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麦

　　“我从去年7月份开始上开心网，之前每天都能接到好几封来自开心网的系统邮件——朋友注册开心网的通知。在朋友召唤下，我便毫不犹豫地注册登陆了。”开心网资深用户方方为我们解释了上开心网的初衷，“现在，你们可以管我叫开心网达人。”

　　方方今年27岁，是某大型网站的程序员。从去年初开始，“争车位”、“朋友买卖”等几个简单的游戏组件在公司病毒式传开，大多数中国白领第一次领略到SNS社交网站的厉害。“这些游戏看起来很无聊，但一旦玩起来就控制不住。跟传统网游不一样，因为大量参与者都使用真实姓名，或者说你根本无法抗拒来自朋友的邀请。”

　　目前“7个账号中约有6000万元的‘现金’、10辆百万名车以及7套豪华住宅”，方方在接受采访中明显带有满足感，他说：“开心网满足了很多人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梦想。”游戏中的情景均与生活相关，与网络游戏或者QQ秀相比，开心网简单的操作更接近现实的规律生活。

　　最近方方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有些无聊”。“这种游戏的货币积累永远没有上线，虚拟钱币越来越多，但是既不能兑换成奖品，也没有新的游戏插件更新。”他说，“之所以坚持玩下来是为了认识新朋友，而最大原因则是形成习惯了。”

　　究竟是社交网站还是社交游戏网站？早年间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游戏功能充斥整个网站，淡化了传统SNS网站的社交方式。社交游戏单纯满足了交互，而不等于人与人的社交，社交应以满足取向为需求，从而达到交流目的。可以说，正因为忽略了这一因素，中国目前的SNS网站，还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核心用户群。

　　英国心理学家埃里克·西格曼（Aric Sigman）指出，SNS社交网站并没有改善传统的社交生活，反而取代了现实的健康生活，现实中人与人的交流时间锐减，会造成沟通技巧的障碍，甚至影响健康。社交游戏的缺点，主要是它的单一性，游戏往往不能够满足人们的正常社交需求，而很多用户却把它当做唯一社交方式。

　　与方方相比，亚红上开心网则稍有被动。亚红今年47岁，在机关单位上班。她说：“机关单位原先有个传统，就是在午休时间打扑克牌，十几年的传统，如今被开心网取代了。”在单位年轻人的带动下，很多中年人也开始上开心网了。

　　在开心网上，赠送模拟的“鲜榨果汁”成为一种问候，这种“礼尚往来”不可避免地与用户的积分挂钩。开心网用这种方式植入品牌产品或硬广告，尽管游戏中充满商业味道，但是大多数网民并不介意，并声称这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其实用户要用自己的时间来消费娱乐游戏，而用户亦要用游戏操作来为商品买单。尽管这种广告形式的效果要好于传统广告，也容易取得消费者认同，但如果把开心网看做一种娱乐工具，它则丧失了娱乐的纯粹性。从表面看，广告植入对于网站的浏览及游戏的操作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广大用户亦不会对广告专属游戏存有戒心。当一系列生活消费类广告被注入“全民意淫”的游戏中时，开心网也圈住了网用户。目前，开心网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涵盖众生态的社会现象，当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从开心网中自拔时，这折射出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空虚与孤独感。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5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记者◎王恺

　　1906年，在浙江嵊县东王村几个稻桶上铺的门板上演唱的男演员们肯定不会想到，过100年，他们简陋至极演唱的几出小戏，能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戏之一。那时候，这种说唱艺术没有正式名字，还叫做“小歌班”；因为伴奏的乐器也极其简陋，只有鼓板、胡琴等数种，“的的的”的，也叫“的笃班”。直到1925年，男演员们数次闯荡上海，一位擅长推销的剧场老板才正式给这种地方土戏命名为“绍兴戏”（越剧）。
　　这个出生在浙江东部农村的剧种，周围倒都是富裕之区，人文荟萃之地。闯荡失败的男演员们受了都市流行的“髦儿戏班”影响，教出了一班年轻女孩子，演出的都是才子佳人、民间伦理的戏。没想到，这群女孩子的演出，正好填补了都市里那些缺少文化生活的市民阶层女性们的精神需求。
　　上世纪20年代始，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开始形成了新消费阶层——女性消费阶层，阶层构成复杂：工厂女工、家庭妇女、女学生、阔太太，她们的共通点是，需要在现实环境之外寻求使自己心灵满足之物，京剧里帝王将相的家仇国恨、阴谋诡计不能触动她们，昆曲也已经没落，于是那些全部由女演员演出的生旦缠绵的越剧一下子征服了她们的心。
　　当时，只有越剧里的女性是完全不同于别的传统戏曲的，哪怕是一般的越剧剧目。类似于《盘夫索夫》之类，戏里的女性也会义正词严地责备男性对待她缺乏温柔，理直气壮地提出“为夫若挑千斤担，我也分担五百斤”之类朴素的女性宣言，把男性质问得哑口无言。而女演员演唱的小生角色则对待女主角温柔如水，百般讨好，即使是开始委屈了女主角，最终也是要下跪赔罪的。
　　台上台下充分共鸣，据说当时这些看戏的女观众不仅与台上受不公平待遇的女主角共同哭泣，而且看戏姿态大胆，画报上不时有讽刺女工们边看戏边把脚跷在凳上的讽刺漫画。而后台，更是挤满了才结识这些女演员的各色女性捧角者——也就因为这样，越剧在开始阶段被男性社会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被正统文化排斥在外。
　　1941年，上海已经有36个越剧戏班，因竞争激烈，推出更优秀的演员和剧目。袁雪芬以她天然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开始了越剧改革，她从话剧和好莱坞电影中学习了表演技巧，倡导了正规的表演制度，规范具体到了如何画眼圈。她的改革形成了当时越剧的时髦，舞台姐妹们纷纷跟进，越剧于是成为彻底突破传统地方戏范畴的第一个剧种——演员唱哭腔时，不再是袖子离开眼睛三尺，舞台上也不再只空荡到一张桌子两个板凳。因为姐妹们的改革，当时上海的进步文化名流田汉、洪深等纷纷成为越剧观众，开始为越剧写剧本，推进了越剧的文学化、书卷气改造。
　　改革后的越剧并没有摈弃自己的写情、表述女性性情的传统。即使是改编《祥林嫂》这样的小说，剧作者也添加了女主角的若干感情故事，几段抒情唱段也在观众中传唱一时，女观众们照样为女性悲剧哭泣不停。
　　这种传统，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刀阔斧推行的戏曲改革阶段也没有断裂，尽管越剧当时也主动删除了若干“不健康”剧目，可是传统剧目仍然上演着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美丽传说，这种坚持反而给它带来了若干荣誉。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例子，当时之所以选中越剧作为表现方式，主要原因就为表示，新成立的共和国并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也保留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因为主题优美，表演成熟，越剧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人性胆寒的年代，竟迅速成为周恩来总理等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精心培植的外交武器，一出小戏《打金枝》竟成为与苏联《天鹅湖》类似的招待外宾专用剧目，演员们演了几百遍，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也看了几百遍。
　　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政治风雨中，越剧虽然也承受着各种压力，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反复以专门演出才子佳人、江青也说过“什么是靡靡之音？尹桂芳的宝玉就是靡靡之音”的断言，来打击越剧。可是越剧演员们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依然以“反对封建婚姻”等为名，顽强地不断让爱情故事成为温馨的主题，从《西厢记》到《红楼梦》等在这个阶段的改编上演，竟在新中国成为越剧的“四大经典”。凭借这些戏，女子越剧成为拍摄戏曲电影最早、最多的剧种，也成为在新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地方剧种。情感和在缠绵悱恻中隐蔽传播着的人性，竟战胜了那个年代不正常政治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政治压迫。越剧电影《红楼梦》使宝黛之情形成最广泛的传播，它迄今仍然是拷贝数目和观众数目最多的中国电影。
　　“文革”中，越剧名演员当然无一能避免残酷的政治迫害，作为“靡靡之音”的代表，尹桂芳在福建被迫害致半身不遂，竺水招在南京被迫害致死，袁雪芬累计被批斗500余次。
　　袁雪芬在接受采访时向本刊记者回忆，在这500余次批斗中，有一次她从牛棚回家，6岁的小儿子对她说：“妈妈，我想死。人家骂你是大反革命，骂我是小反革命，活着没意思。”“文革”中断了《红楼梦》之后越剧更辉煌的可能性。
　　等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越剧姐妹们复出，黄金时代均已被消磨，她们都已垂垂老矣。她们又用了约10年，以老带新，才带出何赛飞、赵志刚、茅威涛、陶慧敏这一批新一代，慢慢恢复了越剧被挫伤的元气。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5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25期 总第535期 2009年7月13日出版

【封面故事】

越剧百年时尚化与人性慰藉
怎一个情字了得

越剧：情感和人性的胜利

重访“舞台姐妹”

越剧生旦流派

越剧《红楼梦》的诞生

越剧百年大事记

赵志刚：“王子”的心思

浙江小百花的十年越剧革新之路

茅威涛谈女小生

故乡嵊州的越剧生态

【社  会】 
专访：人民币在香港：从零售到结算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热点：大楼之死

热点：“6·17”石首之乱

热点：郴州火车相撞与铁路的安全链

热点： “寓禁于征”：烟草税的提升空间

【特别报道】
免费模式与无聊经济

不可阻挡的免费经济时代

开心网陷阱

【经  济】
市场分析：3000点上的估值洼地

收藏：明版的《宋版六经图》

商业：有人可能破产，但你也许成为巨人

【文  化】
话题：杰克逊的账单

话题：寻找维米尔

话题：这回奥地利人跟他急了

文化生态：2200公里内的寻源问道

电影：首届两岸影展，专访侯孝贤

时尚：另一个中国姑娘安娜

时尚：玛丽·贝耶的时尚复兴

思想：2009阿斯本思想节

书话：我们为什么犯错误？

【科  技】

科技：解困“勇气号”

生命八卦：新时代的育儿经

【专  栏】
投资物语：“救市”答卷

有关品质：嵇康

美食：“无饭主妇”VS“焦虑便当”

体育故事：一个人的国家使命

军事夜话：美国对伊朗战略中的“EFP杠杆”

　　“我和简·爱挺像的，所谓表面上强大的自尊，不容侵犯的背后，一定是心理脆弱。那块地方是她最脆弱的，不容忽视，所以那么强调平等。有人会觉得她矫情，但这正是她的原则性。”“现在异性的感觉，觉得跟这样的女孩打交道会很累。这就是属于她身上的魅力，她不能容忍在很明确的黑白之分时，出现个中间地带。”

记者◎孟静

　　回归到话剧流程，它可以让你安安静静，我会觉得特别特别享受。再往下工作重点肯定还是。
　　“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成为我的另一半，世上最好的伴侣。”“不过，简，我唤你过来做我的妻子，我要娶的是你。”“你——你这古怪的——你这近乎是精灵的家伙——我像爱我自己的肉体一样爱你。你——虽然一贫如洗、默默无闻、个子瘦小、相貌平庸——我请求你把我当做你的丈夫。”
　　一波又一波热浪般的表白出自罗彻斯特之口——舞台上的王洛勇用罗彻斯特的热情拼命摇晃着简（袁泉）那瘦小的身体——她非常惊恐，而不是欢喜。上一幕她听见了“砰”的一声，很轻微，却有如重鼓敲在她的心上。她那古典英式发髻头套的胶开了，慢慢地滑向脑后，她拼命地低头，还是控制不住下滑的趋势。“无论如何不能让戏停下来。管它呢，把它捂住！我坐在椅子上想，待会儿他千万不要晃我。”可是剧情安排他还要晃她，顶她的脑袋。观众们都看出来了，发出咝咝的窃笑。这样的情形不是没发生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刘晓庆正得意地跳着探戈，硕大的头套脱落，露出用发网固定的扁平后脑，当时演出暂停20分钟。
　　这是《简·爱》在国家话剧院的第一场演出，它也是国家话剧院的第一部“驻院话剧”，以后每年都会在此演出10～20场。时间仓促，此前他们从未在这个舞台联排过。袁泉笑笑说：“按道理说，我们那天正常情况不应该对外，仅仅出现头套问题，对于我不是什么大问题。”
　　去年袁泉演出了80多场话剧，都是同一个角色——《暗恋桃花源》中的云之凡。对于一个专业话剧演员这可能不算什么，“‘人艺’、我们剧院，很多年轻演员演的戏比我多多了”。但是只有她，作为最年轻的代表，成为“话剧百年名人堂”中的一员，与欧阳予倩、老舍、焦菊隐、曹禺、黄佐临、英若诚、于是之、林兆华、徐晓钟、焦晃、濮存昕这些金灿灿的名字并列。
　　如此的殊荣对于袁泉并不是第一次，“大二”那年，她凭借《春天的狂想》得到金鸡奖最佳女配角，不久后，她成为金鸡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评委，那年她25岁。她很有老人缘、专家缘，他们挑中她做接班人。“我总是被作为青年代表，但我在学校绝对是那种游离在外、自个儿溜达的人。金鸡奖会列一个单子，得过奖的人可以有评委资格，碰巧他们希望能有年轻人可以参与到评委队伍中来。我挺忐忑的，啊，真的选我么？要不然算了。报批是很麻烦的事，不能改的。从专业上和资历上，当然是欠缺的，没有点评的资格，但我想可以有参与的资格。”她分析当时的情形说，“话剧也是，‘名人堂’有那么多先辈排下来，需要一个年轻的，正好那两年《电影之歌》、《琥珀》、《暗恋桃花源》，是我在话剧上展现最多的3年。也要看市场反应，经常有院团的戏完全没有上座率。”
　　她认为自己是“物以稀为贵”，比她有市场、有知名度的年轻演员有，但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话剧上，每场演出两个半小时，一年几十场全国巡演，加上至少一两个月的排练，一年就做不了别的事了。比她演技好、肯付出的演员也有，但未必有通过影视剧达到的知名度。她恰好两头都沾边。“话剧收入相比影视少太多了，看你的心里需要的是什么。从个人来说，演话剧的收获是钱买不来的。我更喜欢连贯性的表演，大幕拉开，谁也没办法喊停。瞬间的进入和抽离，我又是个很慢的人，话剧适合我的节奏。演出前可以有一到两个月，慢慢进入，针对剧本做些心理上的准备，看些书。今天找不到还有明天，我需要这么一个阶段，进入后相对比较稳定。演出完后不是导演喊停，你就出来了，紧接着完全不搭的戏。每天现场带来的反馈都不一样，真的可以影响到演员的状态，演完后有个彻底放松、慢慢抽离的过程。”
　　她是真爱话剧的那种人。“前两年我也在发唱片，做别的事。坦白讲，前两年有点躁，做唱片时常常飞到各地演出、活动，回归到话剧流程，它可以让你安安静静，我会觉得特别特别享受。再往下工作重点肯定还是会在话剧上。如果同时做很多事，就不能做得都还不错，我不管结果好与坏，而在乎我自己是否踏实放在人物身上。”袁泉说。
　　《简·爱》对于袁泉有特别的意味，她不只是一个角色。当她演了四五十场“云之凡”后，她是倦怠的、略带厌烦的。“完全没有厌倦是不可能的，《暗恋桃花源》演了80多场，到四五十场很疲的。短期内你没有新鲜的视点带给角色，那种疲劳就是个工作。”《暗恋桃花源》是她口中的“贫穷戏剧”，道具简朴，随地取材。“在任何舞台上都可以成立，哪怕是很破的剧院。我们在重庆一个礼堂，连侧幕条都没有，我和黄磊哼着歌上场。本来应该是台上光打着，可重庆20点钟天还是亮的，礼堂是透光的，我们不可能站到台上去，只能把戏改成牵手唱歌，从旁边走上台。《暗恋桃花源》可以适应各种好的坏的剧场，《简·爱》不可以。”
　　她可以每年演10场，一直演到她的年纪老到不能再扮成简·爱为止。“你在生活中每年不同的变化，对于生活的理解、人物重点的掌握，每年会有小小的调整。这些东西会来自个人变化，每年不演很多场，将将好是你把这一年的变化带到角色中，还不累的时候就结束了。演《简·爱》时，这个阶段特别特别幸福，你真的在为了她的爱感受到那种幸福感，为她的痛苦煎熬。”
　　周围人劝袁泉要“抓紧抓紧”，女演员的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言下之意是要她不要在话剧上耽误太多时间。这几年她很少拍影视剧，尽管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剧院也没有强行规定每年的任务量，只是因为“这样的日子舒服”。
　　袁泉对简·爱有强大的认同感。11岁时，她作为湖北省京剧院的代培学员进入戏校学习，主攻唱、念、做、打并重的花衫。她入校成绩是全班第一，可对自己的外形却有深深的自卑。如今站在舞台上，无论着纯白色婚纱或是天青色长裙，她的轮廓鲜明、欧化的长相太适合简·爱。很多记者都用不能置信般的语气问她，你有过简·爱那样对相貌的不自信吗？可戏校里的袁泉外号小火柴、小骷髅，不化妆的她平凡、单薄，扮上妆像外国人唱京剧。“在戏校的阶段非常不自信，一个人到了新环境，我也不知道这种自卑从哪儿来了，就是特别自卑、自闭，特别少跟人交流，跟男孩子更是不来往。那会儿特别瘦，腿又特别长，还没开始发育，瘦条条，为了方便练功，都剪了萝卜头。”
　　编剧廖一梅评价袁泉“太老实了”，她自己也这么认为。“我真属于好孩子那类，真的，当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支点，就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专业上，好好交你每份作业，从学习中收获快乐。”但她并不是个随和的孩子，像简·爱一样，她有一种默默的叛逆，不是顺从、献媚、取悦大人的，她小时候眼神透露的东西是很厉害的。老师会喜欢学习好的孩子，但同学们可不一定。她很较真，看到同学作弊，揭发了，代价是所有人排挤她，她于是只能独来独往。那段时间父母给她写了200多封信，关心她的练功、生活。她的自闭使她永远低着头走路，以至于到现在颈椎还有毛病。
　　简·爱也不是洋娃娃式的孩子，她警告作为监护人的舅妈，要把舅妈的恶行公之于众，于是被锁进可怕的“红房子”。大人们都不喜欢简·爱。13岁时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袁泉，从没把它当做一本爱情小说，她记忆深刻的全部是简·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校长冤枉简·爱，让所有人不要理她，说她是个撒谎的孩子。“但老师坦普尔小姐确认不是这样，她给简·爱讲了关于地理、绘画的知识，烤了面包，还有黄油、咖啡、奶茶，我对面包的香味都记得特别清楚。”
　　在袁泉的叙述中很少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多是某种情绪的抒发。凡是涉及自身，即便不是爱情，她也会小心、轻快地绕过去，回到角色本体。分析角色的行为、动机，对她来说就是分析自己，她对简·爱的欣赏就像对自己一样，急切地为她所有的举动辩护。“我和简·爱挺像的，敏感、自尊的背后是自卑。所谓表面上强大的自尊，不容侵犯的背后，一定是心理脆弱。那块地方是她最脆弱的，不容忽视，所以那么强调平等。不仅是经历，在那个社会、宗教背景下压抑的东西，经济不能独立，又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没有温暖。对于男女平等，绝对不能遭受不纯粹的情感上的对待，无论形式还是心理。有人会觉得她矫情，但这正是她的原则性。她的性格不是通常的好，矫情和她的成长背景有关。如果她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不那么强的小姑娘，可能在疾病中早就没有了。现在异性的感觉，觉得跟这样的女孩打交道会很累。这就是属于她身上的魅力，她不能容忍在很明确的黑白之分时，出现个中间地带。”
　　有一年，她看了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让爱做主》找到了袁泉，让她演一个第三者，她不能接受，因为“那人物不可爱”。毕业后第一部舞台剧是《狂飙》，她分饰三个角色，其中之一是淫邪的莎乐美，要求跨坐在每个男侍从身上，肢体纠缠撕扯。第一天排练，袁泉大哭了一场。“开始特别崩溃。对于异性的肢体，当年的我会有障碍。对于莎乐美我是不认同的，我讨厌欲望直白。”她对导演田沁鑫说，如果第二天还是没办法突破障碍，就换人吧。结果，第二天没来由地，她想通了，把莎乐美的淫乱当成是一种本能、一种纯粹，她接受了这个人物。
　　一年年的成长，袁泉不仅在工作中，包括生活中，慢慢放宽底限。“我刚刚毕业那会儿，自己所认定的是与非的状态和现今所认定的是非完全不一样，你长大后尝试用别人的角度去看，把限度放得更宽。似乎是比以前更立体，你并不赞同但可以接受，从某个意义讲是退步，你心里纯粹的东西没有了。”
　　简·爱也是这样，当她得知罗彻斯特先生有尚在人世的妻子，尽管那妻子是个疯子，她也不能允许自己成为有钱人的情妇。她逃离了桑菲尔德庄园，在一个叫圣约翰的牧师家生活了一年。当圣约翰向她求婚时，她顿悟了，重回桑菲尔德。袁泉不止一次地替简·爱想过：如果回到庄园，罗彻斯特没有瞎，没有因为大火一文不名，还是那个富人，他的妻子也没有死，简·爱该怎么办？“她会当个很好的陪伴者，而不是情妇。她一定不会做原则以外的事情，但会在承认爱存在的情况下表达爱，而不是逃避。就像她知道先生快要结婚时，她的想法是：‘我爱他，我可以继续当家庭教师，默默爱着他，跟他交流。’我也拍了些烂戏，当你经济上急需收入时，当然要为钱去拍戏，而当你差不多够花时，第一反应是要遵从心里最想做什么。”
　　前几年的袁泉很拧巴，很爱哭泣。“近两年很少哭，真难过是眼泪没办法去表达的，原来难过就是哭，泪腺特别发达，现在没有了，就是心疼。角色是一种释放，你要怎么样发泄呢？大喊大叫吗？倾诉也是件很难的事情，你没办法把心里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来。”有时忍受一个人比放弃他更需要勇气，2002年的采访中，袁泉还会大方地谈论感情和爱人的名字，但现在的她一概不回应，“看似瘦弱的人都会比看似健康的人耐力更强”。
　　1977年出生的袁泉为自己具有“70后”气质很满足，她说：“我身边的‘70后’跟我的状态都非常像，70年代的女孩子心里是有梦的，‘80后’追逐梦的速度比较快，我们有梦的情怀。活那么明白干吗？我们是个承上启下的年龄，受的教育里，传统的、规矩的东西有，自由、自我的也有，传统的留着，新鲜的也有，就会比较拧巴。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原来20多岁青涩的、可尝试的东西特别窄，现在你的路是宽的，心也是宽的，不会因为讨厌这个角色，不能认同就不去演。现在30多岁未婚，并不是个家庭主妇状态的大有人在。大家生活方式都那么丰富，30岁这个年龄段真是太吸引人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买手的工作不仅是坐着飞机穿梭于四大时尚之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本店顾客喜欢的衣服、鞋帽、手袋、配饰，还要守在店里阅读报表了解库存和交易量，根据公司的毛利政策制定商品价格，新品是否要取代旧款上架。还要和顾客直接交流，一方面了解、分析顾客的心理，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建议。Gary和顾客很熟悉，了解他们的喜好。“香港人指导我穿衣戴帽”是很令人信服的。那英、周迅也因此成为Gary和“Shine*”的死忠，有时还请Gary特别帮她们带某款衣服回来。

