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秋风先生一会儿把笔者描绘成启蒙主义的崇拜者，一会儿暗示笔者要破坏旧城，捕风捉影，就是不肯面对笔者提出的问题。

　　笔者对蒋庆的主要批评，是他编了洋洋十几万字的经书，要3到12岁的孩子在意思都没搞懂的情况下背诵。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蒙昧教育。这就好比一个老子训孩子：“我说的话，懂也要听，不懂也要听，反正我的话是对的，长大你就会明白。”

　　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大人从来都是可能错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向大人挑战。再顶一次“全盘西化”之恶名吧。笔者以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 是苏格拉底式的，不应是蒋先生所界定的读经式的。苏格拉底自称他什么也不懂，他惟一比人们多懂一点的，就是他懂得自己不懂。所以，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和人 们讨论，对那些自以为懂许多东西的人提出质疑，最后把对方搞糊涂，使之终于认识到自己并不懂为止。

　　知识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

　　其实，这样的方法，在先秦儒家乃至诸子的著作中并不是没有。遗憾的是，当代的“儒家”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留意。蒋庆等人的问题是，他们 认为自己对传统、经典有一个终极解读，自己很懂，别人不懂，于是为别人定下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觉得孩子年龄小，就不具备理解、质疑、挑战的资格。 只能先背诵，后理解。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用自以为是的“知识”(即未经苏格拉底式的质疑的知识)，让别人停止思想，进入蒙昧。

　　教育是质疑而非背诵的过程。如笔者曾经提及，为鼓励女儿读书，笔者在考虑欠周的情况下告诉她“知识都是从书里来的”。4岁的女儿马上 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笔者答：“这个问题爸爸没有想清楚，看，还是你比爸爸聪明。”于是我们一起讨论起知识的起源来。实际上，大人 的心态要平等的话，你就会发现，孩子在和你对话时常常扮演苏格拉底的角色。回答孩子简单的问题，是对我们的知识最大的挑战。因为这些最简单的问题，需要最 大的智慧才能回应。孔子、苏格拉底等先哲的伟大，就在于他们能够面对、而不是逃避这些最简单的问题。

　　后来的腐儒不让孩子提问，只让他们背书，实际上是以他们那些陈腐的“人之末”，压制孩子充满创造力的“人之初”。

　　读经派对孩子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待老百姓态度的一个投影。他们觉得自己是权威，别人要等着他们教导。不读他们开的书单，就会如蒋 庆所说，不配做“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请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都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难道都不配做“有文化意义 的中国人”吗？

　　笔者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这种启蒙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少数几个读书多一点的人，不仅在知识上优越，甚至在 道德、价值方面，也有垄断性的权威。他们可以替别人作出决定：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甚至动不动就说你如果没有这种或那种意识，就不配做一个现代人等等。 读经派虽然批评五四的传统，却和五四启蒙主义分享着同样一种专制心态：似乎世界上只有几个人可以思想，其他人只配按他们的指定来背书。这实际上全是来源于 传统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则认为，这种文化垄断需要打破。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权利，只需要记住那些自己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

　　秋风以传统的捍卫者煞有介事地问：西方人让他们的孩子读荷马，我们让自己的孩子读什么？坦率地说，笔者在美国住了九年，并没有见到 有哪家的孩子在读荷马。秋风的口气，恰恰说明读经派的可笑之处。他们口口声声捍卫传统，但一切以西方人的马首是瞻。动不动西方人如何如何了，我们就应该如 何如何。蒋庆提倡读经，自称一个重大理由是要回答“亨廷顿的问号”。因为据说亨廷顿搞不清楚中国文化的存在状态了。其实亨廷顿算老几呢？他不懂中文，搞不 明白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这就是读经读出来的迷信权威的扭曲心态。以笔者之见，蒋先生要真是关心中国，“亨廷顿的问号”就不值得那么认 真，倒是三五岁孩子的问题，值得你好好回答。

      因常读《南风窗》，我先后爱上了薛涌和熊培云的文章。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在《南风窗》上，隔三差五就能看到薛涌“发自纽黑文”的文章。那时，我视“薛涌”二字为一个文章的品牌，几乎不放过所能找到的他写的任 何文字。那两年，薛先生在《南方周末》也发了不少文章。我不但将那些文章都读了，而且将其中的十之八九剪了下来，放在一个标签为“薛涌专栏”的大信封里， 当作学习的资料。

      平心而论，薛氏文章的语言并无特色（尽管薛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它们吸引我的，是里面的观点。或者说，是因为薛先生学贯中西的视野，成就了他 的文章；他的《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无一不是以政治上的“异国情调”为卖点。可以说，离开了对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乃至碰 撞的分析，他的文章将魅力大减、毫无“姿色”。

      众所周知，但凡议论文，无非就是要向读者“推销”自己的观点，乃至影响读者的看法；而要达此目的，方法不外乎摆事实、说道理。只有基于事实上的道理，才是 令人信服的。就前两年的文章而言，薛先生还能稳扎稳打，表现不俗。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败笔，例如，发表于200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视点”版中的 《什么是蒙昧？》一文，薛先生在文末居然用了“亨廷顿算老几”这样唐突的字眼，实在令我大惊失色、莫名惊诧。本人无意为亨廷顿辩护什么，只是觉得，辩论的 方法不应是这样的，倘若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就应该就事论事地用论据反驳他，说他“算老几”毫无用处，骂他是“混蛋”也没有用处。这些字眼在议论文中是典 型的废话，既说服不了对方，也说服不了读者，反而让读者觉得作者有点理屈词穷，有点慌不择言，有点恼羞成怒，甚至有点人身攻击的意味。这种情况是理应避免 的。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薛涌先生的文章，从整体上看，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仅能偶尔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是不是由于向他约稿的媒体太多了，他已疲于应付，但又不好推辞，于是只好不自觉地粗制滥造？

      上面说过，评论性、政论性的文章，卖的就是观点，只要观点新鲜、视觉独特，即使语言平淡无奇，结构松垮凌乱，也值得一读。但要是文章语病连连，读起来就难 免诘屈聱牙，甚至不知所云。举例说，薛涌先生在2007年6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的文章。总觉得， 这个标题就语法不通——有“中国是时代”这种说法吗？而且，该文第一句是“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来说，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时代”，这 又犯了同样的语法错误——能说“改革”是“时代”吗？真不知薛先生为何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难道是我弄错了，是因为我的语文知识陈旧落伍，跟不上时代的步 伐，适应不了现在的网络语言？难道是因为现在的中文已不再认为这样的表达是欠妥的？或者是因为北大的中文教育与其他地方的语文教育不一样？反正，从我所受 的有限的中文教育看，“国家”是不能称为“时代”的，“改革”也不能称为“时代”，就像一支笔、一头牛、一辆车、一座厕所不能称为“时代”一样。如果非要 将“中国”与“时代”糅在一起造句，就应该说“中国在21世纪将进入法学家时代”。

      天呀，薛先生居然能如此“落落大方”、如此毫无察觉地写出这样的病句，我心目中的“偶像”几乎要坍塌了。

      莫非，薛先生也有“著作等身”的情结和抱负，所以才如此粗制滥造？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无论如何，薛先生也是大学教授，即使说不上“功成名就”，也肯定“ 衣食无忧”了，没必要为了稿费或发稿量而粗制滥造、自砸招牌。再说，我记得中国大陆的知名专栏作家连岳说过，所谓“著作等身”，是武大郎的追求（大意）。 这话说得是很经典的，值得所有有“作文欲”的人士深思。

      说了薛涌，我要简单说说熊培云，因为现在我更喜欢熊的文章。

      熊培云是《南风窗》的驻欧洲记者，曾留学法国巴黎，同样也有学贯中西的视野。他的政治、文化评论文章，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不急不缓，观点鲜明而不偏激， 用词理性而不失华彩，让读者的大脑在得到锻炼的同时，已不知不觉被他的观点感染。他的文章不像一般的评论文章那样摆着一副严肃的脸孔，而是语言活泼、句式 多变，活用典故和比喻，让人在醍醐灌顶之际亦能会心一笑，例如《从猢狲怎样到公民？》（载《南方都市报》2007.01.01），就是这样的佳作。

