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曾几何时，英雄一直是中国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的亿万民众景仰的典范与偶像。无论是救民族于危难，还是惩强除恶于乱世，勇于直面邪恶不低头，敢于伸张正义不退缩的铮铮铁骨，都被视为有英雄气概的特征。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英雄数不胜数，然而，在今天，人们曾经的心目中的英雄却一个个如流星般离我们远去了，留下的只有追忆。

    没有人能够忘记当年曾在景阳岗赤手空拳打虎的武松这样一位英雄。之所以人们永远记住武松这样一位英雄的大名，不单是文学艺术对武松形象的夸张描写，而在于武松这样一个英雄人物的行为太具有感染力和张力；更是因为广大民众渴望英雄的出现、需要英雄的存在。当不断害人的“大虫”已经危害到民众生命的时候，人们希望有英雄出现，把吃人的老虎这一害给除掉，而武松的出现寄予了、也实现了民众的心愿，而且是

    妻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打算回到老家休养，于是我们便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可是，由于是旅游季节又赶上大学临近放暑假，我们只买到了两张上铺床位，因此我就一直担心妻乘上列车后如何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攀爬上铺的床位，甚至设想上了车遇到个好说话的乘客，与人家换张床位，说不定没什么大问题。就这样，在上火车前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这样设想和安慰着自己。

    当我们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铺位，先是把随身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然后坐在临窗的凳子上等待机会跟中下铺的旅客商量换铺位的问题。列车是九点多开始出发的，挨着我们这个包厢的中下铺的旅客竟是清一色的女生，而且两个中铺与两个下铺的旅客分别是一起的。列车开出几分钟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包厢的下铺上已经坐满了六七个女生，她们从上车后就都互相友好的打着招呼，又寒暄着问对方上班忙不忙，学习紧张不紧张。显然，她们既不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也不是一个企业里的员工，而是来自各自不同的岗位，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公司职员，但为什么又显得互相那么熟悉和友好呢？我正暗自猜测，忽然在座的一位女生提议说，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时间再练习一遍。其他女生都应声

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旧堡村身家近亿元的秦家地煤矿总经理夏耀周，靠勤劳致富后忽然有了一个伟大创举——夏耀周专门请人把自己生长的倘塘镇旧堡村规划设计成了宣威理想小镇，并投资三千万在村子里兴建别墅群。他所理想的是要让全村人告别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大山深处的“城市居民”，不但有别墅住，还要有花园、喷泉、会所、健身中心，门口要有保安值勤。而且他在将来还要出资近千万，办一个科技种植园和一个肉牛养殖场。在夏耀周这些伟大构想还没有真正实施实现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与怀疑却接踵而至，甚至怀疑他的动机中搀杂着“阴谋”！

一个靠勤劳一步步走向成功并获得巨大财富的农家子弟，当他有了钱后，想到的不是如何象其他企业家一样，因为做企业成功或为当地的税收及“搞活经济”做出贡献而摇身一变成为了跟政治搭上关系的什么“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夏耀周并没有象其他那些已成为“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企业家们一样花大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去铺路，而是选择了一个谁都不敢做、甚至没有魄力去做的创举——自己投资改变生养自己的小村庄。

如果夏耀周也跟其他企业家一样，手里有了钱，随便走

    近日，广州市又上演了一幕“见义勇为者遭劫匪围殴，六七十人冷漠围观”的悲剧。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0月5日晚8时，一辆乘载六七十人乘客的公交车上的一名女乘客的手机遭两名劫匪盗抢，仅有一名叫郑善彬的男青年挺身而出英勇与歹徒搏斗，并大声提醒司机将车门关上别放走了歹徒，但司机不但没有关门，却又放进几名抢劫歹徒的同伙上车。一时，七八名歹徒拳打脚踢对郑善彬进行围殴，而车上的六七十名乘客却连大气都不敢出站在一旁冷漠围观，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帮助那名受到侵犯的女乘客和郑善彬，甚至不敢拨打报警电话，任由歹徒行凶后扬长而去！遭到抢劫侵犯的女乘客谢女士面对六七十个如此冷漠围观的乘客的无动于衷又气又恨，她哭诉着把自己的怨恨甩在每个乘客的脸上：“你们的良心都哪去了……你们今晚都睡不着觉！”

    这六七十名现场冷漠围观、目击歹徒行凶全过程的乘客，果真如谢女士所咒骂的那样“晚上都睡不着觉吗”？我想，恐怕未必尽然。当然不可排除，车上的六七十名乘客中一定不乏有良心者、有社会地位者、有学识者、身强力壮者，或者是体育爱好者、武术从业者，可能也有那些根本无力挑战歹徒的孩子或老人

一直以来，中国的官员们从走向仕途那一天开始，他们的身份与身价就发生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官员或有些显耀身份的公务员后，感觉犹如鸡变凤凰，身价倍增。原来艰苦朴素、积极上进、拼搏奋斗的气节也就随着身份的变化也都跑到九霄云外了。那些所有腐化堕落的官员们无不是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刘清山、张子善如此，胡长清、成克杰亦如是，其他一切因身份地位发生变化而走向堕落的官员、公务员们无一不是殊途同归。

记得读过一篇关于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文章，说他在还没有成为德国总理前，还在任某个州的州议员时，为了保证个人的收入和养活自己的老母亲，他不是像中国的政府官员那样到处拉拢关系或利用自己的权势搜刮钱财，而是每天离开州议会办公室后，他把自己的身份换成一个普通的扫烟筒（在德国，替人扫烟筒是一个专门的职业）的工人，从而来赚取一定的报酬。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件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当职的政府高官，即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的某个局的领导，他敢或有那份勇气像施罗德那样做一般普通人才干的体力活吗，而且是为了生计才疲于奔命的去挣那份钱吗？恐怕不会有，谁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