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读的北大，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任职。我毕业的第一份工，部门主任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跟我讲过些海子的事情。当时气功很热，据他讲海子也练气功。我们都知道海子自杀时精神状态是不太正常的，而部门主任的解释是，海子怀疑别人偷了他的气。我不知道练气功被人偷了气是什么感觉，或许不好。据主任讲，海子去山海关自杀是从西直门火车站上的车，那天恰好被主任在火车站外碰见，感觉恍恍惚惚的，事后想来非常不祥。

    我知道我说这些肯定要招骂，不过我还要交代，我非常不齿主任的为人，半年后我们部门四个兵就集体辞职反炒了他的鱿鱼。因此，主任的话我是不怎么相信的，放在这里只是聊备一说。

    海子自杀的消息，我不记得是当天还是第二天传到北大的，当时我正在北大读中文系二年级，只记得当时是晚上，消息爆炸性地传来。我年级低自然不认识海子，但偷觑师兄们甚至同学们的表情，真切地说那是上帝死了的表情。当时在高校特别是北大，海子已经是诗歌的神。当然北岛顾城也是神，或许还是我们心目中更大的神，但海子无疑是我们自己的神，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而那几位都是知青，完全不同的两路人，而我们自然更认同自己人。

    所谓爆炸性，并非拿大喇叭使劲广播，而是你突然发现，世界仿佛一瞬间凝固了，每个人都微微张开嘴，然后开始窃窃私语，然后仿佛这窃窃私语汇集成滚滚雷声――当然，现实世界依然安静得出奇，我是指那种内心的震撼。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老子说“大音稀声”，大致都是这个意思吧。

    当时我们如此年轻，我们不相信有什么事情就只是它本身，而没有什么额外的意义。海子的自杀也是这样，我们不相信那只是他的个人选择，我们坚信一定可以用更宏大的背景来解释的。那个年代虽然还不提什么市场经济，但我们已经痛感经济社会的到来对精神理想的冲击。因此我们甚至确信，整个社会要对海子的自杀负责，因为诗歌的空间（或者直白地说诗人的空间）被无情地挤压了，而海子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抗议。我们认同海子，很大程度上是觉得其实他是在替我们抗议。我承认这有点“过度诠释”了，只不过很多年后我才承认。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部门主任跟我讲他理解的海子自杀时，我几乎想冲上去揍他。但现在不会了，你要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

    我忘记是两天还是三天后，也忘记是在北大五四操场还是其他地方，反正又是晚上，举行悼念海子大会。我跟大多数学生或者外边来的人一样，黑压压地站在台下，目睹诗歌大佬们鱼贯上台，或者发表讲话，或者朗诵海子的遗作。那个春天到处涌动着一股情绪，而我是从这个大会开始感觉到的。

    这两天读了很多纪念海子的文章，很多还是我尊敬的师兄们写的，我不愿意评价，我只希望不要过度诠释就好了。

    海子的确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心目中的神，但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他那种状态写出他那样的诗。我觉得那是一种癫狂状态，我想，当时如果有大麻我一定会试试的，不幸或者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找不到大麻。写诗，必须把自己弄到很high那么一种状态，而的确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就不能。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安然接受这个现实，告别我不成功的诗人生涯。

    海子今天最有名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那是真正的绝望，但我根本无法走近那种绝望，我不知道应该悲哀还是应该庆幸。

    但不论怎么说，海子的诗是最好的，至今无人超越。

我一边玩一边发愁，因为要交稿了。这个专栏，我都是写一些人迹罕至旮旮旯旯的地方，我叫它世界尽头。实际上，地球是圆的，而我们知道球体无所谓尽头。特别是今天，人类已经探索过几乎所有的地球表面，也就无法像以前那样在头脑里边想象一个世界尽头。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算南极洲，人类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了对全世界陆地的探索？我猜，也许你会想起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船长甚至加勒比海盗，那些雄心勃勃的西方探险家。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吧：

如果排除一些小岛，人类基本完成对陆地的探索（南极洲除外）大概是在一万年前。西方人自称的地理大发现，从整个人类角度，也许叫再发现或者白人发现更恰当些，因为他们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发现当地早就有人居住了。

早在一万年前，人类凭借非常原始的手段，就占领了地球几乎每个角落，如果从物种扩散的角度来评价，我想这应该是自生命产生以来最了不起的成就。当然某些鱼或者鸟或许也能做到这种全球性的分布，但人类是靠腿走出来的，而且只用了不到十万年。十万年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哪怕最开始就分开各自发展的人类，日后相遇依然能够通婚，我们人类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一个单一物种。

过去二三十年，应该是人类学的黄金年代，凭借DNA线索，人们基本形成一个共识：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是十多万年前从非洲出走的一小群人的后裔。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繁衍生息，到上个冰河期结束，也就是一万年前，已经遍布全世界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有人做过计算，这种拓展速度，要求每一代人都向着未知世界前进 70公里。今天我们也许会想，70公里可能就是一次郊游的距离，但那是史前啊，拖家带口，没有道路，前途不知道有什么会怎样，而且经常遭遇高山荒漠大海的阻隔，却在十万年间保持了这样的拓展速度，或许它真的是生命史上最了不起的奇迹，人类的确有理由骄傲。

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这一小群人，很快向着三个方向分道扬镳（当然后来又有相遇和融合），一路前往西亚欧洲，一路深入中亚和北亚，还有一路沿着海岸向东向南，到达南亚、东南亚和澳洲。DNA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不同族群的发展历程。比如印地安人，他们是中亚、北亚人的后裔，在大约两万年前踏过冰冻的白令海峡进入北美，然后仅用五千年就完成了纵贯整个美洲大陆的拓殖，堪称神速。再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基因里边有一点点东南亚那一路人的成分，但主体是中亚北亚那支。我国古代历史也印证了两大族群在中国境内的竞争，南方的百越最后失败，基本退出大陆，后裔流散到东南亚一带。

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应该去读专业书籍，我只是说个大概。它反映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活力和勇气，当然还有创造力。我写世界尽头，其实主要也是感喟于人类的活力和勇气。设想史前时期的人类，或者是草原上的狩猎者，或者是海边的拾贝者，他们追随猎物，或者受人口压力的驱使，永不停顿地从一站走向下一站，翻过高山，渡过大海，不知不觉就走遍全世界，而每一次出发，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之地、世界尽头。他们没有翅膀，但他们比任何一种鸟旅行得更远。他们没有厚厚的皮毛，但可以猎取皮毛兽类，从热带走向酷寒。他们没有鳍，但他们制作了简陋的独木舟，航行到遥远的海角。固然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值得骄傲的新技术时代，但依然不能遮掩祖先伟大的勇气与好奇心。今天，我们谈论市场经济，我们为当下的金融危机忧心忡忡，我们似乎忘记了祖先一直面对的更为宏大与紧迫的命题：向前走，不停地向前走，哪怕前边是高山大海，不要丢弃好奇心，不要失去勇气与激情……

当google earth那个小小地球在我的鼠标下转动，我也因此仿佛获得了某种类似神的全知全能的角度，仿佛可以穿越时空，礼赞人类的伟大。但是，祖先的伟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会同样伟大，我们只是存在着继续伟大的可能性而已。同时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依然肩负着本能的使命。

