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人不得不承认有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就像我神差鬼使地干起了写作这一行当，私下里，我总以为，若是我用我花在写作上的功夫去干别的，收获多半会更大，但不幸的是，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完成他的生命，他在同一时间，做了这一件事，就做不了另一件事，所有的“如果”都被真实发生的现实所覆盖，即使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所谓“人类的命运”，也大抵如是。

当我们回首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便会很自然地使用一种被叫做命运的视点，在我眼里，从个人角度讲，人生总体上是挫败的。我说的挫败，是指人生如戏剧，总有结束的那一天，这一天使我们不再拥有做为一个人类的种种可能性，它必须结束。

然而我们却都可从生命的过程里体会出种种趣味，我们并没有有把每一件事都弄糟，我们总有快乐的时光，而且，我们所属的人类这一存在，目前看，仍具有很多希望与梦想，以及诸多继续存在可能性，我们可以大致上知道自己会于哪一时段终结，却无法断言人类哪一天会终结，我们无法不与人类具有大致同样的梦想与希望，我们的善意与恶意，全是属于人类的善意与恶意，我们无法摆脱的人性使我们不得不与人类同呼息共命运，尽管那种联系在我们看来是那么奇怪与费解。

有一天，我们的人生经验使我们拥有了解自己的智慧，这智慧使我们可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命运，我们曾有、并且以后还会有很多选择与自由——我们可以了解，也可不了解，可以爱，也可以不爱，可以去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可以快乐，也可以不快乐，可以有问题，也可以无问题，总体上，我们是在为自己演出一场属于自我的戏剧，真正可坚持看完的观众只有我们自己，也只有我们自己，才知自己此次演出是否尽力，才知我们的挫败与成功，这是我们真正的隐私，它无法示人，也无人可全部了解，我相信它会被时间保存在某个无人可及之处。

事实上，尽管原因不明，但有些人始终无法理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件事，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当你对他说，“你得到的少，多半说明你付出的少”，会让他们很生气，若是说，他们遇到的不公平是相对的，他们并不是绝对没有机会，他们也许会怨恨与愤怒。

无限度地帮助他们，在效果上，有时会让他们增加依赖感，更加丧失活力与竞争力，最终失去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这方面，历史上例子极多，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观点论述与历史实情，在经济学书籍中有很多。

不过这么说，会令说话者显得说话太过冷静，从而令人讨厌。

事实上，“懂感恩、知回报”的人不可能不勤力向上，因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恩惠需要报答，细数出来完全可吓人一跳，有些恩惠属于亲人与朋友给予的，有些是社会给予的，还有些，完全是人类遗产，个人在用到这些庞大遗产时，几乎免费，面对时，怎可不自甘渺小？用到时，又怎能完全用的安心呢？那里汇聚着太多超人的努力。

良好的社会所能做到的便是，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施展才华与成功的机会，更好的社会也能为失败者提供保障与修复，使之有机会东山再起，最好的社会还能保证那些无力生存的人以生存的权利。

几乎所有的社会都会努力使其成员“各尽所能”，而“按劳分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话题，讨论起来流派观点太多，无法统一，但说到要使其成员“各取所需”，那么任何社会都明显力不从心，因从整体上看，社会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的需求却一点也不稀缺，人是一种可随心所欲创造需求的生物，需求对人来讲太过容易，而实现起来又太难。有时，即使穷一个社会之力，也无法满足一个人的一个需求（比如若有一个人类现在想去海王星上看一看并安全顺利地回到地球，但聚集目前地球社会的所有资源也无法实现）。

我从历史中一再看到，在一个社会里，总体上，公平总是随着社会的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提升，每一次社会改进或转型，都以一批不适应者的牺牲为代价，这种现实让我们懂得，我们很难一劳永逸地找到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制度，制度具有惯性，其演进一般是缓慢的。

虽然从哲学意义上看，每一种人生都显得有些盲目，但似乎个人人都不得不为适应社会运作做出相应的努力，有些努力，对于个人是极端痛苦的。因从某种观点看，社会即一个拥有不同人生经验与价值观的个体博奕之所在，胜者的快乐多是建立在被击败者的灰暗之上。

从常识上看，对于个人，还是努力更有利，至少努力之后会有成功的机率，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里，这机率有大有小，但不努力而获成功的机率显然更小。当你为大众做了很多他们需要的事情，或是帮助人们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多半会给你回报，至多是只给你很少的回报，你即使遇到一些坏人或骗子，他们压榨或欺骗过你的付出，只要你能力在，你便拥有机会，早晚会遇到好人或好时光。

我以为，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基本的东西，只是我们的技能，无论我们如何逃逸，也总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零件，那些主动远离中心的人们，并不是为了远离社会，相反，他们最后的客观效果无一不是独自发现一条可更好帮助社会的途径，他们的风险大，机率低，所以，他们若想取得成就，往往比主流精英还要努力，事实上，对人类做出过贡献的流浪精英，很多恰是从主流精英中自觉地走出来的人，极少人可成为他们。

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若想成为反精英，前提多半是你必须成为精英，接下来你放弃你的所得，成为反精英，这一条路常常令人感到过分难走，我们很难指望那些连自立都做不到的人，去做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伟大事业，成为反精英的精英，而且，若想打通这条艰难的道路，还须更加宽容的社会制度的配合，在当下中国，并不现实。

现实留给人们的道路是自立，然后自助助人，这只需一点点超出平均水平的技能即可——我本人常常暗自为自己的懒惰自责，对自己的技能要求只是混个中上，工作也换了好多种，但连我这种一般程度的努力，都可从社会中换回够使的生活资料，叫我无法同意那些“努力与技能无用论”。

一百年前的学徒，为了得到一点点技能要忍受我们现在看来几乎是无忍受的痛苦，他们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却不拿报酬，一般的技术学会了，往往关键技术要推迟至多年后，凭着良好品质才能得到，但他们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仍旧不放弃，即使成功，也对师傅感恩戴德，现在，我们的社会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令人们得到生存技能，社会为努力者提供了多得多的机会，为何那么多人却持有“即使努力也没有用”的悲观观点呢？

