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William Deresiewicz：

Moral imagination is hard, and it's hard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than the hard things you're used to doing. And not only that, it's not enough. If you're going to invent your own life, if you're going to be truly autonomous, you also need courage: moral courage. The courage to act on your values in the face of what everyone's going to say and do to try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like it. Morally courageous individuals tend to make the people around them very uncomfortable. They don't fit in with everybody else's ideas about the way the world is supposed to work, and still worse, they make them feel insecure about the choices that they themselves have made—or failed to make. People don't mind being in prison as long as no one else is free. But stage a jailbreak, and everybody else freaks out.

道德想象力是困难的，且与其他你习以为常的其余困难之事截然不同。且不止于此，仅有想象并不足够。若你想创造自己的生活，若你想真正自治，你还需要勇气：道德勇气。那种不论他人如何以言行劝阻都始终依赖自己价值观行事的勇气。别人并不会喜欢这样。道德上勇敢的个体往往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适。他们并不符合别人对这个世界应当如何运转的想象，甚至更糟，他们令那些人为自己已经做出和没能做出的选择深感不安。人们并不介意被囚禁在监牢里，只要其余人也都失去自由。可一旦有人越出牢笼，那些人则瞬间崩溃，不知所措。

我们写作，我们那么迫切地惧怕自己会遗忘这个世界或被这个世界遗忘。

同任何一个写作者一样，我必然地遭遇到了自己的写作危机。已有的书写技巧和预想的书写内容都不再能满足我。我的文件夹里堆满了烂尾的文章。我甚至删除了上一篇博文——它不知所谓。那是我在某个夜晚花了两个小时敲打出来的，12点半的时候它其实只进行到一半，而我却已决定不再熬夜——即便是为了写作。于是我草草结束掉它。再看时，已不忍挂在这里；删掉了，又觉不光明磊落；便狗尾续了狗屁股，仍挂出来，权当给自己提个醒：“艰苦”的写作也可以毫无意义。

写作的动机，毫无悬念地，来自相对确定的欲望的受阻。如果没有这欲望，便无表达的需求；如果欲望通过其它方式完全疏解了，比如政治、谈话、爱情、宗教，也将再无写作之必要；但是若这欲望太过慌乱无张，让人无从驾驭，也会泯灭书写的热情——书写，作为一种自慰方式，需要一定的智性与节制。

同建筑或其他艺术一样，写作是伟大的创造。作为创造者，大概是人得以享有的最高愉悦。我曾享有那样的愉悦。而今，它却被焦虑所替代。我更加苛求作品的完整性和意义，而我的时间、技巧和能力，不足矣让我的文字达成那样的完整和价值。我被许多写作任务所累，想写的，和应该写的。我向导师解释我对英文写作产生消极抵抗的原因：因为，我是对文字有要求的人。我热爱诗，但不会写诗，没写过哪怕一首自己满意的诗。大概我所追求的那种语义的精确和用词的精准，与诗之跳跃和韵味相悖。

写作者必须首先是阴谋家。那些主题和思考必须蓄谋已久，那些字句要反复在头脑中酝酿、修改和重置；情绪必须被压抑在蠢蠢欲动的状态相当一段时期，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刻厚积薄发。可是，写作者不能永远停留于策划阴谋，他/她必须同时是一个行动者，必须亲自实现那个阴谋，让那令人意想不到的惊讶或者震撼真实地发生。否则，他/她便是一个虚伪的写作者，一个佯装的写作者，一个仅在自己的意念中存在过的写作者。很多时候，我就是这样。

我该寻找某种突破。书写风格上，或者主题上，或者从阅读上。或许，只是安心写完那些有待完成的文字。也或者，只是暂时性地放弃中文写作。

我同意，某种程度上诗是不可翻译的文学作品，翻译一首诗，几近于重写。而也正是因为诗对于语言本身的那种极度依赖，使之成为语言文学中最为伟大和纯粹的创作。亚里士多德《诗学》把既是过程又是产品的诗（poiesis）当做行动和创造本身，而这行动与创造的初始，则是摹仿。诗摹仿世界，而翻译摹仿已成为世界一部分的诗。如此，翻译该是同样值得敬佩的创造性行动。我这么想着，开始了我的跨文化摹仿。

