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在上海。一天晚上，推开窗户，突然就看到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剪纸一样浮在高楼林立的夜空里，像极了张爱玲的上海，和她笔下的那轮三十年前的“月亮”：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其实在青岛，在我所居住的窗外，也是有这样的月亮的，但都被我忽视掉了。或者，楼前的那些树把初升的月隔在了不能穿透的空间，或者，熟悉的城市把一份心境埋葬在了零碎的琐事中，或者，就是因为阳台的那些窗户，不能去推，而是拉来拉去的，把一种感觉挤压在一个平面里。上海的这家酒店，有着能够推开的窗户，双手推开窗前月，延伸的不仅是空间，还有一份久违的闲适与感伤，或者，是因为闲适而感伤。想起上午在南京路游逛，在朵云轩的柜台前透过玻璃看那些泛着古色的彩笺，不觉得有多美，但内心洋溢一股暖暖的亲切，大概也是因为张爱玲的这句话吧。一些记忆随着岁月浮沉、溶解在人生的细流中，最终磨滑了情感的卵石，随便捡拾起一块，就足够摩挲多时了。窗外的风景，是曾经过滤掉沉渣的生活，是挤掉了水分的本真，也是一份有点狭隘的自我的孤赏。

于是，那么多的窗外的风景，一股脑儿呈现出来，时间越久，反而越发清晰透明。

小的时候的窗棂是一把刀，总能把窗外的阳光分割成细细的几条，金黄的、灿烂的清晨的阳光一缕缕地映射在卧室的墙上，让我感觉到一种梦幻般的绚丽。卧室其实就是房屋的里间，现在想来，那只不过是用泥堆起来的一幢几十平米的房屋，三间的房子，只有两个窗户，都在阳面，北面的墙是完整的一堵，墙后就是人家的院子了。那个时候的窗户就是泥墙中间一道木制的篱笆，横竖的几道，木头的窗框，所以称之为窗棂，冬天是需要糊上塑料布的。冬日，风把窗棂上的塑料布吹得呼啦啦直响，而阳光，则总能找到自己的道路，透过缝隙挤进来。父亲喜欢被包裹在阳光里，披着衣服，倚在床头抽烟，袅袅的烟缠绕在床前的光影中，只剩下一道轮廓，我把头从被窝里露出来，享受着这份天籁般的温馨，和无忧无虑的童年。窗外，是风箱的呱嗒声，那是母亲在做饭，清晨的院落，弥漫着最真切的生活的味道。

钱钟书说，“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多少年，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我都是坐在四四方方的教室里，几十个人济济一堂，聆听着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的或有用或无用的教诲，那些声音飘过，像是手中滤过的一捧细沙，攥住了，是流动的厚实，松开了，则是扬洒的一团影子。于是，我便在那么多的时间里关注窗外的清风与阳光。学校的禁锢在于每个学校都有四四方方的围墙，围墙里面则是四四方方的教室，而窗外的那一方池水，那朵初夏开放的紫色的梧桐花，那一口青砖围成的老井，则成了窗内少年安享的永远的梦。那些窄小的木头框的窗户，很是吝啬地引入薄薄的诱惑，也就是因为这些诱惑的薄，才显出它们的珍贵，使得我们更加珍惜窗外世界的那份恩赐与关怀。那个时候，哪一个孩子的梦不是透过这些扇小小的窗户飞出去，然后开始翱翔的，那被隔离开的僵化的学堂生活，也就被这些梦搅成了七零八落而又生机充盈。

也就是因为这些窗外的诱惑，我在上了大学，有机会坐上汽车、火车乃至后来坐上飞机出行的时候，我都喜欢坐在临窗的位置。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不打牌，不睡觉，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些流动的大地。我喜欢那些春天里拔节的麦苗，夏日里无边的油绿，冬天里皑皑的白雪。而最能引起我的忧伤的情思的，则是秋日薄暮的田野，当豆荚碎裂、豆秸燃烧，晚露打湿了那些升腾的烟雾，我从家赶往学校，这泛着润湿的大地会令我久久沉醉。在所有的季节里，我感觉只有秋天的味道才能真正代表一份离别的忧伤，才能唤起人对温暖的思念，才能把人内心底处最隐秘的凄凉搅翻上来，化为窗外那株已经枯萎的小草上的那滴清露。流动本身就是凄凉的诗行，那些火车或汽车，在一个清晨的时候从蒙蒙的晨雾中行驶过来，一头扎进也许陌生也许熟悉的城市，那些凭窗远眺的人，带来的是千里之外早就酝酿好的一份情感，熟悲孰喜，孰乐孰哀，都是槛内人，冷暖心自知。

午觉醒来，我的“小翅膀”显示有一条来自綦某某的消息，打开，“你猜我是谁？”

“小翅膀”是我们对教育局内部各学校教师之间即时通系统的通俗称呼，以学校为单位，学校又以各办公室为单位设置各个教师的帐号，全部实名。你可以非常容易而准确地找到某个学校的某个老师，并且和他交流，但对于来自一个生疏名字的消息，除却最苯的一个个学校翻找的办法，系统没有设置简捷的查找方式。于是，我回了一个简单的笑脸表情，没再有更多的表示。

“你的孩子挺好的吧，能猜出我是谁吗？”

看到这句话，心里开始犯嘀咕，看样子了解我的一些情况，但为什么要让我猜呢？这已经是多少年没有玩过的孩子时代的语言游戏了。本不想理会，但等了一会，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决心要挖出这个人的底细。于是，我打开百度，把他的名字输了进去，他的姓不常见，名字又有些拗口，重名的应该不会太多。果然，第一条我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是在某个中学的网站上，在该学校某年的年度评优奖励名单。网站列表的第二条则更明确，是学校中各处室的奖励名单，他在总务处。

这时候，我就基本猜出了：是我的邻居，我住三楼，他在四楼。我们买的都是二手房，这两家房主原本都是规划局的同事，四楼冬天卖的房，我买房东的房子则在第二年的六月。三楼四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并且安装一户一表家家砸墙砸地门户大开的时候，我们熟悉的几家还都相互参观了一番，但四年过去，离自己最近的邻居，就没有谁问一问各自姓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对门在市南区某个街道上班，我的楼上，则是某中学的会计，他还说起过“还是兄弟学校”的话，而且在下班的路上，有时会打个照面，但交往仅止于此。

每天都在相隔不到 三米的空间里生活，只因为隔了一层水泥板，隔了厚厚的防盗门，最近的距离没有架构起交流的空间，倒是无法测距的网络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他说，他暑假要到北京看女儿，如果他家有比如漏水这样的情况，及时沟通一下，并且把他的电话和他亲戚的电话留给了我。在保存电话号码的时候，突然想起网络上曾经调侃城市人的一句话：电话本记着几百个号码，却没有一个是邻居的。当然，这也是我的电话本里录入的第一个邻居的电话。

我把这件事讲给同事听，同事也感觉颇为好奇。但同时对现代网络的发达心生敬畏：能够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一个极其普通的人的信息——网络真可怕。这是真的，因为在我给邻居回信息，在他又一次问我猜猜他是谁，而我回复说“四楼”的时候，我也从他的回复中也感到了他的惊讶。开玩笑似的，我对同事说，我上网搜搜你吧，看能找到多少关于你的信息。谁知这一搜不要紧，她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学生在贴吧里的“口水”、多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全都呈现出来，有的是职称评审后的公示，有的是公共平台上的讨论，有的则是报纸的电子版本。兴趣来了，于是就偷偷地在百度输上她老公的单位和名字，一系列的信息快速闪现，我于是一点一点地向她报告：生日，参加工作时间，科室主任的名字。甚至，在某一天的中午，谁请她的老公喝了一碗羊肉汤，都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中随意记录了下来。

好像还在不远的时代，微服私访还是当政者了解民情、探究真实的有效手段，甚至一个国家的高高在上的皇帝，想要深入民间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什么《乾隆下江南》、《康熙微服私访》，这些故事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背景。后来，有了相机，有了媒体，虽然是纸质的，发行量不是太大，及时性也不是太够，但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见其人方能识其相的状况。再后来，电视出现了，一些公众人物开始以活生生的形象走进大众的视野，对于人物的认识突破了平面呆板的认识局限，开始变得多面鲜活，使得即使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能通过眼睛、耳朵等众多手段捕获一个人的尽可能多的信息。但那时的镜头所对着的，依旧是所谓的政治家、资本家、明星、新闻人物，电视机的观众是民众，但电视镜头却是高高在上，令普通的公众望而却步。网络的出现，特别是各色的论坛、博客的出现，才真正改写了“小字辈”的“命运”，网络是草根的、随和的，它不会拒绝你的平常、你的琐屑，甚至你的猥琐和庸俗，只要你有发言的欲望，并且这发言不妨碍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你就尽可以絮叨不已。但是，网络是一个公共的舞台，当你尽情舞蹈自我陶醉的时候，你不能剥夺别人欣赏品鉴的权利，无论天空、地下、无论窗口、墙边，总有一些堂而皇之的旁观者或别有用心者，也总有人寻找他们需要的表演。在网络上，你呈现着自己，就有别人在一点点地欣赏着你一层层剥蚀着你的过程，那也是一种快乐。有了网络的大行其道，“人肉搜索”才有了可能，有了人的自我暴露，就有了暴露的兜售者，这是一种必然。

总有一天，在网络面前，我们都将一丝不挂，甚至，裸露到还未形成的受精卵时代。

我的孩子在还未出生的时候，我的老婆就开始在自己的QQ空间里写日记，孩子出生后，在日记的基础上又开始上传照片，很多的裸体照在网络上招摇。孩子在不断地成长，日记的内容会不断地丰富。数不清的父母也和我的老婆一样，在记录着自己怀孕、生产、育儿的历史，这是有别于正史也不能称之为野史的母叙体，最具鲜活性，最具私密性，也最具亲情。等到孩子长大，等到他会使用自己的文字，这份记录就会转手，以个人史的形式继续下去，甚至图片、声音、录像……若干年后，这些缠绕在互联网上的文字就成档案室里蒙上灰尘的旧迹，被网络以各样的索引排列着。

那个时候的人们，在搜索的网页里，就是真的一丝不挂了。

再次看见那个“老头”的时候，是在楼下的电线杆旁。我从厨房的窗户探出头，“喂喂”地叫他，站着的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理我。一个人的声音被淹没，是很简单的事情，或者被广大的空间稀释，或者因为这样叫喊的声音太多而被听到的人忽略，城市的声音太多太杂，它们彼此抵消、彼此融化。