      人们总结他的文章特点是“进步、自由、宽容”。信然！像《虽自由无以言说》（载《南风窗》2005.07上）这样的好文章，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蕴，特别 是没有对自由与民主之间互动关系的洞悉，是写不出来的。还有像《谁是新青年》（载《南风窗》2005.09下）、《人人生龙活虎，国家才有希望》（载《南 风窗》2006.05下）、《社会如何杀人》（载《南风窗》2006.09上）等文章，都是值得细读的美文。

      熊氏的文章已结集为《思想国》出版，通过它，就能大概理清熊氏的思想脉络。

      随着声名的鹊起，熊氏的大作已走出他供职的《南风窗》，在《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频频露面，这既可喜可贺，亦令我担忧——我担忧 的是，他会否也像某些作家一样，文章数量越多，质量越差？毕竟人的精力有限，每天为数个媒体写稿，能不粗制滥造、应付了事？

      熊先生素来主张追求“历史的增量”。所言甚是！只是，熊氏文章的“存量”已相当可观了，即使努力去追求“增量”，亦应追求“优质的增量”，而非平庸产品的无谓堆叠。

      不自觉地“自砸招牌”，值得每一位写作者留意。

      但愿熊氏的佳作越堆越高。

第一策就对侵占经济适用房者实行严打。如今贪污受贿都有被查出来的，侵占经济适用房者则很少被查出来。按说，桌子底下塞钱行贿，连张白条都没有，抓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你长期开着私人车住在经济适用房里，大家都是看得见的，民愤也不小。为什么没有人举报呢？这实在是中国之一大怪事。

我看，有关媒体应该建立侵占经济适用房的“人肉搜索”系统。技术上按说也不难：鼓励老百姓举报，把长期停在经济适用房边上的私人车拍照下来，把车主和户主名字、车号、地址公布，要其澄清为什么开着私人车还能住经济适用房。接下来则是向政府投诉。政府也应该制定严格的法规，使住经济适用房者收入不能超过一定的水平。如果长期超过这个水平，就必须报告，并在一定期限内迁出。如果查出其收入水平在迁入前就远高于这个标准，并通过作假、拉关系、行贿而获得经济适用房，则干脆将其房产没收。如果自己明明有房，又拿出钱来非法套购经济适用房，最高的惩罚则可以进监狱。如果每个城市每年都没收了大量被侵占的经济适用房，甚至判几个情节恶劣者入狱，就有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我不敢说这样能完全制止对经济适用房的侵占，但至少能提高侵占者的风险成本。我们大家现在都懂得市场经济的规则：你一旦提高了作某件事情的成本，人们在作这件事情时就会三思而后行，就会少作。

第二策则是鼓励企业开发经济适用房。政府可以制定统一的政策：所有开发商，在建设一套商品房的同时，必须建设同样面积的经济适用房。后者的规格、价钱有国家严格的规定。如果你嫌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太低、不肯建，那么就连开发一般的商品房的资格也都没有了。这样就鼓励了那些在建造经济适用房方面有创意、善经营的企业的成长，发挥了市场的效率。那些开发不出来的经济适用房的企业，也自然被市场淘汰。如果一些企业专营高档建筑，在经济适用房方面没有专长，那么这些企业可以花钱在市场上购买下一定数量的经济适用房贡献于社会，以此取得开发高档住房的准入资格。其实，许多发达国家在开发经济适用房时，都注意利用市场的手段，有非常类似的政策。比如建一栋楼要有百分之几的经济适用房等等。经济适用房的成本核算、利润率等等，也有严格的核算与监察。这些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借鉴。

现在最为可悲的是，许多人反对经济适用房，说西方国家的经济适用房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西方国家的那些政策究竟是什么？怎么实施的？则很少有人知道。博士教授写不出来东西，抄袭丑闻不断。可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适用房这么大的题目，这么丰富的内容，居然很少有研究问世，更不用说影响公共决策了。在我看来，经济适用房是个非常复杂的政策，不可能一夜之间成功，必须不断地试验和改进。同时，对于国外的经验，要有充分细致的个案研究，然后才能说什么不适合中国，什么可以借鉴。

那么，当今这个美国队有多大潜力？

这次联合会杯后，美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中从十四上升十二，已经和欧洲列强比肩。这一名次，可谓真实地反映了美国队的实力。但是，同样以实力来衡量，美国队保持目前的地位并不容易。在联合会杯中美国队虽然大红大紫，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成绩远不如媒体炒作得那样辉煌。美国队和世界前五强的队交手四场，一胜三负。可见其和世界强队交手还是很难招架。最后一场对巴西，半场就丢了三个球。事后美国队的主力多诺万说：“如果换上意大利或西班牙队，他们不管碰上多么强硬的对手，也不可能在领先两个球的时候输掉比赛。”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队仍然是支二流队。

不过，如今美国足球界上下，都相信美国队有实力挑战世界任何一支强队。主教练布莱德利虽然从来没有在欧洲执教的经验，但心比天高。媒体在联合会杯期间透露：他一直教育自己的队员，以1980年冬奥会的美国冰球队为榜样。那支队伍全是业余选手，属于二流水平；但一路杀入决赛不说，而且战胜了由职业选手组成的苏联队而夺金。“你相信奇迹吗？”一下子成为美国报纸的标题。难怪联合会杯美国队的表现，被一些人称为“布莱德利震惊世界的计划提前泄露。”在战西班牙队之前，美国队的前锋Jozy Altidore就给对方的后卫、自己在西班牙俱乐部里的队友发电子短信：“小心我们。我们会收拾了你们。”果然，比赛中正是Jozy Altidore扛住这位后卫首开记录。在战巴西队之前，美国舆论宣称：“现在的美国队足以战胜目前这个版本的巴西队”。甚至有人大呼：“不要太求胜利，把好运留给明年世界杯！”从上半场比赛也可以看出，志在必得的美国队果然控制了局面。其二比零的比分颇为令人信服。

其实，如果巴西队如果不是下半场不到一分钟就进球，美国队有可能创造历史。但此球一进，美国队立刻处于兵败如山倒之境地。这既说明了美国队的弱点，又说明了其潜力。为什么球输得这么快？经验欠缺！美国队二十三名队员中，除了六名队员外，全在欧洲俱乐部效力。这些人除了门将霍华德是绝对正选外，只有邓普西经常首发。加上一直在国内踢球的多诺万，具有世界水平、经得住考验的就这三人。其他人则是长期的替补，而且多是二、三流队的替补，有几位半年就基本没有比赛过。这样的队伍，怎么见得了大世面？用多诺万的话说：“在我们的对手中，经常是一个队员的价码就比我们全队加起来还贵三倍！”巴西和西班牙的板凳，也经常是大俱乐部的首发。这样竞争，美国队不占下风才怪呢。

不过，由此也能看出美国队的潜力究竟有多大。这帮替补，在头两场比赛临时凑起来，根本找不到北，连输两场。但是踢到第三场就进入状态，到第四场竟拿下世界第一，第五场上来就给巴西来个二比零的下马威。若多积攒几场经验，难道不会变得更加可怕吗？要知道，和巴西的比赛，美国的主教练无将可派。其中DaMarcus Beasley，前两届世界杯一直是美国队的绝对主力，表现非常稳定，和多诺万同年，实力相当。但他因为长期在苏格兰俱乐部的板凳上生锈，表现不稳定，教练不敢用。阿杜则一度被誉为是二十一世纪的贝利，但在本菲卡的板凳上同样生锈了，在联合会杯中一次也没有上场。这两人状态如何，对明年的美国队非常关键。另外，联合会杯开始时让美国队心酸的是，意大利队的主力罗西，连进美国队两球，并且是决赛前还是联合会杯进球最多的队员。但是，这一新星恰恰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到十三岁才离开新泽西州。不过，美国队明年也可能有个意外收获。在德甲效力的中场队员Jermaine Jones有德美双重国籍。他在德国也是一流队员，但因为我行我素的性格，没有入选德国队，可能会获得为美国队踢球的资格。如果上述几重因素发挥得好，在明年的世界杯中美国队的潜力则是任何一直欧美球队所不敢小看的。

