能满足于写博客的各界名流上。但并不是简单照搬博客套路就能够将微博炒红，同样是网络书写，微博更强调即时性，尤其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快速直白表达，这让那些习惯于电脑前写博客的人，很难在自我时间控制上彻底向微博投降。其实，博客也存在类似问题，很多人无暇频繁管理自己的博客，以至于至少30%的博客处于睡眠状态，微博流行的最大敌人也在于此。

    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并不认可博客过时论，在他看来，博客和微博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却又有些近似性，关键在于微博这种即时性书写平台，引入了社交网络的关系结构。这从微博测试期的使用者构成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很多测试用户来自豆瓣网，这些人习惯于豆瓣的兴趣小组结构，但又不满足于豆瓣站内豆邮的沟通效率。

    彭少彬作为具体负责微博开发的总经理，到新浪的时间并不长，他之前曾经参与即时通讯软件的开发。在他看来，微博又不同于即时聊天软件：“目前主要靠浏览器作为微博使用界面，除了手机版，我们并不会专门设计客户端，这样可以降低用户体验的门槛，可以产生不同于QQ和MSN的沟通交流方式。群体式的海量信息堆积，比即时聊天软件纯粹作为网络沟通工具要复杂，尤其是可以积累下大量的数据资源，而不是即时就消逝的聊天。”

新浪总编辑陈彤

一套恰当的审核机制——新浪微博核心开发难度

    陈彤毫不掩饰自己对于Twitter的欣赏，同时他也很清楚Twitter在中国被禁的现状，在他看来，新浪做微博最核心的开发难度就在于一套恰当的审核机制，既可以满足中国互联网信息安全规则的需要，又不能让使用者产生抵触性的厌烦心理，尤其是微博这种应用的即时性因素很高，不可能像以前做博客那样，将大量存疑的内容发布暂时封存。“‘十一’假期之前我们开放地测试，整个假期技术团队和运营团队一直在磨合，最关键就是解决内容审核系统的有效性。你也知道之前国内出现过类似微博客的平台，但都因为无法解决信息发布的监控问题，而被迫关停了。新浪之所以敢于投入到这个领域，就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做BBS、新闻和博客，积累了很多经验，既能保证信息内容发布符合互联网信息安全规则，同时又不挫伤使用者的积极性。”

     在微博运营上，陈彤依旧笃信名人效应与编辑有限推荐的控制套路。负责开发新浪微博的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具体解释道：“微博运用了很多即时通讯软件的技术，这点要比Twitter更前瞻，我们并没有停留在目前Twitter的水平，开发阶段就包括了图片功能，这已经超越了Twitter文字链的局限。在我们看来，微博应用是可以有限扩张的，我们并不想做QQ那种巨无霸式的东西，我们更希望专注在即时性群体信息书写上。未来肯定要开放API接口，满足第三方开发者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微博的手机化空间。但眼下我们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完善监控系统，可以说监控技术上微博比博客更复杂，尤其是微博更强调即时性。”

微博商业价值几何？

    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中国互联网界都对Twitter所代表的微博客持观望态度，除了担心监控系统的执行效率问题外，更关键在于，大家认为Twitter这种即时群体书写平台除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价值外，短期内并不能带来实际的商业运营收益。但新浪的突然下手，搅乱了互联网界死水微澜的局面。在新浪微博之外，“饭否”的创始人王兴依旧摩拳擦掌，他并不想放弃微博客这个概念，相比目前最积极的还是网易。丁磊一贯以技术派自居，任何软件技术形式的互联网机会他都不想错过，他亲自领导Coremail技术团队完成了“邮箱加速”功能的开发，这套技术很有可能被直接嫁接到网易的微博之上。而据说百度也图谋下手微博，除了可以重整停滞不前的贴吧业务，还可以为百度搜索引擎累积用户习惯，从而完善百度搜索引擎在即时性信息领域与Google的巨大差距。

