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鹿书院“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化与文学状况”座谈会上的开场白

中国书院自古就是一个探究学术的地方，也是一个思想的地方。秉承书院的这个传统，我们白鹿书院召开这个座谈会，探究学术问题，自由交流思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化状况与文学状况，是陈忠实院长拟定的论题，有现实意义，也是我们大家关切的一个问题。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的文学状况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文化状况影响着文学状况，文学状况体现着文化状况，所以，我们把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互相映照，可能更容易看清第一个十年的时代特征。

对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行考察和梳理，我们当然不能把目光仅仅限于这十年。这十年是前十年前二十年乃至前几十年发展的一个结果。上个世纪一百年，风云激荡，中国社会面临了两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一个封建皇权制度解体，一个是要面对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中国共产党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着战争年代的某些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管理方法，一个是后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由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教训惨痛，人心思变，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与诗意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念、文学的思想倾向可以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来概括。本世纪近十年来，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和相对一极形态的国内政治情势，多元文化现象渐次呈现，多元价值观念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甚至深入人心。对自由的诉求和自由选择成为这个时代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状况，很难用一种东西来概括或框范，我们听到的是众声喧哗，看到的是异彩纷呈，多元格局渐次出现了。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来看，在过去，像《人民文学》被称为国刊，导向性很强，甚至是一个风向标，可是现在的《人民文学》也就是一家文学刊物而已。北京的《当代》《十月》，上海的《收获》《小说界》，南京的《钟山》，广州的《花城》，这样一些大刊物，文学旨趣各有侧重，总体上看，北方的刊物侧重发表现实主义作品，着眼点在社会和历史，南方的刊物侧重发表具有探索意味的文学作品，它们甚至各有各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学“重镇”，关注的人气也没有过去那么旺了，甚至有的还有些不景气。而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更是普遍的低迷。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网络文学悄然兴起，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是英姿勃发，生命力旺盛。网络文学有一个庞大的一时难以计数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而且，网络文学也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质。同时，许多民间机构也办起了自己的刊物，相对灵活、自由，有自己的办刊思想和追求，与官办刊物争夺着读者空间。比如万科集团办了一个企业刊物叫《万科》，由于实力雄厚，稿费千字好几百元甚至近千元，这对作者就非常有吸引力，好稿子能组织得到，办刊也没有那么多的外行婆婆妈妈指手划脚，完全由编辑人员自己操作，刊物印刷质量和内容都很不错，发行量（赠送）也很大，有自己的读者群，也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不一定是官办的或者是老牌的刊物就好。人们的观念变了，现在的人，注重的是质地，不是只看你的招牌曾经有多老，曾经有多亮。报纸这样的媒体，在今天还有自己的优势，可以说是仅次于网络的第二大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读者定位，大众化报纸更多地呈现出娱乐化倾向，商业的和与商业合谋的倾向，这一点体现在报纸的文学批评版面上，尤为突出。文学的出版同电影一样，也是档期化，并以炒作为先导。新书发售前一般要进行一番炒作，媒体炒作，作者签售，甚至是全国巡回式签售，还有讲演。但是上架快，下架也快，少有既畅销又常销的作品。还有全球化对这个时代的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文化信息非常多，可以说比较全面。比如对同一个历史或文化现象，大陆、海外和台湾都有反映，各有各的角度，思想认识也有不同。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一个立体的历史，看到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多元价值评判中的文化现象。

我这里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自由发言。借用一句话，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青木川街道

青木川河畔菜市场

青木川。地震之后

都江堰

都江堰

都江堰

都江堰

阆中古城

    1、请概括柳青对中国文坛的贡献，怎么评价《创业史》对中国文坛产生的贡献？

答：要看清柳青及其《创业史》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需要对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基本印象。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其基本主题是“启蒙”，其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白话”。新文学发展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它的基本主题是“革命”和“救亡”，特别是它以工农大众的“集体”理念，全面取代了“五四”精英的“个性”意识。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红色根据地“延安文学”崛起，这虽然是一种在战争背景下甚至具体到是“延安整风运动”背景下产生的文艺指导思想，但它的影响极其深远。“讲话”的精神和方向是要求作家放下知识分子架子，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向工农兵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艺术形式上强调民族化和群众化。柳青是实践“讲话”精神和方向的一个代表性作家，更为重要的是，柳青是一位把“讲话”精神与艺术规律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较好结合的一位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代表作。《创业史》是一部描写农村农民生活和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贡献有：它一方面尽可能真实、细致地展示当时的农村生活，另一方面特别重视时代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生活的影响；它既重视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形象，同时重视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成功地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充分展示人物的个性，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在这一点上，柳青与同样是代表“讲话”精神与方向的另一位作家赵树理显示出差异，构成了一种对比，柳青并不追求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他将知识分子的趣味（叙述语言）和表现对象农村生活、农民性格（人物语言）成功地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小说艺术形态。解放后至“文革”的“十七年文学”，中国文学在题材上主要集中于两大题材，一个是“军事题材”，一个是“农村题材”，《创业史》是描写农村题材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长篇小说艺术高度。而且，即使是在人民公社解体的今天，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再认真地读一读《创业史》，仍然会发现《创业史》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和长远历史眼光的作品，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对农村社会如何进步、农业生产如何发展、农民生活如何改善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在今天以至一个长远的未来，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2、柳青对陕西文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路遥、陈忠实等作家继承了柳青怎样的文学传统？有人说“柳青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流派，虽然这一文学流派不如孙犁的‘荷花淀’派，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有着响当当的招牌，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学主张，但在柳青的旗帜下却也脉络清晰，绵绵不绝。同时，柳青以其巨大的艺术功力和人格感召为陕西的这一文学流派烙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请问是否准确？

答：说到柳青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我举几个例子。记得路遥说过，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而陈忠实，则在很多场合真诚地说，柳青是他文学上的“老师”。陈忠实说他对柳青《创业史》的阅读，“几乎是大半生的沉迷”，他前后买了丢了、丢了又买了九本《创业史》，这对他来说，“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一个数字”。由此可以想见柳青对陈忠实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年轻一些的作家，如吴克敬，首届柳青文学奖获得者，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认真地说，他是发自内心地崇敬柳青。说到他们继承了柳青怎样的文学传统，我以为：一，特别重视生活体验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二，由关注现实到关怀历史，换句话说，既有现实关怀更有历史眼光；三，目光聚焦于农村，重点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四，特别重视作家思想的力量；五，探寻北方大地的乡村美学；六，极其重视作家自身人格的修为。我们看柳青吧。他不仅全家迁住长安县农村，不是红卫兵把他揪回城里他还会住在那里，而且把《创业史》的全部稿费捐给自己所在的乡村。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放下自己的创作，为农村生产服务。比如1962年，皇甫公社由于饲养管理不善，各生产队普遍发生牲口死亡现象，柳青停止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与公社干部一起，检查全公社各生产队的饲养室，和饲养员一起座谈，最后由柳青执笔，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全社饲养员和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后来长安县政府还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的饲养员。这一点极其可贵，现在有多少作家能主动放下自己的“名山事业”来做这些“大材小用”而且还是“不打粮食”的事呢？这使我想起了北宋时期我们的关中前贤吕大钧，他当时撰写了《吕氏乡约》一卷，对乡民、邻里如何相处、相帮、相济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此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张载曾称赞说：“秦俗之化，和叔（吕大钧字和叔）有力。”《吕氏乡约》不仅对陕西关中，而且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礼仪教化和地方治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朱熹又撰了《增损吕氏乡约》，对《吕氏乡约》有所修正并大力推广。我以为，柳青所作，与吕大钧、朱熹所为，神脉一也。关于“柳青流派”的说法，我是基本同意的。柳青之后，我们在路遥、陈忠实的创作中，能清晰地看到柳青的文学精神，就是在更为年轻的作家及其创作中，比如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柳青以来的文学神脉，而且是清晰可辨的。

附言：六十年国庆前夕，《西安晚报》要作一个陕西文学60年的专版，晚报记者张静就柳青若干问题采访了我。问答如上。这个专版于9月21日刊出。这里刊出的是答问全文。

2009年12月19日在陕西省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谈三点。

一，面对当下的态度。新时期以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批评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由相对一致的批评维度和批语话语向着多样维度、多种话语转化，大家看到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由文学——社会学模式或文学——历史——审美维度向着文学——文化学转化，而文化更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几乎是一个无边的概念，无所不包，几乎是一个可以包容天下的概念。过去相对一致的批评队伍/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分化乃至价值取向上的对立。比如有的批评家至今仍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和批判意识，我们陕西，老一辈批评家中，畅广元先生为其典型代表，有的评论家则向着文学——艺术——文化方向拓殖，更多的变为文化学者，萧云儒先生可谓典型代表，有的则向着文艺与权力机构或文艺与商业文化结合的方向进军，淡出或退位于知识分子角色，而以知道分子的面目出场，以知识为资本，独资经营或参股经营，以获取现实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为目的，这一类人以中青年为多。佛教徒相信来世并为来世忍受现世的苦难，而俗众更愿意享受现世的快乐。彼岸与此岸，永远是人的两个不同的追寻目标，当然，也是人与人的一个分野。人各有志，人以群分。也许，在更为遥远的地平线上，我和你，我们和他们，将殊途同归。我认同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价值观和自由选择思想。我的看法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凡是不合理的都将不存在，在未来或遥远的未来，一切都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和选择。所以，我的认识是，我选择，我也将被选择。基于此，我的态度是，你弄你的，我弄我的。面对权力如此，面对资本如此，面对文化/价值异己也是如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绝对不要求你，你也别想让我屈服于你。

