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写一篇文章,主题是我曾认为极其俗气并因此不屑一顾的两个词:英语和考试。
我一向相信自己在最后时刻的爆发力,于是梦想着可以像赶图似的迅速在十天半月内搞定几乎彻底荒废的英语。分别是12天、8天、6天,我在短时间全身心的内进行劳动密集型英语学习,然而我身为山东考生的应试能力没有如期待般在沉寂6年后奇迹般恢复。据说雅思都要考三次那基本就是属于白痴级别的。很可惜,本人就是。
我必须必须给自己找些英语就是学不好的理由。
我决定用历史追溯的方法,梳理一下我和英语之间长达十余年的恩恩怨怨。
小学没有学过英语,那时候没有那么先进。但我比当时的同学还算更早一点接触了英语,因为父亲很好心的找了一个高考成绩优秀但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希望通过军校上大学的一个叔叔教我。我断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由别人做出的但是深深影响了我的决定,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初的也是第一个借口。
首先那个叔叔正因未能进入大学而心情沉重,根本无心教我,每个字母和单词都只读三遍,我根本来不及记。第二天听写,我只好把单词们抄写在桌子上,他按照顺序读,我就按照顺序抄,其实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后来的某一天他无意发现自己的桌子上写满了单词,便大声训斥了我,我生气又羞愧的第二天谎称生病没去上课。他打电话道歉安抚了我,我才又重新上去。他后来倒是耐心了许多,但我对英语的厌恶却已铸成。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灾难性的是这个叔叔是我们院专门放电影的。就在我写单词读句子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放电影、剪片子,偶尔教我句英文。院里每周五周六晚都会放露天电影,而他每天都要在工作室里放电影,挑出好片子,同时挑出坏镜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看过《天堂电影院》吧,就是那样的。有时候他会叫我帮他弄下机器或者收拾下胶片,然后我就借机在更多时间成为了他的助手,而只有极少数时候保持是他的学生。
后来他检查我的笔记本,发现里面抄满了两个月内要放的电影名称和简短“影评”,还有一叠一叠的废胶片。有一次放电影,在他因取东西离开的时候我熟练又神气地独自操作了放映机,在小伙伴中颇为得意。然而我后来却从未真正特别喜爱过电影,或许开始的接触让它变得稀松平常因而缺乏神秘。同样英语也是,正是因为开始那么草草的学了一下,让我在中学时候兴趣全无。这样糊弄了6年,便到了大学。
基础不好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我现在时常发现自己自以为是读了很久的单词发音实际上完全错误。我不记得曾经专门学过发音规则,遇到基础性语法问题心里也要犯憷。其实,大学是有机会补上这些中学时代的疏漏的,然而我没有。究其原因,观念是个大问题。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诗人来的。我很受那些譬如“母语写作运动”的蛊惑,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能用一种语言书写,那样的文字才有可能发自你的生命。我的文化自尊最初甚至带有些许民族主义情结,年少轻狂的我想的是自己就是要通过阅读翻译的书籍,用汉语写出优秀的著作,如果外国人想了解,让他们自己翻译去。最好的中国研究,应该首先在本土发表或者出版。我拒绝直接用英文写作。
加之大学吸引我的东西太多,浩瀚的中文书籍足够我畅游其中。于是对于英语这个需要慢功和毅力却又有些许枯燥的东西我几乎将其彻底抛弃。于是大学5年我几乎从未认真学过一次英语。考过4次六级。中学本就不好的基础也被我荒废。
但临近本科结束时还是感到了危机。因为终于开始在看了一堆散乱书籍后开始了对专业论文的阅读。而中文的论文其质量之低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并且同学中有英文很优秀的,尽管对那些大学就长进了一门英语的学生心里默默不屑,但当需要用的时候自己的相形见绌仍会是个小小的刺激。但我却并不真正着急。因为我始终自负的以为自己只是不愿意学而已,只要我下定决心,便可以同样出色。当时定下Dr. Li的时候,他的首要要求几乎就是英语。这也颇合我意:我最终会被他逼迫着变得英语很好的。而到他那里还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继续放纵,继续荒废。
其实也有氛围的原因。中大对学生的英文要求普遍很高,而我之前的学院在武大四、六级一向通过率最低。在我还没有到中大前Dr.Li便寄来两本英文教材和让我做英文论文翻译,我只是找了英语好的朋友帮忙应对了一下而已。然后,我就这么来到中大,同时成为班里英语水平最差的学生。