        这也是我写世界尽头系列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关于种族，今天全世界政治正确的说法都是：种族平等，不同种族之间没有智力等方面的先天性差异。如果谁更成功些谁更失败些，也是由于后天环境不同造成的，或者是由不同评价标准造成的。举个例子，如果测量智商，黑人很可能平均值低于白人和黄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总体上更不聪明，只是说明，智商的评价标准，对黑人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如果黑人发明另外一套测量所谓智力的标准，那么得低分的很可能是白人。

    既然大家都政治正确了，那么先前肯定是存在过政治不正确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就有过一段时期，主流观念根本不承认白人和黑人是同样的人类，他们认为上帝分别创造了不同的人类，白人最高级，黄种人次之，黑人最低等，甚至有人认为黑人与黑猩猩更接近。在这里我想讲讲一个叫唐恩的英国医生。

    今天孕妇做检查，唐氏儿是必检的一项。所谓唐氏儿，就是由唐恩在19世纪60年代观察到的一种新生儿症状，实际上就是呆傻儿。今天我们知道，唐氏儿是由于一对染色体未能分离造成的。当然唐恩医生不可能了解染色体，他只是观察这类婴儿的外部特征，有些虽然是白人却具有某种东方人特征（比如眼睛肤色等等），因此他把这种病命名为“蒙古人愚型”。唐氏儿这个叫法，是后来大家觉得冒犯黄种人才改过来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呆傻跟蒙古人联系起来呢？因为在唐恩那个年代，很多白人就认为东方人比白人傻，当然黑人更傻，没叫“黑人愚型”还是客气的。当然中国人的灿烂文明他们无法否认，但他们可以解释说，中国人（或者蒙古人）的智力不低，但这种智力主要体现在模仿和仿造上，缺乏创新的才能。唐恩之所以命名为“蒙古人愚型”，因为他观察到这些患儿：“他们有极强的模仿能力，甚至仅仅是照着样子去做。”这下明白了吧，仅仅由于更善于模仿而不是创新，使唐恩想起了蒙古人并且命名之。

    这篇文章里边，我无意探讨为什么当下中国出现那么多山寨现象，我只是想提醒大家，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或者东方人只善于模仿不善于创新，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观念。尽管由于科学发展和政治正确等因素，现在他们一般不怎么赤裸裸地谈论这个了，而一旦具体到某个话题上，恐怕还是会不自觉流露出这类意识，就像称中国是山寨大国。这里边其实是有种族主义的历史源流的。

    每次都是如此，我不得不暗自计算，牙齿照这个速度坏下去，我这一嘴牙还能坚持多久。不仅仅牙齿，还有牙龈，大夫一边轻轻摇晃着我的牙齿一边说，你看，牙龈发炎，都萎缩了，牙也就松动了；还不仅仅是牙的事儿，细菌从发炎的牙龈进入血液，有些心脏病等疾病就是如此诱发的。你看很多西方人都六七十岁了，还一口牙好好的，而咱们中国人很多不到五十岁满嘴牙就不行了。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猜大夫接下来会要鼓励我花更多的钱到她诊所定期保养，但她只是掏出个小白盒，说这是牙线。然后取下一小节，教我怎么用。牙线大致这么用：双手食指分别绕住牙线两端，中间留一小节，从每个牙缝慢慢探进去，上上下下把牙缝里边刮干净，然后下一个。大夫说，你最好每顿饭后都用牙线，这样可以缓解牙龈炎。一盒牙线二十多块钱，可以用两三个月，基本大超市的牙膏柜台都有。

    下决心或者养成习惯是很难的，但牙科诊所无疑是一个可以使人下决心做点什么并保持住的地方，只要你想想钻头打磨牙齿的滋味。我常想，如果人能像鲨鱼或者鳄鱼那样多好，一嘴牙活到老长到老，旧的掉了还能长新的。可我们的确只有这一口牙齿，因此牙医建议你什么，只要不是特别艰巨，基本上我们都会遵旨照办，我也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经常忘记，后来慢慢养成习惯，吃完东西不用牙线清理一下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管什么场合，必须赶紧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卫生间最好，掏出随身带的牙线。中国人用牙线的很少，很多人甚至从来没听说过这东西，因此哪怕我在卫生间正做这事儿，被进来的人看到，都不免尴尬，人家还以为你被鱼刺卡到了呢。但做完的感觉真好，舌尖扫过牙床，确信每一个牙缝都是干净的，特别舒服。怎么说呢，起码对别人来说你口气不至于很难闻了。国人注意口腔卫生还没形成全民意识或者说全民习惯，不但危害自己，其实对别人也不礼貌，毕竟口臭是一件尴尬事。

    应该说我真的很感激那位推荐我使用牙线的大夫。后来我依然每隔半年去检查一次牙齿，但最近的两三次，大夫使劲看了半天，居然说你不需要治疗，洗洗牙就可以了。当时的开心，可以想象吧。

    而且我也培养了一个信徒，我弟弟。他现在比我还变态，连吃完水果都要用牙线。最好玩是我们俩一起吃饭，饭后也不避人了，各自拿出牙线做自己的，服务员看见一定奇怪，还以为我们在举行什么仪式呢。

    总之，我推荐大家使用牙线，效果真的超好。如果有人看了我的文章后愿意尝试并且形成习惯，那也是功德。

    当然不是真的跟这些驾驶摩托艇、肩扛火箭筒、手提ＡＫ47的家伙一起出海，而是通过google earth提供的卫星图像。很显然，google earth最近大幅提高了大部分索马里海岸卫星照片的分辨率，足够看清楚每一幢房屋，以及海边停泊的每一艘疑似快艇的船只。当然，这些卫星照片应该是几个月前的了，今天那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军舰最密集的海域，我想不会再有哪个海盗笨到把快艇大摇大摆地停在海边。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违反常理，索马里海盗就是其中之一。按说，海盗应该藏身在地形复杂、港汊曲折的小渔村，而索马里那笔直笔直的海岸线，却可能是全世界最荒凉最无趣地形最简单的海岸。沙漠直抵海边，一览无余，海边偶尔出现几个小渔村，房屋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清楚楚。出门不用拐弯直接下海，不多的几条船在海边一字泊开，还有几条拖在岸上修理。你能够看到的就这些，而这些渔村却有着如雷贯耳的大名：霍比亚、艾尔……据说都是海盗的老巢。

    我仔细观察这些渔村，当然卫星照片不可能提醒你这个是海盗那个不是，照片就是照片，分辨率再高也只是照片。照片取俯瞰角度，几十座大大小小的院落构成一个小渔村，但我猜想海盗们应该不会常住在这里，因为渔村里看不见一辆汽车，而许多笔直的车辙轧出来的道路却从渔村伸向内陆的远方。沙漠里本来无所谓有路没路，开车跑过去就轧出了路。我猜，海盗们需要出海抢劫就过来，抢完应该是退回内陆地区，正常智商的家伙都不太可能常年驻扎在渔村里，否则目标也太醒目了。

    据说索马里有一千多海盗。其实把索马里海岸从南到北巡视一遍，大概也能判断这个数字不可能再大了，因为这一段荒凉的海岸，上千公里之间能称得上渔村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荒无人烟。而且，海盗的主要巢穴都集中在中部。南部距离印度洋主航线比较远，北部现在归半独立地方政权索马里兰，前不久索马里兰还对外强调他们境内没有一个海盗，并且表示愿意配合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行动。

    所以，打击海盗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不要说海面一举一动都有卫星盯着，便是陆上，控制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小渔村也不需要多少军队吧。问题是，即便这么点事情，索马里政府也办不到。我猜，出了首都摩加迪沙，这个国家根本没几个人买所谓政府的账。所以，海盗问题终归是一个政治问题。

