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发表的日记是我roommate的啊呵呵，他们把房子都找好了，我直接进驻的哈哈，幸运的说！感谢大家的关心，抱歉因为生活的过于精彩而丧失描绘每一个精彩的可能性：）以下是哥大校长Bollinger先生就9月24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到哥大演讲发表的声明：

President Bollinger's Statement About President Ahmadinejad's Scheduled Appearance

Gratitude goes to my roommate Peerless Logistitian.

 

 

2007/9/1

by 薛涌
　　
　　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

必须承认，任何学科的研究到达高级阶段都是哲学研究，或者说是对该领域的观念性表达。使哲学脱离形而上的重要途径是研究当今的，身边的问题，然而这又与职业学者躲进书斋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矛盾。无论是当今中国的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都几乎给当今的中国人下了论断：处在旧道德已经崩溃，新的道德体系却未建立起来的混乱时期。实际上，

当今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一种真空状态，而在于很多领域中道德的有效性极为有限，或者说以往更多诉诸道德的领域如今让位于经济学的理性；因此，应该站在一种中性的角度，站在每一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乃至情感的合理权利的角度，重建一种新的‘功利主义’，或者说‘可供人们选择的涵盖当今大部分人行动逻辑的价值体系’。

 

实现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上面谈到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当前的人们的研究，他们都有怎样的群体行为动机；第二是对当前人们可选择的发展方向和价值体系的研究。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先一般性地把人们分为 1）尚未上升到理性高度的情感支配型；2）纯粹理性支配型 3）超越理性型。对于一个中产阶层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第2）种类型尤其众多，但

以下是转载的北外王炎老师的一次谈话记录，从一个暂新的角度切入南京大屠杀问题：对自身民族性的反思，与犹太大屠杀的比较研究以及超越历史工具性而达到阐释性的论断。也许跟我的经济学出身有些关系，也许是已经过了迷恋军事和武器的年纪，我更倾向于这种冷静的解剖式分析，而不是把一个历史问题简单的外交化，政治化，甚至情绪化。同时，这篇文章也印证了一个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懂得超越历史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生活去获得利益的工具的思路，而关注历史的阐释性，或者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过去和现在的自我，群体，环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途径。超越工具化的研究，才有可能在文，史，教育，经济等领域上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上升到思想构建的高度。而这篇文章对犹太学者群体诞生的描述也揭示了所谓一个时代的大师，必须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各个领域的专门学者。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意识

王炎（以下简称王）：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不善于从外交和政治层面讨论两国关

 中国侨网消息：据加拿大《世界日报》报道，为纪念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由张纯如纪念基金会与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合办的2007 年度“纪念张纯如”征文比赛现已开始，今年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的反思”。

　　张纯如 (Iris Chang, 1968—2004) 是美籍华人新闻工作者及纪实作家，以 1997 年出版之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而闻名。该书曾连续5个月获纽约时报书评列为最佳畅销书，让英语世界的读者重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之祸害，并由此引起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份子的攻击，张纯如受到颇大的精神压力。

　　2004 年 11 月张纯如疑因患严重抑郁症影响自杀身故。当年她正在撰写关于二战期间美军战俘在菲律宾受到日军折磨虐待的“巴丹死亡行军”惨案，并奔走于美国各地采访幸存战俘。

　　张纯如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生，但是她那坚持公义、追求历史真相的精神却触动了千千

联想以前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对于一个喜欢语言,记忆和学习的我,能想到的其中一点就是:人类失去联想, 记忆将失去一半的效率和乐趣。

 

最近学Espanol完全是自娱自乐的自学，也没指望学出什么明堂。但这种乐趣极大的学习往往也比较有效率。乐趣之一就是边词语边联想：Digame（西语的‘喂？’）让我觉得很像是粤语的‘你讲乜？’；Como（西语的‘how'），让我觉得像极了杭州人讲话时常放在一句话前面的发语词；

 

当然这并非刚刚才有的习惯和乐趣，我对于语言和名次的超级敏感或许多少来源于平日里这样胡乱的训练。就连看电视也没闲着，《越狱》演完以后，我还整天琢磨里面主人公的名字，并且尝试着从英文词语的角度自我解读了一番：

 

Steadman可能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被关在蒙大拿小屋里的总统的哥哥）：Is Dead man，是不是与他的 ‘死人’身份有些关联？

 

Kellerman，就是反水的特工，名字可以解读为killer man，而他在片子里面确实也杀人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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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话剧演出的确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前段时间看了台湾台南人话剧社的<K24>,与以前剧社的朋友交流后得出的一致结论:台湾的话剧比我们超前20年,而这种超前绝不是在技术技法上的,而是观念上的. 看台湾人排的话剧,得看他们怎么'玩'话剧;要是细抠他们的演技, 基本属于跟自己较真. 但习惯了看大陆话剧,特别是如<雷雨>等传统剧目的观众,很难让自己在这种环境下不着急.

 

演技的确也有优劣之分，但没有把思路打开之前妄谈优劣，是否陷入了一条线形思维的胡同当中？

 

基本上，这种把许多本来different的东西拿到一起来排个优劣的线形思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某种思维传统。这种思维传统促成了喜爱‘比较’的特性，并在中小学的考试排名教育中就开始植入下一代的神经，这使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经过世俗解释后的现象，比较容易理解深度，但却忽略深度的基础是广度。

 

也许只能理解深度的技术派，正是“没有经过解构主义熏陶的马克思主义者吧”；技术派的人文主义者与观念上的人文主义者的本质差异在于两点：1）观念上的人文主义者更倾向于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