叫他“老头”，是因为在出苦力劳作的人当中，他的年龄偏大。他的身躯矮小干瘦，像被生活拧干了身体的水分，但行动确是干脆利索的，因为我曾见他腰间栓了保险绳，从六楼的楼顶吊下来，收拾一根掉落一截的雨水管。我们居住的房子要维修，顶楼夏天时候漏水，去年的时候有人找签字，说是只有我们这座楼上的每一户居民签字之后，才能动用那块房屋维修基金，没想到签完字一年之后，这个字的作用才等来结果。将近一个月的叮叮咣咣，除了偶尔看一眼铁架子上来回走动的那些工人和施工的进度，觉得自己和他们离得很远。我家在三楼，楼顶的好坏，跟我家关系是不大的。

可是有一天，丈母娘打电话来，说要更换旧的雨水管，有一根管子正好被包在了我家窗外的鸽子笼里，要换就要拆掉这个庞大的笼子。我说，拆吧。鸽子笼是原先的房东留下的，是规划局的一个司机，信鸽协会的，从那些坚固的三角铁和设计精巧的小门与鸽子窝来看，应该是动了很多心思，也耗费了不少材料的，但于我却没有用处。搬家的时候，房东问我要不要鸽子，我说多少只，他回答三四十只，我如果要他就无偿给我。想着每天的喂食、打扫卫生，还有它们飞出笼子时候的飘扬的鸽毛，我马上摇头，要他送人。后来还有三五只时常回来，我也偶尔喂它们一点东西，有一对鸽子夫妻还在里面度过了一整个冬天。但等夏天到来，我开窗的时候，那粘在纱网上的零碎的鸽子毛实在让我有点厌恶，于是有一天我用一块木板挡住了进笼的小门，从此这个笼子就成了我家的储藏室，废弃不用的东西都暂时保存在这里。鸽子笼在书房的窗户外面，因为它的存在，我的两扇窗户只能有一扇透进光来，所以就有点暗，窗外山上的树影也被它所遮挡，美丽的风景被挤压成窄窄的一条，减损了一份清韵。早就想拆掉它，但看到那三根焊接牢固的粗大的三脚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找人又没有必要，于是一直就这样将就着。换雨水管正好是个机会，那些工人也有力气，拆掉就拆掉吧。

可是，下午等我回到家，才发现这个工作只做了一半，三排鸽子窝被拿掉了，一面的墙壁露出来，雨水管正是从那里走的，而整个鸽子笼的基本结构还在。丈母娘说，他们是专管安装雨水管的，没有切割工具，只能这样了。我一阵的失望，本想着回到家就能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的，谁知道成了这样的不伦不类的样子。

然而，玻璃给弄坏了。因为我看到两道裂纹，从上到下贯穿。当然有一道是过年时候不知怎样裂开的，重换不值得，何况外面有鸽子笼挡着，里面窗帘遮着，不妨碍什么，于是我就用透明胶带简单粘上，这个时候是又多出一道了。丈母娘说，是她把原先的胶带撕掉了，怕那些人不承认。但她又接着说，他们承诺两三天里面给换上新玻璃。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没有人来。工期还没有完成，于是也就不是很着急，因为人在，玻璃的事情就好说。没想到有一天，我还没从床上爬起来，就听到叮叮当当拆架子的声音，而且很快到了我们家窗户外面。问他们，说已经完工，要撤。问玻璃的事情怎么办，那些人摇头：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就有些着急，虽然玻璃自己也能换上，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因为由原先的承诺在，我们还是想这件事情得到一个圆满的没有意外的结果。上班的时候，在楼下，看到一个头目形状、手里拿着皮包、并且对着楼上干活的吆五喝六的人，问谁负责这个楼的施工。他说他负责。我于是问关于玻璃的事情，他倒也干脆，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人，质问问什么撞坏人家的玻璃不给安，并责成今天完成这件事。我于是安心上班。临走的时候，他给我一张印有几个负责人的电话的名片，说有事打这些电话。

中午的时候，给家打电话。老婆说，没有人到家里来。我于是重新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不了解具体情况，找人给问一问。我于是有些上火，觉得他们在相互推诿，而且还装出一副认真负责的样子。

晚饭的时候，有人敲门，很长的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是在敲我们家的门，声音很轻，声音进屋，顺着各个房间转几个弯，减弱成了若有若无的幻听一般的细小。开门，就看见了“老头”，五十多岁，矮矮的个头，上身是二十年前农村常见的八十年代的绿军装，裤子分不清颜色，身上一股浓重的汗臭味。他说，是来给安玻璃的，要先量一量尺寸。然后，他又解释这么晚过来的原因，是楼道的大门锁着，两个小时，没有人进，也没有人出，他就一直在那里等。我说你可以在楼下叫一声的。他摇摇头，不敢。我领他进屋，量好了尺寸，他承诺明天五点左右来给换上，并且把鸽子笼给拆掉。他说，他只负责这个楼上的雨水管安装，那天就想给我们拆掉，一则没有带工具，再则工程的负责人不让多管闲事。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他的一点企图：那些鸽子笼上的铁家伙，自然可以换到一些钱。之所以五点以后，是因为现在他在市立医院附近干活，要等收工之后才能来。我说，那个点我给他留着楼梯的门。

第二天，下班走到楼下，却看到头天早晨遇到的工程负责人，询问这件事情，他说他也正好等着“老头”。他同时用手指着四单元一段掉落的雨水管说，还要让他给修一修。做饭的时候，我不时从厨房的窗户往外观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从五点到七点，“老头”始终没有出现。那个负责人最后打了个电话，也走了。

这一次是又过了一天了。没等我找，他居然站在了楼下，还有头一天等了他很长时间的工程负责人。我不停地向着楼下喊，终于，当每一个人都抬起头来看的时候，他也抬起头，并且明白是我在叫他。他于是大声回话，有几句没有听清楚，但基本内容已经知道了，就是，昨天他给割了一块玻璃，因为公交车不让上，自己用独轮车从市立医院往这送，一不小心，颠碎了。他说，明天肯定给换上。饭后，我们抱着孩子出去散步，看到他腰间拴着绳索，在楼房的中间晃荡……

再一次来到我家，是第二天的晚饭时分，没有带玻璃。这两天的变化就是我家的防盗窗已经安装完毕，安装工人已经彻底把鸽子笼给拆掉了。当然，我有点遗憾，因为我本想让他拆卸，那些锈迹斑斑的铁架应该有一些分量。

他说，之所以没带玻璃，是害怕再一次颠碎，从换玻璃的市立医院到这里，有三四站的路程，这一次要把窗户拆下来，安好之后再拿过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边的店换上，他十分认真地跟我算账，那边一块玻璃只要三十块钱，这边则要四十。但我心里有点暗笑，颠碎的那块玻璃的钱该怎样算呢？当然，这本非他愿。我这个时候开始有点可怜他了，在他拆卸窗户的时候，询问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他说自己是莒县人，已经五十三了，在青岛也有几个年头了，什么都干，粉刷楼房、装修房屋、废品收购，他说，以前修房，损坏住户的赔偿是归房管局的，现在不同了，谁出的错谁负责……我于是就有些嫌怨自己，那天安装防盗窗的时候，本应该让他们把玻璃给安上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二三十块钱的事，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也就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在麻烦一趟，再补贴一些钱款换一块新的玻璃了。

六点，他扛着窗框从我家走出去，将近九点的时候，我听到他在楼下叫门的声音。玻璃已经换好了。他说，等他回去的时候，那家讲好价钱的玻璃店已经关门，他推着独轮车走到黄台路，重新找了一家，玻璃是自己安的，因为可以节省五块钱。公交车依旧不让上，他是从那里用独轮车慢慢推过来的。不到五分钟，窗户安好了，崭新的玻璃透出冰一样冷的光，除了他在上面留下的几个手印，玻璃纤尘不染。一件事情完成了，他拍拍手，说要赶快回去，因为还没有吃晚饭。这个时候，轮到我手足无措了，我不知道应该表达自己的歉意，顺手拿起桌上刚刚只喝了一点的那瓶白酒，顺手递给了他，说，吃饭的时候喝两口，解解乏。开始他有些不好意思，看到我的坚持，就接在了手里，临走的时候被屋子里这间那间的房门搞糊涂了，顺手就要推我孩子睡觉的那间屋，我赶忙搭手，把出去的大门打开，他顺着黑暗的楼梯走了出去。

我在黑夜里站在厨房的窗前，楼梯口停着的是那辆寂寞的独轮车，一根绳子散乱在地上，预示着主人临走时候的匆忙。随着大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我看到“老头”矮小的身影走出楼道，简单收拾一下，迈着疲惫而又轻松的步伐，走出小区的道路，他的右手，拎着我给他的那瓶白酒……

买车的时候，看到同一型号的车有两款，差价是五千块钱，一个带天窗，一个不带天窗。

买什么样的好呢？拿不定主意，去问另一个同事，另一个同事就给他讲述了自己用“天窗”的经历：就说青岛这个天吧，有天窗，冬天不能开，太冷，夏天不能开，太热，春天风大，有灰尘，秋天有雾，太潮湿。所以，一年没有几天愿意打开的。因为常年不开，偶尔有一天打开了，停车的时候就忘了关了，停在外面，晚上就开始下雨，第二天一看，精美豪华的座椅靠垫上全是水……好在没有小偷爬进去。不用归不用，天窗的塑胶封条寿命可是只有一年，不换就容易影响密封性能，换一次吧，要三百，换吧，心疼钱，不换吧，还怕真的漏风、漏雨。关键问题，保险公司还不管这一块的事，想制造个假象换一下天窗还不行，总不能给人说自己的车开着开着，突然一辆车爬到了自己的车顶上，把天窗给撞坏了吧。

好了，这就是在青岛开车，有天窗和没天窗的区别。

我们和自然太疏离了。

早晨到早市的时候，依旧是大包小包的菜扛回家，遇到四楼的邻居，聊了几句，见面都打招呼，每天隔着天花板听他们打电话的声音，看他们家的大花被子耷拉到家里的窗户外，知道他们一个在三十九中工作，一个是曾经的艺校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个闺女在北京上研究生，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这是城市独有的“风景”。

很多时候，穿梭在这条相对宁静的小路上，是为生活，也是为一份心灵的放松，这里通向很多热闹或者静谧的地方，动物园、公园、电视塔、湛山、榉林山、植物园，还有湛山寺，再远，就是海边了，那不是一般的脚力所能及，或者所常及，也就不再多说了。但更多的，是沿着这条小路到市场和商场。这里有青岛市非常著名的榉林山农贸市场，原准备是为公交公司的停车场而建，不知怎地，就成了农贸市场，而且从一楼蔓延到二楼，又从二楼蔓延到前面的上清路上，人越来越多，物品越来越丰富。早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的时候，也就将近十二点了。老人们常在这条路上走，其实老人们是最具智慧的，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了生命的真意义，每天很规律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散步、买菜、运动、睡觉，既不紧、也不松。人在有了充足的时间思考生命的时候，生命的本相才能渐渐浮出水面。

