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杂碎

　　当房价迅速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呼吁政府进行调控。政府确实拥有调控房价的手段，第一，政府拥有进行宏观调控的常规政策工具。目前美联储正在连续加息，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房屋市场对利率是高度敏感的，提高利率可以迅速地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减少投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价。当然，在美国，作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跟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但在中国，中央银行还没有这样的独立性，政府显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

　　除此之外，政府还拥有一项特殊的优势：各级政府就是土地的拥有者。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最大的城市，住宅用地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任意地决定土地的供应量、供应类型及转让价格。在房价急剧上涨的时候，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土地供应的方式，向市场发出房屋供应大幅度增加的信号，或许能够有效地抑制价格上涨。

　　大约也正因为此，人们对政府的调控寄予极大的期望。

　　但政府有能力进行调控，并不等于政府愿意进行调控。而且，悖谬的是，恰恰是让政府有能力进行调控的

　　对此，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征这种税不大妥当，很可能象征着对某些教育乱收费行为的认可，漂白赞助费、择校费。人们担心，学校可能因此觉得有了收取“择校费”的理由，收起费来更加理直气壮。

　　其实，这种担心有点多余。征税本身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应税收入的合法性。举个简单的例子，贪污受贿者将巨款存在银行，利息同样得缴纳利息税，但恐怕没有人因此说利息税漂白了那些赃款。同样，“三陪”女的收入很可能也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其获得收入的方式是合法的。

　　还有人则善意地理解财税部门对教育乱收费征税的动机。有人猜测，可能是财税部门看到教育乱收费愈演愈烈，政府三令五申不起作用，所以，就想增加一种手段，即通过税收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

　　如果仔细想一下，可能还真是息息相关。比如，在“大跃进”期间，各级政府自下而上——当然也是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虚报数字，其结果就是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民众生活陷入极端困苦之中。

　　这个故事太遥远了，较新版本的故事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各省GDP修正数字，某省的GDP水分达到了464亿元，缩水3％。另有一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相当于我国西部地区十一省一市的GDP总量。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但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已经说过，“有些地方仍然过于看重GDP，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而层层加水，并不纯粹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统计数字最终是要由实在的东西来支撑的。比如，地方和基层政府为了把上面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评论说，民间人士宴请乞讨人员，实际上源于旧时对乞讨人员的“粥棚”。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粥》，描述他在北方吃粥的记忆:“一说起粥，就不免想起从前北方的粥厂，那是慈善机关或好心人士施舍救济的地方。每逢冬天就有不少鹑衣百结的人排队领粥。”一般情况下，一入冬，城里就在多处开设粥厂，免费供应贫苦人士。到腊八这天，还专门煮腊八粥。这些粥厂有的是官府所开，但大部分是寺庙道观或民间慈善组织甚至私人所开。

　　其实，粥厂只是以前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一小部分而已。只要人类不能生活在哲人们所设想的那些理想国里，就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总会有人生活在贫困中，总会有人流离失所，总会有人成为孤儿，总会有人缺衣少食，也总会有人身患疾病而走投无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社会都有必要帮助救济这些人士，

　　演讲的题目由“纯粹货币理论”换成“生产的货币理论”。经济学史家评论，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凯恩斯革命开始了。1935年12月2日，凯恩斯作了第四期讲座的最后一次演讲。10天以后，他寄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手稿。距那个10月演讲3年3个月3星期又4天，也即1936年2月4日，这部巨著出版了。

　　《通论》被后人盛赞为掀起了财政政策革命，但有趣的是，这本书几乎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这是一本纯理论性著作，几乎没有谈到什么具体的经济政策，但它却为二战之后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写作于大萧条的背景下，因此，凯恩斯主要关心的是失业问题。古典理论说，市场可以自行调节，供给能为其自身创造出需求来，工资(劳动力的价格)的自由浮动将使失业不可能长期存在。当时严重的失业现实，则让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表示怀疑。

　　凯恩斯说，古典理论所谈其实只是很极端的理想状态，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现实的状况。真实

　　★ 文/秋风

　　中国人真正着手建立宪政制度的努力，到今年正好满一百年。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公元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颁布一道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虽然没有成功，但由立宪带来的自由和权利的向往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其诱惑就是难以抵挡的。

　　戊戌维新虽然被镇压，但精明的慈禧太后很清楚，面对着内忧外患，“变法”是不可避免的。倒是维新失败，人们对变法的内涵开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新世纪的头几年，“立宪”话语逐渐流行于朝野上下。

　　1904到1905年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界上的日俄之战更是刺激了人们的立宪热情。新兴的日本击败老大俄罗斯，国人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基于这一认识，开明的宗室权贵和早就参与现代化的地方督抚呼吁朝廷走立宪之路。朝野终于达成“救危亡之方只在立宪”的政治共识。

　　立宪是需要知识的。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北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