二，关于批评姿态。对于批评，对于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不赞同批评者当教师爷（这与有没有资格无关），也不赞同一帮一或一帮多地当辅导员（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这样），批评家只是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对象或文本，自说自话，听者自听，不听者你强迫他也不听。既无要求（强迫）的权力，也无此必要。以陈忠实为例，当年蒙万夫先生对陈忠实比较具体的帮扶性评论对陈忠实的艺术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李泽厚谈美学、哲学的思想对陈忠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蒙万夫与陈忠实的文学关系之形成，是因为两者互相信任，陈忠实信任蒙万夫的艺术判断力，蒙万夫信任陈忠实接受批评的雅量。此种关系，如同“运斤成风”这个成语的出处《庄子·徐无鬼》中讲的那个故事一样，已成绝响，今已不复存矣。现在的作家，无论大小，都更喜欢批评家给他抬轿子、吹喇叭。谓予不信，请看一看今天所有评论报纸和刊物的版面。阁下倘能见到一篇两篇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文章，那么，这个批评家与被批评作家之关系，或者遥不可及（空间或时间上的），或者紧张，或者很快会紧张起来。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批评者的话只是批评者的观察和发现，他只是说给听者听的，说给不在场（文学小圈子之外）的听者听的，说给未来的听者听的，说给大地和流云听的。要关注全国和世界的文学态势和文化状况，要参与一些全国性的甚至一些世界性的话题讨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是有准备有自己思考的发言，而不是简单地人云亦云。更要紧的是，我们还应该有自己发现的问题，有自己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从社会板荡和生命体验中获得的学术思想成果更为可贵，这样的发言或研究才可能是有深度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领域包括不同观点的发言和研究集合在一起，才是可供听者与读者纵横比较与自由选择的批评景观，也才能真正起到交流和促进的作用。

三，坐而论道，退而结网。既为同志，批评同道，最为要紧的是，整合各方力量，做一些实事。在座的大都执掌一方，甚至有自己的文化阵地，大家可以协同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小说评论》《延河》，也有《白鹿论丛》和《秦岭》，《白鹿论丛》和《秦岭》也是大家的阵地，欢迎大家多支持。

常常，会在半夜惊醒，半夜无眠。为什么？因为心中有事。什么事呢？细想想，是有一大堆鸡毛蒜皮的事令人心烦，让人心焦，但似乎也都不大，没有大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更多的，可能就是觉得人到中年，感到一事无成，来日无多，心中充满了恐惧。

这种恐惧，是对生命飞速流逝的恐惧，对两鬓染雪、老之将至的恐惧，对建功立业遥遥无期的恐惧……

这些恐惧，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焦虑。是恐惧，也是焦虑。是焦虑，也是恐惧。然用恐惧形容之可能更为准确。

不惑之年到知天命这十年间，即从初入四十到四十有半再到年届五十，这一段中年的心路可能要经历许多变化。最初的感受是散淡，所谓四十不惑嘛。接着是惶惑，人过了四十真的就不惑了吗？非也。是更深更重的惶惑，惑而且惶，惶而且惑，惶恐加疑惑。然后就会是恐惧。巨大的恐惧，无边无际的恐惧。

岁月如风，流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岁月如刀，将漫长的日子切割得片甲无存，不留后路。

在这曾经的似乎漫长的岁月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呢？生命的辙痕上，有什么值得回望的呢？

没有。只有淡淡的正在远逝的岁月的背影。这真的让人惊悚，令人怅惘，叫人悲哀。

生命如花，曾经盛开；生命如风，已然吹落了五十年的光阴。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也换了人颜。

中年不像青年那样浪漫抒情了，变得现实而理性；中年也不像老年那样可以任运自在了，他还心有不甘。人生的大幕还没有落下，他不仅不能退场，甚至还处在舞台的中心，被照亮在聚光灯下。不表演都不行，不作秀都不行。不拼搏，难，不冲杀，可以，但绝对不能退场。死也得死在战场上。

为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左有事，右有情；进无望，退则辱。

上有老，百善孝为先，不说孝不孝吧，首先老要有所养，为人子者，这个责任是必须尽的。下有小，小的比老的还要难伺候。现在的孩子易生病，生了病就得看医生，看了医生就需要做各方面的检查，先排查你没有什么病，然后才能大致知道你可能是什么病。即使是一个小病，比如咳嗽、感冒之类，也往往是飞机大炮一起上，差不多是地毯式的轰炸一番，才见效果。自己可以省吃俭用，但孩子绝不能受委屈。这是一个信息化在某些方面又是透明化的世界，特别是周围有那么多的孩子作为参照，你想简单一点随便一点都不行，太太这一关就过不去。不上学难，上了学也难。这费那费你得隔三差五为费发愁奔忙。心里慕着陶渊明，可你还得为那五斗米折腰。心向南山，身陷泥潭。因此，身之左，有无数推不开的事情需要你拼着命打理。急也不得，气也不得。佛说忍，我们就忍吧。身之右，还有情。老年的情，说是老房子着火，没救，其实，中年的情，也是老房子着火。但这个老房子是烧得快，熄得也快，自救有方。为什么？人到中年，事杂心烦，所顾所虑实在太多，不像老年人那样来日无多，身无压力，可以由着性子专心一意地胡闹。中年是多事之秋，是非成败在此一举，稍不留神，一个分心，就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所以，情也可爱，欲也可恋，但千万不可恋战——情场是一个残烈的人生战场，否则必将丢盔弃甲，把一个老房子烧得精光。

人总得还要向前走。不论多么艰难。但要想进，比如俗世之升官发财一类，基本无望。为什么？升官，你得脸厚，发财，你得心黑，厚黑之学学不好，学不精，学不来，不想学，岂能升官，怎能发财？因此，对我辈来说，中年之人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精神境界，而且是不断地提升。世上之物，或升或沉，其力学方向，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人是很容易堕落的。因为人是肉身。要保持肉身不致堕落或不使堕落得太快，就得不断警示自己，并且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中年要学会人生的减法，删繁就简三秋树，太多的贪欲既会压垮自己，也可能使人堕落。事情弄成了，身体搞垮了，得不偿失。物质丰富了，灵魂堕落了，同样也得不偿失。

人是要向前走的。这个前，主要的还是精神的丰富，灵魂的提升。不向前，则退后，退则辱。人辱与自辱。其实，中年最大的恐惧是受辱。现在受辱，将来受辱。一张人到中年的脸虽然已是一张老脸，但老脸往往比嫩脸皮更薄，一张嫩脸风吹日晒甚至飘上一点唾沫星子可能会更健壮，而一张老脸却是再也经受不起风雨吹打了。有人说，人到中年，如何得体地活着，而且能使以后还能得体地活着，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难题。是得体地活着，不是那种阔绰地体面地活着。何谓得体？恰当、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之谓也。得体者，得自己之体也，适合自己之躯体也。所以说，自己是什么人，要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明不智，难免受辱。

得体，就是不得非得之得，不取非取之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美，得之有方。非道非方，就不得体，虽得之，难免其辱。试看今日神州，多少得财上亿之高官，纳美无数之人精，最后落得锒铛入狱，身败名裂，自取其辱。所以，中年，得体地活着最为紧要。让人扎势去吧，咱得咱的体。人家乘坐陆虎霸道纵横天下，咱家步行亦好，步行正好健身；人家满身名牌武装，咱家就一身布衣好了，布衣既环保又保健；人家大餐生猛海鲜，咱家就来点小吃得了，玉米糁，萝卡丝，从小吃惯了，吃着合口，据说还营养。纵横不比较，见贤不思齐。时刻记着，得体要紧。

寒来了，雪落了，让人惊觉：又是一年岁末了！少年甚至青年时，总觉得岁月漫长，也特别喜欢“漫长的岁月”这样的词语，觉得有一种能引起人无限遐想的诗意。漫长的岁月啊，能激发一个少年一个青年多少关于人生的美妙想象和向往！而今，又是一年秋尽冬来，我的人生五十已过，转身一望，原来感觉中的那些漫长的岁月竟然一晃而过。漫长的岁月一晃而过！居然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年过半百。

当我这样感慨着的时候，一个老友说：“我也觉得五十岁了，毫无成就感。某天环城公园里转闷子，忽然想起秦始皇同志，成绩不小吧，可他49岁便死球了——咱还活着，顿时喜悦起来。”“是啊，活着就是大成就！”我恍然悟道。这样一说，也这样一想，心中的恐惧感似乎渐渐地淡了。

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来的时候，我居家枯坐，忽然想听贝诺法王的祝福。贝诺法王的祝福是西藏的佛乐。音乐使人远。漫天的雪花使这个世界浑茫一片，我望着这个看不清的世界，觉得脚下的一切暂时可以放下了。而心，正向着远方。但是，一天一天被脚下这片立足之地所困，视野受限，心竟然飞不起来了。所以，想到了音乐。想借助音乐的力量。一下子就想到了贝诺法王的祝福。

贝诺法王的祝福是天律前年送我的。天律曾在终南山出家三年，后返尘世，在一家老板信奉藏传佛教的公司负责佛堂事务。他还俗后很久，我去看他，他送了我一张贝诺法王的祝福音乐碟片。夜深时听，心为所动，感到雪域高原就在眼前。那一年夏天我恰好去了一回西藏。虽然受不了青藏高原反应，再加严重感冒，痛苦不堪，但对西藏还是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贝诺法王的祝福听起来感觉是佛乐，藏传佛乐。像是一个老喇嘛的颂唱。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声音。苍茫，遥远，从容，淡定，落寞，坚定。像诉说，像独吟。让人想起苍茫的草原，泥泞的无尽的道路，黑夜里的烛火，沉默的雪山。

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颂唱。

可是，我几乎找遍家里应该找到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哪里去了呢？

去年我去西南远行，路上带了几张碟，其中就有一张是贝诺法王的祝福。贝诺法王的祝福，伴着我走了几千里的路。记得回来放起来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后来还听过没有呢？记不起来了。那些匆忙的日子啊，几乎没有闲过。