首先，是喜剧家出身的Al Franken正式宣誓就职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他和对手在大选中的得票是如此接近，乃至双方就计票问题打了半年多的官司，远超出2000年布什－戈尔佛罗里达的计票战，不过其意义和当年的佛罗里达则异曲同工。多了这一席，民主党在参议院就获得了足够的多数票，使少数派的共和党人无法在议程上采取拖延战术以阻止民主党的议案。这样，共和党遏制奥巴马的政策的最后一根薄弱的杠杆就丧失了。面对史无前例的医改案，这一权力均衡的变化对美国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政治新闻，虽然没有参议院的变局那么具有实质性，却更有娱乐性。阿拉斯加州长、因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而一举成名的佩林，突然宣布辞职。共和党的主流政治家、智囊、和评论家在事前几乎无一知情，事后对她此举也表示迷惑不解。佩林本人面对媒体宣布此事时，也是语无伦次，好象从来没有人给她准备讲稿。她只是大谈自己是刻毒的左翼政治机器的受害者，现在辞职对阿拉斯加有好处等等，连个讲话主题也没有。

佩林为美国政治添加了不少色彩。首先，她小民百姓的出身让人眼睛大亮，人气大增，使麦凯恩在大选中的支持率一下子反超奥巴马。可惜，她马上表现出超常的无知，成为媒体的笑料。她自己则顺水推舟，直接出入晚间喜剧节目，任人拿自己搞笑，故作洒脱。但是，她在共和党的核心“党民”中，仍然享受着超高的支持率。最近一项民调显示，在共和党人中，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可能投她的票的人竟然超过70%！应该说，她的政治前景还是不错的。

她的政治弱点当然很明显。第一，她从一个几千人小镇的镇长一下子当上州长，马上又成为麦凯恩的竞选伙伴。这么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明星，实际政治经验实在太少。弥补的办法，则无非是利用在任州长的机会好好锻炼，拿出实际的政绩来。她一任未满就突然辞职，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程。第二，她在政治上虽然无知，但是仍然年轻，有的是时间。有军师曾经向她建议，她要和共和党的主要思想库建立牢固的联系，被栽培多年，对各种政治问题也能了如指掌，过几年大选再接受记者采访、进行电视辩论，就可能今非昔比。但是，她辞职如此突然，共和党内部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人给她写讲稿，看来她和共和国党的思想库也几乎没有联系，完全是个孤家寡人。

要知道，共和党一向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高强度的团队精神而和松散的民主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如今本党近乎头名的政治明星竟如此不明不白地辞职，看不出一点党内的协调和组织，可见共和党内的混乱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涣散的共和党，和稳稳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抗衡几乎不堪一战。奥巴马在未来几年，又可以利用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的空缺，让自由派主导最高法院。这样，保守派则很难对自由派形成有效的制衡。

美国政治之健康运行，一大基础就是两党的互相制衡。前几年美国的灾难，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共和党一党独大。如今民主党的独大，也未必是美国的福音。当然，也许佩林是被共和党内的政治高手孤立而逼出局，为共和党的复兴扫清道路。但是，这样的内斗要见分晓也非一两日之功。在此期间，民主党早已主导了美国政治。

此话是我在持续了许久的杰克逊新闻中看到的唯一亮点。杰克逊是个能卖钱的歌星。但他不是莫扎特，不是贝多芬，在音乐史上能留下什么地位还很难说。他是个变态的人，虽然变态得可怜。他这种可怜的变态，究其原因还是从小被其父亲进行虐待式的天才训练：手持皮带强行督促其练习、抓住他一只脚倒拎起来如钟摆一样在空中晃动、不停地嘲笑他的“难看”的鼻子（这是他整形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目标：成功！赚钱！杰克逊就是这么一个被他人驱动、自己却一无所有的成功机器。他挥金如土，却得不到最基本的爱，甚至得不到一夜好觉。多少年来，他到处求医，不惜任何代价要找到敢给他开危险的药物的医生，以求能够安睡。一位医生透露，当年他对付杰克逊，就是给他药倒，然后再给他药醒。在这方面，他几乎象个植物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据一位生前亲近在ＣＮＮ上透露，杰克逊曾央求她：给我找到任何能给我药的大夫，要多少钱都行。他死后在他的住所发现的药物，按法律根本不能进入任何家庭。他的死，实在也很难避免。

现在他死了。他父亲在记者招待会上甚至不屑于装出来悲痛，只顾在大肆推销自己的音乐，以发挥儿子的余热。重明星聚集一堂，许多是借机出出风头、推销自己。杰克逊死后，还是个被人利用的成功机器。他何时拥有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人利用他也就罢了。媒体则负有公共责任，怎么可以围着杰克逊没完？一些经济学家说，今年夏天，是奥巴马成败的关键。如果处理经济问题不利，到了秋季经济就不再是布什的遗产，而完全成了他的责任。划时代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进入关键时刻。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公共辩论，被一个杰克逊给淹没了。如今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9.5%。等这场热闹过后，也许整个国家会掉入两位数的失业率中。

中国又如何呢？教育、住房、医疗、就业…..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哪里有那么多过剩的精力跟着杰克逊的死而起哄呢？杰克逊是个病人。崇拜这样的病人的民族，恐怕自己已经病得不轻。美国的杰克逊热何时结束尚不可知。但中国的杰克逊热还是到此为止为好。

按说，此事本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造假被发现后，首先要将因造假而得来的种种优惠（即少数民族加分）去掉，对造假者（即其父母）依法施以重罚。何川洋最多是个知情不报者，而且属于未成年人。处理了他的家长，对他本人进行教育，然后根据他正常的身份和正常的录取线考虑他的就学问题。这样，他照理是能上北大的。老实说，堂堂北大，自己的教授造假（抄袭、早同行是“间谍”的假新闻）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也不见北大惩罚这些教授。现在拿一个为成年人开刀，有何公平可言？

北大不是要当“世界一流大学”吗？那就不妨看看世界一流大学是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几年前，我曾介绍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Dan-el Padilla。他年仅4岁时随父母从多米尼加来到美国，几年后父亲回国。他和母亲、弟弟留下；在申请移民没有结果后，索性就“黑”下来，成了非法移民，曾寄生于地下室、无家可归者收容站等等。就是这么一个孩子，不仅拿奖学金上了纽约著名的贵族高中Manhattan’s Collegiate，而且最终被普林斯顿全奖录取。也正是因为他学业卓著，受到媒体的分外关照，最终非法移民的身份暴露。但是，普林斯顿不改初衷，而且负责人公开对媒体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要。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我们都要把他找到、招来。

事实上，每个常青藤大学，都有一批非法移民的子弟，而且学校明明知道其身份。但是，学校培养的是人才、着眼的是未来，不会因为父母干了违法的事情而惩罚孩子，虽然孩子入学时属于知情不报，甚至过了十八岁。对于父母留给孩子的非法“遗产”，美国的学校一般非常通情达理。严的是对学生自己作假，比如抄袭等等。我们这里则相反。对抄袭很松，对父母给孩子编造成分则要算在孩子账上。

当然，何川洋的情况略有不同。毕竟他父母是地方官，是特权阶层，和可怜的非法移民大为不同。我也一向主张高考录取要向弱势倾斜。但是，毕竟何川洋是个孩子。让他在不满十八岁、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父母的情况下出来举报父母，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惩罚他也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在法律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有不同的法律责任。让这么一个有才能的孩子因为父母的过失而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的社会也未免太残忍了点。

不过，最该为美国队的表现而震惊的，是中国足坛。十几年前，中美职业足球几乎是同时起步。虽然美国队实力强于中国，但双方水平还没有本质区别。1997年中国队胜过美国。1998年世界杯美国队败给了伊朗。这十几年来，中国有着世界最大的足球市场、强劲的经济起飞，美国则从一个足球沙漠，苦苦经营出几片绿洲。但是，两国的足球水平，已经是天上地下。

