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民企收购皮尔·卡丹在华授权后的战略，两种声音平分秋色。一种声音即重新瞄准奢侈品市场。另一种声音是仍按照目前“规模制胜”的模式，重点盯住中国的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市场潜力

一位法国老头儿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决定将旗下产业全部出售。

这是位不同寻常的老头，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2009年7月2日，他迎来自己87岁生日。

皮尔·卡丹极富“中国缘”。1979年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时装表演和模特走秀，给彼时“不动声色”的中国人带来了一股冲击波——以其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连同金发女模特的三角裤，不约而同刻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中；30年间，他来中国的次数超过30次。

亦不例外地，吃完87岁的生日蛋糕，他将从中国为起点拉开出售旗下业务的序幕——将“皮尔·卡丹”32种产品的品牌经营权出售给两家民营企业——广州健升公司和广州卡丹路公司，价格约为2亿欧元（约20亿人民币）。

“年龄不饶人。”皮尔·卡丹说。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我们会尽快签署合同，尽快。”

争议四起
      □ 皮尔·卡丹“高雅平民化”的愿望成为一地鸡毛；在华品牌经营权的潜在收购者刘建学与孙小飞浮出水面。

正如通用汽车将旗下的“悍马”售与中国民企腾中重工所引起的波澜一样，皮尔·卡丹高价甩卖32种产品的品牌经营权给两家中国民企，同样引发了坊间热议。

质疑者说，“皮尔·卡丹”早已是“没落的贵族”，没必要花这笔冤枉钱。

质疑者的论据是，“皮尔·卡丹”在全球的“海量授权”——如今在全球140个国家授权了900多个各种类型产品的许可（每天有超过20万人在全球600家工厂为皮尔·卡丹工作）——大大损伤了其品牌价值，“高雅平民化”的愿望成为一地鸡毛，“山寨版”反而风生水起。

支持者则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抄底”海外企业，未尝不可。最近几月，“抄底大哥”队伍中的国企身影有中国铝业、华菱钢铁、中石化等，而民企军团中则有吉利汽车、苏宁电器、腾中重工等。

有趣的是，自从6月26日“皮尔·卡丹”出售品牌在华经营权的消息传出，两家将参与交易的民营企业甚为低调，甚至玩起“字谜游戏”。

广州健升公司于6月29日发布了一纸声明，称自己“不具备2亿欧元整体收购皮尔·卡丹在华商标所有权的经济实力”。

而几个小时之后，皮尔·卡丹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确与广州健升公司在进行实质性接触。这与广州健升的声明并没有冲突——目前“皮尔·卡丹”在中国有近20家代理商，单一代理商不可能完成这笔巨额交易。

广州卡丹路公司态度相对明朗，称公司负责人正在欧洲与皮尔·卡丹洽谈收购事宜。

两位扑朔迷离的幕后人物逐渐浮出水面——刘建学与孙小飞。

刘建学是广州本地人，如今的头衔为广州健升贸易公司董事长、香港嘉迪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路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并（曾）任广州荔湾区政协常委、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鞋业协会理事长等职。1993年，27岁的刘建学开始做“皮尔·卡丹”鞋类产品在中国的总代理至今。

如今与皮尔·卡丹对接的广州健升贸易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务，注册资金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即为刘建学。6年后，他又出资3000万元成立广州健升实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扩大至生产和加工（鞋业与皮具）、企业投资策划等，代理的品牌除皮尔·卡丹，还有名仕及自有品牌路宝等。

孙小飞是浙江温州人，亦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纽扣行业攒下第一桶金，于2000年转战广州，两年后将此前所代理的意大利服装与皮具品牌“卡丹路”购入囊中并出任董事长。他是广东商界中的“温州活跃分子”，社会职务有广州永嘉商会会长、广州温州商会副会长等。孙小飞爱交朋友，喜欢“抱团作战”，去年更是与同乡组建成立广东浙商投资集团。

显而易见，与民企腾中重工从未有过汽车行业运营经验而收购“悍马”有所不同的是，广州健升与卡丹路浸淫纺织行业多年，前者深获皮尔·卡丹的信任，后者更是有收购国际品牌的经历。

“儿子未必合适，我要亲自选定品牌的最佳继承人。”皮尔·卡丹正将自己两年前的这句话变为现实。不过，对成为其在中国的继承人而付出2亿欧元的代价的看法，一百个人眼中似乎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中国时钟
      □ 从1949年到1979年，再到2009年，踩着三个重要的历史时点，60年间皮尔·卡丹的舞步与转型引人深思。

在去年《挑战》杂志出品的法国富人排行榜中，皮尔·卡丹以5亿欧元的身家排在第71位。然而他至今未娶，他有一位年近百岁的姐姐，并曾收养了一对法国夫妇五胞胎子女中的一男一女为义子义女。

7月2日是皮尔·卡丹的87岁生日。有人戏称，没想到他的这个生日会的“埋单者”是中国人。

皮尔·卡丹的创业历程用“中国时钟”来计算似乎再为合适不过了。1949年，他辞去迪奥公司大衣与西服部负责人的职务，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设计和服装王国。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北平城。

30年后，皮尔·卡丹已两次获得法国时装界最高荣誉奖——金顶针奖。他设计的时装风靡欧洲，同时完成了从高级时装秀“落地”至普通市民中间的转变；他旗下的产业已增加了家具、灯具、装饰品等类别，法国古董级餐厅马克西姆亦被他巨资吞下。

这一年，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伊始，皮尔·卡丹便来到中国推广时装、举办时装秀。“不爱红妆爱武装”的中国女性 看到金发女模特“衣服穿得极不雅观”，在台下屏住呼吸、好生紧张；而有人看到后台的男女模特在一起换衣，便自告奋勇要在他们中间拉块“帘子”，结果被皮 尔·卡丹阻止，人们惊诧于这位“法国来的裁缝”的大胆。两年后，皮尔·卡丹再来北京，模特队换成中国姑娘，“皮尔·卡丹”的品牌旋风开始在中国刮起，于上 世纪90年代初期与中期达到顶峰，成为中国消费者眼中的顶极奢侈品及身份的象征。

2009年的今天，中国成为奢侈品的兵家必争之地，路易·威登（LV）、爱马仕（Hermes）、古驰（Gucci）等顶极品牌攻城略地，气势汹 汹。“皮尔·卡丹”早已被抛到了后头，没有人清楚它到底属于第二梯队，还是第三、第四梯队。“它与我们远不是一个档次。”登喜路（Duhill）销售部门 一位人士说。

皮尔·卡丹正在为40年前他所提出并一度为其赚得盆满钵满的“授权代理”模式付出沉痛的代价，中国市场便是一处缩影。尽管皮尔·卡丹中国区首席代表 方方女士对记者称这一品牌每年的销售增长幅度都在20%左右，为路易·威登等品牌“不能比拟”，但毋庸讳言的是，高增长数字的背后却是对品牌品质的透支。

有人说皮尔·卡丹是个顶级的设计师，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品牌运营者。他不以为然：“我每次提出的设计理念都很新，但未必能马上制成衣服去卖，不过可以作为一种‘基金’的经典形式被保存在品牌设计史上，消费者毕竟要讲求实用嘛。”

这似乎与一直以来人们对其诸如公司不设董事会、不搞股份制、从不进行任何财务预算和业务计划会议、从不向银行借贷更不上市以及几乎事必躬亲等风格所引发的议论如出一辙。

有时他心态又非常平和，“在与我同时代创建的品牌中，我的品牌是目前唯一的存活者，对此我已很是庆幸。”皮尔·卡丹说。

再造卡丹
     □ 如果实现不了“从-1到0”重回奢侈品市场原点的艰难突破，到二三线城市做个“龙头”又如何？

中国民企重金收购皮尔·卡丹在华产品授权，因素之一无疑是看到了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巨大潜力。

全球经济陷入低潮拖累奢侈品市场，“世界奢侈品市场预计还有长达两年的萧条期”，法国爱马仕集团代表在上个月初于巴黎举行的奢侈品论坛上说。欧洲前 几大奢侈品集团公布的今年一季度业绩显示，路易·威登一季度营业额为40亿元下降7%，古驰（PPR集团）下降约5%，迪奥（Dior）降幅达8%。

中国奢侈品市场显然非常“另类”。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称，中国奢侈品消费目前占据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亚军（屈居日本之后）。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全球各大奢侈品公司在利用过去十年间在中国小规模、试探性地投资，现阶段则无一不希望迅速扩张。”

“实际上皮尔·卡丹已算不上奢侈品，将来新的‘新皮尔·卡丹’若仍试图在中国大力布局奢侈品市场，将首先要实现‘从-1到0’的突破，而这一突破的难度比‘从0到1’大多了。”《VOGUE》杂志中文版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圣罗兰（YSL）十多年前曾遭遇过如今皮尔·卡丹类似的境遇，因为“撒网式授权”，导致品牌形象严重受损，口碑急转而下。不过，后来为古驰收购后，陆续收缩授权，重构业务模式和品牌规划，不久后便重新崛起。去年又被欧莱雅以11.5亿欧元的高价纳入麾下。

皮尔·卡丹也曾希望将旗下产业悉数售与如今天的奢侈品“一哥”路易·威登，却未能成行，后转而采取如今这种分批打包出售授权的形式。

对于中国民企收购皮尔·卡丹在华授权后的战略，两种声音平分秋色。一种声音即为收缩授权，重新瞄准奢侈品市场，“富二代及将来的‘90后’正成为或 即将成为奢侈品市场消费的主力，他们对皮尔·卡丹可能了解甚少，没有‘陈旧印象’的牵绊，回到奢侈品的定位就要容易得多。”一位奢侈品品牌管理专家称。

而在易凯资本CEO王冉看来，并无必要紧盯奢侈品市场，“仍按照目前“规模制胜”的模式，重点盯住中国的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市场潜力和皮尔·卡丹的性价比，也不失为一种良策。”当然，团队资源、资本资源与品牌资源一样不可或缺。

第三种声音其实从来没有消减过，那便是坚决反对中国企业收购皮尔·卡丹在华授权：“谁买谁烧钱，疯子的行为。”

30年前，当皮尔·卡丹来到中国并沉浸于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语境时，有人称他是一个“疯子”，而后不久却无不艳羡其“捷足先登”。当中国企业如今竞相收购海外企业急欲转手的资产时，他们会像当年的皮尔·卡丹一样幸运吗？

附：民企抄底皮尔卡丹之我见

      斥资16.8亿参与京东方增发只是柯希平庞大投资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这位凭借紫金矿业暴发的“厦门首富”力图在经济萧条之时投资一切可能被低估的资产。他正在独资建造厦门第一高楼，并可能出现在保利地产最近一次80亿元的定向增发参与者名单中

巧合与豪赌
    6月8日，柯希平起了个大早。他要赶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活动——厦门市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土地出让拍卖会。他执掌的厦门恒兴集团，主业是装饰建材和矿产业，去年发力投资房地产。

    柯希平参与竞拍的地块位于厦门湖心岛北侧，挂牌底价为10.9亿元，对此他志在必得。不过拍卖会现场气氛的激烈程度超出他的想象。很遗憾，这一地块最终为财大气粗的“外来者”万科以18.3亿元拿下。
 
    这一价格比他最后一次出价18.15亿元仅仅高出1500万元。一块“肥肉”就这样被万科抢走了。失落的柯希平径自打道回府。

    当天晚上，柯希平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与拍地无关，而是源于他的另一项巨额投资。

    液晶面板巨头企业京东方一纸公告称，120亿元的定向增发完成（今年以来A股市场规模最大的增发），厦门富豪柯希平花16.8亿元拿下7亿股，分得了一大杯羹。

    当人们开始惊愕于柯希平的大手笔和其在京东方打的“潜伏战”时，他心里记挂的仍是白天拿地失利的情景。不过，当有朋友来劝他宽心时，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追高呢？”

10亿级胃口
    柯希平是福建安溪人，企业总部在厦门，总资产超过50亿元；他性格开朗，但对外界极为低调，鲜有接受媒体采访。他的办公桌对面挂着两幅字画——“舍得”、“天和”。

    不过，掷出16.8亿元的重金进军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还能拿出逾18亿的“闲钱”去和万科等房地产商对决，这样的商人确系少数，特别是在“经济寒冬”的今天。

    柯希平在地产界的野心由来已久。一年前，他找了一帮同在厦门商界的安溪老乡，声称要共同投资兴建“厦门第一高楼”海峡明珠广场，自己担纲第一大股东，占股逾5%。然而这一高楼后来成了镜花水月，不了了之。柯希平抽身而出，选择“单飞”。

    如今柯希平公司旁边一处工地正在施工。“39层，高192米，我们要建厦门最高的甲级写字楼——厦门财富中心，”柯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投资超过10亿元。”

    他显然不愿意只是在厦门本地打转转。不久前，他在长春拿下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

    “你或许不久还会在参与保利地产定向增发的名单中看到我的名字。”柯希平颇为神秘地说。今年5月21日，保利地产发布公告称，80亿元的定向增发计划获证监会审核通过，发行价格不低于15.89元/股。

    除了在液晶面板业和地产业豪气十足外，柯希平还在寻找多晶硅等新能源项目。

    柯希平偌大的投资胃口还在膨胀，且几乎都是以10亿为单位。这就像他的酒量，“每一次柯希平来上杭县（紫金矿业所在地），都是一次不凡酒量的展示”，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说。

背靠金山
    紫金矿业——中国第一大金矿——是柯希平的“靠山”。与天价聘请“打工皇帝”唐骏、不久前斥巨资入股青岛啤酒的“福建首富”陈发树一样，柯希平亦为紫金矿业造出的另一位财富明星。

    十多年前，柯希平投资1000万元入股紫金，与他的公司恒兴实业分别成为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自然人股东（第一大自然人股东是陈发树）和第四大股东。如今，这一数字摇身变为了逾70亿元的市值。

    今年4月27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柯希平套现显得有些迫切，不过他也是第一位主动露面的套现者。

    4月27日至5月5日，柯希平分别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和上证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紫金矿业7477万股，套现金额约6.7亿元。

    尽管柯希平否认对京东方16.8亿元的投资包括了上述6.7亿元，但对于他在房地产等行业动辄10亿元量级的投资来说，他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为之“输血”。柯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恒兴集团现在的银行贷款只有约6亿元。

    “他的主要融资渠道极有可能仍是持续减持紫金矿业，只不过他担心外界的过分渲染会伤害到紫金矿业。”一位熟识柯希平的人士说。

    巧合的是，除去柯希平减持的7400多万股外，他仍持有紫金矿业逾7.26亿股，占总股本的4.994%，低于5%的比例。这也意味着，自此之后，柯希平直到全部卖出紫金矿业，不再需要加以公告了。

和自己赛跑
    1989年，29岁的柯希平来到厦门打拼，后任职福建省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厦门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是承包经营，他攒下了第一桶金。

    1994年，柯希平投资约2500万元，与妻子一起创办厦门恒兴实业公司，成为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专业性装饰建材公司之一。4年后，柯希平结缘紫金矿业，一生中最得意的投资拉开帷幕。

    直到今天，柯希平仍在继续着装饰建材生意，不过，他对这一行业的兴趣早已大减。

    他同时还在矿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尽管他已从早先与陈发树分别以49%、51%的参股比例成立的新华都工程公司中退出，但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力度有所加大。恒兴矿业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柯希平的布局主要在河南、四川、广西，以及他的老家福建安溪等地，主要为金矿、钼矿以及铅锌矿等，“越南也有一块业务”，他说。

    柯希平现在主要涉足产业为矿产业、装饰建材、房地产、液晶面板，而新能源领域也可能不久后登堂入室。

    不过，直到2008年上半年，恒兴集团及董事会才组建成立。然而，如此一个多元化的企业集团，董事会七人当中，除柯希平、柯希杰兄弟外，其他五位成员并非来自企业内部，而是均为“外脑”，如厦门大学教授、银行高管等。

    这样的架构也曾为恒兴做出理性投资决策建功不少，而当紫金矿业限售股解禁、柯希平财务上获得更大自由和主动权后，它的软肋也开始显现。

    譬如，16.8亿元投资京东方，尽管柯希平带领其团队进行了调研，但从获悉定向增发消息到参与其中，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我对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和总经理陈炎顺的管理风格很是欣赏。”柯希平说。

    事实上，中金公司在这笔交易当中起到了重要的“媒婆”作用。

    同样，在地产行业，他的投资理念也略显激进之色。一家厦门地产公司的负责人说，柯希平的厦门第一高楼梦，以及加速跑马圈地、试图尽快做大做强的想法和做法，“既可敬又可爱”。

另一张面孔
    柯希平名片上的头衔除恒兴集团董事长外，还有“福建省第11届人大代表”“厦门市第12届政协委员”“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等。他的下属说，新名片上还会加一个条目“福建安溪县慈善总会监事会监事长”——去年10月安溪慈善总会成立，柯希平捐出2000万元。

    实际上柯希平涉足的产业还有啤酒业、客运、旅游、高速公路、教育、医院等。这些产业上的投资无一不是放在了他的老家福建安溪县。8年前他投资7000万元创建恒兴中学，开创了安溪县企业家创办民办学校的先河；而承接安厦（安溪-厦门）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建设，也曾轰动一时。

    柯希平与陈发树均被评为安溪县改革开放30周年“十大风云人物”。去年年底，时任安溪县委书记的尤猛军（现任福建晋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在讲话中，称柯陈等安溪籍商界精英“向开明开放转型”，确立起了安溪人的“崭新形象”。

    “在老家安溪的这些投资收益非常一般”，柯希平说，“不过我原本看重的就不是赚钱。”

    如果说柯希平有两张面孔的话，今年4月27日紫金矿业限售股解禁似乎可视为一个时间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柯希平的特征是温厚、稳健。

    而4月27日之后，柯希平似乎急于跟过去那个被人称为“安溪老板”的“柯希平”说再见，然后由一位因现金流充沛而大胆出击、多元化投资之“企业家”、“战略家”类型的“柯希平”取而代之，其特征是激奋、凌厉。