记者◎ 李孟苏

　　1993年，Tina从香港理工大学纺织与制衣学系毕业，进入刚成立一年的香港俊思集团，开始学做时装买手。俊思集团是家代理商，专为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市场而成立，他们要把真正的欧美奢侈品牌引进内地，为此Tina常和赛特购物中心的“采购员”们打交道。Tina对本刊记者说：“赛特采购部门的员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懂一些外语，我们来内地时也会给他们带香港和国外出的时尚杂志，所以他们对奢侈品的理解程度比较高，我们和他们容易沟通。赛特一开业就吸引了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阶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奢侈品消费的代称，北京周边省市的富人尤其认它。但他们订货还是老一套，以市场和销售业绩为风向标，对品牌的内涵、审美、专业性考虑得并不多，你看现在赛特引进的品牌就很混乱了。”
　　那时中国内地消费者认识的奢侈品是皮尔·卡丹西装、金利来领带、香港鳄鱼T恤衫，根本不知道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Tod's是何物。“奢侈品牌的西文标志，和中文的发音、拼写完全不一样，内地消费者最多只能记住五六个国外奢侈品牌的名字。这种认知心理不仅存在于那个年代，到现在也如此。”Tina对本刊记者说。
　　她和同事们是第一批在中国内地工作的时尚买手——到目前为止，活跃在内地的买手也以香港人居多，最专业——更多的是对消费者进行品牌普及。他们把菲拉格慕推上了中国市场，1994年在北京王府饭店开了内地第一家菲拉格慕专营店。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消费者几乎没有用信用卡的，大款们特别喜欢穿花花公子牌马球衫——冬天是长袖、夏天改短袖，下摆扎进裤腰里，夹着鼓鼓囊囊的小皮包就来了，小皮包上皮尔·卡丹或金利来的黄色金属标牌亮闪闪。“刚刚开始接触奢侈品牌的中国顾客特别看重品牌标志。”
　　“北京菲拉格慕专卖店的货品和香港比，很不一样。北京的夜生活不多，北京人更需要日间的品牌消费，所以我们进的鞋子多数是中、低跟的，适合日常穿着，用于派对、宴会的高跟鞋比较少。光顾王府饭店的人则审美观偏传统，比较排斥闪亮耀眼的鞋履，我们就多安排尊贵感十足的鳄鱼皮鞋。”这样，名字一长串，标志并不明显的菲拉格慕成为中国消费者最早认知的奢侈品牌。
　　10年后，另一个香港买手Gary来北京的时候，情况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能顺利地将欧洲顶尖设计师品牌推介给顾客。Gary大名王家联，一副娃娃脸，和穿职业装、说话干练圆熟的Tina很不一样，非科班出身的Gary穿日本潮流品牌Undercover的白T恤衫，Y's的棉布长裤，一直单打独斗，是另一类潮人。“它们都是我挑的货品。”Gary告诉本刊记者。
　　Gary没有接受过时装方面的专业训练，走的是靠天分、敏感的触觉和勤奋自学成才的路子。20岁出头，正是香港制衣业发达之际，他做起了外贸服装。香港制衣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后，他也成长了，便游走欧洲、日本，为一家多品牌零售店“Shine*”做买手。很快，他挑选的设计师品牌服装成了香港年轻人的心爱之货，得到娱乐圈明星郑秀文、舒淇、容祖儿、Twins的追捧。2004年，“Shine*”来到内地，在北京、杭州、沈阳开了5家店。
　　最初，Gary为内地选配的服装多为欧洲新锐大牌设计师，比如比利时安特卫普六君子的作品。“这些服装结构性太强，往往有超大的轮廓，超长的袖子，面料有时也皱巴巴的。不过它们真的能让你体会出‘立体裁剪’的妙处，穿着特别合身舒服。”一些嗅觉灵敏，崇尚欧洲设计的人寻到了建外SOHO的地下室——“Shine*”在这儿开了内地第一家门店。曾上过多家媒体时尚报道的生活创意家Tony告诉本刊记者：“我实在没想到在这儿买到了合适尺码的比利时服装。”Gary采购到了身材偏瘦偏小的亚洲人能穿的欧洲设计。
　　“Shine*”是欧洲的那类时装精品店Boutique，规模、风格完全不同于百货公司连卡佛、购物中心新光天地。Boutique由专业买手挑选不同品牌的高级时装、饰品、珠宝、皮包、鞋子以及化妆品，融合在一个不大的店面里销售，针对很小的特定消费群体——“Shine*”里一件小吊带要1000块钱，衬衣三五千元的都有，贵的近两万元，不是一般人能够常常光顾的地方。它往往能带动一个都市的高级时装潮流，是时尚潮流的标杆。这种店能否生存，生存得好坏全靠买手的时尚素质和潮流判断力。
　　“Shine*”的第一批顾客基本上是广告业、传媒业、公关等时髦行业的人士。“他们的外语很好，不必通过中文杂志，而直接从国外媒体、网站上获取潮流信息，见多识广，审美情趣很多元。他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已超越了初级的‘标志’阶段，要求的是‘独一无二’和‘个性’标签。他们对时尚有叛逆心，厌倦了优雅，不想遵从各种时装准则，追求自然氛围但又不想放弃豪华元素，我要给他们的是挑衅意味下的和谐。”
　　“他们对欧美独立设计师的信息了然于心，我们店里的服装价格和原产地比起来，又没有贵出多少，也就吸引了一大批这样的顾客。店里不打折、不促销他们也会来。”每进一批新款，Gary会给客户们发电子邮件，往往会有人回复说，Bernard van Willhelm的设计太狂野了，不适合我的气质。“这样的顾客就很牛了，可见他对品牌是有研究和体会的。面对这种非常成熟的时尚人群，买手压力更大，因为我必须起到丰富时尚的作用，否则会跟不上顾客的眼光。”针对这一类客户，Gary会选择个性兼顾实用的品牌，如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cons、山本耀司的Y's、哥特风格的日本品牌TOGA、Neil Barrett。现在安特卫普六君子的设计他进的少了，“他们的作品结构性太强，北京人接受不了。上海人最敢于尝试。”
　　接着，娱乐圈明星们也来了。“明星，主要是女明星，少不了和时装杂志编辑、造型师、摄影师、公关经理打交道，很听从他们的建议，在他们的推荐下来试穿我挑选的服装。”Gary认为，范冰冰的时尚品位可圈可点，在内地明星中是罕见的。“评价明星会不会穿，不能看她的红毯秀——那都是大牌安排好的，拼的是明星的地位以及和大牌的私交。街拍的明星照中，她穿的是自己花钱买的衣服，才能看出她的品位。”范冰冰竟然很欣赏安特卫普六君子之一的Bernard van Willhelm的设计，要知道这个“老顽童”的作品在伦敦也是能震惊时尚评论家的。一次，Gary进了10件Bernard van Willhelm的服装，范冰冰一下买走5件。
　　买手的工作不仅是坐着飞机穿梭于四大时尚之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本店顾客喜欢的衣服、鞋帽、手袋、配饰，还要守在店里阅读报表了解库存和交易量，根据公司的毛利政策制定商品价格，新品是否要取代旧款上架。还要和顾客直接交流，一方面了解、分析顾客的心理，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建议。Gary和顾客很熟悉，了解他们的喜好。“香港人指导我穿衣戴帽”是很令人信服的。那英、周迅也因此成为Gary和“Shine*”的死忠，有时还请Gary特别帮她们带某款衣服回来。
　　新富阶层也开始光顾“Shine*”，富豪太太、富二代成了Gary最主要的客户群。富二代多数从小在国外接受教育，时尚观念西化，只要是西方的、日本的东西他们都很乐意接受，所以给他们提供在国外有很高认知度但国内鲜见的新潮品牌Undercover、Visvim、Green、Factotum、John Lawrence Survillian以及伦敦新锐品牌KTZ。
　　富豪太太则是另一种消费心理。“Shine*”沈阳分店在高级商场西武百货，一位住在锦州的煤老板太太误打误撞进了门，恰好Gary在巡店。这位女士拿件衣服比画说，太戏剧化、太夸张了。Gary讲，这款衣服那英也买了一件，穿上很好看——“她们需要有个名人偶像做样板，提升自信。”女士仍然说，我不敢穿出去；Gary讲，这样的衣服的确不适合你穿着它去逛街、打牌、做美容，但你的生活不仅限于逛街、打牌，你还需要陪丈夫出席宴会、跟客户喝茶，要参加应酬，那么它就是给这样的场合准备的，你还可以搭配某款鞋、手袋、项链。那天谈了半个小时，顾客什么都没买，走的时候却留下一句话：那个香港人下次来沈阳，一定给我打电话，我要赶过来让他教我穿衣服。后来，她成了Gary的客户，还带来了一个太太购物团。“富人的生活圈子很狭小封闭，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暗示非常强烈，特别容易达成认同。奢侈品牌正是这样在富人圈子里传播开的。”Gary对本刊记者说。他向富豪太太推荐另类而优雅的Neil Barrett、Alexander Wang，建议她们给丈夫买Costume National的男装，说有朋克气息，值得炫耀，却毫不夸张。
　　“从文化界潮人到煤老板的老婆，你看着我们的顾客层次似乎在走下坡路，实际上换个角度，可以看得出内地奢侈品消费群体在进步。起码他们愿意接受时尚教育。Gucci等专卖店不需要教育消费者，但买手店就要给顾客慢慢讲，鼓励她慢慢试。今天在内地做买手，还有一个任务是对新富阶层的顾客进行生活方式的普及教育。我会向他们灌输衣服是流动的空间，它能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环境，而生活恰恰是个多面体。”这么做，也给了顾客“私人服务”的体验，“欧美现在提倡‘新奢侈’，指的是个人空间、专业人士提供的私人服务。貂皮大衣、钻石、爱马仕的凯利包象征身份、地位、财富，但已经泛滥成灾，足球明星的老婆们把钻石都穿到了脚上，鱼子酱甚至能在网上买到，这样的东西还能算奢侈品吗？”
　　为了向顾客宣扬多面化的生活方式，Gary在货品布置上也很用心。欧洲的Boutique店内潮流款和保守款各占50%，但Gary在“Shine*”里就会比较多地配置实用款的服装，在沈阳还要更多，“中国消费者对高级时装的认识目前只到‘实用’的层次。上点年纪的人更为强调实用”。在杭州，Y's是主打，山本耀司的这一品牌以黑白两色为主，轮廓宽松，富有禅意，特别入杭州人的眼。
　　最近，Gary去了米兰，那儿正在举行男装展。对他而言，时装周、男装展没什么意义。T台上的服装更偏向于艺术性，是对下一季潮流的预测，是检验设计师“天分、才华”的舞台，买手会去观看，但关注的永远是时装中实用的元素，不会下订单。他更乐意在各品牌的展室里穿梭，而不在意有没有坐到了秀场第一排。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房地产持续升温，其矛盾之处在于，地方政府获得了急需的财政收入，而收入或许正来自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该流入实体经济的建设中。投资投机需求推高房价，在把普通住宅消费“挤出”的同时，也挤出了其他商品的消费，从而抑制实体经济的复苏。资金过快、过多地流向地产投机、流向虚拟经济，只会催生市场泡沫的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则是，自住型需求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必将激起民意反弹，房地产势必成为下一个调控目标，而5月份，房地产业刚刚获得了自有建设资金比例下调的重大利好，中小地产商得以在拍卖土地中竞相加价，“地王”频现。

　　房产市场显然不会有股市的幸运，股市即使有泡沫，也离山顶甚远，被管理者和投资者寄予厚望。而楼市，刚一发力，便已经引发公众的惊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从大局出发，政府不得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无意中又一次被游资绑架，这也就意味着，房地产而非股市将是触发政策转变的诱因。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24期 总第534期 2009年7月6日出版

【封面故事】

中国消费者改写奢侈品消费规则
穿普拉达的人民

奢侈品市场新旗舰的诞生

两个香港买手看内地奢侈品消费

老建筑，新秀场

安特卫普，以时尚的名义思想

Christian Lacroix品牌之死

【社  会】 
热点：1948——一场引发所有战争的战争

热点： 《国家赔偿法》：“大修”还是“小补”？

热点：东莞甲型H1N1聚集性病例防治的社区力量

农村问题：石嫣和她的小毛驴农场

人物：“中国麦琪”张喜燕的人生选择

历史：西路军：那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

【经  济】
市场分析：复苏第二步

收藏：贺友直和连环画：阅读一个时代

收藏：小憩的罗汉床

能源之道：核电之路：从“适度”到“积极”
          ——专访国防科工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张华祝

商业：中石化收购“曲角羚”

商业：上网本的未来分歧

商业：“英伦机会”里的中国企业

商业：芬理希梦的铅笔经济学
      ——专访芬理希梦中国董事长达家善继

【文  化】
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流行乐坛的末代皇帝

电影：《白银帝国》的声音

秀场后台：袁泉和她的“简·爱”

体育：拯救花样滑冰
     ——技术与想象力同样重要

设计：旧宅园碎影

思想：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

【科  技】

科技：色彩的魔力

生命八卦：外国也有天人合一

【专  栏】
投资物语：投资阶段的房地产

有关品质：王弼

美食：鸡、鸭、鹅及其他

体育故事：七月“圣诞节”上的那个美国人

军事夜话：奥巴马的“红绸子”

“我在和欧美赛事商业合作的过程中突然发觉，他们到中国来就是圈钱。我们的体育文化产业受外来的赛事文化产业影响非常大。我希望在这种环境下能把武术职业联赛做起来，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出去会说，你看我们中国职业联赛可以在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播出，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出去应该自豪。而不是像现在，NBA整天在中央电视台播来播去。”

记者◎李翊

　　　　　　　　　　　　　　　　　　　　武术悖论

　　WMA脱胎于2007年3月开打的“武林大会”。这个筹谋了8年之久，以业余武术爱好者为主要参赛选手的擂台赛，在体育频道亮相的最初，足以彻底颠覆武术爱好者类似于李白《侠客行》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武侠想象。“节目里武术门类倒是够多，这拳那掌的名目繁多，赛前花絮里那些拳手一个一个也耍得虎虎生风。可为什么比赛一开始就成了街头斗殴？哨一响奔着对方双腿就去了，一个所谓的武术招数都没有。”用中视体育公司工作人员的话来总结，“因为都是业余选手，速度和力量上都没有观赏性。”以至于张艺谋在提到眼中的央视《武林大会》时含蓄地指出：“中国传统武术在打斗中蕴涵着一些独特的韵味，有诗意，有意境，并不是简单地打打杀杀。我希望参加《武林大会》的高手们能够呈现给观众有韵味有诗意有意境的打斗。”
　　不过，来自体育频道的数据显示，赛事开播一年半，《武林大会》收视率直达0.72%，得到韩国、东南亚国家甚至著名的拳击经纪人唐金的关注。这给了中视体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阮伟信心，他告诉本刊记者：“《武林大会》并不是往国外推的主要目的，我是用‘武林大会’这个赛事去试一试，看看有多少国家、传媒对我们这个赛事有兴趣。”
　　对于7月26日将在黄山开打的首届中国武术职业联赛，形式的确定并不难。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规定每场比赛5名队员上场，每场比赛打满5局，每局按3回合总得分决定胜负。个人赛将在年底进行。阮伟告诉本刊记者，难的是“打什么”：“中国武术有据可考的拳种有129种，每一个拳种的技击技法都不太一样，总不能让大家自由打吧？我们经过《武林大会》两年的试打、分析，大胆地作了一个尝试：首先从太极拳中挑出30招，也就是30个搏击技法的动作，这30招可以环环相扣，可以连续打出，也可以单个出击。裁判规则中明确规定，选手在对垒时只能采用这30招中的技法击倒对方才可得分。”另外，为了充分体现中国武术“四两拨千斤”的特色，所有选手将不按体重划分级别。
　　阮伟坦言，目前确定的比赛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今年从太极拳里选了30招，经过比赛以后，可能这30招到明年会变成20招或者留下10招，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拳种里再筛选5招、6招放在我们比赛当中让运动员去训练，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武术经典技法的展示，做到大一统的中国武术职业联赛。”
　　在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易建东看来，这种标准化是项目推广必要的方式。他告诉本刊记者：“武术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混合体，有拳种，有器械，项目庞杂，如果分拳种各打各的，不好评判。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武术的特点就是全面攻击，全面防御，讲究终点公平，以生死决胜负，招招直击对方要害部位，这在文明的现代社会是不被许可的。因为技术上要规避伤害人的地方，观赏性就会下降。这是一个悖论。当武术比赛用电视的形式表现，电视必须在娱乐性和激烈性中找一个平衡点，将模糊评价变为精确评价。文明竞技性的打斗技术发展了，这是对古老武技的一种‘移情’，我理解为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但却是国术之退步。”
　　这又出现一个悖论：“在这种标准化体系下，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展示中国功夫。”不过，易建东认为，央视体育频道正在做的武术职业联赛是在摸索传统武术传播与现代推广体系相结合的传播模式，其意义正像阮伟所说，如果不把这个职业联赛做起来，最后武术的概念会被搏击概念替代。搏击的概念大于武术，然后武术最后被溶化在里面，这点对中国武术的推广非常不利。只有办一个强大的赛事才能满足。