很惊讶于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诗篇居然没有被好好的翻译过，比如这篇：

Gnome

by Samuel Beckett

Spend the years of learning squandering

Courage for the years of wandering

Through a world politely turning

From the loutishness of learning

我暂且这么译了它：

箴言

塞缪尔·贝克特

花些个学习的日子

就当是挥掷了勇气

只为能在另一些日子里

在那个已从学习的愚蠢和粗鄙中

回转过来的世界里

徜徉

这首诗是贝克特的英文作品，至少名字中便充满了英语语境下的双关。我为如何翻译这个名字犹豫了很久。问英国同学，他说: gnome? 不就是garden gnome吗，是我们的花园矮精灵，一般放在花园里面做装饰；然后传说中他们是地下精灵族，是看管地下宝藏的。啊？可这跟诗是什么关系呢？我追问。他蛮不在乎地说，赋予了他们人的性格吧。那么，这首诗叫《地下精灵》，说这群小家伙怎么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好像有点离题。好在我有一爱尔兰同学，问他，你有没有读过贝克特的Gnome。他说，gnome，不知道，不过，贝克特拒绝用爱尔兰语（盖尔语）写作，所以爱尔兰不认他。啊？你们居然不认这么伟大的作家？他说，当时不认，现在认，现在英语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啊。好吧，我决定找找已有的中文翻译。虽无全文翻译，但倒是有很多地方把题目译过来了——《侏儒》。Gnome确有侏儒之意，似乎，也可以作为这首诗标题的涵义之一，但又觉得，标题，该译做一个更表面和直接的意思才对。好在，贝克特1934年写过另外一首同样题材的诗，自嘲说，我越来越说教了（gnomic）,但这将是最后一次。对的，应该是此意，gnome，gnomic的名词义，词根gno-意为知道（例如gnostic认识的, prognosis预测 和 diagnosis诊断；以及ignorance无知），gnome可指警句，格言，箴言。这才和原诗内容直接相符。于是，定下了，《箴言》。

诗本就是打破语言常规格式的一种文体，加之英语和中文语序上恰恰相反，让我对它的内容理解起来都会有障碍。若是恢复到正常断句，应该是Spend the years of learning，squandering courage，for the years of wandering through a world politely turning From the loutishness of learning。但大致知道了模糊的意思，可是，中文怎么说呢？尤其是它一层又一层的定语。译文可以变得风格、语序都很不同，例如：

（1）花些年岁

就当糟蹋勇气

只为终可徜徉在

一个没有了学问之愚蠢的世界

这似乎也表达了大致的意思，但缺少了原诗中两个years、两个learning所创造的那种词语反复带来的趣味和巧妙。或者

（2）花些学习生涯

去挥霍勇气

为那些从学习的愚昧中醒悟过来的日子

但这又没有了“世界”那个字眼，而且，我尽管倾向于这的确是一个祈使语气的诗，但仍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略带嘲讽的叙事：

（3）花了这么多年学习

不过是积蓄了勇气

从那个做学问的粗鄙世界中

轻轻退出

这样似乎有些过于意译了，但却觉得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几个核心的词汇，也符合彼时贝克特的心情。原诗中最强烈和悖用的字眼，loutishness，粗鄙，没学问，没文化，乡巴佬，本应与learning（学问）相对，但在此却用以形容后者。毫无疑问，诗人以此表达自己对学术和学术界的失望与鄙视。其实，也就是在写这首诗的那年（1931），贝克特放弃了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教职，告别学者的自大和教学的繁琐，开始漫游欧洲。还有一个词，politely（礼貌地），我不知道把它插在哪里好，也不知道用哪个中文词可以表达他那种轻轻地、态度上有节制而内心又不无鄙视的对学术生涯的离开。他没有选择更从容的词，比如优雅，也没有选择更毅然决然的词，因为他内心仍有挣扎——成为教授是父亲一直以来对他的期待。他背叛了当时学术界的世俗价值观，也是在与父亲的期望对抗。在贝克特辞职一年半以后，他的父亲辞世。

