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岁月

朋友问我，什么是触手成蜜？我说：

早晨起来的时候，穿他穿过的鞋子；在厨房里，看见他刷过的锅；他买的花在桌子上微笑；他呼吸过的春日清冽湿润的气息在房间里氤氲；偌大的城市，平常巷陌，空旷街区，因为收藏过他的脚印，而和你有了关联；他走过的每一条路都和你有了促膝之欢。对于你来说，他就是一个魔术师，在时光的废墟里，点石成金，周遭的尘埃闪烁如星星。

他很早就起身，从你的房间出门。世界为他准备了黎明和晨曦，他在淡淡的微光里前行。哦，院中的铁门上锁了，可这怎么能难倒他呢？攀爬对于胸怀爱情的罗密欧来说，不是小菜一碟么？

他小跑，一边跑一边回头注意有没有的士。他上车，然后又转车。他在两个城市间来回穿梭，他是针，也是线，他用爱情，将两座水边的城市，缝成一件天鸟的羽衣。他每天从羽衣的左翅来到右翅，顺着右翅，他可以触摸到你。甜蜜地，甜蜜地。

他爱你。他和你吵架，和你拌嘴，可是他爱你，他爱你。他和你如此不同，思维，行事，都完全不一样。可是，他爱你，他爱你。

他给你打电话，声音好似巫师在催眠。他说，或者不说；他笑，或者不笑，他的爱情一直在那里。是这样的美好时光。春雨不眠，春芽初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为了你他可以变得坏一些。他可以陪你抽烟，陪你喝酒，陪你做很多乖小孩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这样的美好时光。你是一个很坏的人，可是为了他你可以变得好一些。你可以烧饭，做菜，为他洗衣。你决定暂时不再给山写史，为水写诗。暂时，不给云拍写真，不给春风发短信。二十四桥明月，照在他一个人身上。

爱一个人是这么好，这么好。你们共度银汉迢迢。像君子遇到淑女，也像倡家初会荡子。这一场相遇，他矫健如龙，你妖娆生姿。零点的钟声敲响，你不用拎着水晶鞋逃离。午夜之后，更漫长的夜深邃如海，哦，你不用拎着水晶鞋了。他的怀抱是一整座的水晶宫。