但顾客们最终只是走进生存下来的三家，另外五家被抛弃了，理由不用想也是五花八门，有运气，也有不公，但无疑，小饭馆的主人本身的行动还是占了很大的分量，我们怎么去评价呢？

做为被淘汰的五家中的一家，这么反思一下失利的原因吧：

首先，最残酷的无疑是顾客，素质太差，他们为何不每天一家轮流吃呢？为何只挑自己喜欢的吃呢？他们太恶心，挑三择四！

其次，是制度安排，这条街上为何开出八家饭馆，而不是只让开三家？让五家白干了！这不是欺负人吗？

最后，是运气，那三家存活下来的风水太好了，让我们剩下的五家怎么努力都没用，我们还不如不干呢！那么累还损失了钱，这完全是吃人的社会，简直不是人呆的地儿！

这么想合理吗？我觉得挺合理的——只是没有人在意这种想法而已。

这么想的结论也很明显：人们没有道德，不为弱者考虑，也没有心肝，不去照顾那些没人去的饭馆，没有理性，宁可排队，也要吃人多的饭馆，总之，社会黑暗，无道德无正义无理性，令人愤怒，损害大多数经营者，只肥了小部分人。

你若问一句，为何不去看一看那存活下来的饭馆是怎么经营的？

答案是：我看了，怎么看都不如我，他们缺斤少两，用地沟油，强拉生意，为我所不齿，再说，生意做那么好有什么用，一天累死累活的给别人做饭，一个月的收获还不如一个贪官晚上娱乐一下——

那么，你是否应该继续努力，再开一个饭馆，或是去成功的饭馆打打工，取取经呢？或是换一个行业重新开始？

不！我不会，因为到哪里都是被剥削被利用被迫害，还不如什么也不干呢！

那么，你用以维生的每天的消费，是否正是在剥削与利用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一点嘛，可以讨论，但我比贪官强。

那也不一定，贪官不管从哪里贪来的财富，最终也会使其亲人——不管是家人还是亲戚朋友还是小三小四得益，你正好相反。

那我至少比罪犯要好吧？比特别努力的希特勒也好吧？

好了，我们可以看一看上面的故事，我以为，启示是简单的，也是明显的：不赞成努力的人，在进取心上首先输了一仗，接着，自尊心也被扼制，最终，他们很像我们常识上所谓的无赖，他们仇视的东西渐渐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

之所以有一些励志的话说出来，出发点是非常实际的，而且当然是十分急功近利的，事实上，有关努力与奋斗，是不必对有些人说的，他们不是已拿到很多社会资源，就是正在拿资源的路上，我的话题对他们并无意义，他们早就知如何去做并已有收获。

但另一些人呢？另一些没有得到且没有技艺得到的人呢？他们若是依赖心太强，或是缺乏危机感，或是缺乏一种能力，即可把过去、当下与未来联系起来的一起关照的能力，他们今天的迷茫与停顿，多半是以未来的困难为前提，也许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些人将以物质方面的不成功导致人生挫败，在我看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因在世俗生活中，得到物质并没有那么难以克服的巨大的困难。我们的社会，在世俗生活方面的奖惩制度的设计，都是为激励人们去击败竞争者，去获得成功的，当然，这制度也照顾失败者，只是不可能用很多资源去照顾。

有些人只相信运气，然而世上哪里有完全的好运呢？那些被称做贪官污吏的人，想必其中的多数在有机会腐败前，也是经历了一番努力的，什么也不行还一路高升，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吧——我们未来的个别腐败官员目前正在为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而拼搏，他们的很多人，也得击败竞争者才能被录用，以便为将来的腐败铺平道路，那些骂他们的人，有志于改变现实的人，为何不更好地努力，也去考公务员，并在考试中亲自动手击败他们，自己创造机会去搞一搞未来的廉政呢？

另有些人竟以为只要努力就绝对可成功，那不是在“美国梦“破灭之后仍轻信“美国梦”吗？不过在此我倒是看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成功这个概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也许有些社会流行准标，但从个人那里，基本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成功了，因人们持有多姿多彩的成功观念。

在目前中国，最小的人群在经济上成功了，最大的人群在意识形态上成功了，当然啦，与一百年前的中国比，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水涨船高地成功了，我们处在一个精神物质双丰收的年代，特别是，根据上一篇某些评论的观点，我们的社会里储存了巨量中国式凡高，相信一百年后，他们的努力将会在以后的人类中得到兑现，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想想满大街无处不在地暗藏着这样的人，还是感到很欣慰。我是不是以后见到三轮车伕最好问他求一幅字画收藏一下，以便在他死后声名鹤起时捐给中国博物馆，免得到高价时令其遗失国外？

还有，社会上当然有很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努力者，无论是工人、农民、山村教师，医生，还是工程师，他们的自尊与力量，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高质量的服务之上，当一个人可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时，社会多半会对他有所回报，但更努力的人可把手上工作做得趋向完美，那么，他们便是获得了成功，在我眼里，这种成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每一次对于完美的尝试都是以很多次失败为代价的，最终的成功是很珍贵的。

我们的社会在奖励那些可以理解的完美工作时是很慷慨的，比如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判断力的工作，我们知道，带领企业赢利的CEO可得到数万倍于普通职员的薪资与荣誉。但另一些工作，需要真正的独创性，而且工作的意义多半是面向未来，比如数学家的工作，因其工作本身太抽象，理解的人太少，我们甚至无法得知他们工作的强度，我们无法计算出他们成功的概率，社会多半只能给出较低的回报，他们多半凭借对真理的信念，依靠工作本身做为酬谢，他们的成功令人敬佩，我以为，比起他们来，一般的努力都显得没有那么艰苦，因一般的努力至少可被人们理解。

听到过很多当过第一的人总结自己的成绩，多半只是说一分运气加九十九分汗水，也就是努力，说来说去，也不过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而已，为何我们不去尝试一下呢？

我们知道，连下棋这种纯属娱乐的活动，只要能够当上全国第一，就不会过得很差，除了赢受击败对手的快乐，还有奖金可赢，李嘉诚的起步儿是满街走的销售，这比许多大学毕业生起点都要低，总是强调外部的制约，会使我们失去主观能动性及责任感。