很多人都到这里来买菜，很多人开着私家车来买菜，停车的地方都被菜贩子占满了，他们就把车随便地停在本不宽阔的上清路上。有一天警察来了，警察经常来，停下拄着一个红灯的摩托车，掏出一卷罚款单，一个一个地贴，贴完之后就照相，咔嚓，这些车就被那个四四方方的小相机给数码进去了，等着交钱吧，这个数码就是证据。但车依旧停在这里，每天，路过的车辆也都熟悉了，那些三路公交车的司机早就学会了见缝插针，根本不用拍打车身，慢慢拧着也就过去了。

市场里当然很热闹。最外层是大车拉来的水果，春夏秋冬水果品种不同，夏天基本是西瓜，其余的时候是苹果和梨居多，都是非常便宜的价格。剥了这一层，就是海鲜、河鲜，因为有鲤鱼，我曾经买过很多条鲤鱼做水煮鱼吃，很是新鲜。只是看杀鱼比较残忍，挑好一条鱼，放在腥臭的秤盘上称好，往里面的板子上一放，还在蹦，拿过那条粗短的棍子，乓的一声，鱼就不动了，刮鳞、挖内脏、冲洗、套袋，很快就能完成。不说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伴随着无尽的贪婪和残忍的，说也没有用。再往里，就是水泥的大棚了，那就是青菜、肉食和各种副食、生活用品的天下了。跟一般的市场没有多少差别，只是青菜更新鲜，价格更便宜。

金融危机，首先在小区门口的收破烂的价格表上显现出来，原先一块钱一斤的报纸，现在只能卖到六毛，问为什么便宜了，摊主会说，金融危机。市场的金融危机都被装在车上了，那些大白菜就是典型的金融危机，卖主高声喊叫，一块钱六斤，胶州大白菜。不管是不是真正的胶州大白菜，是生长在胶州土地上的大白菜还是从胶州拉来的大白菜，或者路过胶州的大白菜，反正味道都差不多，但今年的价钱和以往却差大了。一颗大白菜，他们还不停地往下把外面的帮掰掉，也许只有一块钱，真是，说不得了。

当然，金融危机再厉害，市场还是要热闹下午，因为这是最垫底的生活状态了，假如这里也变得荒凉无比，那也许就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人类危机了。无论如何，饭还是要吃，当然，零食还是要买，小吃么，也要吃一点。有人在论坛上写过在榉林山市场卖煎饼果子的过程，描述得很好，这里暂且引用一下，因为我也吃过：

仔细看时，这家煎饼果子跟以往常见的不同。首先，用料不同。往常我们看到的都是用面粉调的面浆，而这家则是用小麦粉、荞麦粉、玉米面、黄豆粉和小米面一起调的面浆，而且面浆厚厚的，觉得还是叫面糊比较恰当。其次，做法不同。常见的是一勺面浆，然后用小推子一圈圈转，将薄薄的一层面饼摊开，然后再打上鸡蛋，再翻过来加热；而这家则是一大勺面糊糊倒在炉盘上，摊主用一个大半圆的类似木板的东西顺势一刮，一层饼留在盘上，多余的面糊顺手刮进了旁边的面桶里。呵呵，是不是内陆做煎饼也是这么做的呀？同样打上鸡蛋，然后撒上葱花、香菜末、咸菜丁、虾皮，刷上辣酱，然后掀起一边，对折三分之二，抹上甜酱，放上酥脆的果子、放上几片生菜，然后两头往里一折，整个饼一卷，再用刀中间一断，对折拿起，放在旁边的盘上稍一晾，装袋，一套就完成了。

我们当然很少在这里吃东西，只是买菜，一大包，够吃三四天的，上班了，时间就不属于自己，所以在属于自己的自由里，我们寻找更多的生活的乐趣。

回家，照例看一看那一座正在改建的体育场，高高的脚手架，铺满操场的草甸子，还有远处低洼出的高高低低的楼房，在远处、北岭山、崂山。一切都在初冬的氤氲里，一切都宁静如水。

对于我来说，书城是一个牵挂，就像有的家庭妇女总是牵挂着某一个菜市场，有的白领总是牵挂着某一座购物中心，有的职场男人总是牵挂着某一处高尔夫中心一样，这个牵挂是不自觉的、无可躲避的，它不附着于身体本身，却在生命的组成中担当者着建构的重任。

书城是属于普罗大众的，它所囊括与罗列的，是萝卜白菜的各求所需，是夹克衫裙的生活份额，它是“容合”，像大海一般的不避溪流、不舍江河，所以书城才被称之为“城”而不是“店”。我所喜欢的，就是“城”的大气、多彩与悠闲。刚到青岛一年，书城就开业了，在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品赏那些街头古雅别致而又独具高格的小书店时，书城就吸引了我几乎所有的眼光。刚从大学走出来，买书不是很多，一则没有闲钱，再则也没有走到今天以书为主要精神依托的地步，但不买不等于不看，于是经常坐车从李村过来，到市政府下车，穿过五四广场，沿着海边慢慢走到这里，在闲散中度过单身时代的多数周末。有时候，空间就是气度，我喜欢这种气度所给予人的自由感，走过一排一排的书架，随手抽下一本或者两本，慢慢翻看，不用担心有营业员紧盯你的眼神，不会产生试尝某种卖品之后而没有购买的愧疚，更不会有走几步就到墙角的局促，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感觉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我想，那些每天一早就挤在门口，等候书城开门，一拥而进，找一个角落，抢一张椅子，拿一本书，一看半天的阅读者应该比我更具主人的姿态和潇洒吧。

徜徉群书是一种快慰，这是我牵挂书城的一个最初的理由，偶尔买书，也是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比如1999的暑假，我接受了学校安排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由于面对的是中专毕业的学生，专业的文学史又面目可憎，一时找不到授课的切入点。困惑间突然想到曾经在书城翻过的一本叫做《空谷流韵》的小书，那是董乃斌主编的《中华文学通览》丛书中的一本，二话没说，不顾夏阳炎炎，坐车直奔书城，第一次很是大方地买下了这一套十本的丛书，兴奋之情无可比拟。好几年的寒暑假，我都在外边代课、搞家教，有时是成人高考课，有时是小孩子的书法课，有时是职业院校的大学语文课，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就是因为我有书城为依托。每周，我都要到书城转一转，而这里，也总能满足我的所需。一个人所站立的地方，也许没有大师的背影，也许没有理想的大纛，但生命中有了书，有了可以为你提供精神滋养的原地，也应该算是另一种幸运吧。也就在有目的的游逛、购买中，我开始对书有了更多的依恋。

去年的时候，书城二楼的人文苑开张了，而我也从单纯的游逛者变成一个文章的写作者、图书的编辑、编著者。二楼人文苑的某个地方竖排或者横躺着我曾经付出劳动的图书，而这一处地方的开辟也是出于很熟悉的几位朋友的建议，在书城琳琅满目的色彩中，这里应该是最淡雅、当然也是最不事雕琢的一处风景了，或者，还有一点的孤独与落寞，但我却感到十分的亲切，也很是喜欢。刚“开张”的时候，一群文化人聚集在这里开沙龙，最后的主题竟然是，我们还到书店买书吗？我想，我是会的，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了找一份牵挂。有些地方，熟悉了就看不到风景，有些地方，越是熟悉就越是渗透更多的留恋和深情。书城所带给人的，就是这份老酒一般越处久越真醇的滋养，而当多年的习惯养成之后，你就发现，它已经成了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几年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文学在负一层》，负一层是青岛新华书店书城文学类图书的大本营，其位置的安排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恰巧暗合了这个时代的文化选择，但在些许的遗憾中，颇也为那些坚持走到楼底，徜徉其中、静默品读的真正读书人而感到几分激动，也许是同为读书人的惺惺相惜吧。今天，我的关注点已经从负一层提高到了正二层，这怎能不让人更加的激动和欣喜呢？

喜欢借书城说事，是因为书城的地位，在一个城市中，它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文化地标、精神地标，也许有巍峨的剧场，也许有连片的高校，也许有精致的书屋，但它们的影响远远不能和书城相提并论，一个好的书店也许可以培养一个群体的阅读品味，一个好的高校可以培养一类的人才，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城则可以造就一个城市的文化。

我与书城，十年的时间，清晰地度量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又怎是简单的感慨与喟叹，也许，应该献上更多的敬意和尊重吧。

　　青岛的云是属于道家的，不是因为崂山有个太清宫于是有了这些云，而是因为有了这些云才有了这些道人，有了这些宫殿。“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青岛的云气就像道士手中那柄拂尘一般，轻轻一挥，就飘逸而上，绕过了一座山。我是尘世人，生活在城市，所以不能常见崂山的云，但从浮山那一脉延续中总能想象得到那风云开合，缭绕如烟的轻薄的云，云从山间穿行，填满每一处丘壑，山林萧萧，山石无言，在这萧萧与无言中含蕴着生命最自然的姿态，最旺盛的生机。山里人觉不出云的好，云太深，埋葬了艺术的美，“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美是要隔了距离才能看到的。城市人呢？城市人的眼大多时候只是向前看的，看时间是否紧张，看道路是否拥挤，看公交车几点到达，看孩子蹦跳着到学校，看市场蔬菜鱼肉的行情，只有海边放焰火，人们才几万人一齐涌到广场，等待那瞬间的精彩。很多时候天空中是有云的，但人们心中没有，隔得太远，艺术就被疏离在生活之外，云也就算作不存在。大多的时候，我们是以小民的状态生活的，小民的生活就是“无常”，就是柴米油盐上班下班的琐碎拼接，虽然衣食无忧，还是感觉缺少一点水灵灵的东西，那就是“爱欲”与“诗意”，用张中行的观点，就是多发现一点生活“艺术”，抵抗一种“无常”，达到一种永恒。

　　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曾经居住在青岛，在孤独和寂寞中等待着一份爱情，这一份诗意的等待就使得他对青岛的云充满了无限的赞美之情：“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指。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毯。有时素净纯洁，天空只见一片绿玉，别无它物，看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海市蜃楼即在这种天空下显现。”

　　沈从文那时居住在青岛八关山下的一个小屋里，他是真正体验了一把青岛的云气中潮湿的味道，所以把自己的小屋起名为“窄而霉斋”，也算是一种打趣吧。但书斋之外总是海阔云飞，那才是他真正的居所。多情的人总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心灵的故乡，放大的情感，奔驰的思绪，被每一处的涛声、云朵、月华、流水牵扯着，外在的物质的得失此刻也就成了忽略不计的东西，迸发的思念与沉醉也就成了最惬意的诗意栖居，他是躺在自己的吟哦中做着最温馨的梦。云从大海的那一边，从遥远的望不到边际的朦胧与广袤里，沿着海面低低地飘过，又爬上岸边高高低低的小山，漫过红色的瓦、绿色的树，它是如此地亲近大地，仿佛伸手就能触及，也许，可以把它揉在掌心里，慢慢观赏，含在唇齿间，细细品尝。因此，青岛的云，总能给人一种久违的亲切，也带来一种熟悉的味道。无论是远离故乡是还是长居此地，都免不掉不时泛上心头的寂寞与失落。这个时候，沿着海边慢慢走，细沙、礁石、海风、涛澜都是一种抚慰，而天上的云，那些飘逸、潇洒而又不乏灵动的云，则在快乐的气氛里传达给你一种姿态，一份情趣。

