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
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
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
(作者按:本文不是影评,不探讨文本。本文作者是“大屠杀影像恐惧症”患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病友。)
陆川的《南京!南京!》多少有些文艺范儿,他用黑白色调的手持摄影和日本人视角的主观镜头,将“南京大屠杀”这一每个国人心中的国仇家恨化作世界公民视野中全人类的苦难。该片给不少人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坐在前排的观众,他们被贯穿始终的、摇晃的特写镜头弄得头晕反胃走不动路。另有一些人,比如本人,就此患上“大屠杀影象恐惧症”,不敢再看
革命与暴力这个主题在罗兰的另一个剧本《爱与死的考验》(1924)中展现得更精确和完整。这一次,作为公众话语的戏剧反映的不仅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影射当时最为重大的社会话题,矛头直指苏俄革命的红色恐怖。剧本的序言中,罗兰毫不扭捏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了亲子鉴定:“开我们的民治基业的那些伟人的热情,现在在我们的血里缓和了,却在异邦人的血里点燃了……我们的半人半神的巨人和我们的半人半神的怪物现大多数已都投胎在俄国了。”[1]
写作《丹东之死》时的罗兰绝没有想到,是在俄国而不是在法国,是他在《七月十四》中讴歌的无套裤党人,在二十世纪初完成了第三等级未能完成的民主进程。在罗曼·罗兰看来,从未有任何国家、民族象那时的苏俄人民一样贴近自由,从未有一个政权如此坚实地实践着法国革命的伟大理想。葛兰西亦做如是观:那时的人们发现,自由不再是乌托邦。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反抗。苏俄工业化运动的蒸蒸日上也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日益强大。
毕希纳关注的问题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吸引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在《丹东》一剧中就同样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答。《丹东》(1900)大幕打开时,正是共和国经受血的洗礼的关头。恐怖气氛笼罩着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大家对自己的性命和革命前途表示担忧。被同伴指责为“自暴自弃”的丹东刚从外省休假归来。他长得一幅“恶狗似的嘴脸、公牛似的嗓音……身强力壮,血气旺盛。”丹东并不觉得需要为自己脱离革命寻找借口,他直言,此时此刻他“除了女人之外,见人就要作呕”。他只求“能够变成一个无知无识的粗人,只求别人留给他一个位置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去的雄狮变成了缩头乌龟,好友们纷纷失望而去。然而丹东并不是简单的厌倦战斗,在接下来一场,他向好友卡米尔进一步袒露心声,声称自己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保全祖国”。在接下来的一大段独白中,丹东认为共和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少庸才”。由于领袖间的互相吞噬,现在只剩下自己和罗伯斯庇尔两人,而他丹东基于不愿动摇共和国的根基的苦衷,愿意做一个牺牲的榜样。他说:“我不像阿克琉斯那样不忘旧恨,我忍耐地等着他(指罗伯斯庇尔)来和我携手。”
西方戏剧领域最早涉及法国革命题材的或推德国早逝的天才剧作家毕希纳的《丹东之死》(1835)。该剧虽然由作者在短短五周内一挥而就,然而剧中复杂的人物性格和自由切换的时空完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而其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至今仍能引发争论。
丹东事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七九三年,人心所向的革命政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保王党的立宪梦被摔得粉碎。然而国内外的封建势力都没有善罢甘休。国外君主与国内逃亡的大贵族和立宪派勾结,向巴黎进军。对国民公会而言,摆在眼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尽管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具有种种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和国家消失。[1]