    提起索马里，我们或许首先想到这是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政府。这个世界上，似乎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国家有政府。但这可能是最常见的偏见之一。至少索马里这地方，几千年来就不怎么有过政府的，都是部落自己管自己。上世纪60年代索马里闹独立，赶时髦似的也成立了政府，但终于发现，说到底谁也不服谁，政府基本上没鸟用，谁也不拿政府当回事。今天，这个国家基本处于名存实亡这么个状态，西北部的索马里兰、东北部的邦特兰都在独立建国，只是国际社会懒得承认它们罢了。前边提到索马里兰强调自己境内没有海盗，怎么看都像是向国际社会卖乖挣印象分。当然邦特兰就不敢说这种话，因为他们境内最大的军阀就是海盗，老巢便是艾尔渔村。

    为什么说海盗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索马里人历来都是养羊养骆驼的，偶尔出海打打鱼，也没想过要抢人家。是因为政府无能，或者说无政府状态，保护不了国家的海洋权益，很多国家的渔船开过来，拖着网在海里滥捕海捞，而当地渔民那几条小舢板根本无法竞争。于是渔民们想，既然政府保护不了我们，那就自己保护自己吧――最早的索马里海盗本就是打着护渔旗号的，至于什么时候变味成了海盗，天晓得。反正我们知道，私力自救行为很容易过度。然后是上瘾，然后是军阀参与进来，然后是当地青年都想当海盗。

    卫星图像毕竟只是照片，最后我想谈谈前年飞越索马里上空的观感。那次是从迪拜去南非，整个航程刚好贴着东非海岸飞行。我记得飞出阿拉伯半岛飞抵亚丁湾上空时，景象之壮观前所未见。身后是阿拉伯半岛海岸笔直的峭壁，耀眼的土黄色，齐刷刷插入湛蓝湛蓝的亚丁湾，而前边隐隐约约已经可以看到非洲大陆了，那就是索马里。当时邻座是一个印度人，我试图跟他分享一些感受，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很快飞过亚丁湾，进入非洲大陆，颜色又与阿拉伯半岛不同，下边都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黢黢的山地，一样的荒凉，看不到一丁点绿色。当时我就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索马里人该有多么艰难。不久航线就偏到索马里海岸一带了，跟我从google earth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仿佛两军对阵，一边是土黄色的大陆以沉默坚硬的姿态直抵大海，一边是蔚蓝深邃的印度洋，被太阳晒得闪闪发亮，只有海陆相交的地方，激起一线白色浪花，从北到南几千公里都是如此。最后大地终于绿了，海岸线也曲折了、柔和了，那时候已经远远飞离索马里，进入坦桑尼亚的赤道地区。

    而索马里的一切，至少从地形与颜色上看，都是硬邦邦直愣愣的。因此，尽管这个国家如此落后如此潦倒如此无政府，自从上世纪90年代美军陆战队在摩加迪沙吃了大亏，终于没人胆敢再次染指。包括这次打击海盗，所有国家都说我们派军舰可以，登陆剿匪那就免了吧。

霍比亚村面对印度洋

著名的摩托快艇，说不好是海盗的还是渔民的。

霍比亚废弃的灯塔。

    回答：格陵兰！没错，就是格陵兰。11月底刚刚有消息说，格陵兰举行自治公投，7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据说自治是独立的前奏。

    丹麦答应吗？

    从利益角度，格陵兰虽然贵为世界第一大岛，但既不占据重要战略位置，也没有什么令人眼红的资源和财富，说不定丹麦每年还要往里倒贴。从政治文明角度，似乎不少欧美国家对独立这件事还蛮看得开，一个地方想独立，搞搞全民公投，说不定还真就独立了。前些年加拿大魁北克，要不是最后讲法语的居民以微弱劣势惜败，可能我们已经往蒙特利尔派大使了。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角度，格陵兰本来就是丹麦白得的。如果硬说格陵兰是谁的，那它应该属于挪威。挪威人在十世纪末发现了格陵兰，并且在那里坚持定居了五百多年。后来到十四世纪，连挪威都归丹麦管了，格陵兰也就归了丹麦。再后来，挪威又不归丹麦管了，于是两家争格陵兰，1933年国际法庭仲裁，格陵兰主权归丹麦。我们还是拿中国打比方吧，中国历史上管过越南，越南又管过柬埔寨，那么中国能不能因此要求对柬埔寨行使主权呢？因此可以说，在格陵兰问题上，丹麦人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况且格陵兰人一直比较独立，比如说丹麦是欧盟国家，但格陵兰人说，对不起，我们不参加。

    问题是，格陵兰属于欧洲吗？――不论丹麦还是挪威。

    前边我提到，挪威人最早到达格陵兰。那是公元982年，有个叫红发埃里克的人背了命案，被流放出冰岛。他驾船向西航行，发现了格陵兰，他觉得这地方不错，想招些同乡一起过日子，就回去谎称发现了一片绿色的大陆，于是好多人跟他去了。

    到达后才发现上当。的确沿岸有一些草地，但天气实在太冷，种不了粮，也不长树，也就没法造船。船可是北欧海盗的命根子，为了得到造船的木材，埃里克的儿子甚至航行到北美。遗憾的是，北美已经叫印地安人占了，几十个挪威人无法立足，只好退回来。这样，格陵兰的挪威居民只能严重依赖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大陆派船送来粮食、木材和日用品，格陵兰输出羊毛、海象牙之类的。这种贸易模式持续了五百多年，最后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谁还有心思往那个荒凉岛屿发船做生意啊。你可以想象，格陵兰挪威人一年到头站在海边瞭望，期盼天边出现帆影，但终于连续很多年都再没有一条船开来……他们失望地走回家，望着日渐寒冷的天气与日渐减少的羊群，躺下来等死。顺便交代一句，挪威人从格陵兰消失的十五世纪，整个北半球都经历了一次小冰期，像格陵兰这种本来就极端脆弱的文明，终于被气候给压垮了。

    本来挪威人在格陵兰主要以放羊为生，也还有少量的牛，但牛需要吃更多的草，养不起，有限地养几头牛主要是出于某种信仰和炫耀，就好比现在的有钱人都要养几辆好车那个概念。但在挪威人最后的墓地里边，甚至集中出现了牛骨头和羊骨头，这隐含了他们破罐破摔的心态，反正已经熬不下去了，能放纵一下就放纵一下吧。以前他们怎么舍得杀了吃肉，养羊是为了得到羊毛和羊奶的啊。

    由于贸易断绝，由于气候变得更加寒冷，格陵兰的挪威移民最后灭绝于饥寒交迫。然而，这是故事的全部吗？如果是，那么后来的挪威人甚至丹麦人，的确是有权利要求那里的主权的……但问题是，还有一个巨大的影子笼罩在最后灭绝的挪威移民的墓地上――因纽特人，也就是爱斯基摩人。

    我们知道，挪威人在格陵兰南岸坚持了五百年；同样我们慢慢开始知道，大概从一千年前，因纽特人从北岸和西岸开始登上这座大岛。也就是说，两个种族在格陵兰共处了几百年时间。当然起先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放你的羊，我猎我的鲸和海豹，何况格陵兰那么的天高地远，大家尽有空间各自讨生活甚至不必发生任何接触。北欧海盗很厉害，但他们适应格陵兰环境的本事看上去远远不如因纽特人，而且他们也不肯向后者学习，于是力量对比渐渐发生逆转。我们不能讲最终是因纽特人打败了挪威移民并导致其灭绝，但的确有证据显示，两个族群发生过冲突，似乎挪威人是吃亏的一方。