    柯希平也时常进行自我提示，小心行船过快而触礁，“6月8日厦门拍地一战，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冒进，我做到了，”柯希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他的书架上，刚刚摆上了一本关于金刚经的新书，旁边是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我们从未与首钢接触过，与太钢确实在接触，但具体情况也并非外界所言那样。”
    ※“太钢通过并购，几年后规模占山西省七成，海鑫为什么不能以同样手法，争食剩下的三成份额呢？”
    ※李兆会的兴趣早已不在钢铁业。七年当中，李兆会与李海仓生前最大的不同，则是在政商关系处理上风格的二致。

    28岁的“山西首富”李兆会正遭遇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其实是个舶来词，是指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就会审美疲劳，就可能节外生枝或遇到瓶颈。50多年前，美国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主演过的同名电影甚是卖座，“七年之痒”于是成为外遇的代名词，再到后来，这一词汇被广泛用于中文当中，比在西方还要火。

    李兆会现在仍是单身，他所遭遇的七年之痒，则是他执掌的山西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集团七年来遭遇的瓶颈——一边是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一边是最近坊间传出的海鑫将可能被国有钢企收购的传闻。

并购传闻真相调查
    在位于山西闻喜县东镇的海鑫集团一楼的大厅里，摆着创始人李海仓的塑像， “1955-2002” 一行生平数字，令驻足者无不感渭其英年早逝。7年前的腊月20日，李海仓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为一起小纠纷被与他同岁的一位同乡枪杀，震惊全国，有人称“一只蚂蚁把一头大象给轻轻拌倒了”。在澳大利亚留学的20出头的李兆会（李海仓之子），临危受命，成为海鑫的新掌门，他的六爸（即“六叔”，山西闻喜俗称）李文杰不久后任海鑫总裁。

    7年中，因为李兆会的极度低调，使得其在外人眼中愈发“神秘”。他始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位李家少帅，将其父在位时创造的海鑫“双50”（总资产50亿元，年销量额50亿元）的数字，翻了一番，达到“双100”。
 
    直到今年4月底，坊间开始传出海鑫可能被国有钢企并购的消息。在随后的一个月中，这一消息戏剧性地传出不同版本，先是“首钢洽购”，不久又是“太钢（太原钢铁）抛出绣球”，扑朔迷离，让海鑫的合作伙伴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几乎从不与媒体打交道的39岁的李文杰哭笑不得。“我们从未与首钢接触过；与太钢确实在接触，但具体情况也并非外界所言那样。”5月27日，李文杰在海鑫集团总裁办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他的身后，是一只展翅的雄鹰（工艺品）。门侧的墙上是他的三哥、海鑫创始人李海仓的大幅挂像，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则是一台实时监控的大屏幕，所在楼层楼道里发生的一切，尽在李文杰眼中。显然，自从李海仓遇刺后，海鑫高层对安全事宜甚为重视。

    “首钢洽购海鑫”传闻发生之前，是今年年初被热议的钢铁业一起跨区域兼并案——首钢收购山西长治钢铁（长钢）进入尾声，产能近400万吨的长钢成为首钢的全资子公司。

    长钢起死回生，首钢则在煤炭大省山西攻下一城，可谓各得其所。而首钢在山西的“志向”更为高远——今年“两会期间”，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就透露，首钢已与山西建立了包括钢铁、电力、集炉煤气等多方面的战略合作；这成为“首钢洽购海鑫”传闻出炉的发端。

    有趣的是，当“首钢洽购海鑫”传闻发生时，首钢收购长钢并未尘埃落定。长治听到传闻后大惊，以为首钢临时改变了主意。

    当这一消息被宣告为不实之辞，或说被证实为是首钢在“单相思”时，长钢松了一口气，而太钢也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所谈论的与海鑫“相恋”的另一主角。太钢及海鑫都向南方周末记者加以了证实。

    不过，从山西省到运城市，再到闻喜县（隶属运城市），各级政府对这场感情大戏的态度有所不同，加之海鑫态度的不愠不火，使得它更富戏剧性和不确定性。

当太钢成为宠儿
    太钢向李兆会和李文杰抛出绣球时，底气十足。其第一张牌是，单从规模上看，太钢的产能为1000万吨钢，而海鑫为600万吨，太钢的营业收入为1000亿元人民币，是海鑫的近十倍。

    第二张牌则是山西省政府的强力支持。今年4月中旬，《山西省冶金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简称《规划》）获山西省政府通过，太钢成为最大的宠儿——两年内，太钢将通过重组省内钢企，使产能翻一番至2000万吨，6年内达到3000万吨，占全省钢铁业产能比例提高至七成。

    这一事件的背景无疑是钢铁业的全线亏损。《规划》的执笔人、山西钢铁行业协会秘书长祝峰亮2009年春节后到山西长治调研，发现长钢、长信等当地四家钢企，两家停产，另两家处于半停产状态。
“而四家企业在银行的信贷总额接近180亿元！”祝峰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股神”巴菲特曾说，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最近两年我国各省市掀起的钢铁业重组兼并大潮（包括跨地区重组），同样犹如滚雪球，尽管雪没那么湿，坡没那么长，但在行政力量的助推下，雪球往往很快也能变大，至少外表看起来很壮观。

    山西的邻居河北省及山东省，分别于去年6月和3月组建钢铁航母河北钢铁集团和山东钢铁集团，去年产能均超3000万吨，气势恢弘。

    山西并不示弱，加大马力“武装”省属巨头企业太钢。比如最近两个月内，先是太钢于4月获准发行金额为35亿元的中期票据；后有5月15日，太钢与山西焦煤集团联合组建山西煤钢联公司，尽管是后者控股（60%），但对太钢来说，投资上游焦煤资源，无疑为其将来降低成本、快速并购打了个头阵。

    太钢董事长李晓波面对记者，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山西煤钢联公司董事长刘生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津津乐道。

    省级“钢铁航母”恢弘的背后，并非没有黯淡的一面。譬如整合之困，特别是当国有钢企与民营钢铁对峙时的化解策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去年11月山东钢铁（山钢）与山东最大的民营钢企日照钢铁（日钢）短兵相接，一时两败俱伤，后来日钢掌门人杜双华转战资本市场，曲线突围，令山东钢铁大为尴尬，直到今天这一并购都没收场。

    作为重组潮中的后来者，山西尽管可以从兄弟省市身上吸取所谓的经验和教训，但似乎同样绕不开这一宿命。

    “太钢不太可能吃掉海鑫”，闻喜县副县长曹秦峰说，“太钢通过并购，几年后规模占山西省七成，海鑫为什么不能以同样手法，争食剩下的三成份额呢？”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5月27日上午，曹秦峰刚参加完闻喜县鑫光水泥公司（李兆会“五爸“李天虎旗下公司，独立于海鑫集团之外）新生产线投产活动回来。闻喜县的支柱产业主要有钢铁、镁业、水泥、玻璃、化工等，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侵袭，均受创不小，20家镁业企业，只有4家正常运转，而唯一的大型钢企海鑫也限产近半。

    闻喜县政府为救助企业特别是支柱企业而绞尽脑汁。曹秦峰的办公桌上，放着县里将于六月上旬召开的关于“支持企业度难关”会议的一纸通知，上面特别注明“县领导及涉经部门一把手”必须参加；早在今年二月中旬，闻喜县就曾制订“支持工业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十条措施”，其中一条为“对重点项目，投资在5000万以上的企业用地，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此前一周的5月20日，运城市市长王安庞来与副市长张建喜及运城市的“涉经一把手”前来海鑫调研时，王安庞亦曾称，针对企业“流资紧张、新建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等问题，有关部门应给予协调解决”、“对市县权属内的费税能缓交则缓交。”

    尽管所有这些支持措施，和太钢于省级政府层面所受“待遇”比起来，只是杯水车薪。但太钢要想吃下海鑫，显然不会那么容易。

    “海鑫的目标是3年内营收达到300亿！”李文杰说。在接受采访当天的下午和晚上，他向南方周末多次提及这一目标，话语之间豪气百倍，似乎已将太钢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海鑫的网站上对企业愿景的描述则是“实现百年海鑫”。

双面李兆会
    “海鑫可能被并购”的消息在海鑫的一线车间传开后，同样引发了一阵议论。

    由于经济危机以来海鑫员工工资降幅普通在20%以上，不少工人暂时放假回家，使得工人们的情绪受到较大影响。一位李姓工人在对本报记者称，由于渴望改变现状而无能为力，他的一些工友听到并购传闻后一度喜形于色，而车间不少原先停用的旧设备重新检修启用，在他们眼中也成了“海鑫希望自己届时能卖个好价钱”的注脚。

    李文杰今年以来经常召集在企业管理层任职的家族成员共商危机应对之策，他打算 6月全面复产，不过难度显然非同小可，“我会尽最大努力”李文杰说。

    南方周末记者在闻喜采访过程中，接触到李兆会的妹妹、负责海鑫财务的常务副总经理李兆霞，负责原料业务的李兆会“大爸”李天仓之子，负责销售业务的李兆会“二爸”李满仓之婿等在海鑫管理层任职的李氏家族成员，他们无一不在忙碌于打理手下的业务，丝毫不认为海鑫会在目前的困境中陷得更深。

    而海鑫的真正掌门人——李兆会看起来似乎与这一切“绝缘”。最近几年，他呆在闻喜的时间非常之少，而是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在资本市场上玩转魔方（股票、期货等），为海鑫集团“输血”。

    譬如，在A股市场最为火爆的2007年上半年，李兆会抛售近1亿股民生银行，套现逾10亿元；下半年又先后吃下银华基金21%的股权、山西证券3.84%的股权。这一年中，他更是在二级市场买卖过国铝业、鲁能泰山、益民商业、华电国际、兴业银行等多支股票，手法十分凌厉。

    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获悉，2007年海鑫在资本市场的收益达20亿元，即使在市场惨烈的2008年，其收益亦逾10亿元。

    最近的一次动作则是，今年3月底，海鑫将所持民生人寿保险3866万股股份转让给浙江万向集团旗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后海鑫仍持有民生人寿逾3.7亿股。

    “李兆会的兴趣早已不在钢铁业。”太原市一位钢铁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更有人拿李兆会与生前被誉为“山西钢铁大王”的他的父亲李海仓作对比，称其只是位“资本家”，这一称谓的另一反向论据是，李海仓生前将海鑫产品瞄向高端定位，而如今的海鑫，产值虽然翻了番，而产品定位并不明朗。

    对主业渐渐失去兴趣——李兆会果真遭遇“七年之痒”？

    闻喜县政府一位多次接触李兆会的官员对此不以为然。他眼中的李兆会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年轻人”，言外之意是，浸淫金融业并不意味着李兆会对冷落钢铁业，而只能说是分工或是发展思路的不同。

    七年当中，李兆会与李海仓生前最大的不同，则是在政商关系处理上风格的二致。李海仓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的创业者，在政经语境不明朗的年代，经历过从求村长到求镇长，再到求县长与求市长、求省长等不同阶段的艰辛，于是练就了一副八面玲珑而又不失谦卑的脾性，左右逢源却从不越界。而他的突然去世，不可避免地割裂了李氏家族的人脉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在山西这样一个非常注重人情世故的北方能源大省，李兆会不善于且很少主动维护与政府间的关系。当然，海鑫一家企业为所在的闻喜县贡献的财政收入占到六成多，用当地一句俗话来说，“县政府每天有两顿饭是海鑫管的。”他们自然视海鑫为座上宾、主动嘘寒问暖；有所逊色的是海鑫与省级政府间的关系。

    山西省另一位钢铁业内人士向记者回忆称，2007年山西钢铁行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协会会长的太钢董事长陈川平（后任山西省副省长）及其他副会长级的钢企负责人们在主席台上就坐，同为副会长的李兆会未能前来参加，由李文杰代为参加，按照游戏规则，李文杰只能在台下就座；第二年，李文杰亦未出现，而是由海鑫一位副总经理代劳。

    “如今的李氏家族企业的主要掌管者（李兆会、李文杰、李兆霞）都是海归派，他们想法较新且敢想敢干，但有时缺乏一份必要的虚心。”祝峰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李兆会前些年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车时，“不虚心”成为一把利剑，使之在产业和资本市场上斩获良多，而当如今经济危局之下海鑫不可避免同落泥潭中央，却又面临被太钢并购的可能时，他的“不虚心”似乎成为了“狂妄”的代名词。

女人

最近分别有一位美国女人和中国女人特别惦记“股神”沃伦•巴菲特。

前者在公众场合，当着自己老公的面说：“我现在心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巴菲特。”后者则为今年5月初没能实现与巴菲特的“约会”而懊恼不已。

别误会——尽管巴菲特近30年来的私生活如今成为不少投资者茶余饭后除金融危机外的最大谈资——譬如他与前妻苏姗之前的非正常婚姻，但这两个女人的款款深情，则是出于对巴菲特的敬重之情。

这位美国女人名叫艾丽斯•施罗德，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她最近来到中国，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掀起了人们对“滚雪球”的兴趣——她不久前完成的经巴菲特授权的传记名即《滚雪球》；为写一本书花了五年时间，贴身采访巴菲特共2000小时，她“入戏”太深，难以从中走出来的情形，似乎毫不逊色于梁朝伟当年拍《色戒》。

 “我现在对巴菲特的了解要胜于我对自己的了解。”艾丽斯说。

这位中国女人名叫周晓光，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她做的是饰品生意，之前从不投资股票，却对巴菲特的推崇如周星弛在《鹿鼎记》中的一句台词“如涛涛江水绵绵不绝”。

一年前周晓光随朋友到美国小镇奥巴哈参加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深有感触，回来后便马上花20多万美元买了两股伯克希尔股票，只盼2009年5月能再次当面聆听巴菲特的教诲。

“可惜，甲型流感来了，家里人今年没让我去成。” 周晓光说。

这两位女人的共同特征是率性，她们同一天接受我的采访，对巴菲特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皆如数家珍。可是她们的“数法”又不尽相同。

区别在于，艾丽斯谈巴菲特越多，就越把他向普通人还原，她在《滚雪球》中同样如此——譬如她更为留意巴菲特的性格和细节——一个内向、不太会照顾自己生活的长者；而周晓光聊到兴致处，则是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向营销甚至人生等各领域延伸，“他是值得全体的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学习的榜样。”她说。

篱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9年5月2日，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召开，3.5万人云集而来，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来自中国内地者，也从两年前的10人左右，增加到了今年的逾百人。其中有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等投行人士、汇添富公司刘健位等基金人士、中欧刘涌洁等商学院人士，赵丹阳等私募人士，甚至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等财经官员。

当然，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一定在场，尽管他刻意低调，但旁边的电动车免不了让他跟着一起惹人眼。

赵炳贤们天还没亮就到会场排队的成果是，争取到了较为靠前的位置，从而可以离当天股东大会的主角——79岁的巴菲特和他的搭档、85岁的查理•芒格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一些。

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尽管巴菲特属马，巴菲特也难能马到成功、独善其身。2008年伯克希尔股价全年跌幅超过30%，今年一季度则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而截至目前，其现金流已由2007年9月时最高的470亿美元，降至100亿美元左右。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使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们在股东会上大发牢骚，只是他们抛出更多更细的问题给巴菲特，譬如“美国报业的投资回报率”“助学贷款业务的麻烦”，而巴菲特显然也早早意识到自己今年的受关注程度更甚于以往，于是提前安排了三位财经记者从网上搜集有代表性的疑问，以便给出妥当的回答。

芒格回答提问的风格是简洁、诙谐，巴菲特几乎详细而认真地回答每一个提问，有时反而显得繁琐，但他并不木讷：“高智商的人最好不要来投资股票，否则越玩越差劲；如果你的IQ（智商）值超过了150，赶快卖给别人一些吧。”

哄堂大笑。

“两位老头的耐心、随和与激情，以及对股东的尊重，令人非常钦佩。”赵炳贤对我说。

然而，也有人却不经意间自建“篱笆”，隔裂了对巴菲特的认识。三个月多前，当多数人为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指责自己“犯下重大错误”而驻足时，一些投资者却是围绕伯克希尔股价的大幅下跌而评头论足；当更多的人希望从5月初的股东盛会上倾听巴菲特最新心得和见解时，有人却忙于发表“股神走下神坛”的慨叹。

而当巴菲特3.5万人的超大“粉丝团”满载而归时，许多人又开始为传媒报道的巴菲特住所简约、办公室狭小、甚至没有漂亮的前台小姐等噱头而津津乐道起来。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娱乐细胞的民族。”一位美国的财经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巴菲特

巴菲特似乎从来没有用“股神”或“英雄”等字眼形容过自己。在巴菲特所有的私人信件中，他年轻时代与父亲的通信均保存完好，他将父亲的一句话视之为人生信条——“如何”永远比“多少”更重要。

赵炳贤在巴菲特的办公室兴致勃勃地问他如何保持年轻和理性的心态，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做自己喜欢且熟悉的事情罢了。”

艾丽斯在中国的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5月18日，在深圳的一场演讲中，她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巴菲持”——为了工作，曾长期牺牲家庭，并在自己前妻苏姗去世后泪流满面；从不说自己勇敢，只称自己精力充沛、做事认真、善于推理；他曾偏执得不可理喻，商业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如艺术、文字、旅游等他都提不起劲头，直到他的前妻苏姗生命垂危时他才被动地研究起医学来……

当然，艾丽斯也提到巴菲特这一年中最为压抑的事情，如于去年油价高位大量购入康菲石油股份（巴菲特称之为“蠢事”）和爱尔兰银行股份（“没有压力之下所犯之错”）。年初巴菲持还为此耿耿于怀，向艾丽斯大倒苦水，但显然很快做出了调整，譬如于第一季度购入了逾3亿股的富国银行股份。

可是，普通投资者抛给艾丽斯的提问，不少仍是围绕着巴菲特头上的光环或财富数字而来：巴菲特有没有觉得自己幸运，他估计公司股价多长时间能重回2007年时的高峰等，诸如此类。

“我发现许多人喜欢假想一个巴菲特，其特点类似学校那种‘优等生’，不会犯错，犯了错也能很快纠正，永远拿第一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在凌厉的市场上，所有人只是都是普通学生。”艾丽斯对我说。

