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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才反应过来，11月9日，也就是前天，是柏林墙被推倒的纪念日。而这文字的纪念，却是这样的姗姗来迟。
我很希望能用德语来书写我的感受，只是心力不济，难以为之。而在汉语的表述中，或许情感又不觉隔了一层。
我同时也是自知，以我现在的能力所及，绝不可能把这厚重的历史信手拈来，随笔荡去，这未免对世界对历史太不负责任了。
世界无义，上帝有情。这样的纪念日，在每一年不止歇的怀念之中，应当渐渐心与之偕，同呼同吸。
大家如果细心，可以注意到，上面这张图的右下角那块黄色的多米诺骨牌上写着这样一行字：Wir gehören
zusammen。这是德语，意为“我们属于彼此”。显然，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东德和西德的人们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是在上周，还没生病。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是在现在，正在病中。
今天闲翻盛宁先生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书，偶然看到书中对于德里达（J.Derrida）《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一书中对文本的解释，原文是“il n'y a pas de
hors-texte”，这句话英译以后会产生歧义，一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另一种是“There is no
outside-text”。今人多在第一种意义上理解这句话，而盛先生虽未明说，且在其引文中依然沿用了这种说法，但显然，在他的思考中，是较为考虑到后者的，这从其为此所作的注解中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把电影视作一个文本，在新叙事学的角度来对之进行读解的话，我们或许就可以看出盛先生强调德氏第二种定义的意义所在了。从第一种英译，我们发现，“文本以外一无所有”，而第二种则意味着“根本没有文本以外这种情况”。电影的叙事如果置放在第二种英译之中来看，那么，电影中的记叙所衍射和延伸出的意义，其本身也毋宁说是一种文本。
今天和一个朋友去听历史系郭老师讲“被误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古典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除了开头的时候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对于农民没有阶级意识的定义以外，从头至尾也听不出他所讲的希腊罗马的理论和实践与阶级有什么关系。
而且，其间存在两个很大的理论问题。
第一，对于阶级的定义，郭教授所引用的那段话并不能完全揭示马克思对“阶级”的理解的所有意义。在讲座中，郭教授混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其自身的掘墓人”的理解，郭教授说：要解决阶级的斗争，使之消泯，其最好的手段乃是在全社会的经济状况空前可观，资本积累达到了充裕的地步，所以大家可以分享到足够的经济资本，斗争也就自然没有了，并且他指出这个状态要到什么时候实现，说不准。然而，事实上，马克思的思路恰好反过来：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极端以后，由于全社会的资本空前的充裕，导致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一方萌生了鲜明的阶级意识，抱成一团，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郭教授在这里与其说是说了前半句而吞了后半句，不如说是压根没有把马克思的本意表达准确，甚至截然相反。
第二，郭教授混淆了阶级和阶层这两
读希伯来文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即省去标注元音的下划线和辅点的行句往往不能直观的知道它的意思。这对看惯了日耳曼语系和日语式的粘着语的我来说，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我灵机一闪，竟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汉语和希伯来语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希伯来语的元音是附着在辅音字母上的，在行文的过程中，这些附着性的成分往往会被省略，导致在篇章上讲，整篇文字只有辅音没有元音，你必须非常熟悉某个语词的外部特征和它的意义之间的关联，否则就不能明白它的意思。汉语与此很类似。一个汉字，单是就其书写符号的层面来说，我们未必知道它的发音，也不一定能全然了解它的意义，只有借助拼音才可以知道它的发音。所以，如果我们保守一些，认为像希伯来文和汉语这样的东方语言，本身是意音文字的话，那么对于使用拉丁字母形成的语言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来说，要理解这样的语言，并非易事。
可悲的是，操持汉语的我，要理解希伯来文，也并不容易。
不过，关于希伯来文作为语言本身的语言学意义，不是我要讨论的关键。
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形成，尤其是现代语言的形成，是和民族意识的建立和维系直接相关的。马丁·路德创制现代德语以及耶胡达
是啊，一转眼就八年了，不知道为什么，写下上面的题目的同时，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三毛从军记》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
八年抗战，或许对于那个时候的国人来说，是永志不忘的。今天，不知不觉间，“九·一一”的硝烟已经过去了八年。人们似乎都要渐渐忘却在我们的世界上，曾发生了这样教人惊骇不已的历史事件，它仿佛被钉子钉伤的墙壁，石灰粉虽已流干，伤口却始终难以愈合。
虽然我近来时有作诗为文的冲动，但我如今真切地感受到对于这样一个个历史的时间，仿佛列车停泊道口时的事故，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是一定要留下一些什么的，即便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的人们，分为很多种。但很难说有不畏惧死亡的。在整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有无数人在追问死亡的意义，或者也可以表述为生存——或是存在——的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对于“九·一一”罹难的人们来说，或许在那一刻，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未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命运的车轮就从他们的身上碾过。而对于灾难过后的幸存者来说，这个问题显得这样的切迫并且致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杀一儆百”，人总是要在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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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活着”，我或许容易先想到刘震云、池莉、余华，或许容易先想到《一地鸡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活着》。