    十五世纪，当挪威移民死绝后，格陵兰终于换了主人。这样看来，不论挪威人还是丹麦人，有什么资格要求格陵兰的主权呢？今天格陵兰总共有五万多的居民，其中丹麦人只有七千，剩下的全是因纽特人，那么公投自治甚至独立，应该也不算意外吧。

    这样，其实下一个问题也就不用问了：五万格陵兰人僻居不毛之地，一旦独立，离开了宗主国的支援，他们靠什么生活？

    如果因纽特人懂得怎样在北极生活，那么格陵兰人也没有任何问题。的确今天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相比以往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毕竟他们能够得到西方文明的关照也就才一百多年时间，以前的千百年他们都是自力更生，不但传宗接代地活下来，还有能力开疆拓土。

    我在Ｇoogle Ｅarth上逛格陵兰，在南岸，甚至发现一张照片照的是当地民居周围的一小片树林。当时我那个惊奇啊，这个居民本事太大了，居然能种活一小片树林！可是再想一想，欧洲人如此顽强地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带到格陵兰来，难道真的很有道理吗？毕竟这是一片冰雪大地，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才是王道。

    人定胜天不时髦了，人终究要顺势而为。这个道理，不论当初挪威移民的失败，还是今天丹麦打算放弃格陵兰让它独立，都是这样的吧！

　　不过有必要说一句，丹麦也不是没为格林兰做过任何贡献。二战期间，丹麦虽然本土沦陷，却为保卫格陵兰与德国发生过战斗。那次战斗，丹麦牺牲了一名战士。不过第二年他们就找回了面子，他们在格陵兰也打死了一名德军。

    看，这户居民多本事，居然在格林兰种出一片树林！但是，相对格陵兰的气候条件来说，这种工程是“不自然”的。

    格陵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有一点点植被，也是在南岸。到中央，完全是一片冰雪世界了。

    从海岸眺望内陆......

    格陵兰首府（也许很快就是首都了）努克，在西海岸上。

    呵呵，也在大兴土木，不知道因纽特人住不住。

在《唐骏正传》里透露，有一次他跟盖茨说，他离开哪里，哪里就开始陷入低迷。据说盖茨很当回事，于是给了他“终身名誉总裁”――就算你离开，你还是终身跟微软脱不开关系，所以微软就不会衰落。

前几天杨致远辞去雅虎CEO，唐骏透露，年初微软洽购雅虎的时候，他曾经给盖茨写信，说这不是一桩好生意。

今天《新京报》又刊登文章，唐骏称自己是微软员工满意度最高的高管。

值得质疑的是，唐骏原来在微软到底算不算高管。他的实职最高做到微软中国的一把手，相当于分公司负责人，离O级甚至高级副总裁还差一截。但高不高管随他自己说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加盟新华都给陈发树打工不到半年时间，却每每高调谈论自己与前前雇主微软如何如何，如果你是陈发树，你会怎么想？

职业场上有一条潜规则：加盟新公司，不要太多谈论前公司的事。一个是容易引起口舌是非，再一个也显得对现雇主不太尊重，不免给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印象，挺忌讳的。那么，唐骏为什么不惜犯规？唐骏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他的经历已经成为职场经典。可是，他为什么不惜犯规而大肆宣扬自己与前前雇主的亲密关系？

我猜测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唐骏自离开微软，一边给人打工，一边非常努力地经营个人品牌。直到加盟新华都，他的个人品牌经营一步一个台阶，非常成功。那么，现在他是不是有点过分执着于经营个人品牌，甚至忘乎所以了呢？盖茨怎么说跟唐骏也不是一个量级的人物，而唐骏动辄说自己跟盖茨如何如何，给人感觉有点拼命高攀，莫非唐骏已经不满足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其实，即便拿职业经理人来衡量，唐骏恐怕也还没有做到顶级。固然他的收入可能已经顶级，但他从业绩从管理来看，离顶级职业经理人还有相当距离。真正的顶级职业经理人，不但业绩管理顶级，更要有独门的经营管理哲学，并且能够影响全世界，像郭士纳、葛鲁夫、艾柯卡那样。无疑，唐骏还差得远。既然如此，唐骏不向这些顶级职业经理人看齐，却反复恶炒自己跟盖茨如何如何，这又算一种什么步调呢？

第二种可能性，以唐骏的聪明智慧，他不太可能犯这么直白的错误，因此他这么恶炒，应该是另有深意。这个深意，我大胆猜测一下，就是他在新华都干得并不顺利，甚至有点坐不住了，他在通过恶炒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出路。

我们都知道，唐骏半年前高调加盟新华都，他不是去管具体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帮助新华都完成资本扩张、使整个集团陆续上市，最终把陈发树扶上中国富豪榜的前三名。但是半年来先是中国股市低迷，然后全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从有限的关于新华都的报道中也可以看见，唐骏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至少远远未能达到当初的预期，包括市值，也包括新华都整体上市的步调。固然这是总体经济形势决定的，唐骏个人本领再大也不能跟时势斗，而且目前来看，市场反弹尚属长夜漫漫遥遥无期。但无论如何，唐骏拿着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待遇，工作无法做到预期，你可以想想看他多大压力多大煎熬。俗话说人不能跟命斗，现在唐骏恐怕深深体会到吧！

按说，在这个艰难时刻，唐骏本应该更低调更谦逊，用更诚恳的态度跟老板陈发树共度难关，这也不失职业经理人的美德，而陈发树也未必不能容。可偏偏唐骏绝少提起自己的现东家，却反复高调炒作跟前前东家的甜蜜关系，这就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你到底想干吗？

        难道唐骏想回微软？至少，如果哪天唐骏宣布再次跳槽，我是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的。

    我听了很生气。你个和尚，你要弘法那也OK，你要拿新故事而不是张三不孝遭雷劈来劝醒世人那也OK，可是你不要乱讲。我不敢说没有北极熊被淹死这回事，可是你言之凿凿说那头熊连续游了六十公里，中间不断爬上小块浮冰又掉进海里，请问谁看见了？谁一直跟踪并且计算出六十公里？

    太太不吭声了，但我还是郁闷，因为毕竟我无法证明没这回事。于是我上网去搜，用淹死北极熊搜，居然呼啦啦搜出来一堆结果，都是说这个事的。反正大家都在说，一只北极熊淹死了，然后一阵长吁短叹。我还是不服气，加上危言耸听这个词继续搜，终于找到一篇报道，是去年底的：英国法院裁定戈尔环保纪录片九处失实。

    故事是这样的。前年，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主演并发行了一部环保纪录片《令人难堪的真相》。这个片子当时影响极大，乃至英国每个学校都要播放。肯特郡一所初中的校董带领学生看完后，非常生气，认为片中很多地方纯属胡说八道危言耸听，充满“政治意图”，对小孩子们造成误导，于是入禀当地法院。令这位校董不爽的一个例子，就是淹死北极熊这件事。报道称，法院经过调研、访问各路专家，裁定戈尔纪录片九处失实。关于北极熊淹死，“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科学研究显示，的确有四只北极熊被淹死，但是是因为海洋风暴”。

    另外，戈尔说由于全球变暖，太平洋的一些珊瑚礁正在被淹没。而那个英国法院调查后指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里的人们打算撤离。戈尔说墨西哥湾流即将消失，法院则引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结论，湾流“非常不可能”消失。等等诸如此类。