巴菲特似乎逢“9”一般会遭遇不顺。50年前的1959年，巴菲特在奥马哈已小有名气，但是一些人认为他做的事情类似“庞氏骗局”，于是他申请加入奥巴哈乡村俱乐部时被拒绝了；1979年底，股票市场一片惨淡，巴菲特在日记中写道：“道琼斯指数好像一辆破车，冒着黑烟，喘着粗气，吃力地颠簸前行。”商业周刊直接宣称其为“股市之死”；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和全球富人榜上的排名，巴菲特均往后溜了好几位，于是有人嘲讽巴菲特“自身难保”。

艾丽斯在深圳演讲那天下午，国内知名私募基金经理但斌不声不响，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让人想起市场上关于私募基金经理集体“潜水”的比喻。彼时有人说巴菲特这次可能真的自身难保了，他扫了一眼对方，不予理会。

临走的时候，他甩下一句话：“为什么非要把巴菲特放在你所限定的时间段内，从而说他是个输家呢？”

毋庸置疑的是，一千个人的心中就有一千中输赢的评判标准。

周晓光说，无论如何，2010年伯克希尔的股东会一定得参加。艾丽斯则说，如果有一天把巴菲特的一生拍成电影的话，一定得找最好的喜剧演员来扮演巴菲特，“汤姆•汉克斯不太合适，汤姆•克鲁斯又太矮了。”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521/PageC18CJ.htm

       从非常高调到极度低调，三个月的时间，书商张小波像换了个人似的。

      年初的时候，他格外活跃，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为民营出版业“正名”请命。他不断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能与出版社或出版集团深层次合作，一起把出版业做强做大，“短时间内的得失不算什么”。

      而最近的张小波已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本报记者称，有了“新东家”，说话或做事不能那么随意，得有分寸。

      他说的“新东家”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今年4月25日，全国书博会甫一开幕，出版业就传出一桩“联姻”的大事件，张小波便是主角之一——他执掌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简称“共和联动”），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出资1亿元，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后者控股51%。

      “有人说我被‘收编’了，有人说我戴上了‘红帽子’，什么样说法我并不在乎。”张小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眼前这位民营出版界大佬手里夹着一支烟，说话不紧不慢；他的财富游戏，正是在一次次的“不在乎”中越玩越大的。


白猫牵起黑猫的手
       张小波为新公司策划的第一本书便在强烈的争议声实现了强大的财富效应，似乎是他有意献给新东家的“特大礼包”。

      许多人并不知道张小波，但可能曾间接地与他打过交道。走进书店，如果从摆有《求医不如求己》等“国医”系列养生书，以及《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的畅销书架上随手购买一本，就有钱流入了张小波的口袋。

      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去年共和联动策划图书百余种，累计销售过百万册的图书达数十种，码洋（图书定价乘以销量）近3亿元，在2008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开卷）排行榜前30位中，共和联动出品的图书占据六个席位；这些数字令多数出版社望尘莫及。

      “书商”这一称呼听起来略带贬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唐代就有官刻、私刻之分，所谓私刻大多是书商行为。近代以来则出现过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一批影响时代的优秀书商。

      张小波无疑是目前国内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书商之一。他的酒量和他的脾气一样大，但这并不影响他嗅觉的敏锐性。

      今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

      这一声改革号角为民营出版商的商业能力与合法地位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注脚。这一月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现在不仅要换汤，也要换药，而且还要砸掉药罐子!”的言论，以及所透露的国家将设立规模约500亿元、用于扶持中小出版和民营出版机构的基金的消息 令众书商倍受鼓舞。

      事实上，柳斌杰于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如此说道：“民营出版机构既然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纳入轨道呢？”

      张小波选择的是牵手江苏人民出版社。1亿元的“真金白银”，显然是大手笔，不过其中大部分为后者所出，张小波以自己的公司品牌等资源入股。新公司董事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建屏担任，张小波担任总经理。

      《中国不高兴》——由张小波策划的新公司的第一本书——就给他的“新东家”以一“特大礼包”。随着此书引发的强烈争议，上市一月销量就冲破60万册。支持者称其为给政府的“谏言”，反对者称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一场商业策划罢了。

      然而无论如何，轰动效应带来财富效应，张小波仍是大赢家之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程时，张小波沉思片刻后说，出版人不应去挑战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但要给大众提供多元化的精神食粮。

      而就《中国不高兴》一书而言，这似乎是个悖论。张小波的同学、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市场会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他更喜欢当年的“诗人张小波”。


诗人书商
   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友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张小波确曾是个诗人。1964年出生的他，16岁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时正好赶上第三代诗歌运动，彼时他是以华东师大学生和老师为主的上海城市诗派旗手，大学期间出版《城市诗人》合集，卖了几万册。

      张小波20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镇江市文联，半年后即辞职，筹办一份报纸，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他呆在上海，非常清贫、动荡地过了几年。

      1991年他放弃了诗歌写作，甚至很少写字了。他怀揣借来的两万元开始了书商生涯。最初通过朱大可帮忙联系，购买武侠大家温瑞安的小说版权，与漓江出版社合作，从图书行业掘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真正让张小波在书业成名的，则是1996年他所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是彼时中国图书商业运作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首开话题性、社会热点类型纯粹商业操作的畅销书先河，并由此引起了跟风热潮。

      其后他在图书领域变得游刃有余，引进《蜡笔小新》，推出《中国高层智囊》8卷本等动作，使他的腰包不断鼓囊起来，并逐步在书业江湖站稳了脚根。

      不过于当时而言，张小波这一类型的书商，仍然只被称为“二渠道”，他们与一般出版社的合作带有“地下”的性质，在官方的眼中，是上不了文化台面的，也是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提防的对象。

      直到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取消所谓的“二渠道”称谓，为民营出版商正名。由此激起了民间资本的狂热，无论是从出版社走出来的实力派，还是从媒体走出来的资源派，以及来自高校的学院派等，纷纷加入这一阵营。

      民营书业于是迅速活跃起来。不过最为吸引眼球的，则是彼时中国诗人集体变身书商的现象。

      张小波就是在这一年成立共和联动的。此外还有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操盘《在北大听讲座》系列的苏非舒，还有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人们惊呼诗人都跑去当书商了。

      与张小波的江湖侠客风格有所不同的是，33岁的沈浩波更像个“大男孩儿”，也更有激情。几年前这位“下半体”诗人还在博客中写道：“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与尊严”，如今却与南方周末记者津津有味地谈起企业管理话题来。他执掌的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去年码洋为3.7亿元，《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销量超过700万册，朱德庸漫画也为其进账贡献不菲。

      “诗人一直很穷，而做书门槛较低，诗人文字能力强，又天生敏感，不会或者不愿做别的，就只好做书了。”张小波说。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于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游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就像诗歌在这个社会逐渐被边缘化一样，做了书商的诗人同样在夹缝中生存。由于缺少安全感，民营出版业的人才流失现象甚为严重。然而恰恰是这种尴尬身份的多年延续，反倒锤炼出了民营出版商坚韧的生命力和对市场灵活的反应力。“诗人书商”现象之外，目前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一些优秀策划品牌还有博集天卷、弘文馆、蓝狮子、万榕、紫图、汉唐阳光、北斗等。

      蓝狮子的吴晓波、万榕的路金波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是作家型的出版商，而后者旗下有韩寒、王朔、海岩等大腕作家，是经纪人型的出版商，所以财富路线不尽相同——一个主导的中国公司史创作风生水起，一个通过“天价稿酬”等运作方式连人带书一路炒了上去。


老黄历与新游戏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于是，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成为“硬道理”。

      书商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特殊群体，“原罪”话题亦常为人所提起。不少书商都是靠“攒书”起家的。所谓“攒书”即最快餐化的制作方法，流程通常是攒手根据策划人所定的选题攒书稿，处于利益链条最末端；策划人负责策划选题，督促攒手及时完成任务，并把书稿交给书商；书商负责联系出版社并购买书号，利用资金和各种销售渠道，印刷发行书籍；出版社和书商合作，通过卖书号赚钱，并瓜分卖书的利润。于是，“一个热点＋几个枪手＋几轮爆炒＝丰厚的利润”的公式一时成为多数书商的不二模式。

      这一模式的宗旨是“有奶便是娘”，什么话题是读者最关心的、最期待的、最具噱头的，他们就以比传统出版社快百倍的速度去批量生产，他们的道行修炼得炉火纯青，迎合读者心理的手法之高明，伪造正版图书之逼真，简直与张大千仿古画一般水准。经他们之手出炉的图书五花八门，无论是教你如何“一夜成名”“一见钟情”，抑或成为巴菲特一般投资家等，他们都能以专家的高姿态，娓娓动听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群体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无奈。多位书商曾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长期以来国有的出版社处于这一利益链条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只能从简单的买卖书号，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出版管理费即书号费始终由出版社把持。据业内人士估算，民营图书工作室每年用于买卖书号的费用就达10亿元之巨，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上述的生产方式。“书号本身是为了统一流通标识的一种虚拟资源，没有数量限制，也没有价值，但在中国却演变成了一个怪胎，并滋生了一个灰色阶层，这显然很不合理。”柳斌杰说。

      今年4月的“出版新政”无疑试图彻底改变这一态势。更重要的是，是时候拉扯一把多数“垂垂老去”的国有出版社了——中国目前有570多家出版社，每年的图书品种75%左右来自教材教辅（在市场中实现销售的不足25%），15%左右为专业出版物，真正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书，所占份额不足10%。何况出版业利润90%集中在占总数5%的出版社手中，大多数出版社可谓奄奄一息。

      近年来各地出版社也积极改革，组建了出版集团，纷纷准备上市或者已上市融资。各地出版集团大多倾向于跟民营出版商合作，因为大凡出版集团，基本都有丰厚的教材利润撑腰，加之书号的优势，所缺少的正是民营出版商们优异的策划能力和市场洞察力。“出版新政”给了业已完成资本积累的民营出版商一次机遇，以张小波和沈浩波为代表的出版人，已经或正借着政策的东风，玩转起新的游戏模式来。沈浩波甚至把海尔集团一位高管请到了磨铁，并出让1***%的公司股份予陕西华商传媒集团以获得3400万元的注资，而张小波则选择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姻，来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革命。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才是硬道理。

      “出版业此次改革的特征是雷声大，雨点更大。”张小波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健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更是难掩兴奋之情：“大家一起来赚大钱嘛。”

      诸如共和联动和磨铁同类型的书商在北京其实特别多，全国有超过1万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仅北京就超过5000家，而能持续经营的约有2000家，销售码洋过亿的至少有30家。每年由这样的民营文化工作室策划的图书约4万余种，已是出版业中不可轻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无一不希冀顺风顺水，告别老皇历，徜徉新游戏。“公私合营”潮流之后，民营出版商之间的并购是否也将拉开帷幕？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出版产业发展司范卫平司长说，目前全国新闻出版业产值达8500亿元，相当于整个汽车工业的产值。

      5月8日中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结束后，张小波走出餐馆，他的手机响了，一位朋友的女儿想出本小说，他仍是一以贯之的豪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记者观察：《公私搭配，赚钱不累》

□东方愚

　　张小波和沈浩波是好朋友,可两人风格大有不同。前者不愿多提他大学时就出诗集的经历,尽管当时销路也不错。他身上的江湖气很重,但如果你要说他是个纯粹的商人,似乎也不太合适,他还是非常热爱诗歌,譬如常帮一些名气不大但作品甚佳的诗人出诗集,几个月前诗人侯马的新诗集出版,他还专门组织圈内的旧朋新友,搞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诗歌朗诵会。他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我明知没钱赚,却偏向虎山行。”

　　而沈浩波则对我说,他现在每周都会花一整天时间,躲到咖啡馆,关掉手机,静心写诗。“我现在一个月都会写十几首诗。”他说。他的公司磨铁现在有二百多号人,但他说写诗时,脑海里不会出现任何与商业或企业有关的“杂念”。

　　共和联动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联姻为业界热议。实际上,最近借新政之暖风而联姻者,并不止凤凰联动一家,还有民营教育机构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与时代传媒集团旗下的安徽科技出版社签订全方位合作协议,志鸿教育集团与山东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协议等。

　　而在去年,也有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与路金波、李克等民营出版商分别合资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公司等事件,控股方亦均为前者。

　　张小波时而表现得信心百倍,时而甚为低沉地说:“干这个行当真的好累。”这让你猜不出他是刻意低调,还是有感而发。而采访沈浩波时,我惊诧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眼神里所流露出来的,没有一丝不与踌躇满志有关。

　　我问他,磨铁将来是否会继续出让更多的股份。他持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抛回来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人关键是要找准位置啊,企业同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就行了。”

　　实际上,“谁控股”本就是个“假想敌”,合资并不等于圈养。

　　吴晓波持同样的观点。蓝狮子与中信出版社是战略合作伙伴,不过他现在想得最多的,是面向市场的创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北京一些“大而全”的民营出版商有所不同的是,蓝狮子专注于财经图书,且由于是为数不多的不做传统渠道的机构之一,轻装上阵使其能选择更为精悍的方式投入到未来的财富游戏中,譬如基于互联网和3G技术的新的图书销售与互动模式等。

　　其实“公私合营”并不如外界想象般一帆风顺。就像男女相亲一样,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上你。同样,合营也非走上康庄大道的代名词,你可以继续单纯热衷于用娱乐手法花大钱包装炒作畅销书的套路,但如果纳入了上市公司,总不至于让股东们经常看着七上八下的K线图心惊肉跳吧。

　　再说,什么样的联姻方式最稳固,双方资源如何整合最有效,并没有标准答案。譬如张小波原来的“共和联动”等于完全消失了,而路金波则不同,原公司版权不挪动,万榕公司以市场手段寻找新的内容资源；而如何评价路金波与“新东家”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同立场的出版人也是各执一词。

　　用一个俗词来讲———任重道远。不过好歹出版业改革迈出了一大步。沈浩波在不久前创作的《大鸟之心》一诗中写道:“只有来自生命岩浆底部的伟力/才会充满这创世的热望/人类的生命如滩涂般蔓延展开/大鸟的心中燃烧着火焰……”

      后记：出版业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文中提到的“诗人集体成为书商”，还有“波现象”：张小波、沈浩波、吴晓波、路金波、黎波、安波舜。张小波告诉我，有一次，有人还真想搞一个“五波聚会”，结果呢，自然是不可能了。而蓝狮子的朋友则告诉我，吴晓波的男粉丝戏称“菠菜”，女粉丝戏你“波霸”。我对他们说，我弟弟叫张波，以后我也鼓励他做出版业，有前途...

“通行证”与“墓志铭”

中国商业史上总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2009年4月底，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则关于“首富”的消息被热议。一则是，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首富先生”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另一则是，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顺利，其掌门人刘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亿元的身家，冲击今年的首富宝座。

真是意味深长的对比。对于前者，据称黄光裕案涉及的省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有57位之多；而对于后者，刘忠田显然是大多数公众眼中的“新面孔”——尽管去年他以70亿元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网搜索他的个人信息，可谓寥寥数行，譬如今年45岁，辽宁人，当年从房地产业掘得第一桶金，如今执掌生产铝型材的忠旺集团近16年等。

于是有人开始给刘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头。正如去年的杜双华，一开始人们对这位中国民营钢铁业的风云人物知之甚少，当他进入富豪榜前三甲时，传媒才开始将他在日照钢铁的创业史陆续挖掘出来，而当他与山东钢铁的博弈不断升级时，其标本意义终于凸现。

刘忠田的低调毫不逊色，今年3月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忠田赴京参加“两会”，彼时他正紧锣密鼓推进忠旺在港的IPO计划，我试图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来忠旺公司员工说：“我们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带秘书，这是他的习惯。”

最近十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六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惠妍，遵从父命躲避媒体，结果自己的婚礼视频流传网上，披着大红嫁衣的截图竟然成为风行一时的首富标签。

几天前遇到胡润，他让我推测下今年的首富会是谁。我说，一定还是一位低调行事者——低调是首富们的通行证啊。胡润狡狤地笑了下，说：“也是他们的墓志铭吧。”

在中国学习并做了十年百富榜的英国小伙胡润，竟然可以恰到好处地活用北岛的诗了。

“座上客”与“阶下囚”

胡润百富榜十年，荣氏父子三度登顶，黄光裕则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为内地首富。如今黄光裕已为阶下囚，而荣智健亦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

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民众来说，他们两眼主要盯的是企业的信誉和社会福利，而非什么“红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触了一些香港民众，谈到中信泰富，他们首先提及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评中信泰富社会责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荣智健生活的奢华，鲜有人津津乐道。而在内地，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揣测这一财经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无论荣家是否就此“谢幕”，荣智健事件连同黄光裕案已散发出某种共同的时代隐喻，即对财富群体的考量，又绕回到了十多年前人们甚为避讳的话题上：政商资源的勾结和裙带主义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润制出第一份“中国内地50富豪榜”，发给《时代》周刊、《福布斯》等机构寻求出版，他在自荐信中写道：“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1999年——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们开始广泛地谈论起“富豪”及个人财富多寡来，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开端。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民营企业家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欢欣，为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掌门人李海仓被杀及孙大午“非法集资案”而焦虑，为2004年中小企业板开市及2006年施正荣、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诞生而振奋——但他们依然认为，民营经济连同“个人财富”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以山东钢铁意欲吞并日照钢铁、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的“国进民退”风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黄光裕案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种子，早已潜滋暗长并不断渗透，甚至无孔不入。

十年一回头。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到了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

不断有新的官员因黄光裕案而落马。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尴尬恰恰就在于此——十年间他们不断冲破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樊篱时，不时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当他们终于不再为此而伤脑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又要与政商勾结之路径依赖者（特别是东窗事发者），一同感受这风声鹤唳和步履维艰，更别说还要忙活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巨头国企的排挤了。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吕布兵败为曹操所擒获，被五花大绑于白门楼上。吕布看见刘备坐在曹操身边，希望刘备念旧情加以搭救，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

“长青树”与“枯藤木”

