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BLOG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北京举行。上图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北京举行。上图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然 1月15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观察家年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表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但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

　　秦晖表示，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他说，“最近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

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

开会回来，一向不修边幅的秦老爹西装革履，在“四壁皆书”的客厅里拍下这张自认潇洒的照片。
经济观察报 书评增刊 小土粒儿/文 “秦老爹”——秦晖，秦教授是也。我小时有一个动画片叫《蓝精灵》，那里面有一个智慧型的人物叫“蓝爸爸”，我就把秦晖叫“秦爸爸、秦爹爹、秦老爹”。关于“秦老爹”——秦晖与书的故事可以讲很多。
坐拥书城
父母曾说过，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1982年他们回广西结婚，沿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古旧书店搜罗买书。从现在他们保留下来的黑白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到之处留影旁边都有一捆书。妈妈说，他们在上海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秦老爹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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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前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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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前景的比较

“低人权优势”的可比性：

中国与南非都“不是”什么？

中国与民主化前南非的很多做法如此相似，这当然不是主观上谁向谁学的结果。民主化前的南非政治上很反共，与中国没有建交。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南非。而1940年代的南非人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中国在改革后才出现的“暂住证”之类东西。

但是，两者不但静态比较相似，一些动态过程（如“流动劳工”家居化、如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的演变等）也如出一辙。这只能说是制度逻辑的结果。两国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人权优势”发挥“竞争力”创造高增长“奇迹”，都是在一种制度性歧视形成的身份壁垒中人为地取消或压抑某些阶层

中国的“新农村”会重蹈南非“黑人家园”的覆辙吗？

中国与南非有相似的“流动工人”制度、“有序城市化”政策与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强制圈地拆迁，同样也带来了类似的后果，即在靠“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取得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农村危机日益严重。而“流动工人”家居化又威胁到“有序城市化”的未来。于是，中国为了排斥所谓的“西方城市化模式”，南非为了拒绝“无序城市化”，都在国家投资下实行了某种乡村复兴计划、以图继续把农民（黑人）留在农村，或者至少维持那种让他们进城打工但不安家的模式。

南非为此从1956年起动了“班图斯坦”发展计划，后来改称“黑人家园”建设，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这一计划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 汤姆林森，是南非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比勒陀利亚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1950年代，马兰政府委派他组织考察团，经过几年调研、出版了

南非与中国如何“清除贫民窟”：

索菲亚事件与深圳大“梳理”

早在19世纪，蒲鲁东所谓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说法就曾遭到恩格斯的驳斥。恩格斯指出：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显然，恩格斯并不认为“贫民窟”为“资本主义”所独有。

那么，“现代”即资本主义在住宅问题上真正独有的弊病是什么？那恰恰是为上流社会的需要而强拆“贫民窟”，使得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被剥夺！请看恩格斯怎么说：“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1）：

南非的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一般地讲，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的大量都市“贫民”常常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都市原有居民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其实，各国城市化中形成的“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如果他们是贫民，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而在“自由放任”国家，得不到住房福利的穷人可以得到“自由”来自己盖简陋的小屋，或者租用“廉租私屋”——这两者都被称为贫民窟。

而所谓“拉美化”，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都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受到广泛的批评。

但是，一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