有时我走在北京城里，看着整片整片的新楼盘，每平米价格达两万以上，而这些房子里都住着人，难道他们每一户都是坏人？我不相信，我更不相信这样人里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天才，更不相信他们全部都是运气好，我以为，他们只是一些用高质量的服务换得财富的人而已，而且他们中的大半不是北京人，他们是如何住进去的？他们为何能击败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北京原住民？我相信他们多半是与我们一样的人，只是在技能方面更出色，在理财方面比我们更努力更精明而已。

事实上，我一直在找一个又聪明又努力的人，干什么都比别人干得好，无性格缺陷，他却一直碰钉子，过得很惨，我找了二十年也没找到——这才让我感到，懒惰而嘴硬的人值得同情，却无法令人同意。

抛开开道德因素势利地讲，帮助弱者的效率要低一些，因弱者那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回报，只有当他变强才可能回报，而帮强者却可直接得到回报，这就是我们都不会天天在敬老院帮助陌生老人，或到农村去助农民种地，而是跑到公司或单位上班的原因，我们知道拥有公司的人至少会发我们工资，还会给我们一条升迁之路，我们骂那些拥有者于事无补，骂他们制定的制度不公平也用处不大，还是努力提升自己有助于人的技能吧，取得技能的代价虽高，但风险小，回报还不错。

事实上，在学习技能上受挫，是人们特别容易忽略的事情，但往往这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在技能上有优势，有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办成一件事情所需的技巧越高，门槛便越高，社会越是缺乏这样的人，便越是愿意付给这样的人高溢价。

在我们这个信息成本不断降低的社会里，所谓的怀才不遇，多半代表着他的才华并不是别人所急需的，而社会急需的技能，却多是我们不愿去争抢的，对于我们，那技能所代表的代价太高，所幸的是，对于别人，它也是一样的高。我们可能没机会去竞争那些被垄断的肥缺，但仔细想一想，我们为何去嫉妒与憎恨那些肥缺呢？难道我们的内心是如此黑暗吗？

乐观地想一想，我们还有机会去竞争另一些位置，同样的高溢价，还可使我们的技能更上一层楼，若是我们成功，那便成为我们今后人生的另一起点。

从长远看，不公平是属于我们的命运，就如同再精英的人也难逃一死，也只不过是生而为人的命运罢了。这种必须面对的挫败实在令人颓废，可以说，做为人类，我们拥有共同的结局，但我们的目标却完全可以不放在结局上，我拥有的是一种过程，我们的成功也在过程中，理解这一点，我们便有机放弃那一种抱怨与咒骂，不管情况多么不利，我们也有机会去主动选择，这里不公平，我们可以去那里，那里不公平，我们可以远走我们认为公平之地。我们惟一的路费便是我们的技能或能力，若是连锻造出一点超人技能的自信也没有，我们多半只能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公平并不是我们企求来的，也不是靠怜悯得来，公平是我们奋力争取到的，那些现在得到特权的人，也曾忍受过很多不公平，终有一天，他们成为对他们更公平的制度制定者，但即使那里也并不安全，因他们稍一放松，他们的位置便有可能被人夺取，可以说，争权夺利是世俗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据说设置社会阶梯是为了使人类这一种生物奋发向上，不停攀登，没有这种激烈的内部竞争，族群整体的生存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几乎人人都有自私而好逸恶劳的一面，这一点不用怀疑，对于这一面，人类只能利用奖惩制度上予以鞭策，不然，我们早在进化中途被淘汰了。也因此我们的一生，注定是在等级台阶上一步步攀爬，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对于个人，技能方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是我们的生产及助人能力，那能力使我们为别人所需要，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个无能的人，就是再高尚，也没有机会发挥他的高尚。因高尚在本质上多半有点损己利人，当我们一无所有之时，我们几乎无法使自己受损，当别人既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物品，也不能得到服务，那么，我们如何体现自己的高尚呢？

面对受挫及不公平的人生，我倾向于努力获得并提高技能，这是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

另一种是的反抗及抗争，在一定限度内，若是有足够的机智，以及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是可行的，但我本人从未成功过。

现实告诉我，反抗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虎口拔牙，火中取栗，也就是直接与别人夺权夺利，反抗意味着较高的成本，或较强的实力，因反抗也是博奕的一种，表面上，反抗似乎指向的也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个体，这个个体也许在体力上还不如我们，但细究之下，你会发现这个人背后一整串的利益链条，顺着这根链条，可连起一大堆相互关连的人群，这个人群之庞大可以远超我们想像，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拥有我们无法与之比拟的资源与力量，与这样的人群博奕，要求我们拥有更高超的技巧，实际上，真的拥有那种技巧，我们也许就不必反抗了，可被称做“对社会拥有很好的适应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努力与目标直接相关。

当我们把目标定得过高时，我们的努力是很容易失败的，这种挫败感便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令我们不舒服，当我背单词时，我要知道正常情况下我每天可背一百个，提高到到一百二十个是需要努力的，但提高到五百个则需要超级努力，一般情况下，我无法达到超级努力，即使有几天可达到，也不可持续，但我抓紧时间完成一百二十个就很好了，当我们能做到一百二十个的习惯再向一百五十个进军也不迟。完成一百个，可说我们尽了责，一百二十个算做努力。

在我眼里，致富也算是一种努力，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取得财富上的成功已变得比三十年前往容易得多，我未见过真正地努力致富却未成功的人。

回首过去的二十年，我发现，很多在我看来，起步时无论素质与水准均一般的人，只要目标是致富，并努力去为目标工作真心实意、任劳任怨地去工作，最终都可想出办法走在多数人前面。

那些未成功的人，不是运气太差，便是多半只是把努力停在嘴上，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击败过竞争对手的经验，他们从未获得任何需努力才能换得成功的人生经验。因此，我隐约感觉到，那些未能过上普通小康生活的人，不管是表面上被说成多么好，实际上至少有一个地方是明显的，他要么不够聪明，要么不能吃苦，要么运气太差，他的技能无法给大众提供很好的服务。