　　有时候看到一种景物，会突然触发这样的感觉：前世也许是有约的。是这样，美丽的少女、秀丽的山川或者精彩的篇章，都会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感觉其实已经超越了物与我的外在形态，而进入到灵魂与灵魂的交流与对话。李白看到敬亭山，总也看不厌，陶渊明采菊东篱，与南山悠然心会，李清照在朦胧的睡意中还能看到雨后海棠的绿肥红瘦，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寄存、生长在自己的心灵的寓所的，早就超越了东南西北的界限，从流飘荡，任意西东，却总也走不出那份牵挂。

　　看云看海，其实最后看到的还是自己。

《在文学馆听讲座》共分两卷：《历史的滋味》和《文学的风景》。谈到历史，我就想到讲座主持人 傅光明先生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在导言中，他说：“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枉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进入九十年代，极端的娱乐精神就见缝插针地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历史”在记录的过程中本来就加入记录者本人太多的爱憎、无奈、或者要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追求“悦目悦耳”、“悦情悦意”的商业利益驱动下，这种个人的情绪记录变本加厉的变成了毫无理由的“演绎”、“戏说”、“反调”，真实被一层层地裹上不同色彩的“行头”，堂而皇之的渲染着“伪美”、“伪真”与“伪善”。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我们所说的康雍乾盛世是否真的就是“盛世”，判断一个时代是否“强盛”的标准是什么？是武力的张扬、是疆域的广大、经济实力的雄厚？还是应该从“文化的繁盛，环境的宽松，后续发展力量的壮大”入手，而不是凭借前朝发展的惯性力量，维持着表面的、暂时的“繁荣”，“仅仅是停留在以前的成绩上睡大觉”？周思源教授的《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盛世》就提出思考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是立体思维，是穿透性思维。我们只有进行三维思考，才能真正认识这个立体世界，才能穿透表面现象认识其本质……。”在《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中，演讲者也同样是“条分缕析”，不仅“叙其事、记其言”，而且“述其学、存其情”，我们不敢说这就是真的历史，但起码非常的“接近”历史。

一方面是被遗忘或者消解的历史，一方面则是被遮蔽或者忽略的史实。在《历史的滋味》中，有几篇是几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系列讲座。讲座所选取的都是也许因为某种历史原因而单面化的人物和事件，也就是从周思源教授所说的“三维思考”出发，揭示出人物和历史曾经有过的另一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演讲《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战》，就是在看似盖棺定论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对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完成。”那么，这个由许多人逐渐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走向客观、不断完善的过程，蒋介石的“联共抗日”、“坚持到底的精神”、“出色的外交”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而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贺新城大校的《中国的抗战：武汉会战与滇缅反攻》则是从两场国民党组织的出色的战役出发，由点及面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用“细节”理性、客观地再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立足于整个世界，沈永兴先生则用全景式的方法概括了二战的缘起、发展及结束，并以打动人的“细节”讲述了东京审判的艰辛与无奈，一切的历史都是在不断揭示“细节”和反思中不断清晰起来的。

与《历史的滋味》相比较，《文学的风景》有点曲高和寡：一则在于时代的整体浮躁化，历史可以当作故事来听，文学则需要用灵魂来体验了；更主要的，文学是借助于一定的作品来体现，通过不同的作家来阐释的，听讲者要有一定的文学准备。而事实是，现在的人缺少的就是对自己灵魂的审视和对于文学的漠不关心，这就直接导致了“当下文学的危机”，而这也是《文学的风景》里第一篇的演讲主题，演讲者是作家陆天明。从文字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陆老师的那种不平的呼号，那种痛心疾首的指责：“我们的现实状况是，大多数作家和作品在有意无意地毁灭现实，毁灭人性，从‘上三路’走进‘下三路’，喜玩小资情调，喜做文字游戏，讲叙事结构，讲写作技巧，重形式，轻内容。‘人性’，去了社会的‘人’，就变成了‘性’。不回归现实，只坐在家里，创作的源泉自然会枯竭，人们也就不买你的帐。”从俗是一种沉溺，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功利心在作怪，可是一个只讲物质不立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如郁达夫在《怀鲁迅》中所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精神诞生于何处？于是又不得不提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道义担当与责任担当。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的演讲《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所展示的就是一个并不为人知晓更多，而且产生过争议的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丁文江的求索与追求。与胡适、张君劢一样，作为自有知识分子，丁文江有自己独立的、清醒的个人意识，并且有着为自己的钟爱的事业终身躬身投入的干劲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它们是拒绝任何的虚浮与诱惑而脚踏实地进行自己的行走的。范稳的《一个藏人的成佛史》、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原因》、江枫的《由拙译<雪莱诗选>谈谈翻译理论》、欧阳哲生的《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均由自己的写作、翻译和研究出发，点滴道尽文学的甘苦、文学的愤怒、文学的沉重，但也正因者这些甘苦、愤怒与沉重，文学才成了耐读的一道风景。

《文学的风景》最后一篇是傅光明先生的《文物：现代的神——感受美国博物馆文化》，其中有着很深的寓意。现代文学馆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博物馆，假如说那些古代的文物是人们心中的“神”，应该献上我们的崇敬、膜拜的话，现代文学馆的“神”也同样是需要人们怀着庄重与渴慕去对待，因为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雕塑。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免费义务讲座已经延续了多年，风雨无阻，它的不事雕琢使得它保持了一份单纯、宁静和淡泊。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因为免费，拒绝了商业的玷污；因为没有功利的诱惑，就少了作秀的姿态；因为开放，就多了民间的色彩。用不着媚俗，用不着哗众取宠，真精神就是在这份寂寞、平淡与坚持中诞生的。这样的一种滋味，这样的一片风景，为什么不去细细品味，慢慢欣赏呢？

无论怎样，甄士隐也算是姑苏城内的一个乡宦，自己不喜欢做官是自己的事，“观花修竹”也罢，“酌酒吟诗”也罢，地位还是有的，起码，家里不缺钱，不然，在贾雨村上京赶考时，也不会很是慷慨地送上五十两白银、两套冬衣。这个时候的封素是怎样的，书上没说，也没有必要说，但甄士隐一家落难，无奈寄居封家，封素的爱憎就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不问原因，不求原委，只凭当下的状态观人，就很是明确地点明了这个丈人的追求境界：势力、世俗、狭隘。后来对于甄士隐所余的折变田产的银子，封素是“半哄半赚”，人前人后埋怨甄士隐一家的“不善过活”，只喜欢“好吃懒做”等话，更是见出普通世人、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积攒下的那种“占小便宜”、“落井下石”的恶劣人性。

贾雨村会考进仕，做了本府的太爷，因见到旧日恩人的丫鬟，想到甄士隐当年的诚心相助，不想此时甄士隐已经是参透红尘，“飘飘而去”了。封素作为一家之主面见太爷，那份嘴脸也就突然之间天翻地覆。听说本府太爷约见，以为是犯了什么大错，于是“唬得目瞪口呆”。但事情明朗，得知太爷为女婿的旧交之后，这封素便突然之间变得“欢天喜地”，不顾自己女儿思夫“伤感”之痛，自顾为着那二两银子与能和太爷搭上关系而兴奋不已，这份感情远远低于地位权势的人生准则，在封素的心中是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的。而最后贾雨村提出要娶娇杏作二房，封素喜的“屁滚尿流”，“撺掇”女儿答应，并且“乘夜”一顶小轿抬过去的举动，则在迅速而简捷的“出击”中见出一个乡间小人的阿谀丑态。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上，生长的是坚韧的生存的力量，是韧性、坚毅、不屈、果敢、勤奋的民族基因，但同时也因此附生出唯利是图、攀附权贵，不惜一切代价提升自己的丑陋的精神疮疤，封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位“丈人”——胡屠户。这位生活在《儒林外史》中的杀猪的小人物，在自己的女婿范进借钱赶考的时候先是吐出一口最具中国特色的侮辱方式的唾沫，然后骂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范进中了举，在还是一个疯子的时候，就让胡屠户望而生畏，为了治病，一巴掌打下去，自己的手到不能弯曲了。后来又好不脸红地夸耀自己的眼光：“……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出一番和原先正好相反的话。胡屠户和封素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勇气，敢于时时地调整自己的地位，别人高的时候他便低头，别人低头的时候他便扬脸，而且敢于不断地否定以前的自己，以一种无可比拟的健忘精神对抗内在道德的审判，他们总是活在这一刻，此前不断变化的这一刻，此前此后，都被那份勇敢的健忘扫除的一干二净。

封素把娇杏送了出去，而他的女儿，在先后失去了女儿、丈夫、贴身的丫鬟之后，注定要终身依附在这个浑身流淌着世俗习气的老爸身边，余生度尽。

所以，封素则是“风俗”——世风、世俗，不是一家如此、一乡如此，而是一个不干时代、社会、地域、贫富的民族的普世的价值缺陷。

逸者，超脱流俗，品自高洁，不与众人同。

逸之，是个好名字，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人叫“之”：祖冲之，王羲之，韩退之，王引之、晃补之、尤延之（尤袤）、钱受之（钱谦益）、王夫之……近代也有胡适之、胡愈之、毛润之，黄任之（黄炎培）……我的同学还有叫做刘梦之，当然，那个大奸臣秦桧，也叫“秦会之”。

我的朋友叫做赵逸之。

很超脱，看那一朵大胡子就知道，喜欢写诗，喜欢写字、画画，楷书取法颜体，行草则是学习宋代的一个书法家，名字忘了，写诗不知道向谁学的，好像天生就会。

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留胡子，很冷酷，有男人味道，所以小女孩都喜欢他，整天围着他转，他也就很高兴，高兴了就开始喜欢音乐，大合唱，他当指挥，指挥那些红男绿女们唱歌，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人家都忘了听歌，只看他的手势，左边的胳膊往上冲，右边的胳膊往下甩，很有劲，像打螳螂拳。