冒雪出门，买了两张与西藏有关的音乐。卖碟的极力推荐，说极好听，卖得火。一张是“萨顶顶”的歌集，35元一张，卖碟的说是中国唯一得“格莱美”奖的女歌唱家。一张名为《无尘》，卖碟的说是纯音乐，也是35元一张。“无尘”二字给我以遐想。两张都买了。回家，拍掉身上的雪，先听“萨顶顶”的，听了一首，感觉太像流行音乐，俗，媚俗，再听一首，两首，感觉一样。不听了。听《无尘》，第一首乐曲名为《用心感受》，我用心感受，旋律像贝诺法王的祝福中的，但感觉唱得太轻佻。再听几首，感觉还是这样。算了。听不成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确实是经验之谈。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也确实是经验之谈。

忽然想到了百度。可以在网上找。搜索“贝诺法王的祝福”，找到了很多有关的条目。有介绍贝诺法王的，涉及佛教的许多专门知识，没有细看。再找，居然找到了音乐——贝诺法王的祝福，可以在线播放。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我点开播放器，一首一首地听。

贝诺法王的祝福。

眼前渐渐模糊了，我似乎只看到遥远的天际……苍茫的草原，泥泞的无尽的道路，黑夜里的烛火，沉默的雪山……

2007年春节，山西五台山

寒来了，雪落了，让人惊觉：又是一年岁末了！少年甚至青年时，总觉得岁月漫长，也特别喜欢“漫长的岁月”这样的词语，觉得有一种能引起人无限遐想的诗意。漫长的岁月啊，能激发一个少年一个青年多少关于人生的美妙想象！而今，又是一年秋尽冬来，我的人生五十已过，转身一望，原来感觉中的那些漫长的岁月竟然一晃而过。

漫长的岁月一晃而过！

岁月如风，流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岁月如刀，将漫长的日子切割得片甲无存，不留后路。

在这曾经的漫长岁月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呢？生命的辙痕上，有什么值得回望的呢？

没有。只有淡淡的正在远逝的岁月的背影。这真的让人惊悚，令人怅惘，叫人悲哀。

生命如花，曾经盛开；生命如风，已然吹落了五十年的光阴。

于是恍然醒悟，真的应该给生命中留下一些值得记忆的记忆。五十以后，重新开始，从零开始。

与其让漫长的岁月一晃而过，不如给这漫长的岁月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雪泥鸿爪。古人曾经意识到的。

2007年春节，山西五台山

  

在我匆忙的生命行程中，我时常贮足——在我遭遇顿挫的时候，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向云烟深处的南山眺望。那里是隐士的隐居之处，修行之所。仿佛寻找校尺一样，我常常在苍茫无措的时候，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校正谬误的标尺。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写的不正是隐士乎？真的隐士，古往今来，都是高士和美人。

晋之陶渊明，唐之寒山，正是这样的两位高士和美人。

面对高士，我们只有崇仰，面对美人，我们只能自惭形秽。

年轻的时候，对隐士，虽有向往，却颇多误会。年过五十，所经者多，对隐士似乎多了一些理解。

误会一：隐士只是隐于深山。

误会二：凡隐者皆为人生之消极者。

    随着阅历渐多，渐渐明白了，隐，其实是人在生命当时的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隐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无法选择时他选择了退出，也就是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不江河日下，不与汝同亡。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无论隐在哪里，都是隐在心里，心里有一个隐，我隐故我在。三国时徐庶原效命刘备，拜为军师，后因老母被曹操挟持，无奈转投曹营，然立誓在曹营“终身不设一谋”，言信行果，此亦隐也，隐于贼窟，说明即使是贼窟，亦可隐也。1949年后，沈从文隐于故宫，隐于中国古代服饰，沈从文因此从边城走向世界，文学史中的那个沈从文还是那个沈从文。老舍呢，巴金呢？哪一个老舍是真老舍，哪一个巴金是真巴金？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巴金才要“说真话”，才敢“说真话”，面对后来要说真话自然是因为曾说过假话因此显出了多个面目的巴金，我们如何分辨哪一个才是真巴金呢？寿则多辱，不隐也多辱。老舍受不了辱，只好投身太平湖。为什么选择的是太平湖？文人对文字是讲究的，太平湖，何其意味深长也。

隐也不是消极，隐，是从黑影里淡出，而又显现于另一个光明地，比如葱翠的南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定要对一切人和事都要一如既往地持积极的态度，有时候，所谓消极，正是积极。陶渊明从官场退出来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隐田园，消极了他人的官场，却积极了自己的田园。消极乎？积极乎？历史地看，当然是积极的。陶渊明不隐，何来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复有矣。寒山不隐，焉有寒山诗？“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不得闻矣。所以，隐，并不是一味地等死，而是安贫乐道，积极于更有价值之事。

在我匆忙的生命行程中，我时常贮足——在我遭遇顿挫的时候，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向云烟深处的南山眺望。那里是隐士的隐居之处，修行之所。仿佛寻找校尺一样，我常常在苍茫无措的时候，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校正谬误的标尺。我知道，南山隐士，就是我的校尺。

 

南京夫子庙

七月底，我才从江南回来，到了九月，难得有点儿空，我又下了一次江南。同行四人，有老友建滨。我们是“自驾游”。我的经验，去大城市乘火车、坐飞机快捷，但去一些小城镇，还是自己开车方便。屈指算来，我这已经是第八次下江南。我是北方人，世居大秦关中长安，但一直对江南充满神往。细想起来，这种神往，源自于读江南的诗文描写，江南于我，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想象。

七月到江南，我曾到上海，在依然繁华的南京路住了两天。心中说，二十年可以不来上海了。满眼拥挤不堪几乎见不到天的摩天大楼，稠得流不动的车水，喧嚣得令人透不气来的商业市声，此种景像，全中国的大城市，包括西安，都一样的。七月到江南，原准备去周庄、乌镇这些神往已久的江南小镇，但没有带车，感觉很不方便，没有去成。所以，这次江南之行，我对建滨说，咱们绕过大城市，专去小城镇。

建滨欣然同意。但是，车一上路，他又建议，咱们路过南京，可以夜泊秦淮，逛逛夫子庙。毕竟是读书人，夜泊秦淮，逛夫子庙，显然是他对于南京的文化记忆。而且，他至今还没有去过南京。

我们第一站就到了南京。夜幕降临时我们进城，直奔夫子庙。为了体验夜泊秦淮的感觉，我们专门找了一家靠近秦淮河的旅店住下。放下行李从旅店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建滨电话中与他的一位大学同学约好，我们在夫子庙见。从显然是后来修复的明城墙过门而入，找到夫子庙，这里果然灯火辉煌，甚是热闹。建滨的同学在南京一所大学任教，他说，这个地方离他们学校很近，但他平时不来这里，来这里的一般都是外地的游客。没什么可看的，他重复了几遍说。他这么三说两说，至少我的游兴有些索然。打眼看去，街道两旁满眼都是现代化的商家，所售物品显然大多是针对游客的。东西杂乱，什么都有，但是档次不高。问题是，游客来自外地，可这里的东西多是大路货，全国各地到处都能看到，有地方特色的少见。夫子庙、江南贡院这些古迹，乍一看古色古香，有些旧时气息，但仔细一看，多为新修，看起来意味就不多了。踏上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向两边的秦淮河眺望，河上灯船穿行，两岸酒家处处，令人不由想起我长安人杜牧的诗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建滨的同学带我们去找酒家，看了几家，贵得离谱不说，关键是皆大不合我秦人口味。于是，寻到一家小店，要了几笼包子，虽然口味也不对，却只好勉强充饥了。出了包子铺，忽然看见对面有一处“李香君故居陈列馆”，进去看了看，里边有“媚香楼”，“李香君史料馆”，靠河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家码头，据说李香君当年就在这里出入画舫，伴歌秦淮河上。一切都煞有介事，一切却又都呆头呆脑，找不到与李香君那个灵动的女人的相似之处。出来又往文德桥方向走，看到一街门上书写着“乌衣巷”三字，心想这是老街道了，进去，见到有一个高悬“魏晋遗风”匾额的院落，据说这就是王（导）谢（安）古居了。乌衣巷与王谢家族在后世俗名显著，实在与唐刘禹锡那首题名为《乌衣巷》的诗大有关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已成诗中名句。我依稀记得有一年曾来过这里，就没有进去。再过文德桥，建滨的同学引我们沿着河边走，说那里沿河有茶座。建滨的同学原本秦人，落户南京，从他的言谈观察，他离秦人已远，但好像也没有完全融入南京。秦淮河畔不时传来歌声，但男声唱的是腾格尔的《蒙古人》和《天堂》，女声唱的是韩红的《天路》。我困惑了：这是南京，还是蒙古草原？是秦淮河畔，还是青藏高原？看过去，河畔听唱的人还真不少，黑压压一片。《玉树后庭花》在当今时代，没有人唱或没有人会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南京——江宁——金陵或者说江南，就没有自己地域的歌曲了吗？噢，我明白了，这里所唱，都是唱给外地游客的。可是，外地游客哪怕是蒙古人或者西藏人，来这里是要听蒙古歌曲和西藏歌曲吗？我忽然想到全球化这个颇为时尚的词语。这就是全球化或者全什么化吗？在秦淮河畔，忽然听到《蒙古人》和《天路》，我感到极其别扭。或者说，再没有比这个更别扭的了。尽管这几首歌我平时也还喜欢，但在这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一时间，竟有一种驴唇对着马嘴的感觉。

