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卫国的博客（狡兔三窟）

朋友来电对山城酷吏的倒台感到庆幸，可我偏偏兴奋不起来。酷吏以这种诡秘、近似闹剧式的方式倒台只不过表明走了一个演酷吏的演员而已，需要酷吏的剧本和舞台还在，这样的宫廷演义式走法不会让人感到安全。

说“走了”，其实是宫外的网民起哄似的猜疑，倒台故事就是到了今日，宫外人也没有一个准信。细想想，“休假式的治疗”和在领馆的“滞留”闪烁其词，如果有需要还是有翻盘的余地的。只是人们按历史经验对遮遮掩掩的新闻报道作出判断，认为到了这个份上能翻过来的可能是微乎其微。

说这样的走法不会让人感到安全，这是因为我想到了Dershowitz的两段话。第一段是：

The system of justice is only as good as it is toward the worst person, once it begins to compromise there, the slippery slope begins. So because I want that system to be there for you and me, I want it to be there for everyone. Even for, say, a Josef Mengele.

按Dershowitz的观点，判断社会是否有公义的基本依据是看该社会是如何对待其所认定的罪大恶极者。如

对于我来说，博客和微博的最大差异是前者写了老半天如果发不出来要憋屈老半天。后者一分半会儿写就，要憋屈也就是那么一点时间。文明社会，一种狭隘的理解就是文而“明”，我这点水平的理解，“明”就是见天日。文而不能“见天日”，自然是要憋屈的。憋屈时间长了，自然要生病的。

2 岁女童小悦悦终于没有能挺过去。10月13日小悦悦在佛山不幸接连被两辆车碾过的事件公布后，她的状况牵动着许多人的心。虽然不信教，但大家还是都以各种方式为这个幼小的生命祈祷，希望生命的奇迹再次能发生。然而，生命的奇迹在中国发生了无数次后，这次最终还是没有再发生。

小悦悦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学者很不客气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冯小刚声称，冷漠早就在我们的民族性里；马家辉坦言，中国良心成本太高，理性选择就是逃避。连南都也发表社论，认为要反思小悦悦事件，道德唤起之后是公民培育。事后，广东书记汪洋更是轻松批评社会冷漠，声称要用良知尖刀解剖丑陋。

我不太明白，这良知的尖刀怎么就冲着老百姓来了？！其实，从老百姓对事件的强烈反应看中国的人心并没有冷漠。如果冷漠真的在中国

本来想在评论栏里作回应的，写完了发现有点长，想想自己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所以就动用了一点小权力，把回应发在了博文栏里。

谢谢指点。这段历史我还真的知道得很粗浅。有关孙中山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读到了点传闻，更不知道唯一文档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后去美国，一定去看看。有关袁世凯的议论，我听说了不少，但实际上没有看过一本这方面的书。

之所以转载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话我很同意，“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情绪性地去了解历史可能会忽视很多因素。很同意评论的话，有些话证据不充分。还需要更多的考证。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坦荡心态，冷静的理智分析，我们就可能注意到更多、以往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进入我们视线的资料。只要能发掘更多的资料，我们离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近许多。几年前读了我们学院老师的一篇文章，我以为很精彩。文章认为我们对历史的很多记忆是很情绪化的。许多只是我们充满感情地以为如此，可没有具体的史料支持。我不治历史，当然不知他的结论是否成立，但我也觉得由于各种原因，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资料没有去发掘或考虑。这好像是事实。

（传说《南风窗》社长陈中因这篇文章丢了职位，我不治中国历史，不太明白这篇文章错在哪里，或者作为探讨为什么不可能。现把这篇文章刊在这里，也许会有高人指点。）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这又是一篇旧文，网上有关于“包容比自由更重要”的议论，很想参与，因为我觉得讨论里少了一个平等，但一时抽不出时间加入，就把曾在《世纪中国》《燕南》上发的这篇文章贴在这里，权当充数。好在这些网站早已被封了。顺便说一句，博客有点像春来茶馆，肯来的就是客气，肯留言的，那是客气有加。茶该怎么沏，该怎么喝，自然是个人的事情。）

关于民主的高深讨论有时真让人感到困惑。我总以为，民主在中国被大大地理想化了、复杂化、工具化了。其实，如果将民主简约到最低程度，剥去其各种斑斓的理想主义光环和理论学说的玄妙，我们就会发现民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运作规则。民主体制指的就是在一个实施了民主的社会，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授权。所谓的多样化民主体制涉及的仅是采用什么样的机制以获取多数人的授权。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多数指的是简单多数。