你不用再去零售爱情。你可以将自己整个的给出去。坚硬的，踏实的，给出去。是谁说的？只要唐僧俯下身去，白骨精也能修成正果。

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呵气成诗，触手成蜜。

爱一个人就像这副小画：为她拉开夜幕，看她在花园里浇花，蝴蝶绕着她飞舞；

她钓鱼的时候偷偷潜进水里，往她的鱼钩上挂小鱼；

在她的窗台上放苹果：

为她摇落枫叶，让她的庭院飞舞一树秋光：

爱一个人很美好很美好。只要你爱，你就可以让世界如此美丽。

　立春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段台词很优美，但是从胖、丑、龅牙，衣着土气的王彩玲嘴里，用土掉渣的内蒙古包头市方言说出来，立刻产生了极具反差性的喜感。《立春》这部片子如果采用了普通话，总体会至少逊色三分。方言在这里起了一个帮闲丑角的作用，用刺耳的调笑，不停地把观者从戏剧的、浪漫的云端拉下来，提醒人们：这不过是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陆小城，风气闭塞，背景灰败，一切的一切梦想，全抵不过生活的真实与粗砺。
　　
　　在这小城里，胸怀文艺的梦想是多么不靠谱啊。关于此项真理的证人，不仅是叫人黯然神伤的情节，是群众演员毫无表演痕迹的围观与讥笑，更包括几位主角本人。王彩玲不用说了，感谢蒋雯丽的牺牲，出场时她那臃肿身型，菜市大妈的气质，辅以文艺范的长围巾，微昂的头，嘴角的冷冽不屑，全身上下每一寸不协和到了极点，突兀到惊悚！“未来梵高”黄四宝先生，画技平平，倒是捣持出了民间艺术家造型：长发，皮夹克，牛仔裤，刀条脸，屁股上没有三两肉。正面还行，背影活像刚挨了一顿痛揍的瘦驴；被王彩玲的歌声打动得腮帮子上肥肉直哆嗦的周瑜，就是个杀猪匠。杀猪匠带着乡音朗诵普希金，据说，把评委们都感动得哭了——也许是吓哭的。
　　
　　可以明白，为什么如安妮宝贝之流，要给笔下的文艺男女们安排海藻般的长发，苍白瘦削的容颜，干净修洁的手，富足而不事生产的背景，没有美貌至少有气质了……但凡以讨得大众欢心为目的的作品，都不能让主角长得丑，土气，没品，否则就不能满足意淫的需要，无法产生代入的满足感。而真实的生活从来是难以保持光鲜亮丽的，恰恰相反，它总是欲盖弥彰。
　　
　　王彩玲们，和他们追求的梦想，与现实之不协调，就这样由外及内赤裸地展示。《立春》的好在于这里：故事与人物够真实，真实得让人想哭想逃离，一点儿也不想代入，怕只怕，午夜回梦，那角色要附身而至，揭穿自己人生里拼命埋藏的惶恐。从头至尾，没有大悲大喜，大冲大突，最激烈的冲突都在人的心里，在人与社会无声的抗衡中。封闭的、惯性的社会，是席天遮地一幅灰幕，王彩玲等人是这大幕前活动着的小点，不鲜亮，不美丽，却顽强地跃动着，努力拒绝被同化的命运。
　　
　　表面上看，讲述的是文艺青年在庸常世界的困境。最后，角色们也各各有了归宿。结婚生子的，当了流氓骗子的，收养了孩子当起了妈妈面容趋于平和的……小城还是那个小城，曾经心灵里多少的撕裂与尖叫，都被吸收了，如投石入水。唯一的突围者，可能是爱好歌剧的伪癌症晚期病人光头女，她用自己的杰出音乐天赋，加上欺骗良善的恶劣手段，给自己杀出一条路。
　　
　　而心存高远，壮怀激烈的王彩玲，善良，执著，有牺牲精神的王彩玲，影片却终于没有让她走出去。只让她在母性的光辉中得到了安宁，或曰一种升华。这个能不能算得上安慰奖，在我看来还很须怀疑。与之相对应的是隔壁漂亮的小张老师，作为世俗幸福的范本，婚姻在一夜间破裂，影片在这里，不动声色地消解了社会对“文艺青年”的习惯认知，否定了其生活方式在获得幸福上的不正当性，打破了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优劣判断——走向真正永恒的命题：生命本质是孤独的，利爪在天空盘旋，不会放过任何人。
　　
　　理查德耶茨的小说里就有许多正常人的悲剧，他们在噩运来临时，依靠酒、毒品、性、突如其来的暴力来应对，痛苦，但不知为什么，使得这痛苦在旁观者眼里更显无可救药，无路可逃。文艺青年们，至少还可以拥有一首诗，一支歌，一幅画……谁说精神生活一无是处呢？
　　
　　但，在小城中，追求精神生活，先行就已经会给你带来另一种无路可去的痛苦。看片的时候，我不停地想一个问题：时间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松散，外面的世界正在多元化，为什么，电影不给他们放下一切，拔腿离开的勇气？
　　
　　剧情继续展开，主角们跌跌撞撞前行，他们狭小的眼界，幼稚，自不量力，逃避小城生活的同时，小城在身上留下的烙印都展露出来了，黄四宝和王彩玲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关于巴黎的对话让人蛋疼；王彩玲她妈在年初一早上，用瘦枯的手努力撑起放鞭炮的竹竿，白发萧疏，回过头时的笑容令人心痛……
　　
　　是这样的：限制人的不仅是环境，还有人之本身。一个人，你的个性，你的才能，你的记忆，你的牵挂……你所想不到的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在束缚你。人想摆脱环境，但在这场斗争展开之先，他已经被环境所限定了。
　　
　　王彩玲作为女人，遇到的男人，不管利用她的，爱慕她，都发自下意识地对她抱有一种性的轻蔑。他们觉得她不美，条件差，就不必对爱情有更多要求，只要凑合着过日子就可以了。黄四宝将和她上床视为奇耻，周瑜觉得“咱俩条件都不咋地”，理所当然成一对；被整个小城讥笑着的“二尾子”胡金泉，像捞救命稻草一样向她请求假结婚，并不曾意识到这对她是否公正。
　　
　　王彩玲拼命地寻找同类，她所撞上的南墙中还额外多出一重：传统社会对女性独立人格的轻视，对女性价值的狭隘定义。谢天谢地她尽量多地保持了清醒，但是，关于爱情，将黄四宝的“亲近”一厢情愿当成追求，为了想象中的爱情放弃进京的机会，严厉点来说，她当然有她的个性缺陷。
　　
　　谁没有个性缺陷呢？他者是地狱，但人，亦受限于他自己——这是双重推进的悲剧，像不断重复的咏叹调，在宣告人的失败。好在，现实未必完全虚无，在失败中依然留下了一些东西。如同大浪淘洗过的沙滩，在月光下显出奇异的皎洁，那就是不断响起在剧中的歌声，王彩玲的女高音独唱：《暮春》、《为艺术，为爱情》，《乘着那歌声的翅膀》……清冽明亮，回旋而上，是这歌声展开翅膀，把人从悲凉的现实中托起，重新送回云端漫步。
　　
　　文学世界里尽有这样的小城，哈代的小城，福克纳的小城，库切笔下知识分子的小城，《革命之路》里中产者的小城……劳伦斯•布洛克在他的侦探小说里，干脆将全球性大都会纽约，只写成一个“小城”——作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依存关系的一个隐喻，小城永远存在着。
　　
　　区别只在于五十步与一百步。在一次本城文艺人的聚会上，杯盏往来与调情赞美的间隙里，有位先生踌躇满志地四顾，点头叹道：今天，我市文艺界的重量级人物都在这里了……在座俱欣欣然。这也是小城文艺青年可能会走上的一条路。鲁迅曾说过，娜拉出走之后，又会怎样？新的小城会建立起来，一座又一座地出现。
　　
　　我们都在小城中。谁也没有权利对王彩玲投以怜悯，连赞美，都显得有些心虚。