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成为第四种类型者，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台湾首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或许属于此列。不过，王永庆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台湾《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写道：“王永庆发迹，绝对有他个人的过人之处。公平地讲，卷入扁家弊案的金控大老板们，不管白手起家，或子承家业，哪个又没有过人胆识呢！但必须承认，事业大到一定程度，更上层楼的契机，往往跟政策方向脱不了关系。王永庆越做越大，他的石化王国，仍有政府政策面的鼓励，以及投资面的协助。尽管王永庆敢言，动辄以万言书阐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他依旧遭到来自政府掐住喉咙，使得大陆投资计划搁浅…台湾实应走回政商分际、司法严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关系，不但是台湾地区，同样也是中国内地许多民营企业的一大“要务”。当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许多内地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动用自己长期以来在政府及金融系统搭建的资源桥梁，而非进行自我审查、变革和突围。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这轮危机下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着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就在我们大谈李嘉城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真如项目于今年四月逆势开工了，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首富们”对政商关系讳莫如深，于是不得不与公众及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边为庙堂和江湖之事很烦很压抑，一边又不能让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绪来——记得黄光裕到央视《赢在中国》节目做嘉宾时的一处细节——一群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围成圆圈，各陈高论，而黄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语，主持人王利芬问他何高见，他尴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地潮汕普通话说：“没什么要说的，做企业，就那么些事嘛！”

相对应地，专注于研究香港家族企业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不久前给我讲了关于几年前他前去拜访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的经历。郭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也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当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郑宏泰说。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内地富豪们最头疼的事则是企业传承。他们无一不希望基业长青，所以早早尽心尽力培善下一代。迎面而来的是再个难题，一是子女内讧，要知道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继承，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这也是许多日本企业有几百上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二是政商关系传承难度大。

第二个难题显然是重中之重。李鸿章说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拥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脉。当然，黄光裕是个例外，就算他有通天本领，也无机会了，再说他的子女还都是小朋友。

好歹国美没有倒掉。有一天国美成了百年企业，人们定会一边赞赏这颗长青树企业，一边为它的创始人早早成为“枯藤木”而唏嘘。元人马致远在一曲《天净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特约撰稿 王坤祚 

■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他在起初几年间，鲜与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反思、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

■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2009年3月5日下午，雨后初晴的武汉，空气分外清新。汤逊湖畔湖北洪山监狱餐厅前的广场上，有一位高个子的老人正聚精会神地读着当期的《南方周末》，他的满头白发与周围冬青和栀子树的翠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读完报纸，颇为感慨地对身边一位犯人说：“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真是太累太累。”

广场上正在散步的另外两位犯人听了，禁不住哑然失笑。而他却一脸严肃。

这位老人便是目前中国监狱关押的最著名犯人之一的牟其中。2000年5月，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牟其中在狱中已呆了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手稿。有人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身体，三十来岁的心脏”。这或许正是当下一些知名企业家慕名前往探访的原因之一。

孤傲寡言

2009年，牟其中69岁。

这是一位极为孤独的老人。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他在起初几年间，鲜与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反思、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牟其中撰写的大都是政论或是经济类的文章。

上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遭遇了牢狱之灾，彼时他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后平反出狱。之后他成立中德商店，声称要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机倒把”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年。出狱后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5年后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

在洪山监狱是他的第三次铁窗之旅。洪山监狱关押的许多是原来行政级别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狱后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后调至另一房间。

牟其中鲜与狱友讲起他执掌南德时的经历。有时，他有点闷了，也会与一两位相对熟识的狱友聊天，他对曾在洪山监狱服刑六年的狱友郑毅说：“我出去以后，会兴办一所最现代化的南德医院，对富人提供最高贵的服务，对穷人收取最廉价的费用。”

郑毅听了之后默不作声。他熟悉牟其中的秉性。实际上洪山监狱里不少人都知道牟其中的这一宏愿。有人甚至预言，牟其中刑满释放时，将会有上百家媒体记者和三十多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前来接他。

显然，牟其中的这种风格与入狱前别无二致。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桀骜不逊，皆延续至今。

他常会主动向境遇不佳的狱友问寒问暖，虽然话不多；狱友们尊称他为“牟老”。

南方周末记者在湖北采访时得知，在考核甚为严格的洪山监狱，牟其中从未有过违纪的行为发生，并多次获得表扬。这也使得他继无期徒刑改为18年有期徒刑之后，又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梯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他习惯绑条毛巾在手腕上，边运动边擦汗。更为令人惊愕的是，无论数九寒天，还是春寒料峭，他都坚持洗冷水澡，做自编的体操。

于是，十年前牟其中显得臃肿的体态，特别是他的“啤酒肚”，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他的身高超过一米八，现在的体重为一百七十斤左右。

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牟其中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他并非没有伤心的时候。据牟其中的狱友回忆，他与其在国外的两个儿子通电话后，常会哭。

狱中反思

除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监狱订阅的报纸外，牟其中在狱中还订了《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他也常托狱友通过有关渠道帮他借书来读。有趣的是，他习惯站着阅读，以“保持头脑清醒”。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去年8月，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尽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关注眼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时，他可能也会想，如果南德集团存活至今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上世纪整个90年代，南德一直是中国商界一个标志性符号，牟其中用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等令人叹为观止的事件，轰动海内外，也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等赞誉纷至沓来，直到南德事发，牟其中于1999年被捕入狱。

“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

令人深思的是，从1999年英国小伙胡润第一次把“富豪榜”的概念带到中国，至今的十年间，“落马”的富豪数不胜数，2000年前后有李经纬、仰融、杨斌等人，近两年更有黄光裕、刘根山等大腕；当然，个中原因各不相同。

实际上，牟其中可以说是富豪榜上第一位落马者。十年前胡润发布处女作“中国内地50富豪榜”前几天，才知道了牟其中被捕的消息，但总不能发布一纸“49富豪榜”吧，于是只好让牟其中继续榜上有名（第16位，财富10亿元人民币），不过在榜末注明有关原因。

“中国商人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牟其中在狱中说。

类似富有哲理的“名言”，牟其中总是妙语如珠，这得归功于他在监狱中阅读与反思。当他在狱中奋笔疾书时，他的狱友从不敢打扰他。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和他接触过，之后感叹：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别的东西。

十年后，这句话似乎同样适用。牟其中在监狱里源源不断地生产的这些思想，有人认为“已经过时了”，有人则奉为圭臬，更多的人感到困惑，譬如，牟其中心里一边充满了政治情怀，一边又不时表现出对政治的排斥情绪……

先锋者的悲剧

牟其中在洪山监狱修心养性，而他的江湖地位却并没有就此消逝。

2007年，国内另一位曾蜚声中国企业界的犯人来到了洪山监狱。虽然后来在此处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进来伊始时有一件高兴的事，即终于可以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辈牟其中了。

此人是一位小个子，名叫唐万新，即原“德隆系”掌门人，多年前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德隆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唐万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悍庄”，在最鼎盛时期的2003年，唐万新名列“资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计逾2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万新入狱。

牟其中比唐万新年长24岁，两人都属龙。一位属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企业家，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位是前者是资本市场枭雄人物之一，这两个人在狱中的相遇，无疑非常具有戏剧性。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这时，唐万新羞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脸倏的一下红了。

后来，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他不喜欢唐万新，他认为唐万新当年的做法是“劫贫济富”。

更富对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狱中的最初几年，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后几年，牟其中通过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等不断依法申诉，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万新，于2008年下半年获准离开湖北蔡甸监狱，到北京保外就医，然而今年3月20日，据财经网报道，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重新回到狱中服刑。

唐万新之外，一些当下的成功人士，亦慕名前来洪山监狱探访牟其中。近年来有王石、冯仑、兰世立以及IT界两位知名的企业家等。

王石是牟其中在狱中比较推崇的企业家。冯仑曾是牟其中当年在南德的得力爱将之一，不过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恩怨；尽管如此，牟其中看到冯仑前来探望自己时，仍甚为感动。

然而，不久后，牟其中在狱中读到冯仑所作的《野蛮生长》一书中提到他的文章后，顿感不爽，对于冯仑称自己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位炒老板的人”及其它一些细节时，牟其中非常愤怒，痛斥冯仑抬高自己、贬低他人，遂写下万字长文加以回应。

不过，冯仑在文章中所言的“商业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许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必须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坊间评价称其一语中的。

实际上，这些探望者无形中构筑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生人，在当下的中国企业界均有一席地位，却不约而同渴望见上这位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名叫牟其中的狱中老人一面，不能不引人深思。

牟其中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失败者。《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称他是一个典型的“集思想启蒙的先知者与商业运作的蒙昧自大者于一身”的人。

郑毅对此景象的感慨更是始于狱中，他甚至在狱中的时候，就有意持续观察牟其中，并写下了一部名为《牟其中评传》、数十万字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开篇写道：“牟其中先前之所以成功，是改革开放巨潮的推动使然，而不是他真的就具有孙猴子的本领，他忽略的恰恰是常识。而常识往往比理论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2009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离开武汉的时候，郑毅看了一下时间，用手指了一下洪山监狱的方向说：“牟其中现在又开始大爬楼梯了。”他接着说：“每层楼梯都有监狱人员对之照看、照料，毕竟，牟其中就快70岁了。”

这一天的下午，武汉突然下起雨来。洪山监狱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时的牟其中，注视着窗外的大雨，他又在思考着什么。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郑毅为化名）

这似乎是一个江湖悲情的年代。试看国内，资本大鳄魏东跳楼，糖王庞贵雄自杀，“首富先生”黄光裕落马。而国外亦不逊色，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卧轨了断，希腊航运大亨佩里克莱斯遭绑架，美国更有惊天诈骗案主角、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应声入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往的一些商界大腕，陆陆续续走出铁窗，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中间有刑满释放者，有保外就医者等。

譬如，最近的是2009年1月，前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陈久霖出狱，2008年有前铁本前掌门人戴国芳、前天发石油掌门人龚家龙、前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前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最近重新回到监狱）等人走出铁窗，2007年及之前几年，则有前三九掌门人赵新先、金冠涂料掌门人周伟彬、前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前红塔掌门人禇时健等人走出铁窗。他们的经历画出的那条弧线，特别是走出铁窗后的姿态，颇值得玩味、令人深思。

沉着或是沉默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镜头：梁启超拜访李鸿章，劝他革命，李长叹一口气说：“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

尽管这句话可能出自编剧之手，不过却贴合李鸿章的心境。实际上，这句话用在中国政商两界，都是句至理箴言。

上述10多位走出铁窗的企业家当中，最早被保外就医的是禇时健（2002年）。但是一直到七年后，媒体上才开始有些许关于他经营2000多亩冰糖橙果园的消息，此时的禇时健已是80多岁的高龄。禇时健精神矍铄，与记者谈自己的果农生活，不亦乐乎。

据说，当年禇出狱不久后，王石曾前来云南看望过他后甚为感慨：“橙子挂果要6年，他开垦荒山时已经74岁了，这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龚家龙走出铁窗后，尽管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并频繁穿梭于武汉、上海等地，不久前去了美国，但也是刻意低调，在接受《商界•评论》杂志记者的采访，讲述自己的起落时，他的“总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为其捏了一把汗，并不断“引导”他。

孙大午在狱中时间较短，但从他的行事风格和心态嬗变来看，入狱不经意间成为了“分水岭”。出狱后，他在大午集团搞起“私企立宪”来，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煞费苦心，他与从前一样有着体恤大众的情怀，“富人可以富，但不可以在天堂；穷人可以穷，但不可以在地狱”，但他显然比过往更为冷静和沉着了：“所有的评论都会随时间烟消云散。”

2009年1月出狱的陈久霖似乎没有保持沉默。他出狱后曾对媒体记者说，当年中航油因衍生品交易造成的巨亏，“责任还是应该在母公司（即中航油集团）”。

真性情的陈久霖，其实出现在1月21日中午武汉一家叫“久久隆”的餐馆里。此前一天，陈久霖出狱后乘机从新加坡飞至上海，这一天将飞至武汉然后回他的浠水老家过春节。

午餐刚开始时陈久霖比较拘谨，夹菜时，他的右手一直微微颤抖着，当服务员端上一例牛排时，他大声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之后，几杯酒下肚后就显露出真性情，讲述新加坡的法律之严厉，以及他度日如年的狱中生活。

陈久霖说，每次监狱长检查，无论犯人在做什么，必须马上腰杆挺得笔直，大声喊“YES,SIR!”

“不是一般的大声，是必须声嘶力竭地喊。”陈久霖说完，站起来当众给朋友们示范。

彼时这场饭局，《鄂商》杂志主编李玉申在场；3月中旬我到武汉出差时碰到他，聊起这一场景，亦是感慨不已。

不过自此之后，陈久霖并没有与媒体亲密接触过，而是选择了沉默。

禇时健、龚家龙、孙大午、陈久霖之外，其他七位更是自始至终选择默默无闻。人们也许知道，赵新先去了南京小营药业集团，人们也知道，郑俊怀极有可能重操旧业、再战乳业江湖，但你已很难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唐万新、戴国芳、管金生等人出狱后更是半点消息皆无，直到2009年3月20日，财经网发布一条消息称：“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回到湖北省武汉市有关监狱继续服刑。”令人唏嘘。

红帽子与梦边缘

回头看看这十多位企业家当年步入铁窗前的情景，几乎都是在事业巅峰的时落马。郑俊怀带领一个小小的食品厂发展成为了彼时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陈久霖使中航油（新加坡）的净资产由其接手时（1997年）的16.8万美元，6年内暴增至1.28亿美元，禇时健把红塔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办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

从峰顶到谷底，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几乎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共同宿命。

对于禇时健、郑俊怀、陈久霖甚至龚家龙等人来说，他们头上的“红帽子”曾是他们宿命的一种风向标。郑俊怀当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当初用伊利的钱去买伊利的股权，其实是当地政府的决定，而非源于牟取私利，可惜的是他能拿出证据来。

最富戏剧性的则是龚家龙，他与荆州市政府的关系忽冷忽热，可谓生于产权，也止于产权。笔者与在龚家龙出狱后当面采访过龚家龙的《商界•评论》记者李彤聊起这一话题，他这样评价：“天发产权之争的错综复杂有两条根本原因，一是龚家龙的左右摇摆，既想摘掉红帽子，又总想沾点‘红光’，二是政府态度的左右摇摆，时而开明地鼓励明晰产权，时而武断地认定国有属性；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天发的产权居然摇摆了20年，至今仍存争议。”

而对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等民营企业主来说，他们的共同宿命则是，当你行走在“边缘地带”时，你就必须破釜沉舟的准备，只是他们都“翻船”了。

曾是唐万新爱将、原德隆高管之一的王世渝在他的回忆性纪实小说《曾经德隆》中提到一个细节，2003年底，德隆成立17周年，唐万新甚为低调，搞了一个简单的内地宴会，在庆祝会上，唐万新先是高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德隆干部说，德隆创立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许多先例，“德隆的战略投资、产业整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

然而演讲后在餐桌上，他却当着德隆众多高管的面，失声痛哭。

王世渝写道：“对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周围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身上的沉重压力，但谁也无法体会他内心深处那份独有的滋味，孤独的滋味。”

2004年，“德隆系”崩塌，算命先生曾给唐万新“你40岁时将一贫如洗”的占卜竟然成为事实。4年后，唐万新保外就医，之后半年左右，他重新回到武汉监狱中，财经网披露的原因是迫于“各方的压力”。

直到今日，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仍然是步履维艰，千呼万唤的《放贷人条例》，犹如琵琶半遮面，迟迟没有走到前台。

警示还是笑谈

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二十四城记》末尾写道：“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句诗改编自诗人万夏的《本质》。我喜欢这首诗中的另外一句：“人终究不尽完善，太多的机会都留在错误中，我们却在幸福里得到进步。”

我们不必探讨上述企业家的功过，把目光转到不曾遭遇此种人生的同行业企业家吧。

戴国芳当年大兴铁本时，日照有一位名叫杜双华的年轻人，也在纺织着同样的钢铁梦。只是，不久后前者锒铛入狱了，而后者安然无恙，4年后甚至以350亿元的财富成为了“2008胡润百富榜”的“榜眼”。

彼时有人拿戴杜二人做对比，感慨杜双华的幸运与幸福。然而，杜双华执掌的日照钢铁早已被被虎视眈眈的山东钢铁盯上良久，他坐上“榜眼”刚满一月，日照钢铁便于山东钢铁短兵相接，并在国内引起强烈关注。

一厢是“并购整合”的政策大旗，一厢是对“国进民退”的民间质疑。杜双华只好一边参与这场博弈，一边通过香港上市公司开元控股寻找金蝉脱壳路径。

陈久霖出狱后曾说“要向上级讨个说法”，其实，比陈是否“委屈”更重要的是，如今国航、东航、中国远洋等央企纷纷因衍生品投机亏损甚于当年的中航油说明，他们同样没有“在幸福里得到进步”；然而他们却能够继续获得高额补贴或银行授信。

最具反讽意义的是，郑俊怀是2004年底被捕的，而就在这一年，牛根生执掌的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从伊利出来的牛根生“打败”了伊利，成为业界红人。风水轮流转。4年后，郑俊怀出狱，据说将打造乳业新品牌“新长征”（真是意味深长），而牛根生却因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弄巧成拙的表现和此后的特仑苏OMP事件，形象跌到了谷底。

明代杨慎在《临江仙》中一词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湖北武汉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319/PageC13CJ.htm

 3月17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在武汉采访时获悉，由于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债权人启动法律程序，申请东星航空破产，而兰世立又不接受中航集团的收购条件，当地政府遂通过相关渠道迫使东星停航，而兰世立也被监视居住。

从2006年5月19日东星航空首飞，到声明拒绝为中航集团所收购次日的2009年3月14日被叫停，兰世立——东星集团掌门人——这位中国民营航空狂人，用1030天的时间，画出了一条美丽却黯淡的抛物线。

4年前，兰世立曾以20亿元的身家登上“湖北首富”的宝座，后来几度沉浮，如今“落马”（兰世立属相为马），引得坊间几多唏嘘。湖北商界对其也褒贬不一，认为其至今日之田地，实与他驾驭政商之道的能力不足有关，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兰世立狂傲的性格。

