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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母亲常说,我们家的字,一代不如一代。

那时,母亲、好婆(即外婆)和我,三代,同堂。

首先,母亲是在批评我的字:差,极差。为此她常气得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

小时候为了写字,少不了棍棒相逼,但我天生愚钝,不成器,再挨打也没打出想象的字。自然,我也没少练。记得当年我大字练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小字练王羲之的《黄庭经》,几年下来,练得倒有几分相似,尤其大字,一次学校办书法展,老师还让我代表班级参展,就写八个大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字挂出来了,我却是惆怅了,这么练下去,哪年哪月才是尽头?平时写字做功课,哪里用得着每一笔一划都那么穷讲究,有这必要么?再说了,人家毛笔字不及我,可是作业本上的字却是比我漂亮,这是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便是“谋字在人,成字在天”。字肯定是要写要练的,但最后写成什么样,还得由老天说了算,不是人人想练就可以练一手好字的。这么一想我就释然了,听天由命了。

我是属于玩电脑很早的人,倒并非当年赶时髦,而是可以不用拿笔写字了,电脑让我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喜悦。

其次,母亲说那话的意思,也是在做自我批评:恨字不成铁。

她常拿“铁画银钩”四个字来形容好婆的字,说有骨子,一笔一划都透出一股“女中丈夫”的豪气。

这也常让我联想到好婆对我“做规矩”时的情景:那是风云突变的一声断喝,先吓出我一半的魂,还没等我想好怎么辩解,戒尺便已经扎扎实实地落到我的手心、手臂还有屁股上,每一下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风雨过后看到一道道“铁画”与“银钩”的印痕,一定以为是个力大无穷的男人,怎想竟然出自一个身材单薄、操一口甜美吴语的弱女子之手。

好婆拿“做规矩”的手写字,更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每一笔都气吞山河,波澜壮阔。

好婆的字与她要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她自小便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缠足到一半,誓死不从,甩掉裹脚布,从此迈开她那双半大半小的脚,走自己想走的路。她争得当时只有男孩才有的读书的权利,并一路跳级,读完中学,瞒着父母,偷偷改名,考上了蚕桑专科,专科毕业又准备去日本留学,却因为写的一篇文章中有“时代不同了,男女并驾齐驱”这样的句子而惹恼父亲,终使留学成了泡影,但她并不气馁,发奋工作,最后凭着过人的本领和毅力,开办起了自己的蚕种场,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最兴盛时手下拥有一千多名技术员和工人……

她是个不服软的人物,一生追求男女平等,百折不挠,绝不回头,这样的性格也注定了她必定“铁画银钩”,写男人一样的字。

母亲的字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亭亭玉立、婀娜恬静,一个个透着闺房之秀。她的字是会让男人们想入非非的。这或许与她从小养尊处优有关,即便以后命运坎坷,但危难时刻总有好婆顶着,为她挡风遮雨,保驾护航。

母亲善良单纯,却也生性懦弱,容易遭受伤害;就像她的字,“暖房里的花朵”一般,看似花团锦簇,却怕是经不起风雨的摧残。

单位里知识分子成堆,可是所有的宣传画廊、黑板报均是由母亲包下的。文革期间,掌权一派的很多大字报和大标语也都令她抄写,这样可以抵消一些别的对她“改造”的项目,譬如冲扫厕所等。

本来誊抄大字报就是个熟练工的活,大字魏碑小字行楷,马虎点,谁会在乎。但她却是战战兢兢,唯恐一不小心抄写错误,触犯了天条;再则,我知道,她也不想把字写丑了,怕没面子。只是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出丑,她便赶紧趁人不注意时捏成一团,重来。捏成团的废纸则偷偷塞包里,带回家,趁天黑扔掉。她宁可把白天抄写不完的带回家完成,夜深人静,气定神闲,写得舒心。有时我半夜一觉醒来,她还在伏案而抄,写完一张,还退后两步审视一下,俨然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

日子久了,带回家处理的废纸几乎没了,倒不是誊抄的量减少,而是她开始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说写来写去这几句话,也都是报纸上的,谁看!