传说中的李香君故居

孔尚任，《桃花扇》，李香君，刘禹锡，《乌衣巷》，王谢家族，曹雪芹，《红楼梦》，江宁织造，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这些文学人物、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人物有关的物与事，让我们知道了南京——江宁——金陵，或者说，给我们塑造了南京的文化形象，给我们营造了南京的文化想象。说实在的，看到实地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一刻我真的非常失望。这里是南京的夫子庙吗？这里是金陵的秦淮河吗？这是全国几乎到处都可以见的景像啊。与其说我们是冲着实地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还不如说我们是奔着文学想象、文化想象中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面对这巨大的落差，到底是有关文学作品描写得不真实呢，还是我们的文学想象有误？是古人与今人的心理感受有了不同了呢，还是全球化、一体化把一切文化个性都化没了？南京啊南京，江宁啊江宁，金陵啊金陵！这个南京，居然还是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所在地，文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夫子庙，总该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吧？夜泊秦淮，让我震惊，也让我感到哀伤。

早起第一要务，是蹲厕和读报。《华商报》报道：有一个涂姓博士，32岁，由于被浙江大学录用，今年6月从美国回到中国，9月跳楼而亡。遗书中称：“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这个报道分为三段，各有一个小标题：一，从芝加哥到杭州：他告诉妻子，国内有项目等着他。二，成为学术骨干：他告诉朋友，困难比想象大得多。三，意外的抑郁：他遗书里说，当初决定下得草率。报道之后附一“猜测”：“跳楼与评职称有关”，一“反思”：“海归也是高危群体”。

说实在的，类似的或不类似的关于我们这个社会和生活中负面的现象以及消息看得多了，看了也就看了，不能说一无触动，但绝大多数是司空见惯，因而也就几近麻木，不想说什么更不想写什么。说也白说，写也白写，而且还浪费时间。

今天却不忍不住想记点感想。记一点吧，不然过两天就忘了。

首先，为涂博士年轻的生命“草率”地结束深为惋惜。

其二，对涂博士年幼的将上幼儿园的女儿、年迈的父母和仍然年轻的妻子深表同情。同时，站在这一群年幼、年迈和年轻的家庭成员的立场，我对涂博士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道德和道义的谴责：你从11层楼纵身一跃，你一了百了，你没事了，你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了，你让你身后的他们怎么办？他们将何以堪？报道中说你是孝子，你应当也是慈父，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你怎么能只顾你的感受？

涂博士，你真糊涂！

你是博士，而且还从事博士后工作两年，读书可谓多矣，但读书首先是要明理，你怎么不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呢？

一，你不明白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有一些最简单的不同。你以你在美国接受的理想教育来对照和要求中国的社会现实，批评国内学术圈残酷、无信、无情，你不知道美国和中国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一个是白天的时候，一个就是黑夜了吗？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我们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也难怪，你的人生之路太顺，高中毕业就被保送进入中国名头最响的清华大学，之后又顺利地拿到全奖学金到美国读书，得博士，再从事博士后研究。你比当年的胡适还要厉害。胡适1917年从美国回来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时，年27岁（实足26岁），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手。可是今非昔比，胡适们当年的博士是人中之龙，是香饽饽，而中国现在的博士不说是人中之虫吧，但因为已经多如牛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国家自己也培养自己的博士了，也只能说是人中之人了吧。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当教授，月薪就拿260银圆，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四五万元（今天黑市上一个银圆卖人民币200元左右），你今年32岁，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每月扣掉房租到手收入2000多元”（报纸语）。这是中国的现实，已经很不错了。多少中国培养的博士想进入大学，只为有一碗饭吃而不得其门而入，这个简单的事实你知道吗？据“猜测”，你的跳楼与你没有被评上“副教授”有关。那么，根据这个空穴来风的“猜测”，说明你对我国的职称评定以及职务任命还大大地不了解。我国的职称评定，乍一看是“评”，看透了原来是“平”——“平衡”，具体单位的平衡，主管部门的平衡，社会的平衡，包括按年龄排队，排在前边的也就是年龄大了的要先“评”或“平”，不平则鸣。此中学问大矣，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连类及物，打个比方吧，如同我国的职务任命，不是看你的德或才——但是，在社会誉论特别是文件中一定要写上并强调“德”及“才”云云，而是看你跟了谁，或者说你是谁的人。“谁的人”，明白吗？就是中国古代那种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主上”和“臣妾”的关系。说你有德或有才的，是你上边那个“核心人物”，而不是你下边的人、周围的人以及除那个“核心人物”之外的上边的人。此中玄奥，很早以前就被我们中国人总结出一句话，道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说的就是这其中的至为简单和浅显的道理。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这还是胡适所处的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和“解放前”？关键是，你以为是在美国？总之，你想得美了。

二，你的最大失望抑或绝望，可能还跟你回国后在“项目”工作问题上有关。待遇或言工资低，“副教授”职称没有评上，如此等等，未必其力量能大到足以致你于死地。从报道上的小标题其实也是事情发展的逻辑看，你之所以兴冲冲归国，是因为“从芝加哥到杭州：他告诉妻子，国内有项目等着他”。接下来则是：“成为学术骨干：他告诉朋友，困难比想象大得多”。最后则是深为悔恨：“意外的抑郁：他遗书里说，当初决定下得草率”。报道中说，你尽管在回国前与芝加哥的朋友交流中，对困难早有预见，然而困难还是比你的想象大得多。出乎预想的一点，就是回国以后并没有项目可做。再加上在杭州那样的“人间天堂”“居大不易”，房贵薪贱，同是留美博士的妻子一时还居然找不到工作，再加上“副教授”职称一事可能遭遇不顺，诸如此类在我们看来很平常也很正常而对你则出乎预想的小事情，一起施压于你，你就焦虑了，以至得靠药物才能成眠，最后竟至走上绝路。没有“项目”可做，或者就是没有事情可做，在我们国内，很平常，也很正常，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和适应呢？你千万不能把你列入所谓的“学术骨干”当一回事，说穿了，那只是也真的是我们国内的单位对上和对外的一个说法，为的是换来有关经费，换来领导的政绩，换来媒体的表扬，千万不能当真，更不能当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认为就一定要有事可做，甚至要有“项目”可做。如我等，虽然名列“正高”职称——相当于教授之类吧，年龄也不小了，却一直干着高中生甚至文盲都可以干的事，还不是一直就这样过来了。没有高层觉得这样对你不妥——浪费人才云云只是领导们说说而已，没有同僚认为这样对你不公——不公的事多着呢，比这个更不公的事也屡见不鲜，我们自己也不认为这样就不正常。我们如果因此而焦虑，而这样那样，那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找不快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诚如浙大党委宣传部部长在“反思”中说的，像你们海归派，回来后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适应”什么呢？当然是“适应”“国情”了。不了解“国情”，或者如你所言虽然有所了解但又“自以为是”，当然就无法“适应”“国情”了。

唉，唉，死者长已矣，说这些有何用，又何忍！

死者长已矣，生者应何处？

自省一：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虽然我们一直“苟且偷生”着，但“苟且偷生”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里，还是被鄙视和被批判的。问题是，不“偷生”，那就只能像涂博士那样，以某一种理想精神和现实去碰撞，其结果只能是从高空跃下。高贵地死去，苟且地活着，只能选其一。我们必须面对。

自省二：我们得给自己找一个苟且偷生的理由或者说是哲学。不是有“活命哲学”这个说法吗？所谓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给人如何活命寻找一个根据或理由。为了证明我的这一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请允许我在这里掉一下书袋。美国学者路德·宾克莱在其《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5月第1版，1986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内部发行。下引该书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说：“二十世纪初期，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运动，它给现代人提供一个令人心悦的行动方案。实用主义的方法，如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所发展的那样，给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一个哲学根据。”（第20页）“威廉·詹姆士认为哲学不是孤立的、客观的、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他自己试图找到一种能赋予他生活以目的和意义的世界观。”“在威廉·詹姆士看来，哲学有一个主要的实用的目的：赋予一个人的生活以意义。”（第21页）在威廉·詹姆士看来，“凡是行得通的就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真正有所影响”。（第23页）好了，不再引用更多的话来证明了。是的，这只是实用主义的观点。问题是，“更为重要的是，实用主义者接受了社会科学的各种发现，并且承认了各种价值确实是相对的”。（第20页。抱歉，我又引用了一次）这就是“理想的冲突”，也是“多元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么，在我们中国，有什么哲学可以称作是“活命哲学”呢？首先，当然是老庄哲学。老庄哲学我这里就不多谈了，请读一下当代作家王蒙先生的《老子的帮助》，我们一来可以窥见老子哲学的某些内容和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老子哲学对王蒙先生的帮助中，具体地感知老子哲学的巨大人生帮助作用。王蒙先生曾是时代的宠儿，后来又被打成“右派”，流放多年，复出后也是经历非凡，如今已经七十过五，过了古稀，算是高寿了，可见老子的帮助或者说是“活命哲学”的作用何其伟大。其他的呢，限于篇幅，就不多讲了。

顺便说一下，我听过不少弱者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弱者，十分弱的弱者，常常在一些会议上慷慨激昂地批判老庄哲学，说老庄哲学是弱者的哲学，是失败者的哲学，是精神鸦片，是自欺欺人的哲学，是最要不得的哲学。对这些慷慨之论，我向来不以为然，并对这些弱者大言背后所掩饰的弱不禁风之风骨深表同情和怜悯。大言害人，且害人不浅。当心啊！