　　　　　　　　　　　　　　　　　　　　职业联姻的未来

　　体育产业能做多大？在中国，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已知事实是，虽然中国的广电政策对外资电视媒体实行严格的准入制，但众多重要的国际性体育赛事都选择了中国。
　　阮伟说，做了两年《武林大会》，中视体育投入了4000万元，今年职业联赛刚开始，已经投了1000万元。1990年阮伟还是一名体育记者的时候跑武管中心专项，如果说那个时候跑武术完全是一种喜爱，那么现在做武术职业联赛已经不能仅仅用兴趣来解释了。“我在和欧美赛事商业合作的过程中突然发觉，他们到中国来就是圈钱。我们的体育文化产业受外来的赛事文化产业影响非常大。我希望在这种环境下能把武术职业联赛做起来，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出去会说，你看我们中国职业联赛可以在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播出，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出去应该自豪。而不是像现在，NBA整天在中央电视台播来播去。”
　　“没有人不感叹中国体育迷的可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是靠欣赏其他国家的体育赛事来过瘾的。一旦把NBA停了，把英超、意甲停了，把F1停了，我们还能看什么？”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告诉本刊记者，赛事转播权是体育电视产业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它包括赛事新闻报道权、赛事集锦权和赛事实况转播权。对于体育电视来说，一旦拥有热门赛事的独家赛事转播权，便意味着高收视率。“频道是二度售卖的载体，第一次售卖的是节目，第二次销售的是观众，也就是收视率，它们都是有价格的。在国外，无论印刷媒体还是点子媒体，两次销售都是同时存在的。如ESPN的广告收入所占比例还不到总收入的50%，其他都是由旗下相关的产品创收的。中国媒介盈利模式是一个特例，靠收视率所获得的广告单腿支撑。国内体育频道的盈利95%以上来自广告。”热门赛事在整个电视体育市场中属于稀有资源，这种天生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焦点。以ESPN为例，虽然它最初是靠转播大型赛事打响了牌子，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频道与其他体育频道有所区别，它创办了极限运动比赛，吸引观众的同时，也使其频道定位“让观众得到娱乐”得以充分展现。
　　在赛事的转播权上，央视具有特权。2001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国内外的“重大赛事”，比如奥运会、世界杯（包括预选赛）、亚运会，其境内转播权必须统一由中央电视台负责谈判和购买，国内的其他电视台只能从央视取得相应的转播权限。江和平告诉本刊记者，占市场收视份额八成以上的央视体育频道，80%的节目首播靠版权购买。而这其中，虽然也有国内赛事，但所占份额很小。每年花在国外赛事版权购买商的费用占到频道支出一半以上还多。“2005年我接手体育频道的时候，频道还只是一个被动的传播者，靠出售播出空间盈利。”而江和平相信，媒体办赛事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易建东指出，非国际化的体育不能称其为体育。通过出售体育国际赛事的转播权，既能确保运动队取得稳定的收入，又能够通过传媒转播为其做宣传，在美名远扬的同时又财源滚滚来。UEFA的机关杂志《UEFAflash》的专栏“聚焦娱乐价值”中，其秘书局局长埃古纳这样讲述：“今天在欧洲，基本收入已经不依赖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权费和赞助收入的重要正在变为普遍的想法。反过来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要壮大发展并走向国际化，一旦搭载着逐步迈向国际化的体育节目，传媒产业就可将触角伸向五洲四海的各个角落。这一举多得且彼此双赢的交易，俱乐部与传媒自然一拍即合。”
　　“其实，全球正发生大规模的视频节目片源不足问题，各大媒体将优质节目出售到国外已经成为现实潮流，并且，全世界正加快电视多频道化的步伐，国际市场对于传播调味品的需求日趋增加，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体育这种调味品价格飙升的可能性。”
　　易建东告诉本刊记者：“中视体育推广有限公司更名为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标明了中视体育想把精力放在赛事品牌打造上。”作为央视体育频道唯一的商业运营机构，中视体育隶属于中央电视台，既是体育节目的制作基地，又是赛事开发、策划、制作、推广等商业运营的基地，同时还是优秀运动员的经纪推广公司。
　　依托CCTV-5这个有极强服务性质的国家级电视转播平台，中视体育同央视体育频道的战略伙伴——国家体育总局形成了高度紧密的伙伴关系。截至2007年，中视体育共与国家体育总局11个中心建立了赛事合作伙伴关系，基本完成赛事资源的网络建设。这其中，唯有武术，是中视体育认为最有可能打造成国际赛事的项目。
　　“中国唯独只有WMA真正能做到赛事的产业化运作，因为其他联赛的所属权都归各省体育局和国家体育局，而不属于俱乐部。如果运动员不真正归属于俱乐部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俱乐部只用运动员，而不培养运动员。”阮伟说，中国武术职业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俱乐部的运动员的所属权归俱乐部。第二，运动员的培养，也就是说俱乐部的生产的这个过程是归俱乐部负责。这样，WMA才能够产生一个自我经营的循环过程。一个真正的具有产业化特质的赛事，它只会把赞助作为它资金来源的一部分，而不是绝对。也就是说确保赛事成本的费用不完全来自于赞助商，跟完全依靠赞助商的赛事相比而言那风险就小得多。WMA最大的突破，在于它是唯一由总局所属中心之外的单位来主办的职业联赛，像中超有足协，排球联赛有排管中心，CBA有篮管中心，只是它的商业开发权会交给某一家公司或者是由某中心的下属公司来完成。而这个职业联赛从它的LOGO的创意设置，从它的赛事规则的制定，从它的技术打法的要求，全部都是由央视独家来完成的。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是一个管理机构。这种职业联赛的发展方式，是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经营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俱乐部和频道方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利益共同体。这些武术俱乐部的老总基本上都是具有武术情结的私营企业主，既然是私营的，就会有经济盈利动机，这是商业化运营的基础。退一步，这些俱乐部的老板都有别的产业，通过参与央视的赛事扩大企业社会影响力，只当是广告投入也值。而如果赛事做出影响了，俱乐部可以从广告冠名、卖版权中分成，还可以依托招聘职业运动员本身做商业推广活动，成名后的运动员是附带延伸资产，这都是可预期的收益。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这个题目是我的外号，一直跟了我快10年。现在生活在广州，大部分时候是老公或司机接送，有时候自己去坐地铁，坐出租车的概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但是我还是曾经创下一个月连续投诉三单的“纪录”。
　　第一次：头一天晚上我从同样的地方打车回家，计价器显示是15元。第二天晚上我还是从同样的地方打车回家，计价器显示是25元。我平静地对司机说：“虽然我不认识路，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绕了路的。咱们商量一下，要么您收我15元，要么您按照计价器上的金额收，并且给我发票，然后明天等我的投诉。”司机看了我一眼：“算了。我收你20元吧。”我当然不肯，依旧按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全额付给了他。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第二天早上来亲自道歉，并且全额退还了我的车费。
　　第二次：上车之前我专门打电话问了朋友，打车从某某处到某某处大概多少钱。他告诉我25元左右，结果到达目的地显示30元。于是我们又开始争执。他见我操着一口“京腔”，就开始用粤语嘟囔类似的话说：“外地佬坐不起出租车就不要坐……”在路边和他理论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想搭这辆车，而这个司机继续用广东话和那几个欲上车的乘客骂我，其中的内容包含生殖器等。于是我告诉他：“我会听广东话，就算没有绕路，你也应该是向我解释，而不是辱骂我，鉴于你这样的服务态度，我会投诉你。”而这位司机的回答是：“尽管去，我还想看看你个黄毛丫头有本事……”于是我就很听他话的，再次投诉了。第三天，他在公司领导陪同下，亲自上门道歉，还拎来了一个果篮。
　　第三次：司机是个北方人。我发现他只要在红灯或者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就捧着一本貌似武侠小说的书在看，有好几次是在我的催促下才发现变了灯。然后我就好言对他说：“师傅，您能专心开车不要看书么？这样很危险啊。”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下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他继续捧起自己的小说。于是我也不打算再和他废话下去了。但是在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发现他拐错了弯，提醒了之后他也意识到了，还小声咒骂了一句我没有听清的话，于是我在后座上开始刻薄起来：“您怎么不接着看小说了啊？继续看啊，看着看着就不会拐错了啊……”“你‘二百五’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操你妈的……”这是司机的回答。于是我马上闭嘴，下车时要了他的发票，临关车门前我对他说：“既然你说我是‘二百五’，又出言问候了我的母亲，我想你早上起床可能忘记刷牙了，那么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二百五’。”之后扬长而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坚持不懈投诉这个公司和这个司机，最后的结果是：他除了亲自向我道歉之外，还写了检查并且停职学习3个月。
　　这仅仅是广州遇到的和出租车司机“交战”的实录。而过去在南京工作的时候，我曾经也遇到过更加“彪悍”的司机，也是绕路被我发现后，他一路脏话连篇，最后居然说：“我一天十几个小时关在这个小笼子里，杀人的心都有！”哇——难道我是“厦大”毕业的？您倒是杀一个人我看看啊，当然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我投诉了他，他向我道歉赔偿车费。
　　还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他也不是绕路，而是——忘记了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大概是说：“如果一个飞行员一边打电话和他老婆吵架，一边驾驶飞机，请问你敢坐他开的飞机么？同理，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受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么做？”而我认为，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被动的忍受：当你要求他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接电话、不要在车里抽烟、扣上安全带再开车、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你得到的答复大部分时候除了白眼之外就是诸多借口：“我开了20年车了，接个两分钟的电话怎么了？我在车里闷了十几个小时抽半根烟怎么了？我也在这辆车上，你怕我不扣安全带会开到河里去啊？我习惯了每天这个时候听这个台的评书节目的……”
　　请问：难道这些出租车司机在上岗的时候真的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培训么？作为乘客，从我上车的那一刻开始，我付的车费，不仅是里程数，我还买了你的服务你的环境以及你对待乘客的态度。
　　当然，所谓出租车司机“杀手”还有另一个意义。过去我在电台工作了很多年，很多夜班司机是我的忠实听众。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在电台直播：一个不肯留下姓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你要走了，我不对你说再见了，感谢你这么多年熬夜陪伴我们，我也不想对你说谢谢了，按一按喇叭对你表示敬意吧。然后我就通过耳机听到了几十辆同时响起的汽车喇叭声，在漆黑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响亮。我承认，当时我哭了，这是多少工资奖金都换不回来的自豪，这代表了一座城市对我的肯定，所以不知道从这个程度上说，我是不是依旧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杀手”？不仅是半年投诉超过10次，而很多很多司机，我也曾经用自己的声音温暖感染以及“杀死”他们的心……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3期“个人问题”专栏，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6月以来，对中国水电，同时有一则好消息和一则坏消息。好消息是，国家能源局开始在多处摸底水电火电上网电价，这预示了一直被严格限价的水电有可能出现价格破冰。坏消息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站群里的鲁地拉电站和龙开口电站领到了环保部的停工罚单，由此被“连坐”的还有整个金沙江中游流域的水电开发。
　　这几乎是中国水电开发困局的一个缩影，作为能源价格体系中低价能源的水电向来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承担着行政成本。近年来来自移民和环保成本的剧增和被压制的水电价格形成了尖锐冲突，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十年来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家已经将水电开发后续影响的成本由政府转交给了企业。企业利润、公共利益、能源转型能在一条河流中得以全部实现吗？作为未来50年里中国水电开发最重要领域的金沙江能够解开这个结吗？

记者◎陈晓  

　　鲁地拉水电站停工了。6月15日，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率领5人小组，去这座位于金沙江中游河谷第七级的水电站工地“宣布停工”。停工的理由，一是主坝修建违反程序，未批先建；二是整个流域规划还待重新论证。“原来金沙江流域的规划是按照1990年的《长江流域规划》而规划，和现在的情况相去甚远，需要修改。”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但工地还没有安静下来。张东（化名）还在工地上，他是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环境影响评价的庞大专业队伍中的一员。汛期即将来临，在完全停工前，他和同事们还需要为工地做一些环保设计，比如业主营地的处理，工地的植树绿化，还有污水处理，垃圾压缩等等。第二天，他还将去大理参加一个有关移民的工作会议。
　　环保和移民，是水电建设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两项成本支出。《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开始实行，3年后，也就是“从2005年开始，它成为我们严格执行的依据”。牟广丰对本刊记者说。从这一年开始，环保部每年都有一次针对投资领域的“环评风暴”。2005年，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水电站就因为“未批先建”遭停工处罚。
　　金沙江中游的开发也在这一年开始。2005年，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金沙江中游水能资源的开发启幕。在环保和移民两个主题越来越严格的夹击下，水电价格和建站成本成为一对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金沙江中游的开发过程中极端地表现出来。

　　　　　　　　　　　　　　　　　　　一条河流上的数次环评

　　何根寿和张东是在不同时期对金沙江这条流域进行细致观察的两位工程师。不同的是，前者90年代初代表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他要为政府开发金沙江水电提供河流规划和宏观设计。后者的身份则是代表华电集团下属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聘请的一名专业人员。
　　后来担任中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的何根寿当年的任务是要“进行河流规划，确定水电站的梯级位置以及开发任务”。他和同事们在“一库八级”的总规划方案中确定了鲁地拉电站的具体方位。“最初设计了七个梯级，但因为鲁地拉淹没面积太大，为了减少开发成本和移民人数，我们增加了一个梯级，就是龙开口。”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
　　20年后，“鲁地拉”找到了它的业主——华电集团。在开发启动前，华电需要负责对水电站的可能影响进行再次评估。何根寿对本刊说，一条河流经过千万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致平衡的系统，其中包括流量、流速、输沙、河势、地下水、地形、地貌、原始地应力、植被、栖息的生物乃至局部的气候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修建水电站需要拦河，建坝，抬高了水位，控制泄流。并且时间推移，河流流域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所有有关因素又将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
　　张东的工作就是在何根寿提供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水电站的建设可能对流域造成的变化，并为坏的变化寻找对策。“这份工作从2005年就开始了。”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共为水电站的环境影响做了13个专题测试，包括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地方病、地质环境等，针对这13个可能遭水电建设影响的专题，鲁地拉水电站业主方需要付7亿元资金来找出问题并解决它们。
　　第一个专题是水生生物的评估。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董棣也参与了鲁地拉水电站的一系列影响评估，并从2003年开始就对澜沧江上的一些水电站修建进行过考察。他告诉本刊记者：“一般说，修建水电站最大影响之一的是水生生物，因此每次有关水电站的环评讨论，如何解决鱼类的生存问题都是核心。”
　　修建水电站会因为拦河回流，将原来奔腾的流水变成静水，导致水温变化，因此可能影响一部分鱼类的生存。而水坝也会导致水流速度变缓，这对一些需要生活在急流中的鱼类不利。更重要的是，“流域中有一部分需要洄游的鱼类，有的鱼类洄游距离在一两百公里，围堰拦河会导致鱼类的洄游之路被截断”。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关于鲁地拉库区的鱼类影响实验一共用了4年时间，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负责这个课题。实验范围上至金沙江中游流域的第四级阿海电站，下至中游的最后一级电站观音岩。负责评估的技术人员在每年产卵季节和枯水季节做两次实验，最后的结论是，鲁地拉水电站的建设不会对该流域的鱼类造成重大影响。
　　张东解释这个结论的由来：“整个长江流域，需要洄游距离最长的鱼类是中华鲟，它是洄游到金沙江下游。另一个鱼类的洄游点则在宜昌，那里有一块回鱼石。而鲁地拉水电站所影响的流域区内，洄游距离最长因而受到影响的鱼种是草鱼，这是一种常见的品种。”
　　针对这类鱼的保护，张东他们用了国外通行的人工捕捞过坝和人工增殖的办法。在永胜县涛源乡建设鱼类增殖站，进行野生亲本捕捞、运输、驯养，实施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而且拦河建坝后，水库也不全是静水，库尾会有一段比较急的水流。”
　　至于水温对鱼类的影响问题，张东说，由于计划在金沙江中游修建的第一级水库库容巨大，是整个金沙江中游八级水电群的龙头水库，拥有巨大的调节能力，因此以下的7个水电站都是日调节水库，“水库每天换水，因此对水温影响不大”。
　　鲁地拉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河谷为干热河谷地带，这类地质带的特点是“热量丰富，但水分缺乏，因此河谷沿江地带不长枝叶繁茂的乔木，而以低矮的灌木为主，颜色多为黄色”。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蓄水形成大水平面后，还可能对该地区的局部小气候有改善”。
　　而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在提到水电站停建时，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仅要看项目建设，还要看全过程。”水电项目要过环保关，不仅要看大坝建设，“还要看截流、蓄水、运行等多个环节”。
　　鲁地拉水电站刚完成截流。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阶段对生态影响并不大。如果说有影响，是在水库初蓄的时候，需要8小时才能把水蓄满，这时可能出现下游断水。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措施。投资500多万元，修了生态放水孔，主要目的是保证不断流，水生生物可以自由进出，还要不影响下游攀枝花的用水。”
　　“我们按攀枝花市的取水断面做了测算，如果保证350个流量，攀枝花的大多数取水孔可以取水。达到471个流量的时候，攀枝花的所有取水孔都可以取水。最后的设计决定是放400个流量，再加上支流汇入20多个流量，足以满足下游的正常用水。”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所有的环境评价项目都做了长时间实验，还有的专题以10∶1的比例缩小进行中试实验，来测试水电站建成后对流速、流量的影响。一位参加过鲁地拉环境影响评价研讨会的人士也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开会，环评部门的资料都是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何根寿和张东不仅代表着金沙江水电开发的两个时期，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开发体制。何根寿当年的经费来源于“财政部以事业费名义每年划拨的3000多万元”，而张东的经费来自于业主华电集团。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业主方为解决环境影响已经投入了7亿元资金。毫无疑问，对电站建设方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但信任危机也由此而来。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官员在内的一批政府部门认为，业主出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没有公信力。而另一方面，由于在电力体制改革中，水电开发已经下放给市场，开发商无法等待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缓慢编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是编制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呼吁者。他对本刊记者解释说：“电力部门有钱，他们有钱做电力项目的规划，这类规划牵涉到的关键部门是发改委，只要发改委点头。《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说起来也是发改委的任务，但是排在电力项目规划之后。长江委修订《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经费很长时间得到不落实，发改委迟迟未批，直到2006年才安排下来，就是2007年、2008年、2009年3年完成。”而四大电力集团的另一名官员则向本刊抱怨：“在水电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国家大水电既要为环境买单还要领罚单，那些地方政府的水电站无视环境，反倒成了中间的投机者，照常生产。”　

　　　　　　　　　　　　　　　　　　　金沙江水电开发成本

　　除了环境支付，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另一笔成本来自移民。2008年公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代表了未来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新方向。条例中提到，不仅要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效益，还要评价与之相关的社会效益。从2003年起，董棣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云南的水电建设一直争议不断，除了是否影响云南的景观和环境，另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居住在沿江深山峡谷地带的贫困的原住民们，是否会因为水电站的修建被剥夺生存资源而“二次受害”。
　　董棣曾在2005年就对原澜沧江上游“一库八级”水电站规划，做过涉及社会影响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积累了较多的调查公众对修建水电站意愿的经验。2007年初，他接受了西北勘测设计院的邀请，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包括当地老百姓对修建电站的看法，对补偿的要求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评价过程是一场精细的田野调查。“首先要做功课，搞清楚一个村子在一个流域中的经济状况是好还是坏，了解他们的房屋面积，耕地状况，粮食种类，养猪放牧的数量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这些事先功课可以让他在实际调查时判断农民对修建电站的意愿以及提出的补偿要求是否符合实际。
　　董棣对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的初步印象是：因为交通闭塞，大多生活贫困，当地的主要作物是包谷、甘蔗，村民实物收入很多，但货币收入很少。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只有全省人均年收入的一半。
　　有了这些准备。2007年4月，董棣组织了十几个人的调查队伍，带着睡袋，开始沿着鲁地拉库区沿江约100公里的范围边住边走，进行问卷调查。约615户当地居民填写了问卷，回收有效调查问卷609份。”董棣说，“鲁地拉库区受影响的约2.4万人左右，按4人一户算，就是6000户，调查比例约占1/10。”
　　问卷设计的内容包括“是否了解电站，电站和你生活的关系，可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你对建电站的看法”等等。由于2007年云南省政府对集体林权开始改革，云南农民的土地种类包括耕地，放牧地，林果地，畜牧等等。问卷中则要体现这些农民财产的种类，以及它们可能在电站中遭到的损失。
　　鲁地拉电站的淹没区是上游的涛源、朵美、中江。在地图上，涛源在一片绿色中，朵美和中江的沿江绿色渐少，鲁地拉周围则是一片黄色。董棣告诉本刊记者：“绿色代表平原地带，涛源处在江边的小河谷地带，相对富裕。朵美和中江是丘陵地带，土地以江边的台地为主。而接近鲁地拉建坝的地方则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
　　问卷发放的社会范围，主要围绕淹没区，分迁入区公众、迁出区公众和其他公众。每个地区的人因为经济程度不一样，受到影响的方面也不一样，要求也千奇百怪。“原本是丘陵地带的江边居民，需要移到涛源山脚下的村落。迁入区的居民是以种番茄、辣椒、花生等农作物为生，并且在当地一带小有名气。因此他们在问卷中提出害怕江边比较穷的老百姓搬到他们区域后，跟他们种一样的作物，而且由于本来就穷，卖价可能更低。”
　　“还有一个需要迁入移民的村子，用的是地下水，只够浇村子里现在的地。村里人就提出，如果有移民迁入，需要一个重新分水的方式。”
　　“掌握当地的资料后，我们可以判断这些要求是否真实，合理。其实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判断是很准确的，对移民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要求归类，最后写报告的时候，会在结论上提出满足这个区农民的某种要求，或者要求政府引起重视。”
　　在董棣2007年的调查里，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对建设水电的意见分为三类：“大概85%的人愿意搬迁，10%的人属于中间派，还有约5%的人坚决不搬。”
　　在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建设中，争议和纠纷一直没有间断。其“一库八级”的规划设计里，选址于虎跳峡的龙盘水电站是被首先推荐建设的，也是引发争议和矛盾最多的。董棣指着地图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水电站建在虎跳峡，不仅要淹没长江第一湾等景观，还会淹没金沙江峡谷边少见的河谷地带，那里约有18万亩滇西北最富饶的土地。但这个水电站的另一面是：可以优化下游7级水库的发电和调节能力，并帮助政府实现滇中调水的计划。
　　“龙盘水库建成，库容380亿立方米，海拔比昆明高40米左右。政府计划从水库庞大的储水量中，抽取25亿立方米水量，路经宾川等干旱县城，调至昆明。昆明市生活取用后再排入滇池，争取三四年时间完成滇池净化。”董棣说。有关龙盘水电站的功罪争论越来越激烈，各种环保组织介入后，直接导致龙盘水库工程搁置。2008年，云南省政府专门出了一个针对金沙江中游水电站移民的“16118政策”。
　　在这个政策里，移民每月获得的货币补偿分为两部分，一是固定补偿性收入，二是就业安置收入。计划电站建成运行后，每一度电的收益中提出5厘钱作为产业基金，用来发展适合当地的工农业项目。政府则负责对这些移民按年龄培训，以帮助他们能加入到产业基金构建的就业体系里。董棣告诉本刊记者，在“16118政策”出台后，移民每年的补偿收入预计可以达到4800～6000元，“这是自开建水电站以来最优厚的赔偿政策”。
　　“16118政策”出台后，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对鲁地拉库区移民的逐户调查，董棣将调查结果和一年前的对照，发现了一些有趣变化。“原来坚决不同意搬的人，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提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细致，专业化。比如要求参加“16118”中的某些产业项目，要求补偿的房屋必须是砖混结构，考虑抗震烈度等。
　　在加大赔偿的前提下，移民成了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移民的固定赔偿收入和用以构建就业体系的产业基金，都是由电站业主方提供，意味着这些支出都会进入水电建设的成本。