他写字很专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有书法课，但我们写字都垫报纸，他有毛毡，我最早知道写毛笔字还要毛毡的，就从他那里开始，因为我们只知道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这四宝里面没有毛毡，怪不得我们。那个 时候老师上课喜欢表扬写字好的同学，那个名叫“雪墨”的书法朱老师总是在每节课开始的时候不厌其烦地说：写得比较好的同学有，第一个就是“赵兴葆”（赵逸之身份证上的名字）。他说，写得比较好的同学有，赵兴葆同学，写得比较大，比较黑。老师是济宁人，一口济宁腔，抑扬顿挫的，很好听。于是我们就根据他的描述看赵逸之的字：果然比较大，比较黑。因为他练习颜体，笔画粗壮，他用一得阁的墨，很黑。我们基本上都用玻璃瓶的墨，放一段时间会发臭的那一种，很淡，我们练习的也多是欧体，很细弱，所以他的字因为粗大黑亮而获得多次的表扬。

他画画，画兰花。呵呵，很高雅。花有很多种：有艳品，大红大绿的那一种，牡丹啦，芍药啦；有逸品，菊花啦，兰花啦；有神品，“女人”啦，韭菜花啦（汪曾祺说的，语见《昆明菜·黑芥·韭菜花·茄子酢》）他名叫逸之，所以画逸品：兰花。其实他画兰花跟写字差不多，只不过没有顿笔，只剩飘撇了，下面还有题字，无非是些精气神之类。我比他高一级，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张照片，说是照片，却很像一幅画，因为色调、神情、姿势都是设计好了的：很是冷酷地站在学校图书馆的石头墙跟下，斜着身子，一身黑色的西服，眼睛斜看前方，没有表情。但我知道，他是在刻意营造一份“精气神”，虽逸不扬。

他最喜欢的还是写字，什么时候都写，什么场合都写。有时候感冒了，不去看病，不吃药，就是写字，在宿舍里面写。他的同学都上课去了，他就把毛毡铺开，写了满满的一屋子，意“可以疗疾”，其实什么事也不顶。有一年到临沂的苍山县搞社会调查，他就在人家的办公室的水泥地板上写，写的是楷书，很大，很白，也是满满的一屋子，写着写着就溢出门槛了。那个时候他感情上不是太如意，写字解忧，不提这事了，怕他的太太生气。我觉得他这样写不好，因为临沂是老区，经济比较落后，那些粉笔应该很珍贵，也许老师写个“人”字，最后那一捺还是用手指度上沾的粉笔末写出来的，他这样给人写，多浪费。我建议以后他成名之后，应该多向这个学校搞点募捐，这个学校叫做苍山县贾庄第二中学。去年我到东营，他领我到黄河滩玩，在地上捡了个枯死的红柳棍，就在地上写，写“天池大鱼”，那是他的网名。

他去过天池，还拍了很多照片，那个时候他不但留起了长胡子，还开始留长头发，像个艺术家。我结婚的时候他到我家来，一开始我父亲不敢跟他说话，因为男人留长头发的不多，大多带有艺术家的偏执与激昂，很吓人的，但后一听说话，还挺好，说明他的长胡子与长头发只是装饰，算不得数。他到天池，到四川松潘、北川、汶川、都江堰（多熟悉的地名），到青龙峡，到五莲山，像伟大的诗人一样，四处漫游。他登山不喜欢走正路，即使带着两三岁的孩子，也敢领着老婆翻山，这需要一种勇气，也体现一种气质，诗人气质。

他是诗人，喜欢写诗，还成立了一个诗社，叫做“逐日诗社”，就是跟着太阳走。早晨的时候往东，中午的时候往南，下午的时候往西，呵呵，说白了就是“向日葵”。我觉得他的诗社的刊物不如就叫“向日葵”，多有生命色彩。因为在东营，里黄河很近，所以就经常放歌黄河，他们一边沿着黄河的沙滩往前走，一边吟诵他们自己的诗歌：

看你从容流过毫无迟疑就像我皮肤下静默的脉管，我忽然体会到孔子当年的感喟有多么锥心：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忽然体会到李白当年的高歌有多么寂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忽然被一股巨大的悲伤雷电一样击倒，就像一个悲伤潦倒无助无告的醉汉，我倒在你温润的怀里泪流满面。

……

风吹起我的头发、飘起我的衣衫，也扬起你的层层微波样对我的蛊惑。

他说站在黄河边想到孔子的感喟有些“锥心”，想表达的感觉一个是“痛”，一个是“志”。“痛”在生命流逝之无情，“志”在因痛而自勉，苏秦不就是这样么：“乃夜发书，陈箧数十……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他比苏秦厉害，苏秦顶多锥“股”，他锥“心”。现在像这样忠诚于诗歌的不多了，好的诗人都自杀或者进疯人院了，比如海子、比如食指，呵呵，逸之先生能够很从容“披发行吟”在黄河边漫步而没有“自沉”，难能可贵。

为什么呢？因为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什么？就是与生活、命运的抗争。首先就是物质生活的抗争。他是德州人，武城。就是孔子所说的：武城，区区小邑，杀鸡焉用牛刀？那个地方比较穷，从小就在农村，农村人很有韧性，都很热爱生活，因为农村人很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农村人脚下有深黑的土地，有“过上好生活”的理想依托，所以总是很执着地追求生活。农村的学生也是，因为是一步步地从底层爬上来，成就感就颇强，对于未来总是很乐观，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怕，大不了再回到农村，呵呵，很有点庄子的“兜底”的精神。他从武城走到曲阜，从曲阜走到东营，总是怀着很美丽的梦，关于艺术的梦，关于诗歌的梦，关于写作的梦，关于古代文学的梦。他曾经很是投入地办经典诵读班，很有耐性地教哪怕只有一个学生组成的兴趣班，那是需要比不会画兰花还要画而且敢于展览还要大的勇气的。他有勇气。

因为他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耕耘的文字、书法、绘画、土地。

他写了本书，叫《花间词品论》，很好，就是看不懂。几年前他给我写信，草书，看不懂，我问，你写的什么？他说，管它什么，有那种感觉就行了。我把它贴在办公室的墙上，很多人都问，写的什么，我说，管它什么，我知道是谁写的，就足够了。

《花间词品论》，就是他写的——我的朋友赵逸之……

对于一件蒙尘已久的东西，擦拭本身就是重新审视的过程，旧物情深，但人世浸润太深，总要一点一滴地去做，从具体的一个情节进入进而发现其余，当然，首先要有兴趣、有必要。名流的世界仿佛宏大或者精致的明清古物，人们看重的已经不再是它们的实用价值和再造的手段，而是这些古物的年代和实物透射出的精神态度、浪漫气质，或者仅仅是一处花纹或一某色彩。于是，在缺失的时代呼唤精神的价值之外，对于已经远离我们的文化名流，像花纹或色彩一样的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婚姻和恋情也就成了我们关注的热点，而且越是错位的情感，就越有欣赏的价值和收藏的必要，也就是说，明媒正娶也许值得散播，姨太太们的风花雪月则就不是一般的带劲了。翻阅《闲话》，里面大量的泛黄的照片，让人不由想起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曾经风华，那些名媛靓女，那些已经或者将要成为明的或者暗的名流的太太或者姨太太们，都喜欢套上一身融汇中西文化的旗袍，旗袍融进中国传统、中国元素，但凸显的女性的体态、开叉到大腿根部的设计，完全是西方“性”感的展示。扯住民 国姨太太们的一角旗袍，然后说开去，这就是最富情采的“闲话”。

从《闲话》第二辑《书生不自量》开始，男女的话题就显出它的不可忽视的分量：《老舍生命里的三位女性》，《她站在周立波的背后》，《“燕大”校花赵罗蕤的才学人生》，《徐志摩与袁昌英的一段情》，《吴宓：殉情殉道两手空》，《1930年代的蓝苹》，《天涯歌女周璇与光暗交织的老上海》，《唐纳“虎口余生”记》，《“北大校花”马珏的闪丽人生》，《陆小曼不是朱丽叶》，《郭沫若：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这些女性，大多才貌俱佳，但命运却坎坷多端，无奈或者悲凉的命运其实都是基于爱情天平的失衡。民国时期是新旧文化交替、女性权利开始得到尊重的时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幸运，可是，这些男性都是出类拔萃、浑身透着现代气息的，所以，传统的婚嫁观念把一个个家庭组合起来，就是因为文化教育的失衡使得悲剧不断重演，留给女性的，大多也是悲剧的结局，郭沫若的原配张琼华、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老舍的初恋情人都属此类。那些凭借自己的姿色或才华得以进入上流社会并且获得了一定地位的，也许会有“云端女神”的荣耀，也许会落得家庭主妇的平庸，或者坐进某一家大户的沙发上，成为官员或者名家的姨太太，享受一段青春受宠的“幸福”光阴，她们，同样是弱者。名流的世界，特殊的生活方式，加之社会的动荡、浪漫的才情，使得他们的情感不能坚守一处的阵地，而是在不断的求新中游移不定，正是这些游移的爱情，成就了一段段多变离奇的爱情或婚姻。这一角的民国的旗袍，一直飘摇到今天，依旧光彩亮丽。

出门，人很少，报纸递送员骑着青岛少见的自行车往各家的报箱塞报纸，我好想还没有完全清醒，头有点昏，昏头昏脑中看到一个上身和我穿一样衣服的人，她的汗衫背后同样横着那一行红色的大字：真情塑造未来。

六点赶到学校，领取预防下雨的雨衣，然后是等待。

他们说我不应该把那件蓝色的、前面有火炬和五环标志的汗衫塞进裤子里，因为把肚子现了出来，我的肚子很大吗，一直不相信，但很多人都这样说，也只好注意一些了。上车，与小G坐在一起，谈到他的培训，就说道源与流的问题，培训的那些理论其实都是技术，是流，源头则是自己对知识的感悟：比如满满一大一桶水，一个三岁的毛孩子无论使用那种姿势、使出吃奶的劲也不会提起来，但霍利菲尔德就可以随意的抓举、挺举、或者花样举，为什么，劲大。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名教师，归根结底还是所掌握的知识程度，知识是“源”，手段是“流”，没有源，你会疲于奔命，花招耍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说着，就到了我家门口的大道上，从学校到欢迎地点——第一海水浴场，要路过我家的门口。于是有点抱怨：在这里等着多好。这句话引来一顿乱哄：人家W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五百米，还到学校，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我赶紧闭嘴。汽车拐上了那条小路：岞山路，很多人不认识“岞”字，胡乱的念，我依旧闭嘴，不吭声，其实路牌上有注音的：ZUOSHANLU，他们不适应大写的字母。然后我就看到了一辆辆的大客车，都是输送喊口号、摇大旗的人的。汇泉广场（现在改了个很土的名字：奥运文化广场）下车，徒步前进到一浴，一群群的警察叔叔和警察姑姑很敬业地站在各个路口，临走的时候，看到一个隔离墩上有一瓶矿泉水，喊了两很没有人认，想到这一次的纪律，顺手拿起来，准备扔掉，一个警察姑姑赶紧跑了过来：是她的。于是赶紧送还，闭嘴。