我写足球评论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二十年前提笔时，我属于最早呼吁走职业化道路的人，理由是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足球可以靠市场来养活。这话在当时被斥为“不合中国国情”，现在看来则是对的。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还能说以中国的足球市场养活不了职业球队。

但是，当2002年我在去国多年后再度提笔时，就开始告诫一心向往欧洲的中国职业足球要走美国道路。这在当时不仅被视为“不合中国国情”，甚至是不明世界大势了。美国不就是在2002年世界杯走运进了八强吗？怎么能被抬得比欧洲还高？我曾以这些怪论，被《足球》报的网友们选入“中国足坛十大白痴”，和足协主席、央视名嘴一起，把许多国家队的主力都挤出了“正选”。

我“白痴”在哪里？我是说美国的职业化比欧洲的俱乐部更适合中国。甚至还写了一本书，叫《炫耀的足球》，专章介绍美国制度的优越性。我是1994年到达美国的。我不仅看了那年的世界杯，也看着美国职业足球如何艰难起步。当中国的俱乐部花几百万购买“大牌”，甚至于斥资百万美元以上引进外援时，美国职业足球正在限薪。收入高的，年薪也就五六万美元，相当于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低的才两万多，还不如一个清洁工挣得多。一次一个欧洲俱乐部访美，电视记者注意到，场上一个欧洲队员的年薪，用来支付整个美国俱乐部队员的薪金还有富裕。比赛的结果，美国的俱乐部就输了一个球。这让我市场经济的眼睛一亮：“哇，这就叫竞争力呀！这么低的成本，居然造出来的东西和世界名牌也距离不远。生产这样的产品的公司，当然前途无量了！”

这就是我对中国足坛的忠告：在市场经济中，买卖开张前先要降低成本。特别是在产品质量不高、品牌没有建立前，降低成本几乎是唯一的生存之路。看看这二十多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优势是什么。还不是成本低吗？我批评道：中国足坛守着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却忘了创造这个经济奇迹的最根本要素。结果，质量没有提高，品牌打不出来，队员年薪却高得惊天动地。劣质产品卖高价，怎么可能存活的了呢？

更重要的是，高薪队员无功受禄，让金钱腐蚀了他们的精神，根本不可能好好踢球。再看看现在的美国队，队员全是从底层一点一点干上来的，到了场上将勤补拙，使美国队成为此次比赛奔跑最积极的队。不错，队里的主力都在欧洲俱乐部效力，但除了守门员外全是板凳。特别是对西班牙之战首开记录的Altidore，恰恰是西班牙俱乐部里的板凳，是看着巴萨明星眼红的板凳，心里挣的是一口气：我非把你们这些大牌掀翻不可！这种精神，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之必需，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出头之日。可惜，无功受禄的中国足球的高薪制，把队员这种基本的职业精神给腐蚀了。

中国的足球要有出路，就需要引进点美国精神：不怕从最底层干起，不怕从低薪干起，但要永远抱着爬上顶峰的雄心壮志。

治理棚户区是个非常困难的工程。即使是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北京的这一动作效果如何，自然有待时间来检验。不过，这种改造棚户区的精神和原则，则颇有可嘉奖之处，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带了个好头。同时也说明，经济适用房在现代大都市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棚户区是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个世界的问题。人类自有城市开始，就有棚户区。棚户区是贫民的聚居地，环境差，犯罪率高，被视为城市的癌症。同时，棚户区的居民，又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很少有哪个城市的发展不得益于这些穷人的贡献。在西方的语言中，棚户区有各种叫法。不过在英文中最流行的一个是slum，一个是ghetto。前者语源不清，但最初有“后巷”之意，指那些被尊贵者所遗弃的地区，如今被用于描述贫民区。后者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比如在威尼斯，这个词指倾倒矿渣的地方，也是“异类”犹太人的聚居地。犹太人因为长期受歧视，只能在城市破落之角聚居。后来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犹太人在被关进集中营时，大多住在ghetto中，致使这一词在西方很风行。在美国，遭受重重歧视的黑人，一度也只能在城市最破落的地方聚居。这些地方也叫ghetto。这两个词反映着西方的棚户区的两大成因：一是城市中长期存在低收入阶层，他们只能选择被“体面”阶层遗弃的地方住，最后形成了贫民区。一是社会偏见用种族、宗教等原因把一些群体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因为受到歧视而形成了自己的“贱民区”。

在发展中国家，这两种因素也是棚户区的重要成因。比如，印度的种性制度，日本对部落民的歧视等等，都成为经济因素之外城市棚户区形成的重要根源。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相对平等，棚户区的形成主要是经济原因。但是，自古中国也有贱业。比如在旧北京，从事淘粪、拣破烂、娼妓业等者，也都有自己的聚居处，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如今的许多外来民工，实际上也难在城里找到立足点，最终选择破落的地区而聚居。

城市的现代化，必须对这些棚户区加以改造。否则棚户区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和经济痼疾难以去除，形成世代的贫困和社会问题。各国也都试验过各种措施加以应对。虽然这些措施根据各国的“国情”、发展程度而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棚户区的问题不可能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而必须靠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来解决。特别是在西欧各国，在用保障性住房消除城市贫困上已经取得了比较客观的效果。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反对经济适用房的人抬出一套新理论，说外来民工受限于户口门槛，难以享受经济适用房的福利，所以根本不该建设经济适用房。但是，象门头沟棚户区中的贫民，许多是世代而居的城市居民。上海过去的棚户区也是很出名的。如果没有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这些人的居住问题如何解决呢？你能让这些贫民在市场上买房子吗？

一个繁荣健康的社会，没有市场万万不行。但仅有市场也是不行的。市场经济只有配合以健康的社会政策才能有效地运行。在经济适用房上，市场原教旨主义可以休已。

　　其次，就算薛涌先生在头一天希望“政府下放行政权力，让地方在管理经适房上享受更多自治权力”，第二天改主意变成了“让社区自治，让老百姓自己 管自己的经适房”,那么，怎么个自治？是把规划、土地、补贴、建造、施工监理、验收、分配都交给街道办事处？还是给那些根本就还没有摇号成立的“业主大会 ”？如果照薛先生那么大笔一挥，我都不知道那位拿到北京西三旗限价房钥匙的李先生，是激动地向市领导跪谢呢？还是向胡同里的居委会主任大妈作揖？

　　我之所以从一个经适房的坚定拥护者到经适房的适度反对者，并非我背叛了过去的立场，而是这个住宅公共产品已经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其理由有三：

　　一是经适房为社会不公留出了一条越来越明显的“灰色通道”，不仅仅容易滋生腐败，更会影响整个住房公共体系的公平。如果让它继续垄断保障性住房的资源，任由地方政府排斥廉租房，既不利于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也让那些中等偏下人群望房兴叹。

　　二是经适房阻碍了人口流动，削弱了城市主流人群的创富热情。特别是对庞大的农民工人群、异地务工蓝领、城市中青年移民构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户 籍所设的壁垒，使中国约3亿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在住房问题上遇到了排他感，进而造成了心理卑微。这难道就是薛涌先生希望的“民主”？如果一个住房政策保护 不了民众的基本迁移权，还谈何“民主自治”？谈何“把地方官的权力尽可能地转交给老百姓”？ 

　　三是经适房批量定制、大面积建设的模式，不仅易让地方政府懈怠最底层人群的住房需求，还在土地、资金配套方面给经适房“吃小灶”，而不愿意盖穷人更需要的廉租房。与此同时，这种赶工的冲动，也极可能为建筑质量和安全埋下隐患，最终为后人留下一堆建筑垃圾。

　　另外一点是，薛涌先生所提及的“西方经验”，也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东西。如美国发放购房券的做法，在国内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且监管和 甄别成本要比摇号更高。除非你成立专门的打假小分队挨家挨户去检查身份的真伪。而新加坡办法更是中央集权，不让那些社区“基层组织”插手分配，而是中央上 收分配权加以监管。