五天里的江湖

“你要去吉祥（航空）吗，我反正要先疗养一段时间。”

3月17日上午，武汉天河机场旁的东星航空公司三楼楼梯口，东星的两位飞行员正在闲谈；不时有空姐及其他人员从他们身边经过，且无一不是行色匆匆，包括东星航空总经理周永前，更是神色焦虑。

这是东星航空被强制停飞的第三天，也是他们与兰世立失去联络的第三天。这座五层的小楼成为风暴中心，不少人开始考虑新的去处。

3月14日晚上12时起，东星航空停飞。官方的说法是，“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此前一天，东星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被中航集团（国航母公司）收购。这份只有两百余字的三条“严正声明”，措辞非常口语化、情绪化，比如第二条称“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这份声明彼时由位于武汉证券大厦6层的东星集团总部对外发布。

而3月10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与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湖北大厦，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湖北机场集团总经理孟正国等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莫大的机会。”孟正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悉，武汉天河机场今年下半年将开建第三航站楼和第二条飞机跑道，总投资约120亿元。

在这份协议中，中航集团的豪情跃然纸上。譬如称将把武汉作为国内核心网络枢纽进行“高起点建设”，并列出了未来五年的航线规划；而湖北省政府也表示，将在税收、土地等资源方面给予中航一定的优惠或奖励。

把3月10日至14日5天中发生在湖北航空界的事件串起来看，外界自然会理解为，民营“小蝌蚪”东星航空，被“嫌贫爱富”的当地政府抛弃，并遭遇了虎视眈眈的国有“大青蛙”中航集团。

事实上，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机构的施压，也是导致东星与中航集团短兵相接的驱动力之一，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兰世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出现裂痕。

省领导的忠告

武汉当地人谈起兰世立，连不少出租车司机都对他的高调与狂傲有所耳闻，但他与当地政府（包括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关系向来甚为融洽。

今年43岁的兰世立是一位身高不到1米7的湖北“小个子”。他于1990年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海南省干了一段时间公务员，回到武汉下海经商。至今的18年中，他共涉足电子、餐饮、房地产、车队、旅游、公路、电信、航空、酒店等近20个行业。

近两年兰世立打出的广告牌声称东星集团有三大支柱产业，即航空、旅游及房地产“三驾马车”。而其中使他在商界声名鹊起的，便是航空业。

2004年6月，包括鹰联、春秋、奥凯在内的中国第一批共三家民营航空公司获准成立。兰世立次年创建的东星航空是第四家。所谓“后来者居上”，兰世立宣布进军航空业时，放言要购买、租赁超过二十架空客飞机，国际航空界大为惊讶(迄今租到了9架)。

然后，法国空客、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欧洲出口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相关负责人很快云集武汉，视兰世立为座上宾……

人们自然会想起牟其中当年“罐头换飞机”的传奇，而兰世立很反感别人拿他和牟其中作对比，在他看来，因为牟其中当时只是“倒买倒卖”，而他则是要“经营一项事业”。

2007年，兰世立以“航空狂人”站在他的事业巅峰的时候（以50亿元资产排在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第148位），曾和王石等人一同前往武汉洪山监狱看望已关在这里8年的牟其中，牟其中得知兰世立近乎疯狂的经历后，表情复杂，一时说不出话来。

兰世立比牟其中“更胜一筹”之处或许在于，起初注册资金只有8000万元的东星航空，竟然撬动了逾百亿元的飞机租购合约，且为卖方贷款，兰世立毋需担保，不用抵押，亦无首付——有人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空手套白狼”。彼时也有人将其当作经典案例称为“蚂蚁背大象”。

彼时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兰世立曾与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及中资银行接触，商讨东星上市事宜（后无果而终）；在此前后，生性张扬的兰世立频繁在传媒中出镜，四处演讲，讲自己的成长历史，管理经验等，他称自己的透明度很高，并“改变了中国富豪的形象”。

2008年中国经济进入“寒冬”。东星资金链受到考验。恰逢旗下的神农架东星国际大酒店（五星级）完工，这一年的“五一”，湖北省政府一位高层领导前往参观时，私底下对兰世立提了两点建议。

一是要抓好管理，“东星这短短几年发展很快，现在我认为要适当放慢点，把基础搞牢固……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了，能多点时间在办公室踱方步，抓好内部管理，东星的发展就有希望了。”

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而兰世立并没有听从领导的“教诲”，继续走马灯似的参加各种活动，对“创业领袖”、“领军人物”等各种纷至沓来的赞誉统统笑纳；2009年1月，东星网站发布“2008年集团十件大事”，其中一条赫然为：“兰总裁在全国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

三驾马车的崩塌

有政府高官一语中的地对兰世立忠告，是兰世立政商关系良好的一处写照。不过，抑或因为兰世立不羁的性格，抑或因为他所从事行业及路径的特殊性，湖北省及武汉市两级政府似乎又有意无意与兰“拉开距离”，至少在公众场合，鲜有主要负责人出席东星集团相关会议或活动。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东星的危机就开始潜滋暗长。兰世立当初关于由地产（东盛房地产）及旅游业务（东星国际旅游）向航空业务“输血”的设想并没有实现，相反开始相互拖累、掣肘，相伴随的是高管讨薪等闹剧的不时上演。

兰世立2003年就开始建造的光谷中心花园，后来竟成为了武汉光谷最大的烂尾楼。湖北省农行江南支行2006年向东盛发放的1亿元违规贷款后来被查出，并牵出涉及东星集团其它一些下属公司包括资产挪用等严重违规行为，一时间满城风雨，农行的9位责任人均遭撤职或调离，东星几位高管也受到了严厉惩治，兰世立也因此被监禁了一段时间。

2008年2月，兰世立在武汉掀起房价下降旋风，光谷中心二期原价8000元/平方米的住宅楼降为6000元/平方米（实际上先前光谷的房价从未到过8000元/平方米），他抛出“房价暴利论”，称自己要做武汉房价“雪崩的导火索”！

然而，一年后的现在，南方周末记者在光谷中心花园的围墙上，看到的是名为“融众投资集团”的公司标语，面朝光谷广场雄伟的“双子楼”，已挂上了“融众国际”的招牌。

资料显示，融众投资集团成立于2005年2月，是一家集投资银行、融资租赁、担保、典当及管理咨询为一体的多元化金融服务机构。

据知情人士透露，东星当年正是借助融众完成境外租赁飞机，而日前兰世立已将旗下的地产业务打包抵押给了融众；南方周末记者在位于武汉新世纪国贸50楼的融众总部向其企业部经理刘江玲求证时，他不置可否。

地产业务断臂，反倒打航空业一耙，兰世立捉襟见肘。东星航空的欠费记录不断被曝光。2008年5月，因欠缴民航建设基金，东星航空曾一度停飞上海航线。

同样，由于欠费问题严重，深圳机场集团、云南机场集团、杭州萧山机场亦纷纷向东星追讨欠款，并同时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东星同时欠下中海油巨额“油债”。

最尴尬者则属湖北机场集团，“在同一个院子里生活，虽然欠费，却不便于采取什么措施。”湖北机场集团一位中层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据财经网报道，东星航空自开航至今，包括飞机起降费、旅客过港费、房屋租赁费等在内，欠下湖北机场集团逾6000万元。

在国内走江湖，人情世故很重要，然而美国人则不会如此顾及情面了。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去年至今，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多次向兰世立追索东星所欠的飞机租金，均遭推搪而未果，于是开始诉诸法律途径，协同其他5家债权机构，向武汉市中院申请执行东星航空破产。

而据湖北当地媒体报道，东星航空目前的负债为90亿元，加上飞机的租赁费用，累计高达170亿元；尽管大部分贷款为长期贷款，但东星目前的资金状况，显然难以令人心安。

一位接近武汉市政府高层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鉴于东星糟糕的经营状况，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政府起初积极斡旋，有意尽快促成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事宜，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结果中航集团极低的收购价，让兰世立难以接受。

“兰世立一气之下拒绝合作，一下子使当地政府陷入了甚为被动和尴尬的境地。”这位人士称。

可以说，东星旅游、航空、地产这“三驾马车”的崩塌，以及兰世立一直以来性格的偏执与张狂，使得他的政商关系也走向低潮，以至于当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巨头动起真格时，游击战或迂回术顿时完全失灵，尽管他不情愿也不相信会就此“束手就擒”。

赢者的诅咒

3月17日下午，东星集团总部，一位清洁人员在为花盆中的旧土换新泥。这里的气氛虽然凝重，但并没有出现如东星航空公司一样纷纷另找出路的情形。

同样，东星旅行社的门店，也照常营业；这一天，在武汉天河机场，记者看到，东星航空的航班尽管由别的航空公司代飞，但时间却并没有更改。

尽管事发东星航空，但东星集团及旅游业务的“平静”，同样令人不解。兰世立在东星的管理风格向来强硬甚至专断——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一份片段性的东星集团会议及内部交流纪要显示，兰世立总是习惯滔滔不绝地给员工、中层甚至其他高层灌输自己的思路与理念。

在东星危机露出端倪之前，兰世立曾自豪地说，当年进军房地产业和航空业，几乎所有的东星人都反对。“幸亏他们没拿东星的股份，否则一民主，我就做不了，也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这种风格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企业凝聚力的下降和管理混乱。然而如今群龙无首，其他业务板块却近乎风平浪静，有人推测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维稳，武汉市交委一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3月16日，国航台湾办事处开张。其董事长即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此间称，仍在争取收购东星。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表示3月底一定完成对东星全部股权的收购。

“东星拒绝与中国国航合作,也许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孔栋说，“经济严冬对规模小、资金不够雄厚的企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相比于东星的资金危机，国航的“成绩单”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今年1月其发布预亏公告称，截至去年底国航的燃油套保合约公允价值损失扩大至68亿元。

尽管如此，孔栋表示2009年国航“有条件”实现盈利，并称中航集团已向政府申请了国有资本注资，“希望注资额不低于南航此前获得的30亿元”，而东航亦通过增发融资70亿元，并获得了银行累计460亿元的授信。

国有航空公司与民营航空公司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向政府索要巨额资金补贴时的“坦然”，在业界持续引发较大争议；“救一家南航，够救30家奥凯！”奥凯总裁刘捷音为民营航空打抱不平。

也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东星停航事件发生伊始，坊间就较少关注甚至忽略了东星商业模式一直以来的隐患和兰世立的管理风格的硬伤，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国进民退”。

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赢者的诅咒”，意思是说，在拍卖市场中，就算投标者们对其价值的估计是合理的，夺标者也往往不能实现预期的收益，甚至会遭受损失。

在围绕东星的这场游戏中，自我标榜非常透明却早已乱成一团的兰世立注定是个输家，但谁又是真正的赢家呢？

（非常感谢《鄂商》杂志社记者王坤祚的帮助；摄影：彭健峰）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福州

　　“我其实很孤独的,从来都是一个人打高尔夫。”曹德旺吐了一个烟圈,满脸严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这位63岁的老人,开朗、健谈,他领导的福耀集团,是中国最大、世界第四的汽车玻璃制造商。他骁勇善战,是同行眼里的领袖,员工心中的偶像；同样,他儿孙满堂,家庭和睦。

　　更重要的是,由于曹德旺2月12日透露要捐出自己持有福耀股份的70%(后调整为近60%)成立慈善基金会,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按照此间的股价,所捐股份市值超过40亿元。一时间,众星捧月,民间粉丝无数,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最牛慈善家”。

　　但这一切却并不能填补他内心的孤寂。

　　3月3日上午,刚从欧洲休假回来的曹德旺,在福耀集团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他身着格子衬衣、黑色西服,与其海归的儿子曹晖(现任福耀集团总裁)的运动鞋和休闲服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天的下午,在其位于福州市的家中,曹德旺这位虔诚的佛教徒,望着一本偌大的经书,惘然若失地对本报记者说:“我悟到了,一切都是空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我们曹家三代信佛；我从无到有,从贫到富,现在也悟到了；我儿子曹晖去年才从美国回来做总裁,他比我想得更开,不想接我的班,更不想要我的钱。”

　　3月3日晚，福耀玻璃发布公告称，经董事局与曹德旺本人协商，曹德旺拟捐股份的比例由原定的所持公司股份的70%调整至近60%。

　　曹德旺目前持有福耀股份约10.8亿股,扣除近期将向小股东支付股改追送股份7700多万股,实际持有约10亿股。他原计划捐出所持股份的70%即7亿股,成立以其父亲命名的“河仁基金会”；调整后的拟捐股份为5.9亿股,即曹德旺持有福耀股份的58.8%(或公司总股本的29.5%)。

　　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触及证监会关于全面收购要约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收购人通过协议方式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此前的2月12日,曹德旺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首次公开透露捐股计划,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实我三年前就开始琢磨此事了。”曹德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彼时曹德旺60岁,涉足玻璃行业30年,在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位居第56位,财富为40亿元,是福建富豪前三甲。他开始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农民出身、三代信佛,曹德旺萌生捐出自己大部分财富的念头。

　　当然,这与曹家公子曹晖不愿意接班也有直接关系。曹晖从基层干起,并曾担任福耀香港公司和北美公司的负责人。尽管也是一员大将,但由于长期居住海外,崇尚自由的价值观；他并不乐意从父亲身上接过全部的重担。

      2007年8月初,曹德旺向省里表达了捐股份的意愿。有趣的是,当时他欲捐出所持福耀股份的60%,这一比例与今日不谋而合。彼时正值中国股市大牛市,按照这一年7月25日的收盘价,曹德旺所捐股份市值达105亿元。

      2007年8月底,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黄小晶分别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但后来并无实质进展。直至今年2月这一话题被媒体重新引爆。

　　曹德旺一直以来都比较关注慈善事业。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中,曹德旺以捐赠金额1.46亿元位居第14位。曹德旺还是胡润慈善榜中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汶川地震,曹德旺先后捐出两千多万元。此外,在厦门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及机构,曹德旺都有不同额度的捐赠或助学基金。

孤傲的独行侠

　　“我没有什么朋友,企业界的、经济学界的,我不跟他们玩,因为没什么意思；我性格很直,以前得罪了很多人,后来变得小心些了,但仍然不会向任何人低头；我没向任何官员和银行送过一盒月饼,哦,我房间里这些蝴蝶兰倒是银行送来的。”

　　如果就此认为曹德旺是个活动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拒绝了高校希望颁给他的“名誉教授”等称号,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演讲,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

　　在中国企业界“圈子文化”日益盛行的今天,曹德旺几乎不参与任何组织与聚会；他是福州市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但“名号是别人给的”,鲜有参加相关活动,反而曾与会长大吵一通。“内地企业我没有研究过,没觉得哪位企业家值得推崇,更没有这方面的朋友。”曹德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这一角度来看,曹德旺身上有比较明显的孤傲的特点。但并不是没有“益处”。2002年前后全国上市公司陷入相互交织的“担保圈”,引起监管层注意。证监会福州特派办2002年曾作过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该办辖区内的28家上市公司,只有5家没有染指担保圈,其中一家即为福耀玻璃。

　　熟识曹德旺的人士称,曹德旺为人其实甚为坦诚。他要么不屑或不愿交朋友,一旦结下交情,他会鼎力相助。比较超出意料的“曹氏坦诚”是,他甚至向记者提起他年轻时差点发生的感情越轨行为。

　　曹德旺眼界开阔,思维灵活,崇尚“爱拼才会赢”的闽商精神,行走江湖而心无旁骛。创立福耀二十多年来,曹德旺从来没有偏离过汽车玻璃这一主业,“1999年有人强烈建议我进入互联网行业,2005年有人让我斥资做房地产,都被我骂了一通”。

　　现在来看,这种蛮劲确有可爱和可贵之处,不过,与曹德旺身上由生而来的“不服软”与据理力争相结合后,无疑会变成一位“孤傲的独行侠”。

　　他亦没有经济或管理学界的朋友,相反常讥讽如今不少学者的浅薄无知信口开河。对于外国对手,他亦寸步不让———7年前,打赢中国入世后应对反倾销诉讼第一案,他的凌厉就已蜚声江湖。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政商关系,他持同样风格。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与当地镇政府有过一次“斗争”,甚至惊动了中纪委,最后曹德旺胜出,当地一批官员“被贬”；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因股票上市事宜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大闹；去年,身为北方某省经济顾问的曹德旺参加该省的相关会议,因气愤对方态度怠慢,他甩手就走……

      “中国官员的腐败和散漫很多时候是企业家慢慢培养出来的。”曹德旺语出惊人。或许,曹德旺正是因为在创立福耀初期就遭遇过有惊无险的政商交恶和惊涛骇浪,即使他的锋芒并不会马上隐去,在“吃一堑,长一智”的中国通俗哲学中,他至少逐渐谙习了周旋和变通。

　　同时,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曾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并官至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用；可以说,尽管曹德旺是个非常懂得分寸的人,但不可否认他又是一个幸运儿。

　　一边是孤傲和桀骜不逊,一边又是内心平和的佛教徒。曹德旺内心并非没有榜样,那便是已故的台湾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七八年前,王永庆参观福耀后甚为认同,遂邀请曹德旺赴台交流。“台塑的工厂是那时我所见过的最漂亮、最干净的工厂,”曹德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直到今天,我的企业的管理架构在很多地方都借鉴了台塑的做法。”

难趟的河流

　　“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国家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一个国家最麻烦的就是分配不均,我希望我捐股份做慈善,能带个头,我想政府会支持的；我常说,事必躬亲的老板不是好老板,但你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能退吗?”