大海很平静。我们站在平静的大海对面。汇泉广场停车场的入口处。对面的马路上是师范学校的队伍，只来了一个人，S大姐，我原先的同事，她很孤独地站着、又坐在三星提供的太阳伞下面的椅子上，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孤独是否也很可怕呢？我们是不孤独的，我们有一百多人的教师队伍，还有几十人的学生拉拉队，还有军乐队、礼仪方对，战线很长，因为只沿路站一排。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整条队伍的尾巴，第259棒，X市长的那一棒，也就是最后一棒，他转过弯到海水浴场的沙滩上，点那个大盆子里的火，州官放火，也是应该的。所以有一台转播车，车上立着一个人，一个摄像机，我们叫几声、摇一阵旗子，那个摄像机就转向我们拍一阵，还有一个摄影的，看到我要的旗子很好看，弯着腰拍，我一扫，扫在他的脸上，悻悻地走了。

雨衣是很好的，垫在屁股下面，坐一坐。反正是最后一棒，早着呢。警察基本是五米一个，和我们对面，半个小时换岗。我很是笑话他们的穿戴，因为警服里面很明显地露出很鲜艳的红色或者绿色的汗衫，看样子是个没老婆的人，不然怎会像我上中学时候一样邋遢。唱歌了，《团结就是力量》、《大中国》，但因为战线太长、声音参差不齐，很多声音都被大海吸走了，散在遥远空旷的大海里。同事有带相机的，于是照相，拽着旗子照，一个办公室的一起照，带着帽子照，摘了帽子照，和举牌子的志愿者照，我们前面的举牌手拿着的是259号，于是很多就想找250号，但警察说，不许动！有手机带收音机功能的，就听，然后汇报说已经到了某处，已经到了第几棒，还很遥远。

不停的有领导过来，教育局的领导，扛着不同肩章的警察的领导，领导一来我们就喊，在中国，学会适时地表现是很重要的。师范的来了，红色的衣服，他们叫我，我过不去，警察不让，但他们可以过来，因为这边有厕所。我说，我是叛变过来的，原来属于他们，警察不信。于是找一个阴凉地、静静地呆着。太阳是越来越清楚了，气温也渐渐地升高，L女士涂了厚厚的一层防晒霜，像一张妖怪的脸，我说她像一个媒婆，因为她扎了一个发髻、汗衫很大，又穿了一个上肥下瘦最后紧扣的裤子，关键是裤子上绣了几朵花，只是脸上少了一颗黑痣。她不想做手势，想摇旗子，其实也不是摇旗子，而是把旗子裹在身后遮太阳。我也不想做手势，于是扯横幅。

很漫长的等待，于是跟人说话。称我说话的时候，那些警察都把警服脱了下来，露出里面红红绿绿的汗衫，哦，他们是早就盘算好的，混在群众里面作掩护。那个市实验幼儿园的腰鼓队已经被调集到X市长接棒的地方，红红的绸带、铿锵的锣鼓，学校的级别越低就越能闹腾，这简直就是真理。

说着说着，领导来了。领导来的标志是一辆又一辆的车开过来。X市长穿着火炬服，前呼后拥地走过来，我们摇旗、呐喊，我们很卖力。L的旗子不再做遮阳的工具，也挥舞起来，一下子就挥到了市长先生的脸上，市长估计很激动，也没在意，继续往前走。一辆车过来了，几个小妞在车上扭，又一辆车过来了，也是几个小妞不停地扭，又是一辆，又是一辆，然后是两队人马，传说中的护跑手，大内高手，晒得乌黑，却穿着洁白的T恤。那个老外慢慢地跑，口号声、鼓掌声、尖叫声混成一团，所有的旗子都在摇晃，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那个小火苗被拿在手中，享受着无处不在的拥戴。一辆大巴开过来，又一辆大巴开过来，上面有人，还好，有一个认识的，夏雨，我还算喜欢他的电影。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就撤，撤退的时候，在念叨一句话：原来繁华不过是一捧沙。风一吹，就散掉了。

坐汽车，检票口等待，看到前后的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纸片，问，什么东西。他们展示给我看：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车次、时间，登记得一清二楚。我说，为什么没给我登记？他们也不知道，我也就真的不知道，买票的时候，那位大姐问我到哪儿，我说青岛，她说十点半的车，给我车票。进门，安检，盖章，没有什么差错。

等到检票上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亮出了身份证，我也是，担当回收那样的一张纸片的时候，我没有，不让进，我说买票的时候没给我。那人好像不高兴，没有登记不能乘车到青岛。

于是只好再次返回售票厅，开条放行。

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运动会而变得复杂了。所有涉及运动会的城市，火车、汽车、飞机都设置了很多的关卡，抱着冲锋枪的武装特警把持在高速公路、机场、五星级饭店的入口与出口，威风凛凛，真抓实干，真不容易。

小区门口收废品的小两口每天都把收来的货以最快的速度运出去，因为从某一天开始到某一天结束的两个月内，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也不是不允许，是那些拉货的车辆不允许在马路通行。汽车不走马路，怎么办呢？

运动会还没开，先点火，火来了，不能随便看。火苗经过的马路，临街的窗户要关闭，不允许伸头探看，会不会遭遇狙击呢？也许不至于，但既然有命令，比如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公民，政府说了，我一定遵照执行，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有些路要封闭，我决不走，当然也没法走。规定要走的路，要穿的衣服，要喊的口号，要摇的旗子，要唱的歌，我都会穿、喊、摇、唱。

完成任务，就要暂时的“隐居”了，有个时尚的名词叫“避运”。

先看看公众人物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7月6日下午，成龙在做客某网站时透露，徐静蕾为了支持奥运，不给北京添麻烦，将前往美国学习英语，奥运会后才会回国。老徐为了支持国家，支持奥运而离开北京。因为出去会阻碍交通，并给外国的游客不方便，不如到没有奥运的地方。

我当然没有老徐的潇洒，我的避运方式是居家。我会坐在我家阳台的那把破旧的椅子上，拿起一本书来读，读累了就看看窗外，动物园的那几头骆驼很悠闲，那些绿树也很惹眼，很不错的休闲。

当然很羡慕那些有钱人，他们可以选择“避运套”，一些要开运动会的城市旅行社已经推出一种旅游套餐活动，鼓励往外走，走出去海阔天空，留下更多的空间给别人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怀念乡村的读书声，那些在晨曦微露的时候从校园传出的，伴着朝阳、晨露，伴着乡民的耕耘、马儿铃声有节奏的读书声。那些孩子，也许刚刚被大人们从被窝里拖出来，在朦胧的睡意里慢慢挪进教室，也许在上学的路上还啃着一块夹在臂弯里的馒头，挎着昨天扛回去一点也没有动过的书包，空着肚子拿出课本，也许他们也想用广播喇叭里那些美丽的声音阅读那些被脏手抹黑的文字，但最终发出的却是拖着长长的音调，半是方言半是普通话的不伦不类的朗读，村民说，那是学生在读书，他们在背“书歌子”。“书歌子”是旧的说法，说的是原先私塾先生教授的读书法，内容都是押韵的，读起来要抑扬顿挫，像唱歌。但无论如何，那些声音飘荡在乡村的上空，成了乡村晨曦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成为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美丽吟唱。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都仰着头，扯开自己的喉咙，大声地诵读那些经典的篇章：

“滴答滴答下雨了，禾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葵花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小弟弟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

后来他说，发音是这样的：“我痒痒，你痒痒吗？”在化学元素里，“O”就是“氧”。

说道氧，就想起痒，想起上学时候的那些小虫子，现在很多孩子都没有机会见识到的虱子。

虱子是寄生虫，菟丝子也寄生，吸收的是禾木的营养，虱子不同，喝血，所以寄生的地方就是人和其他动物们。小的时候，村里人不讲究，睡觉、生活和牲畜们没有多少距离，比如牛圈就在睡觉的屋子里，如果是两间屋的话，人和牛就各占一间，如果是三间，那么人和牛就隔一间，那就是城市里所说的客厅。厨房既做饭又放柴草，也别是下雨之前，柴草要占据厨房多半的空间，所以柴草的地步碎柴堆积很多，有时候常年不动，里面也就积存了很多的活物：虱子、跳蚤、蚰蜒、土鳖，有时候还会有蛇，烧锅的时候，不小心抓一把柴草，哧溜一下，一条蛇从手里窜出来，钻进墙缝逃走了。

有的人还喜欢搂着牲畜睡觉，最喜欢钻人的被窝的是猫，冬天冷，猫知冷知暖，有时候晚上掀开被窝准备睡觉，看见一只猫正平躺在里面，呼噜呼噜地睡得正香。有的人喜欢搂着狗睡，更有甚者，我的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喜欢搂着他们家的羊睡觉，而且还是绵羊，不可思议。但在一次学校的“动乱”中（邻村的无赖到学校闹事，拿着菜刀乱闯），我们晚上不敢在学校的宿舍睡觉，就来到离学校很近的他的家，和他家的羊“同床共枕”了一个晚上，别说，很暖和。

于是长虱子也就成了常事。上小学之前，我是没长过虱子的，因为家里没有那些“生活方式”，父亲在县城上班，经济条件也可以，换洗的东西倒也充足。但初中的住校生活一开始，这三年的时间，虱子就无孔不入地侵占了我的生活。为什么呢？通铺。

那个时候的宿舍，就是两间空洞洞的大房子，自己从家带床、铺盖，人多，于是这张床挨着那张床，铺盖一铺，整个的连在了一起。那些平实“圈养”在某一两个人身体上的虱子们，此刻终于海阔天空、纵横驰骋起来，于是，那些小虱子开始分立门户，在各自喜欢的身体上寄居，生儿育女，虱子家族的队伍迅速壮大。

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的“地下”活动，最常见的就是看小人书，其次就是逮虱子。关于逮虱子，还有许多名人的典故，比如魏晋时期的文人喜欢扪虱而谈，这是佳话；“阿Q”也长虱子，只是没有王胡的大，咬在嘴里响，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争”；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提到在华北大学时期长虱子的事情，说自己捉虱子很特殊，不是用手指甲掐死它们，而是放在一个装了半瓶水的瓶子里，淹死它们。然而那个时候不知道虱子与名人还有那么的光荣的故事，觉得这是一件很恼人的事情。于是上课的时候，手悄悄地伸进衣服里，不停地在身体上游弋，趁那个“痒”还没过去，手指一用力，便按倒一个，慢慢用两个手指捏紧，拿出来，死命的一挤，“啪”的一声，宣判了虱子的死刑，同时也看见了那个滚圆的肚子里迸溅出的自己的鲜血。当然，迸溅的面积是很少的，只有自己能看得到。