想翻译这首诗，除了他是贝克特早期的代表诗作，并且我的确喜欢它的简短和韵律以外，还因为，它的主题契合了我现在正在从事的“学术事业”。我热爱探索知识和真理和以此为志业的人，只是，现在的学术界、体制与时代，是否提供了让这些美好的品质生存的场所？但我想，至少至此为止，我还没有产生同贝克特一样强烈的失望。而就翻译本身而言，由于英语文学阅读能力的欠缺让我对诗的很多细节理解仍有许多不确定；而在表达技巧和成品展示方式上，我不认为一首完整的译诗就能表达其中所有的信息，同时又感到以加注解的方式会大大影响人在阅读诗时希望获取的流畅的美感，所以把这首诗译变成一篇文章，希望展示在取舍之间的考虑和因此失去的其他可能性。诗是创作（making），而创作，既包含了某种起初时的意向性，包含了创造性，也包含了选择和丢失。但恰是那些取舍，成就了无数可能。

参考文献：Steven Connor，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Loutishness of Learning. http://www.stevenconnor.com/loutishness/

那些照片
那些文件
那些没人看过的诗
和还未写出的诗
那些已做过的事
和正要做的事
那些读过的书
和谎称读过的书
那些到达过的地方
和仍在路上的心情
那些或认真或敷衍完成的作业
那些四面八方的风景 千奇百怪的图片
一遍又一遍奏响的曲子 我始终都唱不好的歌
以及那些卸了又装装了又卸的程序
不知所踪的病毒
那些纠结
那些聊天记录
那些精妙的留言和没有回应的沉默
那些等待、失落、安慰和彻夜长谈
那些已被遗忘但仍有可能再被记起的什么

都他妈彻底地滚蛋吧

轻装上路~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ares about. 来自美国说话大咧时常喷笑的Lynn说这是她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在PhD年度答辩中听到的最棒的一句话。面试结束，她又重复了一遍，她大爱这样子的我。

至此，我终于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全部内容。虽仍未知这答辩的结果，但总算捱到了这因我迟交和节假而晚了近3个月的考核。尘埃一旦落定，无论是否落在了预计的位置，都算是终结了一桩心事。想必我是需要修改方能最终通过的中间类型。但这符合我的付出和上交的成果，我会感到安心和满意。

仍感到困难重重。尤其是北京一行拜访唐晓峰老师之后，更明确地意识自己对案例地北京和历史方法的无知，也开始为那必然浩瀚无边的史料感到忧惧。而置身于外的Colin和Lynn则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目光始终汇聚之处，就是国家，State，那些所谓公-私关系、公共空间、土地的视角都是浮障。Stuart曾警告我不要动这个领域，我也一直刻意避免触碰这个与自己的能力并不相匹的宏大字眼，但终究敌不过自己的内心，言语间满满地泄露出这最初也是最终的关怀。也罢，我应当遵从自己对某一类知识难以克制的欲望。也不妨把这个宏大的初衷张扬出来：国家为何存在（为何我们需要国家），作为典型的公共权力（public power）的它却与公共（the public）在概念上相离是否只是一种捏造，或说，其他形态的公共权力（例如社区和宗族领袖）只不过是发育不完全的（或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我会一直带着这个问题,一遍一遍地追问这个世界。

另一个难题是，我已经完全一副被西方化了的概念使用和思维模式。唐老师说，你当从有关中国城市的史料中去发现问题，而不是从对"西方"理论的阅读中去假设问题。我自是对此有所警惕，故才想同时去看英国与中国的现实，从而先把理论们都抛掷一边。只是似乎中毒已深，已经丧失了用自己的话语去说话的能力。读沟口雄一，在对其考证功底感到敬佩的同时，也为自己对我们的概念和哲学体系的缺少兴趣与缺乏了解感到羞愧。我需要重建我的文化身份。我必须先让自己存在，继而才有可能同世界对话。