自省三：对我们的社会要有全面的认识。年轻人容易从一个角度片面地认识社会，显然，这样容易走极端。一味地讲正面和光明面会产生遮蔽作用，人一旦看到另一面可能心理上一时无法适应和接受，陷入精神危机。只看负面、黑暗面也会产生屏蔽作用，使人的心理陷入悲观以至绝望，不利于直面真实的人生。可是要一个人学会全面地看待社会，辩证地对待人生，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浙大党委宣传部部长在“反思”中就很明白这一点，“适应环境需要一个过程”。据报道，我们国家的GDP逐年攀升；也据报道，武汉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因受贿被抓，案发原因是行贿者欲休妻，妻子遂见义勇为，将丈夫建造武汉大学学生公寓时向此二人行贿事实向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为民除害。对这种正负面的报道，都要看，都要听。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极其可笑可能也极其可恶之事，要有泰然处之之胸怀，波澜不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比如，据可靠来源，某地一位公立大学的校长，面对一批教师和社会贤达，在某个私下场合却公开讲：“在××学院这一亩三分地上，我想日谁就日谁！”俨然封建领主！奇或不奇的是，没有见那些随时可能被“日”的教师当面表示愤怒或提出反对意见，表示要捍卫自己的屁股。多么宽广的胸怀和气度！问他们何以不反抗，他们说，唯其不反抗，才可能不被“日”；换句话说，他们胆敢反抗，或者没有这个宽广的胸怀和气度，则最有可能被“日”。再比如涂博士非常义愤地谴责的那个国内学术圈“无信”这个问题，对这一点，要从大处着眼。要知道，我们国家目前还是一个有“法制”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高官比如校长给你说的话包括诺言，它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而且，说这话的人自己对自己都不敢保险，就是说，朝不保夕，早上放了话说不定下午就被“双规”了。何况，我们国人中有很多是只说大话不办实事的人。因此，你要如彼等“有信”，谁给他们“信”？所以，你是不能“信”，也不敢“信”的。虽然我们的老祖宗老教育家孔夫子早就说了，“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但我们这个社会在“信”的问题上早就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各种宣传机器成天宣传（呼叫？）“诚信”，你还“信”什么？你在这里言“信”信“信”，只能说你是初来乍到，“适应环境需要一个过程”（浙大党委宣传部部长之谆谆教诲）。因此，多一些对这个社会的全面了解，我们的心态可能会好一些，即使心态不能好一些，也可能会提高我们承受羞辱、承受苦难的承受力。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那一年曾经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现在，一个归国（报国？）博士自杀而亡，我相信，绝对不会引起哪怕持续几天的关注，甚至，在这个各种声音竟相喧嚣的时代的海面上，连一点涟漪也激荡不起。当年，“潘晓”一个人的苦闷，竟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大家在关注“潘晓”的同时，也在认真打量和反思我们的社会。今天的人们，成熟抑或麻木多了，估计没有几个人关心涂博士的遭遇。涂博士的故事，基本上只会成为少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情者有之，冷笑者也会有之。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人也变了。特别是我们长期生活在本土的男女老少，成熟多了，坚韧（忍？）多了，看到涂博士的故事，一般只会惊讶他怎么会如此脆弱？在今天，好像看不到那些给年轻人指路的人了，当然也没有人再关心年轻人的“草率”作为了。人们挣钱的热情越来越高，人对人的关注越来越冷漠。许多权威的声音说，这样才是正常的，这样就正常了。所以，全面认识我们的社会无疑是一个很大也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够了：今天，只有你才是你的关心者，你的问题也只有你才能解决。

我忽然想到了老舍。1949年12月，老舍接到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国的信以后，从已经住了将近四年的美国回到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老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面对当时的代际转换，许多进入新社会的老作家都无从下笔因而搁笔不写了，老舍依然在适应中勤奋笔耕，居然获得“人民艺术家”之光荣称号。1966年“文革”一开始，老舍就在被逼无奈中跳了太平湖。一叶知秋，老舍的遭遇特别是心态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由一叶知秋我又想到了和这个成语有关的一个故事。1962年，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人将一份旨在“报忧”的《当前形势怀感》（此文因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被伟大领袖引用，后来又以《一叶知秋》名之）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当前形势怀感》说，当时“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杨伟名感觉到的困难形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但是，这篇文章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伟大领袖看问题自有其过人之处，高瞻远瞩，独具只眼，他把“一叶知秋”作了多意向的阐释。在1962年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当前形势怀感》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涂博士归国仅仨月就跳楼而亡，绝望的时间比老舍缩短了。他为何跳楼，据遗书说，是“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句句是血，想必不是杜撰或夸大。这件事发生在浙江大学，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却知道这个浙大在中国大学里排名靠前，大约在前几位。涂博士之死，一来说明涂博士性格还是比较脆弱，或者说对国内情况适应还太慢；二来说明当前我国的生存竞争环境包括学术生存竞争环境日趋激烈或言残酷；三来呢，我们的学术环境、教育环境乃至社会环境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丁点儿问题呢？总不能像报纸上的那个“反思”那样，把一切问题一切责任都推给归国刚仨月的“涂博士”吧？教育乃百年千年大计，国之根本，民之长远，教育界乃国之栋梁、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聚集地，不敢说就是我泱泱中华最后之净土，但至少不会太不干净，然教育界都已如此，我们还敢指望什么呢？当然，对同一个现象和问题，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看法。还是伟大领袖说得好，“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

从长安县乡下来到西安城里，那一年我14岁，住在竹芭市。据说唐代的程咬金当年就住在竹芭市，并以卖竹芭芭为生。我到西安城的这一年，是1972年。我家住竹芭市129号，房子是一个木板两层楼，房顶苫瓦，据说民国时期是一家照相馆。我家住楼上，楼上共住了五家，基本上是一间屋住一家人。从楼上往外望，西安城里的建筑，满眼都是青砖苫瓦的平房，只有极个别的古代建筑和极少数的简易现代建筑突出在一片青瓦屋顶之上。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被整片拆除，代之以一片高耸入云的现代高楼大厦。我妹妹说她专门回去看过一次，结果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迄今我在西安已经住了37年。五十而知天命，虽然还没有走遍天下，但走过的地方也还不少，国内差不多走遍了，觉得最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或者说，生活上感觉最惬意的地方，还是西安。一是西安的食物最可口，可口的食物爽口又健身，实为人生一大享受；二是西安的去处最可心，忙里偷闲，可心的去处转一转，看一看，精神爽，心情好，乃生活又一大享受。其他佳处，暂且按下不表。

先说吃吧。其实西安最好吃的，还是所谓的“小吃”，而非大餐。当年的竹芭市南头，有一家国营饭馆，经营的无疑是一些炒菜一类的“大餐”，我在那里住了八年，居然一次也没有进去享用过。国营饭馆的南隔壁，是一家小集体饭馆，很小一点铺面，晚上常卖醪醩，五分钱一碗，我有时攒够了钱，偶尔也去品尝一碗，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是豪华。这家饭馆早上卖甑糕，两毛钱一小碗，闻着极为诱人，当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但是太贵，我只吃过一两回。直到今天，我已年过半百，西安市有名的大小饭馆差不多都吃过了，全国东南西北吃过的地方也不少，但依我的口味，我还是觉得甑糕是天下极少数最为好吃的食物之一。甑糕，是关中地区的传统早点食品，是以糯米和红枣为原料制成的一种甜糕，特点是枣香浓郁，软糯黏甜。在西安，回民坊上制作的甑糕最为美味，而西大街麻家什字的“东南亚甑糕王”家的甑糕吃起来味道最正，过口难忘。所谓“甑糕”，就是以甑这种炊器蒸出的甜糕。甑是一种底部有小孔的炊器，据传，甑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产生，新石器时代有了陶甑，商周时代发展为青铜铸成，铁器产生后，又变成了铁甑，近年也有用白铁叶子焊成的，而以陶甑蒸出来的质量最好。

甑糕宜于早点或当作晚饭后的佐餐，正餐还是吃羊肉泡最为来劲和过瘾。羊肉泡全称应为牛羊肉泡馍，其中又分为泡馍和小炒，做法不同，调料有异，味道自然各擅胜场。牛肉羊肉，各取所需，泡馍小炒，各有所好。我过去爱吃泡馍，泡馍味香，现在爱吃小炒，小炒味浓，说不上为什么，似乎只是口味的取舍。当年住竹芭市时，正上中学，家贫，从来没有钱上馆子吃泡馍，吃过的屈指可数几次，是学校老师让我们给学校的基建工地背卸水泥，卸半天可以招待一顿泡馍。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在南大街光明电影院旁边的一家泡馍馆当厨师，时常给家里偷偷提些泡馍汤，很让同学艳羡，有的同学则吃不上葡萄就骂人家为不正之风——相当于今之腐败。我清楚记得，当年一碗羊肉泡馍是两毛五分钱一碗，那个香美可口，在我的食觉印象里，是唯一可以与甑糕媲美并且吃起来在香美过瘾上有过之而不及的美食。至今细味起来，想其因由，盖当年极少吃肉耳。

回民小吃里，还有一个肉丸糊辣汤，小时候没有吃过，近些年才吃，好吃。往往是，当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就只想吃这个肉丸糊辣汤。虽然肉丸糊辣汤一般只当作早点卖，其实一日三餐皆宜，回民坊上就有一天到晚卖肉丸糊辣汤的。在我来说，甚至一日三餐吃它都不觉得餍足。今年春节，招待从乡下来的父亲，一日晚间，忽然不知吃什么好，就想起还是吃肉丸糊辣汤可口，于是打出租长驱几十公里，从南郊跑到麻家什字，吃了一回肉丸糊辣汤，觉得过瘾极了。我是过瘾了，细瞧父亲，却一脸的漠然，似乎不以为然。