      “我捐股份,同时也希望给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中国富豪和既得利益者带个头,大家都来做慈善。”曹德旺说。

　　南方周末记者得知,针对曹德旺拟成立的“河仁基金会”,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普华永道和安永日前正在争夺将来的审计权,而德意志银行、汇丰、花旗、高盛等投行均有意角逐信托权。

　　曹德旺表示全国“两会”结束后,他将携基金会章程等资料前往北京,交由民政部等部门审批。

　　一旦基金会获批,曹德旺持有福耀的股份将降至20.6%,成为第二大股东。福耀董事局在3月2日提交给上交所的答复函中表示,曹德旺将在捐赠协议上要求,基金会在今后大宗交易等涉及公司事务上的表决权,一律交由第二大股东即曹德旺本人；“本公司认为曹德旺先生此举,有利于目前帮忙国家困难,同时又不失去控制权。于国于民均是好事,更望贵所给予支持。”

　　曹德旺的做法迎来的并不全是喝彩声。质疑者认为其有“作秀嫌疑”,毕竟中国的慈善土壤和环境难如人意,而捐股份更是新生事物。

    2005年,蒙牛集团掌门人牛根生捐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时,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牛根生的举动曾轰动一时,甚至之后成为一种自我标榜。然而,这一基金成立几年来,从未公布过一份财报,更重要的是,所捐出股份的一部分后来又用以抵押贷款,一时为公众所诟病。

      “不透明还搞什么慈善基金会!”曹德旺说。他称,基金会的管理将来要像上市公司管理一样严格,“即使有一天福耀完蛋了,我也不会拿河仁基金会去融资”；基于此,除资产保值增值和慈善项目审批部门外,曹德旺同时将设立项目跟踪部门。

　　蓝图是完美的,然而现实可能是一条难趟的河流。“河仁基金会”审批能否成功,曹德旺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备选方案”是基金会到香港注册,然后到内地设立办事处。

　　这一方案显然是曹德旺的不情愿之策。因为他面前还有另一条难趟的河流,那便是2008年福耀利润的直线下滑(同比下降73%),北美和欧洲市场遭遇的“工会之痛”,以及管理层在福耀突围之道上的分歧。曹德旺自然不会避重就轻,何况绕道香港可能会为未来埋下掣肘的种子。

　　有句印第安谚语说: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对于福耀和曹德旺来说,尴尬的,恰恰是现实跟不上灵魂的步伐。

 　■记者观察：闽商的“善途”

　　□张华

　　3月3日下午,曹德旺邀请南方周末记者到他位于福州的家中做客。这是一座豪宅,但因为曹德旺信佛,设计独具匠心,使之显得典雅而空灵。他的藏书、藏画、藏酒颇具规模,一张巨幅的字画“山高水深”是他的座右铭,以示谦和与知足常乐。

　　但他又怎能够知足常乐。在向我讲解“河仁基金会”的运作时,他时而铿锵地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贫富不均之危害的话,时而愤愤不平于国内刺激经济复苏一些事倍功半的做法,他想做的事情太多,想走得更远,但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他的卡拉OK大厅很少使用,健身器械上蒙了一层灰尘,游泳池也要等到今年夏天才开工。他太爱玻璃这一行业,太爱福耀了。这注定一生欣慰,却写满疲惫。

　　在他的卧室里,他指着超大的墙壁玻璃,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曹家自己生产的产品。”说完,擤一把鼻涕,说:“我有点鼻炎,还得去做次手术。”

　　问他什么时候从福耀退休,坐在沙发上的他停顿了两秒钟后反问道:“我现在退休可能最合适,但是我能吗?”

　　在慈善家稀缺的年代,我们习惯把所有希冀的品质,加到一个人头上。人们纷纷拿曹德旺与比尔·盖茨比的时候,曹德旺略有不快,说:“我不跟任何人比,曹德旺就是曹德旺；我希望我的行动是‘破冰之旅’,但结果怎么样,我掌控不了,只是努力去争取。”

　　所以说,是否能起到或说起到多大的“带头作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本身,以及它的持续性和透明度。

　　曹德旺的慈善之旅主要取决与其经历、信仰等元素,但他让我们想到闽商这一群体。统计显示,在这之前的五年当中,在中国企业家群体当中,闽商慈善捐款最多。黄如论是大名鼎鼎,连续五年位居慈善榜前茅。与他聊企业、聊项目,他总自然不自然地转到慈善话题上,同样用佛教中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心境。

　　闽商足迹颇广,东南亚的许多福建移民纷纷成为当地富商,并乐善好施。陈嘉庚便是代表人物之一,曹德旺对之也颇为推崇。

整个上午的采访和聊天，天南海北，非常轻松，我甚至向曹大老板求证其差点“婚外恋”的经历，他并不避讳。谈他的经历，他的企业，他的爱好，他的家庭，他的政商关系等等。报道会发在3月5日《南方周末》上。期间给我最大触动的，是曹德旺对我说：“我其实很孤独的”。他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并说自己总是一个人打高尔夫。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与福建省、国内任何企业家打交道，特立独行，内心孤傲，却又脚踏实地，不失谦卑。这或许和他是个佛教徒有关。

曹德旺的儿子曹晖期间来跟我们打了个招呼，运动鞋，休闲服，海归的曹晖就像个阳光大男孩儿，他现在是福耀总裁。他不愿接班，这是他的老爸决定捐出大部分股份的催动力之一。

下午我们回到福州，到了曹德旺的宅子参观。一进门就是一本巨型的佛经，宅子内的装饰和布局是他一手设计的。他的藏书、藏画、藏酒室，都独具匠心。在曹德旺的卧室里，他指着偌大的玻璃窗颇为自豪地说，这是我自家制造的。

曹德旺最欣赏的企业家是台湾的王永庆。而我现在正在写的一本书是《王永庆管理日志》，他饶有兴趣地讲起他与王永庆的一段缘分和互相参观对方企业的经历。福耀现在的公司和管理架构，就借鉴了台塑的作法。

在曹宅见到了曹德旺的夫人、女儿和孙女。不像有的富豪豪宅浮华下的清冷，曹家一家甚为和睦，时有欢声笑语；想起他当初与美国佬打反倾销官司一样时的强硬一般，真可谓“攘外必先安内”。

曹德旺注定一生操劳。他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把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了玻璃上，这是福耀的福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束缚。曹晖今年39岁了，也是一位将才。雍正当年是45岁即位的，曹晖一定会比雍正要晚。当然，这一类比并不恰当。

不扯了。现在是凌晨近一点。我在福州呆了24小时了。正酝酿曹德旺一文的写作。7个小时后，又要去赶飞机，到北京，与人大代表、浙江企业家周晓光约好了3月4日晚上做采访。还要在北京做另两个采访。一路奔波，四处流窜。所幸的是，我是在为自己工作，乐此不疲，在财经人物写作这一条路上不断摸索，不断前行，每每收获良多，唯愿积沙成塔。

1、昨天去参加了3G门户网(3g.cn)的一个会。老板邓裕强我是第一次见到，小眼睛。邓神情严肃，发言要看稿，一眼就被人看出来是技术派的。不过，风投有时就喜欢看起来青涩一点的创业者。

  邓裕强有个好习惯，就是喜欢兜里揣个小黑本子，随时随地把一些想法记下来。这让我想起来最近的一部电影《黑皮书》。不过昨天邓老板发布的是《2009手机体验白皮书》。

2、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篇关于福建企业家曹德旺的文章。里面一些细节，都是鲜为人知的。特别是关于曹大老板差一点憋不住要“出轨”的经历。他倒是很坦诚，说婚后曾遇到过“一个不同的女人”、“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不过最后他还是刹住了车，“想起我太太嫁给我时是那么淳朴的一位少女，我就觉得有义务尽到自己的责任，她和我可是患难夫妻!”

我是想突出曹的纯朴，这段经历是他主动告诉我们的嘛。不过俺怕读者骂俺八卦。编辑说，其实读者嘴上不说，心里最喜欢看的，就是富豪们的八卦事件! 哈哈。

3、知道陈伟鸿老师的思辩能力很强，不过第一次知道他的记忆力也是超群。问他一些与企业家们交往、能表现出对方脾性的过往事件、场景和细节，他都说的很详细。很坦诚，好记性。

4、大陆和台湾有两个企业家最近PK起来很有趣，一个真“内行”，一个假“外行”。一个是已被关的黄光裕，不断有新的案情被揭出来。李德林兄花力气在《证券市场周刊》上最近的宏文《黄光裕死结》非常值得一读，很猛很江湖。前几日听他说最终发表时被删了许多。

另一位是已故的台湾企业家王永庆。陈水扁的老婆最近供出，王永庆、郭台铭等人曾向阿扁“行贿”。不过很快就有人站出来为王永庆澄清，说其实是阿扁曾变相勒索王永庆；扁与王说起参与一个项目，王永庆故意回答：“我外行的啦!”

5、《“分拆”郑永刚》一文我是熬夜写的，发在了今天的《南方周末》上。其中我说如果按照不同的行事风格将郑永刚给“分拆”一下的话，他至少可以被拆为四种类型：口才同严介和，交友如孙大午，豪情似李金元，决策像朱新礼。但限于篇幅，不好详细展开。我会在上海证券报的专栏里，接着把话说话。

6、想专访比尔盖茨，给他的基金会发了邮件。对方很快就回复了，说会尽量安排，并提供了一些资料让我提前做功课。去年以来陆续采访了一些外国佬，其实回头来看，采访本身显得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台前台后打交道过程中，对方的谦和，总令我很受触动。

个人博客：www.zhanghua.org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浙江宁波  http://www.infzm.com/content/24439

      陈伟鸿推开郑永刚的房门，看到一位医生正在为他做常规的身体检查，郑永刚看到老朋友到了，很是欢喜，连忙起身迎接。

      这是2月15日，宁波，杉杉集团大本营。这一天，冒着淅沥的小雨，好几拨人向杉杉这一“服装王国”聚拢而来——有日本商人，有央视《对话》节目主持人陈伟鸿，以及众媒体记者等。他们都等着第二天的一场好戏上演，而这场戏的主角便是身家近30亿元的“国王”郑永刚；有人说他是一位“服装狂人”，有人则视其为一位“投资奇才”。

戏如人生

      这场戏的名称叫“结亲”。一方是杉杉集团，一方是日本的伊藤忠商社；分别是中国和世界的500强企业。2月16日，后者从腰包摸出100亿日元（约7.5亿元人民币），拿下前者28%的股份，从此结为连理枝。

      五十而知天命。刚过完50岁生日不久的郑永刚，情绪异常高涨。他在致辞中回顾自己的创业史，不断使用排比句和形容词，来描述杉杉的实力，并表达他对这一桩姻缘的满意之情。
“我这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把当年接手的资不低债的国企搞出了名堂，第二件就是今天与伊藤忠的合作。”

      在去年的“中国企业500强”名录中，杉杉排在第409位，营收为112亿元人民币。不足20年的时间打造一个包括服装、金融、新能源、有色金属、创投等产业的多元化王国，也算是名堂不小；然而与去年仅纺织纤维一块业务的营收就逾百亿美元的伊藤忠商社相比，杉杉只能算是个“小矮人”。

      显然，郑永刚抛出绣球，想着站到巨人的肩膀上，能在全球化的路上走得更远；而伊藤忠显然看到了中国内需市场未来不可估量的潜力。

      台上的郑永刚继续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江湖味儿十足。有时他扯得太远、太久了，主持人陈伟鸿只得伺机将之“拉回来”。

      尽管郑永刚建议在座者畅所欲言，并称有问必答，“我们不应遮遮掩掩！”然而当被问及当初做此决策背后的故事时，以及杉杉与伊藤忠“结亲”的细节和远景时，他变得含混晦涩、左顾右盼起来。

      也许，他自己也没有答案，尽管去年杉杉的业绩差强人意，但在经济危机之下，整个服装行业出口增速已降到了1%，市场悲观情绪不断蔓延。

      变革本身比结局更重要。就像10年前郑永刚砍掉杉杉先前斥巨资建立的营销渠道，以特许加盟体系取而代之时，有人说他“疯掉了”，他不予理会，坚持用了三年时间，硬是完成了这一巨型手术，从服装生产加工领域全身而退；如今杉杉人引以为豪，其实彼时郑永刚甚为忐忑不安。

      但郑永刚从来不会表露自己的这种不安，呈现出来的永远是外向、激情，甚至张狂，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大连的部队当过几年兵有关；自然，他也非常善于恰到好处地隐藏自己，这又与其“浙商”的脾性不谋而合。

      歌手潘玮柏一首名为《戏如人生》的歌中唱道：“别太早亮底牌，自己操纵着未来，只要结局没有越演越坏……”

“分拆”郑永刚

      市场上如今有个流行词汇叫“分拆”，如果按照不同的行事风格将郑永刚也给分拆一下的话，他至少可以被拆为四种类型：口才同严介和，交友如孙大午，豪情似李金元，决策像朱新礼。

      曾登上胡润百富榜“榜眼”的苏商严介和出口成章可谓路人皆知，郑永刚亦不逊色，2月16日杉杉与伊藤忠携手，郑永刚像诗人一样宣称：“这是一个逗号而非句号，逗得值得，逗得恰到好处。”他的激昂以至于令接过话筒的伊藤忠董事冈藤正广一时语塞，遂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做生意的人”顺势捧抬郑永刚。

      “孙大午案”曾轰动一时，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成为明星人物，他是为数不多的公开称自己与众多企业家、学者甚至官员等私交不错的人之一。与之类似，在企业架构完善后，郑永刚现在抽身而出，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参加聚会、交友，他于去年专门牵头成立了“新沪商联谊会”并任会长；而长江商学院的同学聚会或参与节目录制，往往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就向机场进发。

      陈伟鸿回忆称，两年前有一次在山西录制《对话》节目，郑永刚与李家祥（时任国航董事长，现任民航局局长）上台扮起角色，非常入戏地演起话剧《立秋》来。两年后的现在，就卖股份给日本商社的得与失，“我曾专门向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朋友咨询过建议和意见，也曾和联想的柳总（柳传志）和TCL的李东生私下请教过，听他们讲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郑永刚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郑永刚与天津天狮集团掌门人李金元可比的是豪气。当年传销被禁，李金元把直销做到海外，直做得如火如荼，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天狮的分公司；而几乎与李金元同时，郑永刚信誓旦旦称2010年“杉杉系”要有8家上市公司（现有杉杉股份和中科英华两家上市公司）。

      与汇源掌门人朱新礼风格接近的一点是，他俩都是阴柔与果断的矛盾结合体，郑永刚同样怀有“应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信条。尽管对服装业有一种不解的情结，但无论是当初砍掉杉杉的销售渠道，还是如今以账面净值“甩卖”28%的杉杉集团股份予伊藤忠，郑永刚并没有太多的优柔寡断；相反，在强烈的征服欲的驱使下，他在新材料等领域越走越远。

      “我们是一支稳重但进攻性很强的队伍。”杉杉控股执行总裁胡海平对记者称。

未掀开的一页

      “我们要永久和谐！我60岁的时候（2018年），杉杉的蛋糕要做到1000亿元至2000亿元的规模。”郑永刚说。

      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可能发生任何外界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红帮裁缝”之乡的宁波，2008年服装业产值近千亿元。杉杉、雅戈尔、罗蒙、培罗成等为代表的品牌集聚成为一张城市名片。何况善于玩转概念的浙江商人在服装产业外亦左右逢源、不断拓疆，加之与世界500强的联姻，以及资本市场的杠杆和未来创投业的井喷，“千亿企业王国”并非镜花水月。

      不过，郑永刚就像一个猎人，以尝到新鲜而味道不同的猎物为乐趣，如果有一天厌食了，他便会转而寻找新的猎物。也就是说，在“郑氏哲学”里，他口口声声所言且不断践行的“做减法”的前提，恰恰是似乎永无休止的“做加法”。

      而杉杉与伊藤忠商社日前签下的合作协议当中，无论是服装产业，还是能源、金融、投资、金属等行业，伊藤忠均注重全面的、长久的合作关系；但杉杉除在服装、科技等行业稳扎稳打外，其它领域的惯常风格是“短平快”。

      “就像一位短跑运动员碰到了一名心仪的长跑健将，兴奋又尴尬！”一位杉杉的中层职员并不看好杉杉与伊藤忠的联姻;在他看来，伊藤忠可能通过借道杉杉为“从赚美金到赚人民币”之登堂入室再攻一城，而杉杉的伟大愿景显得过于乐观。

      有趣的是，杉杉一位高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为郑永刚这一脾性下的注解是——“大格局决策”。

      与此同时，伊藤忠首批派的4名管理人员正进驻杉杉，并将参与具体的经营与管理事务。也有人担心，这些派员会不会水土不服——尽管杉杉不是家族制，而是任人唯贤。另一方面，虽然郑永刚不在杉杉集团和上市公司挂职，但他强硬、特立独行的作风，也许会增加双方磨合的难度。

      “自然不自然地，郑永刚习惯以‘江湖老大’的姿态自居。”长江商学院一位学员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好些同学常向他讨教企业管理难题，他倒是很热心，并且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协议签了，祝酒杯空了，政策的东风也来了，但一切仍是未知数。

      有人说，郑永刚60岁时，大胃口的伊藤忠未必能成为中国服装界的“达能”，不过届时杉杉却有可能成了服装界的“汇源”了。

      十年太久，只争朝夕。陈伟鸿说，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而郑永刚已经上路，这就够了。

      一位福建企业家最近特火，他便是世界第四、中国第一的玻璃制造企业福耀集团董事长、63岁的曹德旺。他决定，将曹氏家族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七成，拿来成立一个名称为“河仁”的基金会。

      曹德旺家族持有福耀玻璃10.8亿股，七成便是7.56亿股，按照最近的市价，这部分股份现值超过40亿元。

       “这名字不错吧。”曹德旺说。“曹河仁”是其父亲的名字，在曹德旺眼中，“河仁——黄河的子孙，黄河的仁义，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仁义精神”。

      听起来像是在吟诗。你还甭说，曹德旺还真是很健谈，具有“田园诗人”的气质。与他接触过的人，要不是其乡音“泄密”，不少人都会误以为他是北方人。他曾“震慑”过北方人——记得去年8月底在吉林省经济顾问的一次晚宴上，曹德旺一落座就开始大谈党的政策、农民问题等，激情四射、滔滔不绝，让在座的农业部的一位老部长大吃一惊。自然，这也是纯朴的表现。

      “曹氏纯朴”表现在诸多方面。他甚至会主动提起与老婆的感情，以及差一点“婚外恋”的经历——曹德旺婚后曾遇到 “一个不同的女人”、“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但最后他还是刹住了车，“想起我太太嫁给我时是那么淳朴的一位少女，我就觉得有义务尽到自己的责任，她和我可是患难夫妻!”