　　至于薛涌先生一边提倡“市场经济和民主建设”，一边忘了经适房的公共福利和分配属性，我就不在这里普及经济学常识了，希望薛先生在读者面前也能保持自圆其说的基本学术精神。

　　实际上，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其住房梯级的复杂性。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的大面积流动，同样需要我们打破传统的住房消费习惯，以“租”为主，租售结合。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一谈保护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利益，就去触犯其他人群的住房利益？为什么一谈住房救济，就全盘否定商品房改革成果？其实，让更多的人先“住”下来，再赋予其产权才是社会进步，才是最大的民主。

　　中国的住宅产业还太年轻，商品房体系只走了21年历程，住房保障体系更是只有11年的发展经验。加上中国尚没有一个住宅产业的专门学科。因此， 在住房公平问题上，除加强舆论监督外，还应帮助公众搞清一些常识问题，让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都有话语权，而不是抱住一个经适房、一个“夹心层”不放，将不 同层次的国民性住宅搞得像个“一贯制”。

　　我倒希望薛涌先生能当一回草根，利用在美国讲学的机会，在真正了解了那些西方的“住房民主”后，回国给最需要买房的广大公众画一张各取所需的“路线图”，而不是给经适房打一块“伪民主”的补丁。

　　（作者系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

胡先生对我的驳斥有三点。第一点，经济适用房行不通，在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人口的自由流动。户口门槛使许多弱势民工根本没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中国的现实我并非不知道。但我要问的是：这种状况不能改吗？过去民工子弟在城市就读几乎不可能，政府首先就反对；现在至少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变了，有关政策也在陆续实施。胡先生就职于媒体，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呼吁，并非没有促成变化的可能。只可惜有些房地产商叫嚷着用高房价“控制人口质量”。这种妨碍变革的力量，才应该是胡先生攻击的靶子。而更为切近的问题是：除了民工外，难道城里就没有其他需要经济适用房的贫民吗？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许多贫民的祖居、祖产被剥夺，也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这些人还在城里工作。难道他们不应该享有经济适用房吗？老实说，就算排除了民工，现在建设的经济适用房也远满足不了时代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的需求。难道他们不能排个号、碰碰有房子住的运气吗？

更让我糊涂的是胡先生居然拿武汉经适房“6连号”造假事件来证明“薛先生那种‘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的自由经适房政策，如果缺了强有力的公平监督，不仅会让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而且会让原本分给穷人的房子都会‘洗白’，摇身一变为富人的不动产。”我文章中讲的很清楚，民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舆论监督呀！经济适用房的丑闻，正说明新闻自由、媒体监督之重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配套。既然胡先生是《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那么我就给胡先生提个建议：派人调查“6连号”造假事件，派人监督各大城市的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把丑闻都揭出来。这也是我强调的核心问题。三十年前，没有人能想象中国会有几百万“网上陪审员”能影响一些重大案件的判决，但是现在则正在变成现实。难道这种网民的监督，不能用到经济适用房上来吗？比如，胡先生任职的新闻机构可以开个网站，专门用于举报经适房的非法占用者，可以把长期停在经适房前的私人车照下来，把车主（住户）的名字公布。搞些“人肉搜索”也未尝不可。这种事情多起来，谁还能“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呢？如果胡先生自己明明知道经济适用房普遍被富人和权势阶层所占用，但胡先生自己主持的房地产专业报纸居然在这方面揭露不出什么丑闻来，这是否说明胡先生对自己的工作不太尽心呢？

第二，针对我主张的社区自治，胡先生说我所谓的“这个‘自治权力’的下放比强调‘西方式民主’更可怕”。这话大概也点明了我们的分歧的核心。你要觉得民主可怕，觉得中国人不该有民主，当然会觉得不应该建经济适用房了。在我看来，胡先生对民主的理解似乎有些欠缺。我不是说要把“西方民主”照搬到中国。我只是说现在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稳定和谐的社会，恰恰都是西方民主社会。人家的社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的地方。真不知道为什么胡先生把“西方民主”看得那么可怕。他反对“自治权力”下放，理由是地方上更腐败。这个事实我承认。但是，“自治权力”下放不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官，而是让地方社会自我管理，就象村民自治一样。地方政府的腐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的权力不受本地居民的制约，是地方没有真正的自治。“自治权力”下放则就是把地方官的权力尽可能地转交给老百姓自己。这种传统固然在西方源远流长，但也不是西方的专利。日本江户时代搞得就很成功。这也是日本的现代化比中国快得多的原因。难道江户德川幕府是作得到的，现代中国作不到？

第三，在经济适用房的利润问题上，胡先生称“国内经适房不完全像欧美那样是‘公共产品’，而是‘政策性产品’，尤其是住房保障纳入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后，其功能更属‘政策性投资产品’。“薛涌先生对中国住房公共政策的一知半解”。其实，我并非不知经济适用房在中国是“政策产品“。经适房本质上就是“政策性产品”，在欧美也不例外。但在人家那里，“政策性产品”也可以通过市场来经营。理由是市场最有效率。这一点，是胡先生自己有点“一知半解”了。其实，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给中国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不是说要照搬。但是为什么不能去研究一下？这也揭示了许多象胡先生这样的人的通病：他们动不动就说西方那套不适合中国。其实，西方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国，有些则很适合中国。你总应该先研究一下西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再断定其是否适合中国吧？ 我劝胡先生们不要对我等的“隔洋感叹”这么不屑一顾。中国近代以来的许多变化，就是从这种“隔洋感叹”中来的。我也许没有胡先生那么了解“国情”，但毕竟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对中国还是认识的。正是这种中国经验，塑造了我们观察西方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说，“隔洋”而不“感叹”才是失职的。

我批评胡先生的要旨很清楚：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要有效落实，必须推进民主改革。改革走到今天，这个问题早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胡先生居然提出一个“民主可怕论”，甚至把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看得“比强调‘西方式民主’更可怕”。他称我的“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式的经济适用房“应该在美国的长岛、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丹麦的哥本哈根，或者日本、新加坡，最不济也应该是香港。”既然他谈“应该”和“不应该”，那就已经超出了对现实的理解，而涉及到价值观念的问题了。难道中国人不“应该”享受西方人的基本福利吗？我希望胡先生这里是匆忙之间没有表达清楚。 不过，我也担心，目前确实有一群精英，关起门来就在那里议论：民主的交易成本过大，还是绕开为妙。我只是希望胡先生不属于这种人；希望他能看到：民主能解决许多单纯靠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最健康的根本原因。

　　首先，那些“已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国家”的经适房政策（姑且给它一个统一的中国名字），还难以适应我们的水土。要知道经适房的最大要义就是体 现对“公民居住权的最大尊重和关照”。这样的尊重和关照，完全基于人口在城市间的迁徙自由，而在中国，公民居住权很大程度上画地为牢，由其所在地的户籍管 理决定。正因中西方居住价值观和原生态的截然不同，才派生出最需要经适房的低收入人群拿不到号，住不上房，进而出现了让穷人愤怒的武汉经适房“六连号”造 假事件。可见，薛先生那种“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的自由经适房政策，如果缺了强有力的公平监督，不仅会让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而且会让原本 分给穷人的房子都会“洗白”，摇身一变为富人的不动产。

　　更应看到的是，在现有经适房设置的户籍门槛下，那些在“非户籍地”务工的几千万农民工，那些在另一座城市打工的蓝领，别说能买得上经适房，就连 排号的资格都没有。打个简单比方：假如一位“海归”要回国服务，且收入条件合乎申请经适房条件，是在上海申请经适房呢？还是在北京申请经适房？抑或是第三 城？因为按政策规定，假如他有户口的话，只能在户口所在地申请。可见，要让那些低收入人群住得上经适房，别动不动就把这项公共政策与“推动民主建设联系起 来”，而是应先实现公民的迁徙权自由。否则，就会像江苏籍农民女工李影那样，在拿到上海户口得知自己能买经适房后喜极而泣。