坦率而言,Dr.Li是提供了很好的英语练习机会的。比如,他从来都是英文写邮件给我们,但我却常常是中文回过去,尤其遇到复杂或紧急事件的时候。即便是日常用语,我写英文也很慢,还不时要调到WORD里检查语法错误。Dr.Li有丰富的英文藏书和英文文献阅读量。我偶尔在学院的藏书室复印英文书,上面常常都有且只有Dr. Li借阅过的历史。Dr.Li研究的主题在国际上很热,不止是国外的学者,诸如纽约客的记者、比利时的作家等也常常慕名而来。但这些时候我往往有意避开,避不开时也只是躲在一边沉默。
Dr.Li知道我的英文很差,但并不知道那么差。因为我始终避免一切与英文有关的东西。某次开会他对我们说:英语不好,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吓得我一身冷汗。而在刚刚他仅听过我相对完整的说了两次英语之后,两次他都特地告诉我说我的口音太重,非常难听,许多关键词发音不准,不止是中国口音,还有家乡话口音。哎,我很羞愧,但完全无法分辨自己的英文口音。心想我连汉语的家乡话都不会说,怎么还是带到了英语里。
其实研究生阶段我并不是没有认真学习过英语。我阅读了许多英文文献,包括英文原著和论文。但似乎我的阅读速度和词汇量并未因此大增。常常一篇文章中一个词前后要查三遍。并且我的注重细节导致无法快速掌握全文大意。后来考雅思,阅读就是靠看论文的积累。而第一次口语则是在考试前几天去英语角迅速突击了一下便仓促上场,以致每一句说完我都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语法错误。而我的发挥会因话题不同而大相径庭,比如谈到城市问题,我可以用许多高级、复杂、专业到考官都不知所云的词句,但对日常生活,比如逛街做饭我却几乎成了哑巴。不知是否是由于初中老用随身听听摇滚乐导致听觉敏感度损伤的缘故,即便汉语交流我也总是反应比一般人慢,更遑论英语。
但在我每次短暂的备考期,我确实尽最大的努力。我无法抽出更多的时间集中投入在一门英语考试上,也无法在英语学习中做到更加应对考试那样功利。我的欲望并不够强烈。然而我仍旧感觉到自己长足的进步,那些进步的确发生了,只是并不能反映在分数上而已。
甚至还有了质的变化。我开始为那些单词背后的意义着迷,喜欢上了那些非我的母语的优雅的句子,为可以直接读到原著而欣喜……我居然喜欢上了学习英语。
导师推荐了的两本书。《风格的要素》,有中英版,被国外学生称为英文写作的圣经,它告诉你最基本的英文写作规则,告诉你如何让句子变得从容不迫。另一本葛传槼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迂腐可爱的老先生,每一个词都那么斤斤计较地去解释它的用法和含义。
而这个被Fowler称为有着无懈可击(faultless)的英语写作的人,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的时候,想得却是批斗语的单复数问题。那么我想,英语必定有它的迷人之处。
而另一种语言的迷人气质,足以吸引我,忘掉自己曾经的卑微和失败、偏颇与自负,真正走进它、了解它。并期待,终有一天,它可以同我的母语一样,成为我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接连很久都是凌晨两点睡去,这属常态,身体像往常一样感到虚弱,但精力和食欲依旧旺盛。
中午突然在梦中咳醒,顿时有些惊慌,要感冒了?
下午终于第一次去了英东体育场,踢球,同我的舍友,还有一群康乐村的大叔们。前些日在沙面逗一个小男孩,发现自己仍旧可以倒腾两下球,把小朋友骗得转来转去。动作有点慢,但还算流畅。于是便想,或许,我还是可以再踢球的。
或许,我还是可以再踢球的。
假期在家偶尔会约高中同学出来踢球。最近的一次,当我拨给了XL,踢球吗,我问。XL说:我在上海工作,没有假期,哦,告诉你,我今年要订婚了。又打给刚刚归国的SX,他说好啊,于是他西装革履地开车来了。然后对我说,对不起,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能踢球的鞋了。
于是我知道,我们不可挽回地长大了。
于是尤其怀念高中时代的我们的足球队,一群技术拙劣的女孩,总在学校偌小的球场占位,还到处去跟人家下战书。那时的我尚可勉强和男生们同场竞技。
后来大学了,大学很大很多人,却找不出一队正儿八经愿意踢球的女生。于是诱惑了Su、芬她们,加入我们班男生的踢球时间。开始男生们倒是还很高兴,可是有一天,所谓的队长CP同学对我说:CQ,这个足球送你了,以后你们自己玩吧,我们要联赛了,老跟你们踢球会降低我们水平的。
后来为了踢球,我专门选修了足球课,全班只有我一个女生,在球场上相当多余。只是偶尔对某个判罚相持不下,大家才想起我叫我去罚球,以平息双方。
后来我就不踢球了。再后来我也不再看曾经每周例行的《天下足球》,更不再买改版后的《足球》报。
再再后来,我最常用的标志性的用做头绳的国米护腕丢失在冲浪的时候,台风前夕的东海破涛汹涌,我无法找回它,它彻底被大海带走了。
除了左臂的一道疤痕,我的身上再也看不出任何足球留下的痕迹。我曾经那么热爱的东西,给过我那么多欢乐和激情的事物,我的梦想,居然可以几乎被我彻底遗忘。
我还有多少其他的梦想,也早已死去在逝去的岁月里?