　　　　　　　　　　　　　　　　　　　　　谁的金沙江？

　　投资渠道放开，既给金沙江水电开发提供了造血功能，也带来了众多的利益主体。这次收到的环保部罚单并不是云南省水电开发第一次停滞了。“金沙江水能资源蕴藏量达1.124亿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7599万千瓦，约占全国的16.7%，是我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但相对全国其他流域，这个最大的水能基地开发却一直落后。”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
　　其实，金沙江的第一次大规模探索自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50年代，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官员提出摸清全国水能资源，建设十大水电基地。昆明设计院就在捷克专家的帮助下，对金沙江中游的地质、水文情况进行勘探，并做出了初步的中游水电开发规划。但因为没有钱，金沙江干流的开发一直闲置。当时主管水电的官员提出了两个开发原则：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因此云南的水电建设是从支流开始起步的。”在中央项目进入干流前，地方项目首先在流域的支流里扎根了。
　　云南水电开发的另一条脉络则和当地的工业化有关。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云南的水能和矿产都很丰富，而所有矿场无一例外都是耗电大户。云南的电力需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决定了仅仅依靠火电远远不能满足本地需求，云南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自己充沛的水能上。”
　　1986年，云南省向国家计委申报了漫湾水电站的建设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云南境内中方资金投资的第一个百万级大水电站。“当时国家计委的要求是，必须提出开工水电站的理由，必须能回答生产的电用来做什么？当时在昆明地区有磷矿，漫湾的电可用来进行‘大黄磷项目’的开发。即通过电与矿结合的方式找到载电产业后，再开始水电站的建设。”董棣说。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除了给金沙江干流的水电开发带来了四大电力集团和一个实力非凡的华睿公司，也给支流带来了众多私人资本。2004年以来不断膨胀的东南和浙江民间财富都加入到这个淘金阵营中。“这些民间资本的实力大，往往与当地政府谈好合作事项后，回家用民间筹资入股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即可筹集好建设投资。”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民资进入、地方政府“割据”带来了开发上真正的混乱。青长庚曾是怒江州政府聘请的发展顾问，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大力开发西南水电。但2004年后，他的态度却有所改变。他告诉本刊记者：“民间资本修的很多小水电站缺乏规划，通常是一些浙江、福建的人来考察一下，看中一段流域，跟地方政府谈好价钱就开发，没有一个流域的整体规划。从2004年到现在，短短5年，怒江上已经建起了好几十个小水电站。”
　　支流小水电的遍地开花，让干流的水电开发非常被动。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按规定，支流水电建设应该服从干流规划。以水生生物的保护来说，如果没有支流上建设的小水电站，鲁地拉水电站对鱼类保护可采取放流措施，支流的自然水流长度可达到200多公里，完全能够解决金沙江中游修建水电站的洄游鱼类的保护问题。”
　　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要解决开发无序的问题，只能通过立法，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关于河流或者流域的立法。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多头管理，一条河流涉及的管理部门有水利部、环保部、航运部门，让哪个部门牵头来做这个事情都做不成”。目前，冯志成领导的部门正在尝试对云南南盘江的开发立法。这是珠江流域在云南境内的河段，第一个市场化方式建造的水电站鲁布革就在这条江上。
　　不断追加的环境和移民成本以及无序的流域建设，都增加着大型水电开发的变数。但从鲁地拉库区移民安置的政策设计看，水电开发已经成为带领云南经济发展的引擎。“水电站如果不能正常赢利，我们用来解决移民问题的产业基金就难以为继，相关联的云南工业化和当地农村发展尤其是脱贫致富等工作也将受到影响。”董棣说。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23期 总第533期 2009年6月29日出版

【封面故事】

金沙江两电站叫停事件
水电困局

第三次能源转换的中国路径

金沙江水电开发调查

制约水电的是能源结构，不是环境
——原三峡工程总指挥陆佑楣谈水电开发和流域保护

美国的水电问题

一座火电厂的困境和出路
——华润赤壁电厂考察亲历

政府制定游戏规则是关键
——专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凤起

智能电网与能源战略
——专访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胡学浩


【社  会】 
热点：兵马俑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

热点：曲乐恒：往事不想再提

热点：到北极去

热点：“天使大哥”刘晓人的坠落

农村问题：你所不知道的棉花

【经  济】
市场分析：通胀幻象

收藏：印谱

收藏：青花群仙祝寿葫芦瓶

商业：未来20年仍需提高传统能源能效
——专访西门子东北亚区能源业务领域总裁马德

商业：重返2G

商业：巴黎航展的阴郁表情

【文  化】
话题：在画框之外

体育：WMA：新型职业体育的范本

体育：欧洲豪门的末端市场

电影：伊莎贝尔·于佩尔，冒险还没有结束

电影：电影节上的第N代导演们

电影：飞屋环游记

风物人情：普罗旺斯的集市和汤

时尚：材质即风格——玳瑁眼镜的高级定制

设计：三只透明玻璃“鱼缸”

讲座：《兰亭》名本

思想：福柯的遗产

书话：纵是天才亦枉然

【科  技】

生命八卦：安全香烟

【专  栏】
投资物语：3000点上的“转持”

有关品质：张仲景

鸡毛蒜皮：那些花儿一样的文字

美食：越来越高难度的贪吃

体育故事：少废话，分家吧！

军事夜话：伊朗大选背后的“核果实”

记者◎孟静

　　联络采访孙红雷过程之百转千回可以写一部书。上一次因《梅兰芳》采访时还没有太强烈的体会，这次能感受到：他是结结实实地红了，他的红也见证着中国电视剧势力的崛起。
　　尽管凭《潜伏》第二次摘得了白玉兰奖，上一回是《半路夫妻》，但他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手腕受伤的缘故，睡不着觉，再加上一些琐事不顺。他相当情绪化，几天不开手机，连公司老板也找不到他。他父母曾说过，孙红雷从小在家里就不爱讲话，叫吃饭就去吃，吃完回屋，能够这样沉默一个月。
　　不过孙红雷有一项本事，只要回到视线聚集处，他就能立刻调动起兴奋。在片场他与合作者的争吵有时会很激烈，但生完气他们也公平地评价：孙红雷是个很职业的演员。

　　　　　　　　　　　　　　　　　　“中国还没有腕”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手伤是不是因为练功造成的？
　　孙红雷：是，练功造成的，还能是什么呀？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是不是没有这样练过武功？
　　孙红雷：我浑身上下都是伤，都是拍戏弄的。可能最近好多戏在演，比较受关注，这伤就成问题了，以前受伤也没人关注。
　　三联生活周刊：张黎导演说你曾在片场晕倒，中途血压一度舒张压低至50，收缩压只有七八十，接近于抢救的临界点。
　　孙红雷：对，整个膝盖下去一块肉，摔的，经常受伤，拍戏怎么可能不受伤？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重的受伤是拍什么戏在什么时候？
　　孙红雷：最重的一次伤，如果是和生命有关系，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高压50多。“4·12”反革命屠杀那场戏，杨立青往前冲，想阻止这些事，他所有手下把他按住，他动弹不了，举到头顶，那次不抢救非常危险。
　　三联生活周刊：抢救了么？
　　孙红雷：当时我还以为没事，以为是中暑，现场导演发现我血压有问题，带着血压计，说你赶紧上医院，不然会出大问题。当时我还不想去，他跟我急了。我就去协和医院，休息了3天。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本来身体不太好，还是当时太激动？
　　孙红雷：可能投入太深，因为那场戏演员必须有个真实状态，要调整到最好状态。加上天热、疲劳，皮肉伤、骨裂都是太小的伤，可能就这次最危险。还有一次演话剧，《屋外有花园》，一场激情戏，有个类似的，都很危险，但过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演员有两种：感受型，把自己带入角色；理性分析型，设计角色。看来你属于前一种。
　　孙红雷：我属于两者结合，必须理智地跳出来看待角色，此时此刻他是什么感受，只要是你能感受到这个东西，那就是跟感性有关系了。理智地判断的时候，和设计有关系，它是一个结合。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很喜欢用“戏疯子”这词来夸奖同行？
　　孙红雷：那是我在学校，跟老师们学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算是戏疯子吗？
　　孙红雷：不是吧，我就是喜欢表演，就希望有个投入的状态，尽最大努力把戏演好。这是我的职业。
　　三联生活周刊：年初时我在电视剧年会上看到了一本册子，关于明年将拍的电视剧，上百部剧里至少有1/3写着“孙红雷出演或可能出演”，我还奇怪，你怎么可能拍这么多戏。有人说你这张脸现在是电视剧市场的硬通货，是不是把你当做拉投资的幌子？
　　孙红雷：我不太懂整个运营机制，我只是个单纯的演员，想我自己那点事，有什么作用我不懂，也确实接到一些剧本，有的看了有的没看。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个月能接到多少剧本？
　　孙红雷：高峰时每年3月、6到7月、10月、过年前，4个档期，每个档期有二三十个剧本。
　　三联生活周刊：柯蓝说你有很高的审美，总能挑中最荡气回肠的本子，这是一种直觉，还是有人背后帮着出谋划策？
　　孙红雷：我们公司赵宝刚导演是艺术总监，在艺术上我们俩永远直接沟通，经纪人在这方面不起作用，他们是整体运营。看剧本是我自己，我选四五个，全跟宝刚导演讨论，这样定下来，拍什么类型的戏，哪一部，演什么样的人物，最主要还是我自己的创作冲动。可能人家有好剧本我也看不懂，我要自己看了很激动有创作激情才行，如果没有激情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我对不起投资方和观众，还是要对剧本负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好像很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孙红雷：这跟审美、好恶有关系，我大多数时候接戏都是自己跟自己比，每天都能有一点点进步。因为表演创作本身是枯燥的，同时它又是特别吸引演员的，但它真的太累了。你要演好一个角色，你要真的动心，把整个状态调动起来。我还是喜欢，乐此不疲，每天在这儿工作，面对自己的时候，能有一点点进步，这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一种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每两三年电视剧都会有一个中年男演员作为领军人物，比如过去的陈道明、李幼斌，这两年似乎是你，你想过盛极而衰这件事吗？
　　孙红雷：我没想过，从我出道就没想过，不是因为我确实没想，而是我知道不应该想。演员一旦整天想这个就废掉了，因为你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那是一个客观规律，我现在39岁，等到我50岁、60岁那一天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客观规律，早晚有一天，你会老，你的观众会跟着你一块老去，这批观众已经没有时间观看你的影片，他们去做别的，休养、度假，再出来一批年轻观众。年轻观众当然要追求最时尚、最前卫，他们认为最好看的东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然逃不掉，想它干啥？还是老老实实拍戏，要对得起每个角色。可能观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演戏，观众看，这是最好的良性循环。整天想我不是最红的，我怎么办？我怎么面对？如果一个演员整天想这个，他不会达到顶峰，何况我现在还是上坡阶段，还没有达到某种状态。有个记者问我，现在觉得自己是大腕吗？我很真诚地说一句，中国还没有腕。我们电影的水平相差国际上几十年，只有不断努力才行，千万不能头脑一昏，觉得自己不错。
　　三联生活周刊：但客观情况是电视剧打着你的名字就好卖，《潜伏》和《人间正道是沧桑》导演的第一选择都不是你，就因为考虑到市场，制片人坚持用你。
　　孙红雷：这是一个好事，让我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让我能够把质量越来越好地做上去跟国际接轨，甚至超过国际水平，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工作的重心是转向电影吗？
　　孙红雷：没有。中国现在不允许，所以我现在是电影有好的剧本我就去拍好的电影，没有好的电影我就去拍好的电视剧，我从出道就一直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在很多人心里，电影还是比电视剧要神圣一点、艺术一点，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孙红雷：中国的这种创作环境还不允许。一部电影如果票房上不去，观众不看，这部电影就白拍了。拍一部好的电视剧有观众看，没白拍，一样的。哪怕拍话剧有最好的剧本我也去拍，因为有观众，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观众。

　　　　　　　　　　　　　　　　　　　　　　“遵从自己的心”

　　三联生活周刊：像《潜伏》和《人间正道是沧桑》都讲了信仰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不知道，像你，什么时候觉得你的价值观算是真正确立了呢？
　　孙红雷：我觉得我现在还算是成熟了一点点吧。我知道我的价值观就是演戏，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重要过任何事情。然后我希望有一个家，如果我有一个家，我结婚了就要完全对这个家负责任。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对我的家人、对我的爱人、对我的孩子，然后对我的角色负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吗？像余则成那样，为了爱情选择了一个职业？
　　孙红雷：不会，一定不会，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有自己的好恶。我希望对我的爱情和家庭来说，我的工作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就行了，不影响爱情就行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的理想和爱情、家庭生活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孙红雷：这话问得特别尖锐。我觉得，可能我会选择我自己的理想，但是不会冲突。好比我找了个女朋友然后我结婚了，她会支持我的，这不会有冲突的。
　　三联生活周刊：只因为你现在不是生活在像电视剧里面那种情况？
　　孙红雷：是是是。生活就是生活，跟电视剧里完全不一样，那是艺术创作，生活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很残酷地摆在你面前，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摆在你面前你必须面对它。有一些角色我可以放弃不演了，但是生活你是放弃不了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小时候都会写“我的理想”之类的作文，你少年时代写过这样的作文吗？
　　孙红雷：没写过，因为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不写，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遵从自己的心嘛，我现在懂了。我从小就是这么做的，虽然我不会说这句话，因为我从小就比较遵从自己的心，我比较尊重自己的选择，我喜欢的我就去做，我不喜欢的实在没有兴趣的我就不去做了。我爸爸说，你考个理工大学好好学一学，考个名牌大学毕业以后读研究生然后好好工作。我觉得这种生活我不喜欢，然后我就去学跳舞，然后唱歌，选择做Dancer、娱乐节目啊，很早我们就着手做这些了，而且尝试都非常成功。也就是现在的这些模式，像PK、超级女声、超级男声这些我们很早以前在体育馆里、在各个剧场演出时，我们中国霹雳舞明星艺术团已经有人想到了，只不过没有推到电视台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因为当时淘气、不爱念书，所以不上学了？
　　孙红雷：不是淘气，我以前以为我真是淘气，是坏孩子，后来长大了我发现我就是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就是有点执著吧，从小就是这样。不是淘气，而是我喜欢了，我就去做了，跟淘气没关系。我认为淘气就是不好好学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只顾玩，那才是真正的淘气。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你是挺像杨立青那种又淘气然后又聪明的性格，是吧？
　　孙红雷：我不太喜欢“聪明”这两个字，我喜欢“智慧”这两个字。但小的时候的确有点小聪明，有点像杨立青，也不成熟，还是脑子比别人反应快吧，比较敏感，又比较阳光。在女生眼里就是很坏、很淘气的那种男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现在算是修炼到智慧的阶段了吗？
　　孙红雷：我向往，我一直在修炼自己，我希望在走之前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哪怕是只有一部分真正算是智慧了。
　　三联生活周刊：走之前指离开人世之前吗？
　　孙红雷：是，我觉得太遥远了，因为我把智慧看得太高，就像表演一样，我真的觉得它是个殿堂，很难触及到顶端的。那就不用谈了，你能够抓住一丝一毫已经难能可贵了。

　　　　　　　　　　　　　　　　　　“杨立青就是个男二号”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我知道你在《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戏之前想选的是杨立仁这个角色，后来他们说服你去演了杨立青。杨立青原来没有这么丰满，张黎导演说你加了很多东西让他变丰满了。我想知道原来剧本是什么样的，你又把他的性格丰富了哪些东西？
　　孙红雷：原来剧本的人物性格基本就是这样的，但是细节差得太多了，因为江奇涛老师有个人的原因，他不能再有时间去改剧本，去丰富这个人物，所以只能我自己动手尽量去丰满这个人物，他现在就是个男二号嘛。他就是男二号甚至男三号这么一个排行。奇涛老师笔下性格是有的，骨头架子是有的，基本没肉。所以导致现在的观影效果是怎么这个人像个道具一样拿来就搬来了，不想用了就搬下去了。演员是二度创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能是男二号、男三号呢？他们说请你的目的就是必须让你演男一号。
　　孙红雷：没有，当时我不知道剧本是这种状态，当我看到剧本后，我们谈定时，奇涛老师还是有时间来改这个角色的。他当时告诉我：“红雷，杨立青这个角色还没写呢，你放心吧。”因为他基础的骨架搭得很好，所以我就放心了。可是当我拍完《潜伏》回来一看，没有动笔呀，还是没有开始。他碰到了一些不可抗力的事情，就完蛋了，不能再写了。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时候是什么样，拍的时候还是什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着急吗？
　　孙红雷：我着急，当然着急，但这里面有一个责任感，你接下了这个角色，你就要为他负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杨立青的原型是陈赓大将，是吗？
　　孙红雷：他是有陈赓的成分在里面，基本上集合了当时我党的各种精英人物形象，我相信他是一个代表，所以我没把过多的缺点传达给杨立青，我希望他是相对完美的。因为我党当年确实有一批精英，他们真的很完美，有文化底蕴，有思想，他们也可以拿起枪杆子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智慧，不然我党怎么可能把有800万军队的国民党给打出去？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分析了一下那时候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包括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用智慧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把中国给解放了，而不是说单纯的枪啊炮啊，那是不可以跟别人抗衡的。那时日本人船坚炮利，武器这个东西，子弹人家可以打1000米你只能打500米，那人家站在600米处就可以完全把你消灭了，没有对话的机会就直接把你拿下了。我后来为什么想演这个角色？我在家里体会我党的这些高级将领，他们用什么把蒋介石给赶到台湾去了？他们真的用的是智慧。这是我接杨立青这个角色最大的动力，我觉得太好了，太让我向往了，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缺这些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一些观众的说法，杨立青这个人物的设计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他太全能了，带兵打仗、政治工作、地下工作、军事教育、后勤补给……全都能干，而杨立仁就一直只做情报工作。
　　孙红雷：没有缺点这是不对的，我们搞表演的人最清楚这一点了，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可爱的。杨立仁为什么可爱？他有缺点，同时他又很干练、很执著，他对自己的党很忠诚，只不过信仰不同而已。按照我以往接戏的方式，我肯定会接杨立仁的，但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对杨立青负起责任。因为江苏台的领导包括我的同仁包括导演都说，如果你演杨立仁，你考虑过吗，谁演杨立青？后来我自己也提出了几个人选，我想邓超可以吧，他可以演杨立青我来演杨立仁，他们都不同意。几个人的票选就把我否决掉了，我觉得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吧。
　　三联生活周刊：这说明杨立青还是男一号，他们怕别人压不住你。
　　孙红雷：我没有想这些，我觉得我是应该对这个戏负起责任来，我希望我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演员。而且后来当导演提出是黄志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合适，所以我就演杨立青，挺好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在之前看过一些党史吗？
　　孙红雷：看过，一定要准备，因为你无处去体验生活。我会看一些史料，跟一些老红军谈，包括跟一些当年的老革命家的孩子交谈、沟通，跟导演沟通，跟编剧沟通，跟对手沟通，这个过程我觉得挺好的。通过拍这部戏，我对国共两党的党史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这部戏准备时间应该比《潜伏》要充分得多，是吧？
　　孙红雷：当然。我签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后才签的《潜伏》，欠《潜伏》导演一个人情，就是时间给的不够。
　　三联生活周刊：立青屡次被清洗出党，思想上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吗？你当时怎么设计的？
　　孙红雷：被清洗出党，他不是一个完人，只是篇幅不够嘛，铺垫不够，给他的文笔不够，所以就会显得突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加了一点东西肯定不够，因为我不是编剧，我只能从细节上往回找这个人物最丰满、最令人信服的地方。他是有挣扎的，几次被清除出去，他很伤心，他不知道自己内心那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怎么会有那样的问题。不信任他，怀疑他，甚至要枪毙他，这是令他伤心的。杨立青这个人是宁折不弯的，刚性太强。
　　三联生活周刊：杨立青是一个刚性的人，余则成就是比较柔的人吧？
　　孙红雷：不是，我觉得两个人都很坚定，但杨立青可能碰到大事的时候会折，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余则成不会，他可能弯到90度甚至180度的时候还能存活下来，这就是另一种坚韧。我认为杨立青是在阳光下、红旗下慢慢成长起来的，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挫折，可是余则成不一样，余则成身后有一个严密得密不透风的网，他稍有不慎，就是党的特别大的失败，可能功亏一篑。我相信杨立青如果去干余则成的活，他也会变成余则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有一点没交代，余则成一开始是个后勤人员，突然就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情报人员。
　　孙红雷：他不是后勤，他是特勤，他是一特工，但他实在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特工，他的活就是每天搞搞窃听，搞搞记录监视了什么人，属于外勤，不是一个书记员，很小的一个小职员。可能他的才华没有被发挥出来就是因为大家不认识，他太低调了，不是因为他想低调，他就是这么个人，所以后来当任务需要他拿出自己的长项的时候，他发挥了最大的长项，就是他的柔韧度。你想想左蓝牺牲，他眼泪没掉，甚至眼眶都没红，但肝和胆基本上已经完了，乱套了，所以我们当时客观地想了一下他的表现，我觉得从眼睛里从脸部肌肉看不出任何问题，只有形体上有问题，他已经控制不了形体，一直在抖，因为门外就是监视他的特务嘛。后来得到翠屏牺牲的消息，那时他自己一个人在屋里，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就吐了，整个腿都软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我觉得呕吐就特别准确，我见过大悲痛的人就是不哭的，就是不断地呕吐。
　　孙红雷：你我一样，我见过，这就是生活。如果你在生活中记不住这些，你在表现这场戏时又开始掉眼泪，那就极其不真实，不令人信服，说明你这个演员没有动心。当时演完翠屏那场戏，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如果吐大劲了，第二天脸上全是充血的血点，因为我小时候练过街舞练过技巧。我就笑了：我又开始跳街舞了。两三天以后就消了。
　　三联生活周刊：《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戏里，柯蓝、吕中老师他们都有军旅家庭的背景，有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可能容易些，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会不会难度更大一些？
　　孙红雷：有，有难度，因为我没当过兵，我的亲属也没有。我的大舅是军医，但他的性格和军人完全没什么关系，他是个学者，所以和杨立青的形象根本不搭。但这几年我积攒下来了，对杨立青这个人物，表演上首先有个大忌，我要演一个军人了，坏了，不能这么想。你演什么人都得先把他演成人，你不能说演一个军人。外在的东西很好找的，军人你到军校里面跟着，像我们做演员的接受东西很快，你跟着跑一个月操，基本上行走动作就是个军人了，但这个人是什么样，灵魂思想是什么样，这是最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比演《军歌嘹亮的日子》那会儿，在演技上是不是成熟多了？
　　孙红雷：那肯定。那时候就想我要演个军人了，可现在，我想我演的是人而不是军人。
　　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一个不容易的地方，你一出场只有十几岁，是不是有点……
　　孙红雷：有人说装嫩是吧，我听他们说了，很正常啊，39岁演18岁，确实有点不靠谱。我觉得要把他的心理演出来，这个孩子成长的心理，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我把这个传达给观众就行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演员演老的相对容易，演年轻的相对困难。
　　孙红雷：其实演老挺难，因为你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年轻你经历过，你有据可查，但演老你无据可查，因为那是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通常会说，演老年人可以靠外部的化妆。
　　孙红雷：我们的表演就是反着来的，因为你们不是专业的，你们对于演员真正的职业生涯真的是顺撇的，我们肯定是反着的，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来领导观众的审美？是没办法领导的。你们是怎么领导读者的？很多人一说就知道很好的一本杂志，肯定有你们独到的东西是我们达不到的，我们要能达到，我们就成了《三联生活周刊》了，一个道理。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潜伏》是一个班一个小组的故事，《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整个学校的故事，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孙红雷：认同，可大可小。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不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是指《人间正道是沧桑》比《潜伏》要大要丰富？
　　孙红雷：不能这么说，我说可大可小就是这个意思。《潜伏》你往大里想无限大，你把《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到两人身上也可以。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时在想，杨立仁和李涯是有共通之处的，你觉得他们俩有相似点吗？
　　孙红雷：有，但是他没有李涯纯粹。