2011年末我终于能够充分意识到并甘心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时间的有限性。我们的生命有限，只能选择去做自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而不可能一一去做想要做的所有事。上天并没有足够的慷慨给小小的你实现一切兴趣的机会和时间。同样，对知识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如果，你注定只能选择知道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呢？你最想知道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另外，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面前，你可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去追求它？你必须做出决定，必须取舍，决断完成自身。

我决定开始努力思考和试着解释一些问题，不停地问与自问，直面它们，让自己没有逃避的余地。我不可以只有想去知道问题答案的愿望，却没有去亲自探寻答案的执着行动与毅力。否则，这并非我的求知欲望不够强烈，而是这求知欲本就是虚伪。

就个体的人而言，只是他/她最终成为的，而不是他/她渴望成为的（我之前却一直迷恋诸如“人是人的可能性”这类乐观和充满魅惑的断语）。但人之所为人，仍是他/她可以通过筹划迫近建立在自己见识之上所（真正）渴望成为的样子。同时，又坦然地获悉和面对，人只是人，并不存在完美造人的能力，也并不具备与实现一切渴望相符的完美道德。在每一个渴望与无穷的限制之间，你，最终该做出何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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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今（2月16日）上午，得到我的评估报告，很意外地，我居然通过了，且无需任何修改。报告十分详细，从各个方面做了评述，他们所有的不满意和改进意见也都包含其中。最后总结，大意说是，我的面试表现远好过我写的研究计划报告，故也不必浪费时间再在修改上。令我同样意外地是，居然还特地称赞了我的写作。让我想起某写作课上我只是交了一篇模拟的学位论文标题目录，老师便说，我喜欢你的风格。我诧异，想我的英语用起来捉襟见肘，且就是个框架，哪里有什么风格。他却说，你的用词和格式都很有力量。但我自知阅读量和写作量双重不足，于是这类不知真假的夸奖丝毫无助于我完全虚弱的写作信心和热情。有时好不容易憋出一篇短文，也会被Gordon改的面目全非，而若是做编辑的Stuart出手，Gordon的版本都还要再面目全非一次。唯一一次让我微微兴奋了的一次是，我拿着几个句子问Gordon，我这原来写的不是挺有韵律吗，为什么你给改成了这么复杂的句式。Gordon说，我这才是典型的学术文章风格。我问那我的呢？是太随意还是太过时？Gordon回答，都不是，但你那个只有诗人才会这么写。我听了几乎有些微微得意。好吧，原来蹩脚的英语和八股式的论文，都掩盖不住我骨子里的诗性风格。啊哈哈。。。

寻找导师时，看Elden的简介，第一句便是：我研究的是哲学、政治学、地理学三者的交叉领域。只这一句，我就想，就是他了。然后发现他的关注历程与我逆向相符：他从列斐伏尔，到海德格尔，再到康德；而我则是以浅尝辄止的方式，先后关注了康德、海德格尔，然后在读研期间，进入到列菲伏尔的空间政治领域。我的内心激动地尖叫起来，确信在这世界上，不会有另外一个人，更适合做我的导师。