虱子躲在衣缝间，所以即使如魏晋贤人般即使在清谈的时候也去捉拿，最终还是不能搜捕殆尽，何况还有那些虱子虱孙，白色的小虮子。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烫”，烧一锅开水，那身上所有的衣裤脱下来，投进去，这样的酷似商纣王的“炮烙”之刑的惩罚，任是“虱子王”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简直是让他们“断子绝孙”。可是，也有不好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衣服从此变得皱皱巴巴，那些皱褶细密而均匀，像一个个水泡，很是不雅的。但如果一个学校的人都这样，那也就顺理成章了。

况且，那些女生，她们也长虱子。

有的女同学爱美，喜欢扎辫子，油黑发亮的辫子贴在脑后，是十足的村姑的形象。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同位的眼睛有点不对劲，很“色”，因为他直勾勾地盯着他前面的女同学的辫子看，眼睛一眨不眨。我桶他一拳，好做提醒。谁知他反倒拽了拽我的手，提醒我也看一看，不看则已，一看惊人，一头硕大的虱子正沿着女同学的辫子悠闲地散步，从上到下，有时候还停下，走看右看，那些小腿乱蹬，仿佛“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我于是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

正在这个时候，老师发现了我们的异常，大吼一声：“**和**，上课看人家女生的脖子干什么？”我们一惊，前面的女同学也收到了惊吓，很是恼怒地一回头、一甩辫子：“流氓。”

那头虱子，禁不住那一股愤怒的力量，突然飞离了那女同学的辫子，我吃惊地瞪着眼，看到它形成一条短短的抛物线，不偏不斜地飞进了同学的脖子，顺着衣领钻了进去。

写完这些，感觉有些OO，你OO吗？

在上个世纪的1934年，废名曾经这样评价周作人：“我们 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却学不到他的艺术态度。”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等到曾经的历史烟云散尽，一切归于波平浪静的时候，我们隔着岁月的帘栊望过去，才发现，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苦雨斋主人，我们的知堂老人，那浮浮沉沉的一生，尴尴尬尬的生存，自然有很多的“道理”可以供人学习，而且不是一般的琐碎之理，甚至可以说是人生风云际会中騞然哗然的大是大非。但说到“艺术的态度”，的确有一些“强人所难”，因为冯先生没有看到，更没有想到，仅仅是几年之后，这位一向自认为“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的闲适的“隐士”，却稳稳坐上了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宝座，用俗人的话说，“艺术”的确有些夸张。何况，几年的牢狱之灾，更足以让“艺术”二字蒙上永难拂去的“尘垢”，刺目而且张扬。后来出狱，据说我们的知堂老人逃往上海时，是在他的学生尤炳圻父子帮助下从车窗里爬进去，挤在人群中，“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在火车里呆了二十四个小时，这才到得上海，情形颇为狼狈。”若在时下，我们简直可以称此为“行为艺术”，大悲大喜，大开大阖，颇富戏剧性。

    乱世容不得君子，动荡横扫着从容，但在“乱”与“动”中，恰恰滋生了“艺术”与“文化”的萌芽。没有近世中国的内忧外患，就不可能汇成“五四”的洪流，也就不可能诞生如此之多的思想文化巨擘，那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也就造就了鲁迅与周作人虽然风格各异，却双峰并峙的文学成就。他们曾经都是弄潮的好手，但时过境迁，前者的隆名与后者的隐没也成了不争的事实，可见，才情不不是一个人是否永生的决定性因素,“艺术”也并不总是与文章有关。周作人挤进火车一瞬，也就决定了他这一生注定与“挤”字结缘，生活中的所谓“艺术态度”也就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挤进生活的周作人，也就完全挤进了生存的缝隙里，命运似乎不愿过多的给他痛苦，有时甚至还对他垂青有加，因为他的“挤”的艺术，使他仗着与鲁迅的特殊关系，竟也能转脸一抓，靠着鲁迅赚取了生活的资本，而且生活的还“可以”。到了1966年，形式急转直下，周作人陷于困顿，可1967年5月的一个早晨，他却溘然长逝了，试想上苍让他活下去，延续十年的疯狂与激荡不让他断筋脱骨，至少也要褪掉几层皮。“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是他在纸面上留下的最后的话语，这“理想”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也许只有他自己能够说个明白。

遇到一位同校但不同班的同学，他也在骑车，新的，在我对面过来，他也同样漫无目的，两个人下车，闲聊。这也是他大学一年级的寒假。

不同的是，他结了婚，而我没有。新婚燕尔，说的就是他当时的情况，年前举行的仪式，暑假领的结婚证。在我们老家，新结婚的姑爷在正月十五之前的几天是要被“请”，“请”是“请客”的意思，请客的都是媳妇家的本家，或者村里有头脸的人，最远属上五代，那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做上一桌子饭，年前就准备好了的，叫上四五个也是本家或者村里有头脸的人作陪，不为别的，就是伺候喝酒，喝少了主家是要不高兴的，一天三顿的喝，从早到晚，一般要三到五天的时间。我有个朋友叫“猪皮鞋与牛粪”，如果他做了我们那里的女婿，那定是他一生中最为畅快的时候，可惜，他生在南岭，长在崂山，用鲁迅的话说，那就是“可惜无福消受了”。我的同学就处在这样的时候，他的骑车出来，有点“逃”的意思，也或者不是。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

但我知道的也有一些，就是他会感觉很孤单。暑假的时候，他到过我家，他的姑姑在我们村，他来找我和我们村另一个刚参加过高考的同学玩，那个时候的成绩已经下来，通知书也到了，他考上了天津外国语学院。我不敢报，一在于对自己的成绩不报太大希望，再则这样的学校收钱多，补助少，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中国的高考还分“师范”和“普通”类院校且不能兼报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师范”。他敢，因为他们家有钱，他的父亲在乡里的水利站上班，有工资，还有可赚的钱，他不害怕花钱，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委培”生，他就属于“委培”的一种，交很多的钱——当然，相对于现在的学费来说，那简直是小儿科。他长得很帅，家里有钱并且长得很帅，这在当时就成了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好找媳妇。于是，几年之前，在高中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见面”（定亲）了，据说老婆长得很好，也是村里的富裕户。他于是每年送节礼，看丈人，喝丈母娘熬的红糖水，穿媳妇纳的千层底，然后把所有的幸福化为学习的动力，结果考上了大学。

考上大学的人在家里藏着个媳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常是因为上学的学生好找媳妇，而媳妇们都想跟着丈夫们享享福。我二爷爷家的大姑就是，找了个学生，一家人都很高兴。那个学生也是年年来送节礼，喝二奶奶熬的红糖水，穿大姑纳的千层底。三年了，大姑一直在等，三年后，学生到了兰州参加高考（那里的分数很低，现在有个名词叫“高考移民”），居然考上了大学。接着便是退亲，退亲是要付出代价的，男方提出退亲，彩礼是不退的，理所当然的不退。代价还有，那就是担负道德的谴责，甚至身体的伤残，比如，一次二爷爷赶集，回来的路上正好遇到学生的父亲，二爷爷上去一脚，把他从自行车上踹下来，灰头土脸的跑掉，一下子也不敢还手。为什么？理亏，亏在哪里？自私，为什么？因为学生找媳妇，总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是如果考不上学，上完高中年龄就比较大了，到时候就不好找，所以，趁着上学找一个，考不上就要，考上再说。至于所受的道德谴责与身体伤痛，相对与漫漫的人生之路，那是不值得一提的，很多学生这样想。但这是好处理的，因为毕竟还没有结婚。

邻村有一个结婚的。男的很大了，还在复读，我们那里的复读生都戏称自己的高考为“五年计划”，三年的高中，两年的复读，力争在这个阶段解决升学问题，如果不能成功，那就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过那需要很大的耐力与韧性，极少的人能坚持下来，但也有。男的上学的时候找了个媳妇，结了婚，但突然就考上了学，泰安师专。女的是我邻居的娘家的外甥女，经常到我们村来，留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高个，大眼，很端庄的，后来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唱一首歌叫《小芳》，一听我就想到她，但从个头来说，是应该叫“大芳”的。男人上学，女人持家，男人毕业，留在泰安，新汶矿务局某中学教书，女的就跟了去，学校给了一间房子，男人教书，女人做衣服，倒也其乐融融。他们属于母亲经常念叨的“很幸福”、“跟着享福”的典型。

类似的还有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很早定了亲，突然就考上了西北政法大学。女方家见事情不妙，于是催促结婚，不是那种举行仪式，而是领取结婚证。他们知道，有了证，就有了政府的保证，那是一根绳，无论你走到哪里，离不开这根绳的拖拽，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同学上学去了，到西安，半年之后，感觉到了人生的巨大转变，考虑到了以后的人生前途，想反悔。女方亮出了杀手锏：想反悔，闹学校。他们很清楚，如果在校生结婚的话，后果只有一个：开除。为了前途，隐忍了。毕业后，同学到了北京，最高检察院，两个人正式结婚。老家结的婚，我没在家，据另一个同学说，那个场面，从来没见过，乡里所有的干部，临近村里的干部，县城里法院、检察院的领导都去了，大车小车盛满了整个村子。北京来的人，他们都知道，那可是相当的厉害，该舔还是要舔一舔的。人们都说，小地方，偏远地方的人，没出过几个人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做记者叫做孟凡鲁的，都是天子脚下的“权臣”。这位同学后来的境况如何，不得而知，北京的同学说，已经有了孩子，那个农村的媳妇知道自己的水平，苦读，竟也拿到了律师证，生活还在继续。

那个大学一年级的寒假，那个冬风萧瑟的日子，我们在田间地头说着一些各自学校生活的话，很快也就分了手，再也没有见过面。妹妹结婚，到了他所在的那个村，她说，他们有了两个小孩，双胞胎，龙凤胎，跟着爷爷奶奶过。毕业的时候，他留在了天津，到了一家外企，后来自己干，卖锅炉，突然之间就很有钱了。再过几年，当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学语文教员的时候，他做了老板，经常带着外国人到家里来，惹得一个村的人都去看。后来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年轻人，只留下他的糟糠之妻和一对儿女，还有那对儿女的爷爷奶奶。他们说，他已经在北京结婚，建立了新的家庭，也快有了孩子。好几年的时间，他没有回过家，他的老婆不知道他的一点情况，一家人都互相通气，就是排除这个媳妇在内。

有一年，也就是我也回家过年的时候，十五，妹妹回家，说，他被打了。同学被打是因为他要离婚，那边的娘家人过来，一群媳妇，围着他打，过年下了一场雪，雪见到太阳化成水，人一踩变成泥，一群媳妇把他拽倒在泥水里，眉头没脸的打。他不还手。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那对儿女，仍旧是爷爷奶奶带着，已经上学，老人们骑着三轮车，接接送送，很平常的生活着。后来，我也不怎么回家，消息也就断了。