　　　　　　　　　　　　　　　　“围观者都是爱你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有一句话：“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你自己怎么解读这句话？
　　孙红雷：“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我觉得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分割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的朋友构成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发小”还是同行，以什么为主？
　　孙红雷：以“钢刀为钢刀，同学是同学”为主，好比我生活中最好的朋友是演员，那我们在一起演戏的时候就要各司其职把自己的角色做好，这里头不能掺杂进去人情啊兄弟情啊。我经常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也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如果人能够把“钢刀、同学”这整句话解读得很清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态度的人。他不是生活得浑浑噩噩，没有自己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今天已经是很成功了，还有没有人敢当面批评你呢？
　　孙红雷：有，每天都有，特别是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合作过的演员和导演，我觉得我幸运就幸运在这儿。还会有一批影迷在网上给我提意见，知道我电话保持密切联系的会直接发短信批评我。这是最令我幸福的一件事。这些人是真正爱我的人，是从深层次的爱我，包括给你提意见告诉你哪儿做错了。至少他认为你做错了会告诉你，希望你改掉这些缺点做一个越来越完善的人。我身后有一大群给我提意见的亲人，因为他们了解我，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能听进去意见的人，所以他们就直言不讳。一个人如果没有人给提意见是没办法进步的，完成一个角色，三个人完成、五个人完成，和你一个人完成一定是不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采访姜伟导演的时候，他也提过因为你气场很强，有时候气场会突然冒一下，这时他就会提醒你一下。
　　孙红雷：是的，有时候当时我瞬间不接受，因为演员有一个惯性。当突然有一个反对意见说，红雷我觉得你气场大了，我说，偶尔会这样。他说，偶尔也不行，也大了。后来我说，这样，实在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咱们拍两个方案，你后期剪辑的时候整个顺下来你觉得哪个方案合适你就用哪个。通常都是这样，我会给导演几个方案让他选，但是和姜伟的合作一次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他跟我说红雷你气场大了，我就觉得这特别好玩，我看了我气场弱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看了后说，导演是对的。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潜伏》里你一直在藏着你的气场？
　　孙红雷：没有，那是跟表演有关系的，塑造人物不是要把气场挑起来，而是要把心真的归于这个人。他的处世态度、他对待事情的解决办法，演员其实拼到最后是拼你的文化底蕴，对台词是有你的理解的。一个演员到我们这个年龄了，科班毕业的，学表演出身的，基本上在表达能力上都差不了多少，差就差在理解上。你理解到哪儿你就能演到哪儿。我理解杨立青就是这样一个很精灵古怪不按常理出牌，很淘气、经常惹是生非不被人待见的这样一个人，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有的人看了剧本以后不会像我这么理解，另一种理解就传达出另外一种人物形象，所以文化底蕴是你的第一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那这个理解力是你通过学习得来的，还是天生的？
　　孙红雷：通过学习，通过社会阅历，间接阅历和直接阅历。间接阅历就是你读书，看电影，看所有的，新闻是最真实的东西。像“5·12”地震我从头看到尾，每天我都关注。然后老百姓的一些生活的杂事像社会报道啊，“焦点访谈”啊，这些我都看，包括“新闻联播”，包括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每天的新闻报道，我都看，因为它是真实的。这样就有了间接阅历。直接阅历就是你每天和人打交道，你会看到一些人物形象，一些人物的思想和内心，通过交谈，通过打交道，共事或不共事。这两个阅历一个直接一个间接，对演员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有一句话说，演员如果脱离了生活就会慢慢死去，等于慢性自杀。
　　三联生活周刊：我以前听杨亚洲导演说过“接地气”的问题，说演员和导演长期处在经济结构的上层。像你怎么去接地气呢？因为你可能离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太远了。
　　孙红雷：我依然保持着我以前的生活状态，坐地铁，坐公共汽车，在街边的小吃摊吃东西，吃羊肉串喝啤酒，然后去打桌球。我不会离开这种生活，因为我从这儿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遇到围观怎么办？
　　孙红雷：我不怕，围观你的人都是爱你的人，不会给你造成威胁。你要很清楚地告诉他，我现在工作，你说想签名，有时间一定给你签，或者你把本子留下等工作完我给你签，我觉得你要坦然面对，影迷不会把你怎么样吧。
　　三联生活周刊：杨立青在戏里有一个老师是瞿恩，那在你心中有没有导师或者引路人这一类的？
　　孙红雷：我有，国内的我非常喜欢姜文老师，他事实上就是我的引路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他接触过吗？
　　孙红雷：接触过两三回吧，我特别喜欢他，觉得他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接下来合作的张艺谋老师，还有陈凯歌老师，这都是我极其喜欢的。我们刚才谈到文化底蕴和理解的问题，他会给你一个想象不到的理解，我说我这么理解邱如白，凯歌就说，你等我一天我回去想一想，首先我第一直觉你这个不是最好的理解，我们中和一下，明天等我消息今天不拍了。他第二天一早就稳稳当当、娓娓道来地跟我说了他的理解，我听了后觉得比我高明，我觉得好，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有人帮我，告诉我另一种理解，是超过你的，高于你的，这是太幸福的事。他说，红雷你应该这么演，当你发现他的理解远远高于你的理解，这时候就是进步的时候。姜文也是在理解上异于常人，张艺谋也是这样，包括《潜伏》的导演、《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导演，他们都是精英，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些高明的见解都帮助了我，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成绩。以前听无数人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总听着不那么真实，但现在我理解了，确实是这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成长等于是吸收了很多人的精华？
　　孙红雷：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块特别贪婪的海绵，永远都觉得自己很干燥。我很贪婪，我特别喜欢学习别人。
　　三联生活周刊：我听黄志忠谈起，说你是一个能对自己狠的人。
　　孙红雷：他也当面跟我说过。黄志忠是我的师哥，他对我影响很大。我还没考上中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我就觉得，真棒，这就是我一辈子要的东西。这个学校就是我的家，我就在这儿扎根了，一年考不上两年考不上十年我也要考上这个学校，结果一年就考上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有没有过所有人都否定你，特别沮丧的阶段？
　　孙红雷：都有。我在上学的第一年，有半年老师不理我的。我的老师是刘立滨，现在是“中戏”的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不理我，半年不和我讲话，我做完一个表演就回去找他，说，老师我有进步吗？哪怕是一点点。他说，你刚才有表演吗？我说，我刚刚演完啊！他说，我不记得了，你继续努力吧，我还有事，我要开会。我那个时候是崩溃了。1995年9月到1996年4月我基本上是崩溃的，我每天在“中戏”的操场里，每晚都睡不着觉，和同学讨论，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才明白我那时候不懂表演。老师也是故意的，不是表演完了不记得我了，其实是为了磨练我。我被彻底打碎了，重组了一个孙红雷。因为我进学校的时候有一股傻自信，以为自己表演很好。“中戏”这些老师太厉害，他不理我半年，直到有一天我演了一个小品，他出来后微笑地对我说，哎，不错哦，有进步，开窍了。那天我是很激动，自己去外面操场里坐了一下午，想为什么老师说我对了。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小品啊？
　　孙红雷：我演一个市长，然后一个秘书，还有一个记者，三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年轻演市长？
　　孙红雷：对。那个时候，我在“中戏”基本上就是小生加老生。以喜剧见长。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你1995年的录像，现在和那时候变化不大？
　　孙红雷：我19岁的时候就有人说我31岁了，所以比较抗老吧，从小长得就很“古典”。

　　　　　　　　　　　　　“唯一的释放渠道就是工作，赚钱，养家”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老师批评你，那你受委屈了怎么办呢？
　　孙红雷：消化，自己消化。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我以前看你说过，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回到母亲的坟前坐一坐。
　　孙红雷：没有，我想妈妈了我就去看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从小的习惯我都是不想告诉任何亲人。我希望自己把它消化掉，我从小就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特别是在妈妈墓前，我只说一些很高兴的事，跟她说说话。我小的时候经常看一些文章，父母离你去了，但是一直还在，我不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寄托，我长大了才明白，妈妈的确没有走，从小她就是跟着我的，现在还是跟着我，我还得疼她，安抚她帮她摆平一些生活上的事，让她生活得很舒适，让她开心高兴。
　　三联生活周刊：那她去世的时候你在她身边吗？
　　孙红雷：在。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对你的采访，提到过有一次妈妈去邻居家借10块钱，人家不开门，爷爷收破烂被人打，当时你就觉得这一家子活得没有尊严。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家境不好怨恨过父母？
　　孙红雷：没有怨恨，有一些怨气吧。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有那么一两次吧，最严重的时候，但没有说出来过。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都郁积在心里没有释放的渠道吗？
　　孙红雷：我唯一的释放渠道就是工作，赚钱，养家。我觉得自己期期艾艾地埋怨一点用也没有，动作起来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也提到过能在屋里待一个月，有点自闭的感觉似的。
　　孙红雷：小时候就是要工作，我喜欢一个人想，把我不太明白搞不定的时期想明白，需要时间。需要安静，不要别人打扰自己。实在想不通了就找父亲聊啊，找哥哥聊，找周围的朋友聊，但只要自己能解决的就都自己解决掉。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到今天，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和他们聊，或者聊了他们也不会理解，会有这种情况吗？
　　孙红雷：这个肯定，因为职业不同嘛，就像我们彼此不很了解对方的生活一样，现在我总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家里人不可能知道。但是爸爸永远告诉我重要的是身体和心情，工作要认真，要负责任，就完了。只要死死地把握住最根本的东西，就不会跑偏。很多人跑偏就是因为把这些都忘记了，忘记了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忘记了过去，他把最根本的东西丢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杨立青和杨立仁在国共谈判时见面，杨立仁要他回家看看，他说常见未必热心，不见未必冷血，我在想是不是杨立仁比杨立青更有人情味一点儿？
　　孙红雷：我觉得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杨立青是一个特别顾家的人，只是方式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我很少看到你拍广告呢？
　　孙红雷：有些广告是不能接的。
　　三联生活周刊：拍广告是比较轻松，赚钱比较快的一个方式。
　　孙红雷：因为我有点酸腐。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最喜欢看的书是《人间喜剧》，是吗？
　　孙红雷：是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的阅读量应该很大了，因为《人间喜剧》是特别长的一个东西，有91部呢。
　　孙红雷：阅读量不算太大，但是有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每天看新闻，你要拍这么多戏，有时间做这些事吗？
　　孙红雷：有时间，我给自己留下来了。你们觉得我拍了很多戏，其实没有。我入行10年了，你数数我的作品一共才多少部？跟我入行同样10年的人比起来差远了，几乎要差一倍。可能是因为我选择的剧本写得比较好大家比较关注。大家说红雷高产，其实不是，低产。我2007年一部电视剧都没拍成，之前的一些基本上一年最多一部半到两部，最多时候两部。有的人一年拍三四部、四五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邱如白这个角色你牺牲很大，当时我们还不理解，后来看了《潜伏》和《人间正道是沧桑》才明白，你有很多戏可以选择，只是当时都放弃了。
　　孙红雷：是放弃了，因为我太想和这个邱如白接近一下，太想了。■
　　（实习记者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2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记者◎魏一平   摄影◎关海彤

　　6月13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启动了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目的是“为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从2006年8月到2008年5月，长达22个月的高盈利期过去后，价格开始一路下滑，至今跌幅已超过50%。至今年5月初，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猪价格创下4.7元/斤的新低，“一斤猪肉相当于一棵白菜”的形势压得养猪户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时隔两年，本刊记者重返养猪大市湘潭进行调查，两年前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所担心的又一轮“猪贱伤农”果然应验。不过，在应急性国家政策的刺激下，养猪业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显现——大户崛起，小户退出，市场重新洗牌。

　　　　　　　　　　　　　　　　　　　政策刺激与大户崛起

　　两年后，再次见到吴买生，他的主要工作已经从抗击“猪荒”转变成了寻找销路。作为主管湘潭生猪生产的总畜牧师，吴买生个人的切身体会非常直接，从求人养猪到求人买猪，“最明显的变化是猪养得多了，肉吃得却少了”。
　　在湘潭养猪户们的叙述中，2009年2月，广州爆发的“瘦肉精”事件，对已经下滑半年的市场行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本应该是春节猪肉涨价的季节，不仅没有涨，连猪都卖不出去了。”湘潭县响水乡的养殖户卢波向本刊记者感叹。
　　祸不单行，“瘦肉精”风波刚平，“猪流感”又袭来。湘潭的生猪价格一下子跌到了3.8元/斤，远低于5.4元/斤的保本价。虽然后来的更名挽回了一些市场，但已进入夏季消费淡季，生猪价格始终徘徊在4.6元/斤。
　　作为市场信息研究者，冯永辉预料到了猪价的下跌，但他坦言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想到经济危机会来”。根据他的统计，普通居民并未压缩猪肉消费，但作为消费主力的团体单位压缩开支，尤其是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农民工大量返乡，预计2009年消费市场缩减幅度会达到15%～20%。
　　市场消费缩减，具体到养猪大省湖南就表现得更加直接。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罗运泉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作为主销地的广东曾占到湖南猪70%的市场份额，而现在直降到30%，只能靠重庆、广西等地来弥补。吴买生估计，销往广东的湘潭猪至少下降了10%，为此他不得不忙于开辟贵州等新市场。
　　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市场供应急剧增加。罗运泉给出的数字——湖南省两年内新增生猪出栏量至少在400万头以上。作为判断未来市场供应最关键的信号——母猪存栏量，湘潭市在短短两年间就增加了30%，从原来的22万头增至现在的30万头。
　　“价格跌了，是因为猪多了；猪多了，是因为大猪场多了——这是国家政策的刺激。”吴买生的逻辑简单而直白。除了忙着开拓新市场，他还要不断劝说小养猪户：“丢掉幻想，回到现实——像前两年那样疯涨的行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理解很简单，“这两年的国家补贴起码要超过前面十几年的总和，市场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吴买生所说的国家政策，就是指2007年7月3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当年让吴买生感觉“实在、易操作”的文件，在两年内爆发出了超乎所料的能量。
　　扶植规模养猪场成为政策刺激之下的重中之重。以湘潭市为例，按照吴买生向本刊记者的介绍，2007年获得中央财政补贴扶植大规模养猪场的建设费用就高达1600万元，2008年则更多。“年出栏300头以上的养猪场可获得20万元补贴，3000头以上补贴60万元，1万头以上补贴80万元，这还只是中央财政的扶植力度，地方财政没有配套。”吴买生介绍说。
　　“地方政府面临两大压力：GDP贡献率与节能减排指标，偏偏养猪业对这两个指标都有不利。”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注意到有些省份虽然开始淡化发展养猪业，但来自民间的投资热情仍然不减，房地产老板和煤老板大举进入养猪业，忙着圈地建猪场；国外投行则与国内饲料、食品价格企业合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收购规模猪场。
　　一时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项目办公室忙碌起来，一摞摞的材料堆满办公桌，来申请建规模养猪场的人排起了队。养殖户们的账本很简单：“存栏300头奖5万元，300头能繁母猪补3万元，而新建一个300头猪场则可补20万元，与其增加存栏量，不如新建个猪场。”单单是一个湘潭县，去年报上来的规模猪场项目就有100多个，最后只能批20个，为了不得罪人，市里干脆直接把评审权下放到了县里。
　　政策刺激的杠杆效应显而易见。吴买生的计算结论：政府投资1元，将会带动社会投资10元。以一个万头猪场为例，政府补贴80万元，但要建成并投入运转，至少需要800万元。“很多投资商为了拿到政府的80万元，也舍得掏800万元。”在湘潭，以前专门从事食品加工的伟鸿公司正与来自泰国的正大集团合作，计划要建一个年出栏5万头的大猪场，200多亩的土地已经谈妥。湖南天心牧业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经理万其见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两年中总公司获得财政补贴接近500万元，在河南等地收购了6个猪场，存栏量已由原来的8万头增加到现在的10万头。
　　按照冯永辉的分析，规模养猪场进入这个行业面临三大困难：政府的土地与环保审批，自己的资金、技术实力和融资能力，以及疾病风险。“没想到，中央出台的政策把前两个迅速解决了。”即便在湘潭这样的养猪大市，原来批建个猪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现在市里下了指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阻碍生猪养殖业发展。”
　　冯永辉记得，那时候找他咨询养猪业的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由于经济危机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更深，甚至很多面临资金压力的房地产老板要去向猪场老板借钱救急，“因为猪场老板不缺现金”。据罗运泉副局长估计，仅2008年一年，湖南省养猪产业的新增投资至少达到20个亿。
　　大户崛起、小户退出，构成了这一轮涨跌中最明显的产业变局。罗运泉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湖南省5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已由2006年的29万户增至35万户，年出栏量由以前的41.6%增至47.3%。而在湘潭，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吴买生介绍，两年前全市3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只有800多个，现在已经达到1400多个；原来50头以下的散户出栏量占60%，现在已经倒置，规模户占到了60%。

　　　　　　　　　　　　　　　　　　大户与小户的成本核算

　　“每头猪利润在100～200元是正常水平，资金不足的小户只能追着市场跑，实力雄厚的大户则可以渡过难关，走在市场前面。”冯永辉以此解释“为什么猪越来越难养”。养猪，已不再是每家每户解决温饱奔小康的选择，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
　　成本决定一切。这两年猪饲料的价格不降反升。仅以豆粕为例，从2007年的每吨2400元一路涨到2008年的4500元，此后虽有回落，但至今仍维持在3500元左右。27岁的卢波是青竹村村支书卢国良的儿子，在技校和湖南农业大学完成学业后，子承父业接管了家里的养猪事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头260斤重的肥猪为例，饲养成本总共1570元，即便能按照5元/斤的价格出售，卖得1300元，也要亏损270元。而现在的市场行情，每头的亏损要在400～500元，“即便前两年挣了十几万元，也很难一直坚持下去”。
　　本刊记者在湘潭走访调查的几天里，发现猪舍中超过300斤重的大猪非常普遍，笨重的身躯甚至使得它们已经很难站立。卢波介绍，如果按照料肉比2.7:1计算，最佳出栏期应该在240斤，往后则喂得越多，长得越慢。“能不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坚持住，是对小户们生存本领的最大考验。”
　　既然无法逃脱市场周期，做强做大似乎是唯一出路。按照冯永辉的估计，1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在成本控制上可比小户节约至少10%，“除饲料的利用效率外，20个人养1万头猪与2个人养200头猪，劳动力成本自然也不一样”。而根据吴买生的观察：“一个大猪场好的时候一年赚300万元，哪怕是亏两年，每年50万元，只要能挺过去也就好了。”
　　作为青竹村第一养猪大户，莫石洪一直坚定扩大规模的决心，每年投资十几万元新盖一间猪舍。按照他的逻辑：“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够在行情好的时候赚足资金为下跌时的坚持做好准备。”就在前几天，他刚刚卖了100多头大肥猪，平均每头都在300斤以上，“坚持了一个月，一天就要吃掉1000块”。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沮丧，“心里是有点害怕，但坚信不会跌很久”。
　　莫石洪之所以能够坚持一个多月，最大的资本是他能够从饲料商赊到10多万元的猪饲料。而对于小户来说，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同村的莫正强就是一个例子。养了十几年猪的他一直没有扩大规模，前年养了70多头猪，挣了几万块，但去年下半年价格一路下跌，最后只剩下了20多头。到年底，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能全部卖掉，现在的猪舍已经看不到猪。去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到附近工地上打工，即便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一天也能赚70元，今年更涨到了80元，泥瓦工则要100元/天。
　　村支书卢国良的分析依然以劳动力价格为标杆。“养猪对200头以下的中小户来说仍然几乎无利可图——以每头猪150元利润计算，3万元的收入要占用全家劳动力，即便与外出打工相当，但风险更大。”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两年以来，青竹村10头猪以下的小户从以前的150户减少到现在的90户，下降1/3；20～100头之间的中等养殖户更是下降了一半，以前家家户户养猪的株树组现在只剩下十几户人家养猪。与此同时，年出栏100～300头的规模养殖户却增加了四五十户。2007年猪价高涨时村里外出打工人员不足100人，到今年4月，打工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卢国良感慨：“养几头猪改善生活还行，但要靠养猪发家致富是越来越难了。镇上新建的养猪场规模都在千头以上，一个猪场就顶一个村子，再不扩大规模没法生存。”