她好像在为自己的“作品”受冷遇而抱怨,只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出了她性格的些微变化,少了点低眉顺眼和唯唯否否。与此同时,她的字也在一顿一挫间有了点雄强的骨力。

 

                                                                  20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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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生说,他写苏东坡是一种缘分。

“缘分”来自他曾在杭州市地名办工作。“地名办”全称“地名管理办公室”,负责行政区域内地名管理工作,包括各类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核、审批与公布;同时还负责地名档案的管理和地名信息化管理工作,组织地名调查,编撰和出版地名刊物、地名图……
在一般人看来,这份工作多少有点乏味。地名和人名一样,不就是个符号吗?称谓不同而已,目的只是为了识别,便于人们记认。
遵生却是偏偏在这些枯燥的地名中读出了精彩,读出了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场景。
东坡路、学士路、苏堤……
历史上,苏东坡两次赴杭州当官,一次当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时隔十五年后又来当知府(相当于市长、一把手),为官两任,总共五年。他真心喜欢杭州,足迹遍及杭州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所到之处墨宝留香,绝唱千古;他更是个清官、好官,体恤百姓的疾苦,一次次带领大家打井引水、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清淤治河,为百姓实实在在地办了大事、好事。杭州百姓感恩戴德,不仅将苏东坡的名字镌刻在街旁、路边的石牌上做路名,更是深深地印刻在了心里。他们口传手书,或正史或别传,世代不懈地为他们的“老市长”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很少有一个城市像杭州那样,把自己与苏东坡的名字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杭州因西湖而有了“天堂”的代名词,西湖也因苏东坡的名字而被赋予了人文的灵性。“天堂”之美,不仅在于景色,也在于文化。东坡文化毋庸置疑地在杭州享有北斗之尊的地位。
看书名,起初还以为作者写苏东坡的风流逸事,读内容才知道原来“风流”两字是指的民间的风行流传,是赵遵生与“地名办”结缘的收获。
赵遵生是喝西湖水长大的杭州人,日积月累的东坡文化的浸润,再加因他对地名的潜心探究而接触到大量的有关苏东坡的素材,一而再地撩拨着他心底的骚动,终于有一天他按耐不住地拿起了笔。用他的话说,“心底的感慨,浸渐不抑而出”。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由此而问世。
既是感慨,便不会只是满足于那些有关苏东坡的记载或是民间的逸闻和传说了。否则便容易炒冷饭,堆砌材料。将现有的素材,改头换面,重新组织一下,那样的“感慨”只会是无病呻吟。
遵生的感慨来自何方?
那一定是对九百多年前苏东坡为民请命、力主疏浚西湖的一次设身处地的遐想和思索:西湖怎么了,何以沦落到这地步?是自然条件变迁引起的淤积,还是有人在搞怪作祟?整治西湖除了经费,还有什么难处?阻力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殿陛之间?……
那也一定是对现实生活的充分联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今有多少江河湖海,名山大川,古迹胜景,正被非法蚕食侵占——或围堰、或填埋、或搭建、或污染……
记得读中学,曾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到杭州游西湖,那是真“游”——我们边划船边跳水里游泳。好在湖里游水的不止我们几个,也没人来制止。原因大概是湖水比较浅,好多地方人都可以站直了,露出上半身,不容易溺水。过几年后再去,就不让跳湖里,说是水质变差了,劣V类。
杭州的夏天有点考验人,特别热,当地人都说因为西湖水浅了,水吸收热的能力弱,蒸发快,四面环山的杭州城便成了大蒸笼。因此杭州是需要经常疏浚,清理淤泥的。
遵生以前一定畅游过西湖,后来西湖禁泳了,爬山便成了他每天的功课。那次我去杭州就随他在傍晚时爬过一次山,亲见了他矫健的腿脚,比我平地走路还快。这样的热爱大自然的人,自然是最见不得、听不得青山绿水被霸占被糟蹋的野蛮行径。
因为发展经济,就急功近利,破坏生态;因为仗着点权势,就划地为营、圈湖为私人领地。开厂、盖别墅、建高尔夫球场、挖河沙、泊游艇、经营饭馆……不仅占公为私,限制了公众的空间,还造成山体滑坡、水土流失、江河湖泊严重污染。记得前几年去北方某省,一位接待的干部告诉我,如今流经他们省里所有的河流,已经没有一条河的水是可以饮用的,就像西湖,前几年的水质曾经到达过劣V一样,让人听了又心痛又愤怒。
因此,我很能理解赵遵生的“感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慨”,他的这本书就有了一个非常牢靠的支点,矛盾冲突,情节发展都显得稳扎稳打,有凭有据。筑苏堤是个冲突的焦点,一方牵涉到一部分达官贵人的核心利益,他们有权有势,背后还有既得利益的京官作后台;另一方则是杭州百姓要为基本生活权益而抗争。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一触即发,你死我活,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得曲折而又悬念迭起了。
苏东坡从一开始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次次地被人暗算谋害,好在都被他及时识破并被老百姓保护,因此一次次逢凶化吉,逃过劫难。他洒脱但执着,单纯却智慧;一望而知的读书人、诗人气质,然而又与时俱进,始终植根于杭州百姓的地气之中。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好官,好市长。
很喜欢小说每一章异体字开头的那些文字,写神仙佳人、鸟兽鱼龙、云彩风雨、古树小草,或梦境或穿越,貌似童话与魔幻,与正题若即若离,却是增添了一种浓郁的气息。那气息我想应该就是苏东坡的诗人气质所致,用在这儿恰到好处,相当匹配。
不知怎么的,读到这些异体字,我眼前总跳出遵生的影子,尽管我和他只是在十多年前讨论他的《青年吴昌硕》剧本时见过一面,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人,一个洒脱而又执着,单纯而又智慧的人。我甚至想如果他当杭州知府,会是另一个苏东坡式的人物。
由遵生的这本书,我想到了我的一位先祖,他叫张允垂(字升吉,号柳泉),清代松江府娄县人,历史上也是位著名的文人、藏书家,曾当过河南开封知府,道光年间也在杭州当过多年知府兼署盐运使,至今在西湖西岸金沙阁中还有他题写的对联——《题延青水阁》:镜面湖光苏堤一线横窗碧,云端梵唱竺岭千盘压阁青。
对这位先祖的生平我知之甚少,只听到研究他的专家考证说,他是位清官。
可惜没听说他治理西湖的政绩,也许那时西湖水还深,不用清理。
扯上这层关系,再由我来写《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似乎冥冥中也是一种缘分,主要是我跟杭州有缘,也和遵生有缘。
 

