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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29 21:18)

观察印度的视角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最近在《新财富》发表文章《印度启示录:三个世界与不公平下的和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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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2 20:06)

 

 

 

这一年来,人们纷纷以赞赏的口吻谈论“穷人的经济学”。但是,在经济学的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穷人”,可能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归根到底,经济学无所谓穷人的、富人的,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是市场是如何构成和运转的,为什么劳动与知识分工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什么交易范围不断扩大能够增加所有人的福利。经济学也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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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8 21:30)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有一种错觉,以为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在全社会实现福利的平等分配。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最近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正是计划体制造成了地区间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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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房价迅速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呼吁政府进行调控。政府确实拥有调控房价的手段,第一,政府拥有进行宏观调控的常规政策工具。目前美联储正在连续加息,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房屋市场对利率是高度敏感的,提高利率可以迅速地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减少投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价。当然,在美国,作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跟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但在中国,中央银行还没有这样的独立性,政府显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

  除此之外,政府还拥有一项特殊的优势:各级政府就是土地的拥有者。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最大的城市,住宅用地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任意地决定土地的供应量、供应类型及转让价格。在房价急剧上涨的时候,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土地供应的方式,向市场发出房屋供应大幅度增加的信号,或许能够有效地抑制价格上涨。

  大约也正因为此,人们对政府的调控寄予极大的期望。

  但政府有能力进行调控,并不等于政府愿意进行调控。而且,悖谬的是,恰恰是让政府有能力进行调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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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05 15:39)

  对此,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征这种税不大妥当,很可能象征着对某些教育乱收费行为的认可,漂白赞助费、择校费。人们担心,学校可能因此觉得有了收取“择校费”的理由,收起费来更加理直气壮。

  其实,这种担心有点多余。征税本身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应税收入的合法性。举个简单的例子,贪污受贿者将巨款存在银行,利息同样得缴纳利息税,但恐怕没有人因此说利息税漂白了那些赃款。同样,“三陪”女的收入很可能也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其获得收入的方式是合法的。

  还有人则善意地理解财税部门对教育乱收费征税的动机。有人猜测,可能是财税部门看到教育乱收费愈演愈烈,政府三令五申不起作用,所以,就想增加一种手段,即通过税收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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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仔细想一下,可能还真是息息相关。比如,在“大跃进”期间,各级政府自下而上——当然也是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虚报数字,其结果就是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民众生活陷入极端困苦之中。

  这个故事太遥远了,较新版本的故事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各省GDP修正数字,某省的GDP水分达到了464亿元,缩水3%。另有一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相当于我国西部地区十一省一市的GDP总量。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但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已经说过,“有些地方仍然过于看重GDP,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而层层加水,并不纯粹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统计数字最终是要由实在的东西来支撑的。比如,地方和基层政府为了把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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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评论说,民间人士宴请乞讨人员,实际上源于旧时对乞讨人员的“粥棚”。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粥》,描述他在北方吃粥的记忆:“一说起粥,就不免想起从前北方的粥厂,那是慈善机关或好心人士施舍救济的地方。每逢冬天就有不少鹑衣百结的人排队领粥。”一般情况下,一入冬,城里就在多处开设粥厂,免费供应贫苦人士。到腊八这天,还专门煮腊八粥。这些粥厂有的是官府所开,但大部分是寺庙道观或民间慈善组织甚至私人所开。

  其实,粥厂只是以前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一小部分而已。只要人类不能生活在哲人们所设想的那些理想国里,就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总会有人生活在贫困中,总会有人流离失所,总会有人成为孤儿,总会有人缺衣少食,也总会有人身患疾病而走投无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社会都有必要帮助救济这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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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的题目由“纯粹货币理论”换成“生产的货币理论”。经济学史家评论,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凯恩斯革命开始了。1935年12月2日,凯恩斯作了第四期讲座的最后一次演讲。10天以后,他寄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手稿。距那个10月演讲3年3个月3星期又4天,也即1936年2月4日,这部巨著出版了。

  《通论》被后人盛赞为掀起了财政政策革命,但有趣的是,这本书几乎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这是一本纯理论性著作,几乎没有谈到什么具体的经济政策,但它却为二战之后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写作于大萧条的背景下,因此,凯恩斯主要关心的是失业问题。古典理论说,市场可以自行调节,供给能为其自身创造出需求来,工资(劳动力的价格)的自由浮动将使失业不可能长期存在。当时严重的失业现实,则让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表示怀疑。

  凯恩斯说,古典理论所谈其实只是很极端的理想状态,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现实的状况。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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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北京市人代会开幕时提交的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报告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发展目标:“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当然他们后来又撤销了这一目标。

  至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城市管理专家们,则年年畅谈如何“控制城市人口”。考虑到城镇居民生育率已经达不到人口置换所需要的水平,本地户籍人口实际上可能正在下降,因而,控制人口的重点,始终就是控制外来人口流入。

  为此,人们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首先是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去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应该对外来人口实行准入制。当然,行政手段未免有点赤裸裸了,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发展专家现在普遍喜欢谈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不外乎强化暂住证管理,强化社区控制,经济手段则有两种。第一种经济手段是产业升级。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了,比如,大力发展金融业、IT业、先进制造业,一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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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26 15:43)

  ★ 文/秋风

  中国人真正着手建立宪政制度的努力,到今年正好满一百年。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公元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颁布一道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虽然没有成功,但由立宪带来的自由和权利的向往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其诱惑就是难以抵挡的。

  戊戌维新虽然被镇压,但精明的慈禧太后很清楚,面对着内忧外患,“变法”是不可避免的。倒是维新失败,人们对变法的内涵开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新世纪的头几年,“立宪”话语逐渐流行于朝野上下。

  1904到1905年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界上的日俄之战更是刺激了人们的立宪热情。新兴的日本击败老大俄罗斯,国人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基于这一认识,开明的宗室权贵和早就参与现代化的地方督抚呼吁朝廷走立宪之路。朝野终于达成“救危亡之方只在立宪”的政治共识。

  立宪是需要知识的。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北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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