    反倒是搜狐和腾讯的类似产品仍处于摇摆阶段，陈彤在接受电话采访中分析道：“搜狐之前做了一个叫‘白社会’的SNS平台，他们内部有人主张坚持SNS套路，也有人主张将‘白社会’改成更强调即时沟通性质的微博。腾讯早就开发了类似产品，一直半死不活，因为腾讯担心影响自己QQ在聊天软件市场的地位，始终处于自我冲突的状态。新浪选择在这个时机做微博，主要是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市场闪现的时机，大家一直说新浪需要丰富业务线，其实新浪以新闻门户为依托并不缺少增长点，关键是我们要强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微博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一次新浪重量级的出击。”

     而就在新浪对微博信誓旦旦的时候，Twitter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获得风险投资的第五轮融资后，Twitter的估值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可连续3个月的美国本地用户量只在2100万人次上徘徊。网络产业研究机构ComScore甚至公开对Twitter增长潜力提出了疑问，如果没有接近5500万人的国际用户群，Twitter的增长速度根本无法与10亿美元估值相称。Twitter首席执行官埃文·威廉姆斯对于Twitter增速放缓，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在他看来，Twitter过去更多时刻呈现出热点新闻爆发源的作用，往往是某些名人在Twitter上抛出消息，引发好事者蜂拥而至。未来Twitter要将突发热点消息呈现常态化，加之过去Twitter很多用户都是以电脑来登陆，不能保证长期待在电脑前的状态，也让Twitter使用者的时效黏性不足。在对外开放API应用编程接口后，包括摩托罗拉Cliq手机在内的众多移动设备的出现，将大幅缓解Twitter在随时随地沟通问题上的瓶颈。

    而与全球流行的SNS网站Facebook相比，Twitter并没有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在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Hitwise的分析报告中透露出一组数字，以10月24日的访问数据为例，Facebook流量已占据美国所有网民上网活动的6.1%，Twitter类似的流量数据比例仅是0.14%。这无疑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交网络未来方向的分歧，到底是彻底以社会关系型结构为主的Facebook直接上马社交网络系统，还是利用Twitter横跨即时沟通和微型博客书写的捷径，曲线靠拢社交网络。其实类似的分歧也可以转移到对新浪微博和开心网的对比讨论上，但这种对比并没有什么实际参照价值，因为新浪的微博更贴近改良化的群体书写交流，而开心网则彻头彻尾地更偏向网页游戏。问题是新浪甘心只让微博成为又一个博客吗？就像开心网创始人程炳皓只甘心让开心网拿广告收入一样。已经以约1.8亿美元购入560万普通股成为第一大股东的新浪管理层，是否更有战略眼光，让微博成为新浪打造自家搜索引擎的数据累积起点，才是评估新浪微博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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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炜  

　　10月31日的晚上，艾莉把院子里的花儿搬进屋子，天气预报说要降温。这天夜里开始下雪，北京多年来在立冬前还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第二天，雪花依旧纷纷扬扬，院里还有紫竹，不怕冷，可以过冬；有银杏，“银杏要放在外面冻着，经过一冬，春天爆芽更好”。艾莉说，她要盘算着怎么让院里的植物过冬了。

　　在钱粮胡同这个小院子里，种着几十种花花草草，两株大树，一株是香椿，一株是臭椿，艾莉说：“前人的生活其实是很讲究的，你看这椿树，春天早早可以吃香椿芽儿，夏天浓荫可以乘凉，由秋入冬又早早掉叶子，不会遮挡屋里的阳光。”这所院子位于北京的老城区，门口正在挖沟进行“煤改电”的工程，艾莉说：“能租下这么个院子真是奢侈，不管外面多乱，回到这个院子里，顶多半小时，心里就安静下来了。”

　　她已经在这个院子里待了4年，将这里经营的咖啡馆命名为“胡同里的美树馆”，4盆“国兰”摆在北边的窗台上，兰花喜欢背阴处，每年立春开花。5月的一天，她种的西番莲开花，她端着相机拍摄，开花的时间持续了半小时，她说她听见了花开的声音。这种原产南美的芳香水果不可能在北京结出果实，但她说，看到花开，她就感到满足了——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惬意，一切其他事情，不过是这一事业的点缀和从属品。

　　每年春天，艾莉会去云南看花，她从大理带回半夏和天南星的种子，种在北京的院子里。她把公寓楼里的植物都摆到院子里来养。“哪种花好养？要我说，哪一种花都不好养，你都要养啊。”她把“养”字拖了个长音，强调养育是一种责任，“院子里养花，空气流通更好，现在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怎么把南方的植物在北京养好”。