想起胡适曾经的一件事：胡母在家，听说胡适已经在美国另又娶妻，于是去信要求澄清。胡适是至孝的人，不敢拂逆母亲的意思，回信一封，谈到，自己和江冬秀的婚约为“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以安慰母亲。就如有人所说，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担当、是信守，但不是爱情。”那么，这些我的同学的选择，又应该怎样去评价，去衡量呢？他们应该“担当”、“信守”，还是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呢？

老朱和我们出发，我们代表朋友，老朱代表班里，去参加同学的婚礼。老师说，早去早回，不要耽误上课，我们很爽快的答应了。鲁西南的天空，古中原的遗存，在“吃晚饭”不叫“吃晚饭”而叫“喝汤”的”遗风”里（穷，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不吃主食，只熬汤喝，所以叫“喝汤”），青春少年很早就体验到了有“媳妇”的滋味。这个“有”，并不是占据在家里，而是挂念在心上，这个“挂念”，也不是感情上的卿卿我我、难分难舍，而是每一年的几个关口的必须的“关照”，比如“节礼（中秋节）”。初中，十三四岁的年龄，上着课，突然就有同学被窗外的人叫走，那是他的家人，赶集的时候顺便过来。两天后回来，一身的新衣服，一双新布鞋，我们心照不宣——相亲去了。相亲先是“相”，媒婆或者亲戚领着，穿一身新衣服，买几包糖，借一辆新自行车，出发到女方家。女方家的亲戚和村里的“闲人”都会去，参与意见，男人则听凭眼睛和舌头的摆布。出发之前，母亲会说，去了要会表现一点，嘴皮子要利索，会说，眼要好使，端茶点烟，勤快些。

相亲结束，很快就有回言，满意或者拒绝。相亲算不得什么，不担负什么道德上的责任，成或不成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两家都满意，一“见面”，那就是城市人所说的“定亲”，就要肩着世俗的“重担”，有顾虑地前行了。“定亲”是要付出代价的，要送给女方家很多的东西，烟酒糖茶、土产特产，猪肉烧鸡，花生橘子，满满当当，当然，还有定金和衣饰。“见面”要喝酒，送亲的和迎亲的，男人和女人也要交谈，一个小屋里面，媒人把门一关，谁也不许进，不知道谈些什么。一桩“买卖”“签约”了。回去的时候，男人的礼物便是几双新鞋，女人亲自纳的鞋底，亲手缝的鞋帮，舒心也罢，不舒心也罢，只有穿着的人自己知道。

十四五岁定亲，二十多岁结婚，其间五六年，便是“维持”，每年的中秋节、过年，男方要走动的，说到底就是送东西，钱和彩礼，女人依旧只是做鞋、缝鞋垫。我的同学经常穿着新鞋、垫着绣了花的鞋垫在我们眼前显摆。有媳妇的人和没媳妇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他们很成熟。到了高中，班里就有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的同学了。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初中和小学的已经参加不知多少次了）那天有雨，细细的雨，老朱说，这屌毛毛雨，什么时候不下，偏偏在这个时候下，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就跟着说“这屌毛、毛雨”，老朱就憨笑。同学的家离我们学校有三十多里地，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里，那里多是“袁”姓。婚礼怎样的热闹，新娘子如何的长相，已经记不清了，我们眼里只有结婚的饭菜，和别人不同的是，我们的饭菜没有鸡鸭鱼肉。为什么没有？当时不好意思问，饭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同学来敬酒，突然发现没有鸡鸭鱼肉，出去一问，上错了，端到了别的桌上，两份，已经吃玩了。参加婚礼送的什么东西，已经记不清了，按照一般的风俗，应该是有一个匾，里面带画的那一种，然后是一挂很长的鞭炮，进胡同的时候就放，拖在地上，一边放一边走，直到他们家的门口。

他曾经在东北生活，高中的时候，方言包围的校园里，除了英语老师，他是唯一一个说着和我们的方言有着很大差别的话的人。但现在，当我在很多时候丢弃了方言，操着半土不土的普通话谋着我的生活的时候，他竟然开始熟练地操练我们老家的方言，他说，这也是生活所迫，因为不能融入方言，就不能真的融入乡土。

他说，在大街上买橘子，小贩听了他的话，五斤的橘子只给三斤；坐车的时候，售票员听了他的话，三块的车票却要五块；吃饭的时候，听了他的话，大碗的拉面换成小碗；争吵的时候，因为他的话，七分的正义萎缩成三分……他说，他吃尽了不会说方言的苦头，几年的苦练，修成了正果，他开始融入那些粗野、聒噪、刺耳的方言群体，理所当然地生活着。

他生活得很好。花了几万块钱，在县城买了一块地，属于自己的地，四分地，盖了两层的楼房，楼上楼下，将近三百个平方，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着。哦，是一家四口，他有一个女儿，开始上初中，还有一个儿子，刚满两岁，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呢？县里允许生育，自从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县里的财政收入锐减，领导说，那些愿意生孩子的，生吧。先是松一阵，很多人就生，不停的生，忽然之间，领导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抓紧，这一抓不要紧，抓到手里的都是钱，嘎嘎的票子，财政充实了一阵子。

唯一不好的是，他的老婆在下面的乡镇中学上班。他原先也在那个乡镇的中学上班，不过是县属中学，我去看过他。他上班的时候，我还在上学，他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里找我，谁知我还没有放假，放假后，我有一天骑着自行车也到了他那里。他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很凶恶的人，现在的说法就是黑社会，看门，谁都不敢惹。他的堂哥从村里过来，一起喝酒，我们认识，是因为我曾经替他参加过成人高考。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替人参加成人高考，我就参加过四次：第一次在县城，到人家家里，把试卷拿过来，做好之后交上去；第二次也是在县城，技校，到考场，前后左右都是我的同学，大家心照不宣地做；第三次是到菏泽，替一个乡镇的派出所所长，刚到考场就被撵出来了，因为我的准考证的年龄是45岁；第四次就是替这位堂哥考试，好像也没成功，住在我们市的师范专科学校，朋友的宿舍，朋友连夜给我刻了一个章，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因为这是我到现在为止的唯一的一个印章。

那一次到朋友的学校和他堂哥喝酒，朋友也是想让我替考，参加来年的高考，我不敢答应，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上课了一年大学，我的数学也实在太差，英语也退步了，政治、地理、历史都淡忘了，只有语文还有点把握，则麽可能考出好成绩？那天喝了不少的酒，脸红脖子粗，回家的时候，冷风吹在脸上，酒驱走了不少的寒意。自此之后，我们在没有见面。

点点滴滴的陈年旧事一点点泛上心头，在那个处于两县交界的偏僻乡镇上，我们守着荒凉耕耘着未来的梦。那个时候用水需要从井里提，那个时候买饭需要带粮食换馍票，那个时候周围村庄的人霸占着学校的操场卖饭，那个时候的篮球场上经常有学生与社会青年的斗殴，那个时候我们围在学校的空地上吃饭，那个时候我们希望那个摄影师从县城赶来为我们拍一张兄弟几个的合影，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到学校旁边的小河边散步、聊天，那个时候我们的幸福就是到小店吃一碗方便面，那个时候我们的乒乓球台闪着水泥的寒光……那个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学习，忽然就 向老师请了一个假：我们去参加同学的婚礼。

    只要大海在你的身边，就要知道，扬帆的梦想很容易就能实现；只需转换一下帆的角度，就会发现，美丽其实就在转动的一瞬间。

2006年的夏天，我跟随电视台参加一个关于帆船夏令营的拍摄活动，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来自全市各个小学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驾驶帆船，但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他们不但掌握了帆船、帆板的有关知识，而且还能娴熟地扯起一叶风帆，随风疾驰在万顷碧波之上。于是，我就明白，有些事情，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难以实现，有些时候，只是举手之劳，就会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于是，在编写《帆船的故事》的时候，我就采取了低姿态切入的方式，用故事的语调聊帆船：聊一聊帆船的前世今生，聊一聊帆板这一海上跃动的“精灵”，聊一聊扬帆远航的梦想，或者精彩绝伦的比赛，花样迭出的驾驶姿势，关于帆、船、板的细碎常识。因为是故事，所以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朴实、随和而又充满趣味。放在床头，这就是一本枕边书，随手拿起来，随便翻到某一页，文字是平和的，图片是多彩的，足不出户，可以神游于碧海蓝天。假如拿到帆船上，按图索骥，就成了一本解释详细的工具指导书，躬身、屈膝、转身、张帆，每一个动作都尽量地描绘清楚，实用性较强。低姿态意味着它的平民性、普及性，这里面找不到新手甚至对于帆船完全陌生者望而生畏的晦涩难懂的词汇、原理，朋友式的讲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任何一个人翻开它，都应该感觉到有一双眼睛时刻关注着自己，用探询的口气问：学帆船，不难吧！

所以，在选取材料的时候，《帆船的故事》尽量从平实入手，不设章节，不求严整，目录也是摘要式的提示，而非平常科普书籍的死板排列。全书主要分为“帆船”、“帆板”、“扬帆”三个部分，这是依据各级比赛的项目类别而区分的，但也突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帆船：昨天的传奇”就是较多的情节叙述，依次展开的是帆船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帆板”的“飞翔”则是只属于帆板的精彩，最后的“扬帆”把帆船从近海拉到远洋，主要介绍了远洋帆船的不同特色，以及求生、探异的艰难和神奇，自然是千秋各具。每一个“故事”都突出各自的“主题”，这样讲故事才不至于平淡。

讲述主要从科学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考虑，既突出它的知识特点，同样彰显帆船的文化魅力。因为帆船比赛的场地特殊，使得它的背景具有更多的诗性特征，而几千年来，帆船从文明的推进器到娱乐的工具的转变，也把这份诗情渲染成更精彩的浪漫诉求，帆船比赛也似乎成了专门为展现“力”与“美”而设置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帆船的故事》使用了具有“动感”的语言，特别是标题的使用上更是煞费苦心。在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有一段多少带点抒情的文字，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书的文学性情，有了更多的可读性。

当然，美观也是本书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书中一百多幅线条流畅、生动传神的图片不但直观地补充了文字说明的不足，而且还增添了书的灵动性。数量同样众多的精美照片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照片大多取自2007年青岛国际帆船比赛，动感十足，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独特的魅力，也使得青岛这座城市的色彩跃然纸上，给生活在青岛的人们一份骄傲和自豪。

2008年的8月，青岛的浮山湾又将是千帆竞发，帆影波光交相辉映，这个城市会因此而更加的鲜明灵动。想起那句话：“为什么爬山？”“因为山在那里！”那么，为什么扬帆？因为——海在这里。帆船的故事，从远古的这片海开始，也将在未来的这片大海中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