一般来讲，高质量的服务可换得高回报，而高质量的服务别人，需要更好的技能，更好的技能需要更艰苦的努力，有些人，表面上什么说得过去，但仍是不能成功，其实他多半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老好人而已。这样的人最起码有个基本的缺点，那就是努力不够，但我们的大众文化经常把努力不够与能力差混为一谈，也不解释一下为何能力差。

也许戏剧在本质是就是一种消费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消费得越多，人们就越爱看，一个人买架飞机开开远不能令人满足，最好是世界毁灭来得过瘾。

更有意思的是，人们根本不爱看从事生产的戏剧，世界上也没有这一类戏剧，去讲述如何建一个小家，如何建一个社区，如何建一个国家，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直至如何把一个小家以至国家建得更合理，也许人们认为这一类戏剧很枯燥，缺乏戏剧性，但难道街上的行人中走出一位，突然拔枪向所有人开火便有戏剧性？

那么，原因是什么？

也许我们受挫的人生喜欢看到一些类似的戏剧，当我们莫名其妙的恐惧以及危机感被戏剧展现出来时，我们便感到安慰与兴奋，而我们戏剧中的主人公总是为妻子为孩子为国家而牺牲，使我们觉得若是与他为邻该有多好，可以使我们免遭灭顶之灾，在我们眼中，戏剧主人公所表现出的爱与坚强，似乎是上帝加以人类的美德，令我们倍觉荣耀。但是且慢，难道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战斗？他需要家庭，他需要爱，他是为保住他的地盘及所得而斗争，这不是与自私自利的我们完全相同吗？

有时，我们不禁会想，若是戏中英难自身的利益不受损，他会去抗争吗？

是的，他多半不会，这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弱势人群无人理睬的原因。

我们当然可以想出另一个理由来解释弱势人群，即，那些人就喜欢过那种不幸的生活，缺吃缺住，缺衣少穿，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寿命短暂，为了让我们心安，我们把那种生活称做一种田园风光——有时候，看一看历史资料，直叫我觉得那些戏中的受难人群，竟比那些文明之外的人群还要幸福一点，再惨，他们至少也享受过一点文明成果，他们最多是被从文明生活中暂时驱逐出去，而另一些真正弱势的人类，从未有机会体验过分工明确，互助高效的社会，他们自生自灭，无人关注，比起他们，我们受挫的人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多福美好的人生。

不过当愚蠢与邪恶有时候也能感人的人时候，我就认为“很感人”这件事值得怀疑——战争，尽管几乎所有人视之理所当然，但我仍觉得那很恶心，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无一不是弱势群体，他们为何要彼此消灭呢？为何没人在戏中叫一声，“别打了，不就是为了一口饭嘛，人都死了，就是有饭吃还有什么意义，能否商量一下，大家回家从事生产呢？”

但这句大白话我在所有战争戏中始终没有看到，（也许有些人愿意当兵打仗就是为了逃避从事生产，当然啦，这些人被统一说成是被迫）——这么一个简单现实的声音难道是傻话吗？人们不会想事情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

我以为，那些弱势群体一定是想过的，他们最终的决策是，参加军队，杀死对方，令自己活下去——至于有人命令无人命令，有人组织无人组织，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有些人不爱从事生产性工作，而喜欢掠夺性的工作，总有人即使自己冒死也令对方处于同一境地，总有人因意见不合而动手，总体上讲，他们都在为利益而动手杀人——这是罪恶，当然这被归纳成群体的罪恶，以使罪恶虚无化，但能减弱每一个参与者的责任吗？

以此相关的影片还包括武侠，若是人们可因行凶成功而受人尊敬，那么我们还谈什么正义道德，我们就谈杀人技术就得了——问题是，打人杀人并不是一个生产性的行业，至多可算做是一种竞技，可惜这里的失败者完全没有机会再次站起来重新投入比赛，那么多人那么喜爱看上面那一类影片令我叹息，人们对你死我活这种极端情绪为何那么偏好？特别是，这类影片表现的永远是消费，而不是生产。

对此的解释是，人类在进化中，可能积累一些与战争相关的基因，人们听到枪炮声，或看到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互搏，便能产生快感，而这快乐形成了一种娱乐市场，这也是古罗马斗技场可坚持几十年天天营业的原因——仇恨与嗜血，发泄与震撼，构成了某种颇具凝聚力的大众心理，而美化它非常容易，随便一个可以被大众的理解的理由就够了，比如杀父之仇，饥饿，天灾人祸，只要那理由能够形成一种对于反面人物或势力的恨就行，正是因这种心理支持，才使这一类影视剧得以轮番上演。

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三十年前，于是我们的国家改变了原来的决策，从制度上开始改革与开放，我们最终用三十时间变得不那么弱势了，我们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斗争，结束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把精力用于生产性的工作中，并取得了与其它人类社会一样的成就——我有时想想，要是中国人早二十年动脑动手去生产去学习，那么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也能成为现在的八十后了——但我们的父辈却没有去做那些生产性工作，至少没有用全力去做，中国在抗战结束之后，又内战了几年，接下来又内斗几十年。

我常听我的父辈们说，他们没赶上好时候。听的时候我就有些不同意，因这论调太颓废了，难道所谓的“好时候”不是大家一起齐心合力创造出来的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

谁都知道，若是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不同意，都不去做，这件事就办不成——我们一直说人民力量大，说的其实是人民搞建设与搞破坏力量都很大。

曾有一阵儿，我的父辈们集体成为地球上的弱势群体，不客气地讲，我以为，除了外部环境外，那一代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他们除了犯下决策性的错误外，一定还犯了多种错误，我就不信他们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多半是致命的，至少表面上看，使他们生活破破烂烂，充满了苦难，只是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但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无辜，虽然他们被自己描述得很无辜。

事实上，他们每人都有头脑，他们可以一起商议，他们可以约定使他们过另一种生活的制度与契约，但他们似乎是并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他们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过得更好，至少，不要过得那么苦难。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他们其实挺自得其乐的，并没有什么苦难，他们做了些什么，便收获了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人性，他们的生产能力及思考能力相般配。