对此,国民公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内忧外患之时,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党人果断地实行了专政。他们站在风口浪尖,赶走了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立宪派,消灭了与国外封建势力
罗兰曾说“一切只能对一个阶级说话的戏剧,是不好或不正常的”。而德国作家海纳•米勒,在规划柏林剧团时却说:“要把柏林剧团办成一部分人同意拥护一部分人反对的剧院”,因为“要人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马拉/萨德》声援了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越战的示威游行。十年后,东德诞生了另一个反映大革命的剧本:海纳•米勒的《任务》(1979)。
阿贝尔•冈斯的默片《拿破仑》题献“给所有相信法国命运的人”。蒙努什金的《一七八九》在开头则引用了圣鞠斯特的话:“幸福不到来革命不停止”。同样颂扬法国革命,二者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法国革命不仅使高卢民族强盛,也孕育了俄国革命的先声,更让第三世界的民众踏上了争取独立的荆棘长路。这荣耀归于人类自身,因为终于有人,第一次打破阶级种族的界限,去争取世界大同。
法国大革命早期制宪会议时,罗伯斯庇尔曾发表讲话:“有人认为只要给法国人民以安宁和面包就够了……如果没有自由,我觉得既不会有幸福和繁荣,也不会有人类和民族的道德观念,我痛恨这种制度,我要求你们为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伸张正
黄纪苏:文艺搭台、商业唱戏
张晴滟:国家话剧院的《问苍茫》在戏剧学院演了两场,在国家大剧院演了三场,大家对它的评价并不太好。
黄纪苏:说说你的感受。
张:如果我不看内容,我会觉得它是个精品工程话剧,它的结构特别老套。比如高大全主人公和阴险小人的对比性人物设置,比如用三角恋故事去描述阶级斗争。特别是有一场,前国企工会主席帮资本家说服工人加班加点赶订单,工人被忽悠了,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加紧干活,特别欢快。下一场就是香港老板跑了。如果不看下一场,前面的就特别主旋律,说的是:下了岗不要气馁,总会有共同富裕的一天。所以前一场应该是讽刺性的,但导演处理得很正面。一个反讽的场面被他做成了一个正面歌颂劳动的场面。我感觉很别扭。
黄:我觉得这块恰恰是最有力量的地方。比如大家高兴地劳动,跟刘欢唱《从头再来》一样,就是官方的不痛不痒的乐观。恰恰到了后面,有你说的特别强烈的反讽。我看到那块,觉得戏的张力就有了,没有后面的,就成了主旋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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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you watch gang de
qin? the steel piano?
(2011-06-04 19:21)

甲:我能否把我的心放在你的脚下?
乙:行啊,就是别把地板弄脏了。
甲:我的心是干净的。
乙:谁知道呢,拿出来瞧瞧。
甲:可我拿不出来。
乙:要我帮把手?
甲:如果不太麻烦的话。
乙:不麻烦。但是我也拿不出来。
甲哭。
乙:要不做个小手术吧。我这儿不正好有把小刀么。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工作令你忘记绝望。好了,出来了。可它是块板砖。你的心是一块红
作者:【东德】海纳·米勒(Heiner Mueller)
翻译:张晴滟 校对:郭旦
译注:米勒剧本有少量英文,译文中用下划线标注;粗体字则对应原文中刻意使用的大写字母。
1家庭相册
我曾是哈姆雷特。我站在岸边对着浪花说话哗啦哗啦,背向一片荒墟中的欧罗巴。国葬丧钟当当响,凶手寡妇成对双,前头走着伟人的标本,后头跟着摇头晃脑的议员,冲几个小钱,发几声哀嚎。车笼里那具尸体是谁/哀号和悲叹为了纪念谁/一位伟人去世/伟大的施主夹道欢送的群众凝结了他的统治艺术。他生前剥夺所有人,不分贵贱。我上前阻拦丧礼的行列,举起佩剑撬开棺材,剑从柄处折断,手执断柄再试得手。我分发祖宗肉
与肉渴望相交
给围观的愁容。愁容变欢颜,欢颜入欢宴。那寡妇爬上空棺,那凶手爬上寡妇。叔叔我扶你上去,妈妈把腿打开。我就地躺下,听这世道一步一个脚印被败坏。
我是好哈姆雷特,给我一个理由哀悼
啊,用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