淡淡的倦怠，
好似炉火投射在地板上的光。
冷和暖交叠，
窗外纷纷 玫瑰扑面。

天气预报新一轮冷空气正在起航，
新闻里说，
天鹅在梳理白色的翅膀，
趁三月的初绿，飞回北方。

想起一些温暖的笑颜，

歌与舞的集会。
阳光以七种色彩照耀荒原，
我爱最明亮的那一瞬。

在电脑里找找，就发现这么几张：

还有一张是我迄今为止尺度最大的......半裸照（以后也不可能有超过这尺度的照片了）。犹豫了好久。发不发？发不发？身材真不咋的......可是有什么关系？这个女人的角色，叫母亲。

午后江水生烟，远岸笼碧。晦暗不明的冬日天气。春天在大地的襁褓里躲着。时机不到，没找到一棵开花的树，一粒萌绿的芽。公园也老了。一群老人依依呀呀的唱。

说起老码头，曾经有过水上人家，打鱼为生，捕虾为业。来是岸，去是岸，徘徊水上的人，终生品味水的寒凉，潮的涨落，岁月的冷暖。20年沧桑变迁，而今的江中，资源匮乏，怕是要用科学探测仪器才能找出鱼虾了吧？打渔为生，早已成了一个神话。水边贫民窟一样的房舍，如今成了文化公园。纵容来来去去闲适的脚步，收留飞鸟和涛声。

这座城市，一如日益成长的我和你，褪去风华正茂的意气和野性，边边角角的毛糙，化为精雅的悠闲与从容。

时光和流水，永远都在互相对话。说给山，说给天空，也说给一座城市听。

聚集的同时也在消褪。最满时同时也最空。过去和未来交织成此刻。而此刻此时，亲爱的，此刻此时，是霞光初炫，是海棠乍开，是十二重雪羽覆盖的梦境，呵气成诗，触手是蜜。

谢谢你的微笑，慌乱我的华年。令我将一茎冻土生寒的小径，走成花开如雪乱的紫陌红尘。所有的春愁缭乱下自成蹊，漫随流水至天际。

理性的人是像浮士德那样：

我要探究窥伺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

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

感性的人是像唐璜那样：

一切真理只不过是官能的陶醉，而一切陶醉也只是一个梦。

在陶醉的时候，我们就打破了理性用来阻止我们官能的大胆活动的那个专断的束缚，那个虚伪的镣铐。

你追寻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有意义吗？

生命的意义，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究竟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生命本身既无意义，也可无目标。