　　　　　　　　　　　　　　　　　　　长线投资与短线投机

　　对基层养殖情况了然于胸的吴买生感慨：“以前是老百姓把猪喂肥就行，现在是对市场判断、养殖技术和资金实力的要求则越来越高，经验丰富的长线投资者才能胜出。”湘潭县云湖桥镇高湖村的熊炼秋看来就属于“有经验有头脑的养殖户”。6月8日，本刊记者到湘潭市畜牧水产局采访时，正好遇到他来请吴买生去考察他新建的万头猪场。
　　高湖村距离湘潭市区30公里，跟湖南大多数村子一样，被郁郁葱葱的丘陵环绕，村民大多散居，房前屋后的水塘，既可用来养鱼，也为养猪提供了方便。熊炼秋家的房子从外面看没什么特点，但一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前厅里摆放着高档沙发和家庭影院，墙上挂着各种政府奖励的牌匾，院子中间是一个小鱼池，再往后走就是一排排的猪舍和鹿舍。
　　早年靠承包工程的熊炼秋攒下了第一桶金，2006年，在养猪业低谷时期进入，2007年赚足了几十万元的他开始扩建到2000头的规模。2008年上半年猪价最高峰的时候，熊炼秋果断出手，以6000元/头的价格卖掉了绝大部分肥猪，到下半年跌价的时候他的猪圈里只剩下50头。熊炼秋说自己始终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跟风”。
　　持续的价格回落，并没有打消熊炼秋扩大规模的决心，他已经在上一轮涨价中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早在2008年4月份，他就认准了国家的扶植政策，开始四处找地，这一次的目标是建万头猪场。把想法跟镇上和县里的领导一说，没想到很快就有邻村建东村的村干部主动找上门来，毛遂自荐一块84亩的土地。几乎没怎么讨价还价，到7月份就签了合同，按照55元/亩/年的租金连租43年，5年一付。“很多万头猪场光买地就要一两百万元，我这总共才20万元。”熊炼秋对投资成本非常满意，“自己有建筑队，资金自给不用贷款，花450万元就能建成”。这个价格只相当于一般万头猪场投资额的一半。
　　新猪场位于建东村村外的一片丘陵地中间，今年4月开工，四栋坐北朝南的新猪舍已接近完工，整齐排列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人少，水源好，地势高，通风好，交通便利，有利于排污防疫。”吴买生称赞熊炼秋的眼光。
　　而在湘潭小有名气的“胖姐”王镱霖则是与之相反的短线投机者。“胖姐”的弟弟“胖哥”创建了当地名气最大的槟榔品牌，她新建的养猪场位于中路铺镇茅塘村，从107国道上一个隐秘的岔路口拐下去，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水泥路，只容得下一辆小货车单行。同去的畜牧局工作人员连连摇头，告诉我们“胖姐”所建的猪舍一看就是外行，“地势不平，光整地就多花好多钱，旁边的水塘是死水，几乎没用，交通也不方便”。
　　2008年，看到养猪“暴利”的“胖姐”开始投资建猪场，靠着从网上获得的技术信息和市场行情，胖姐很快以3000元/亩的价格租下了茅塘村70亩土地，租期30年。为了抓住高涨的市场，“胖姐”甚至在去年6月份尚未动工时，又花4万元租下了村民们的猪舍，以2180～3680元/头不等的高价买进了60头后备母猪。
　　去年12月，投资130多万元新建的猪舍完工，第一批小猪降生，但生猪价格却已不可同日而语。赶在春节前，“胖姐”以6.6元/斤和5.7元/斤的价格出售一批，本想着“国家政策那么好，再等等看看”，却不曾料到猪肉价格并未有上扬的迹象，反而一路下滑。本来按照3000头规模设计的猪舍，现在只有100多头猪，“每天光饲料就要几百元”。“胖姐”说，由于经验不足，当初投资时并没有预留后备资金，到信用社去贷款又贷不到，现在家里的饲料最多能撑一个星期。她已经开始四处打听准备把猪全部处理掉，“如果没人要，就只能杀母猪”。资金紧张已经成为大多小户和急匆匆进入这个行业的“外行人”所面临的普遍困难。
　　不光是投资行为，就连喂养过程，“胖姐”也因为经验不足闹过好多笑话。有一次，测到一头小猪的体温为40摄氏度，让她吓坏了，以为是高烧，却不知这个体温只相当于人类的38摄氏度，属于略微发烧。她急急忙忙买来三九胃泰，提起小猪灌了下去，没想到小猪趴到地上几秒钟就死了。这让她懊悔地哭了好几天，后来才知道“生猪是倒肺，不能灌食，容易呛死”。
　　“胖姐”虽说自己很想把猪养好，但实际上她的投资属于典型的短线行为。就连她自己也承认当初之所以选择把猪舍建高，就是为将来留条后路：“要是养猪不行了还可以改成厂房，继续做槟榔。”这也让畜牧局的工作人员觉得很可笑：“想短期从养猪上捞一把，几乎不可能，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大猪场。”

　　　　　　　　　　　　　　　　　　　　未来：如果不养猪

　　吴买生介绍，在湘潭，返乡农民工养猪的并不多，即便有也是个别在外赚了钱的老板回来投资规模猪场。“养猪的门槛没有提高，谁想养都行，但养猪业的门槛已经提高了很多，对技术、资本的要求，普通农户已经很难承受。”卢国良说，“养猪致富已经很难成为农民工回乡之后的退路了。”
　　卢国良的感慨并非没有道理，剧烈的产业变局抬高行业竞争门槛之后，为普通农民工返乡致富关上了一道门，如何打开一扇窗已成为传统养猪村所面临的新命题。
　　两年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莫石奇还是青竹村的科技副村长，现在他成了村长。跟很多养猪户不一样，莫石奇只把养猪作为自己的副业，种西瓜、养鱼才是他的主业。“上半年种瓜，下半年养猪，一年四季养鱼。”这样的搭配让他躲过了一轮轮价格涨跌带来的风险。十几亩西瓜地，每亩产出6000斤，即便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每斤四五毛钱，也能有3000元的收入，行情好的时候则有五六千元。而种西瓜每亩的投入只有500元，加上人工费用也不足千元，风险较低，旱涝保收。
　　青竹村共有5000多亩土地，其中耕地2000多亩。前几年村里搞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了玉米、西瓜、蔬菜等种植和水产养殖业。现在，看到养猪业越来越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由于村里没有大型水库和排水沟，无法建万头的大型养猪场，只能在食品深加工上做文章，计划建一个红菜苔加工厂。卢国良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村民年均收入达到8480元，在湘潭的农业村中名列前茅，但这其中就有养猪业60%～70%的贡献。而今行情下跌，预计今年人均收入下降5000元，只能靠增加劳务收入来弥补。
　　去年春节前，卢国良作为唯一一名村支书代表，去中南海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会上，卢国良谈的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与生猪养殖，总理有关“惠农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的承诺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眼下看，不久的将来，青竹村可能要离养猪业越来越远了。青竹村虽然距离湘潭市只有十几公里，但因地处丘陵山间，两年前本刊记者来访时，仍未看到有任何城市化的迹象。而如今，内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来，3公里之外的九华工业园正在迅速壮大，城市化的脚步已经步步逼近，湘潭市提出来的口号是“再造一个新湘潭”。今年计划征地1万亩，“相当于两个青竹村”。青竹村两个村民小组已经纳入了明年的征地规划，每人10万～15万元的安置费，用来购买一套每平方米450元的住房还有剩余。
　　看到未来的城市化趋势后，青竹村很多靠养猪赚了钱的人，这两年最大的投入都在房子上，以求将来一旦征地能够获得更高的补偿。村民李森林在自家屋后平整了一块空地，正准备建一栋新猪舍，却迟迟未能开工，为了节省征地费用，工业园禁止村民新建住房，博弈正在进行中。不过，住楼房、去工厂打工，这样的生活相信离青竹村已经不远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2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一部长达50集的电视连续剧，引发各种各样观众的反思、争议，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这部电视剧本身。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端戏剧化的故事，两个家庭，承载了1/4世纪中国现代史那样复杂的两党尖锐对立，演绎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兄弟、师生、同学、恋人间的彼此痛不欲生。这样的极端戏剧化，赋予了这部辛酸史一种极端的感染力。感染力的原因在于，在那个1/4世纪里，这样的兄弟、师生、同学、恋人因为敌对，骨肉相煎，确实又是那样真实而典型。短暂和好，长久的厮杀，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表面看，都是因为救国之主义、理想之冲突。
　　救国确实是中国革命之基础。百年前，中国古代社会面临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革命者要面对的最紧要任务是于列强掠夺中救中国，富强的榜样就是那些来掠夺中国的现代国家，所以中国要富强，就必得走向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当时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孙中山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里讲解说：“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作路人，也不会把路人当作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姓发生出来的。”那时他针对的是清王朝，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却没有一个思想酝酿、社会改造的从容过程。于是，外来自现代国家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各种主义必然一时骤至。
　　1919年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的就是这种主义成风，关于“主义”的缘起，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主义原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义作为政治主张，其实必然包含一套价值观的设定，以裁定社会的对错、好坏，包含着一套相关制度设计，不同制度设计指向不同的利益分配方案。主义产生后，自然就产生了排他性，由主义形成的阵营，就自然要发展出政治斗争。
　　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在当时是一个具本土化内容的主义，它要实行的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说这才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生主义则牵涉一系列社会改造方案，尤其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他说，民生主义也是从发达国家来的，因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越是增加，贫富不均的问题越明显，所以民生主义是为解决贫富不均的弊病。孙中山设想了一个土地定价政策，他认为有了这个政策，“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他自认这个方案，“慢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说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
　　关于革命后的宪法，孙中山参考了英美宪法的三权分立，但他认为，“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所以“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三权之外，为除却盲从滥选或任人唯亲，要加一“考选权”，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对大小官吏做一个考试，考试合格了，或委任或选举而来的结果才得有效。还要加一“纠察权”，设一独立的“裁判官吏的机关”，不能像美国那样，纠察官吏的权力归议院掌握。孙中山说，“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并将其视为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在此基础上，才诞生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者。
　　共产主义的纲领同样也是先来自西方，后有本土化改造。共产党人王稼祥曾有文专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孙中山同情劳苦群众，仇视压迫者与剥削者，看见西欧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劳苦群众的压迫，便生成了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理想……一方面实行激进的土地纲领，一方面理想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激进的土地政纲只能消灭封建剥削，不能消灭于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相反的，正促进资本主义长足的发展。”这时候，共产党人显然已经清楚认识到，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在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背景下，根本无法调和。也就是说，在主义选择的后面，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这道路选择的最尖锐处，第一，未来之中国，是不是一个人人平等，所有贫苦大众都能够翻身做主人的中国？第二，未来之中国，能否真正摆脱外国侵略与奴役，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扬眉吐气？
　　在共产党人思考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应该说，是大革命带来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推动蒋介石在革命天平上选择了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真顺着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扶助农工”政策，就会彻底动摇与牺牲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意味着几万万“泥腿子”真正当家做主，这正是所有既得利益者都需要捍卫的。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上，实际上又是站在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后的外国列强的利益上。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又要钱又要利，这无疑是一种实用主义选择，它显然必须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基本政治立场。
　　正是这样截然不同的选择，才导致了“四一二”屠杀。实用主义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以速战速决，消灭浪漫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以阻止共产党人对最广泛民众的发动，因为一旦最广泛民众被发动，中国的政治格局就会被彻底改变。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以这个政治环境为背景，描述了在这场道路选择中，传统伦理道德所经历的撕裂与煎熬——不同人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共产党人为全民族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往往需要背叛自己的家族、亲人，这是一种“家国”。国民党人要维护自己家族、亲人的利益，为不被劳苦大众夺去，不惜动用残杀亲人的手段，也认为此乃“家国”。一个是为民众甘愿牺牲个人，一个是为个人甘愿牺牲民众，电视剧中的立青与立仁各自秉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国”，不同利益驱使了牺牲自己与牺牲他人之间的你死我活。这也确属中国革命的特殊境遇之一——中国的政治革命发生在列强掠夺中国的紧迫危机中，社会格式则还处于中国传统中，情感方式往往还属原有社会格式的理解和感受方式：重家庭，认血亲，讲义气，尊师长，这导致中国最初的革命者其实都经验着双重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政治生活是现代主义的，社会生活却是传统的，从鲁迅、胡适、瞿秋白等不少人的生活经历中，都能看到这双重生活的折磨。
　　“一个丧失情感的人不能称之为人”，主义面前，情感不可能泯灭，情感面前，主义既然形成又不可能背叛，残酷于是更加深化。这种深化意味着：主义一定需要牺牲情感，这就是精神的磨砺；而实用主义也一定会被浪漫主义所战胜：一个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之上的政党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就是国共合作可以走向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可以以弱胜强，使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
　　这部电视连续剧中，作为精神气质象征的共产党人瞿恩代表了一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崇高牺牲，正是无数他们的献身，才换来了中国真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史。这样的主义里饱含的情感，显然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强自立最值得珍贵的财富。
　　我们通过采访这个剧组的主创人员，提出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极易混淆的主题，主旨就想吸引更多人，更深入地思考这段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更清楚有关情感与主义的真正涵义。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2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22期 总第532期 2009年6月22日出版

【封面故事】

专访《人间正道是沧桑》主创人员
情感与主义

张黎：两种信仰，一种情怀

孙红雷：我是一块特别贪婪的海绵

孙淳：瞿恩唤起我们的向往

黄志忠：细节也决定命运

柯蓝：做男子情怀的大女人

张恒：中间主义者杨立华

张志坚：老董的现世观

黄若萌：那一段国史与家史交错

吕中：轻盈浪漫的革命母亲

【社  会】 
热点：武隆山体垮塌事件调查

热点：城市“向下”：地铁时代

农村问题：肉价涨跌之间的产业变局——湘潭养猪再调查

【经  济】
市场分析：银行股的拐点

能源之道：丹麦的环保之旅

收藏：徐悲鸿赠《猫》徐志摩

收藏：协和旧事

商业：没有乔布斯的WWDC：程序员的角色

商业：节能环保背景下的机会
     ——专访德国威能集团全球总裁罗夫·林巴赫

商业：经济衰退与新媒体环境的结合
     ——专访M&C Saatchi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莫里·麦克伦南

商业：卡夫饼干始于“顾客的舌头”

【文  化】
话题：在特纳的风景画里看气候

文化生态：53届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如何“制造世界”?

电影：《家园》，唤醒你心中对地球之爱

家居：玩心大发

思想：悲观主义的慰藉

书话：从长尾到免费

【科  技】

生命八卦：唐氏不生癌

【专  栏】
投资物语：虚实之间的复苏

有关品质：道兰德

鸡毛蒜皮：粉之刺

体育故事：为人父

军事夜话：内贾德的“小男孩”在哪里？

　　全球汽车业版图正经历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的变革！
　　如果非要赋予这种变革某种标志，毫无悬念，美国通用汽车的破产保护就是标志性事件。事实上，在北京时间2009年6月1日20点——美国通用汽车正式进入破产保护程序之前，全球汽车业版图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激变做了足够充分的铺垫，欧宝、悍马、萨博等一些曾经显赫的大品牌已经、正在或将要被易主，而美国“三大巨头”中的另一个克莱斯勒，则以进入破产保护的悲剧，完成了为即将开始的大戏的垫场。
　　这一切是从何时开始的？这期间还将会发生什么？之后又将怎样？
　　通用、戴姆勒－克莱斯勒、福特、丰田、大众、雷诺－日产6大集团，本田、宝马、标致－雪铁龙3个独立厂商，共同组成了世界汽车工业的“6＋3”格局。按照地域划分，“6＋3”格局可拆解为3大板块：美国板块，日本板块以及欧洲板块。这9个汽车巨头犹如一个豪门俱乐部，“统治”了全球汽车市场10年之久。

　　　　　　　　　　　　　　　　“6＋3”格局之美国板块的瓦解

　　美国板块的瓦解已经既成事实。6月1日，有着百年历史的通用汽车公司正式向法院提出申请破产保护，而克莱斯勒公司也获批将旗下大部分资产出售给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菲亚特，昔日不可一世的美国汽车三大巨头中仅剩福特。
　　“通用曾是美国的心跳。”美联社以拟人的大标题聚焦这位曾经的美国“巨人”。成立于1908年，通用从1931年起稳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企业位置，直到2008年被日本丰田公司超过。从辉煌到没落，通用汽车百年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梦的一个侧影。
　　“今天是通用汽车实现自我重建，成为一家更精简、更以客户为本、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公司的决定性时刻。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决定可以让通用汽车公司迅速摆脱财务困境，走出低谷。”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韩德胜在6月1日的表态听起来就像政客的演说，“经济危机对美国的汽车工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给予我们重建公司业务的机会。”按照通用汽车美国重建程序，通用汽车会将其遍布全球最优良的业务与品牌迅速组建成为一个新公司，预计“新通用”将在约60到90天内从原通用汽车公司中分离出来，并将很快投入运营，其债务负担和运营成本结构与之前相比将极大地减少。“新通用”将继续发挥其技术优势及资源，开发受市场欢迎的新车型。
　　“今天将是通用公司又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标志着老通用结束，新通用诞生。”白宫的表态与其说是给通用汽车打气，不如说是给美国经济打气。毕竟，申请破产的曾经是美国的旗帜——通用汽车曾经是美国第三大企业、第一大制造业企业，也是破产涉及员工人数第二大企业。但事实是，通用汽车的重组之路比克莱斯勒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无论结果如何，通用汽车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福特是美国三巨头中仅存的硕果，尽管他们在中国能够“活得精彩”，但故乡已经沦陷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福特再要“活得精彩”又谈何容易？6月1日，在通用汽车宣布进入破产保护后的第一时间，福特公司在网站上发布了声明，称他们将密切关注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法律程序，并希望与奥巴马政府合作来确保政府成为通用的主要股东不会改变行业各方的竞争力量，同时确保行业维持一定的竞争水平。
　　截至今年4月30日的数据，福特占有美国汽车市场13%份额。福特计划三季度生产46万辆汽车，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产10%。眼下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先后陷入破产保护境地，这份增产计划的用意明显是要在扩大市场份额上有所作为。但一些分析师对此的评价，却认为福特汽车增产计划近乎于“赌博”。汽油价格上涨和经济衰退，这两大消极因素未见好转，启动消费并非易事，如果下半年美国市场没有明显起色，福特汽车难保不面临滞销风险。
　　有人把美国的20世纪分为4个部分：前1/4是福特的T型车时代，接下来1/4世纪是通用汽车的崛起，在后半个世纪中又有了IBM帝国，最后1/4世纪，则是比尔·盖茨的时代。那么，在全球汽车业新版图中，美国汽车业又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谈到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的做法，其观点尖锐而鲜明：“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现实目的，是减缓通用汽车的衰落速度，争取足够多的时间，让其员工、供应商、经销商以及社区适应其最终的灭亡。”
　　持“消失论”观点的美国人远不止这位前劳工部长，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汽车业将会消失。

　　　　　　　　　　　　　　“6＋3”格局之日本板块的机会与忧患

　　在日本汽车的生命周期里，1966年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被称为日本轿车普及元年，轿车普及率达28辆／千人，此后，日本轿车爆发般地迅速普及，巨大的汽车消费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强劲动力。进入70年代，如果说两次石油危机带给美国汽车的是“危”，带给日本的却是机会，低油耗、物美价廉的日本小轿车博得消费者的青睐，短短3年，汽车出口就翻了一番。凭借国内销售和出口欧美的双双高速增长，丰田、日产、富士重工、铃木等日本车企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汽车生产厂商，丰田公司在1972到1976的4年间就生产了1000万辆汽车。一个汽车大国就这样诞生——1980年，日本汽车总产量超过美国，以1104万辆的纪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
　　然而，风水轮流转，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泡沫破灭后，日本汽车工业的气数明显颓弱下来，而与此同时，美欧汽车商则通过兼并重组恢复了元气，反过来日本汽车公司成了并购的对象。很快，通用汽车在富士重工、五十铃、铃木3家公司分别拥有20%、49%、9.9%的股份，福特汽车则拥有马自达33.4%的股份，戴姆勒－克莱斯勒拥有三菱汽车34%的股份。1999年，日产汽车公司因亏损严重，将36.8%的股权卖给法国雷诺公司。这段时期是日本汽车工业的低潮期。
　　有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国内汽车保有量接近600辆/千人，国内车市进入饱和期。有限的国内市场决定了日本汽车具有“外向型”特点，日本汽车在进入低潮后调整了扩张的市场战略，此后一直保持着出口优势。于是，多年来，日本板块在全球汽车版图上，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组成。
　　然而，人们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汽车业并购重组消息此起彼伏，日本车企却异常低调，显然在密切观望。究其原因，一向进取的日本汽车有着怎样的苦衷？
　　2008年通用百年诞辰，却在这一年将占据70多年的全球汽车业老大地位让给丰田公司，然而，日本人这“头把交椅”还没有坐热，就遭遇了“天灾”，自1937年以来，丰田公司在72年中首次出现亏损。因为“外向型”的日本汽车工业相当一部分依赖北美市场，因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为严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应对全球汽车需求大幅下滑，以丰田为首的日本7大汽车制造商2009财年的计划投资额将比上年减少30%，研发经费的削减则被控制。
　　美国板块的危机留给日本板块更多的是悬念。尽管通用汽车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可能拖累整体汽车市场，但多数分析师认为，日本丰田、本田、日产等（甚至包括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亚洲主要汽车生产商将获得更多全球市场份额。法国里昂证券公司汽车分析师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用汽车步克莱斯勒后尘申请破产保护的直接效应会是，这两大美国汽车制造商规模缩小，丰田、本田、日产的市场份额将会增加。不过，市场人士也担心，通用汽车国有化加剧了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势必导致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届时将会对外向型的日本经济带来打击。眼下的燃眉之急是救济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据日本企业调查机构的最新调查，与通用汽车有业务往来的日企有114家，其中汽车零部件等制造业占70家。