　　其次是薛先生希望“让地方社会在管理经济适用房方面享受更多自治权力”。我以为，这个“自治权力”的下放比强调“西方式民主”更可怕。因为当前 来看，“地方社会”自治权力的发育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种自治权力往往由基层政府代行。那么，基层政府的表现如何呢？结果表明，无论是郑州 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经适房用地上的不当言论，还是武汉经济适用房的摇号藏假，都表明他们在经适房分配上容易监督失察。否则，怎能出现武汉那6位申购造假户 能“过五关”，顺利地通过居委会、街道、公安、民政、国土房产等多个关口，完成上下勾连、左右逢源的“集团化”造假。

　　第三是薛涌先生希望那些承建经济适用房的公司也能获得利润，依据是“西方许多国家承建经适房的公司也都有利润”。这同样表明薛涌先生对中国住房 公共政策的一知半解。实际上，国内经适房不完全像欧美那样是“公共产品”，而是“政策性产品”，尤其是住房保障纳入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后，其功能更属“政 策性投资产品”。也就是说，这些来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并的投资，不是某一笔募集来的公共或社会基金，而是纳税人不分地域的住房公共基金汇集。因此，承 担经适房开发的国有房地产企业，完全有义务、有责任在“零利润”基础上开发。即便想得到少许保本利润，其账目也应向社会公开，实现“专账专管”。否则，经 适房建设到达高峰期时，如果国字号开发企业“两头拿”的话，不知道又要曝出多少公共丑闻。这一点，我倒建议薛涌先生学学新加坡的公屋政策，其中央集权制度 倒值得我们学习。

　　至于薛涌先生希望经适房能依靠更多的“社区自治”来完成申购人的资格审核和认证，其本意是好的，但同样与中国的社区制度有很大差别。眼下，经适 房的初级申请材料都由具有鲜明政府特色的居委会和街道审核。因此，也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社区自治组织或第三方来完成申购人的甄别。而我国个人信用制 度的落后，也不很难让经适房的申请和退出机制能够一目了然。

　　当前的现实是，各地兴建经适房的速度都在加快，大有赶工期的冲动，加上监管面临较高成本，所以建议今后还是以相对公平且容易操作的廉租房制度取而代之为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项政策的好坏，首先是执行过程中的简便和可控，且对自己的土壤适应，而不是一股脑儿地照搬照抄。我倒希望关注此问题的海内外人士，能像解剖麻雀那样，亲自选择类似经适房那样的“民生产品”实践一次，而不是隔洋感叹，犯“中西通吃”的毛病。

　　（作者系《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

胡先生的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他改变立场，触及到一个我们从经济适用房的失败中学习什么的问题，不可不深究。

在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社会，都有经济适用房的政策。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城市，经济适用房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到了中产阶级也有机会享受的程度。我一向主张，中国既然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就应该向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获得成功的国家学习。特别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比这些国家都大，经济适用房就更成为必要了。

不错，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建造标准过高、面积过大，被许多有钱人抢占等等。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技术难度其实很小。中国有句俗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房子是不动产。有钱人占了，如果整天开着豪华车出入，民愤很大，举报起来也很容易。你逃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也正好为我们的改革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管理好经济适用房，要和推动基层民主联系起来。第一，经济适用房的建造标准要经过适当的程序确认，特别是要让当地居民参与决策。第二，加强舆论的监督和社区自治，让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还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决定把经济适用房交给谁。第三，政府对以不法手段获得经济适用房的高收入阶层要加以重罚，情节恶劣者可以没收房产。试想：房子一住就是几十年。顶着民愤住在里面，怎么可能不作恶梦？所以，关键是政府要有决心。现在既然经济适用房被高收入者侵占的现象这么普遍，怎么杀鸡给猴的例子几乎一个也没有？这说明政府失职。如果每个城市都没收几十套房子，看看谁还敢去冒险？

胡先生举的三个例子，都非常令人深思。可惜他却往相反的方向深思。比如“替谁说话”的事件，已经引起举国公愤，逯军也被停职。当地农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拿出地来，对建经济适用房是支持的，但凭什么给富人盖别墅？媒体的责任，是监督到底，督促政府抓出有关责任者、严惩不法分子。武汉的事情也是一样，已经成为全国的丑闻。这两件事恰恰说明，在经济适用房上作手脚，老百姓并非看不见。关键是要老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进一步给获得足够的权力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如果你总说网络民意不是民意，网络民意是非理性等等，当然搞经济适用房想怎么黑就怎么黑了。那确实还不如不搞为好。

第三个例子其实也非常说明问题。承建经济适用房的公司有些利润并非不合理。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承建经济适用房的公司都有利润，10%以下的利润是企业适当的利润范畴。这恰恰说明那种房地产只为富人服务、“不给穷人盖房”的论调是多么荒唐。我们的市场经济框架，应该鼓励企业为大众服务。比如，你给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物美价廉的住房服务，应该得10%的利润。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政策应该让那些建豪华别墅的公司赚不到10%呢？现在的肥水全归了这些开发商，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当然难以解决了。

因为经济适用房产生腐败就反对经济适用房是很荒唐的逻辑。试想：中国的高考每年都有些丑闻，是不是因此就取消高考呢？有腐败就去清除腐败。清除不了，就要反省我们的制度有什么问题、怎么改革。经济适用房让我们重温了改革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在讨论或思考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否可以永远脱离政治改革而独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同意茅于轼先生的主张，停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要修得象监狱一样，人不到走投无路不会去。可惜，看看人类的历史，没有一定的民主秩序，有几个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经济适用房问题恰恰也说明了这一点：至少在基层社会的管理和福利分配上，需要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这包括更多的舆论监督、更多的社区自治（比如成立居民代表大会审核认证经济适用房的资格）。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这才是中国要走的路。

围绕这一栋楼就事论事，把问题搞得水落石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把这栋大楼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中看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维持着10%左右的ＧＤＰ增长，城市化过程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另外，这一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一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有关法规不健全，制度不成熟，导致许多工程没有质量上的保证。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家搬进北京一栋崭新的二十层高层建筑，五楼的邻居竟从厨房的通风道里拽出了大量垃圾！后来统一装热水管，结果流出黄黄的铁锈。施工单位的人来检查，竟当面跟我说：“水管子刚用，有些锈很正常。多流流以后就好了。铁锈不过是些矿物质。这跟矿泉水是差不多的道理。不必大惊小怪。”

我本觉得，中国现在早就今非昔比了。想不到上海的市民还可能住上能翻跟斗的大楼。可见，有关的管理法规漏洞有多少。这不禁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新楼尚且如此，老建筑又会怎么样？

我这么说，绝非杞人忧天。美国在这方面管得非常严。你只要买个房子，就知道相关的检查有多么麻烦。但是，这几年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频出事故，比如中部一个州塌了一座桥，波士顿市中心高架桥上掉下一块重物，砸死一位开车的市民等等。许多专家指出，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主要是五十年代建成的，现在正好到了“更年期”，目前面临的大问题，是这些半个世纪之高龄的基础设施，维修规模太庞大，根本拿不出钱来。

在我看来，美国五十年代的高速公路体系实在是个奇迹。迄今为止出事率很少，相当牢靠。出事的大多是个别新建的偷工减料的设施，承建者已经被罚。日本的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大概晚上十年左右，至今也大致运行良好，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节省了大量的开支。

中国的经济起飞，使基础设施建设上得这么快、规模这么大，乃至有“整个中国就是个大建筑工地”的说法。与此同时，中国因为没有市场经济的经验，没有高速经济发展的经验，管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法规的成长，远跟不上建设速度本身。中国在基础设施上已经有了几起重大事故，都发生在比较新近的建设上。去年四川大地震，新建学校的倒塌则更说明了问题。几年前城建部还报告说，90%以上的新建筑在隔热绝缘方面没有达到国家的标准（这从长远来看，将深化中国的能源危机，加重空气污染）。所以，这一不幸的事故，应该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危机感。国家必须彻底完善有关的制度和法规，并且严格执行。否则，再过二十年，那些粗制滥造出来的基础设施就可能不停地出事。

