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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06-03-02 20:06)

 

 

 

这一年来,人们纷纷以赞赏的口吻谈论“穷人的经济学”。但是,在经济学的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穷人”,可能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归根到底,经济学无所谓穷人的、富人的,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是市场是如何构成和运转的,为什么劳动与知识分工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什么交易范围不断扩大能够增加所有人的福利。经济学也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安

  当房价迅速上涨的时候,所有人都呼吁政府进行调控。政府确实拥有调控房价的手段,第一,政府拥有进行宏观调控的常规政策工具。目前美联储正在连续加息,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房屋市场对利率是高度敏感的,提高利率可以迅速地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减少投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价。当然,在美国,作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跟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但在中国,中央银行还没有这样的独立性,政府显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

  除此之外,政府还拥有一项特殊的优势:各级政府就是土地的拥有者。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最大的城市,住宅用地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任意地决定土地的供应量、供应类型及转让价格。在房价急剧上涨的时候,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土地供应的方式,向市场发出房屋供应大幅度增加的信号,或许能够有效地抑制价格上涨。

  大约也正因为此,人们对政府的调控寄予极大的期望。

  但政府有能力进行调控,并不等于政府愿意进行调控。而且,悖谬的是,恰恰是让政府有能力进行调控的

(2006-02-05 15:39)

  对此,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征这种税不大妥当,很可能象征着对某些教育乱收费行为的认可,漂白赞助费、择校费。人们担心,学校可能因此觉得有了收取“择校费”的理由,收起费来更加理直气壮。

  其实,这种担心有点多余。征税本身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应税收入的合法性。举个简单的例子,贪污受贿者将巨款存在银行,利息同样得缴纳利息税,但恐怕没有人因此说利息税漂白了那些赃款。同样,“三陪”女的收入很可能也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其获得收入的方式是合法的。

  还有人则善意地理解财税部门对教育乱收费征税的动机。有人猜测,可能是财税部门看到教育乱收费愈演愈烈,政府三令五申不起作用,所以,就想增加一种手段,即通过税收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评论说,民间人士宴请乞讨人员,实际上源于旧时对乞讨人员的“粥棚”。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粥》,描述他在北方吃粥的记忆:“一说起粥,就不免想起从前北方的粥厂,那是慈善机关或好心人士施舍救济的地方。每逢冬天就有不少鹑衣百结的人排队领粥。”一般情况下,一入冬,城里就在多处开设粥厂,免费供应贫苦人士。到腊八这天,还专门煮腊八粥。这些粥厂有的是官府所开,但大部分是寺庙道观或民间慈善组织甚至私人所开。

  其实,粥厂只是以前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一小部分而已。只要人类不能生活在哲人们所设想的那些理想国里,就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总会有人生活在贫困中,总会有人流离失所,总会有人成为孤儿,总会有人缺衣少食,也总会有人身患疾病而走投无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社会都有必要帮助救济这些人士,

  2006年1月17日,朝阳区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美晟物业终于撤出美然动力街区,结束了近3年的物业管理,新物业正式上岗开始提供服务。

  这似乎是一个光明的结局,但很显然,1800多户业主为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大冷天,没有暖气,那是什么滋味?人们不仅疑惑,为什么美晟物业那样肆无忌惮,而业主们的喜悦来得那样晚?

  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已经使相当大一部分市民居住在商业住宅小区内,其所接受的物业服务也都是商业化的。从法律上说,这些物业服务企业是业主掏钱聘请的,自然也可以依约解聘。然而,“请神容

(2006-01-19 13:58)

  这样的体制要求立法机构将法律制定得非常精确、细致,不给法官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或许可以说,在欧洲,自罗马以来发达的法学研究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法律做到精确细致,但在中国,人们恐怕都会承认,立法者常常考虑不周,法律本身尚不够严密精确,法官自由解释的空间很大。

  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同样的案件,得不到同样的处理。比如,当年王海从事职业打假工作,几乎完全相同的案情,在不同的法院,却得到截然相反的结局。互相矛盾的判决让正义离王海越来越远。

  同样的案件得到相同的处理,乃是法律的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对当事人来说,法官的判决就是法律。法律是否公平,就看他自己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对待。而这种公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法官对他的案件的判决,是否与以前类似的案件相类

  鉴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因而,有一部分富裕起来,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当然,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恰恰是法治不健全、权利并不平等的时代。很自然地,高速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所有人分享到。相反,有些人的境遇可能相对地、甚至绝对地变坏了。比如,本来拥有土地的农民,因为政府强制征地失去了土地,但又没有得到充分补偿。很多国有企业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国家福利,生活相当艰辛。

  贫富差距,广大弱势群体的贫穷、不幸与痛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同情。政府也有意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然而,这种同情,在某些人士那里,逐渐地蜕变为一种仇恨。有人公然地主张“仇富”,比如媒体上有的文章标题就是,《穷人就应该仇富,谁叫富人敢瞧不起咱穷人》,《我想不仇富,但中国富人让我想不仇富都难》。

  仇富情绪也遮蔽了某

  坦率地说,即使在政府文件中,对于民主建设具体各个方面的阐述,比白皮书深刻而切中实际的,所在多有。不过,白皮书自有其重要价值,那就是,它向世人宣告,中国政府与民众就政治的理想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体现为白皮书的第一句话:“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

  这句话表明,民主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同时,民主也是中国人安排其政治生活的自主需求 中国确实需要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民主政治的建设程序、民主制度的表现形态等方面,形成自己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或许也不大容易被外部世界所理解。但是,对民主理想本身,即人民理应成为国家一切权力最终的支配者,一切权力理应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对于这个民主理想本身,中国的执政党、政府与民众,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文明政治区别于野蛮政治的地方在于,文明的政治是有理想的,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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