    环保已经变成一种“政治正确”，我也不打算挑战这种政治正确，但我的确不乐见有人因为政治正确就放胆胡说八道。戈尔所说的湾流消失，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的确是可能发生的，恰好我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阅读，但它跟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墨西哥湾流从热带沿着大西洋一直向北，变成北大西洋暖流，给西欧和北欧带来温和湿润的气候。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股温暖的洋流，西欧北欧会比现在冷得多，比如冬天像我国东北一样冷。另外大家还应该知道，温暖的海水比较轻，因此它浮在海洋表面流到北极，它越来越冷，于是开始下沉，变成冷水从大洋下部流再回到老家墨西哥湾，形成一次循环。所谓湾流消失，就是指这种海水循环由于越来越慢而最后中断。至于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中断，非常复杂而且争论极大，基本上与海水的盐度变化有关，但无论如何不太可能在未来几代人中间发生这种情况。湾流上次中断，那还是一万到八千年前的事情。以戈尔为代表的环保主义者，在这个论题上，基本可以说断章取义危言耸听，拼命夸大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对不同观点则视若无睹。跟前边那个和尚一样，你不能因为自觉理直气壮就罗织证据吓唬群众。

    关于北极，近年最热话题就是北极冰加速融化的现象。卫星照片显示，今年夏天北极永久冰层只剩下三百万平方公里；过去几百年探险家们付出重大牺牲试图打开的西北航道与东北航道，已经由于冰层大幅后退而变成通途。于是，很多科学家纷纷发表研究成果，称按照目前的融化速度，北冰洋将在多少年后完全融化，目前比较流行的结论是2020年。

    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但我可以很简单地指出这种所谓的研究在逻辑上多么不靠谱。假设有一百人，今年不幸死了十个，那你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按照目前的死亡速度，这些人将在十年后全部死光？北极冰将在12年后全部融化，那就要求北极点附近夏季平均气温要达到0摄氏度以上。而气象资料显示，目前北极点夏季平均气温在零下8度左右。人类本事再大再会造孽，要在十多年间把北极点夏季温度提高10度，恐怕我也只能招呼太太“老婆我们出去看上帝吧”！

    更有甚者，有个挪威学者春天时候预言，今年夏天北极冰盖将完全融化。我感觉这真象大跃进放卫星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忧国忧民很OK，但忧国忧民并不能构成你可以胡说八道的理由不是么？难道这位老兄自信今年夏天就能扬帆直航北极点了？你做研究的，卫星地图总看过吧，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永久冰盖一个夏天全部融化，是不是真的出门看见上帝了？

    还好，不用别人去证明，8月份中国北极科考队发回报道，他们乘坐雪龙号科考船航行到北纬70度开始遇见浮冰和北极熊（没发现北极熊淹死）；航行到北纬75度，海冰已经相当密集。我给大家计算一下，地球上一个纬度差不多相当于110公里，那么从北纬75度到90度，还有至少1600公里的海水结冰。那位挪威学者，如果你已经出海，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船。

    环保很OK，弘扬佛法也很OK，但你们真的不能这么搞，你们会失去公信力的，那将导致你们失去道义上的制高点。我不愿意你们也象那头传说中的北极熊一样，一次一次爬上证据的浮冰，然后一次次跌落冰海，直至淹死。

当你加盟一家公司，哪怕你有再完美的方案，在你熟悉这家公司的文化、熟悉它是怎么运作的和为什么这样运作之前，最好不要贸然实施，否则你几乎注定失败；而且你将发现，你最终能够实施的方案，与你当初设想肯定大相径庭。

没人教过我这个，而且几乎所有端着个劲儿教你的书也不讲这个，因为它属于智慧的范畴。我们传播经验与规律，但很少人能够传播智慧。

刚才与一个同事同车，她问我做经理人的感受（如果我算的话）。我想了半天回答说，经理人是跟人打交道的，与人相处那可真是一言难尽呢。联系上面这段话，它的意思是说，在你能够与同事们达成共识之前，其实你根本没法做任何事情。而你最终能够做的与当初设想的大相径庭，也因为它其实反映的是大家的意志而不是你的。

可能我们都有过半夜醒来拷问自己的经历：你还有理想吗？你离实现抱负还有多远？那时候，我想很多人不免心情沉重。不要讲我辈凡俗人，即便像毛泽东那样的权势，他还会对尼克松说：其实我也就能管到北京郊区。也就是说，连毛泽东都会为自己理想无法实现而苦恼。我猜他也有中夜反侧难眠的时候。

也许应该这样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你脑子里那个理想根本不是什么理想，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哪怕实现了也是一场灾难。真正的理想，它必须是大家的意志达成的共识。可能它显得不那么纯粹，甚至不那么美观，但是你必须去组织和实现。而更能反映你价值的地方，在于你如何去激发大家的想象，并让它在保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变得可执行。

早先有不少新加盟的同事跟我说，他们带了多少套优秀方案过来，准备在公司大展拳脚。而我一概回答说：忘记你那些伟大的方案吧！在你了解周围同事们想什么之前，你的方案根本无法执行；如果你硬要去做，那你只能得到深深的失望，甚至觉得这家公司怎么如此保守和不可理喻。我希望你开心，不希望你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之中。

那本书里讲的其实跟我一个意思。我不觉得这个想法庸俗或者怯懦。

王安石变法怎么失败的？因为他只说动了一个皇帝，他没法让更多的同僚理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pose是很好，可惜不能这样去做事。国王那又比王安石权力大多了，王莽一样失败，但谁能说他恢复周礼的理想不好呢。楚庄王成功了，因为他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他那三年在干吗，他在观察大家想什么，他要赢得一个共识。

企业里边可能我们没有三年时间不飞不鸣，但三个月的容忍度总是有的。我甚至觉得三个月都太短，起码要半年。当然你因此会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和焦虑……可能这也正是职业场上难做的地方。

      最后扯句闲话。我们都读过太多古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发牢骚的作品，觉得他们受了天大委屈和不公正待遇。其实我想，恰恰是他们的理想没能与合作者达成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他们都蛮清高，觉得就自己对而别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傻瓜，竖子不足与谋。倒是张居正，可能他的文章诗赋并不怎么高明，但他懂得赢得共识的道理，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让明朝又中兴了一下。

但这种认识是线性的、技术性的。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探寻这个问题。这是个有趣而特立独行的人物，从他十年前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到不久前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诺贝尔委员会把经济学奖授予他，怎么看都像是对今次全球金融危机乃至未来经济萧条的一个回应。

美国怎么了？但愿我们眼睛不要总盯着华尔街怎么了。华尔街上只是一些操作者或者操纵者，它背后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比如给一个对比数据：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大公司主管与普通员工的薪资收入差距是40多倍；而到近年，这个差距则扩大到370倍。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听任贫富差距一路扩大下去，那它一定会出问题。

问题就在于，如果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低收入阶层实际上已经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次级贷危机，本质上就是低收入阶层没有这么大能力分享经济成长的好处，而贪婪的银行家们却硬把果实塞到他们手上。

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除了由美国的世界地位决定，是不是也因为贫富分化加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病症？日本的大前研一在哀叹“M型社会”也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在日本的消失；中国就更不要说了，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早已经名列世界前茅。

当然你也可以找出充分理由，来证明金融危机与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至少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放任贫富分化一定会出问题。一个国家会出一个国家的问题，世界则会出世界问题。以前解决问题是靠战争；今天呢，金融危机哪怕经济萧条，总比战争好一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笃定就完全不会有战争。有人分析，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就有转移国内经济不景矛盾的考虑在里边。