 

                                  20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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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话长,我写《甲方乙方》(又称《男左女右》)很有些年份了,几乎可以用一个英语词组来形容:long long ago.

没错,很久很久以前——大约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重庆晚报》的女编辑吴景给我写信,说想开设一个栏目,叫《男左女右》,让我找一位女作家,写随笔,男一篇女一篇,“唱对台戏”。就是每次围绕一个话题,然后一个叫好或开骂,一个则站对立面抬杠,你说左我偏说右。

是个好主意。问题是找谁来唱对台戏?因为条件不仅仅必须是女作家兼擅长随笔,还必须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同时会挑刺、狡辩,笑里藏刀、绵里藏针。

找谁呢?我都忘了当年曾经找过谁,反正都没谈成,嫌找选题太麻烦,既要时兴又不能太世俗,既要有影响又不能黑白过于分明是非不容颠倒。比如最近发生的红黄蓝幼儿园虐幼事件,影响很坏,全国一边倒的骂声,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跳到对立面叫好。

正为难间,天上掉下了个刘妹妹。她叫刘利,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随夫定居深圳,当家庭主妇,同时当驻家作家,主打长篇,也客串随笔。她的文章视野开阔,观点敏锐,语言明快犀利。看她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就能知道她刀子嘴豆腐心,生活中一定是个快言快语的女人。

她当时是怎么出现的,是否吴景点的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一开始我们就像老熟人那样在《男左女右》的专栏里杠上了。通常,我们就在伊妹儿上先定个选题,然后先由着她“拍案而起”,完成文章,然后我“后发制人”,跟她唱反调。

比如,香港女演员陈宝莲,因为被大她四十多岁的富商黄任中抛弃而跳楼自杀。刘利极为气恼,骂陈宝莲贱人,说“即便我黑灯瞎火之夜遇到了陈宝莲的冤魂,我也敢拿这两个字来说她,她不是贱人谁是贱人。”

看她恨得牙根痒痒的样子,我便调侃她:刘利一个劲骂陈宝莲犯贱,咬牙切齿的却是男人。就像自家小孩与邻居吵架,做长辈的把板子打在小孩屁股上,吐沫却是喷在对门人家的脸上。

记得有一次谈论关于女人藏私房钱的话题。按惯例又是她先写,她以一贯的侠女风格说:女人应该藏私房钱,为的是终有色衰的一天,难免被老公抛弃,因此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只是女人在藏私房钱的同时也应该尽好一个妻子的职责。她打了个比喻,把婚姻当成经营的公司,赢利固然是最大的目标,但也应该履行好股东的义务。

毫无疑问,她的这些女性主义立场的观点给了我攻击她的可乘之机。我先是义正辞严,将女人藏私房钱,比作挖家里的“社会主义墙脚”,继而又针对她的“股东义务”说,进行调侃,说男人们还都以为床笫之欢是两情相悦的事,原来那只是女人们的一种“凭良心”做事的义务和职责,实在有点太难为女同胞了。接着,我进一步发挥:“我们可以凭良心说话,凭良心拿钱,凭良心做事,但不能凭良心做爱,真若如此,做爱岂不成了做戏”。