写信给Elden，表达了我的激动。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们的确共享了很多兴趣，我很乐意做你的导师。不过，他又补充，我这个学年不在英国，如果你想来，你需再选一个导师，让他帮助你度过你的第一个半年。我回复说，我还看中另外一个，MacLeod，（其实，因为硕士导师认为过于哲学的Elden会把我引入“死胡同”，我又关注了MacLeod，但最终还是决定联系令我一见钟情的Elden），但他的风格与你冲突，他很实证，多取材于现实，而你，几乎是纯理论派，更关注文本素材。Elden回复，说，你说的很对，但正因我们相异，所以互补。他几乎也激动起来，说，你知道吗，我们是黄金搭档来着，我们合带过学院最优秀的一个毕业生，论文一个字都没有改直接通过。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的惊喜，惊喜于意外得到的巨大奖赏——上天如此慷慨地成全了贪心的我，让我有希望收获任何一方我都不忍割弃的两种思维风格。Elden又说，下一步，你该确定，你究竟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英国土地制度史。然后，对英国土地制度一无所知的我单凭想象写了一个与此相关的研究计划，发给了他。一周后他回复，说，太差了，这样的东西，我根本无法拿给MacLeod看。又说，你不可能很快地了解整个英国的社会制度背景，为什么，你不继续做中国城市研究呢，大家都在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从来没有人很好地阐释过她。

这大概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违心的退让。我直接说，好，我改，我做中国。至今我都羞愧于当时这么轻易地表现出我的“顺从”，似乎对于自己最初的愿望没有丝毫的坚持和守护。但那时我的确太想得到成为他的学生的机会，我认定Elden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甚至唯一适合我的导师，我不想失去这个“最”或“唯一”。

几经周折，他们接受了我。今年一月份，我见到了MacLeod，一个思维活跃的、熟知几乎所有当代地理学者和作品的、叙述东西极容易跑题的年轻老师。我出尔反尔，说，我要改研究计划，我要做英国，并暴露出固执的本色。在和MacLeod拉锯了四个月之后，我们各退一步，做中英比较研究，与土地相关的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以历史地理的方法。

MacLeod是异常随意的人，他的博士生也多，不怎么管我，还始终宽容我迟交、迟到。连我放他鸽子他也未曾记恨。他还有一种我不太能够理解的积极心态（我甚至一度怀疑那是虚伪），无论我的东西多烂他总是给出正面的反馈，这当然鼓励了我，却也掩饰了我实际面临的各种危机。在MacLeod的纵容下，我虚度了半年。2011年下学期，Elden归来。

ELden出现在一个对我来说异常紧张的时刻。学院里几乎所有老师，对我的课题的第一反应都是：你为什么不只做中国。第一次在学院公开演讲，主持的Phil说，你这是想做四个博士课题吗？中国和英国，各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这个课题的四分之一，即现代中国，已经够你做这四年了。我7月份交的阶段性报告得到了很差的反馈，各种我无法回避的质疑。学院直接跟我说，把我最重要的年度报告，也就是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继续未来学业的新研究计划的截止日期，推迟一个月。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我能在规定时间内能把研究设计做到令人信服。于是MacLeod临阵倒戈了。先前他一直帮我向其他老师解释，说这些都是我们如何经过无数次对话后决定了的东西；但终于，太多的反对声，以及我没有表现出充足的能力，让他决定转过来说服我。你考虑下放弃比较，只做中国？他试探说。不，我说，我已经退步过了，我原本是想只做英国的；况且我越来越能看到比较研究的价值。抱歉，Gordon（MacLeod的名），我努力摆出温和的样子，说，这一点上，我会坚持。他大笑，说我喜欢你说我“我坚持”的样子。让Elden来说服你吧。

Elden回来后，第一次三人见面。他们双双坐在我对面，一副明摆着两人合计好后来与我作战的样子。Elden非常有逻辑性，一、二、三，他的理由。然后我一一回应，三、二、一。他继续追问我回应中的问题。我则再次回应。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何不可以用欧美理论（我们一般都避免用“西方”这个词）来看待中国城市问题，这也是中西结合的一种方式，而不必同时研究英国和中国城市双方。我回应说，我因热爱欧美社会学和地理学理论来到这里，却清楚知道它们是在特殊文化、制度背景下的产物。以它们来看中国，或者说，以中国的特殊经历来 “改进”现存理论，对更好理解这个世界豪无益处；我必须直接去研究产生了那些理论的社会，和并非是这些理论生产者的其他社会，以此把这些写理论本身放入到被重新审视的框架之中（即用现实去重估/重组理论，而非用理论去阐释现实），才觉得有可能会能够看清楚一些事情。我几乎暴露出过份敏感的激动：我不想拿“你们”的“理论”去审视“我的”城市，而是想用我的眼睛，来看待“你们”的城市（与此同时也将重估了“你们”的理论）。