当然，作为严谨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并没有这样联想。他只是指出，从里根开始的右派政策，已经对罗斯福新政反动得过了头。无限制鼓励自由竞争，放弃政府居间调节的责任――美国怎么了？美国已经变得超出像克鲁格曼这种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能容忍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可能美国是该变天了，共和党主导近30年的自由放任政策，该让位给更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主义的民主党来试试了。当然克林顿也是民主党，但他实在是个异数。三五十年一个政治轮回，该把机会重新给民主党了吧。

凡事矫枉难免过正。当初罗斯福新政不下猛药，恐怕美国很难走出经济大萧条，同时也给美国造成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贫富差距缩小带来社会平等，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这也为日后打破种族歧视制造了心理基础。设想若是在里根主义的氛围里边，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恐怕根本不可能赢得社会广泛认同――这世界无非谁有本事谁出头，没本事你有啥资格谈你也有一个梦想？但另一方面，过分平等的机制又造成美国竞争力的不断下降，终于酿成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

里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台，他要重新激发美国的竞争力，必须放任发挥每个人的自由竞争意愿，尽量减少政策限制，于是不断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正是在这种近似丛林法则的政策下，美国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还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收益的新技术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

由此可见，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最好的政策。无非你想要什么，你就往哪个方向去走；等到走不动了，出问题了，再走回头。这次金融危机，或许可以理解为共和党政策弊端的总爆发，但某种意义上它也只是矫枉过正的代价。

回到中国，我们仔细想想改革开放30年，不也是这样吗？从邓小平到朱镕基再到今天；甚至左派右派之间反复博弈，在每一个年代，能够占据当下话语主流的思想观念，都努力把自己包装成政治正确甚至唯一真理。但是，一旦形势变化，立刻显得似是而非。放任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潮前些年成为政治正确，而今天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吧。

        今天的情形是，恐怕全世界都要为原教旨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分化买单了。当然，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在完成一个轮回。

    大家知道，足球运动员一般性能力都很强。倒不是说他们全都天赋秉异，更多是后天训练得来。足球对爆发力与耐力要求都极高，长期高水平训练下来，性能力应该也会有很大长进。这就是为什么足球明星身边总不缺狂蜂浪蝶，除了有钱，跟他们做爱也具有极大吸引力。可能你会说，想当然吧！非也非也。举个例子，肥罗曾经被前女友曝料床上功夫不行，我想所谓不行也是比较而言吧，他比一般人肯定是行得不止一点半点，只不过没有达到人家的期望值而已。由此也可见足球运动员的性能力已经成为某种神话（类似的情况还有NBA）。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闹绯闻，但几乎没见谁被曝料床上能力不行，难道他们多数人还强过肥罗？我猜只是期望值不同而已。

    我记得十几年前中国足球刚开始搞职业联赛，女明星们前去探班甚至堵在训练场门外，一时蔚为壮观。赶时髦追星肯定有这种心理，但我不相信再没有别的想法。估计演艺圈里会传足球运动员“活儿好”之类的，大家都想试试。那英跟高峰曾经好多年剪不断理还乱，高峰一定得有点什么特别的能拿住她，我不相信全凭浪子脾气。我不跑足球圈，不了解他们怎么训练的，但“三从一大”这个总知道，也知道12分钟跑曾经作为参加联赛的门槛――有这些打底，性能力应该差不到哪去。

    那么今天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日前南勇在国奥总结会上曝料，奥运期间某选手出去开房，晚上9点50开房，10点20就把房退了。当时我看到消息心里就想，怎么才做了半小时啊？刨去脱衣服穿衣服冲个凉上楼下楼，总还得说几句话吧，估计真正办事儿也就10分钟。点开跟帖往里看，网友们可比我算得细多了，反正算来算去办正事儿的时间应该也就几分钟，这里边还加上前戏时间。总之，国奥队员的本事也就这样了。

    这说明什么？仅仅说明现在的国脚床上功夫平平？非也非也。床上功夫不行恰恰说明训练水平不行，说明身体机能根本达不到参加国际大赛的要求，难怪谁也踢不过。

    仅仅踢不过也就罢了，还踢得粗野。关于粗野，这个最不上台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专业性蛮强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念大学时候参加过一次系里的联赛，大场子那种。我踢左后卫，没踢半场就红牌罚下了。表面看，是我动作太大太危险，其实我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玩不过人家前锋啊。一开始玩不过也还可以耐着性子规规矩矩继续玩，后来体力也没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那在裁判看来就属于严重犯规了。国奥这帮队员我想也是一个道理，我不太相信一开始从出发点就是要踢人踢伤，实在是比赛中被人家玩残了，自己都控制不住脚往哪伸了。再比如说郑智，英甲踢得不错，但我们别忘记06年世界杯热身赛可是生生把法国的西塞给废掉了，电视重播镜头极其血腥。是郑智天生粗野吗？我认为不是。那次两个人的边线对抗中，明显郑智跟不上对方，心里又急，估计那脚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伸出去的――那时候他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了。

    谈球员性能力好像是一个很八卦很低俗的话题，我倒觉得这里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至少它能说明，国足在绝对意义上也退步了。  

    要我说就两个字：活该！

    这是抢钱呢吧！贵一倍甚至贵两倍还靠谱儿，三倍四倍地往上翻，这不是抢钱是什么？奥运会可以适当抢钱，但这么个抢法，活该抢不着。

    老外富裕（其实好多老外也不富裕），老外们一般住什么档次的？一般行市也就一百美元左右的吧。好，奥运了，紧俏，翻一番到两百美元差不多吧。北京的四星级合三百多美元。三星级的确是两百多美元，可咱们北京这些三星级够标准吗。请注意，前边我说的一百美元档次指的可是五星级。

    黑着心抢钱会遭报应的。这两年春节我都去三亚度的假，明显感到抢钱快抢疯了。去年五星级预订是两千多，生意好，于是今年普遍涨到近四千。嘿嘿，今天春节去过的人都看见了吧，一个字惨啊。价格随季节浮动正常，但上涨到明火执仗抢钱的程度，活该没人捧场。我想，这回也该让北京领教一下了。

    没错奥运很稀罕，该贵，但总不能贵到让人感到被打劫的程度。毕竟奥运只是个乐子，不是衣食住行，惹恼了老子不来了，我短了啥啊！不说酒店了，据我听说，很多房东都在逼房客6月份退租，好捞一把奥运，到时候房租都要抬到万元以上。不是我乌鸦嘴，你可千万别租不出去。

    这个倒也不必跟北京形象什么的联系起来，逢奥运抢一把天经地义，但我求你们不要太黑心，否则今年春节的三亚就是榜样。

    现在阿猫阿狗都会讲两句市场经济，什么价格应该在供需平衡点之类的。那好，真想找平衡点也好办，你搞拍卖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咱们联网搞实名制投标怎么样？要是还怕投标竞价的顾客恶作剧怎么办，你可以先收押金或者保证金嘛，没竞上的到时候退给他。再比如说，为了给酒店一个最后确认和准备的时间，那就把截止日期放在6月30日好了。想要公平合理，总有办法的。像现在这样，一个个闭着眼喊天价做梦都想发笔横财，活该订不出去。活该。

