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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不看《南方周末》了,不是因为对3元买一份报纸值不值的掂量,也是因为对其内容的失望。好像是2005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南方周末》离真正的中国很遥远,尽管它每期都会邀请一位名人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是,我有没有在“这里”读懂中国呢?没有。希望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然而,这样的希望是没有用的。《南方周末》曾经让很多人看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并为此欢呼不已。可是今天,我看到的却是《南方周末》与真实中国的脱节。是不是应该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对它要求太苛刻?如果是这样,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对其倾注太多幻想和RMB。

与其说《南方周末》为中国媒体作了一个榜样,或者为中国一部分人发泄提供了一个平台,毋宁说是为某些人缓解了水能覆舟的危机。

《南方周末》的存在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幸运还是悲哀?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可惜《南方周末》可能

遗落的文章(2008-09-10 10:21)

遗落的文章

    我一直没有养成保存手稿的习惯,写完的文章总是扔得到处都是。因此,我丢失的文章应该是不少了。有两次由于意外原因丢失文章的情况,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一次是2003年高考结束回家之前,因为东西太多带不了,我将两个书包放在当时的班主任高旭华老师那里。高考成绩下来以后,我有过一个月的复读生活。这一个月是在惠民一中度过的,没有回到二中。这让我觉得对不起高老师,因为他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想让我回到他的班里。由于这个原因,当年我没有回二中取那两个书包,拖到后来就更不好意思去要了,觉得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肯定被当作垃圾扔掉了。书包里有些课本,还有我订的全年的《中华读书报》,这都不要紧,关键是里面还有我高中三年的五六本日记、周记和当时写的一部同性恋题材的近10万字的小说,这是我一直追寻未果深感遗憾的。

    再一次就是上面提到的2003年在惠民一中复读的那一个月中,我写过两篇文章,题目已经不记得了,一篇是鲁迅风格的杂文,就是在那篇文章中我首次提出了雷锋自杀的观点;一篇是周作人风格的散

回忆我的大学

    这个题目在心中盘旋一年多了,但因为我一直不想写这种回忆文章,觉得自己还年轻,不宜陷入由回忆营造的沉沉暮气中,就一直耽搁下来。这次是下了决心要把它写完的,算是了却一件心事。至于原来的犹豫,如今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这篇文章,打算分六部分写,分别是:三份校园刊物、几个人、恋爱与学问、专业学习、我的考研过程,最后是一个结语。                                                                                                

单眼看谢泳(2008-08-01 17:24)

             单眼看谢泳

    谢泳,生于1961年,山西榆次人,1983年毕业于晋中师专英语系,留校任学报编辑,两年后调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后为《黄河》杂志副编审。现为厦门大学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禁锢下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书生私见》、《逝去的年代》、《教育在清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杂书过眼录》、《逝去的大学》(合著)等。

 

    2004年10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谢泳先生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随后的两天是在阅读的兴奋中度过的。放寒假时,我已经把这本书读了5遍,并写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读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

王祝晨时期的山东省立一师

 

    王祝晨(1882—1976),山东齐河人,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山东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解放前,曾在济南省立一师、曲阜省立二师、聊城省立二中、省立济南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解放后,出任济南一中校长,并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22—1926年间,王祝晨任山东省立一师(今济南师范学校)校长。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王祝晨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传播新文化,对省立一师的学制和学科设置、师资力量、学生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校园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这些对此后一师的校风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祝晨由此被时人称为“山东的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