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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为做好季羡林先生治丧事宜,北京大学成立了季羡林先生治丧工作组,由校党委书记闵维方、校长周其凤任组长,治丧工作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北京大学即日起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纪念大厅设立季羡林先生灵堂,接受季羡林先生生前友好、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吊唁。

 

 

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治丧工作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2751201,010—62751301 

传真:010—62751207

 

 

 

 


 

任继愈先生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任继愈先生,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1-1964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吊唁时间:上午10:00—下午15:00。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唁电、唁函发至:
    文化部办公厅
    联系电话:010-59881432;传真:010-59881433
    国家图书馆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国家图书馆行政楼313室;邮编:100081
    联系电话:010-88545941、88545936;传真:010-88544511;电子信箱:zswyh@nlc.gov.cn。

 

 

 

中国一些年轻人重新喜欢民族传统文化

2009-02-14 09:44:02 来源: 新华网
 

    情人节:“洋装”下有颗火热“中国心”

 

    新华网福州2月14日电(记者逯寒青)穿古服、读古籍、过民俗节,组织乡学讲座……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传统文化知识并不丰厚,但却表现出一种捍卫传统文化的坚定心态。 这些人并不是古稀老人,而是一批被称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

 

    正月十五的传统元宵节灯会,福州古朴的南后街上人流摩肩接踵。突然,许多观灯的游客被一群青年人所吸引,他们身穿古代服装,女孩们秀发高束,手提宫灯,衣裙飘飘,男孩们宽袍大袖,温文尔雅,在南后街古色古香的韵味中,这些身着华彩服装的年轻人成了一道亮丽风景。演戏的,还是卖灯的?许多赏灯的游客们一边询问,一边拥上去和他们合影。

 

    一阵笑谈中,这些年轻人揭开了他们的身份——原来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社团“福州仓山传统文化促进会”的青年志愿者。他们特意穿上与众不同的传统民族服饰,一边协助维持游客秩序,一边宣讲与元宵节有关的民俗传统文化知识。

 

    元宵节这天,不仅在福州,在泉州、厦门,以及西安、济南等城市的元宵节灯会上,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身穿古代服装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用这样与众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喜爱和推崇。

 

    福州仓山传统文化促进会的秘书长郑炜说,这个“促进会”致力于宣传推广传统民族文化工作。协会核心会员近百人,外围参与者则有上千人。会员八成以上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

 

    他说,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但很多年轻人却由于不了解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许多传统文化形式陷入衰落,而日韩等地的“潮流”则成为不少青少年追逐的目标。我们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于是组织了这么一个社团,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问题,同时交流大家学习研究国学、乡土文化的心得体会。

 

    在福州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田单说,通过网络,发现原来像自己一样喜欢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大家在讨论在中感觉到,年轻人的事还是年轻人来做比较好,在当代青少年中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光坐而论道也不行,还要开展一系列的传统民族文化推广活动。

 

    今年春节期间,福州的一些青年专门到福州文庙按传统礼仪祭拜孔子,向孔子像献上资粮与米脩(指米和干肉,中国古代学生对老师表示尊重的礼仪)。刚过去的寒假期间,福州出现多家针对中小学生的“国学”夏令营,并且人满为患。听说福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十番”音乐后继乏人的窘境,有一些年轻人专门登门向老艺人学艺。

 

    春节期间,山东济南一所中学的教师刘斌,按中国古代的“周制”婚礼习俗专门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婚礼,新郎新娘两人身穿红色的明代服饰,整个婚礼依据醮子、催妆、送亲、合卺、拜父母等环节依次隆重举行,让亲朋好友和来宾大开眼界。刘斌说,这样的婚礼更能突出“礼”的意境,也恰能表达出自己作为炎黄子孙,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眷恋之情。

 

    面对即将到来的2月14日西方“情人节”,福州三山国学馆老师蔡杭宏说,其实和西方的“情人节”相比,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更加浪漫和内涵丰富。因此近两年,福州三山国学馆每年都会在“七夕”时,组织扔绣球、放河灯,比针线、穿汉服游闽江等活动,在网络上宣传发布后,都会吸引数百青年男女赶来参加。

 