　　　　　　　　　　　　　　“6＋3”格局之欧洲板块的影响与图谋

　　“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汽车业并没有伤筋动骨，只是产量萎缩了一些，步子放慢了一些。”在资深汽车分析师看来，“德国汽车业在欧洲表现最好，意大利总体还可以，法国要糟糕一些，欧洲商用车比例较大，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商用车比较吃亏。”
　　原有的“6+3”格局中，“大众”的表现应该算是最好。去年，大众汽车的全球销量首次超过福特和雷诺－日产，其挑战的目标似乎已经锁定了通用和丰田。但大众汽车似乎对美国“三大”的剩余价值并不感兴趣，大众公司的注意力在于和保时捷家族联姻。
　　保时捷与大众公司的合并之说由来已久，两公司5月初的声明是最为接近真实的一次演绎，当时甚至已经有了时间表——在未来4周内谈判决定合并后的组织结构等具体问题。保时捷旗下只有一个品牌，大众旗下有大众、奥迪、兰博基尼、斯柯达、西特、宾利、布加迪、斯堪尼亚和大众商用车9个品牌，产品线囊括家用型车、高级跑车、商务轿车和顶级豪华轿车。天有不测风云，新一轮谈判在开场的前一刻被突然搁置，5月24日，大众决定向保时捷提供7亿欧元的贷款，贷款主要用于支撑保时捷的融资。是好事多磨，还是另有企划？目前，大众与保时捷是否会走到一起还是悬念，但是双方一旦合并，答案是明摆着的——将诞生一个拥有10大品牌的汽车帝国。
　　一段时间以来，汽车业曝出的并购消息此起彼伏，原本在“6+3”中没有位置的菲亚特一再成为传闻的主角。菲亚特CEO马尔乔内是个敢想敢干的家伙，他坚信“未来汽车行业只有6家公司”，认为未来能够生存的一定得是年产550万辆以上的“沃尔玛式”企业。
　　就在通用汽车宣布破产保护的同一天，美国破产法院批准将克莱斯勒相关资产出售给克莱斯勒与菲亚特结盟成立的新公司，至此，菲亚特收购克莱斯勒案终于落锤。但是马尔乔内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5月，菲亚特高调表示拿下欧宝，然而事与愿违，5月29日，通用汽车和加拿大零件商Magna就收购欧宝的谅解备忘录原则上达成交易，这个结果意味着菲亚特竞购出局。收购欧宝受挫的马尔乔内会就此罢手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有消息说，菲亚特对通用旗下的子公司表示了兴趣，包括瑞典的萨博及通用在拉美的汽车业务，甚至还有人猜测，认为马尔乔内的目光转向了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谁知道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会不会成真？
　　欧洲的汽车工业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与美国、日本比起来，只在大规模生产方面略逊一筹。这次全球汽车版图重新划分，毫无疑问，欧洲有相对比较好的机会，但决定未来汽车市场的主动权恐怕也非欧洲人自己说了算。

　　　　　　　　　　　　　　　　　新兴市场中的中国位置

　　产业版图从来就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与市场密不可分，市场在哪里，全球汽车产业的重心就在哪里。“6+3”格局中的汽车巨头们在2003年就已经全部进驻中国，这块新兴市场给了昔日的汽车大佬足够的惊喜。去年，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年景不济，印度、俄罗斯市场回落，巴西市场徘徊不前，而中国市场仍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市场汽车销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
　　克莱斯勒、通用汽车的相继破产保护，再度激活了中国汽车的想象力，通过海外抄底和积极重组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一句老话，用在当下格外贴切。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在上海车展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汽车这个产业，将向亚洲转移，特别是向中国转移，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第一大市场如果不产生世界第一‘牛’的汽车本土企业说不过去，我们应该有信心支持自主品牌成长为全球顶级企业和顶级品牌。”
　　东风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李春荣这样认为：“从一季度的情况看，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都超过美国了，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可能也预示着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汽车业，越来越在全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汽车的增长，贡献度也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眼下是中国成为全球汽车大国的机会吗？这是一个烫手的问题。
　　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后的第二天，就曝出了腾中重工和通用汽车达成收购悍马初步协议的消息，来自中国四川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企突然走到了前台。今年3月，浙江吉利汽车收购了位于澳大利亚的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公司。截至发稿前，北汽控股仍然积极设法参与竞购欧宝。另有消息称，奇瑞公司已筹资29亿美元，准备海外收购。
　　在全球汽车业的大格局里，中国位置在哪里？这是一个现实的命题。
　　在中国资深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先生看来，凭借着成本优势、市场优势，“中国将来是要成为真正制造中心的。现在本田做的试验就在广州开发区的那个工厂，那个厂每年有三四万辆出口到欧洲。本田发现，欧洲人对中国造的本田车不太认可，他现在要改变这个观念。等到大家认可了，日本造的本田车和中国造的本田车是一样的，就可能把欧洲和美国的工厂搬到中国，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中国就是市场，即在中国造车。第三种是零部件转到中国来做。中国既然是制造中心，也就是成本中心，中国的成本低表现在工人工资低、福利低，这是没有办法的”。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神木为当地人的免费医疗支付了高出国家平均水平3倍多的补助标准。这项旨在通过“免费医疗”这个杠杆，撬动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再造的公共财政计划，真正执行起来比设计要更困难。
　　如何杜绝公共资源不受节制地滥用？如何将公共福利的实现纳入一套规范严密的程序？在目前医疗系统这个利益环节环环相扣的领域，医院、医生、病人、政策设计者、政府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几乎无处不在。从今年3月以来，神木医改在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边提供着公平和福利，一边生产着误解和麻烦。

主笔◎朱文轶    记者◎陈晓   摄影◎张雷

　　　　　　　　　　　　　　　　　　并不容易的制度设计

　　从2009年3月以来，张波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他是神木县卫生局康复医疗办公室主任，作为神木“免费医疗”执行机构的中心人物，他要不断回应质疑，还要频繁解决麻烦。
　　5月31日这天仍是这样。上午10点，张波要召集康复办的工作人员开会，掌握免费医疗实行以来7家定点医院的运行情况。下午他要去卫生局，为第二天将要举行的免费医疗协调会商讨情况。这一天，他还要准备迎接一批来自成都的考察团。成都是中国首先试行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曾经是神木城乡统筹的学习对象，但是现在，在削平城乡差别进程和医疗改革的尝试上，后者已经成为前者的示范。
　　“免费医疗政策刚刚推行的前几天，神木县平静异常。”张波当时去医院调查，竟没有发现拥挤无序的现象。“是这里医疗供给过剩了？还是我们的调研出了问题？”张波对本刊记者回忆，“我心里疑问重重。”
　　学医出身的张波，上世纪80年代从陕西省中医学院毕业，进入神木县中医院行医。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民经商风潮中，张波下海办了一家小诊所。两年后，国家政策收紧，他又顺势上岸，进入县卫生局当干事，一路做到卫生局副局长。2003年医药分家时，张波被调任神木县药监局局长。他几乎亲历了神木医疗资源发育起来的全过程，熟悉医疗体制的演变史。这位“既懂医，又懂药，还长期参与管理”的技术型官员，在免费医疗政策2008年启动调研程序时，被郭宝成选为免费医疗制度的设计者之一。
　　康复办位于神木县计划生育服务站二楼，一共两间办公室。张波的房间内除了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被褥齐全的床，一个放置洗脸盆等洗漱用具的铁架。免费医疗试行以来，他需要经常加班，甚至睡在办公室。“调研的工作量很大。”张波说，“整个康复办的配备只有3名工作人员和1台电脑，但需要摸清整个神木县城，包括21个乡镇和700多个行政村的就医群体、支出费用、潜在的就医需求。”
　　调查先从人口开始。免费医疗需要的服务对象是多少？这是制度设计者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煤炭开发给神木县带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华能精煤公司（神东公司前身）进驻神木大柳塔镇时，因为本地没有煤炭产业的管理人才，陕西省将韩城矿务局整个搬到了神木，这一次就过来几百人”。华能精煤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原神木县计委主任贺长江对本刊回忆说：“这拉开了这个半封闭的陕北县城外来移民的序幕。”
　　煤炭开发的深入进一步伴随着人口流入，另一方面，神木本地人的流动也开始加剧了。因为矿产资源集中在神木北部，南部乡镇的农民大量放弃土地成为北部乡镇的外来客，这种短时间内形成的人口流动高峰完全打乱了神木原有的户籍制度。
　　“神木事实上很早已经被动完成了城乡一体化，到2006年前后，5个煤炭重镇集中了全县70%的人口。”国家城调大队神木分队的一名调查员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政府顺势而为，鼓励神木人户籍的自由转化。”但户籍登记混乱，给“免费医疗”要进行的人口调查制造了麻烦。“我跑了3个部门，统计局、流动办、公安局，3个部门统计的户籍人口数据都不一样，有39万多人，有40万人，还有42万人。这很麻烦，数据不准确，会把有的神木人遗漏在‘免费医疗’制度之外。”张波告诉本刊，“最后政策设计时将人口取了一个中间数，定为39.2万，再减去流出人口6万人，整个免费医疗的服务对象约为33万人。”
　　接下来，政策设计者要设计这些公共服务对象能够精确匹配的医疗资源量，这同样需要有一套有章可循的制度流程。神木县卫生局局长白枝堂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医疗资源的配备上，县政府对县城内的10家医疗机构进行打分排位，以医院是否拥有50名以上的医务人员，主治医生数量，是否拥有CT机、彩超、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为标准评分，得分排名前7位的医院被作为免费医疗的定点医院。它们分别是县医院、县二院、电力医院、大兴医院、开发医院、高新医院、麟州医院。7家医院的床位为1243张，“神木人口不到40万，每千人拥有4张病床，而陕西省卫生厅对医疗资源配备的标准是千人3.17张床位。我们认为，7家定点医院的资源就足够维持全县人的免费就医”。白枝堂说。而对于“定点医院”的筛除选择，神木官方的解释也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质疑，这些人的代表是云集在神木的外地投资。他们认为，神木县显然有意借医改之机清理医疗市场资源，保护本地民营医院，因为被排除在外的两家民营医院都是南方人到神木开设的。但白枝堂认为，这种恶意揣度不值一提，“逐步扩大定点范围，只是为了在公共资源的政府整合中兼顾竞争，更好培育市场的健康”。
　　免费医疗政策并非平地惊雷，某种意义上，它是神木从2005年开始的“城镇职工合作医疗”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两项改革实验的延续。在费用测算上，张波及其团队的测算资料则完全以2005年至2007年“合作医疗”3年来的就医数量和诊费金额为基础。
　　他们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考察费用的结算地。根据2007年公疗办和合疗办的医疗费用数据，住院费用为7063万元。截止2007年，公疗办、合疗办参保人数为31万人，按照全县39.2万总人口计算，尚有8万人未参保。按人均住院费用4500元和住院率4%来计算，8万人应有1440万元住院费用存在。“7063万元加上1440万元，全民住院费用为8503万元。”
　　第二种方法则是考察费用的发生地。根据全县各级医疗机构2007年的医疗数据，全县总医药费为2.2亿元，其中住院费为1.1亿元，但其中包含着外地人员和非医保病种的费用支出。“根据调查这类患者应占总数的20%，因此实际参保人的住院费用应为8800万元。”张波告诉本刊。两种方法得出的数据互相印证，如今神木县一年需要的住院费用约为8000万～8500万元。
　　神木最终决定拨出的金额为1.5亿元，多出的7000万元则为意外情况出现的不时之需。

　　　　　　　　　　　　　　　　　　　混乱和反击

　　调研并没有出任何问题。政策设计者预计的高峰在3月底4月初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病床满员率高居不下，慢性病挤占病床、急性病则要排队住院，以及医疗欺诈的出现。
　　高峰期，神木就诊人数比去年同比增加30%，“全县医疗资源前三甲的医院：县医院、县二院和电力医院都病床全满，不得不在走道上加了不少病床”。白枝堂告诉本刊。连规模最小的民营社区医院麟州医院的住院统计表也显示，在4月31日，内外科入院数达到107人，超过医院最大容量7人。
　　县城康复办给本刊出示的统计资料则显示，3月份县内医院的门诊量比去年多了一半，到4月，神木需住院的病人超过3万人，尽管去年政府投资1亿多元修建了陕北第一流的新县医院，已经全力接诊，但是该县所有医院的病床加起来还不到2000张。
　　尽管制度设计极近理想，但与此同时，那些医疗系统的旧问题照样在新制度下沉渣泛起。从郊区农村赶来的患者好几天等不到床位，医院边的旅馆因此生意红火了一阵。一位民营医院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本刊记者，床位最紧张的时候，县城内最好的一家医院，需要给医生200元红包才能入院。而“医患关系”似乎也并未能在1.3亿元的财政买单中得以缓解和消除：医院人手不够，有的病人等待一天仍不能得到治疗，就把医院的护士当成出气筒，大骂公共服务的质量低劣。更让人不安的是，到“免费医疗”实施两个月后，一些欺诈者被发现混迹其中。政府的反击则更像是一场制度和农民式智慧相结合的运动。
　　6月2日，在神木县医院，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被发现病历和医保证不符。“冒用别人的医疗证，这笔费用就不能报销。按规定，出借‘合作医疗证’的小孩一家都要被取消医保资格。”县医院结算处负责人宋平（化名）对本刊记者说。这只是神木医改实行以来发生在医院的几例冒充者之一。
　　“康复办”需要弥补这一漏洞并强化免费医疗系统上的安全程序。“结算处”是通向免费医疗的第一道关卡，也是各个医院进行身份控制、费用控制的第一道防线。办理出院费用结算的病人或家属，需要携带一套厚达几十页的病历、合作医疗证、户口本、身份证，接受结算处的第一道审核。
　　按照不断修订的《神木县免费医疗实施办法》，医院对查证是否冒充参保人员守土有则。其监管奖惩一章的第一条就是“身份证件审查不严，将外籍人员列入全民免费医疗范围的”医院，将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则取消定点资格。
　　第二道防线是驻扎在各个定点医院的合作医疗办公室干部。详细审核住院病人的病历如今是这些政府干部每天的新工作，“住院时间比较长的病人是查看重点”。县合作医疗办公室官员张艳芬分管县医院的审查工作，她每天需要审核的资料包括每个病人的黄色牛皮纸病历袋里的所有资料。“诊断证明、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单、户口、合作医疗证复印件、医保基金缴费证明、病人住院费用清单，这些全都要看。”张艳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全部核对，才能排除做假可能。审核的重点是住院病历和长期医嘱单，前者有医生用两页篇幅详尽写明的病人的症状、需要住院的理由，后者则标明了病人住院每一天的医护注意事项和用药量。审核员们的专业都是临床医学，这保证他们能从一套病历繁杂琐碎的医嘱中看出端倪。”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他们能秉公排除干扰的影响。
　　张艳芬只是神木为此次医疗派驻在医院的众多干部之一，神木县康复办在每个定点医院都安排了两个以上的核查人员。这个在某些制度架构上全面复制西方国家免费医疗模式的“神木模式”一旦发现设计漏洞，仍然要采取这里人最拿手的群策群防的人海战术去弥补——在监管上面，神木“免费医疗”使用了极为庞大的人力成本。
　　相比之下，一家民营医院麟州医院的自查办法更像是“土法炼钢”。这家入选“定点医院”的办公室主任杜民建告诉本刊记者，每天医院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天的入院登记表，去病床前核对每一个新入院的病人与其医保证上的资料相片是否相符，并听其口音是否是神木县人，每通过一个就在名字前画一个小圆圈。
　　“康复办”是这一程序流程上最终的把关者。他们负责抽查所有审核过的病历，有时候，张波也会亲自参与。张波对本刊记者说起从一份病历中看出医生乱用抗生素的经历，“那是个年轻医生，他解释说病人吃药后会产生强烈胃酸，抗生素是为了中和胃酸。这是瞎讲！我懂医，该不该用这种药，他们瞒不了我”。
　　针对困扰他们很久的“慢性病”挤占病房资源问题，一种被称为“门诊定额报销制度”的制度在实践中被发明出来。“这种制度参考了一些东北和南方城市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加以衍变。”张波向本刊介绍，“康复办”出面组织专家评审团，测算出各类慢性病每天普通药品的服药量。比如高血压，一天的用药金额大概为10元，一个月为300元，一年需要的普通药品总量为3600元。“医院收到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后，可向合疗办提出申请，申请累积到十几二十份的时候，由康复办出面，召集专家评审组开会，审核这些申请病人的病历资料，确定是否属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如果通过审核，这些病人可以持医保证，每年去合疗办领取3600元的长期服药补助，实现在家治疗。”
　　就在“看热闹”的人把注意力越来越多投向这个县城时，神木病床供不应求的状况到4月中旬已经奇迹般地开始减轻了。在麟州医院的入院统计表上，本刊记者看到，截止5月31日，麟州医院的在院人数下降为60张，仅为高峰期的一半。“康复办”的反击初见成效，而卫生局局长白枝堂将其分析为一个自然消减的过程。“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释放了这个县城边远地区农民长期积压的住院需求，一部分只是想享受免费医疗这个‘便宜’的市民，也发现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免费午餐。400元起付线已经超出了很多感冒发烧等常见小病的费用上限。”白枝堂对本刊说。
　　这并没有完全消除制度设计者的隐忧。一位在神木行医40年的诊所医师任鹏兰告诉本刊记者，是不久前神木一场久违的雨减轻了空气中的扬尘，并缓解了这个毗邻毛乌素沙漠的地方要命的干燥，从以往经验看，这会大大减少一些季节性病人。另外，节气也帮了这个县城的忙，“4月农忙季节到了。因为这边冬天寒冷，大量停工的基建项目开工时间也是从4月开始”。张波因此一直暗中担心，等到秋收结束，农村的看病大军是否会卷土重来。