我用一种近乎赖皮的方式去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辩护。因为触及到某些禁忌，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坚持，否则将可能被扣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帽子（我相信在态度上，他们对于此点比我更早地就在反省[因为对我来说它并不存在]，但是，他们仍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这种思维）。Elden只好说，好吧，你可以做比较研究。现在讨论另一个疑点——历史的方法。即便你只去研究现在，或者只去研究过去的一个时间点，你仍需要对历史的整体图景有一定的了解，不是吗？如果如你所说，一切地理研究都必然是历史研究，那么，你根本不需担心你的地理研究失去历史的特质。已有的对历史的阐述，完全可以成为你的参考，你根本不必去亲自研究那些史料。是的，我回答，对任何一个时刻的研究必然牵涉到整体历史图景。可问题是，整体的历史图景如何获得。我更倾向于相信，我需要“亲自”从原始资料和细节中发现、理解历史图景，而不是从别人的转述中获得。而且我应当有着同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一样的眼睛。我爱极了Elden的反应。他迅速理解和接纳了我的观点，认真地点了点头，说，你说的对，我赞同（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注重概念和现象背后的历史的人，曾写过一篇关于“历史的作用”的论战文章）。

这时Elden同MacLeod相视一笑，又转向我说，我们早已预料你会这么坚持。好吧，幸好我准备了第二方案（让句话令我更加爱他了）。如果比较历史研究是前提，那么~#￥%—*……然后我完全接受了他们之后的所有建议。因为那些让我的研究得以缩窄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措施，正是我想做而始终不得的。对于他们费尽心思地帮我达成最初梦想，我感激不尽。谈话的最后，我表达了这样的感激。Elden说，希望这是你想要的，而不是你不情愿地被我们改变。我说当然，你们帮我做了我在技巧和能力上都无法做到的推进，我需要这些帮助；而且我的接受一定是心甘情愿的，若我未被说服，则必会坚持。

Elden同我一样，他接受了我所坚持的（中英比较、历史研究），从此便没有再有过一句与之相关的争执，而只是不断帮我在此基础上把研究设计深化下去（MacLeod则往往“假意”接受了，隔三岔五的就要旧事重论一下，从而让我们的讨论总是原地打转的样子）。Elden比MacLeod更认真、更严格地要求我的进度。MacLeod是从不会主动联系我的，但Elden会发邮件说，我们该见一下面了。MacLeod基本上同我一样散漫的人，他总是冒冒失失地在见面前一分钟跑去打印材料；做学术期刊编辑的Elden则严谨、细致、井井有条。某次说好了周五中午交的东西，我没写完，且私意认为周末他们都不会工作，故周一才发了过去。比这过分的事情在上半年发生过无数次，但MacLeod从未责备过我。可Elden第一次遇上，便在见面时严肃地批评了我：每个人每天每小时都有固定安排，说了何时交就何时交，一刻钟都不能差；否则，我若在辅导前无法认真阅读完你的东西，会浪费了我们双方的时间。我很羞愧，但又高兴，终于遇到了可以逼迫我改掉“迟交”这个我异常痛恨的毛病的人。