康乐村,我知道它在中大附近,我最常用的公交车站以它命名。而康乐园是中大的另一个名字,许多教授写下“于康乐园”,如同武大老师写下“于珞珈山”。但我从不知道康乐村在哪。
然而今天,一群康乐村村民,质朴的、愉快的、臃肿的、热情的人们,当他们在除足球队外没有几个中大学生在踢球的球场上奔跑的时候,他们的拙劣的技术和缓慢的速度那么让我感动。无论一群怎样的人,无论他们做什么,哪怕是城中村民只是收租从不上班,哪怕他们无聊到日日麻将,只要他们会相互叫上每天下午一起去踢球(人还真不少),他们都算是热爱生活的人,都有一种感染我的可爱。
尤其是,他们这么慷慨的接受了早已不会踢球的我呢。
请原谅我,仍称他为张院长。
张在元院长是这样的,他是真的会对武大这么说:我不要任何工资(当然武大没有同意,还是给了)。他可以接受非正式的聘用关系。只要这橄榄枝来自武大。
所以人们不需要惊讶他之于武大的这样一个暧昧的身份。他一直是一个感性可以压过理性的人。并且当他热情洋溢的希望自己可以振兴延伸于他年轻时代梦想的城市设计学院的时候,他不会料到几年之后,他只能躺于病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他的喜玛拉雅设计室成立于他来武大之前,而非之后。这并不是一个教授的不务正业。就像规划系和建筑系的老师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而必须做多少实际项目甚至是一项对其教职是否合格的衡量指标。
武大是有善意的,至少曾经是。我曾在他竞选院长的现场,亲眼目睹他的确是由于学校高层的支持而非学院教师的支持成为院长。
但他一旦开始履职,便把全部的精力与热情投入城市设计学院。我们同时通过了本科、研究生的建筑专业、规划专业评估,这一点他功不可没。他是爱这个学院并愿意为之付出全部心血,或许有人不赞同他管理学院的方式,但他的出发点和最终达到的效果都值得敬重(可见我曾经文章的叙述)。
解除聘用关系其实是正常的,首先他无法正常履职,而且合同也的确到期(尽管有是否刻意提前的嫌疑,以及按照劳动合同法是否可解雇重病员工的争论)。另外之前还有学院的数位副院长等待冲击院长一职,而且庇护张院长的学校高层已经离开。
我很难去判断这一件事情的是非善恶。法律上尚算清楚,情理上却是纠结。而对一个人的熟悉又让我无法保持绝对的中立。就像我们想去挽救病重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有多好,不是因为她对社会将有多大贡献,仅仅是因为你熟悉她,你对她有感情,她于你而言是唯一。
希望武大能够仍旧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剑桥与霍金的并肩作战,我对我的母校仍然存有深深的期待和敬意。希望相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因此思索,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和有效的公共医疗救助体系。希望人们能够停止诋毁,那些刺耳的非议和谩骂甚至可能出自我的师长,究竟一个人要犯下什么错误,值得你们在死亡之前都不去原谅?!
最希望的,人们既然关注了此事,如有余力可多关注张院长的病情,帮助提供一些有关神经元传导障碍治疗的可能方法,尤其是针灸和经络的专家信息可能会有很大帮助。
希望很美,不可放弃。
父亲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瞬间将我击中,让我泪如雨下的人。
他只是那么轻轻的说:生日快乐。24年前的此刻,你已经出生一个小时了。
只那么轻轻一句,我便立刻泪雨滂沱。
然后他说:你知道大人的生日吗?我也很想在我生日那天收到你的祝福,今年是我50周岁。
对不起,我不知道。如果你告诉我,我会记住的。
他郑重地把他的生日发给了我。农历十月初三。
上一次是我19岁,他写信说,19年是一个轮回,这一年的农历和阳历和你出生的那一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会永远想念你。
这一次,我已经24岁了。而他50岁,他希望在他的50岁能够得到女儿的祝福。更重要的,是原谅。
我会给他祝福的。
曾寄过一本书给他,扉页上写着:感谢您曾给与我的一切,尤其是生命和爱。
而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又如何能不去原谅,但原谅了又能如何。
我的父亲,8年多来仅仅在两个生日才让我收到一点点关怀的父亲,声称爱我,声称我不该再记恨。
我比任何人不不愿意去记恨,恨和爱一样痛苦,它们消耗的都是我自己的生命。
可我如何能够释怀?
在我17岁的时候,每天早晨5点半天还黑着,我便骑自行车去奶站给我们城市的一个片区送牛奶。300袋奶要在7点前送完。每袋的报酬在8毛到1.2元之间。如果收到一个投诉,便扣掉3元钱。而白天,我还有我的学业。
我要自己送煤气罐、修电灯、请人修电视冰箱、交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因为脾气暴躁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人发生口角。
大学的时候最怕填写各种表格,我总不知道父亲那一栏我应不应该写下你。我不知道你的电话、你的住址、你的工作单位、你的职称……我对你一无所知。入党要对父母亲做函调,我被迫通过别人找到了你,而你,却那么警惕:你问我这些做什么?我真的那么不该知道吗?你是我的父亲!或者你怕我去扰乱你的生活?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你不止侮辱了我了我的自尊,也侮辱了你自己。
8年来,我有过无数的欢乐与喜悦,愤怒和痛苦。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永远都是孤独的,我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可以分享或者诉说。少年的我曾经那么猖狂,打架、恶作剧、偷东西……我从来都不害怕。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在我身后,你会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一双支撑或救助的手。可是突然的,那个人没了。我的身后空无一人,我只剩下自己。
其实还有母亲,你知道小时候的我爱你远远胜过她。与你关系的恶化反而致使我与母亲的关系渐好。然而她意外的失忆,她非常爱我,却始终无法记住我的年级和专业。而当她有一次她因为“第一次”经历自己的正常生理现象而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的乐观几乎瞬间崩塌……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据说永远都在想念我的父亲,又在哪里?
