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爱折腾的特点，中国的道路交通中，我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况差，乱收费，道路管理混乱，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等，很少听到有人反应说路牌不规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从莘庄到奉贤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现在变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专家解释说，这样“方便驾驶员认准编号，一路到底”。

你们觉得驾驶员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吗？你没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为了方便那些本来开到松江的同志开到松花江吗？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说，国家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观棋不语。那就可以了。但是，换一下高速公路路网的路牌，这个国家就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那这个国家花钱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们的教育，福利，扶贫为何又要常常哭穷呢？以前换下来的那些路牌怎么处理呢？万一又要换一次呢？换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吗？

另外，原本我家门口有一条国道，叫G320，本来G就是国道的标志，现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头了，那如何从地图上区分国道和高速

假设我们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种牌子也没有那么多快，两边都朝相关部门的有利方向放宽尺度，那我们一秒种也能看见一块牌子，晚上这些牌子还都反正光，一分钟你看六十张牌，请问上海的驾驶员们，你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过这么梦幻到晕菜的时刻吗？

所以，我认为，相关部门的解释未免太过于草率了，你撒谎好歹也要撒在人体工程学以内啊，你这是换路牌，你当贴瓷砖啊。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这两亿里有没有猫腻，其实很简单，公路管理处把账目公开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这个工程承包给谁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嘛。你心中无鬼，我们又过于草率，那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清白呢？

当然，相关部门的说辞永远是很多的，他会说，我们给司机印发了免费的地图，印了一亿份，这钱就花完了。这下就死结了因为你无法查证了。因为出版

昨天，我们得知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总共耗费两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根据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得来。可以想到，相关部门和找到了《新闻晚报》说，你看，你们的报道，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麻烦，你们必须亡羊补牢，于是，《新闻晚报》今天刊登了文章进行了解释：这5000块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只占有所有更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总体要更换25000块各种路牌。所以，就用2亿除以5000来计算出40000一张路牌，“太过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报》上，公路管理处说，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这5000也是你们说的不是我意淫出来的，就算你说错了吧，是你把2留给了自己。那就更换25000块路牌。25000块路牌是个什么概念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个大数字。据悉，上海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是600公里左右，这25000块牌子中，假设有1000块做了高速公路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换，那么还有24000块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们再做一下除法（学会做除法很重要），我们发现，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换的路牌是40块，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每开25

今日，上海倒钩一案终于出了初步的结果，政府网站东方网的标题是：上海: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营运 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

我们不仅仅要学会做除法，还要学会解读政府的官话。

虽然官话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废话，但还有百分之一的屁话，这百分之一决定了政府经过考虑以后的方向，里面往往蕴含了很多的讯息。无论从商从政都要有良好的解读能力。

从顺序上来说，政府是不甘心的，因为政府强调了要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运营，表明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这次的确是栽了，后面那一句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是表示，老子暂时认栽。

但是，政府会两次栽到同一条河里吗？很遗憾，答案是会的。因为正常人都不大会。但是政府经常同样一条河里要掉好多次，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姿势掉进去。当然，永远淹不死那就是他的本事了。

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中，闵行是占了便宜的，因为舆论的导向最后都指向了浦东新区。说不定闵行出事那会儿，浦东正笑闵行呢，哪知古有孙中山断发明志，今有

从今天的角度看，论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汉朝、唐朝和宋朝，其实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属于文网恢恢疏而且漏一类，写诗作文，批评社会制度，讽刺达官贵人乃至皇帝，都相当自由，基本上不会有性命之虞。杨恽之死，刘禹锡之屡次遭贬，原因都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一两首诗歌上。致使苏东坡被关进天牢的“乌台诗案”，实际上也是政治矛盾的转化形式，并非文学创作太自由犯了忌讳。再说，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也并未加罪苏轼。

照我看，汉朝、唐朝、宋朝可以并列为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如果一定要在现代史中也选出一个中国文学的最好时

显然，中国历史上，很难说哪个时期不是文学的好时期。按照清代学者焦循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理论，历来有“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也仍然难以决出冠亚军。见仁见智、各有所好的纷争，在所难免。

除了优秀作家作品多少之外，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以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来帮助定夺。文学创作越是自由的朝代，就越可能是文学的好时期；最自由的朝代，就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但

因此，我们可以说：

春秋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诗经》传世；

战国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庄子的寓言和屈原宋玉等人的骚体诗传世；

秦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传世；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哪个朝代是文学的最好时期呢？

据说，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先生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上作讲演时，提出一种足以令全世界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当今“中国文学处于它的最好时期”。王蒙先生这样立论，主要依据是：“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

我很难同意王蒙先生的这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历史学家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是很难迈过的一扇“门”，但余秋雨依旧步履轻松，6月22日，他做客镇江图书馆“文心讲堂”，畅谈“生命因阅读而宁静”的同时，并不避讳这扇“门”。演讲之后，在记者追问下，他更是以一句“他们乱讲”，以及之后的侃侃而谈，完成了他自“诈捐门”爆发以来对此事作出的首次正面回应。（据6月28日现代快报）

　　对待余秋雨，公众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了，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余秋雨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掏一分钱腰包，而现在人家不仅没有半点悔意，半点羞色，甚至连解释一下都觉得多余，这还要社会说什么呢？记得一部香港电影里曾有这样一个无赖角色，动不动就是一句话？你能把我怎么着？我就调戏良家妇女怎么着？我就无赖了怎么着？以至最后被人打死了，还吐下一句遗言：我就死了你能怎么着？余秋雨从捐款建学校到图书馆，

余秋雨风波不断
在这些风波中，显示出余的人品，——被人们普遍指责的一种人品。
余没有杰出的文化成就，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恰好成为一个时代某些“文人”的一个代表、一个标志。

古人云“盖棺定论”。无论哪个人，只要还没有死，就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就不能够提前给他下结论。
余秋雨还没有死，还不能给他下定论。
然而，余秋雨所代表的“余秋雨们”，作为一种现象，其本质却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因此，可以给余秋雨们盖棺定论了。

作为一种现象的“余秋雨们”，最简单地说，就是一些“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文人。
首先，这些人正式或非正式地被豢养着，以某种文化工作为主子效劳，即充当文化婊子。由于工作的根本性质是为主子效劳，所以他们所表达的不但不是真实的情感、正确的思想，反而正是虚假的情感、荒谬的思想。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是他们的看家本事。
其次，更成为“余秋雨们”的特色的，是他们不但不为自己的丑行感到羞愧，反而竭力宣扬自己的“成就”和“美德”。即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再次，令余秋雨们最为难堪的，是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作为已经被历史明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