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服务员邓玉娇受辱刺死官员案”拨紧了民众的那根敏感神经，而政府的紧张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此案，民情之汹汹相较于“官情”之漠漠可谓鲜明，而案发之后主动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突然被解除协议更换为湖北律师，28日更发生两名采访记者遭不明人士殴打事件，此外，巴东警方在通报中的遣词用字不断向有利于当事官员一方变化，等等；如此种种更为民情火上浇油，一方是弱不禁风的农家女子，于是被联想为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另一方是三个政府官员，于是被概括为所有政府官员甚至是政府。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各种歌颂邓玉娇的文章、诗词乃至史记体传记、明清体小说、山东快板书如井喷般出现。一件普通的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整个中国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也是中国民主建设和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1980年2月，广西宜州市合寨村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个村委会，随后在国家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与大力推动下，村民自治在各地相继展开。这一制度创新被认为是亿万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政治意义。但是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各级政府之间的行政性分权关系以及“党领导一切”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任何变化，于是在“压力型体制”和“政治承包制”的条件下，村民自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行政化倾向。村民自治如果不再是一种国家和乡村社会健康互动的有机联系平台，通过它来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初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一）
   关于村民自治的地位

　
　　彭大鹏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对于严峻的'三农'问题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对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富裕就不能说中国富裕了，而且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也会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展开为解决这些困境预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以致很多人认为它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办法。笔者认为，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忽略其局限性和过高估计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不仅无益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均衡推进，掩盖某些领域改革的紧迫性，而且也无益于新农村建设本身的健康开展。
　　新农村建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它是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实施城乡二元隔离政策的结果，把农民限制在农村从事农业正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城乡二元隔离政策实施的一个后果是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79.3 ％上升为1978 年的84.2 ％，农民只能累代世

 
　　2008年10月31日，围绕着国家行政学院重大委托课题“我国公民参与制度化研究”，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举办了主题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学术讨论会，来自民政部、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及地方行政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讨论会。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尽管这些年我们的政治参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司长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治参与就是民主，没有具体的程序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参与的关键是程序化的参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国政治参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当前政治参与程序还存在明显缺陷，表现为公共决策中专家和社会公众的作用不大；参与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缺乏具体细致的标准等。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龚维斌教授认为，当前不仅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也出现了分化，且随着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兴起，参与手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发展变化中，当前公共政策制定上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个人影

   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新阶段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之提出对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结合各个地区的禀赋特点，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则是社会各界面临的具体任务。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上比内地有更多的优势，这些优势首先直观地体现在经济条件上。较好的经济条件不仅包括政府较强的财政实力更包括活跃的工商业与可观的民间财富。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工商业的活跃进而为社会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是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良好社会基础。在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进行新农村建设探索与实践一方面起点较高，有利于观察和检验实践的变量作用，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规律，或可为其他地区将来大规模展开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建设新农村是个长期的过程，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和实践都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应当走在全国前列。“南农实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发起、由地方政府和实验村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一项社会实验实践活动。为科学

统筹城乡  探索低成本现代化模式

 

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08-11/01/content_132309.htm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鹏：创新发展机制，不断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走出一条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低成本现代化道路，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走出一条低成本现代化的道路？

    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层面的本质，是建设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产品市场以及包括劳动力、土地及资金在内的要素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与资金市场是实现低成本的农村发展和低成本城市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三农”问题并非仅是农村范围内的问题，它是经年累积的城乡诸种深层次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总爆发，其根源在于诸种资源由农村向城市单向度流动而引起。鼓励社会各界和基层政府创新土地制度，

留守子女问题是城乡分割和“三农”问题的衍生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5-09/19/content_1177890.htm

 

　 “留守子女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衍生物，是这个老问题在新时代的反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彭大鹏这样认为。他说，教育资源的紧缺以及财政投入激励机制的缺乏，是农村留守孩子普遍失学或厌学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其中，县乡两级财政总共负担的87％，大都来自农民。

　 彭大鹏说，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的政策，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一所城市中学得到的财政支持，可能会相当于农村地区大多数县的年财政收入。这就势必造成城市和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不平衡，特别是乡、村两级政府，可以提供的教育经费更是屈指可数。所以，改革现行教育投入体制，逐步加大中

                                       彭大鹏
 

引言

    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基于血缘、亲族、共居处以及共同的态度、经验、感情和气质，血缘与地缘熔为一体。共同的渊源赋予社区内生活以共同的伦理基础以及利益的一致性，社区内是高度有机的，而正是这种社区内的有机性削弱了社区间的有机联系。人们面向社区生活，这种意义上的社区是无所谓开放的。但“西风东渐”毕竟扰乱了这首田园诗的韵脚，传统社区就象它所在的国家一样不得不或被动或主动地迎接各种外来的挑战和机遇。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窘境中的农民所启动的改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勃勃生机。由农民所启动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由农民来主导。同处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历经坎坷和波折，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的掌控始终是主动和严谨

三  经商 、打工和创业

   （一）远走他乡

    樊庄在经济建设中远远走在荣花村其他村庄的前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各自然村的人均占有土地是不同的，樊庄人均土地只有   亩。日益增加的生存压力迫使他们必须寻找出别的路子来。樊东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早在80年代初，他就走乡串户通过收购散落在农民手中的粮票然后转卖给市民以谋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了一趟东北并发现贩卖调料是个挺能挣钱的生意。那时候的东北仍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市民们不屑于也不需要从事这些不入流的行当。但是樊东需要。摸出门道之后，樊东的生意红火了起来，他赚取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钱。樊东的成功故事深深打动了左邻右舍，樊庄许多人毫不犹豫地随他而去。据说，现在樊庄人在沈阳占领了当地调料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他们现在不仅做调料生意还在向其他行业发展。樊庄是荣花村的温州。但是樊庄显然又不是温州，这儿没有温州那样宽松的创业环境，他们的成功是在外面实现的。由于樊庄许多家庭常年不回家，村组就把无人耕种的土地交给了村委会，在支部书记领导下的村委会则把这些土地重新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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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邓小平曾就农村问题多次讲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②]“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们没有摆脱贫困。”[③]“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是不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贫困的基础上。”[④]现在，许多人都意识到必须在三农之外来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就是要减少农民，要迅速城市化，要把农民转化为市民。但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那种突飞猛进的社会跳跃所带来的恐惧感早已嵌入我们民族的仍时时隐痛着的记忆里了。城市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被称为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白皮书”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为，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37%提高到75%，每年需要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即便如此，届时仍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给那些远离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