我敏感而尖锐,防备、冷漠。我曾说你的爱像一座森林,覆盖了我生命里所有的土地。而你突然间把它们全部撤走,只留下千疮百孔的洞穴,回荡着令我痛彻心肺的记忆。而我的土地甚至永远荒芜了,无法自己萌发,也无法再接受种植。我庆幸自己一直欢乐、爽朗,我可以轻易感染很多人,但我几乎从不爱或被爱。你为我的留下的最大的创伤,就是那么绝望的害怕爱和伤害。
我在每一个夜晚都会噩梦。梦里的恐惧总是那么真实。我总是紧张的在梦里寻找或者逃跑,我总是陷在一个由鬼魅事先设计好的游戏里,我一遍又一遍的在梦里被折磨和死去……我似乎那么独立而强大,但又病入骨髓地缺乏安全感。还记得初中时我仍因为怕黑要和你睡在一起,你说我已经长大了,不可以再这样。于是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便开着灯坐在墙角抽泣。每次你都会最终回来,叹一口气,把我抱上床去,让我安心的睡去。但终于有一天,你让我那样整整坐了一夜,你从此没有再来。噩梦也从此没有再走。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说,我要教你做饭。我从小就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我一下子就看穿了你的阴谋,我知道你终于开启了你漫长的抛弃计划。你说,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于是我拼命的抵抗你的培养方案。我变得懒惰、愚笨,决不接触任何做饭洗衣之类的家务,叛逆、易怒,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不让人放心。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你的坚决。我们终究还是分开了。
是的。其实是我最初提出的同你切断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无法挽留。我更无法面对,挽留不住的失败。更何况,挽留需要放下一些自尊。而我,至今未能习惯做到这些。
当我渐渐长大,成熟,我偶尔也会想,你其实非常勇敢,甚至值得佩服,在40多岁的时候仍有勇气选择开始新的生活。如你所说,我只是你生命的延续,我是你的一部分梦想,但不是全部。你仍要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不可以怪你。但是,仍忍不住怨恨。
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些你和父亲之间的事情。我是愿意告诉你的,我说,可是已经太久了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甚至我自己都避免想起,所以,我已不知该如何叙述。更何况,我的重述会充满个人视角,也许事实不是那样的,而这样对另一个当事人来说,太不公平。但是,他说,我想了解的就是你的记忆,你的阐释,你怎么看待那些事情,这些才是你的原因。
这些才是我的原因。
那么,我的父亲,我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个心结,我的不能谅解也成为你痛苦的根源,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记忆也会成为你的原因。而你,想在你50岁、我24岁的时候,试着打开这些心结,解答一些我们长久以来共同的疑惑。
或许,我们不再会携手前行,也永远不可能再次拥抱。但我希望我终有一天可以平静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对你,对别人,对自己。
而唯有讲述时不再落泪,才算走过。
专门拍了中大的图书馆,它的光影那么美,只能来自于神赐。而在那些光影中读书的孩子,欢欣幸福的如同天使。然而,我拙劣的摄影技术和羞涩胆怯的偷拍心理并不足以令我捕捉到那些完美的瞬间。我能记录的只有这样。于是,只得默默希求自己曾在那些驻足凝视的偶然中,触碰过被上帝的允诺所照亮的存在的衣襟。
朝阳中的图书馆,处处充满神性的光辉。
我爱极了这里的光影,让让所有路过的女孩都变得很漂亮。
静静躺着的光。
静静躺着的书。
静静的等待挑选和慢慢变老。
无论在哪里,无论多么破旧,书总是让人觉得它们是有尊严的。
许多馆藏室的书多的排不上书架,面对浩如烟海的它们我常常感到恐惧……
这是许多人面对书架都有的不知所措:那么多的思想都被表达过,那么,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的卑微无处逃匿。
PS:中大图书馆的错层处所有的管线都裸露在外面,被漆成红色,我觉得与书架们很搭配。
小小的楼梯,从一个空间转到另一空间,可以凭栏“远眺”。
我常常翘起脚看书架的上方是不是会有高个子的人头走来走去。这次没有……
图书馆的辛勤工作者,默默无闻……
还有默默的中大学子们。
这是我最常坐的部分,因为墙壁上面可以插笔记本插头……
人们以不同的姿态学习。
但我总不能抓住那些美丽的姿态。或者最终只抓住一个失败的取景。抱歉,被切掉的脚。
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厅,书架很低,可以趴在上面读书、写字……
窗影这么漂亮,怎么办?