    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北京市新英才学校等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80后”的文献研究报告》说,现在一些年轻人沉醉在对民族传统服装、传统节日、传统民俗民族文化的追求之中,表明许多中国青年开始跳出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转而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林炎则在一次国学讲座中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后,人们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更有自信,这可能是现在青年人重新喜欢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出发点。

国学与中华崛起之关系

纪宝成 


    谈重振国学,我想首先从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谈起。我是2000年9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当时,重理轻文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是战略思维上的短视和文化发展上的畸形。因此我一到人民大学,就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当时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新世纪应该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举办的第一个全校性的论坛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4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人民大学,发表了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此后,党中央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意义和政策导向。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从2001年起,我们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包括在全国高校率先竖立孔子像;率先成立孔子研究院;率先倡议修撰《清史》,倡议编纂《儒藏》;提议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等等。有了这些积累和铺垫,我们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成立国学院,这就使我们这些年为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所作的努力达到一个高潮。2005年5月,我校正式宣布要重振国学,成立国学院,当年10月16 日隆重举行了国学院的开学典礼。

     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它的成立,引起了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季羡林、南怀瑾、任继愈、饶宗颐、何兹全、叶嘉莹、杜维明、张岂之、袁行霈、范曾、庞朴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赞扬和无私的帮助。李岚清同志、陈至立同志都给人大国学院题词、发贺信。我们也先后接到了数百封普通民众的来信,他们用敦厚淳朴而又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我们创办国学院这一盛举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有一封信来自最基层的老百姓,他在信中说:我们“下里巴人 ”也爱“阳春白雪”。人大国学院的成立,被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是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具有继往开来地位的标志性事件。我们成立国学院,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承光大、民族精神坚守弘扬的深思熟虑之举。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世界中,中国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进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要从战略的高度为文化的建设寻找到基准点与突破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重振国学我以为就是这样的基准点和突破口。

     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它固然是指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更是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意义。国学学科的建设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克服其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种种局限,更加有效凸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资源性价值。

     然而,我们创办国学院的举措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责难,甚至激烈反对。曾有一段时间,真可谓聚讼纷纭,众口烁金。我想不同意见的存在,对我们重振国学其实是从另一方面的推动与鞭策。对个别包含着全盘西化意识企图的国学反动论,我们理应予以揭露与批判;对那些国学无用论的误解与质疑,我们理应加以澄清与纠正;对狭隘偏执的国学复古论,我们理应明确我们倡导国学的基本立场与科学态度;对疑窦重重的国学难继论,我们理应用开拓、奋进的实际工作成就,用充分的事实来打消其疑虑,证明国学的振兴充满希望。

     我们一再强调,在今天重振国学,决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我们力求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对于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我们也要持慎重分析的态度,我们往往把精华当糟粕,把糟粕当精华,这都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要慎言精华和糟粕;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服务;以博大的襟怀、坦荡的气魄,使今天的国学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不断开拓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不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既美其美,也美人之美,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光大!概而言之,我们所说的国学,乃是今人眼中的国学,乃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乃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

     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理解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一)重振“国学”,对于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主要并不在于这个民族的地域、肤色等先天因素,也不在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后天因素,而是主要在于这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造就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近百年来,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前途遭抹黑,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决不能简单的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重振“国学”,有利于增强海内外中国人在血脉、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系;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与大陆民众的亲和感,从而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的大团结。所以说重振国学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关系到能否传承中国文明,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基础。

     对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同一化,相反,经济全球化更加需要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实际上,世界文化的本质就是多样性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文化的自觉,我们认为关键在国学的自觉。章太炎先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立国,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先生一百年前的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二)重振“国学”,对于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提高国人道德水准,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仅仅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够的,特别是在目前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情况下,以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来要求每一个国民也是不现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污染严重、腐败盛行、投机造假、崇洋媚外等现象,以及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文化修养、文化创造力普遍下降,甚至出现许多荒诞、怪异、浅薄、粗陋的文化现象等等,固然有多种原因,但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言必称“希腊”,行必称“国际接轨”,满街都是洋招牌,课堂多为洋教条,城市建设严重缺乏文化底蕴,电影作品以迎合西方观众口味为荣,人才培养当中所谓“有知识无文化”现象,如此等等,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文化贫弱症”和“精神空洞症”。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为不相称,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不相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周易》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所以我感到,丰厚的国学或许是一份最好的可资利用的资源。