当然，“活着”这件事情本身和我也有些关联。因为读过臧克家的人应该都知道那首著名的《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然，我曾看到我自己的朋友对这两句诗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写——“有的人活着，我当他死了；有的人死了，我当他活着”。这种改写，我倒是觉得多少暗合了现在年轻人的无奈、惆怅与愤怒。不是有本书（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声音与愤怒》吗？而今的愤怒变得有些苍白、有些无力、有些叫人心疼，她们并没有什么声音。话说回来，说到臧大诗人的那首名诗，倒与我有些关系。简单说来，我就属于那“有的人”。
之所以这么说呢，与我和朋友间一些角色的分担有关系。身居文学院中文系，周遭男丁稀少，香火不旺。于是乎，同学间我成了宝玉，老师口里我成了常青。日常不免有些玩笑，倒也延续到现在了。一女自明圣上，然后各个点将般加官封爵，我不巧讨了个“哀帝”来做。
话说这“哀帝”啊，本就是个谥号。于是乎，我自然推脱不了去守皇陵的差事。皇陵嘛，终日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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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崇向晚，念苍空浮云，隔雨如日。俯临坚石，翠下碧野，展展乎精麾下至，芒布万野。川行锦绣，如丝如带，崔嵬乎上达诸天，冥冥乎下告渊潭。青赭兮远山簇簇，高扬兮临波潺潺。观普天品类之盛，储造化阴阳相生。瘠田出玉，蛟龙腾江。落日方长如念万物，孤雁难回岂怜故望。
长空洗，山河青，日月替，烟波长。大浪声声，如磬如簧；雾霭袅袅，若诉若量。危楼凛凛，衣袂央央；咸风楚楚，五内惶惶。思春日柳丝袅然无端，恁频字苦漠；叹秋来枯枝触般有幸，惘修文寂孱。萧索尽，丝竹之不听；宫宇没，歌舞之不兴。广雅之颂，尝塞视听；有朝之道，岂明耳命。江河涂远，孤日屯边。长风起天末，危楼动地寒。山立巉岩，水傍崎角。摇摇乎欲坠，缈缈乎可攀。碣石渡水，如弦月落斛；山岛逸泰，似白鱼过梭。
呜呼！巍巍乎可畏，寂寂乎可亲。有秋水落日之悲，有斜晖翠野之合。尝若旌云蔽日，或为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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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自己的一篇旧文，写于去年9月，颇有感慨，贴而表之。
录音整理到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就有表达的欲望，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就姑且用我这个“民”之“口”，放松一下神经。
今天上午上专业英语，下午上德语，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漂泊了一个白天，晚上终于回到了母语的怀抱，无奈这个母语被艺术家天马行空了一通，耳痒痒还是习惯回到日耳曼的思维方式中间去。
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的刻板，正如英国出的最多的是绅士和流氓，德国出的最多的是哲人和刽子手。
在德国，有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就是他们询问“Alles in
Ordnung?”（一切都有序吗？）的时间要远远多于说“Guten Tag”（白天好）这样的问候语的时间。
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天生活和工作的有序远远比寒暄式的彼此问候来得重要。
所谓的“Ordnung”是动词“Ordnen”加上名词词缀“-ung”变化而成的，相当于英语中的“order”。但是，不一样的是，英语中名词的性已经弱化了，而德语中完完全全的保留下来了阳、中、阴三个性。而但凡以动词加上“-ung”结尾的词形变化之后的名词一律为阴性，这使我感慨良多。
上
以上这一段话选自《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本书作者是Dr. Renate Wind，这是中国现有的第一本译介的朋霍费尔的传记，也是我迄今看到的唯一一本有中译本的朋霍费尔的传记。事实上，最好的版本（或者说是朋霍费尔传记中最完全和详尽的版本）应该算得上是埃伯哈特·贝特格（Eberhard Bethge）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öffer>）（这本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上世纪80年代由德国慕尼黑出版（2005年好像又出了一版新的版本）。
书名取自朋霍费尔自己的原话，就是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的最后四个字。在这本书中，大略地介绍了朋霍费尔个人的成长史，对其心性气质的定位相当准确，同时又辅以政治和社会变革作为背景和伏线，交错出一个神学天才的生命历程。
其中对于他对辨证神学先驱卡尔·巴特的批判性继承以及与希特勒政权的对立斗争，把
莫名想起Frost那首名诗。关于两条路的名诗。
选择是一件令人兴奋，同时令人悲哀的事。
不论最终选择的是哪一条路，发现错了折回头，哪怕走上另外一条，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另外一条路了。
余华说，世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泰勒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所以，有人畏惧选择，有人不断选择，有人选择执迷不悟，有人选择悬崖勒马，不选择也是选择。
不想走路也是走路。
多么荒谬，多么凄凉。
所以，我们需要呼唤信仰。
最近总是和德国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打交道。
那些自诩或被他人推崇为哲学巨匠、文学泰斗的人，几多因着理性推论最终的不果而疯癫。
可怜的是，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却分享了一样的方法论，虽然选择的路径不同，却都是选择极端，所以启蒙主义通向最后完全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而浪漫主义不可避免的导致存在主义和法西斯。
近乎于宗教式的迷狂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果效，而又被多少后人斥为信仰之错讹，岂不是白白冤枉了信仰，玷污了圣洁本身。
路是自己选的，也不是。
在伯林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