那么，我们的戏剧还是别诉苦了吧——免得这诉苦会得到一个自作自受的刺耳评语，这么说谁的人生，谁也不会高兴。

弱势群体如何证明自己可以成为领导者呢？他必须按制度升迁，此时，我的问题便转移成制度问题——在目前，这们只能把这个问题转化成，那些CEO，那些成功者，他们为何能领导我们呢？他们是在公平竞争中取胜的吗？如果是，那么他们即是强者，是否可以发扬一下风格，多付出少收获呢？

答案是不行。因为那些强者的人性与其它人是一样的，他们的强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他们的努力是想得到更多的收获。

但若是让成功者得不到更多的好处，社会是否会缺乏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当大家过于平等时，谁会去加倍努力争取成功呢？

稍后我才在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即，效率与公平。

它是一个异常深刻的问题。

看来我觉得不舒服的问题也让少数人感到不舒服，因此花时间去研究了。

多数人也许根本就没想过这一类问题吧，多数人对于制度的认识，多半是如入戏剧，在戏中，每个人有个身份，有穷有富，有强势有弱势，这些，早在生活中被人们视为理为当然了，人们多半会认为，一切都只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十分自然，却极少去想，人类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优胜劣汰的，其实是人们对于制度并没有更多在意，制度是谁定的，偏向谁，为何如此定，我的文化及教育并不令人去关心，当我们不参与政治时，政治便是一出正在演出的剧情，我们既无办法更无路径去更改脚本。

更令我吃惊的是，在强者与弱者中，当哪一种人幸福的机率更大，目前仍没有定论，也许其中有意识形态原因，也许，强弱与幸福根本不相干，亦幸福本身便具有多样性，开宝马有开宝马的乐趣，挤公有挤公车的乐趣，两者不可比，最终幸福这件事被美其名曰，每个人各有活法儿。

我们的戏剧在这方面很成功，我们从电视里丝毫也看不出对于政治、制度的思考与讨论，我们对于要不要打仗一点也不关心，谁指挥也无所谓，指挥的对错也是凭运气，剧情一展开，我们只是关心主人公的命运，他们如何消灭敌人，使自己存活，丝毫也不考虑，敌人也有妻子儿女等着他们回家，敌人也是人。

与戏剧不同的是，现实中，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公，当把主角与配角的界限去掉，需要我们关心每一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怎么办呢？

据说当一个社会足够富裕，受教育程度足够高时，才不得不有远见，公民才有主体意识，才会有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经济问题才会被纳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生活当中，而我们似乎可以暂时不考虑，我们要考虑的是，何时娶妻生子，何时买房买车——这被视为生活之必然，无人质疑，因我们还未在多样性的生活之中去思考与抉择，那种多样性也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的，人们以“自由”命名之。

当然啦，上文中我举的打仗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只是用来说明我想说的问题，它可以被假设成一个社会组织所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办奥运，还是开工厂，做生意，搞股票或房地产。

在我看，从个体讲，不管一个人表面上多么镇定自若，但我每天都要吃饭这一件事，便令我感到我的人生多半只能是焦虑的，因进食这件事无法停顿，一停生命就要丧失，内心深处，我认为一个不断需从外界汲取食物的生物是很难当真谈得到是道德的，因这种生物对于自然的回馈并不能与自然给予他们的东西相平衡，自然不需人类也能很好地存在，而人类却是无限地依赖自然提供的极其暂时的条件——人类发现并制定的道德秩序，多半也是为了帮助他们从整体上从自然中得到食物，这就决定了，必须得有生物成为食物，必须要有各种资源为人类所消耗，除此以外，人类这种生物对于温度、大气湿度、幅射等还极端敏感，他们的持续存在，多半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的才发生的，要知道，茫茫宇宙中的时空环境，与地球相近的非常之少，而我们对于地球也非常缺乏了解，我们脚下两公里深处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我们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基本上是过一天算一天，凭运气存在着，道德也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极临时的生存略策，外部条件一变，我们的道德立场立即就随之而变，我们基本上是一些目光短浅的暂时寄居者。

从这一点出发，我发现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而弱势人群并没有重要到令我们焦虑的地步，因总体上，人类在宇宙里便是很弱势的，这特别反映在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上，我们预期很难长久与明确，除却我们的寿命，更多是因为我们的不思进取与缺乏信息。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放在当下，只是聊以混过此生而已——我们生存条件，我们了解的信息，为我们的预期与思考框出了一个狭窄的范围，我们今天会为地球温度不停地上升焦虑一小时，明天为弱势人群不平一刻钟，最终我们在束手无策、迷糊不解中撒手西去——事实上，我以为，由于我们人类与宇宙的信息极其不对称，我们在总体上只能是弱势的，而我们当中，总有一些更弱势的。

我本人面对世界时，就总是倍觉弱势，我的斗志都是暂时的，我其实向往的是遗忘与平静，但我知生命不属于这些，有信心的生命会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但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问题，而不是清楚明白的答案——当然，我总能在书本上与别人身上看到一些答案，但我总难完全信服，特别是涉及世界观、价值观之类的东西时——而对于弱势人群的态度，就属于这个范畴。

我本人努力成为不弱势的人群，最终无非是想少给同类添麻烦而已，最终，即便我本人最为看重的生命，说来说去也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已，谁会真的在意呢？从长期看，连我自己都一直是马马虎虎地对待它，我知道，吸烟会令我少活十年，但我吸烟，我知道，签合同时要小心，不要轻信别人，但我去年仍胡签了一个对我极不利的话剧合同——当说到“生命是珍贵的”这句话时，连我自己都觉得珍贵这个词语是语义不明的，我不知道除我本人以外，还有谁想得到它，可气的是，连我本人都是被动而完全不明所以地得到了它——我若是想自在地生活于世，且做为一个人类生命，老实说，我觉得我在每天睡着的时候或许可以做到一部分。

什么叫势弱人群呢？是那些做了很多生产性工作却得不到相应报酬的人？还是那些没做什么生产性工作而陷入生存危机的人？还是那些而缺乏生存技能而被忽视的人？是我们愿意帮助的人，还是我们试图躲开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他们呢？