    北京市政府说了，预订率再上不去，就出台限价措施。那我想说的是，你早干吗去了？早有办法早不想，事到临头终于又要回到价格管制的老路上去。我看不如索性不管了，放手，让这帮孙子摔个大跟头，从此知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不管不顾地抢钱可是两回事。

    “还有人发现其实这些贪官在泡妞上有一个现象，大家都觉得他们泡的妞很丑……其实他们泡的都不是丑妞老妞，这些妞年轻的时候也很不错，只是他们泡的时间比较长，愣给泡老泡丑了而已。大部分贪官是在自己没有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泡的，当时这些女人也正年轻，姿色也不错。只是说贪官太痴情，一爱就是十年二十年，对感情投入太大，直到女人变老了还在泡着，这是一种情况。刚才我说的浙江那个情妇都五十岁了，其实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在二十年以上了。贪官泡妞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泡的时间久，把一个靓妞变成了丑妞；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这些贪官重感情的特点。”

    “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女人为什么会丑呢？因为领导身居高位以后，不像普通人有那么多选择的机会，往往都是别人主动，他们有时候很拘谨很矜持。很多情感故事发生在偶然的场合，比如开完会以后，或者是在走路过程中，或者是在酒店房间里说话当间，三四十岁的女商人往往都会很主动。她们通常心机多，目的性很强，虽然可能姿色差一点；而这些贪官有时候压力大，急躁、孤独，所以别人一主动，他也觉得救急、解渴、方便，很快搭上了。”

    原文很长，无法尽录。建议找书来读，真的是一本奇书。其实也都是些人情物理，但冯仑层次高阅历丰富，从他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

    这些年抓了不少贪官，几乎每个贪官都有情妇，因此几乎每个写评论的家伙都想在这个话题上说两句。反正我没看见有说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三村学究议论朝政那个水平，道德上自然义正词严，就是不着调儿。其实也没别的，他们基本上没做过官，甚至很少接触官员，贪官的世界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无法想象人性的微妙，一概脸谱化为贪婪、不自律，这样议论出来的话着实令人生厌。

    冯仑算是发现了这些贪官一个特点：重感情。“只是他们泡的比较长，愣给泡老泡丑了而已”。他还举了个例子，成克杰临刑前说过一句话：“李萍待我情深似海，党对我恩重如山。”这话相当程度上是能够让人心生敬意的，你说他执迷不悟也可以，你说他忠于感情至死不渝也不为过。

    三村学究的脸谱化评论给公众造成一个误解：这些贪官那么坏，完全没有是非观，是怎么上去的呢？我们想一下，一个人若本质不好，或能得逞一时，平步青云的概率总是很低吧！共产党也不是傻子。而冯仑抓住了一个本质，至少这些人重感情。日常经验中，我们说一个人重感情，是多好的评价啊，他重然诺，把你的意见放在心上而且能办就给办了，不提拔这样的人提拔谁？

    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人性的角度，甚至从一个人优点的角度，去分析他怎么变坏怎么失败的。二十四史本纪列传何止千百，最好的一篇却是太史公的“项羽本纪”，就在于他讲了项羽太多的优点太多优秀的品质，因此最后的失败就显得特别有说服力特别令人唏嘘。

    遗憾的是，从揭露贪官的报道到评论，几乎千篇一律说那些家伙打一开始就坏得很。因此人们不免疑惑：这么坏的人怎会做到这么大官？是不是社会机制烂到根了？进而因此给予整个机制非常负面的评价。要我说，这些报道和评论其实是在帮倒忙。当然，贪污案的报道都是严格控制的，好像只有把贪官们说得特别坏，才能把他们跟体制撇清，才能还体制一个清白。要我看这可真蠢啊！那些试图“切割”（这个词是跟台湾学的，谢长廷大选前就要跟阿扁“切割”）干净的意识形态部门，由于故意抹煞贪官们的人性和优点，反而把愤怒和质疑引向了自己所要维护的体制。

    其实想想看，社会一路发展下来，取得今天的成就，岂是一个烂到家的体制所能够做到的？好人上位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原理，只不过有些好人由于人性的弱点，最终变成坏人了下来了，这才更令人深思呢。如果我们压根就是生活在一个坏人世界里边，那将是何等绝望，也是何等的不真实。

    冯仑这家伙太好玩了，最后我还是从“贪官的泡妞模式”里再抄一段跟大家分享吧：

    “有一个很奇怪的巧合：陈希同的女朋友叫何萍，慕绥新的女朋友叫乔小萍，成克杰的女朋友叫李萍，最近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妇叫江柳萍，湖南有一个叫蒋艳萍，胡长清的女人叫萍儿。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领导干部千万不能碰带‘萍’字的女人。”

    读到这里，我想你一定很有兴趣知道，治理一个帝国和治理一个公司有多少相同之处。事实上，整本书都是讲这个，你可以找来自己读。我就引述作者一段话，那是讲创建者罗慕洛如何把乱糟糟的一大群人整合成罗马城时，作者以“一流组织的建立”为题写到：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即便是那些最最铁石心肠脾气暴躁得无以复加的首席执行官们，也会时不时地写信给自己下属的家人以示问候；在圣诞节或者夏天的时候，即使是那些用度假制度来激励员工的企业们也还是会为员工组织晚会和野餐会，同时还会向那些错过机会的员工表示歉意；到晚上的时候，即使是那些成功企业中的高级领导者们，也会让自己的配偶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打扮得花枝招展，同自己那个工作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到城里去享受夜生活，对于参与其间的每个人来说，那可都是对个人忍耐力的严峻考验。也许我们会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但你是否考虑过其中的用意所在呢？其实，这里面包含的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旦某个员工的家人也将自己视为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你就能在自己公司中建立起一种非同一般的纽带联系，能够把那些领工资的普通员工和主宰着他们生活的领导者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人际关系网。”

    这段引文充满真知灼见，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全是陈词滥调。那么作者接下来的评论，也许对你不无触动：

    “的确有些企业会打破这种管理模式，微软公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个人的理解，微软的特点就是不允许员工保持那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从而让自己的员工队伍保持住了那种鲜明的特征：他们非常年轻，会一直工作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个性贪婪，野心勃勃。对于那些更加传统的本国公司来说，员工们的养老年金是非常庞大的一部分成本支出，但对于微软这样庞大的跨国公司来说，这种做法却可以成功地将这一部分成本省下来。但与此同时，这种未能建立起类似于家庭成员之间那种友好联系的公司结构也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虽然为了能够像罗马帝国那样在已知世界上建立起空前的霸权，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实际上他恐怕很难击败自己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那些真正强劲的对手。比如说，我现在就正用苹果电脑写作，跟微软没什么联系。”

    作者这里对比的是微软和罗马帝国，后者的开创者无疑把“员工们”安顿得更好，使他们能够在组织内部安身立命，进而形成在此后千年间横扫全世界的动力和激情。或许罗马帝国的例子太遥远了些，我们可以想想Google，他们对待员工跟微软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李开复、唐骏都是从微软叛逃出来的，微软里边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文化，使这些出色的职业经理人最终选择逃离，李开复还直接跳槽到了Google。关于Google善待员工，今天已经成为某种神话，而今天微软不能打败的最大对手，也从苹果变成Google。就在今天早晨，我还看见一条新闻，Google打算建设覆盖全美国的无线网络――天哪，这是怎样的雄心壮志，如果你是它的竞争对手，你是否从骨头缝里向外渗透出恐惧？而这种从骨头缝里渗透恐惧的感觉，罗马帝国的对手们早就深切体会到了。