逐渐的，Elden呈现出某些我只能仰视的惊人特质。他思维敏捷，对你的任何话语都能给出迅速的反应和准确而有价值的反馈（MacLeod则经常离题，适合漫谈……），而且记忆力超群。他意见确定，甚至独断，Seminar读马克思，他对文本的精通远胜于其他所有人；尽管他也对别人的见解也充满兴趣，但他的理解密不透风，让其他人自愿降级为小学生。他善于联想和联系，我最后确定的两个具体的案例研究地，一个来自于他在伦敦漫游时的所见，另一个来自他纯属直觉性的想象，但它们，在经过考量后我都觉得比我最初的后备案例更符合研究课题的要求。Elden渊博，在讲到一些关键词，他总是可以告诉你那个词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源流衍变，还可以掺带比如德语或法语翻译到英语带来的语义失真这样的注解。他多产，我问他，最近在干吗，他说，刚完成了一本书，我说，是不是上个月出版的某某书，他说，不是，那是上一本了，这一本是某某某，很厚，900多页。当然，更重要的，他温文尔雅、帅且年轻，2011年末他生日时自爆年龄，40岁，所有人都大喊“No way!”。

用MacLeod的话说，Elden是个令人妒嫉的天才。我自然很是喜欢他，目前我是他唯一的博士生，我希望这种“独占”能持续到我毕业。也正是因为我对他的喜爱，渴望被他认可的压力让我始终无法完全轻松。语言劣势、完全不够的阅读量、在过多要“补课”的东西前的逃避和懒惰，等等，都令我没有在第一个学年取得令自己满意的进步。而Elden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让我更为紧张。11月交完年度报告，我问Elden，下一步，我该做什么。他说，你该休息，好好休息，去旅行，去看英国的不同城市；不用那么着急，不必那么累，做研究是个长期的事情。他的回答令我如此舒心——他并不苛刻，他想紧绷的你能够放松下来。8年前在我们学院读本科、现在回来读博的Ruth爆料说，Elden初来杜伦时，讲课得到的反馈是所有讲师中最差的，学生们都不喜欢他的课，可几年后他成为学院最年轻的教授。Ruth以此安慰我：即便如Elden这般耀眼的人，开始时也渡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我便更为安心起来：如果Elden曾经历过这些低落，那对诸多不足的我，该有更多的宽容吧。

Elden也是我的有缘人。在我还没有见过他的时候，就曾在学院打印室错拿过他的打印资料——他打印我写的东西，但当时我以为是我多打了的。拿回家后我把这很烂的文本给销毁了。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其实我正儿八经就打印过那么两次作业）。我们毫无预计地在同一天去了伦敦，我去访谈Occupy London，带了那个标志性的Guy Fawkes面具的别针给他，要给他时发现他居然买了一幅原版面具。Elden是个安心读书和写书的人，但爱看美剧，和他在尼日利亚工作的美国妻子时不时环游下世界。他爱研究、乐意与学生讨论，但下班之后尤其酒吧里面绝口不谈论学术。Elden办公室里全是书，但他从不在那儿写书，而只做“工作”，也就是每天必有两小时的编他的杂志和学院事务，他的书，全部在家里的书房里面利用“业余”时间完成。Elden其实没有真正学过地理学，但在地理学院做教授，被认为是地理学者，但他开口闭口“‘那些’搞地理的”，且声称自己以发现地理学者忽略的重要地理概念为乐。