     中国历史文化,特别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思想,一向重视人的培养和规范,意在使人成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有教养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及家庭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当然,这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有其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和理论局限,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也具有普世和超越的价值。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涵养自身德性,提升自身修养,丰富精神世界。我们认为,了解和熟悉一国文化经典,是该国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最起码的文明教养。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人口当中,自古以来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于是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承担着教化的作用。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建国君民,教化为先 ”,古人如此,当代亦然。

     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多么正确、多么英明、多么意味深长!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学,必将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精神生命,使我们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学会优雅地、积极地对待人生,不断地完善自我。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灵感,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帮助我们应对各种人生问题,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帮助涵养新时代的新道德、新秩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夯下坚固的基础。

     (三)重振国学,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其占首要位置的,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主张,有如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文明的天空。比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杂于利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对于应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能提供重要的启迪,乃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虽然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当代世界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我们如果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就意味着辱没自己的国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

     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孔子学院在全球铺开,全球掀起了汉语热、中国文化热。在这个背景下,要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或者说对外文化传播、文化输出,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我们在向世界民众介绍我们独特的风俗民情,展示餐饮、武术、杂技、舞蹈、京剧的特色与魅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在价值层面推介我们具有普适性的传统学术文化和思想观念,这才是世界多元文化竞争与自立中的“治本”之举,才能取得长久的效果,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学或许乃是最佳的媒介。

     (四)重振国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过程。既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进而进行理论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理论化过程,进而形成了有中国内容、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语言所表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写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或者说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同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相契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也唤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之相对应、相契合的因素,使其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的重要营养元素。比如,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想”、“天下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就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使中国人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再比如,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形成这么一种共识:所谓“中国特色 ”不仅包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伟大实践,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甚至也包括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

     当然,我们党的理论学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根本性超越。国学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学不能救中国,但是,我们认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对立关系。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为基础和依托,不但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党的理论主张,扩大党的理论主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亲和性和民族性。我们党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使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特点。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21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而应当在历史的赓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7-15 15:04:36

(博主注:此为纪宝成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
给各位圈友拜年(2008-02-07 21:07)

恭祝各位圈友

新春快乐  鼠年大吉  阖家安康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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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文学院携手哲学学院、历史学院共同推出的“乾元国学讲堂”将于7月28日开课,招生对象定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处级以上干部以及其他国学爱好者,学制一年,每月第四个双休日集中授课,共计180学时,学时届满颁发武汉大学结业证书。


  “乾元国学讲堂”导师队伍力量雄厚,由冯天瑜、郭齐勇、尚永亮等武汉大学三大学院的近20名博士生导师担纲主讲,此外还将兼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授课导师。课程内容涵盖经史子集的国学精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佛教、汉字解读、正说三国、唐宋诗词等。


    国学,凝聚了我们古代先哲优秀的、具有恒久普世价值的思想智慧,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时时刻刻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乾元国学讲堂”将为想走入国学圣殿的人搭建一条切实的阶梯。


 

乾元国学讲堂课程安排:

 

1、国学概说——国学是什么、中华元典精神(课时:6)
2、群经之首——《周易》的“和谐”与管理预测学(课时:24)
3、儒家的修身与治世之道——《四书》核心思想精解(课时:36)
4、道家的“自然”、“无为”与“道法自然”——《道德经》、《庄子》核心思想精解(课时:33)
5、说文解字——汉字的起源、义理与审美(课时:21)
6、正说三国——凝聚战略、战术、决策,荟萃文学、哲学、历史(课时:21)
7、流芳千古的文学盛世——唐宋诗词品析(课时:24)
8、佛禅义理——《坛经》、《金刚经》(课时:15)

  2006年12月6日13点-13点45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做客嘉宾聊天室,就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话题全程与网友进行了交流,回答了诸多网友关心的问题,还用上古音和中古音分别朗诵了《诗经·关雎》和唐诗《静夜思》。
 