一提到弱势群体，人们给予最多的往往是同情，且是口头及精神层面的，但我很少看到人们吃早点时会多给那些衣衫不整的卖早点者三两块钱，乞丐也极少有满载而归的机会，两者也很难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爱戴，人们只是口头给予他们支持，心里觉得他们倒霉而已，人们甚至不想去了解他们，你若是对别人说谁谁谁过得有多苦，听的人多半会很不耐烦，且人们在内心深处很少真的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因在生活中，往往每个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终，弱势群体成为怀有道德上优势的人嘴上的虚无名词，人们只是从对于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一看谁更善良，谁更明智，谁政治上更正确——我们不能说弱势群体的坏话，当我们说到他们弱势，也不说他们本身的问题，重点往往落在他们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可曾想到，那不公平中我们其实人手一份儿，当我们生在城里，就有人会生在穷乡僻壤，当我们得到好工作，就有人得不到，或去不报酬更低劳动强度更大的工作，当我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另一些人却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机会学习，当我们击败对手，得到冠军，其余参赛的人心里多半会不好受，他们全部遇到了挫败，当我们使用保姆及保安，就有人在当保姆保安，当我匆匆忙忙力争上游时，可曾有时间回头看一眼那些失败者及受挫者？

我年轻时曾花时间想过这个问题，因我发现，我们的成功很多便是建立与我们一样的人类的失败的基础上的，生活中多数事件是零和游戏，有人赢便有人输，有人高兴便有人不高兴，所谓合作共赢的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所以，是否应去争取成功即成为一个问题，即：那成功是道德的吗？

女人们说，她们爱有才有能力懂得爱的男人，却不看看自己配得上配不上这样的男人。男人们说，他们想找一个美丽温柔可靠的女人，但得到这样的女人的代价却很高，高得他们无力维持，只好去再找一个新的。还有些叛逆型儿的什么也不相信，只是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对——而一旦有人在口头上否定他们的生活，他们便愤怒异常，因现实中这种否定早已四处遍布。

有些大众嘴上一套，行动上又一套，他们过着他们表面上根本无法同意的生活——他们其实不相信个人奋斗，只相信运气。

有时候，我听着听着觉得无聊，真想不礼貌地反问一句，那些表现这种生活的戏剧还不够多吗？哪里哪里都是啊。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一点，事实上，表现他们生活的戏剧大多失败了，至少在商业上失败了，因他们自己也不爱看，甚至他们自己根本不爱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是想花时间找人倾诉——我有时觉得，那些剧集的失败，涉及表现内容的失败，也就是说，剧集里展示的人生是被动与无趣的，人们从中得不到有价值的启示。

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与情感，当他掌握了基本的写作的技巧，他是很容易诉诸笔端取得成功的，一直以来，我想写一部有关弱势群体的戏，在那戏里，尽可能地表现老百姓的价值观，主人公们因那种价值观而得到好处，并使展示的生活方式生动而充满吸引力。我相信，若是那种生活状态是真实的，那么它一定可使观众受到感染。

但至今我尚未写成，而采访令我感到压抑，因我听了一堆特别叫我不能同意的真实故事，晚上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在国产戏里，弱势人群人被塑造得超无辜，他们很少有什么缺点，他们对什么事儿都尽了力，若是他们失败，原因也一定不是他们的，而是来自于天灾人祸或是社会，或是一心惦记着害他们的人，但为何令我觉得那么虚假呢？

因为我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情况，那些戏在撒谎，他们没有说出有些人为何不幸的真实原因，特别是，戏中人在决策时多半是可以使矛盾得到解决的，但他们使用笨决定使悲剧发生。

但实际情形多半相反，他们为何不换个思路，想一想：若是有些人要读一本书，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书，其中的有些书因作家的名誉在质量上有保证，而人们为何要读你那一本？

我觉得搞写作的人这么想一想问题没坏处，至少会让自己倍感自己的创作微不足道，从而提高自己的写作质量，若是写得还没有市面儿上的书好，就继续努力吧。

多数来信的是读者。

有些读者想当然地认为作家就该替他们说一些与他们见识一样的话，也不想想他雇得起雇不起人家为他而写，更不想想凭什么让别人与他观点一致，当作家本着自己的趣味，说一说自己了解的事情，便令有些人倍感刺痛与逆反，他们会特意写来长长的来信骂人，当然，这一类读者并不多。

另有一些人，他们总想叫作家们表现他们的生活，前提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值得表现，我曾耐心听了一些这样的人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叫我感到难为情的是，事实上，他们讲出的故事，并无新意，早已充满中国电视银幕以及互联网，我有时听着听着，不得不打断对方，指出他们的故事已被一遍遍讲过了。

这些故事，多是一些关于失败的故事，给我突出的感觉便是，给我讲故事的人，总是绊倒在一些在我看来非常基本的东西上，比如，不努力，不专心，懒散，好逸恶劳，强调外部制约条件，强调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无法完成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谈话间，我经常拿自己与他们做对比，我不得不说，大多数时候，同样的事情，就连我也可做得好一些。

我甚至不理解一些人想法，比如，为何不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花时间去学习一点新技能，以便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或是开展一项业作爱好，打棋、运动做饭都可以，而去浪费时间找男女朋友来相互伤害？

在我看来，最基本的，你先有一个工作，把工作干好，使自己不为吃穿住发愁，再去解决别的问题，这样的次序更有效率，但多数人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件事没有做好，又去做别一件事，他们总是因无法做好事情而受挫，令我听着极不舒服。

在他们看来，生活真是够残酷，别人真是够无情，而他们自己真是善良软弱，令人同情。他们不能干一千块一个月的工作，而他们的父母与情人却在替他们干，有人伤害了他们，他们却不离开，而硬是使那伤害更深刻，他们抑郁的表情令我有时一整夜都心情不好——真想总结一句，不幸总是相同的，而幸福却是千变万化的。

最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有些人连一些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好，却认为自己已尽了全力，这令我叹息——我们世俗生活因媒体上充满娱乐在表面上很高兴，但具体到每个人，往往是艰难的，若是不正视这种艰难，想当然认为自己就应该过人人都可过的一般的日子，而那所谓的一般的日子，在我听来，往往代表着很高的生活质量——什么一个家，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之类，一个家，若是包括房地产、汽车、家俱与宠物，价值几何？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我觉得任何无所事事的人都会时刻准备去真心去爱某人，真心去爱某个人甚至可以是一种职业，这个人完全可以花钱雇佣，我就想被雇佣去真心爱某人，只要雇我的人有一个家，可付得起我目前收入，我还是别工作了，真心去爱那个人多来劲呀。