西安的小吃，还有一个品种，俗称“肉夹馍”，其发源地就在我们竹芭市，那就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樊记腊汁肉店”。竹芭市的“樊记腊汁肉”为“肉夹馍”之正宗，其味之美，绝对胜过现在的“肯德基”之“汉堡包”，又比其便宜许多。竹芭市南头就是南院门，而南院门的“春发生葫芦头泡馍”，又是西安葫芦头泡馍的正宗。所谓“葫芦头”者，其实与葫芦无关，乃猪肚肠也，加以其它佐料精工制成。相传唐时即为美食，又经名医孙思邈指点，味道更为醇美且兼具食疗功效。当然，“肉夹馍”也罢，“葫芦头”也罢，我住竹芭市即上中学时只是闻其美名却并没有尝过“梨子”的滋味，品尝它们，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对我来说，西安可心的去处，其实就是几家书店，几处文化文物胜地，几个旧书旧货市场而已。上中学时，最喜欢的去处，其实是南门城墙。那时的城墙随处可上，更不要钱，而竹芭市离南门很近，拐两个弯就到了，所以只要天晴，几乎每天必去。与同学玩伴去，一人也去。城墙不能随便上了，年龄渐长，喜欢读书，第一爱去的地方，是地处南院门的西安古旧书店。至今依然。一为因为近，竹芭市离南院门很近，二是因为西安古旧书店书的品种虽然不多，但都是读书人喜欢看的。西安古旧书店店名是集鲁迅的字，主要经营古籍、文物图册、字帖等。古旧书店卖线装古书的时候，我年少无知，不懂线装书的好和美，所以视而不见，如今开了一点窍，这里的线装书已经没有多少了，好的更是少见了。此处也卖旧书，但基本上是出版社几年前积压的品种，说不上旧，“文革”和“文革”以前的书都很少见。名曰古旧书店，其实还是新书为主，新出的古籍，放了几年的旧书，如此而已。纵然如此，也还是爱去。近些年，喜欢去的大书店，一是位于小寨长安路上的嘉汇汉唐书店，这是目前西安最大的民营书店，书的品种多而全，这一点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不上，二是万邦书城，在小寨东路上，主要经营人文社科类的学术书籍，品位高，品种也多。逛这两家书店，总是大包小捆拎回，几乎没有空手而归过。还有一家私营书店，名“博文书店”，原来在后宰门，前年搬到柏树林，老板是一个爱书又懂书的人，很有眼光。接触时间长了，我们彼此都很熟悉，他常给我提供许多有关书的信息，使我获益不少。此店门面虽然不大，进的书却都很精，从传统古籍到现代学术前沿，古今中外都有，偏重于文化品位和收藏价值。其中有很多书打折较大，这些书都是一些国内名牌出版社多年前的库存积压，有的书较为冷僻，虽不是畅销书，却有学术价值或收藏价值。在这里，常能“淘”到低价好书。

有时闲了，我喜欢顺着南城墙里，一路逛去。从城墙西南角的古玩市场，一直逛到湘子庙街，这里是书画店聚集的地方，再到书院门，这里是书画、古玩、文房四宝的聚集街区。当然，真正要淘古玩，还是得赶八仙庵的星期天市场。小东门里的古玩旧货市场和朱雀路南头的古玩旧货市场，也有可看之处，可淘之物。在这些地方，常能遇到一些未曾见过的玩艺，让人长知识，开眼界，也常能看到一些只在书中见过的东西，让人学而见之，加深印象，领会深刻。我家里摆的许多小玩艺，都是在这里淘的。

西安碑林，是陕西最早的博物馆，始建于北宋年间，其碑刻艺术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要习字学书，常来这里观赏揣摩，不会走偏路，会懂得什么是字，知道什么是书法，不被人蒙住吓住。小寨东路上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小雁塔里的西安博物馆，文物之古之精之多，国内少见，进其门，观其物，常让人大饱眼福，大开眼界。这些地方，其实不应该是为参观而参观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学习的地方，或者说，是与古人对视的地方，来了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家住西安，有这么好吃的吃货，有如此好看的看处，实在是三生有幸，不乐复何如？

南京。李香君故居。桃花扇。

扬州。瘦西湖，二十四桥。

周庄。双桥。

周庄。

乌镇。

奉化，溪口。蒋介石戎装油画。

雪窦山。

我家院子里的树

东江坡村位于杜曲镇东五华里。村子背依少陵原，南面樊川，远眺即是终南山。东邻西韦村，南临潏河，西接西江坡村，北面少陵原上与大兆乡之庞留井村和庞留村最近。村东边半原上是唐代著名寺院兴教寺。村西建有药王庙，药王庙自古就有，为村民驱病祈福之所，文革间被毁，前多年已重建，常年香火不断。村南潏河北岸之荒滩地原来散居着一些住户，原来属于东江坡村，后来全部迁移到南岸，独立成村，名为下红庙村。

东江坡村现有村民420余户，1500余人。有土地1600余亩。主产小麦、玉米、水稻。一年两收。村里人说，我们这里五谷杂粮都能种。到2005年，村里已不种水稻。问其原因，村人言，种水稻之水全靠人工引水灌溉，人工看水和浇水用电费用都过于费工费钱，一算经济账，不划算，所以都不再种了。

东江坡村是一个古老村庄。宋人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记有：“越姜堡过兴教寺”，姜堡即今江坡，系谐音演变而成今名。据马长寿先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西晋十六国时期关中羌堡后来多写为姜堡。清嘉庆《咸宁县志》中已分另记为东江坡和西江坡二村，沿用至今。

村子里的大户姓，从东往西，依次为李、王、田；小户姓为姚、席、南、邢、刘、高。

村子里的民俗和乡俗主要有：农历二月二耍社火。农历二月二与西江坡村演对台戏，在东西江坡的接壤处，药王庙前，两村摆开对台戏，看谁的戏赢人，至今如是。村中有自乐班，常自编自导自演戏曲节目，或自娱自乐，或在过年过会时公开演出。解放后，依着时代变迁，陆续排演过《小二黑结婚》《二雀离婚》《槐树庄》《红灯记》《白毛女》等，远近闻名，还经常应邀到其他村子和单位演出，极受欢迎。我少年时在村里，看过村子里的自乐班排练演出《红灯记》和《白毛女》，也曾随演出团到少陵原上的村子和终南山下的工人疗养院演出，确实为一年中最为热闹兴奋之事，印象极为深刻。另一民俗为取水，即大旱之时向天祈水。村子东边兴教寺下，古来有一庙，名太白庙，庙旁边当年长有一人合抱不拢的大槐树，庙前树下有一水洞，洞中有一股流自少陵原下的活水，每遇天旱，村民即成群结队，到此举行取水仪式，向天祈雨，据说还特别灵验。

东江坡村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村庄，但一直平静地存在着，询以村中老人，古往今来好像没有出现过什么历史人物或大人物。村里有一个说法，说是村旁有一个寺院，这就是兴建于唐并被列为唐时樊川八大寺院之首的兴教寺，寺里有一个唐三藏塔，那是玄奘骨殖葬埋之塔，高五层，因为有这一高塔，所以村子里出不了大官，但可以保佑村子平安，因寺院为宗教之场所，与文化有关，也许会出现文化名人云云。但村子迄今也好像还没有出现过文化名人，就是村史或有关村子的历史记录、记载之类，问以村子老人和干部，也答说没有。村子原来有一所小学，现在没有了，村干部说是因为就学学生太少，并入邻村了。我在东江坡村长到14岁，就在这里读的小学，后来也经常回来，对村子还是有一些了解和感受的。我觉得，乡村生活因为单调所以显得平静和安稳，村民基本上还是在为温饱问题熬煎和奔忙，生存之外的精神追求直至今天还不能成为生活中的另一部分，更不要说成为重要的部分。村民的文化生活过去主要是自乐班，如今主要就是看电视。上学读书虽然已成为村中儿童少年的必由之路，近多年村中也走出了若干大学生和研究生，但多数还是为了未来的生活出路。纯粹意义上的读书和读书人还是太少。所以，要了解这个古老村庄的昨天和历史，缺乏书面文字记载。

               兴教寺唐三藏塔

我走访了村中的几个老人和干部，了解到一些情况。村子里的负责人应该说都是村中的能人，他们或上或下的历史从一个角度或显或隐地勾勒出村子解放以来发展的轨迹。

1949年即解放前以前的情况，村子里已没有几个人能有记忆了。老人们回忆，解放前东江坡最后一任保长是姚二爷，那时国民党政府实行联保联坐制度，村长叫保长。姚二爷大名在外，真名叫什么人们反而记不起来了。老人们回忆，此人胆子正，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一是当年与西江坡村闹矛盾，耍社火的信子不敢从西江坡过，姚二爷说，过，我坐在上边，看谁敢挡？他坐在社火信子上，果然没有人敢阻拦。二是临解放前，国共双方军队在这一带常有交火，国民党军一部分来找姚二爷要粮，姚二爷说别个村子里有，径直带着那些土匪一样的兵到别的村子的大户人家去了，保护了本村。

解放初，东江坡村的党支书是南振荣，农会主任是王振来。1949年冬天村里进行土地改革动员，1950年开始进行土改。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时期，村支书为姚培智，村子其他负责人有邢恒玉、司振英。1955年村子搞初级社时期，村里的负责人为南振荣和邢恒玉。

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前，村支书为李树华，大队长为王贵卿。文革开始一段时期，村支书还是李树华。这个李村华我有记忆。文革刚开始闹派性的时候，村子分为两派，一派为“工联”，主要是当时村子里第一生产队到第三生产队的人，即村子东头人的组织，一派为“工总”，主要是当时村子里的四至八队，即村子中西部人的组织。那时农民也游行，也站岗，也查路条，俨然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我当时只是八九岁，算红小兵，也拿红缨枪站岗查路条，让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之后才能过路。也斗争地主和“坏人”，当然也斗争当权派，村支书李树华就被拉到我家隔壁我们本家的一个窑洞里连夜批斗。我革命斗志高涨，晚上不睡去看热闹，可能也举拳头呼口号喊打倒，结果被从不参与革命活动的父亲揪着耳朵狠狠拽回，我参加不成革命其实是看不成热闹心里极为懊恼。文革后期，村里的负责人先后有田荣善、姚学文、南学才、王建坤等。

1977年到1995年，村支书为王学周。1995年到2005年，村支书为席志超。1995年至1999年村委会主任为王贵仓。1999年至2005年南迎利为村委会主任。2005年至今，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为南迎利。