  郑张先生在访谈中指出,中国在很古的时候,已经有古代当时的“普通话”。如孔夫子的弟子三千,来自各地,如果没有一个教学语言,弟子就会听不懂。所以,他当年是用雅言教的。古代读书人或者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做官的,都用雅言说话,教书,外交场合,各个国家的使节在一起,诸侯会盟来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是用雅言。这个雅言就是正音、官话的前身。而雅言的起源很早,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雅”和夏代的“夏”是通的。夏太康以后建都就在洛阳,然后殷代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这一点一直到唐、宋、元、明都是如此。现在的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是从清代中期才改换的。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做基础,北京话的语音里又带有东北的旗人话的影响,和古代北京的官话不完全相同。因为北京的官话和元代大都话不是一种话,元代大都话都没有了,人都被迁走了,现在基本上是以东北旗人带来的四百年前的东北话,跟北京官话的结合,再加上北京土话成分,这样结合成为一个现代普通话的基础。
 

(点击进入:聊天实录)

嘉宾征寻启事(2006-11-27 13:38)
  乾元国学圈自开通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学的普及和弘扬。从八月份开始,乾元国学圈邀请资深圈友到新浪聊天室做嘉宾访谈,迄今已经做了四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国学的未来和希望在儿童,而国学对儿童的智力开发和人格培养也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乾元国学圈始终关注儿童学国学相关的博客,曾陆续推荐了“鲲鲲学国学”、月夜心莲的“我和孩子学《弟子规》”和华彩经典的教儿童读经系列等。
 
  乾元国学圈于即日起征寻孩子与家长系统学习(教习)蒙学及四书等经典读物的文字及体会,择优在网络上推荐并适当安排到新浪聊天室做嘉宾访谈,共同探讨儿童学国学的意义及方法。敬请有此方面兴趣、专长的网友与我们联系(可以给圈主留言)。

人大国学院明年首招硕士

2006年10月31日03:05 北京晨报
 
  晨报讯(记者 罗德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今年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基础上,从明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三个专业将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据了解,国学院采取六年制的本硕连读学制。硕士毕业后,可以继续在本院攻读博士学位。国学院培养学生以两年为一个阶段,分别是基础阶段、过渡阶段和研究阶段,从三年级开始进入导师制。

    2006年10月24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左东岭教授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四大名著在当下的境遇和四大名著对人和社会的影响等深层次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图: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左东岭教授。

 

查看全文及视频请点击:http://blog.sina.com.cn/lm/8/2006/1024/10304.html

  9月29日17点-17点45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林先生做客新浪,与广大网友共同探讨当代中国礼乐文化的缺失与重建。
 
  访谈中,彭林教授特别提到了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前应该向观众鞠躬,既表达对观众的尊敬,同时也可以为重建中华礼仪做出榜样。彭林说:“我觉得礼仪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是鞠躬,我们实际上古代讲鞠躬尽瘁,俯首甘为孺子牛,俯首也就是鞠躬,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从一个最大的层面来讲,没有人这样做。你都不愿意鞠躬了,你怎么尽瘁啊,你在人民大众面前不肯俯首,你怎么为人民大众?所以我看了像韩国这样一些国家,受儒家文化浸润非常深的一些地区,公众人物都鞠躬的,电视节目开播的,他都是要谢谢收看,大家晚上好,他也鞠躬的。现在你看香港的一些比较有文化自尊的一些公众人物、像成龙、刘德华穿民族服装,在公众场合都是行中华礼仪,他们也是想要带动整个社会,我现在觉得非常不理解的就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礼仪之邦,在像中央电视台这么有影响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我想他们如果带一个头,在每次节目开始之前,能够给大家俯首一下,甘为孺子牛,要有一种非常恭敬的姿态。我想这对于全国所有的电视台很快会产生影响,而且能够影响我们社会的青少年,孩子,每天打开电视他就知道,这就是礼仪。由他们来推动,我觉得大概比我们这些人影响力要大,要快。公众人物一方面你是要求自己,另一方面你有一个示范作用。公众人物应该注意你的一举一动都表现你的文化底蕴、你的文化认同,包括你的服装、语言、肢体要给全国人民做一个榜样。08年奥运会来了,拜托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能不能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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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教授

彭林教授与主持人梁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