所有以上这一切想法，在我看来不仅是胡思乱想，而且还是一种失败，轰轰烈烈的生活要靠自己，平淡生活更要靠自己，两者同样代表着一种成功的生活，甚至后者更为成功，而那种成功代价是很高的，一般的事都做不好，怎能去付出成功的代价呢？

作家老舍一生都在努力令所有人满意，他的创作，努力在众多激烈的矛盾与观点中找到平衡，但他所料不及的是，他为其说话的人把他送上批斗台，使其倍受羞辱而自杀，事后竟少有人自责，反倒推说是时代的悲剧。历史告诉我们，多数人的黑暗并不少于少数人的黑暗，人性多半只在极少人身上，才展示出它宽厚闪亮的一面。

同时，这是文人的教训，从这教训里，我们读到的是一种恶的显现。

当一个发言者丧失支点的时候，他自己便无法过自己那一关，尤其是，当他要达到的目标与现实正好相反时，他很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应该相信自己还是别人？而事实上，现实正是由自我及他人所构成。

发言者的发言并不是只包含简单的真理与勇气，那发言它需混合很多综合素质，独特的发言往往凝聚着独特的体验，当这发言被击败之时，也是发言者丧失价值的时候，有时我们发现，优秀的言论很难战胜，因它的优秀是经历众多竞争而获胜而来，而发言者却相对脆弱得多，这正是恶能够下手的地方。

老舍的经历并不新鲜，苏格拉底在其时代因其独立发言而使自己陷入危境，他坦然赴死，激励更多的独立发言者踏上这一条道路，然而这是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远离世俗生活中人们的理解力。在苏格拉底之后，尽管不多，但历史上仍有一些零星文人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赴死，那些观点有些被现代人称为真理，而有些，只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特定时空的特定看法。

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人们为何会因观点不同而你死我活——但情形似乎就是那样，有些人或人群就是容不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他们打击对方，设法使对方受损失，并把对方置之于死地，我们把那些时代称为不宽容的时代，或是黑暗时代。

作为文人，多数时候，须记取那黑暗的力量，它往往假借正义之手行使罪恶，我总能在媒体中以爱国或各种杂其杂八的名义“封杀某某人”的声音中觉察到那黑暗，那正是一种原始的恶，它不去讨论或博奕观点，而是对观点持有人下手。

我相信有很多很好的无名的人，但我们也要警惕那些很坏的无名的人，正是他们，对老舍拳打脚踢，只是因为无能、邪恶、嫉妒与恨，他们文化上的后代目前仍在网上横行，成为新一代谩骂者，若是深入到这一股盲目的力量背后，去发现那一个具体的发言者，我们也许会称他为一个无辜者，甚至一个受害者，他只不过是在发泄不满罢了。

然而情形并不是如此简单。

有些人一生始终不想面对真实，他们不想面对的正是自我，因自我就是最真实。

有些真实是美好的，但另一些不美好，当人们不试图改善而只想着破坏与反抗的时候，真实就会变得更加不可理解，恶就是其中的一种。

恶经常是很难被理解的，就像我们很难理解懒惰，在恶的内部，有那么多无法向外人道的原因，以至于它完全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明确易懂的解释，恶本身简直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公开示人，原因只在一点，它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内容。

人们对恶很少感兴趣，它是完全地空洞与虚无，从中无法引伸出任何一点可利用的东西。我们有时会对伪善发出笑声，然而，对于恶，我们连笑都笑不出来。

圣人们会对恶产生同情，那是当他们不再惧怕伤害之后。普通人会避开恶，因为恶的本质是一种不足、匮乏与不幸，它试图倒行逆施，要么索取，要么破坏，要么自我毁灭。最真实的恶也不具美感，它是那么冷漠，无法令人怜悯，它是无法自足的，只能胡乱攀缘，令被攀缘到的东西痛苦不堪，我们也无法在文化上为其描绘出一种吸引人的形象，在我眼里，这就是恶。

有关传统的人际关系有一个看起来特别具有说服力的说法，那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家庭会使我们具有责任感，使我们成为一个负责的好人，然而，在我眼里，家庭是一种只有情欲才使之具有价值的风险，这个风险的成本是，当我们忙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情欲尽力时，我们可能已损失了很多可使我们达成发展的机会，在中国的多数家庭里，我们学会只是忍让、顾人等等我们不得不学会的常识，当我们很优异时，我们尽到的责任最多也只是为我们周围少数几个人的责任，然而我们甚至忘却了，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类，我们最大的责任是对于人类的责任——当我们不具创造力时，我们怎可高质量地完成我们生而为人的责任，我们怎可琐碎无聊的生活忘却我们的理想？我们怎可随手停止自己的自我教育？当我们成人了，我们自动停止了，便再无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若是心安理得地加入随波逐流的人群，甚至可因此而自豪，那么我们也太虚无了。

事实上，只要我们稍用脑想一想，当没有学会为我们自己尽责时，我们也许还未形成为家庭尽责的能力，我们便会感到不安——当我们面对我们我们孩子，除了什么吃穿睡之类的东西以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可教他们时，我们应当感到羞愧且不得不扪心自问，以这样的能力，有何指望对自己的家庭尽责？

我终始认为，从个人角度看，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建立的一切人际关系应为此而服务，而不是反过来，我们生而为人，只是被动地成为一个不合格的父母与社会成员，从而艰辛地一混到底——我坚持认为，人不该因为孤独寂寞成家立业，那是软弱与任性。我更认为，两个软弱任性的人混到一起，是加倍地软弱与任性，那只会相互挤压，而不是创造出一个更舒展的空间，这还不如一个人混好。

当我们谈到人群与责任时，我们始终需要记取，我们最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与我们的父辈是什么样的人关系最大——而我们的孩子最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与我们关系最大。当我们没有学会对自己尽责时，我们怎好意思享受别人对我们的责任？

