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陈代

     近日，读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执教的刘禾教授新近重版了的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年)，颇有感悟。公允地讲，刘禾女士在她卓有洞见的学术力作中，提出的富于方法论意义的“跨语际实践”研究范式，对于长期以来大陆主流文学史研究范式有着强烈的解构与颠覆。她的考察与讨论是从翻译的文化研究切入，处理的材料和对象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内容，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则不仅对于中外思想、文化历史研究，而且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也颇具有相应的启发意义。但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刘禾极富启发的洞见其实也是她的不见。在此，我仅举一例：刘禾在“被翻译的现代性”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事实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

旧梦与新岸

文／陈代

    二十多年前，源于缪斯女神的召唤，涉世未深的我在迷惘中步入文学的殿堂。因痴迷于“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历史现代转型的巨大创辟，执迷于“五四”精神的多方叩问，从此开始了漫长而孤独的学术研究之旅……转眼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完成基本的学术训练后至今，庸庸碌碌十多年过去了，竟然是一事无成，期间为了生活四处漂泊谋生，生活与工作多次调整，个人曾经拟定的几个专题研究（一个是关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研究，一个是对五四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视与转化研究，在一个是对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学走向中和的研究）时至今日，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引以为遗憾，甚至成为一种心结，成为内心永远的隐痛。岁月不饶人，在人到中年后，我不断反省自已走过的路，依然叹味在岁月流逝中那种对旧梦的茫然追寻。

   如果说，非得有新岸的话，至少之于我而言，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窘况。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拾地质专业，与煤矿工人为伍；但人生的志业，我为之付诸于全部生命和精力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却不得不让位于谋生的职业。面对人生的悖论，我依

              关于20世纪八十年代“知青文学”的回望与当下文学的检讨

                                  文|陈代

   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时期“伤痕文学”在文坛独领风骚三两年后，随着文学思潮迭奔浪涌，“知青文学”开始入住文坛的中心。一时间，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阿城《三王》、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张承志《金牧场》、李锐《厚土》系列、贾平凹《商周初录》、梁晓声《雪城》等等作品，以新的手法、新的感知把握世界的方式如歌如泣地述说知情们上山下乡及返程的生活境况，直面人类生存的苦难，在对历史反思中达到了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标，也成就了或奠定了新时期以来这些新锐实力派作家的文坛地位。

   然而，面对新时期八十年代启蒙文学的辉煌生成与发展，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创作并不尽人意，尽管每年有大批量

自语

    近读赵园先生的《地之子》和王德威先生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受益颇多；尽管两位先生学术理路不尽相同，学术风格大相径庭，但两位的共同点是才气逼人，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均自成一家，读后良久无语，不可否认，文学创作也好，文学研究也罢，没有良好的艺术感觉与悟性，很难有所建树。反观自身，这恰恰是我所缺乏的，故而，有无语之言。深夜中，我不止一次地陷入迷惘，自己近乎倾全力执着对待所谓的“研究”是否真的有价值？又如何来看待或反省给自已带来痛苦与欢乐的人生志业？

                                              2012.05.20写于鄂尔多斯荒原

郭冰茹:“革命叙事”的转换、扬弃与消解

“革命叙事”的转换、扬弃与消解——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围墙》、《单位》为中心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文学进入了“当代”阶段，在通常的文学史分期中，“革命叙事”成为贯穿“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一条线索。“革命叙事”不仅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讲述，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讲述，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以及当代作家对“革命”认知的变化，“革命叙事”在“当代”的语境中并非以单一的方式递进，而是呈现了转换、扬弃与消解的复杂过程。可以说，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和把握不仅是我们在“后革命” 的语境中重新考察“革命叙事”的前提，也是我们考察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角度。考虑到“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某种内在联系以及“新时期文学”中1980年代初期与后期因文化转型而出现的差异，本文选择《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围墙》(1982)和《单位》(1988)这三个不同时期描述政府机关内部矛盾冲突的文本进行对照和分析，以此勾勒出“革命叙事”转换、扬弃与消解的轨迹，呈现这一变化的复杂过程。

在当代文学史

品茶与读书

文／陈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