对Elden只有一次意外印象。那是在前不久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养老金政策改革发生的所谓“三十年来最大罢工”的第二天。之前我约他周三见面，他说不行，那天我要罢工。于是周四见了他。问他罢工如何。他说罢工真好啊，休息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做。一副没怎么把罢工当回事的样子。我说昨天我们有课来着，但Lynn因为要罢工，把课程移到了市中心的咖啡馆。Elden严肃起来：罢工怎么能这样？！罢工就是罢工，是不能“移动”任何东西的。如果你把在学院的课“移”到了咖啡馆，如果你只是把今天收到的邮件“移”到了明天回复，那么，这便不是真诚的罢工，这等于没罢或者假罢。Elden认真地对我说，我不赞同Lynn的做法。我也曾在伦敦也帮助做罢工的旗帜和横幅，但觉得这群暂时跟“养老金”还不怎么特别相关的年轻人多少忙碌在有些自High的状态里，完全没有料到原来人们这么严肃地对待罢工。学院那日本有一年一度的全体教职员大会，要做全年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年的工作安排，但因为全国大罢工而取消了。学院有老师提出此会议为一年里最重要的会议，应重新安排时间举行。但写过著名政治地理学教科书的系主任Painter教授和政治学出身的Elden坚持认为，那一天的任何事物都不可移动。“既然罢工，我们必须承担罢工带来的损失。罢工就事要造成损失并展现给政府这些损失。这恰是罢工的意义所在。”Elden如是说。于是，那个会议应该解决的比如预算案这类无比严重的东西，也都没有再被重谈，从而在后面引发了许多学院管理上的混乱。而另一位老师，按照惯例本应每周三发下一周课程资料给大家，但是那次她没有发，也没有给任何解释。我们课堂上询问这周是否没有提前阅读任务，她说当然有，但是那天她罢工了，所以该做的事都没做。“但是现在是你们再次要求了，那我就会再发给你们”，她说。Elden他们如此真挚顽固的罢工态度令我很是感慨，也暗叹这果然是有着强大工会传统的英国。Elden甚至如此向我抱怨：学院有些人不是工会的，没有参加罢工；可是如果我们罢工成功的话，他们也会同样养老金增加，这不公平。我很惊讶：可是，一个社会必须要容纳政治冷漠的人啊，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也应当从政治活动中获益，总不能对罢工运动无兴趣的人就应该永远利益受损吧。Elden忿忿不平：但是，我们罢工，是损失了一天的工资的，可那些没有罢工的人并没有损失，没有理由容忍这些搭便车的人。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他们，我问。如果成功，应该我们加薪，而他们减薪，因为他们不支持罢工（按照他的逻辑，不罢工即不支持争取更多的养老金这个理念），Elden不依不饶。

Elden对罢工很“原则性”的计较让我窥见他政治立场的同时也让我看到他性格中执拗的一面。其实，身为教授的Elden并不是英国政府养老金政策改变的主要影响人群，而是年轻的讲师和例如护士、清洁人员这样的低层劳动者受最大影响。但是Elden和大学里面同他类似处境的教员依然选择这么坚定而认真地支持罢工，且为罢工的诉求提供种种合法性解释（这牵扯到另一些对话在此不再赘述）以及把罢工的原则和行动策略加以系统化和学理化，从而使这种力量更具备“话语”权力，也更易于复制和传承。

观察一个人的有趣之处在于，你不止可了解他，且可通过他了解他的国家和文化。我可预计，Elden将会是我观察另一种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我不知我留给Elden的是何种个人印象和文化印象。我总是很焦虑的样子，想的太多、犹豫太多、踌躇太多。最后一次辅导，同MacLeod、Elden电话会议，他们不断劝说这个阶段你不必这么纠结啊这么纠结，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在研究过程中慢慢解开的。一起读过几次书的Paul则说，我总不能把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我所读到的哲学、理论剥离开来，我会强烈的抵制某些与我的理念相悖的体系。但我想，这种挣扎，恰说明我是完整而非分裂的。从中国带给Elden的礼物，一个抱着琵琶的歌女偶像，我说歌伎是中国文人史和文学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我认为很适合作为中国或者中国的文化人的一个譬喻。离开前，我送给两位导师各自一份我们小组出品、我亲自制作的盗版恩宁路改造纪录片DVD做圣诞礼物（Elden还专门写信感谢了我），里面除了有我校对的仍旧漏洞百出的英语字幕以外，还有非常能吸引一般民主国家人士眼球的挖掘机直接推掉楼房的种种镜头。但我想借此希望传达的信息其实是：即便这样，我们仍旧在做且可以做很多事。我无从得知Elden从我的礼物和表述中对中国产生了何种的文化想象。但我知道，对于这个生活优越、有良好修养、好奇另外的世界但仅仅从香港踏入过深圳一点点边界的英国人而言，我和我所传达的，很可能是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但愿我可以审慎地去使用这种传达的权力。也但愿，我最终可以从Elden那里收获我所渴望的知识、智慧、尊重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