生命并不是给人来评论，来思索，来为它找寻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意义的。

对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是满满的一杯酒，我们得带着狂欲大口地喝。

等到酒喝完之时，官能的游戏也就完了，

那时我们不要像一个宠坏了的小孩似地哭着，我们得把空杯丢在石头上碰碎！

你问：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可是在你损伤你的心智，折磨你的灵魂去给那个感觉的幻术找寻一个意义的时候，

光阴已经白白地逃走了，你并没有利用过它，也不曾了解过它。

学者闻一多先生被暗杀，当时的政府是这么处理的：

蒋介石对闻一多被暗杀非常生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刚刚上任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派到昆明去调查此事，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闻一多被暗杀，这绝对是一件法西斯行为，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历史。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此事的态度。他派唐纵到昆明去调查，就说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当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风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了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人手一时不够。据沈醉回忆：“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谄。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的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唐纵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一般说来，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假，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日记将来会落在哪里，会派上什么用场。唐纵后来去了台湾，但他的日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现在把唐纵日记中有关闻一多被暗杀的记载抄在下面，并和沈醉、程一鸣的回忆对比着看，从中就能得出一些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

程一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他在参预此事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当时程一鸣已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6年6月1日，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飞赴昆明，帮助唐纵破获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

程一鸣和李毓桢、龚少侠都是军统的官员。程一鸣他们研究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经过，他还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检查了闻一多父子被枪杀的现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根据当天目击者的指证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派人打死的。程一鸣查获了闻一多被杀的全部事证、人证、物证后，认为暗杀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并把他调查的结论告诉了唐纵。唐纵听完以后感到处理这个案件非常为难，因为唐纵和霍揆彰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

唐纵问程一鸣：“你看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处理？”

程一鸣说：“如果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对政府和老先生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是说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委员长心里很气愤，下午在闻一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父子到了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从身上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打死。两个宪兵这样做，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要依法惩办这两名宪兵，就可把事实的真象掩饰过去。”

我觉得这一段找替罪羊的过程很有趣：

沈醉回忆了他和唐纵商量如何找人来顶替的事，沈醉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它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沈醉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这个人又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因为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做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沈醉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他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他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他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沈醉还做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那个人才答应了。

第二天，沈醉向唐纵回话的时候，唐纵又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沈醉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书工作的特务去挑选一个。唐纵催沈醉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正想看另一个倒霉鬼如何出现呢，结果峰回路转：

当天中午，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沈醉，叫沈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沈醉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等在那里。唐纵见到沈醉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要他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他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他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他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纵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沈醉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他和霍是湖南酃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纵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沈醉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以欺骗舆论，推卸责任，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去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1947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沈醉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派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料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

累不累？我看得都很累，更别说当时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不明真相”的死去，多少国家大员为他辛苦奔波。诚然政治是肮脏的，但是在肮脏之外，可以看出当时政府的诚意，以及，对真相的追寻。

如果换成天朝，就一点也不累了。

7月11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受别有用心的人指使，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非法集会闹事，甚至谣言要打，砸，烧政府。群情激愤，失去理智，给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党国经过研究决定派省府委员，昆明市长等一干领导火速赶往西南联大。并作出重要批示：尽快查明真相，抚慰群众，安定人心，维护昆明的民主稳定。

省府一行对闻一多先生进行多番苦口婆心的劝告，闻先生都无动于衷。闻先生在回家途中遭不明身份的人围攻，并被不明身份的子弹击中，当场身亡。

现已基本查明真相 党国为这不幸事件也感到惋惜
   
  党国昆明支部
   
  －－－－194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