实施民主体制究竟是否会“祸国殃民”的命题，说白了就是：实施多数人授权的政治体制是否会“祸国殃民”。为什么多数人授权会引起不少学者的大惊小怪呢？细细想来，大惊小怪起源于多数人授权政治体制里暗含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同一社会里，所有这个社会的

今天看到朋友转发的一个词，叫“避言套”，觉得苦恼地逗，也就随手写了“避言手术”之类地发了出去。发完之后突然想到今天是7月31日，在7月31日收到了这么一个词，还真是感慨。

(按我的放松计划，7月该闲到无聊才过瘾。不想自己其实空虚得狠，一闲下来就已经无聊了。好在世界不无聊，于是胡乱地又写几篇博文打发时间。由此有朋友在闲聊中提及我过去和谐了的博客。他特别提到了我写的有关杨师群和他学生的两篇旧文。这两篇文章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议论，当然还招来不少骂声。第一次被誉为五毛党的就与他们有关。朋友觉得就这么埋了有些可惜，该把他们从坟堆里挖出来。想想也有道理。

许多朋友都有经验，博客和谐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旧文，这光景和心情就像是铁道部的哥们瞅着埋了之后的动车车头，该不该挖出来呢？该挖多少出来呢？ 还真不好决定。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我写的博文引起最大反响、转载最广的是有关奥运的两篇。叫好的自然有，但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地惨也就是从它们开始的。当时读到腾讯转载后的一些难堪之词，心里还真不好受。不过，也就是打从那时起，我对于让我难堪的言论有了很大的耐性。一样开挖车头了，把它们也顺带挖了出来。）

杨师群和他的两个学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也算是朋友善意的提醒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参拜中国的靖国神社”一文，主要是对巍然矗立在白玉山上的白玉塔表示愤怒。白玉山塔建于1909年，是为了纪念在中国土地上与俄国人开战而战死的22723名日本军人，日本人给的名字“表忠塔”。当时觉得愤怒多半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游大连的必游之地。虽然中国的游客不会向日本游客那样毕恭毕敬，但在白玉塔下驻足，拍照是必不可少的项目。目睹耻辱柱耀武扬威地和中国游客璀璨的笑容混合在一起，心里总不是滋味。

当时写道，我每次看见这汲取中国土地滋养、刺破中国青天的塔碑，都会有一种要炸毁它的冲动。当然，白玉塔虽是日本出钱造的，但现在成了中国的历史文物。我不知道国家将其列为哪一级的保护文物。虽然日本人出资25万日元，但建造该塔强征了2万多名中国劳工。对待这类象征耻辱的文物该如何处理，可能文物界的学者也有争议。

尽管如此，我对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勇气炸毁这个在主权范围内的侵略象征感到异常的气馁。如果我们允许在我们的土地上存有纪念日本侵略者的牌坊供人拜访，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日本政府捣毁建在他们自己领土上的侵略者纪念坊？我在文中甚至建议，为了吸引大批的游客，索性

其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至今日，一组最简单、最基本的信息并没有向公众流露。两辆列车分别确切有多少名乘客？我们现在只知道遇难了多少人，或者有多少伤者，但却没有任何有关失踪者的消息。难道这次就没有失踪者？遇难人数是根据搜寻所得的尸体得出的。但鉴于列车撞击后车厢所发生的严重变形，有没有尸体无法觅得？事故发生后不久，铁路部门就对车厢进行了野蛮处理。难道没有可能在被破拆的车厢里有遇难者的尸体？这个可能其实已被温州特警队长所证实。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在他处理的那节“没有生命迹象”的车厢里发现了小伊伊。

在列车实名制的今天，获取两辆列车确切的全部乘客名单是最最简单的事情，公布事故列车确切的总人数，统计是否有失踪人员，这是处理任何事故的最基本的步骤和常识。而就是这最最简单、最最基本、最最重要的事情，时至今日铁道部、甚至国务院的调查组居然都没有公布。

联系到有关部门在第一黄金时间里不对生命救助而对现场进行破坏性的清理，还是那句话，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一场惨烈的交通事故，但也是一场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的普通交通事故。他们在处理这起纯交通事故时所采取的非交通事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