　　　　　　　　　　　　　　　　　　　　　　超标和惩罚

　　“大药方”是监管者要警惕的重点之一，以防止公共资源流入私人腰包。自3月1日以来，每天各定点医院的简报统计都要送到张波的办公桌上，“我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剩余病床数，一是报销金额”。张波说。
　　经费控制是平衡医院、医生和政府三者利益的关键。“成都代表团内一位官员告诉我，成都市城乡居民共有1200万人，如果实行全民免费，初步测算市政府需要为此支付20亿元。”张波告诉本刊，“这远远赶不上我们。”他的设计方案为神木市民的免费医疗标准设置为400元/人，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国家平均水准的补助金额。按新医改的补助要求，到2010年，每个国民的医疗补助是120元，但在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民营医院占绝对多数的城市里，如何控制费用看起来需要复杂的智慧。
　　神木县的控制方法是定额制，每项定额的枷锁都套在医生的手上。按照《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中的细则规定：为防止“以药养医”，规定药品不得超过医药费总额的一半，自费药品比率不得超过10%，超出部分由开药医生买单。为防止“小病大养”，规定患者平均每人每日的总费用，控制在400元以内，人均总住院费用不超过4000元，总住院天数一般不得超过12天。为防止医生滥开检查单，规定机器检查的阳性率不得低于75%，“就是说，医生给患者开CT单，如果结果老是正常、正常，就要受调查”。张波告诉本刊。
　　神木还规定了30种常见病的报销定额。“比如自然分娩一个孩子900元，摘除肾结石3800元，阑尾炎一律按2200元报销。”张波说，“这些标准都是由熟悉该病种的专家测算出来的费用，全陕西省执行一个标准。”单病种定额报销制一部分也来自于张波对考察过的西欧发达国家的借鉴，“国外实行免费医疗，定额的单病种已经达到几百种”。
　　在6月2日神木召开的关于继续推行免费医疗的协调大会上，“康复办”对之前免费医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公布和强调。在会上，各医院的费用控制成为主要被批评的议题。政府统一掌控神木所有医疗资源，平均分配，却并没有取消医院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差异，这样一来，病源充裕甚至紧张的大医院不仅没有更明显的收入增加，相反会为控制费用增加巨大的额外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大医院的放任自流。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出现了：神木县医疗条件越好的医院超标越多，条件差的医院医疗费用反而控制得较好。
　　大兴医院因为达不到人均住院费不超过4000元的标准，在费用超标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尾随其后的是县医院。这家神木县唯一的公立医院，在4月份的费用考核中也超标了，每人每天住院总费用接近600元，比限额高出200元。
　　协调大会上的最差排名仅仅是一次口头训诫。按照县政府会后新下发的文件，6月开始即将兑现的惩罚措施是：费用超标前三位的医院，将分别被处以1.5万元、1万元、0.5万元的罚款。罚金来源是医院每月向康复办报销医药费时，将有10%作为风险金扣留在康复办，待到年终统一核算，未超标则予以返还，超标则作为罚金。屡教不改者则暂停或被取消定点资格。
　　仅仅是罚款并不足以对每年盈利分红为20%的医院造成威慑，控制条款的约束力更多来源于此前的差额定点。如果有医院长期在医疗服务和经费控制上违规，就将面临被踢出定点队伍的惩罚。在这个人口50多万人（外来人口约有15万人）却有10家医院和100多家小诊所、医疗市场竞争充分的县城，控制住客源的流向无疑摁住了医院的命脉。
　　自3月实行免费医疗以来，非定点医院的现状便是前车之鉴。精煤职工医院和光仁医院是两家未能获得定点资格的医院。精煤职工医院内科医生矫旭仁说，以前他一天至少看10个病人，现在能有三四个就不错了。光仁医院的办公室主任黄志武则闲在医院的地下室里看网上电影，他告诉本刊记者，未能进入定点行列，让光仁医院每天损失了1/3的病源。
　　另一方面，用医院去限制医生，这本身是“定额制”的硬伤。为了控制费用，县医院在被政府警告后将每日住院费用的定额降到了每天每人200块。“我们是唯一一家公立医院，要更严格要求自己。”县医院办公室主任对本刊记者解释。而县医院有医生向外抱怨时说，费用控制太严苛，他们要考虑退病人了，因为他们的收入从病人增加中得不到任何体现。
　　“定额制”的一刀切在有些地方还显得过于粗放，它限制了“恶意”，有时也伤害到了“良民”。此次费用超标第一的大兴医院院长李增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神木的各家医院都有自己的强项和侧重，大兴医院以内外科为主，开展的业务主要是手术、化疗等一类收费较高的病人，“这类病人平均费用都在5000元以上，而县二院是从妇幼保健院改制，以妇产、儿科病人居多，全县一年6000名婴儿出生，一半都在二院。现在统一规定人均住院费用不超过4000元，如果按同样的指标标准，那边生一个孩子的费用只需要900块，他们要多占有多少指标？而我这边一个化疗病人的费用就上万元，在经济上太吃亏了。”李增厚说，“公平政策在医院之间产生了不公平。”相似情况也出现在县医院，李增厚听说县医院有这样一个案例：医院接到了一个膝关节损伤的病人，“两个膝关节的费用约为十几万元，这样一个病人就要分摊掉多少个4000元/人的成本？这种手术接还是不接呢？”
　　对于种种问题，张波回应说，神木县的主政者也知道，免费医疗政策有很多需要修改处，“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大影响，很多调研的资料都是用手写的，根本没有形成体系”。一项现代制度，因为地方经济发展猛然加速，而提前诞生在这个偏远的西部小县城中，“肯定会有问题，没问题才是怪事”。但从3月开始，他们一直在被外界观看和打扰，这个县城还没来得及安静下来。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21期 总第531期 2009年6月15日出版

【封面故事】

陕西神木医改调查
公平的程序设计

免费的“午餐”

财富和落差

再造公平的路径

公共财政是社会的平衡器
——专访陕西省榆林市委常委、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

神木以南：南北差异下的榆林医改

【社  会】 
热点：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详细记录

热点：景德镇：在资源枯竭背后

热点：求解新北川中学

农村问题：侯安杰：民间资本带动土地价值开发

【特别报道】

胶片相机的末日与宝丽来的重生

胶片相机的末日

宝丽来的重生：等待奇迹发生的最后60秒

均匀的颗粒就如同美人

摄影师们说：尽可能多的胶片痕迹

老师傅史景琪

【经  济】
市场分析：流感概念股

收藏：西方人的《东方陶瓷艺术》

商业：上海通用如何继续

商业：百年通用破产时刻专访上海通用

商业：汽车业新版图里的“中国位置”

商业：Bing能否必应

【文  化】
话题：如此“电视民主”：英国达人苏珊背后

专访：曲黎敏：养生之道重于术

文化生态：卡酷动画卫视：异化的动画产业化

考古：CyArk——遗址危机的数字化解决之道

设计：景观也艺术

思想：新公民身份

书话：凡俗的《尤利西斯》

【科  技】

生命八卦：越大越环保

【专  栏】
投资物语：教育业的拐点

有关品质：谦

美食：爱加胡椒的人

体育故事：G.O.A.T

军事夜话：朝鲜的“胖子”要减肥？

　　6月7日晚上23点，成都市人民政府在天府广场附近的第一办公区召开第五次新闻发布会，排除了爆炸引发燃烧的可能性，同时宣布有人携带易燃物品上车，不排除过失或故意引发燃烧。从最开始的“自燃说”到今天的严谨结论，这场悲剧的真相在极短的时间内向越来越明朗的方向发展。在此时刻，还原火灾发生时的细节显得尤为重要：从动物园站到火灾时公车即将到达的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南，车上的100多人处于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汽油洒在了哪里？起火点又在哪儿？而寥寥无几的通风窗则决定了这些随机而站的乘客们，谁能幸免遇难，谁又抽中了死亡的塔罗牌。

　　　　　　　　　　　　　　　　　　　　　　　逃生

　　6月5日早上7点十几分，陈传文说他和伙伴们在9路车天回镇终点站集合。陈传文、刘田、周文科、曾詹吉从初中时代就是同学，到了高中这个团队又加入了张宏伟，几个同学因为家里住得近，每天结伴上下学。出事那天早上，几个少年并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批人，张宏伟上车的时候，车上的一些座位已经有人坐了。不过与这些乘客不同，他们有固定的目标座位——最后一排的四个位置。张宏伟告诉本刊记者，最后一排可以通风，而且没有前面那么挤。跟随着四个男孩子上车的是女生刘田，她坐在司机那一边的倒数第二排临着过道。陈传文告诉本刊记者，刘田坐在那里是想离他们近，说话方便。终于开车了，男生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消遣“耍手机”或者“看小说”，张宏伟看了一本侦探小说，而陈传文读的是《坏蛋是怎样炼成的》。张宏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始发站，车上的座位就坐满了，有几个人站在过道。

　　等到陶守良夫妇带着5岁的侄孙女从陆军总医院上车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很有点多”。陶守良把侄孙女安置在最前方三个背靠窗户的座椅旁边的空隙处，他和妻子站在不远处的栏杆边。再坚持几站就到了终点，陶守良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要从那里回老家给长辈祝贺80大寿。9路车继续向前开，到蜀陵路口的时候，新上来的乘客就不得不依靠前面人的传递来刷公交卡了，乘客范庞丹向本刊记者回忆，还有两个人因为带了大包没有挤上车。站在最前面的周万发在对本刊记者回忆时，对当时自己在车上的挪动印象特别深刻：“我本来站在司机背后的横栏杆旁边，后来上来一个孕妇，肚子大约有5、6个月大了，当时车上太挤没法给她让座，我就跟她换了位置，她的肚子刚好对着司机背后那个空间，不会被挤着。”周万发告诉本刊记者，他后来就和这个孕妇背对背站着。

　　早上8点刚过，9路车从川陕立交桥下坡，再走几百米就到了立交桥南站，对于坐在最后面的陈传文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今天可能要迟到了。8点半就要开始上课，却还有好几站。不过，他们并没有觉得很惊慌，“迟到一次两次也没什么”。这时，四个男孩子回忆说，他们的座位从车门一侧依次是周文科、陈传文、曾詹吉和张宏伟。周文科、张宏伟两人各靠窗户、陈传文和曾詹吉则正对着过道。张宏伟正沉浸在侦探推理里的时候，听见陈传文喊了一声“有液体洒了”，接着就闻到了汽油味道。隔了一两秒钟，反应最快的陈传文隔着周文科从右手边的窗户跳了下去，因为此时车还没有停下来，陈传文的胳膊受了伤。紧随着陈传文跳下去的是曾詹吉，靠着右侧窗户的周文科看见两个朋友都跳下去后才跟着跳了下去。而等张宏伟跳窗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了他的手臂。张宏伟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什么都没想到，看见同学们跳下去了，他也本能的跳了。张宏伟当时的慌乱可以从他选择的逃生路径看出来，他本来就靠着9路车右侧的窗户，可是舍近求远跟着伙伴们选择了离他3个座位距离的左窗。从闻到汽油味到跳出窗，张宏伟估计也就是5、6秒的时间，先跳下来的同伴往9路车的反方向跑，他追了上去，男孩子们才发现刘田没有跟上。陈传文告诉记者，他跳窗的时候扫了一眼左前方的刘田，“刘田试着站了一下，可能因为人多，没能站起来”。

　　陈传文说他喊出“有液体洒了”的同时，车上也有人喊“汽油味”。站在车前部的陶守良说他听见了喊声，转头往后看的时候，就见一个火团在车厢后部开花了：“就像试验氢弹一样，上面是白色和灰色的烟，下面还有火。”陶守良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呛人的浓烟很快从车后部充满到了车前部，车厢里变得黑洞洞，人与人即使面对面紧挨着都看不到对方。陶守良说他5岁的侄孙女吓哭了两声，随即就被爱人制止了，他自己则摒着气，为妻子和孙女寻找生还的希望。同样站在车前部的范庞丹说她则被慌乱的人群裹挟着，从车的一侧挤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处，“那时候已经有人从外面救援了，挡风玻璃被砸得像蜘蛛网”。但她又被挤到了车的另一侧。更多的人则是本能地涌向了前门，可是很遗憾，前门怎么砸都打不开，里面的人只能用力拍。

　　陶守良向本刊记者回忆，大约只过了几分钟，他在黑暗里突然看到了亮光，循着光，原来车厢左侧的窗玻璃被砸开了。他看见车窗外有人，抱起5岁的侄孙女就递了过去，接着把身后的老伴儿往窗户外面使劲儿一推：“我当时都不管她死活了，觉得推下去总比在里面烧死、呛死好。”随后，他自己也跳了出去。以为自己“死定了”的范庞丹说她也找到了生命通道，她也是从窗户跳了出来，可是具体哪个位置、怎么个过程她自己说不清了。倒是跟她住在一间病房的病友印象深刻些：“小范拉开了车厢右侧的小窗户跳了出去，我在她旁边跟着她跳。”这个位置是车上为数不多能开窗的地方，本来坐在窗户前面的吴小莉告诉本刊记者，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身上就扑了无数人”，她的腿现在还青着。当时已经挤到门边的周万发说他看见外面有人拿灭火器砸门，就把站在前面下一级台阶的两个妇女头按了下去。“我怕碎玻璃砸到她们，就用手臂护着自己的头，然后上半身罩在她们头上。”周万发后来从砸开的前门逃生，唯一的外伤就是碎玻璃划破的手臂。他耿耿于怀的是那个与他换了位置的孕妇的安危，住在医院里还是打听前来探病的人们，但听到的回答是：“有没有一个孕妇被救出来。”

　　在这次灾难中逃生成功、受伤不重的乘客多来自前门附近，而像陈方礼这样住在重症病房，至今无法说话的乘客则来自车厢中部，很多遇难者位于车厢的中部和后部。采访中，乘客们都回忆说，火是从后面向前烧的，坐在最后一排的四个男孩子的所见所闻就成了探究这场火灾起因的最有力说辞。坐在最左侧的张宏伟说，看见火从地板往上烧、从后往前烧，而不是扑着他们的面，烟则都从顶棚方向往前涌。而正对着车厢过道、第一个逃生的陈传文则告诉本刊记者：“火是从刘田那一片烧起来的。”倒数第二排的刘田到目前为止不见于伤者名单，可是她的同学们都不承认刘田已经遇难：“DNA还没有验出来呢。”而车上有乘客回忆，导致火灾的易燃物最为可疑的外包装是，用“一个蓝色购物袋装着的方盒子”，或者说“从外面看里面的东西是方形的”。

　　　　　　　　　　　　　　　　　　　　　　　救援 

　　出租车司机曾剑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场悲剧发生的突然有自己的叙述角度：“我在川陕立交下放下客人，调了一个头，再走100多米，这么一会儿功夫车就燃起来了，因为我往出城方向走的时候，并没有看见燃烧的车。”曾剑华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救援者之一，他把自己的车停在距离出事9路30米远的地方，还来不及给车熄火和关上后备箱的盖子，拿起里面的灭火器就往出事地点跑。“我跑过去才发现，自己的灭火器用不上，当时后面的火很大，看不见人，前面都是烟，能看见很多人挤在车门前用手拍车门。”曾剑华说，当时公交车是封闭的，他的小灭火器也没有办法向里面喷。他当时能做的只能是把灭火器当工具，敲碎门玻璃，“我拿着灭火器往紧挨着车头的右门玻璃上敲了十来下，门被我打了一个洞，但是人还是出不来，就又把残留的玻璃敲下来”。凭着这个打出来的洞，乘客周万发和几个门边的人才得救。为了能抓紧时间救更多的人，曾剑华又去敲左侧的门玻璃，这次没那么幸运，怎么也敲不碎。这时，他看见车头有4、5个人在敲挡风玻璃，他就跨了一步到前面加入了队伍。“我印象深刻的是，紧挨着我的人拿了一个直径两公分的撬棍在砸，最右边的小伙子也拿了一个灭火器。我们敲碎挡风玻璃的时候，浓烟扑面而来呛得眼睛想流泪。”曾剑华告诉本刊记者，他没看见有人从挡风玻璃这边逃生，敲开后，他和最右边的小伙子冲着黑洞洞的车里喷了一阵干粉灭火。

　　接替曾剑华在车门一侧救援的是四川省运输成都公司第三六分公司技术维修科的副科长杜小林，杜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他骑着摩托车路过现场的时候，“车厢中部的火烧得很大，车厢右侧第一个窗户有人探出半个头来呼救”。杜小林顾不得摘头盔和手套就跑上前去，把呼救的人从车窗拉了出来。“拉第二个人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拉他，他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他的手烧得很厉害，可是有三个人同时卡在了车窗口，我救不出他们。”杜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他看见“穿浅蓝色衬衫”的曾剑华在用灭火器敲车门，他也过去帮忙。但是，门上的一个洞救人有限，这时火已经烧到了车前部。杜小林就和另外几个市民把手插在门缝里用力往外拉，“门本来就不好开，很多人还在里面顶住，我们后来是喊着一、二、三，才终于把门拉开的。”门打开的一瞬间，浓烟和人都涌了出来，站在前面的杜小林根本就来不及闪开，很多人烧坏的皮肤组织就蹭在了他的衣服和裤子上。“出来7、8个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瘦的小伙子体力不支，倒在门口动不了，我又把他拉出来。”杜小林上前拉人的时候，看见车的前部已经空了，过道里都是浓烟，只能看见一个妇女趴在地上的前半个身子。“当时火势太大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救得了她。”杜小林说。

　　曾剑华、杜小林们在车前部的时候，火势更大的车后部也有人在努力救援。路过的403公交车司机周建告诉本刊记者，从桥上就看到9路车后面的空调出风口冒出滚滚黑烟。作为公交同行，他立刻意识到前面的车着火了。“当时我车上有40名乘客，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车停在9路后面十米远的地方，拿着撬棍下车去砸车右后方的玻璃”。周建从他砸碎的玻璃处拖出来两个人后，火势就大得他没法接近了。他说他又回到车上拿了两个灭火器下来，冲着车里喷。“靠近车门那边的窗子里有一个男子举着双手浑身是火，烧得很严重，我就下面拿着灭火器往他身上喷”。但是，周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很难过的是，“我想他那时已经死了，因为我喷的时候，至始至终他都没发出一点声音”。眼看着车厢后半部灭火无望，周建转入了对伤者的救援，“有两个女士身上被烧得一丝不挂，我把她们扶到我车旁边休息，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们披上。”大约过了2、3分钟，脱离火海的乘客们由最初的惊吓、慌乱转为烧伤的痛苦，周建的公交车最大，“我就对我的乘客说对不起大家了，这车得运送伤员，乘客们很配合，都下了车。有几个热心乘客还帮忙抬重伤员上车，跟着去医院。”周建于是调转车头，打上应急灯，一路按着喇叭就向最近的陆军总院开去。“我当时只想快点到医院，连闯没闯红灯都没注意。”车直接开到了陆军总院院里外科大楼门前，而此时，医院里的120救护车刚刚出发。

　　杜小林等到消防和救护车来了之后，就骑着摩托车上班去了，因为他最后看到的是车厢前面空了，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大灾难。直到看新闻的时候，“25人遇难、76人受伤”让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曾剑华看到的最后一眼车上的乘客是趴在车后部右车窗上的两个人。“他们肯定是挣扎着想跳下来，可是没有力气了，我就看见他们的手晃了几下就不再动了。”他也送了4个乘客去医院，不过他判断当时川陕路上会堵车，没有调头往出城方向的陆军总院，而是选择了进城方向最近的416医院。他告诉本刊记者，路上，一个女乘客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车上不知道要烧死多少人，我们是踩着人逃出来的。”把伤者送到医院后，曾剑华的白色座椅套全都染上了鲜血。他说，他把车停在医院里想清理一下，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坐在车上大哭了一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文◎苗炜   图◎陈曦

　　前些日子，有人请我去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我回家就查LP旅游指南，把西班牙卷翻一个够，也没找到相关介绍。原来这群岛是西班牙的海外领地，离西班牙1000多公里，在大西洋里。我立刻给LP中文版编辑打电话——你们这样做，很不严肃，难道就不怕西班牙人民要你们道歉，难道不是给西班牙分裂分子提供口实？LP的编辑送给我一本小书——《Micro Nations》，说，别去加纳利了，回家看书去吧。
　　这也是一本LP指南，但介绍的都是那些自立为王的“小国”，这样的国家我听说过几个，比如两个英国人占据北海的一个海上平台，宣布那里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看了书我才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叫“Sealand”，是一个共和国。不过，要去那里可不容易，要坐直升机。伦敦郊外还有一个小国，好走一点儿，国名叫“爱”。国王是个喜剧演员，4年前在BBC演过一个系列剧叫《如果开创你的国家》，然后他就给托尼·布莱尔写了封信宣布独立。书中附有国家地图，基本上就是一个室内装修的草图，有桌子、椅子、电视的位置。这个小国家就是一个一居室，出于隐私考虑，未公布详细地址，但在网上发护照，你可以申请成为“爱”的公民，据说，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加起来还多。
　　一般来说，弄一个小国，总得有国旗、货币、邮票和国歌。不少人较为重视国歌，有个孩子，宣布从美国独立，在自己的卧室里成立了一个“自由者共和国”，国歌里强调的是自由的理念，看着很激动，一踏上那个国家的土地就能闻到芬芳的空气。我很认同他的理念，但如果我移民去他那里，他的卧室就不够住的了。再说，我知道许多国家，打着“自由”、“人民”旗号，实际上非常独裁。
　　书里面有好多人都是按照独裁者的样子打扮自己的，穿着军装、胸前挂上一串勋章，戴着大盖儿帽子，看着和“城管”似的。还有人喜欢封官，照片上两个小娃娃在握手，图片说明是国王与国防部长在会晤。有个艺术家，在维也纳郊外盖了一个球形房子，国土面积才70多平方米。有个美国人，拥有一片农场，领土面积就大多了，这个国家叫Molossia共和国，政府官网上说他们正在和东德交战，处于战争的第9331天。如果有可能，我很希望成为他们的公民。这个国家的总统说，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必须有啤酒、航空业、足球队、核武器，你看，这是个大国啊。他们还有海军呢——总统站在一个救生筏子上拍照，他们还探索太空呢——有一个火箭发射塔，建立了自己的太空总署，造出了火箭，还用40个热气球绑着一台家用摄影机去俯拍国土。
　　我年轻的时候，总以为一个国家越大越好，人多之后就不怕别人欺负了，这个观念主要来自评书《隋唐演义》。瓦岗寨成立大魔国，程咬金要探地窟，这其实是徐茂功安排的手段，目的是获得大魔国的合法性。程咬金当了皇上，第一步就是封官，秦琼是大元帅，魏征是丞相，徐茂功是军师。瓦岗寨上人不多，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金成、牛盖什么的都当了大将军，听着就不如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那么有实力，甚至远远不如水泊梁山，梁山上头是排座次，天罡地煞，类似于“政治局”或者参议院和众议院，108个干部呢。我当年听单田芳说《隋唐》，听到这段儿的时候真替瓦岗寨的兄弟们着急，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密这小子篡党夺权了，这帮兄弟只能投靠李渊。
　　后来我再看小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我又替他着急，朱元璋的“九字真经”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闯王怎么也得打到北京之后才能当皇帝啊。到了北京，李岩和红娘子不听话，可以安排到“政协”工作呀。后来我又看了太平天国，也着急，那里面的王爷更多，大家都是王，天国也就不太平了。
　　后来我看的书多了，明白建国和当皇帝、当干部并不是一回事儿。1291年，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这三个地方的一帮农民，聚集在一片草地上，互相商量说，咱们建一个国家吧，省得受别人的鸟气，这个小国就是瑞士。同一年，哈布斯堡公爵鲁道夫一世去世，这家伙当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过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王朝是历史上欧洲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可现在谁还记得鲁道夫一世呢？但《Micro Nations》这本书里，不少人都以瑞士为榜样——你看人家瑞士，建国700多年才在2002年加入联合国，咱们也别着急，只要坚持下去，就有盼头儿。但这些国家，往往也有些年头了，20年，40年，或者60周年庆典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9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