      曹德旺的大儿子曹晖比老他老爸小24岁，也属狗。父子感情很好，像是朋友，曹父对儿子的培养也是煞费苦心，让其从最底层干起，并到海外历练数年。尽管曹晖现在是福耀总裁，但做到这个位子上也是几经周折——曹父当初心想“世界是平的”，曾分别让一位美国和日本的职业经理人任福耀总经理，但最后皆因水土不服而被迫“下课”，曹晖最终走到前台；“我当时先是惊讶，然后感到欣慰。”曹晖说。

      富甲一方的曹氏家族的口碑不错，同样与其慈善之举有关。在2008胡润慈善榜上，其排名为第14位，捐赠额为超过1.4亿元。

      未曾料到，曹德旺最近“狮子大开口”，称要捐出所持的福耀股份的七成成立慈善基金会，这无疑是大手笔。尽管仍是一项“悬于半空中”的计划，各方的赞誉已纷至沓来，其风头甚至压过了此间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

      但质疑声同样开始涌现。比如，有人说他是在“作秀”，他不予理会；有人怀疑他是否在配合私募为福耀股票“抬轿”，所幸最近股价波澜不惊；有人一笑了之，说“捐股份”之于中国，只是“看起来挺美”。

      在一种不尽成熟、信任体系缺乏的商业文化中，一项慈善之举引起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再正常不过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捐股份”大都是比较陌生的，就像那英歌里唱的一样，“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

      好多人会想起一个人——蒙牛集团的掌门人牛根生。2005年，牛根生捐出其所持有的蒙牛的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牛根生引得千人驻足、万人注目。再加上他惯常的高调，一时十二分地耀眼。从彼时起，牛根生开始以“道德之尊”的面目游走江湖；CCTV“赢在中国”节目中担任嘉宾的牛根生，出口成章，句句“名言”，一时间粉丝成群，老少通吃，相伴随的自然是财源滚滚来——直到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

      牛根生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一出出怪诞的“演出”暂且不论。就“老牛基金会”而言，第一，基金会成立四年，从未公布过一份财报；第二，股份既已捐出，后来却又将其中一部分(占蒙牛香港上市公司4.5%)抵押给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以融资)，偌大数目的融资，用途亦未公开；第三，“老牛基金会”下又设“老牛投资”，别名“尚心投资”，期间的资金流转含混不清，而牛根生、蒙牛、老牛基金会等方面从来都是三缄其中。

      颇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当曹德旺因捐出大部分股份受到热捧的现在，牛根生继三聚氰胺事件后，再次因“OMP事件”遭公众质疑成为焦点人物；如果说在前一起事件中还有许多人以“行业潜规则” 对之坚定拥护的话，这一次，他的“道德塑像”彻底倒塌。

      有人说，牛根生的戏剧命运，虽然与曹德旺扯不上干系，但就行善来说，至少也会让其打个冷颤。此言可谓话糙理不糙。就中国的“慈善哲学”来讲，你可以不行善，但一旦高调地站了出来，就会被亿万眼睛盯住，受之监督——人们太渴望看到言行一致、透明的中国慈善家出现、涌现了。

      去年6月，比尔•盖茨捐出他的580亿美元的财产给以他及他的妻子命名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时震惊全球。而在此之前的2006年，盖茨的好友、“股神”沃伦•巴菲特就宣布将自己85%的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其它4家基金会；重要的是，巴菲特一直奉劝盖茨，公开基金会的财报。2009年1月26日，接受建议的盖茨首度公布了其慈善基金的年度报告，并称其目的是“透露哪些地方取得进展、哪些地方没有进展”。

      当然，又会有人说，人家美国的慈善环境是中国没法儿比的。此言不差，我们要对中国富人行善心存宽容，但也并不能屡屡成为慈善行动非透明的托词，这是两个范畴的话题。令人欣慰的是，不少中国企业家开始注重慈善形式的创新，记得几年前网易的丁磊和他的好友、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在浙江大学捐款时，事先设计捐款管理模式用心良苦，最后选择的是“等比配”的方式。诚然，“捐股份”在中国操作和管理的难度要大得多。

      曹德旺说，面对“河仁基金会”，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的成竹在胸的姿态令人赞许，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能否从一而终；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如果曹大老板对“河仁基金会”的坚持和坚守能像他对他的妻子一样——偶生心猿意马之念、然却自始至终一片忠心，则是曹氏家族的另一大幸事，也是中国慈善业的一大欣慰了。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福建知名企业家最近也在筹备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问他具体计划，他说一切保密。尽管吊足了我的胃口、让我郁闷，但我心生敬佩。金融风暴中若有一场慈善风暴，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人肺腑。

      有报道说比尔•盖茨今年要来中国，推进一项计划，号召中国的富人行善。我问唐骏，你的前东家果真有此计划吗？他说他问过微软高层，这是一场误会，中国媒体“理解有偏差”。咳，盖茨来也罢，不也来罢，“曹德旺们”正在慈善途中跑步前进，“国产大王”似乎要比“海外教父”要更具现场感和说服力吧!

    又是穆迪。

    2月5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下称穆迪）宣布，撤销对中国中科智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智）“展望为负面”的Ca评级。

    仅仅三天，穆迪就作出了这项新的决定。

    去年9月开始，中科智这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因被前高管举报财务造假、外资股东愤而起诉公司董事长张锴雍，以及引发的众银行暂时中断与其的业务合作等问题陷入泥潭。彼时，穆迪多次下调了对中科智的评级。

    一直到去年12月12日，中科智发布公告，称已与其在新加坡发行的高级债券的相关持有人签定了谅解备忘录，债券投资人初步同意“债转股”。这一公告当时被普通解读为“张锴雍有惊无险”“中科智软着陆”。

    然而，2009年春节过后没几天，穆迪的举措让市场对中科智重组和度过危局的不确定性再生狐疑。

    2009年，张锴雍48岁。这个本命年的开局幽了他一默。

子公司前老总的群发邮件

    2008年10月17日，包括董事长张锴雍和总裁魏勇在内的中科智集团高管和不少员工同时收到了一份题为“给邓西宁总经理的一封信”，洋洋洒洒三千多字，落款人为郭俊。

    郭俊和邓西宁何许人也？前者曾任福建中科智（中科智集团旗下子公司，下同）总经理；后者曾任河北中科智总经理，后调至福建中科智任总经理，即为郭俊的后任。

    “您如果急于在张锴雍董事长或魏总裁面前表现您的大义凛然，我觉得您未免太自作多情。”郭俊在邮件中写道。

    从邮件开头的文字看，似乎是公司前任高管与后任间的个人恩怨；“朋友”变成了仇人，这是许多公司政治局中常上演的闹剧。

    然而，行文至中，这位福建中科智的前任负责人，却开始细数自己任职时的“家常”。

    “福建公司其实在3年多以前，曾经被人告上法庭，原告是H银行，被告是一家公司，欠款3000万，逾期很久，银行追讨本息，福建公司作为担保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我当时非常讶异，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笔业务，也没有任何业务记录，作为总经理，我根本没有签过字。后来，集团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叫我不要管、不要过问。”

    “近期厦门G银行准备起诉张锴雍董事长以及其家族公司，因为他欠款5000万元，逾期将近一个月。但是，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作为担保方，也赫然在被告的行列。G银行认为深圳中科智担保手续完备、事实清楚，可是他们不知道，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的董事会的几名外籍董事，并不知道此事。”

    笔者发现，就在郭俊群发这封邮件前，中科智四位外方董事认为中科智存在“欺诈”的嫌疑，对其展开调查。尚不可得知外方董事是否了解福建中科智的情形；不过，2008年10月16日，四位外方董事长对外宣布集体辞职。

    郭俊在邮件末感慨自己亲历了中科智“一个民营金融企业成长的捷径”。

化险为夷

    中科智的“内乱”鲜为外人所知。真正引爆传媒和银行集体关注中科智的，是中科智2008年10月底发布的财报。财报显示，这一年上半年中科智提取拨备后的净亏损为近12亿元。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审计这份财报后的结论是“无法出具任何意见”。

    消息传出，众银行大惊。深发展、民生、华夏等中科智合作银行一时间将中科智视为了一颗地雷，唯恐躲至不及。而中科智的外方股东——美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花旗亚洲企业投资公司、凯雷、GE商务金融集团要求张锴雍进一步通报中科智详尽的资产状况，甚至萌生退意。

    似乎所有之前与张锴雍有过业务来往的人都变得谨慎起来，其中包括张荣律师。她是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中科智集团诉讼湖南酒鬼酒集团，最终获胜。张荣一向持开放心态，但如今中科智事件发生后，她婉拒了笔者的采访要求。

    担保业内一时风声鹤唳。不过，与外界的喧闹相成对比的是，中科智集团内部表面显得很平静，除了从张锴雍、魏勇等人在内的核心管理层频繁开会之外，普通员工仍是朝九晚五、打卡上下班。中科智执行总裁魏勇在其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时甚至表示“清者自清”。

    一个多月后的2008年12月12日，中科智公告称危机缓解。张锴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有信心获得外资股东的谅解和支持。”这与此前两个月危机进行当中张锴雍电话婉拒笔者的采访形成鲜明对比。

    有人说，中科智的危局是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扶植民营企业模式陷入囹圄的一个缩影，但更多人称“内因决定外因”。

    记得几年前，掌门人张锴雍提出中科智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房利美”。没想到，中科智与房利美——美国最大的债券和金融担保公司——于今年划出了两条形状几乎完全一样的抛物线；张锴雍一语成畿，差点“有去无回”。

    张锴雍真的化险为夷了吗？

多条腿走路

    张锴雍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金融材料系，后来获得了金融学和管理学双博士学位，可谓是位“学者型商人”。他搭借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暴涨的东风发家，于1999年跌跌撞撞进入了担保业，成立国内首家民营担保公司（2004年成立集团公司），并请经济学家陈志武等担任独立董事；当时深圳市场主要身影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公司和深圳中小企业担保中心这两位“国有老大哥”。

    在美国，担保早已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金融工具，可帮政府实施政策性担保服务，也可为市场实施商业性业务服务，其核心在于信用增级。而在日本，担保业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强调政府的直接融资支付功能。、

    中国一直到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第一家全国性专业担保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才宣告成立。

    张锴雍彼时以民营的名义分食担保业蛋糕，银行自然对中科智信用有所顾虑，要求它在为客户提供贷款担保时，必须有等额的存款保证金。张锴雍的策略是“以退为进”——乖乖地听话；银行的态度于是开始转变，不断调低中科智的存款保证金，从等额降到了5%，甚至豁免。

    “张锴雍从一开始就是一位非常谙习利用‘中国式’游戏规则将自己做大的商人。”一位已离职的中科智高管向笔者说。“张锴雍不满足于靠吃担保佣金过活，他从一开始就在考虑新的业务模式。”

    2003年开始，张锴雍开始尝试将担保和风险投资结合起来。他甚至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大谈“担保投资”的趋势和益处。他的思路是由原先向所担保的企业收取的3%的保费，降为1%，其余2%采取转换股权的方式。

    与此同时，张锴雍开始进军银行业。这一年的7月，五家民营银行的申请组建方案提交银监会，其中一家为 “深圳民华银行”，第一大股东即为中科智集团（持股18%）；然而最后由于政策原因未获批准。几乎在同一时间，中科智受让厦门商业银行7.7%的股份，成为后者第二大股东。

    2006年7月在广州举办的一些论坛上，张锴雍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商业模式时称：“用投资者的眼光做信贷，善玩高低杠的企业家才能回避风险。”

    一直到2008年5月底， “中科智PE基金一号”这一阳光私募才宣告成立，中科智与深圳发展银行签署战略协议，并高调表示将募集2-3亿元，投资于高速成长的担保客户。

    没想到5个月后，中科智拨备后净亏损近12亿元的消息传出后，坊间有传言称张锴雍挪用资金炒房炒股导致巨亏，这使得中科智高层对上半年还挂在嘴上的“担保投资”一时讳莫如深起来；中科智执行总裁魏勇在接受笔者采访中，始终对此闪烁其辞。

    笔者调查发现，实际上，张锴雍一直对他的老本行房地产业心有戚戚，对炒股亦持开放心态。2003年非典期间，中科智集团研究发展部一位人士建议张锴雍到香港抄底恒指，张表示同意，但后来变卦，这一年“五一”长假后改为却在香港买了一处房产。

    笔者见到这位人士，提及当年事时，他的情绪有些激动，脸上写满遗憾：“尽管后来那块房产也升值了，但远不如抄恒指的大底划算，太可惜了。”

底气从何而来

    在中科智深圳总部会客室外，张锴雍的金融野心跃然墙上:“力争未来五到七年，中科智实现年担保额1000亿元、年投资额实现100亿元、年贸易金融额实现100亿元的业绩目标！同时实现年利润额10-15亿元的目标！”

    而据中科智公布的数字，迄今为止，中科智集团的累计担保额约700亿元，2007年完成担保额超过260亿元，利润近3亿元。

    张锴雍要实现这一近乎“大跃进式”的目标，唯一途径便是加速扩张，同时借力资本市场的杠杆。

    除深圳中科智外，张锴雍已将中科智的大旗插上了北京、上海、长沙、福建、广东、河南、江苏、重庆、杭州、山东等地。同样，从去年年初开始，中科智旗下针对个人担保业务的中兰德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遍地开花。

    这些子公司非常注重与当地力量的合作，不管是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符合一定条件均可参股。同时由于中科智的行头龙头地位，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

    事实上，除北京等中科智个别子公司外，“中科智系”大多数地方子公司只是“看起来挺美”。

    “福建公司账户上有多少资金？从来有没有一分注册资金实际到位的？我们苦心积虑，空手套白狼，都已经习惯成了自然。”福建中科智前总经理郭俊说。而他在任时的2005年4月的一次活动中，曾表示“福建中科智将进一步完善内部资金结构，加强预警机制。”

    对于张锴雍的上市梦，笔者拿到的一份制订于2001年9月的一份中科智《商业计划书》显示，彼时张锴雍就图谋上市，首先地点是纳斯达克，香港主板市场是“备选”。要知道，2001年7月中科智才开始盈利。然而直到现在，中科智仍未上市，只是通过新加坡证券交易市场这一平台发行债券。

    5年前，国内担保圈连续发生了几起大案，气氛紧张，张锴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称自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天天像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万丈深渊。”如今中科智身陷危局，张锴雍虽然有所不安，但并没有像当时一样“神经高度紧张”；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对比。

　　事实上，中科智去年年底危局缓解，与深圳市政府的帮扶和支持息息相关，彼时张锴雍称将以实际行动相于“报答”。然而2009他的本命年开局，穆迪就和中科智开了一个“玩笑”。中科智的危局，似乎远没有结束。

链接：“郑州地王”陨落

     休闲T恤、运动鞋，一位个头不高、身材略胖的老者从电梯里下来，迈着轻盈的脚步，向前走来，伸出右手，低沉而有力地说：“我是吉姆•罗杰斯。”

      你很难将这位老者与较早预言中国崛起的“国际投资大师”的名号联系起来，他没有一点“架子”，接爱本报记者专访的两个小时里，很随和而自如地谈着自己投资心得与生活，特别是他的两个宝贝女儿——他于61岁的时候（2003年）始得一女，去年再添千金。而正是这位老者，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与索洛斯共同创立量子基金，10年后分道扬镳，大学授课、环球旅行、出版著作，经历充满传奇；不过，更多时候，他留给人的印象是桀骜不驯，在对金融市场的预测和判断亦频频引发全球性争议。

     这是1月18日的下午，香港君悦酒店。罗杰斯刚刚从新加坡他的家中飞至香港。次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亚洲金融论坛”上，面对全球金融精英的济济一堂，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的诙谐与锋芒，“读MBA毫无用处，不如去旅行，或是读个研究中国农业的学位”“别老想着赚钱，花半天时间回家制造个女儿吧”“英镑缺乏支撑，英国的经济已经完了”……

      2009年的农历新年，罗杰斯在新加坡与他的家人一起度过。春节一过，他并没有前往瑞士去凑达沃斯论坛的热闹，因为感觉论坛“有些虚”，而是去了阿联酋、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观光”，记者近日再次采访罗杰斯，当开玩笑问他回家过年的时间太短，他仍是习惯性地耸耸肩说：“生活的奥妙在路上。”

中国经济：下半年将复苏

有人疑惑他对中国的热爱是出于一种偏见还是内心使然，不过没有人怀疑他从中国赚走了大把人民币。因为罗杰斯，外媒谈到中国时更为频繁地用“bulish”一词来描绘，而他却入乡随俗，研究起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南方周末：您现在各种场合，都似乎表示对中国经济特别有信心，您的判断依据是？
罗杰斯：是的。尽管实际情形要比北京当局公布的数字严重很多，但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特性，与众不同。在遇到金融危机时，不至于引发 恶性的连锁反应。相比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市场对当局提振信心的举动要更“买账”一些。我注意到，尽管达沃斯论坛无果而终，但***总理的一番演说和表态还 是引起了各国的强烈关注。

南方周末：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可能率先从泥潭中拔腿而出。
罗杰斯：应该如此。有人说2009年会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不过在我看来，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会全面复苏。当然，不同行业要区别对待。

南方周末：哪些行业您最为看好？
罗杰斯：农业、水业、旅游业和能源行业。

南方周末：去年11月您和麦格理基金公司合作推出跟踪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状况的“麦格理和罗杰斯中国农产品指数（Macquarie and Rogers China Agriculture Index）”，目前战绩如何？
罗杰斯：去年12月份的回报率超过了10％，我对2009年这一指数的表现要乐观一些。中国有十几亿张嘴巴，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食品消费状况对农产品价格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南方周末：您曾说过人民币未来将取代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罗杰斯：是的。美国经济比预想的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要严重得多，美国政府在加紧“印钞”，美元简直要被毁掉了。美元仍将大幅贬值，最终丢掉原先的“老大哥”的位子，20年后被人民币取代。所以呢，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时，香港需要机灵一点，将港币与美元脱钩。