葬送了西班牙的，正是这位在西班牙俱乐部里上不了场的板凳Jozy Altidore

当美国队以零比三输给巴西队后，美国足协收到了二百多封来信。网络上的骂声更是不绝。大家要求主教练辞职，甚至有呼吁足协主席辞职的。足协面对这一抗议潮，压力之外是暗喜：什么时候美国人开始这么关心足球了？！过去不用说踢联合会杯，就是踢世界杯，也没有人在乎足球的输赢，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美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中本土应战拉美队，从来扮演“主场客队”，因为看台上美国观众还不如来访国家的球迷多。现在，仅仅一场比赛就引起这么大的抗议。美国足球已经今非昔比了。

但是，今非昔比的进步也给美国队带来了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首场输给意大利，客观原因是领了个红牌，少了一人。球迷还算认可。再输巴西，虽然也有红牌劣势，球迷就不答应了。因为整个队一上来就异常紧张，连失两球，似乎根本不知道如何与世界劲旅过招儿。球迷对你连输世界强队已经不那么容易原谅了，甚至不容许你“紧张”。

连输两场后，美国队基本已经出局。最后一轮，意大利不可能输给巴西零比三，美国面对的是仅以终场一个点球输给巴西、随后战胜了意大利的新秀埃及队，媒体都在谈埃及挤掉意大利出线的前景。说美国赢埃及三比零，实在是白日作梦了。但是，为荣誉而战的美国队，上半场出人意料地以一比零领先。半场休息时，球员知道巴西队以三比零领先意大利。这难道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吗？队员马上明白：如果这个比分保持，我们再进埃及两个球，我们就出线了！几分钟内，队员进行了迅速的心理调整，从为荣誉而战变到了为出线而战。心理上从轻松变成了绝望。他们要干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球就是这么赢的。比赛后队员豪迈地说：“谁也不要低估我们的精神！”但是，和世界一流强队比赛，毕竟仅有精神是不够的。美国队的成长之痛，仍然不可能短时间内去掉。

因为美国足球的进步，许多队员达到了欧洲水平，得以效力欧洲俱乐部。但是，除了守门员外，大部分进了欧洲二流俱乐部，而且没有一个正选。如今美国队的一半，是坐在欧洲二流俱乐部板凳上“生锈”的队员。他们因为长期缺乏实战经验，表现非常不稳定。见了卡卡领导的巴西怎么可能不紧张？另外，主教练Bob Bradley是个土教练。在他开始从事足球事业时，美国足球还很业余。他从来没有在欧洲俱乐部的经验，没有见过“世面”，又要管理许多从欧洲归来的队员，怎么能够胜任呢？所以，请外国教练的呼声越来越高。

联合会杯让人们看到了美国队的一线希望。踢埃及时之所以表现出色，一大原因就是那些临时从欧洲回来的“生锈的板凳”和本土队员有了两场实战的磨合。出线后，面对世界第一的西班牙本是死路一条，但居然以二比零震惊世界，而且首开记录的就是在西班牙俱乐部的板凳上生锈的队员Jozy Altidore。可见，多些实战后，那些欧洲俱乐部的队员早晚会醒过来。这是大家的期望。所以，此次联合会杯，美国队十天内和世界前五强的三强过招儿，这种机会是自己挣出来的。决赛可能再碰巴西。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大家还记得，不久前房地产老板们大炒地价过高导致了房价高之说，还有专家说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要突破这到红线，向耕地要房价。现在的这些数据证明：中国的低价不是高了，恐怕是低了。道理很简单，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相对的地价应该高些。因为土地是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地价由此升高也符合市场原则。地价增高的结果，是鼓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土地资源，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奇怪的是，恰恰是那些打着市场经济旗号的人，出来叫嚷压低地价。

我最近在美国购房，有点个人经历，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地广人稀，按说地价应该很便宜。但是，在波士顿附近，房价的一半以上都是地价。我索性走远点，跑到波士顿以西三十多英里的哈佛镇购房。这里是人口稀少的远郊“农村”，老玉米地、果园到处到是。每平方公里仅87.6人（中国为138人，北京是748人，上海为746人）。可是，我曾看到的一栋独体的房子，地价是三十二万美元，房子本身则仅二十八万美元。也就是说，地价占了房价的53%以上。后来看来看去，其他房子大体也是如此。

人家守着这么多地，为什么不降低地价？其中一个考虑就是保护自然生态。中国早已面临着生态危机。向土地要房价、向耕地要房价影响农业的效益不说，还会带来严重的生态后果。开发商们其实有意忽视了另一抬高房价的因素，那就是私人车和公路抢和住房用地。西方有一系列研究证明，私人车使用过多、通勤距离过长，房价就越高。道理很简单：越靠近城市地皮越贵，人口越密集。但越靠近城市公路所占的地面比例就越高。公路正是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挤占了住房用地。

从这个角度说，房价高是最近二十多年城市畸形发展的结果。第一，开发商的影响太大，拆迁户的权利太小。千千万万的贫困住户，被一纸拆迁令迁到了远郊。但是他们的工作往往在城里。这自然加大了通勤距离，让更多的人口用更长的时间在公路上旅行。第二，片面发展私人车，忽视公共交通，使拥有车的人口过多，占用了大量的公路。这两点加在一起，就挤压了住房用地。

降低房价要两条腿走路。第一，在繁华的市中心建设大量四十平米以下的小套经济适用房，鼓励低收入并在城里工作的居民迁回市中心。第二，建立汽车进程收费等等抑制使用私人车的制度，加速公交的发展。一项奥地利的研究显示，承载同样数量的交通人口，公交占地比私人车少3.5倍。如果这两个措施实施，就可能制止公路对住房用地的侵占，甚至使一些公路为住房让出地来。你不要指望离市中心几十公里外的一片农地被改成住房用地就能本质性地降低房价。相反，如果市内的许多公路能给住房让让路，你买房子还真可能便宜些。

我作为美国一个大学的教书匠，也许能提供若干观察，供我们制定录取政策时参考。加分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加分应该主要是弱势加分，而不是强势加分。掌握好这个大原则，加分就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没有中国意义的高考，人家叫大学申请。不过，申请一般也需要考试，比如ＳＡＴ等等，还要有高中的成绩。申请到最后，同样有个录取问题。美国各大学都设有专门的录取办公室，特别是那些名牌大学，竞争激烈，大家在筛选被录取的学生时，经常把申请材料量化。一些庞大的州立学校，经常有一系列非常规范的加分规则。那么，这些规则是什么呢？兹举几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加分、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加分、来自非常糟糕的学校的学生要加分、来自弱势种族的要加分（这本是惯例，近年来有些州禁止，但即使禁止的州，学校还要想方设法绕开禁令招募弱势种族）、克服生活困难的人要加分（比如由单身母亲带大，母亲有病要照顾，下面还有弟妹要带的学生）等等。如果你出生富裕家庭，但肯吃苦，到贫民窟打义工，甚至自己花钱跑到非洲照顾艾滋病人，也会获得加分。

这样的倾斜政策，是否会创造类似中国那样的“高考移民”呢？当然会。比如，我就知道个常青藤教授的孩子，从小上私立学校，申请大学前几年，突然转到城市内一个几乎全是黑人的危险学校，后来果然顺利进入名校。富人会不会占优势？当然会，而且占的优势很大。比如，谁有钱让孩子去非洲照顾艾滋病人半年呢？不过，虽然有这些漏洞，这些加分政策还是好。第一，这种制度帮助的毕竟主要还是穷人。第二，如果富家子弟为了进好大学要到贫民窟的学校泡几年，或跑到非洲吃在美国不可能想象的苦，至少他们比起别的富家子弟来还是应该加分的。