尤其喜欢窗帘的格式,淡淡地透出光晕和绿意。
而且可以有不同的升降搭配。图书馆是最具韵律美的地方。
全景一下。
在书海中学习多么幸福。
冥思苦想的样子……被书折磨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另一个我十分钟爱的地方。藤条椅,玻璃顶。
可以尽情享受阳光。
其实已经是建筑墙外,加建的玻璃围合附属空间。摆放孙中山不同时期的塑像。每个城市和每所大学都有一个与之永远相连的人,对广州和中大而言无疑是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是我们中大学子最不能辱没的东西。
为了采光通风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图书馆中间必有一个院子。中大的也是,一派亚热带的繁茂。
绿色也被带到室内……
和武大的封闭相反,中大藏书室都是开了窗的,可以瞥见玉树虬枝。
特写一下,最舒适的椅子,不知谁留下的书。
藤条的桌子上面垫着块玻璃,于是,低着头向下也可以望见天空。
一楼大厅,满满当当的人。大家真爱学习,也或者,只是真怕了广州的热。
图书馆里展有很多文物,这是之一的经幢。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印记就这么停在角落里,固化的它们和古书中的思想,不知谁可以留存更久。
顺便说一句,中大保护了很多文物古迹,包括校园横轴线上“乙丑进士”的牌坊,是广州当时的三大牌坊之一,硬是被卸成一块一块偷运进中大重组起来,避免遭受文革毁灭性的破坏。这是中大值得尊敬的地方。
最后一张。我很喜欢书架和桌椅混在一起的设计。喜欢电脑桌围绕着柱子的摆设。中大图书馆的馆训是“智慧与服务”,我想必定有一群悉心的人,在努力的维护它。
后记:
由于没有拍出满意的图片,在挑选时便出现是否要进行美化处理的问题。然而后来仍旧决定除了少量的广角照片有些许剪裁以外,其余所有都保持原状。天堂不需要 PS。
以及有关图书馆的另一点说明:
我曾经天真地相信校园文学中的叙述,以为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容易发生邂逅萌生恋情的地方。然而,我在浩渺的书架中穿梭了数年,浪漫的爱情并没有发生,我始终没有隔着某排幸福的书籍,找到我期待已久的恋人。但一点都不遗憾,真的。因为借着那些书,我最终找到了自己。
我是典型的图书馆动物,几乎是日日穴居在那里。看书或者自习。如果我能始终固定坐在一个位子,我也有信心也磨一片鞋印出来。
图书馆的环境总是让我感到身体舒适,精神清澈。我喜欢同这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一起学习,喜欢看见大家为了各自的梦想而努力。这种情境本身就可以给我巨大的安慰。
小时候常常在市青少年宫的图书馆看书。一座圆形的建筑,藏书甚少并且破旧,阅览室座位也不够多,每次只能借阅三本,而且押金不菲。但那里仍给我某种气质上的优越感,因为认识的小孩子去少年宫上各种学习、补习班的一大把,但似乎没有谁是去图书馆的。
后来是大学。记得初次去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厚重的红地毯从大厅延伸到室外,让我感到第一次入馆隆重而富有仪式感。这里的藏书间是逼仄的阁楼,几乎完全封闭,靠换气扇来通风。但我却很是喜欢,觉得藏书之所就应该是这样,有一点简朴,不可奢华。人们在上上下下许多楼层飞奔着,停留在排排书架之间,伴着泛黄的书籍和飞扬的尘土。
文理学部的阅览室和工学部的建筑阅览室我都常去,因此许多管理人员都认得我。我喜欢在看过的书上留下什么,划线、笔记或者点评。好几个朋友都曾在不同馆室看到过我的笔迹,我因此被罚过款,停过卡,但却乐此不疲。有时候借的书年代久远,底页夹有纸质卡片,上面写着曾经借阅人的名字。偶尔能看到敬重的老前辈的签名,这时候我便把我的名字也填在后面,时间跨隔往往长达数十年。
中大的图书馆却是另一种气质。整洁、宽敞、明亮,虽有划分类别,却并不像武大那样如此明确的划分成各个馆室,而是连成一片,可以自由穿行。且允许随意带包自习,也不需借书板,书可以随手丢在任何地方,会有专人来回整理。更具现代感,也让使用者更随性。如同中大的校园建筑多为捐建一般,中大图书馆的藏书室也有很多是捐赠,其中还有孙中山亲赠的图书,在正门入口的大厅里陈列。同时被慎重陈列的还有各种修补书籍的工具和技法,这让作为爱书之人的我无比感动。
小时候曾想希望长大后能拥有一家书店或者图书馆,从今日看来,这个愿望的达成有些渺茫。不过,读研一年我的书籍已放了满满当当的六格书架(不过有一格是完全没有看过的书),且一度侵略到对面同学的领地。大家常常来找我借专业书或者闲书,我总是很高兴的推荐,也因此导致大量书流落在外。但我一直相信书籍如同货币,流通才有价值。有一日同学在满意的挑到一小摞书之后,对我说:你这儿真是个小图书馆。这是我得到的最中听的赞美之一,微微的满足了我的虚荣。
所有喜欢书、热爱图书馆的人都几乎不可能不热爱博尔赫斯,这个诗人,失明的老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人们会永远记住他对图书馆绝唱般的赞美,而我最爱的是这一句:我料想,上帝的居所必定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常见的版本是“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后来读到的英文翻译版是,i ,that used to figure paradise/ in such a libraries guise,个人认为不如中文美)。这句诗曾令我感到知音般的喜悦,并很有冲动把它刻在武大图书馆的墙壁上(其实,我已经偷偷刻在一个角落里了,不知道这么多年有人发现过没)。
钟立风把他的乐队也叫做“博尔赫斯”,于是写下那些诗句般欢快而明丽的歌子,伴着手风琴和口琴的伴奏,愉快地敲打和歌唱。