    当然，作者不仅仅教你好教你正道，他也教你邪恶、权谋、机诈，而这些在罗马公司的千年运作中同样屡见不鲜。道德是一个标尺，绩效也是一个标尺，而后者往往是一个更现实的衡量标准――不择手段但是有效。为了本文保持一个良好的基调，我就不引述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读。

    有一种说法，未来统治世界的可能不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尽管作者没有明确提出这个观念，但他的总体思路却相当契合。有谁想过罗马帝国是一家最早的全球跨国公司，有谁想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审视罗马帝国，有谁把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和行省首脑比喻成企业里边的首席执行官和中层管理者，并从中总结出整整一本书？如果你在企业里边做事，我特别建议你阅读。历史是一面镜子，但镜子里边并不只有水煮三国或者明朝那些事，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真正换个角度――至少，它们过分关注个人感受和业绩，而未能把个人真正放在一个组织的框架里边去审视，从而得出一些真正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试想，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各自的组织里边，我们的成败得失怎么可能离开这些组织呢？幸运的是，罗马帝国或者说罗马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组织案例。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公司万能论的鼓吹者。我手边同时还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公司》，副标题是“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求”。公司这个东西，从它现代意义的开始，就一直没有逃过反思和批判。因此，我只是帮助作者推荐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并不含有道德评判。

    职业场上，有人升得快些有人升得慢，有人机遇好些有人机遇差。我两者都不很突出，所以现在我的领导都比我小好几岁。经常遇到向我咨询职业前景的朋友，他们比较不能接受领导比他们小，不知道怎么相处。我回答说，这年月资历不值钱，关键是你的态度。如果你是抱着去做事的态度，能开心做事便好，管他领导比你大比你小。终究你是去做事的，不是去处人的。我们都会有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领导永远比你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迟早总有一天你要接受比你小的领导。我对他们说，现在我的领导是70年代的，但我必须准备好将来80后甚至90后做我的领导，那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我还能够奉献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给他们，而不是他们是否接纳我。

    跟年轻同事谈心，他有点迷惘，因为他以前有一个好领导，职业场上的领路人，手把手教他，鼓励他发挥才能和创造力，而现在不是这样了。他说那是他人生最开心的一段。我对他说，如果你觉得那才是开心，那我也有过跟你一样开心的时候啊。我刚出道时候我的领导也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崇拜他。可是，很快他犯错误被调开了。当时我们那叫难过，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可是天终究没有塌下来，我们都走过来了，成长了，渐渐开始独当一面。我承认，最初职业生涯中遇到一个好领导是多么幸运，可我们总要走过来的呀。拿我来说，即便那是一段开心时光，可难道以后就都不开心了吗？正因为我失去了好领导，我才必须自己走出来，才有可能经历更多开心的时刻。

    有一次跟一个基层团队管理者谈话，他抱怨管辖的业务边缘化不受重视。我说，你是否想过，你越这样抱怨，你就越边缘化不受重视？先不要讲你的业务对于部门很重要，即便真的不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不努力让这块业务让你自己越来越重要起来呢？那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就是“让自己重要起来”，只有你自己真正理解这块业务觉得自己重要了，你和你的团队才有可能真正重要起来。我的建议是主动多承担一些责任，多揽一些事情，多想一些如何变革和管理。年初，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兄弟成为比例很少的优秀管理者之一。他的确让自己让他的团队让那块业务越来越重要起来了，而这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

    米卢曾经说过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这真是职业场上的金玉良言。想好了你出来是做事的而不是处人的，努力做你的事少想其他什么，其实你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担心的。相反，哪怕只是为了做事而去处人，多半可能人处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领导对你好这当然很好，但也不必当个事儿似的放在心上。你们首先是为了一起做事，做事之余是不是还能做朋友，其实那是很不重要的。

    大家都忙，有时候难免忙得内心火冒三丈。我就经常在即时通上遇到这种朋友，一边抱怨忙一边冲我发脾气。我心想，你忙就忙啊，干吗要烦呢，烦能解忙吗？前天又有一个朋友在即时通上向我抱怨她太忙了。我说我送你一句话吧：用闲心去做忙事。她好像很有感触，立刻把我这句话放到签名档上了。

    用闲心去做忙事，好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难吗？仔细想想，你有多少机会遇到这种情形：今天做不完明天就要丢饭碗，你做不完天就要塌下来别人都帮不上你，达不到你内心的标准将来外面的评价就一定很低……老实讲，我认为这些情形是相当罕见的。你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领导和同事又不全是不通情达理之辈。心里烦着忙和心里闲着忙，到时候不都是把事做完吗，为什么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我们都有压力，但实在来说，很多时候压力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很多时候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自己烦自己。你烦，只能说明你不享受那份忙碌，说到根儿还是态度问题――你喜欢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吗？

    有次跟同事在楼梯间吸烟聊天，他问我在忙什么。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样回答，最后只好说我没忙啥，闲着呢。啊？他很夸张地看着我。当然我不好意思跟他讲，其实我蛮享受这份工作的，所以虽然每天要做很多事但并不觉得忙碌。如果我们觉得忙碌是一种劳苦，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还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吧！

    海明威说老兵不死，我想他并不是说老兵有什么永葆斗志的秘诀，而是社会永远都有老兵存在的土壤。这也是我对崔健的评价。

    崔健这些年在玩Hip-hop，不说也罢。他真正存世的还是那些老歌。崔健老歌表达了什么，当年为什么激起人们共鸣？一句话，他呐喊出社会不公环境下人们的心声――是的，一无所有；是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最后一枪……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官倒、腐败、特权阶层……面对社会不公，旧体制下弱势者失去体制的荫庇，年轻一代在社会转型期陷入迷惘。我还记得那种感觉，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我没有钱没有地方也没有过去，我想得多看得多却越来越没主意”。在一个社会商业化的起步阶段，还没有后来这么多小资写手和自恋狂，我们只有诗人，只有愤怒型歌手，呐喊、诅咒、嘶鸣。

    快20年过去了，在这里我必须解释，为什么崔健仍然引爆了工体。答案其实不在他本人，也不在谁去了现场，而在于我们社会，特别是当下社会，那种强烈的不公平感，那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固然社会又进步了20年，但是那种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在蛰伏了20年后，再度强烈地唤起人们的共鸣。崔健并不是爆竹，他只是引线。甚至，他并不是喇叭和扩音器，他只是那个开关。真正的激情真正的声音，其实它就在人们心里，只不过那两个小时它被激发出来。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得如此贴切和及时，恰恰因为我们社会正处于一个不和谐的临界点上。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权力寻租乃至畸形商业社会下的世态人心好像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它们被新的更显著的问题给覆盖了。通货膨胀、房价飞涨、对股市的失信的干预……如果是在去年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引起最广泛的共识和共鸣，那时候如果崔健开演唱会，我想也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而已，娱记们也会挖空心思报道一些所谓盛况，但本质上无非也就是怀旧者重温侏罗纪公园那个层次。但是今天完全不同了，人们不是为了怀旧去的，而是――“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这件事情，再次向我们强调了偶像的文化意义。我们依然需要批判型或者说愤怒型的偶像，因为我们还远没有生活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中。遗憾的是，我们被畸形的商业社会异化得太久了，我们曾经以为，偶像无非是六块腹肌或者有意无意暴露的底裤颜色。而崔健再次告诉我们，偶像他所肩负的道义和良知。

    倾听来自侏罗纪公园的呐喊吧――其实，我们仍然生活在侏罗纪公园，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