当我们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们会很自然地融入人际关系之中。相反，我们融入人际关系，只是为了从中索取，那会我使我们尝尽人际关系中的辛酸——只因别人并不是真的需要我们。

我很看不惯一种诉苦的腔调儿，在那种腔调儿里，一个人似乎根本没有机会做成自己，只能成为人际关系的奴隶，一个人的一生，似乎是被要求着走完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我们谁都知道，我们只是亦步亦趋地落入了自私懒惰的陷阱，我们对自己毫无要求，最终，我们拉上几个与我们差不多的同伴，一同无助、艰难而委屈地生活，我们总是弱者，总是大多数，并且，我们此刻只好别无选择地认为大多数是对的，我们的痛苦，全因有人欺负、欺骗、欺压我们，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我的理解力无法理解那种巨大的帮助，我们永远回避的，是自己并未真的对自己尽责尽力——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最多方面对别人有用的人，而只是一个试图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好处的人，我们以为顺着别人说话，给别人一些笑脸就可使我们蒙混过关，但事实总是无情地击碎我们的想法，我们无能力助人，别人怎会认真看等我们？我们不比别人更努力，怎么获得助人的能力？

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我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没有什么真正拿得出手的私人兴趣，自我满足都做不到或做不好，只是一个人捱着抓着腻着拉着另一个，无论高兴或不高兴，似乎只得如此，这种悲惨景象已不是八卦，而是真正的无聊——到何时人们才能体验到，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去学习去了解去发现某事，那会使人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一个人忘我地工作，会使人生充实有力。

我见到太多人，一生中一件事也做不好，这些人一生中并未真正去热爱什么，也未忘我地为什么而努力工作，这令我们毫无个性与斗志，我们为何会如此？这让我翻回头去看我们的文化，因这文化为我们的人生提供氛围，而这氛围令我充满怀疑，因它不能塑造令人幸福的积极个性。

    答案只能是中国人的兴趣偏好所致，中国人对人际关系非常感兴趣，年轻时是男女关系，成家后是亲子关系，工作后是同级关系，上下级关系——这个偏好在我眼里有点狭隘，我不禁要问：人际关系的内容有那么丰富那么有趣吗？它能让人幸福吗？

    很明显，人际关系可为我们带来惊喜，也可令我们非常痛苦——它的结果非常不确定，当我们从人际关系时享受到好处时，必然伴随着我们对他人的责任，而完美地履行我们的责任，会令我们付出大量的精力，我们从家庭中得到的温情与爱，其代价非常高昂，家庭的回报会带给我们满足感，但那满足感很难与我们的努力不一定成正比，事实上，有很多人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家庭的需要，而家庭对他们的回报则令他们痛苦不堪。

  我们都知道，以高质量的生活为标准，维护一个人生活要低一些，家庭要高一些，社会更高一些，当一国的人民持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偏好时，它的运营成本是极高的，中国的繁荣表现为政府组织、饭馆、卖场的繁荣，而不是个性与精神产品的繁荣，因后者需要多种非传统价值观的支持，然而那些价值观在哪里？

可以想像，中国人中的多数人，都可随手为一顿饭或看一场戏花上三百元与两小时，但我完全没有听说过有中国人宁愿出三百元与两小时听一个人谈一谈量子力学，或是希腊哲学，后者难道真的缺少价值？

     可以想像，有一天，有一个中国孩子说，我很想花时间弄清楚宇宙是如何运作的。

     他的父母与朋友会一把拉住他说：“孩子，首先，那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你了解了，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根本就不想知道那有什么用。对于宇宙，你只要敬畏就够了，别的我们不需要。你说一说男女或领导或下属的八卦，我们才有共同语言——而且，孩子，你还是物色物色，看看你周围，有什么合适的人，找一找，差不多了就赶紧成个家生养个孩子吧，就像我们生你养你一样。”

    于是，我们失去一个愿意了解宇宙的孩子，多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中国人。

每天夜里，在灯下，我仍阅读，却偶尔被一些悄悄闯入的回忆所震惊，时光是那么地富于戏剧性。

我从小便讨厌啰嗦，无论是吁寒问暖，还是接人送人，我喜欢那种直接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一种把生命轻轻背在身上的感觉，随取随放，干净利落。我以为，这种趣味稀松平常，人人都可能有，但放眼中国，愿意这样生活的人竟然那么地稀少。

一般来讲，很多生物都会努力工作，为自己的存在准备支持系统，奇怪的是，当这个系统已庞大到足以抵御众多可见风险的时候，人们仍旧在准备，这是一种惯性吗？也许干惯了某事，就不爱再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或是当成为某一领域内的专家后，人们就很难允许自己从头再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当然，更多是情况，太多的人们即使穷其一生，都很难完成建立一个个人生命外部支持系统的全部工作。

读发达国家的当代人物传记，发现很多世界级专家在跨界工作，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领域，并且都干有声有色，在中国，这样的人还很少，我们的社会目前尚不支持这样一个人群出现，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世界级专家都极罕见。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首先支持修自己，其次修家庭，再其次才是奔向社会，然而在当下社会，对于个人，我却很难看出修家庭与社会工作相互之间的顺序是正确的，人们为何先要建一个家，然后再去在社会上担任工作、为别人提供服务呢？

也许中国人从很早就建立在人多资源少的高密度环境里，所以才会认为孤独是一件令人不适的事情，人们不认为孤独具有很多优点，比如高效，独立思考，独特，自由自在，个性化等等，孤独往往与无依两个字结合在一起，似乎我们的社会不太为个人提供生命与精神的支持系统，个人更多依赖家庭，但我走到街上，发现我们当下的社会提供的服务非常丰富，无论白天黑夜，饭馆洗衣店商场娱乐场所医院等等，足以使一个人的生活进退自如——但为何人们宁愿成家呢？

中国文化把成家与立业两个词连在一起，依乎成家后才好立业，但我发现，即使成家后也没什么业可立的人也占很大比例——成家立业并不是顺理成章的，据说，家庭的自私绝不亚于个人的自私，人们不禁要问：那么自私的一小撮人抱团儿后，能立得成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