而在广州,则有那座著名的“博尔赫斯”书店。虽然即便单凭这个名字我也会爱上它,但它显然更有深深打动你的内蕴,以及那迷人的附加的理想色彩和价值含义。这所因生存问题十余次易所的书店,如今同“YES or NO”吧一起蜗居在怡乐路一幢别致但极其容易被错过的独户建筑里。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周边一圈书架,中间设有一把旋转椅;常常没人,需要买书要按铃;文学、哲学、艺术书籍按照拼音字母排序;决不打折……陈桐把他的书店做成了个人艺术品,一面旗帜和一个阵地。也因此有人夸张地说,只要博尔赫斯书店存在,他便不会对极度世俗的广州绝望。
我的确是爱书店的,在家时常常去市里最大的书城,一坐就是一天(书店工作人员对我一定恨之入骨),而现在已很少去这类大型综合性书店。忍不住要提到中大边上的“学而优”,是一个丰盛但绝对算不上庞大的书店。虽与“博尔赫斯”相比已算相当大众,但书的选购绝对非常有品质。许多我认为很偏僻的有相当深度的书都是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我常常在三联或者商务印书馆或者社会学专柜就能呆上大半天。“学而优”像超市一样购物篮选书,随处有专门的座位,有老先生特喜欢斜躺在窗边的横椅上看书。这里绝对也欢迎你只看不买,因为这是一家真正的书店。
想起一本小书《书店的灯光》,讲了作者所经历过的各个类型和档次的书店,以及因为书而结下的缘分,非常有趣,且让人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书店业有一个概览。关键是你觉得美好、感动,以及写下这本书的人那么的可爱。
书是一件那么好的东西——“唯有妓女和书,可以随便带上床去”(我没得选,只能与后者为伴)。感谢图书馆和书店们,它们介绍我与许许多多的书相识。
天色已晚,带书上床去……
曾经,在潮湿的武汉,大多时候我都是个没有伞的人。对于那么懒的我来说,打伞实在是太过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从不打伞遮阳。我想人类有着天生的修复能力,完全可以和紫外线和平相处。如果不能,则说明人类的要求太过份了。你破坏了气层,伤害了自然,它才反过来伤害你。
即便下雨,伞也是可以省略的。我喜欢被雨水清洗,温柔的、瓢泼的。不是被淋,而是被拥抱,来自上天的拥抱。我们很少有机会那么亲密地接触大自然,不是吗?
曾经在小雨的校园漫步,看见高大的成熟男子,也那么享受悠闲地逛着。雨渐渐猛烈起来,我加快脚步,超过了他。他却仍是慢吞吞走着。并且,手里拎着一把伞。忍不住停下来问他:你为什么不打伞?它坏了吗?他回答:武汉的雨哪里算雨,我曾在广州做摄像,常常雨中作业,那才是真正的雨。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广州的雨。被描述成痛快地、急骤地,但是可以享受的。
后来我来到广州。迎接我的是近一个星期的暴雨。台风的缘故。于是我成了新闻里面说的几百万受灾群众之一。
但台风一点都不可怕。反而常常被我们期待。因为它可以给暴热的广州带来一段清凉。
这里的雨常常伴随着电闪雷鸣。这会很大地提高降雨的威慑力。不过幸好雨总是来的快也去的快。所以我一般并不会因此惊慌。
只是有次在雷雨交加的夜晚走过校园的一个园子,看到一圈铁围栏处树了个牌子,上面有字。但是离得很远看不清。于是专门冒着雨跑过去。只见上书:避雷针,下雨时请勿靠近。我抬起头,一根很高很高很高的像国旗杆一样的铁棍竖在我面前。我大叫一声赶紧跑掉,边跑边想物理课是不是教我们应该双脚并着走或者单脚跳着跑。
所以,到了广州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仍旧不打伞。虽然有时候会由于雨过大而又背着很多书而被困在图书馆或者食堂。
直到有一次,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发现,很多浅色的或者较薄质地的衣服浸在水里面呈现出一些斑点状的或者一片一片的印迹。当时猜测了很多原因,但都被一一否定。
后来当我又一次没有打伞走在雨中的时候,我的广州的同学走上来:啊,你怎么不打伞,你不知道淋雨会得病的吗?那么热的天淋雨多舒服,才不会感冒,我天真地说。哎呀,广州的雨都是酸雨,会得皮肤病的啊。
据说,广州下酸雨的比例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几,PH值只有四点多。
于是我回想起我的衣服上的印迹来。“酸雨”骤然从一个遥远的专有名词变成对我有切身影响的日常生活事件。之前只以为它很坏地侵蚀文物建筑,现在它侵蚀到了我。
于是我赶紧去买了把伞。我可以让皮肤晒黑但是不能让它溃烂,也不能让我的衣服都花掉。我承受不住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和平共处”的代价了。
今天又下雨了,但我想骑自行车。于是便专门找出深色的不怕腐蚀的一身衣服穿。在广州淋雨骑车是一件很怪异的事,会被很多路人注视。而且回来,我便得立马洗澡。
淋雨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城市,广州;这就是我所生活的时代,它一边走,一边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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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电视里的不好预兆。
吉他弦“嘣”地断了。
便拿去琴行换。
然后顺便请教了一下。
然后听到了那么娴熟而随意的演奏。
我的木吉他终于插上了电。
木吉他的清脆和低音贝斯的沉重。
即兴的搭档更加神采飞扬。
他们弹得多好。多好。
手指可以舞到那么华丽。
我羡慕的笑了。
我妒嫉的要哭了。
呜呜呜……
原来我是个那么没有毅力的人。