可是，国内的加分政策则让我惶惑不已。以浙江省为例，加分的都是航模、射击等等贵族运动。为什么农村户口不加分？为什么民工子弟不加分？为什么从小不得不打工的孩子不加分？按理说，我们应该把这些该照顾的弱势都照顾到了，才能考虑其他的加分。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即使从素质选材上讲，也更合理。试想：一个民工子弟，从小饭都吃不饱，上学时断时续。但他在十八岁时考大学，总分比一个从小上各种补习班的城市富家子弟只低六十分。这难道不说明他的才能和潜力比后者高出许多吗？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政策会创造高考移民呀！其实高考移民并不可怕。我宁愿看到一个在北京上海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跑到中国最艰苦的农村读三年书。他加分就加分。因为他在那里受到的教育，比城里的补习班提上去的五六十分更有价值。所以，政府应该有个统一政策：彻底禁绝靠贵族活动得来的强势加分，逐渐推行弱势加分。

“谷歌中国” 网站上因为搜出大量淫秽色情内容，被国家有关部门宣布暂停其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并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彻底清理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

尽管“谷歌中国”相关责任人迅速致歉，并表示将严格按照政府执法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但还是难平国愤。网友们一拥而上地怒吼： “坚决打击黄色网站，坚决抗议低俗网站腐蚀青少年！”　

看到这样的反应，我不免有些吃惊。“谷歌中国”难道是“黄色网站”？我长年在海外生活，主要从事学术文化的工作，“谷歌”是每天必用的工具。特别是近年来“谷歌”开始把各大图书馆的书扫描上网，一些在哈佛找不到的书能在“谷歌”上看，一些几百美元一本的书也不比破费而免费使用。更不用说随便碰到什么不懂的概念，一上“谷歌”多半能查出线索。这样的千秋大业，已经把人类文明带入了新阶段。这样的公司，怎么会在中国经营“黄色网站”呢？

当然，我用的是“谷歌”的英文版，从来没有使用过“谷歌中国”。过去天真地认为，“谷歌中国”不过是“谷歌”在中国的自然延伸而已。看到最近的新闻，才开始注意“谷歌中国”。比如，新闻报道显示了计算机屏幕上“谷歌中国”网页的真实图像：把“儿子”一词敲入搜索，立即显示出“儿子母亲不正当关系”、“儿子和妈妈过性生活”等等。实在让我目瞪口呆。我马上照猫画虎，打开英文的谷歌敲如同样的词汇“son ” ，出来的页面干干净净，找不出一条黄色内容来。

为什么“谷歌”一到中国就变黄了？也许我们可以假设三大理由。第一，中国对黄色信息的管理不严，在英文世界上不了台面的低俗信息在中国则畅通无阻。第二，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越黄越俏，你要竞争，就得这么编排。第三，中文网络中，黄色内容比重过大，点击量多。

我这么说，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我想英文网站中一定有许多黄色内容。但是，以我个人在美国的生活经验，你和黄色信息的关系，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找它，它大体也不来犯你。当然，偶尔有些黄色信息进入电子邮箱，随手删掉即可。一般在你爱看的网站看不到黄色内容。但是到了中国就不同了。我看的中国网站，和看的英文网站性质按说很类似。但是，你看看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哪个首页上没有黄兮兮的挑逗？比如我自己的博客，本来是思想文化性的，但留言评论中至少五分之一为黄色信息，甚至一丝不挂的照片都帖出来。也许，这些是个人行为，很难控制。但网站本身推荐的文章，每天都进入我的博客，内容经常是些和性有关的东西，比如几条大白褪等等。我一直主张，对这类东西不必禁止，但也犯不上到处推荐吧？毕竟我谈的是教育改革、产业省级、甚至养育儿童等问题。把儿童不宜的“大白腿”推荐到我这里，至少是找错了客户了吧？

“谷歌中国”经营的是搜索服务业务。中文里有什么，搜索出来的就是什么。我并不反对国家对“谷歌中国”的处罚。但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就好象汽车一样。你发明了汽车，就会有交通事故。有了交通事故，你就要整顿交通法规，增加汽车的安全性（比如装安全带、空气缓冲袋等等），但不应该攻击汽车本身。在美国，不久前Facebook面对侵犯隐私权的问题，myspace被一个恶意母亲利用、假扮男孩子和邻居的女儿网恋，致使对方自杀。在中国，百度等过去也因为黄色内容引起了麻烦。这些主要还是因为互联网是我们过去没有使用过的新工具，对其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考虑不周。这些后果出来了，大家马上面对、治理，也就可以了。以后再出现新问题，还要面对、治理。人类的什么发明创造不是这样呢？我们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使老百姓有了更多的声音。总的来说，互联网还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遗憾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借“谷歌中国”事件又爆发了一次。我们为什么不问问：英文谷歌为什么就没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的黄色文化这么发达？你可以说，猪流感是飞机带来的。各国际航空公司有责任严密监测、报告。但是，你不能说猪流感是飞机制造的、我们要抵制飞机。如果我们中国人少制造、消费些黄色文化，也别动不动把这个叫“美女”、把那个也叫“美女”，少关心点谁和谁上床了的八卦，这方面的生意就少了。你让“谷歌中国”去传黄，它也找不到客户和生产厂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对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就是把自己的问题掩盖，好象一切坏东西都是外来的。对“谷歌中国”事件炒作的结果，恰恰是把我们的视线从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上引开。

众所周知，高中教育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高考内容越单一，高中的教育就越单一。高考如果只考语文数学，学生就只学语文数学。考基本技能的哲学没有错，但实施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美国的SAT，表面上就是语文数学（另有一部分逻辑，许多学校未必参照）。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美国的大学录取并非以SAT一考定终身。SAT是民间设计的考试，属于录取的参考成绩，大学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考。目前决定不参考这一成绩的大学日益增多。第二，除了SAT普通考试以外，SAT本身还有二十门左右的专业考试。在SAT以外，还有其他考试。其中仅高级课程考试(AP Tests)，即大学初级课程的考试，就有三十多门。学生通过了这些高级考试，进大学后可以免修相关课程，而且也提高了自己进大学的机会。《新闻周刊》在给美国高中排名时，就把这种考试视为重要的指标。美国的高中生申请大学时，可以在这些名目繁多的考试中选择，以突出自己的学术优势。第三，除了这些复杂的专业考试外，高中成绩、课外活动、社会服务、个人成就、家庭和种族背景（越是穷困、越是少数族裔就越能获得加分）等等，都是录取的重要参照。第四，大学录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考生的作文，特别是自传性作文。这被美国各大学视为体现考生综合素质的关键性尺度。这不是闭卷考试，而是考生拿回家自己作。

以上诸项，并非都符合中国国情。我们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SAT仅仅是在多元录取标准背景下的一项因素。我们的高考，则基本是录取的唯一因素。考试科目固然应该注重基本技能；但是，如果设计得太窄的话，则会指挥高中的高考复习进行更枯燥的重复。因为，我建议学SAT不妨彻底些：不仅学其普通考试，还要学其专业考试。我们可以设计语文和数学两门为普通考试科目，再设计十几、二十门的专业考试科目。普通考试属于必考。专业考试则属于选择性考试。这样就给大学和考生两方面更大的自由。比如，一个大学可能要求英语考试，一个大学决定不要求。一个大学要求考生在普通考试之外再任选三门专业考试，另一大学则要求学生另选三门由该大学规定的专业考试，还有一所大学则可能只要求学生完成两门普通考试。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决定参加哪些考试。有的可以在外语方面发展，比如掌握三门外语；有的可以在数学方面发展；那些喜欢全面发展、有广泛知识面的学生，可以多准备几门考试；那些注重专精的学生，可以在有限的科目中拿高分。这样，大家就不必被一个模子所塑造。

从我个人的高考经验看，高考的压力并不在于准备的内容多。恰恰相反，我们几年反复围绕着有限的内容死记硬背，浪费了大好青春。美国如今流行的高级课程考试，则给优秀的高中生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的机会。他们有精力不必为提高SAT普通考试的几分而不停地重复练习，而是去开拓新的知识边疆，把许多大学课程都学了。事实证明，这样使高中生的大好年华更有创造性。甚至有调查发现，即使是功课差的学生，跳过基础科目学习高级课程，在最喜欢和擅长的专业上表现反而更好。总之，多元化是改革的方向。希望所有高考制度的改革者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