南方周末：您对中国股市的预测和判断常引起“地震”。
罗杰斯：噢，你说的是A股市场的反应吧。我从十年前开始买中国股票（环游世界的途中买的），三四年前继续买，去年接着买，从没卖过。我买的是B股、 H股和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等，许多普通投资者误以为我买了A股，所以经常很敏感。在我看来，中国内地许多投资者习惯盲从，常对一些所谓著名的趋势 判断者的话奉若神明，而忘记了自我分析。

南方周末：他们可能对你的“从不卖出”最为惊诧。
罗杰斯：我可以持有手头的股票五年、十年、二十年，或是留给我的女儿，但普通的投资者不可能这样。理念不一致，心态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能理解他们的惊诧，连同质疑和批评。

南方周末：换句话来说，您投资全球许多国家的股票，更多的是以一种“俯瞰”的姿态，站在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判断，并不尽适用于个人投资者参与。
罗杰斯：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我奉劝这些投资者，投资不是游戏，也不相信抱怨和眼泪——要做自己最熟悉和分析最彻底的事。

美国救市：我一直是悲观主义者

一个生在美国、学在英国的投资家，对已经陷入危机泥潭的这两个国家批评有加；于是有人想起中国作家鲁迅的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再接半句似乎更符合个中意境——赚其不稳。

南方周末：您对美国政府的救市似乎一直持悲观态度。
罗杰斯：对。我是美国人，但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恢复没有信心。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救市方案手笔宏大，精彩纷呈，但我很反感。失去了自由调节的功能，我甚至预料今年美国经济会更差一些，至少没那么快能喘过气来。

南方周末：对奥巴马新政也持同样态度？
罗杰斯：是的。我对这个家伙的上台后“拯救美国”并没有抱太大希望，除非他能创造奇迹。我注意到，奥巴马没有参加这一次的达沃斯论坛，使得原本就注定黯淡的论坛显得更为悲观了，但是，他来了就一定会让人们眉开眼笑吗？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候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以至于后来您投资界声名鹊起，常有人说您有“英伦情结”，现在您声称“英镑已经玩完了”，真是激烈的言辞。
罗杰斯：我说的是事实，一点也不夸张。北海的石油枯竭了，而银行业占英国GDP的比重过于庞大，加上外债极为沉重、大量印钞、外资减少等因素，没有理由不说英镑现在是一个缺乏基础支撑的货币，公共财政严重恶化，英国可谓岌岌可危。英镑会继续下跌，未来十年恐怕难有翻身机会。

南方周末：2012年伦敦将举办下一届奥运会。
罗杰斯：这只能使英国赔得更多。

南方周末：英国人倒是颇具反思意识，不久前《独立报》以 《我们会不会落得与冰岛一样的下场》为题，反思金融业占GDP比重过于庞大的情形。不过，不相苟同者也不少。好像有英国银行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联名发表给你的公开信，说你“夸大其辞，不负责任”。
罗杰斯：是吗？我不知道呢。我很少关心对我的质疑、批评或是回应。我把时间用在继续赶路上。谁对谁错，市场和时间自然会告诉我们答案。

南方周末：近40年前与您一起创立“量子基金”的索罗斯，在1992年借英镑贬值，成就了之前他关于“英镑崩盘，我赚十亿”的豪言。现在情形不同，但对于现在市场的剧烈波动，您其实是一边悲观，一边磨刀霍霍吧。
罗杰斯：哈哈。

每个人都是“大师”

罗杰斯被称为“投资骑士”，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行动主义者。而当年纪见长的他变得喜欢絮叨时，还是令一些人觉得不耐烦，批他矫情、作秀。他并没有太多反驳，或许他明白，那种叫作“敬畏（hold in awe）”的东西是没办法解释的。

南方周末：新年和中国的农历牛年到来前后，您可能是个大忙人——忙着收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祝福，应该有许多中国投资者朋友。
罗杰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直接讲的汉语）。不过，我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问我具体的投资建议，或是把我称为“英雄”或“大师”。这是一个机会层出不穷的时代，同样，英雄辈出，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真正的“大师”应该是我们自己。

南方周末：您与当年的老搭档索罗斯还有联络吗？
罗杰斯：1980年我们分手后，29年了，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南方周末：巴菲特称您是“最好的趋势专家”……
罗杰斯：其实，我们除了偶尔会在论坛等公共场合碰到后，几乎没有什么交情。就算偶尔见到，也鲜有交流。

南方周末：您更像是一位“独行侠”，独来独往，内心充实。
罗杰斯：我不孤独啊，哈哈。我有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女儿。我的三个助手，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香港。这就够了。我的内心 确实充实无比，无论是讲学、旅行、写书，还是生儿育女，都不断有新的收获。我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从不与别人相比，也不在乎外界的评论，生活毕竟是自 己的生活。

南方周末：不过我还是想逼您破次戒，您最近两年每到一处总会大谈 “牛市中国”，有声音说您像一个话剧演员，“老调重弹再重弹”，或说您是个“大忽悠”，您如何看待？
罗杰斯：说我老调重弹者，可能对市场根本没有敬畏之心。大涨大跌总是轮回，抛开盈亏不说，我把每一次的涨跌都当作一次旅程，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对我年轻时输得一干二净的经历记忆犹新。现在我到两个不同的场合说到同样的话时，感受是不一样的。但许多人只盯住了市场涨跌和自己账户盈亏本 身。自然，如果有人说我是大忽悠或是大骗子，我不想加以理会，他们自己忽悠了自己却在自作聪明。

我想做一个居家好男人

他把凌厉的留给了市场，把温情存放到了家中。在新加坡小学校门口接送子女上学的人群中，没有“投资家罗杰斯”，有的只是“父亲罗杰斯”。

南方周末：您曾两次环游世界，直到现在仍不断鼓励您的朋友或是投资者们多到外面 “兜风”，去感受真实的多彩世界。
罗杰斯：是啊。1990年和1991年，我骑摩托车去了50多个国家，1999年我和我的妻子开车历时三年，去了近120个国家，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个时候旅行是一种美轮美奂的享受——到市井中去，与各国不同肤色的人聊天，从细节中感受当地经济，发现投资机会，有趣、刺激。那时我是非常讨厌要孩子的，觉得孩子简直是个“累赘”，直到2003年我的大女儿出生后，我才发现培育孩子的乐趣，当父亲的感觉真好。我现在仍然经常到全球各地，但会提高效率，大部分时间仍会争取呆在新加坡的家里，因此2009年也没有制订大的出行计划。

南方周末：当初为何举家从美国迁至新加坡呢？
罗杰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对全球投资者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即便是在金融危机加剧的今天。我非常喜欢中国，但中国内地的空气质 量不太好，香港不如人意，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新加坡。美国经济的“富贵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爆发并陷入深不可拔的泥潭。我最近考虑抛出我的 剩余的全部美元资产。

南方周末：您的女儿喜欢中国吗？你们父女似乎是在互相改变对方的生活和观点呢。
罗杰斯：不是喜欢（like），是热爱（love）。我的大女儿五岁半了，她的中文非常棒，我给她请了一个中国阿姨作保姆。她们都是我的中文老师，可惜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长进，现在只能讲几个皮毛的词语。不过，我女儿对中国的热爱更加激发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和好奇心。

南方周末：在您的新书《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中，您从投资谈到人生，对女儿寄予厚望。您最想对她说的信条是？
罗杰斯：“做你自己”，这一点最为关键。做投资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我希望我的女儿长大后能追随自己的信念，做她自己精彩。

南方周末：您平时读什么书？
罗杰斯：我最近读的大都是育儿方面的书。女儿几乎成为现在我生活的全部，我围着着她们转，乐意做一个居家好男人，争取做一个好父亲。

      休闲服、运动鞋，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头儿从电梯下来，轻盈地向我走来，他伸出右手，很礼貌地说，I'm Jim Rogers。

      随和，这是吉姆•罗杰斯给我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在随后的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得到了充分地证实。他最感兴趣的两点，一是他的环球旅行，二是他的两个宝贝女儿。对于第一点，他说，他好多次都是在旅途中买股票的，对于第二点，他在给我的他的新书《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扉页写道，好好培养你的孩子。

      本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未料到聊得非常愉快。两个小时后，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不少人觉得他狂狷，或是称他为“大忽悠”的原因。他从来都在按照自己的兴趣做事，从来没有想着去影响谁，只怪投资者和媒体太认真了。“他们自己忽悠了自己。”罗杰斯玩转着手里的刀叉，眼睛一眯，额头上出现好些皱纹，但他说，我是一个年轻的父亲----60岁那年始得一女。

     1980年和索洛斯分手后，29年来，罗杰斯和他从来没有有过任何联系；巴菲特称罗杰斯是最牛的趋势专家，但他们几乎没有过任何联系和交流；罗杰斯的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罗杰斯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但这个公司几乎是个一人公司（他的三位助手分别在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罗杰斯说，做自己的事、感觉充实就够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大师”。

     我们喝茶的地方，在眺望维多利亚海港风景最佳的君悦酒店的30楼咖啡厅，临走的时候，他说，明天中午我在香港会展中心有个小的演讲，你可以来听下。我说好的。

     第二天我睡了个懒觉，因为要回广州，所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听一下罗杰斯的演讲。最后还是去了。到了香港会展中心，我才知道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二届“亚洲金融论坛”，全球的众多金融界重量界人士济济一堂。当我到了2楼大厅门口，报上姓名时，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女士很热情地说，罗杰斯交待过了。直到后来，我才在电子信箱中看到，罗杰斯前一天听说我要去听他的演讲，就马上发了邮件给贸发局这位女士，而这位女士又迅速回了邮件给我。这些细节，让我感到非常惭愧，同时罗杰斯于我再多了一份亲切感。

    我想，许多人许多时候或是过分自信，或是妄自菲薄，大概皆因太喜欢也太频繁地给自己找参照物了。回到广州，我给罗杰斯的回信中说：你的生活态度让我想起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一句话：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最重要的是，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作为晚辈，我受益匪浅。”

   
     链接：争议罗杰斯

1月15日 邹锡昌兜售广场和汪远思甩卖地王
一位在广州，昌盛集团掌门人邹锡昌，一位在郑州，思达集团前掌门汪远思。分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和50年代初生人。这两位“赌徒”若加以比较，是非常有趣的。邹锡昌是地道的广东人，但他却天生豪爽，爱好广泛。而汪远思呢，他是地道的北方人（河南开封），却城府很深，江湖武艺精湛。

1月14日 张锴雍转危为安和孙大午私企立宪
 张锴雍和孙大午，前者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深圳中科智集团的掌门人，后者是全国私企500强之一的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一个是做金融的，一个是做农产品的（饲料等），把这俩人拉到一起，千万不要认为是想做红娘，让张锴雍为孙大午作担保融资；不过就算张锴雍愿意，孙大午也会皱眉。

1月13日 董正青咆哮公堂和闪电狗的“狮吼功”
董正青就像《闪电狗》中那只可爱的小狗伯尔特，作风强硬的他在自己的路上走了很远，且战功赫赫，他以为“特技”是一种本能，而忘记了自己一直以来不过是在拍一部“好莱坞大片”而已。当法官宣判的那一刻，他又一次施展了“狮吼功”，仍不奏效，彻底醒来；他最终回到了现实中，但必须承受像伯尔特承受过的那些苦难。

1月12日 戴国芳出狱与杜双华出局
历史总是喜欢给人开玩笑。当业界都在等着瞧山钢重组日钢的具体方案是什么模样、杜双华命运几何时，有媒体报道了江苏铁本创始人戴国芳已于2007年年底出狱的消息。杜双华可能会出日钢的局，却在自己提前谋划的另一场局中玩得不亦乐乎，局中局也。这会是一次因祸得福吗？戴国芳会心生妒忌吗？

1月9日 黄光裕赌博和张近东醉酒
这真是一个娱乐味道十足和想像力雷人的时代。一些人把黄光裕“案发前十个月曾十余次往返于内地与港澳之间”直接贴上了“贪赌证据”的标签。真是可爱。而张近东“醉酒”的新闻则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你是想证明张近东幸灾乐祸，还是想暗示黄光裕罪有应得呢？

附1：国外大亨们的霉运与末路

1、新加坡富豪买肾入狱却终获死刑犯捐肾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去年曾因购买人体肾脏而被判短暂服刑的新加坡富豪唐韦嵩（音译）2009年1月9日从一名死刑犯那里获赠了一个肾脏，并于同日完成了肾移植手术。

2、印度外包巨头萨蒂杨创始人拉马林加·拉贾被捕
据外电1月13日报道，印度政府为萨蒂扬(Satyam)的新董事会任命了3名成员，以恢复这家科技公司的信誉。 蒂扬的创始人拉马林加•拉贾(B. Ramalinga Raju)和他的兄弟、联合创始人拉玛•拉贾(B. Rama Raju)1月9日被警方逮捕，并将被羁押至1月23日。

3、德國富豪梅克勒臥軌自殺
德國媒體1月7日報導，正尋求銀行救援其陷入困境企業王朝的德國富豪梅克勒（Adolf Merckle）已遭火車撞死。梅克勒的家人隨即証實他已自殺。 根據福布斯雜誌（Forbes）的資料，74歲的梅克勒擁有全球排名第94的財富，到去年3月身價高達92億美元（約3043億新台幣）。

4、希腊航运大亨被绑架
1月12日，希腊航运大亨佩里克莱斯·帕纳戈普洛斯（Pericles Panagopoulos）在住所附近遭三名蒙面持枪男子绑架。警方认为绑匪只是想勒索赎金。但近来希腊绑架案频发，反恐专家担心沉寂已久的极左恐怖主义可能已经卷土重来。

5、时运不济的俄罗斯寡头
对于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仅仅四个月前，德里帕斯卡还在希腊科孚岛筹划其最野心勃勃的交易：收购全球最大的镍矿公司，若交易成功，他将因此掌控规模逾900亿美元的巨型金属和采矿企业，媲美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德里帕斯卡当时为俄罗斯首富，身价估计为280亿美元。但就在数周内，德里帕斯卡的财富大幅缩水。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战争之际，外国投资者开始大批撤离俄罗斯，随着全球信贷危机的加剧，这种趋势有所加速。

附2：《PK周刊》第一期 冬日表情

      张华荣是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陈索斌是青岛金王集团董事长，前者被称为“女鞋教父”，后者是“蜡烛大王”，虽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但在整个中国企业界，张、陈二人并非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然而，他们却是此轮金融海啸中最幸运企业家中的两位。

　　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张华荣突然接到通知，说温总理要来他执掌的华坚集团参观。他赶紧换了一身很酷的行头，向总理汇报企业经营思路和状况。温总理听后说：“发展、转型、升级，这是六字真言……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困难变成机遇，就是要靠这六个字。”张华荣又不失时机地介绍他主办过一届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温总理又说：“这个论坛办得好，要继续办下去，第二届鞋业论坛还在这里办(厚街)，要办得更好。”

　　华坚集团是一个外向型的企业，去年夏天笔者与张华荣先生就华坚的战略有过一次长聊，他虽然对度过眼前这场全球性危机充满信心，但放语之间仍难免流露出一丝担忧。彼时他对第二届鞋业发展论坛能否于10月顺利举行怀有一丝不安；要知道，在他的规划中，这个鞋业发展论坛承载着“伟大的使命”，即在这一论坛的平台上攒大戏、唱主角，为正在筹建中的“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广纳资源。这个总部基地项目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包括采购、研发、品牌、人才等十大生活和产业服务中心，气势恢弘。

　　张华荣怎么也没想到，温总理会来到华坚。那两句鼓励的话语，让他备受鼓舞，同时也成为一种无形的推力，推动华坚集团站在了全球鞋业界的聚光灯下。而更出乎他预料的是，10月的第二届鞋业论坛，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让他当初的担心一扫而光，龙永图发来祝福辞，世界鞋业界的一些巨头及官员也慕名而来；论坛闭幕前，诸多机构、银行、高校，以及政府机构都踊跃与“世界鞋业总部基地”项目战略联盟签了约，张华荣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陈索斌“邂逅”温总理则是在2009年元旦期间，温总理到青岛调研，青岛金王是调研企业之一。与华坚集团相似的是，金王集团的蜡烛逾九成是出口海外的。在此之前，陈索斌为应对金融危机，已着手加大内销市场的开发力度。温总理视察金王集团时，陈索斌将一个蜡烛新品送给总理，开心地说：“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送给您这个蜡烛。您消费一下、体验一下，带头拉动一下内需。”总理离开时，勉励道：“小蜡烛能做大文章…让中国蜡烛照耀世界。”几天后的1月5日，2009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青岛金王的股票以涨停价开盘，甚是高亢。

　　与一位朋友聊起这件事，朋友半严肃半玩笑地说，相比之下，还是南方商人手笔大，不过，陈索斌完全可以学习张华荣“好榜样”，承办“世界蜡烛发展论坛”，并在青岛申报一个“世界蜡烛产业基地”之类的项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啊。”朋友说。

　　以商业的角度看，此话不糙，何况山东半岛在制造业集群和全球资源整合上逊色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如此也是一次补课的机会。不过，从总理调研企业“过冬术”的原生性意义上讲，则是另一个话题，那便是，在中央高官视察和寄语代表性企业后，地方政府能否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由点到面，引导这种效应。大手笔建产业基地的想法和做法很有魄力，但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带来另一个问题——最终受益的只是规模企业等强势群体，那些本来最需要得到点拨和引导的中小企业反而被迫出局。

　　关注珠三角的人士或许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形，当地方政府协助某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画个圆圈，以“升级”的名号大搞产业园或是品牌孵化园等大项目时，一些囊中羞涩、进不了这个圆圈的中小企业很是头疼，不过他们很快想了个很聪明的办法，那就是在圆圈外，租赁或建造起厂房来，这种“借光”方式和现象颇具反讽意味，令人深思。

　　笔者这么说，并不是反对陈索斌和张华荣们“画圈”（不知道陈索濒现在有无萌生画圈的想法），而是在提醒正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有形之手”虽不可能把一碗水端平，但也该尽力避免多数企业最终落得画饼充饥的宿命。

      链接：《PK周刊》 http://www.PK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