改革开放以来，东江坡村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村子里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村子里的道路全部硬化，人家房前屋后，凡是人行走的地方，都打了水泥地。据说最近还要通自来水。

东江坡村还获得了不少的荣誉：2000年，荣获长安县委、县政府颁发的“文明村”；2001年，荣获长安县民政局颁发的“村民自治示范村”；2007年，荣获长安区关心下一代工委颁发的“示范村”；1999年——2001年，2005——2008年，荣获杜曲镇党委和政府颁发的村“先进党支部”和“先进集体”；2008年，荣获长安区委、区政府颁发的“文明村”。

东江坡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它从有史记载（西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风雨苍黄，生生不息，而今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正在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它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是我的故乡，我衷心祝愿它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乡亲们的生活欣欣向荣，幸福安康。

2009年5月26日晚，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组委会、共青团西安市委主办的“诗满长安·青春风” 系列活动“青春诗坛”在西安市青少年宫举行。我应邀参加，并回答有关诗的提问如下：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有关诗的活动的时候，外面的风很大，感觉是风满长安，诗满长安。现在是仲夏时节，夏风吹渭水，诗情满长安。何谓诗？我的理解，诗的本质和精神是理想和正义。诗是黑暗中的灯火，诗是沙漠中的绿洲，诗是绝望中的希望。诗对人来说，它是朴素的，也是高贵的，所以，诗可以使人优雅，让我们抵抗庸俗，让我们明白，原来人还可以不是这个样子，而能成为另外一种样子；诗对社会来说，它主要的不是歌颂，而是我控诉、我反抗的武器；诗对时代来说，它是那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它是引领时代前进的号角，因而它也是时代精神的最典型的折射；诗对历史来说，它是历史的灵魂，诗史，诗史，没有诗，史是死的，有了诗，史就有了生命，更有了灵魂。

五十岁的时候，一直念着，应该记点感怀什么的，以为人生一个重要驿站的纪念。一直忙着，没有驻足凝思的片刻，似乎就是那么迟疑了一下，岁月轻轻一滑，我就进入五十一岁了。再一回首，五十一岁的日子，也已去了一半。呵呵，时间过得太快了，太快了。少年时，觉得一年的时间过得太慢，仿佛有一辈子那么长；青年时，觉得一年就是一年；中年时，觉得一年的岁月过得快了，一年几乎是以一个月的速度流过。过了五十岁，岁月像是车子步入下坡路，止不住地向下滑，轻轻一滑，悄悄一划，半载就倏忽不见了。

再回首，岁月已远走。只留下一缕烟似的背影。

我在四十岁的时候，一个年过六旬的长者，曾感慨地对我说，人一过了五十，岁月就像撵贼一样快。那个时候我遥望五十岁以后的岁月，还无法想象，更没有切实的体会。如今，似乎有些明白了。人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人不到什么时候说不出什么话。生命，实际上是一个逐渐体会的过程。没有体会，说什么都是白说，听什么都是白听。

过了五十岁，忽然恋家了。就喜欢整天窝在家里，陪着三岁多的儿子玩。乐此不疲。不思进取。我四十七岁得子，算是中年得子，爱子之心当属自然天然，可是我五十岁之前，却不是这样，儿子在心上也不在心上，我的主要心思，是在我的事情上，一大堆似大似小可大可小的可笑可疑的事情上。过了五十岁，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忽地从心上放下了，尽管常常还是马不停蹄，但心中只惦念着一件事，那就是陪着孩子，和孩子一起玩。每天晚上，孤灯照旧书，等着，等着给孩子接上几回尿，等孩子安然入睡了，自己才睡下。

累并快乐着。

在家里。是如今的我。

在路上。是从前的我。

有人说，以人的典型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而言，中国人习惯于“在家里”，而西方人则向往着“在路上”。“在家里”对应着稳定的伦理秩序，属于传统观念；而“在路上”却体现着对未知领域的冒险与开拓，是一种现代意识。此说也许有道理，也许没有什么道理。以我的体会，人年轻时，向往“在路上”，人不年轻了，老了，就喜欢“在家里”。我五十岁以前，喜欢“在路上”，五十岁以后，喜欢“在家里”了。

老了吗？也许是老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吗？除却巫山不是云。

朋友问，最近干吗？答曰：听听音乐看看云，哄哄孩子弄弄琴。吹吹清风读读书，晒晒太阳养养神。寂寞空庭春欲晚，雨打梨花深闭门。闲敲棋子过夜半，枕上酒痕掩泪痕。

——读张曰凯先生散文集《故土怀古》

邢小利 

张曰凯先生是一位资深编辑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张光年主编《人民文学》开创新时期文学新风气之时，张曰凯即是其中一名编辑；李国文主编《小说选刊》时，张曰凯是其一名干将。作为一位编辑家，他对新时期的小说和散文长期关注并深有研究，主编了多种广有影响的小说和散文书籍。张曰凯先生也是一位作家，他1956年即开始发表作品，写小说、散文，也写评论，创作和研究兼擅。《故土怀古》是他新近结集的一部散文集，收文32簏，分为两辑，第一辑是作者写其故乡鲁西北大地人物、风情、历史遗迹和文化典故的文章，第二辑是作者对文坛师友的追忆文章和对文坛一些人和文的评点文章。我在春天的几个雨天，或明或夜，饶有兴味地读罢，颇有收获。

我的体会，“故土”和“怀古”是张曰凯先生第一辑散文中的两个关键词，两个核心“情结”。读这一辑散文，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他的故乡鲁西北大地，有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深情。张曰凯先生如今已经年过古稀，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是他“少小离家老大回”之后睹物思人之作，繁华洗落，真淳尽现，他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叙写乡情，寻幽怀古，墨淡而情深，语简而味长。他是那么渴望回归故乡大地，几年不回就坐卧不宁，故土、故人与故物，比如黄河故道上寥廓的大西洼，儿时的伙伴，老屋的两棵枣树，都能牵动他的万千思绪，让他抚今追昔，不胜怀恋和沧桑之感。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寻找遗落在故乡的儿时的梦，也有着当下的打量和现实的关怀。《深秋》写作者在村中遇到儿时的“小道兄弟”，两个老人拉家常，话桑麻，有欣慰，也有无言和尴尬。临了，“小道兄弟”问：“听说毛主席的尸首还保存得好好的，咱庄稼人能去看看他人家吗？”又问：“走在北京大街上，公安人员不拦？”再问：“若是走一趟北京，住上三五天，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你说得花多少钱？”当听说需要五六百元时，他大吃一惊，“拍一下大腿，猛地站起来，连声道：‘嚎！嚎！’”“我知道，这个‘嚎’字是家乡人对某种事万万料想不到的惊叹词。”“我”连忙安慰他，他则“绰起镢头刨树去了”。这个细节是沉痛的，也颇有意味，它能使我们联想到很多东西。

第一辑中相当多的篇章，可以归为“怀古”一类。张曰凯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受业于杨晦、游国恩、王瑶、吴组缃、杨伯峻等大家宗师门下，他写《故土怀古》《漳卫运河上的风》《<红楼梦>方言的活词典》《访<金瓶梅>故里》《蒲家庄里探<聊斋>》《胭脂湖》等，或写故土的历史风情和文化典故，或从书里书外考辨文学典籍与故土的历史文化渊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明达的史识。品读这些饶富文史知识和趣味的文章，让人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张曰凯先生因为在大刊名刊担任编辑和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多年，接触了许多文坛耆宿时贤，第二辑中收录的多是这方面的或缅怀或忆往的文章。作者同这些文坛耆宿时贤或亲炙之，或相交甚厚，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写起来就不隔，显得自然、亲切和深入。张曰凯先生写这些耆宿时贤，或追述师友之情，或从点滴入手，为这些人物传神写照，我读得最有兴味的地方，是张曰凯先生写到的一些人物的行状和谈话，颇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极为珍贵。《此物堪相思》一文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承办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张曰凯先生时任《人民文学》编辑，与闻会务工作，在1983年3月召开的颁奖大会期间，他组织安排了评委冰心和获奖作者铁凝的一次见面会，老少两位女作家倾心交谈，谈人生，谈文学，张曰凯先生详细录下的两人对话，今天看来确实弥足珍贵，也说明张曰凯先生当年确实很有远见。《笔下传神汪曾祺》中写的汪曾祺关于小说的看法，相当有见地，给人很有启发。如谈新笔记小说的特点：新笔记小说从内到外，初无定质，但“新笔记小说感情是平静的，如秋天，如秋水，叙事雍容温雅，渊渊汩汩，多如实，少夸张，孙犁同志可为代表。孙犁同志的有些小说几乎淡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语简而情深，比如《亡人逸事》。”“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类似这样的怀人记事散文，在写人“事”和抒己“情”之外，在读者对所写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有所领悟之后，又获得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字记录。

“乡情”也罢，“乡怀”也罢，实质上是一种故土之情、故人之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曰凯先生的《故土怀古》，抒的都是“乡情”，写的都是“乡怀”。这种“乡”，既是故土家园意义上的“乡”，也是精神之“乡”，理念之“乡”。已臻“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张曰凯先生，从他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乡情”与“乡怀”，或者说他的精神之“乡”、理念之“乡”，深深地浸润着齐鲁大地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它是高洁的，也是严正的，多了些传统的正襟危坐，也不乏现代的开放姿态。从这种精神之“乡”的寻求与皈依中，我们也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一位作家的心路历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

 唐家大院中院大门

踏上旬邑原，沿着一路如雪盛开的苹果花，我来到了闻名已久的唐家大院。早上从西安出发的时候，天是晴朗的。中午到达这里时，天气忽然阴了下来，不一会儿又下起了雨。大大的雨点砸在原上的尘土里，现出一个一个小小的酒涡。所幸，不到半个时辰，风停雨驻，天又放晴了。