上学期最后一个月马不停蹄追赶任务的我终究放弃了每天弹琴。
手指上的茧再次褪去了。弹奏再次变得生疏。
我总是这样反反复复。
总是不愿意做枯燥的基础练习而是沉醉于简单地弹唱新歌曲。
痛恨自己。
怎么一件事做到那么不踏实。
我被指出了很多错误。得到了很多指点。受到了很大刺激。
我只需要每天一个小时……
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再挤出这一个小时。
为什么那么多事都等着多出一个小时。
人们是怎么在忙碌中保持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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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记
——遇见曾经的自己
一年的助教生涯结束。尽管只是小小助教,却给了我完全不同于往的角色定位。我想我有理由来纪念一下它。
开始是大二的建筑设计。建筑设计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每次上课前总有些忐忑,怕露出外行的马脚来。每周我都会拿出一天时间来补充我的建筑学知识,然后在上课的前个晚上备课,确定一下这次课看设计关注的重点,以及围绕那个重点,我能够讲评些什么。毕竟我就那么点东西,需要很谨慎的有计划地分批传授给学生们。课上则是知识储备加即兴发挥,遇到实在过于技术性的问题就临时求救——有时是相距千里我学规划或建筑的同学们,更多时候则是同时上课的袁老师和黎老师。
袁老师是一个浪漫的人。有时候错过了车要等下一班的时候,他会说:CQ,我带你去看这个校园最酷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穿过楼顶平台,气喘吁吁地爬上可以和武大老图108级台阶媲美的楼梯翻越山顶,最酷的角度便出现了:图书馆从背面被山体和通道劈开,尖锐、高耸的矗立在你的眼前。是不是很酷?袁老师在落日的余晖中爽朗的笑着。这时我会觉得有些肥胖、笨拙、满头银发夹杂的袁老师尤其年轻和灿烂。我也会尤其喜欢他,一个能够体会美丽并乐意传递美丽的人。
黎老师则沉默、内敛、朴素(而且是过分朴素…),但却开朗。并且出于年龄的相近他不会给我像袁老师那样的压力感。我可以就任何问题请教他,建筑知识、规划项目、文学作品、哲学理念,还有我们都正在接近的地理学。遇到某个我不能解决的问题,黎老师会说:这个……我们可以“玩”一下。然后他会和我探讨,帮助我去思考它。两位老师都是工科背景,却无疑都具备相当的人文素养、开阔的见识和深刻的见解,与他们聊天是愉快的。甚至坐在袁老师身边听他海侃的那两个小时的车程,成为那个时期我一周内最感幸福的时刻。
袁老师坦率、尖锐,但善解人意,他在学生面前始终颇为正式地叫我“刘老师”,这十分有助我在心理上克服自己的不自信。学生也终究是学生,他们也总毕恭毕敬的叫我“刘老师”,尽管课下并不都是所有人都能认真完成我课上交待的任务。那个学期有两个设计:茶室和别墅。两个都是传统的建筑设计入门级选题,但具体要求却能看出老师们的性情和旨趣,我也因此更喜爱两位老师。比如我们的别墅被定义为“艺术者之家”,选址就在学校的山腰上,景观要素很复杂,远处有海,对面是山,地块在山的背阴面,近处有一片大湖和一个小池。学生们选择自己喜爱的艺术工作者——可以是画家、诗人、音乐家、设计师、建筑师、行为艺术者等等等等,分析其个人气质和职业特点,并结合基地特质,为其量身打造一款兼具工作和生活需要的山中别墅。
学生们的选择是多样的,男生们会选择钢琴演奏家、著名建筑师、焰火设计师、武侠电影导演等,女生则选择品牌时装设计师、歌唱家、舞蹈演员等,画家是被选择最多的,而且清一色的当代中国画家,我也是从他们那里认识了赵无极和他的玄幻的色彩。而最令我欣喜的是居然有人选择了寂地,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插画师,我是偶然间看到她的《My way》而喜欢上她的风格,电脑的图片文件夹里收藏了很多她的画换做桌面。我以为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身边会有另外一个人也刚好注意到她,但我的一个学生却选择为她设计一栋别墅——他还给寂地发了邮件,去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后来他完成的设计是一栋适合独居的小木屋,内部空间自由,整体明快而温暖。看得出他费尽心思——模型建的那么一丝不苟。
其实所有人都会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设计,真的像是怀胎一个孩子,愉悦的期待它的完美降生。他们最后的成果令我震撼:很多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我啊!许多精妙的设计有着我都无法企及的灵感。还有人能把模型拍得美轮美奂,如同房地产宣传彩页一般。教师的慷慨和伟大之处便在于你永远不会妒嫉你教授出来的学生,你会为他们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那既属于他们,也属于你。袁老师翻着大家的图纸说:不错,让我们很有成就感。这是我第一次,强烈的感受到来源于别人的努力但却是自己的成功的喜悦。尽管我的教学中有那么多不足和遗憾。
第二个学期教大三规划班的居住区设计,用地300多公顷,大到过份的一个尺度。不过总算回到我的规划领域,于是我不禁寄托了很多自己的规划理想在讲授里。比如对现代规划思想的批判,对它的诸如城市功能分区理念、小区道路通而不畅等设计技巧的质疑。以及如何通过规划手法打破gated community这种小区模式对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的不良影响。如何体现居住的公平和正义。如何恢复街道和街道生活。还有从我的导师那里继承的混居的理想。如此等等。