　　三角梅，广州人叫勒杜鹃，云南人叫叶子花，古称九重葛，原产南美洲巴西。艾莉小心伺候，到了夏天居然枝繁叶茂红花朵朵，“恨不得以为自家小天井是全世界最美的那个小天地”。也许因为冬天温度不够的缘故，第二年3月，新撒的草籽长出来了；4月，金银花也爬满了墙；5月，香椿树都没芽儿可吃了，三角梅还没有复苏的迹象。艾莉不甘心，隔几天刮开树根看看，嘟囔一通：明明还是绿色的，明明还活着的呀。然后，奇迹真发生了，三角梅发芽了，长新叶子了。

　　武汉大学的李澜老师，没有院子，但她家阳台上种着牵牛花、杜鹃、瞿麦。她说，正打算给校园里的植物写一篇笔记，她眼中的花花草草大多和诗词歌赋发生着联系，哪个是“南有樛木，葛蕌萦之”的葛蕌，哪个又是“言采其薇”的薇。今天看见了桃之夭夭，明天看见了桑之未落，一路几千年下来，植物仍在，歌也仍在。

　　有一段时间，李澜住在日本一个小城市的公寓里。眼见旁边邻人的庭园，从夏天的紫阳花，开到秋天的丹桂、秋海棠，园中的柿子由青转黄再变红，直到被乌鸦掠夺一空。她想起松尾芭蕉的名句：秋深也，不知邻人做何事？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日本的审美观》，她说：“日本人善于在方寸之地经营出精微简洁的趣味，庭园也如俳句一般点缀着‘季语’。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植物性’，美学家今道友信说，日本人对于自然风物的美学感悟，可以称为‘植物美学观’。奈良时代形成的美的范畴总称为‘物哀’，本意是美丽，细密。其本来的形象在于植物自我生命的充实的美，树叶郁郁葱葱，繁茂致密颤动着的跳跃感。日本人习惯于从自然风物中感悟美，植物的生长状态成为审美意识，表达审美意识的一些基本语词都来自植物，比如静寂，余情，冷寂，这尤其与表达植物由秋到冬的状态有关。”

　　李澜提到日本美术家杉山明博的《日本文化的型与形》说，日本人属于“地人”，与土地关系密切，日本人依四季变动所有的生活物品，器物或者挂轴，以维持生活的质感。他们了解四季变化生命的无常和轨迹，感知自然各种大地树木必将老去的灭绝之美，体会晚秋的物哀之情，这都是地理对人的影响。

　　“德富芦花的爱好自然，有基督教的因素，更多的是托尔斯泰的影响。他39岁去俄见过托翁后，40岁就决定要身体力行晴耕雨读。他当年迁居的乡下，是今天东京的世田谷区。他把自己的田园生活记录叫做《蚯蚓的梦呓》。一个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要种树种菜掘井，也是吃了不少苦头。种水稻繁难些，他只好到附近的米店买米。”

　　事实上，从陶渊明到梭罗，许多人都表达过“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想法，德国作家黑塞在享受自己的园圃之乐时，是以中国隐士为精神楷模的，“他进入深山求道，茹食花瓣为生，借以摆脱世俗的一切羁绊”。孚克·米谢尔斯将黑塞的诗歌、画作编辑为《园圃之乐》一书，“花朵年年如期盛开于草原，历数千年而不曾爽约；而世界强权、朝代与国家则终将败亡，明朝便烟消云散”。黑塞于遽变中知常守恒的认识，为我们这些汲汲营营，溺于声色犬马，野心勃勃的世人提示了一个启示，几乎与但问耕耘的路德的一句格言全然一致：“纵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我仍将栽下苹果树苗。”

　　黑塞自己的诗是这样的——“在夏天衰逝之前，且让我们再次照顾园圃。为花木浇水，它们皆已疲惫。即将凋谢，也许就在明天。而于世界再度疯狂，被枪炮声淹没之前，且让我们为一些美好的事物高兴，为之欣然歌唱。”

　　这些美好的事物包括，享受一杯咖啡，烹制一块蛋糕，养鱼，学琴，调香，摆弄花草和纸。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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