近几年来，我对中国传统民居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每到一地，最有兴趣的就是看当地民居，不论大小，乐此不疲。追溯这种兴趣的起因，大概跟我几年前去山西看了晋地民居有关。当时主要是看平遥古城，游罢却感觉没有听说和想象的那么好，太过破败可以理解，关键是环境太脏，饮食也差，与世界文化遗产盛名不副。归途中，看了灵石县的王家大院，感觉大开眼界，原来中国居然有如此巨大的院子群落，从开放的高家崖、红门堡两大建筑群和王氏宗祠看，就有大小院落123座，房屋1118间，这简直就是民居中的故宫，其建筑和附着于建筑之上的木石砖雕完全可以当作艺术品欣赏，而且保存得是那么完好。回来后回味不已，后来索性又去了一回山西，看了乔家大院，榆次老城，也颇有收获。从此，迷上了中国传统民居。其实，多年以前，我去浙江和安徽，也看过那里的一些民居，也很喜欢，但也许那都是一些江南人家的住房，在我这个北方人的乡村记忆和文化想象中，没有唤起太多的亲切感，所以喜欢也就喜欢了，却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沉地放在心底，经常惦记着。

精美的迎风石雕刻

唐家大院原来是始建于清代晚期的一所旧宅，其所在的陕西省旬邑县旧称三水县，地属古豳国，是周王朝周人的故里，周族祖先公刘曾于此建都。《诗经·豳风》中萃集的就是这里的风俗诗篇。唐家旧宅位于旬邑县城东北七公里处的唐家村，该村原名绿野村。唐家大院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数易其名：1958年陕西省人委批准于此建立“唐家地主庄园博物馆”；1971年改名为“旬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至今有一个院落中还保留着当年表现阶级斗争主题的泥塑，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旬邑县委决定撤消“旬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恢复旧名“唐家地主庄园博物馆”；1988年又更名为“旬邑县唐家民俗博物馆”；199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代的风雨往往比自然的风雨更为迅猛凌厉，然而这所旧宅因在1949年后被作为“反面教材”，反而因祸得福，并在“文革”一片砸烂的浪潮中得以幸免，让人感慨唏嘘，亦见物与人同，也是祸兮福相倚。

彩绘门楣

据当地有关资料，《唐氏世系谱》记载，“三水唐家”的祖宗是唐应弼。唐应弼原是山西洪洞人，明末逃避兵乱流落至此。当时此地人烟稀少，绿树丰茂，因名之“绿野村”，并定居下来。唐应弼生有三子，长门、三门以农为业,二门以商为主，至第四代唐景忠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报为“百万富翁”。清乾隆六十年，唐景忠应诏赴京参加了“千叟宴”，受赐而还。唐家以农为本，以商兴家，商号遍及陕西、甘肃、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辽宁等十三个省五十多个州县，商业街坊达九十余所，自称“汇兑中国十三省，包捐知府道台衔；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唐家请风水先生选定沟畔作为建筑基地，开始大规模建房筑院。每天做工的铁匠、木匠、石匠、画匠、普工就有三百四十多名。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工程分为十一处，各种工人增至三千二百多名。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历时四十三年，工程才基本完工。建成宫殿式庭院八十七院，约二千七百余间，其中以三层楼、转角楼、七檩六椽厅最为豪华。院内建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所有建筑全部是木、石、砖结构。木料多是从陕南、东北远运而回，石料是从十几里路外的万寿沟所采，匠工也是从省内外请来的名流。这里的建筑基础坚实，每座房子都是用磨光的砖和精雕细刻的石头砌成，砖缝全用石灰、糯米汁浇灌。据说，当时夯打根基时，每人一天只打几个锤窝，晚上验工时，给锤窝倒上水，第二天水渗下去必须重打。水磨砖，一人一天只磨两块，若不平正就得另磨。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使得唐家大院的木雕、砖雕、石雕精美绝伦，号称“三绝”。

世事沧桑，繁华梦碎；风流云散，歌舞消歇。到1949年，历经百年风雨、战乱及唐家子孙的变卖，唐家旧宅存留下来的只有两进毗连的三院和其他两院（共五院）一百五十余间、面积一千四百八十三平方米的次等房舍，另有陵墓一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家大院”或云“旬邑县唐家民俗博物馆”。看罢唐家旧居，我独自到村中走了一走，发现很多人家的院落里，都散落着一些雕刻精美的建筑部件或附件，如石础基、门礅石、砖雕屋脊等，让人生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而有的人家，从门楼到正房，原来都是极其漂亮的清式建筑，如今则墙倒屋塌，野草丛生，一派荒废景象。

夕阳西下时，我们驱车往回走。汽车沿着山路上下回环，我的思绪也上下翻腾。

关中大地，我从东府游到西府，从宝鸡走到韩城，遍寻与山西王家大院或乔家大院可以比肩可以媲美的民居院落，也许还是孤陋寡闻，似乎并没有看到。韩城党家村作为一个整体保存下来的体现明清时期民居风格的老宅旧居村落，还是蔚为大观的，但也只是总体上看有些壮观，各家的院子内外，也许是岁月剥蚀以及保护不周的原因，还是缺乏那些能让人在艺术上细细欣赏和品味的精雕细刻，显得多少粗糙了一点。或者说，党家村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村子的民居艺术，而不是一家一户的庭院房屋建筑艺术。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的吴家，是关中地区的名门望族，当年也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贾，从它留传至今的院落规模和建筑艺术看，也还是相当有气魄的，房子高大，庭院深深，中西合璧，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也不乏让人惊叹让人留连的砖石雕刻，但是少，总体上看，还是显得疏阔了些，不能尽称人意。我的这些似乎有些厚此薄彼的观感，也许都是源之于我和唐家大院的比较。

看了唐家大院，在我来说，确实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出乎意料，令人叫绝。院子不大，二进式；院落不多，可看的也就是三个毗连的院落。可是，这里的每一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精雕细琢的。从那细致雕琢出的深深庭院中，我们可以体会、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的细腻而精致的生活。这种甚至感觉有些太过细腻太过精致的生活，肯定不属于普通的农民，它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格调和情调，是见多识广的官宦的品位和讲究。总之，从这些建筑细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属于一种富且贵的生活方式。游罢唐家大院，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觉得党家村的民居，更像是农村的富户的居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遍最为流行的那一种，此即农民文化农业文明乡村审美，但是，似乎少了一种文人的气息。这个唐家人，给人的感觉，简直是太过讲究了。它差不多也是农民文化的农业文明的乡村审美的，但它在这其中，多了一些或一丝文人的品味和眼光。以农为本，以商兴家，耕读传家，晴耕雨读，物质生活富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就是劝勉供养子弟读书，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最后在文化上对既存的已有的乡村审美农民文化农业文明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革故鼎新，或者灌注某种更为精英的精神。也许从前的党家村人也走着读书做官的路，也耕读传家，晴耕雨读，但唐家人分明在审美上更为精细，这是文化上高人一筹的表现。唐家大院的建筑体现了北方四合院和江南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风格，所以，它是农民的，也是文人的。我们所看到的砖石木雕，或奇花异草，或珍禽瑞兽，或山水渔樵，或人物故事，艺术表现上精细无比、栩栩如生，同时都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让人在欣赏之余回味深长。

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化和乡村文明，秉持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耕读传家。务农为本，读书为高，经商在传统观念里不被重视但能谋利富家，读书是正途，多少商人往往是正途走不通才去经商。读书也罢，做官也罢，经商也罢，凡是在外面的，无论活得多么光堂鲜亮，心里头惦记的，还是故乡那个家。所以，在外面挣了银子，总是要寄回来，要把自家的老宅子修得像模像样，一来光宗耀祖，二来也是最终叶落归根的去处。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为深重的家乡观念，而这个家乡观念最终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置一块地，建一个院子，盖几间房子，并在这个院落里处处置入自己的文化理念，育子育孙，教子教孙，再传子传孙。我们看那些过去的徽商、晋商，他们在外面做事无论做多大，怎样花天酒地，差不多都还要在故乡置地盖房，那些美丽的安徽民居、山西民居，很多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这一切俱往矣。如今的情况是，人们在故乡置地建房的观念几乎淡至于无。当然，有了在故乡置地建房的想法，也无法实现，因为你在自己的故乡买不来用于建房的土地，土地是——国家的？集体的？乡民的?好像是好像又都不是，产权不明晰。所以，现在的乡村，以北方为例，民居盖得都不像样子，不今不古，非中非西，完全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景象，红砖垒墙，瓷片乱贴，四堵墙上压楼板，平房不像平房，楼房不像楼房，丑陋不堪，总有一天要拆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一是农民经济能力不够，二是缺乏甚至根本没有建房的文化理念，更没有建房的审美理想。后一个原因更为关键。好房子是有钱人建的，更是有文化的有钱人建的。如今的乡村，有钱人也还是有的，可是有文化的有钱人呢？我的故乡就在乡村，我了解那里的情形。村里有钱的人都在想着如何跳出农门，自己跳，更要让子孙后代跳，想方设法跳。有文化的人呢？真有文化的人，差不多都在城里，他们真想在乡村建房，也不得其门而入呀。中国现在的土地政策，基本上还是铁板一块，被政府牢牢地死死地抓在手里。

想到这里，我愈发觉得唐家旧居之难能可贵。暮色苍茫中，我看到路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标语，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新农村建设，如果缺少有文化有理想的民居建设，会是怎样的建设呢？苍山如海，远处夜色渐浓了。

  安吴堡吴家庭院中的石雕大缸

安康石泉县城。理发馆。2009年3月。

安康旬阳县老城。2009年3月。

安康旬阳县老城。2009年3月。

野渡。安康石泉。2009年3月。

2009年3月27日，武当山。上金顶的途中。

雨中的朝拜。

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