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的在一个边陲小县城，上次回家看到街上一个学生模样的行乞者围满了同情施舍的人，心里在感叹家乡人的淳朴之余也有点鄙夷他们的判断力。我记得小时候，我爸也施舍过这样一个学生打扮的人，可是后来我却亲眼看见这个人从商场出来，换上了一双很好的皮鞋和一条皮带。我那时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骗子，气愤不已，我告诉我爸后，他却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生气。我爸说他的老爷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因为为人仗义，好善乐施，对要饭的象对客人一样，给足了粮食还亲自送人家一里地。我爸讲的是靠善良和胸怀争得尊严的传统，可是我太老爷那个时代没有假要饭的。我小时候家住在两层开放楼道式的公寓房里，外面敲门是很方便的，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高瘦的年轻人敲门，说实话那时候安全不是太好，我爸放在外面的一个80多斤的杠铃都被偷走了，但我们还是开了门，原来他是附近锯木厂的工人，安徽来的，工头拖欠钱，还不给吃饱饭，饿的实在受不了，我家刚好熬了一锅芸豆，估计他是闻者香味来的。我们给他的饭盒装的很满，我当时对此充满热情，我们认识那个工头，所以我总觉得好像我们也欠这个小伙子什么似的，我那时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吃不饱饭，有人不必为饭发愁。那时也有过不象是吃不饱饭的人来要饭，自称是山东来的，我爸会调侃说山东现在可是变富了，但还是会给些粮食，那时候他们也就要粮食，不象现在只要钱。其实在我记忆里也就这两次，我们也相信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吃不饱饭的现象是极少数。

         我很怀念那个夜晚的温馨，也许在我日渐麻木冷漠，失去了淳朴的心中，这份回忆会成为一种救赎。大城市也好，小小的边城也罢，乞讨者和施舍者的关系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被帮助和帮助，欺骗——戒备，放弃尊严——鄙夷唾弃。一度，我决定不会施舍所有的行乞者，我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是骗子，不管外表是多么凄惨，我还进一步发现自己的本质是自私残酷的，我的施舍可能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同情，而是作秀，作给自己的秀，用钱包里闲置的零钱换取道德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心灵上片刻虚伪的安宁。也许这种自审把我和另一个冷眼的人的形象重叠在一起，这种似是而非的理智让我更看不清自己。

         我有一个同学，在睡觉前的聊天中，他给我们讲过这些城市丐帮的内幕，讲他们在家乡盖起了洋房，过着比自食其力的同乡更舒服的生活，还嘲笑他们死心眼，讲很多人开始动摇了，不再坚持志气，没有钱盖不了好房，取不到媳妇……我躺在床上听他略带落寞的语调，像是在讲述一个村庄的历史那令人忧伤的结尾。我们曾经熟悉并热爱的故土，我们向往的城市不可避免的死去，那么我们现在在哪里，将往何处去？

         记得有篇文章写到这种骗乞的危害在于它毁坏了人们的信任感，而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我们是不是要因为99%的骗子而将那1%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拒绝掉呢？真正需要你帮助的人，也许你手里的一块钱，就能给他莫大的帮助。

          上个假期的同学聚会上，就有一个同学为此激动不已，他是一个1米87的大个，却还保留着一份孩子式的赤诚。因为热爱他自己的爷爷奶奶，所以他同情每一个行乞的老人，他说他一直有一个理想是开一个真正好的养老院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老人。我们都说他太天真，典型的富家公子的爱心泛滥，但我还是被感动了。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真正有尊严的乞讨吗，我见过。”他说他每天都路过法院，有一个老太太每天很凄惨地跪坐在外面，有人觉得可怜，给她钱，她就说，请收回你的钱，我不需要钱，我乞讨的是有人帮我找回我儿子的公道。他说他每次经过那里心里都很难受，又没办法做些什么，我们说，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总是无能为力，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在酒醉的迷蒙中，我想的是，我们要是什么都不能改变，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这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崇拜更富有更有地位的人，庆幸自己不是最底层的人，没摊上那些倒霉事，象壳里的动物那样过着自保自得的生活？张楚说，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汪峰的《怒放的生命》也当作残奥会的参赛歌曲送上去了，但我听到汪峰的名字，想到的就是晚安北京，还有北京北京，压路机的声响和在奥运会前必须离开鸟巢离开北京的建筑工人，脱轨的火车和凉山的童工，可是激动的每个人都不会想到这些，这会扫我们的兴，这让我们不够HIGH。我在热闹声中感到孤独，就像在最近火热的爱国运动里我的感觉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心态变得实际却又狂躁，膨胀而空虚，和疯狂的股市楼市，和大国勃起的春梦一起构成我们这个caodan的年代的主旋律。我们麻痹了过去，也看不清现在，用幼稚而又无赖的自信挑战一切，却不懂得尊严和勇气的真正含义。

    4月29号是林昭的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