而我的学生们也给我启发。我们探讨所谓“中国式居住”,它的内涵与精髓,并试图把它技术化(尽管这可能与其精神相悖),使之具备可以延伸到今日的可操作性。我鼓励学生们把城市道路非等级化并大量引入居住区内部,小地块分割,提升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让城市成为城市,恢复它的生机和人们的公共生活。而有的组则直接给出这样的设计目的:让他们设计的居住区内能够容纳各种非正规的业态存在。还有的组坚持在完成方案里把区位最好的一块用地作为白地预留,因为他们对这块重要的地没想好——没想好就不该动它——这是规划师该有的责任和坦率。有些小创新甚至是令我激动:他们尝试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画法去画整个居住区的鸟瞰图,多张图纸的底部拼合起来,组成一幅长卷——他们认为应当用中国传统的美术技法去表达中国特色的民居规划效果,于是他们强大到可以放弃我从未想过舍弃也绝不敢舍弃的西式透视法。
或许是由于大三毕竟对专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逐渐在引导下浮现出自己的思想。而由于年级的接近,他们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并不叫我老师,而是叫师姐。尊敬中更多的透露出亲近和平等。其实在最初接到做助教的消息之时,很大的忐忑出自我不了解他们,很多已经是所谓90后的他们。我担心自己守旧而过时,完全无法收服叛逆而新潮的他们。他们的确年轻,那么有活力,那么神采飞扬。他们会用些我听不懂的很“潮”的词儿,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直接给你来个飞吻,他们穿着时尚前卫,英文一个比一个好,他们常常引发我对青春的感叹。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他们同样尊重知识、渴望思想,愿意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付出努力。是的,他们也有惶惑,有幼稚而不成熟的地方,可他们真诚的承认,而毫不做作。他们甚至带回给我我原以为已经消失了的那些美丽的东西:有学生小心翼翼的问我,学姐,我可以送你一本书吗——就像我赠送我心爱的小说给我的导师时那样;许多学生就其他课程的作业请教我,同我预约时间,在门口等待,最后表达真挚的感谢;还有的和我在广州滂沱的大雨中,于校园的路口打着各自的雨伞大声讨论专业问题;或者是挤在我的左右,听我讲那些无关紧要的故事……我常常从他们那里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的影子,看到孜孜的求知者以及师生之间那些永恒不变的品质和美好。又常常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遇到的人总是他们那个群体中最美的,而且多少同你有些相似:她喜欢民谣,他热爱哲学,她关注知识分子,他千里迢迢乘地铁去听讲座……
而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在我的导师的研究生的讨论会上,我们针对规划或地理的讨论最后都会演变成哲学讨论,于是有人提议我给大家系统地讲授一下西方哲学。有人这么提议——尽管这是一个我并不能很好胜任的任务——却已经令我感到无限的感动和满足。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居然有人愿意、有人想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学习别人看来艰涩而玄虚的哲学。我的确曾想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却因怕大家不情愿而打消念头,现在居然有人主动要求,而且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同意,实在令我惊讶而又激动。于是我无比用心的准备自己的讲授,重新阅读了罗素的、梯利的、邓晓芒赵林的西哲史,以获知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讲述哲学史的不同思路和偏好。并试图在每个分期中总结出各哲学流派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城市建筑思想之间的互动。令我更为感动和满足的是,居然后来听课的人多了起来,我的一些学生们也过来了。他们认真地记笔记,并就某些不明白的问题不停追问,他们对先辈们的不完善的思想心怀崇敬,同时渴望听到你的见解,你能感受到他们所受到的思想的冲击,感受到幼小的灵魂在成长中微微颤抖的喜悦……这一切给了我从未有过的价值感和满足感。因为你刹那间感受到在这个被定义为虚无的、你对意义几近丧失了信心的世界里,你居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别人提供意义的标尺。对意义的追求就是意义啊!你看到了他们在追求,于是你再次被意义之光所照耀。天哪,这是怎样的幸福!
有一次,路过一个军区大院。我略带伤感地对我的导师说:那些战士,比我年纪小的多的战士,都已经在保卫我们的国家和城市了。而我,却始终在上学,什么都没有做。
他却自然而然的接过我的话:你也在做大人的事啊,你已经在教书育人了。
教书育人——多么朴实、厚重、沉甸甸的四个字。无论老师的回答是否只是出自善良的安慰,无论我能否配得上这个说法,我都几乎要感动的泪流满面。我由衷地感谢他和这四个字,还有那些让我有机会和这四个字站在一起的我的学生们——恰是因为你们,我才终于得以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