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新书让人想起改革开放之初他与厉以宁的那场著名争论，厉以宁认为国企改革应当先行，因为只有完善地塑造起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吴老认为价格机制的建立应当先行，因为只有确立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才有可能真正塑造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主体。吴老之意当然并非市场乃药到病除之仙丹，但他可能确实对“市场经济”抱有某种理想化的情结。我以为，吴厉之争反映的是渐进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两难问题，即如果私有化、市场化不能像大爆炸一样同时发生，那么产权制度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孰先孰后？因为这个两难，中国改革的进程经受过多次考验，如双轨制引发的腐败官倒，但如果说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那么中国的经验就在于改革在政府的控制下，两类改革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即实现了改革目标，又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改革成本。

这几年来，吴老多次强调“法治的市场经济”，自然是对多年前主张的反思，但在我看来，未变的则是吴老对市场经济的理想主义情结。吴老特别区分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他在书中指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的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

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热爱自然的人，“生态主义”、“环境保护”这类词汇很能激发起我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兴趣。这是我关注中国环境问题最初原因。但当我走近时，我发现当今中国确实经历着一场“环境运动”，对社会现象的好奇引领我对这一问题持续的关注。我知道，这种关注虽然难免参入个人价值判断，但我们必须用一个审慎的态度用以观察，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尽管我尚难以区分生态主义、环境主义、自然主义等诸多概念，然而我仍试图从“环保运动”中的一些话语和理念层面诉说我的初步思考。

 科学或信仰？ 

 2005年年初，印度洋大海啸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之争。参与者截然分立为“敬畏派”与“科学派”，双方利用《新京报》和网络为平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敬畏派”以梁从诫(“自然之友”会长)、汪永晨(“绿家园”创办者)、廖晓义(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等民间环保人士为代表，他们以“人类会亡，但大自然不会亡”等话语“旗帜鲜明地”号召“敬畏大自然”，这引起了以何祚庥(中科院院士)、方舟子等自然科学

在《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一书中，杨小凯为经济学下了如下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两难冲突的学问。而由此我们可以说新古典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基本问题：前者关注于资源配置中的手段与目的的两难，而后者则包含分工经济同交易成本之间两难的权衡。在对二者理论框架的描述中，杨给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四个层次的划分，即：经济环境-经济决策-行为结果-价值判断。我们依此框架整理所学，自然会清晰而有效率。

一、            对新古典框架的描述

1、经济环境。新古典经济学首先描绘了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分离的经济环境。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在一个“消费集”中进行理性选择。通过定义消费者行为的“理性规则”，确保了消费者的偏好可以有一个效用函数表达（在数学上的要求是：若偏好关系满族完备性和传递性，则可由一个效用函数表示（德布鲁，1959））。为了保证效用函数具有更加“优良”的形状，新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定义了偏好的性质，假定偏好是连续的并且是非饱和的，保证了效用函数的连续性；假定偏好关系的凸性则保证了效

第五章：德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地区对比：1800-1850

  格什克隆模式最适合于德国的起飞阶段（1840s-1870s）。尽管强调了工业起飞的不连续性，但格什克隆并未对1840s前的渐进积累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然而，欧洲大陆国家早在18世纪晚期就深刻感受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新式英国商品涌入大陆。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分裂的德国已经开始以“大陆体系”作为保护了。另外，尽管德国直到1871年才取得政权的统一，但它在消费者同盟运动中，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统一体以对抗来自于英国商品的竞争压力。梯利指出，在1840s以前，分散的、地方性的工业快速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们以钢铁业为例。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钢铁工业以木炭冶炼技术为主，在采用英国发明的煤炭冶炼技术的西欧国家中处于最落后的地位，技术落后，产量低下（普鲁士远远低于法、比等国）。但德国地区间的差异极大。西里西亚（普鲁士东南部的一个地区）因为成功采用焦炭冶炼技术而成为大陆最发达的地区。尽管受到生铁生产的阻碍，莱茵—西伐利亚地区的钢铁企业展示了赶超其英国对手的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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