如此等等,侃得很爽很开心,有种小小的恶作剧后的得意。我想刘利当时读了我的文章大概也一定又好气又好笑,有时她也会私下向我抱怨,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云云。我只会更加开心。

给吴景的文章时断时续,大概跟她多次调动工作,变换服务单位有关,后来竟是渐渐疏远,直至前两天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她现在身兼数职,既在传媒岗位当领导,同时又兼当作家和客座教授。她也许已经忘了当年自己所创意的《男左女右》,更不知道这栏目后来还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延续是因为另一位出色的编辑家——刘巽达。他知道我和刘利的这个栏目,因此在他兼职广东一家杂志主编的时候,让我们每期给他撰写,直至他正式接任上海《采风》杂志的主编,我们的这个栏目也就从广东转移阵地,来到了上海。只是栏目的名称换了,成了《甲方乙方》。不过排版面时,我还是被安排在左面。

这些时间里,我和刘利还是不断借各种社会热点,借题发挥。我们从“超级女生”谈到“非诚勿扰”,从英国王子查尔斯与卡米拉的漫长恋情谈到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的胸毛,从足球远动员郝海东的偷情谈到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桑拿”风波……那些年,但凡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引人瞩目的事情,几乎都被我们梳理了一遍,该义正辞严的义正辞严,该戏谑的戏谑。如果编撰成册,想必就是一部那些年间发生在地球村的风情大事录。

只是好好的,到了2010年底,刘利却是说什么也不肯干了,说太累,她想集中精力写长篇。写长篇不是更累吗?但她宁受长篇的累,毕竟那是沉甸甸的作品,收获到的影响会很大。于是只有分手。

谁来接刘利的班呢?正在我一筹莫展时,巽达却是不费吹灰之力搬来了他熟悉的身在广州一家时尚杂志当编辑的湘妹子黄佟佟。

如果说当时黄佟佟还处于需要“百度”一下的“半成名状态”,那么现在还有哪个手机族不知道黄佟佟这名字?如日中天啊。我几乎隔三差五就在腾讯的《大家》栏目读到她的锦绣文章。

佟佟熟知影视明星就像幼儿园老师了解她班上每一个小朋友的脾气性格和家庭背景一样,什么时候生病住院吊滴一天一夜,什么时候因为尿床被家长打过屁股……有时候家长都已经忘记的事情,她还如数家珍,连细节都不忘。

如果说刘利的文章是彪悍的外衣柔软的心,那么被誉为“最懂女人心的专栏作家”黄佟佟,则是外圆内方,绵里藏针,兴许她对男人下手更狠。比如她在我们讨论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时写道:“当老男人失去了性,就像失去了枪的西部牛仔,所以老男人的黄昏,带着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辽远境界,有点萧瑟有点自嘲,叔本华说‘当性欲熄灭时,生命的内核也就消失了,人只剩下一具空壳。’苍孙顽主们心里特别明白,当生命力只剩下空壳,他们的存在感也随之消失,这个时候,也只能靠开人生告别会来抒发内心隐秘的心事了。”

看到这样的文字,相信很多人会冒冷汗,心里只有两个字:服了。

佟佟是个大忙人,因此每一期的选题大都由她定。她的工作应该主要跑影视圈,于是我们的话题也就基本围绕着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展开。那些电影她看的时候大都还只是内部预映,我是轮不上看的,我得注意上映时间,然后赶紧买票。我相信,她看电影,就像看自己班上的小朋友在操场做游戏,“办家家”;对于我来说,搞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已经够费力了,还得使劲记住他们的一些重要对话,便于文章中引用。但我常常记了上句忘了下句,有时甚至连剧情也一本糊涂账,于是不得不花钱,重新买票看一遍。这一看,差不多一半的稿费也就没了。

佟佟远在广州,又是忙得日理万机,我们没办法先对电影进行一番讨论沟通,再说了,有的电影就摆在那里了,优点缺点、好片烂片一目了然,谁也不会愿意把缺点说成优点,或是把烂片说成经典,那牵涉到审美情趣,谁也不想为“抬杠”而装傻。于是只有各归各,写了再说,台上见。这形式有点像“锵锵三人行”,围绕着共同的话题,能对着干,争个脸红耳赤自然好;各自表述,同中存异,于细微处见意见相左,应该也是一种抬杠。

很感谢佟佟,让我在这几年里看了大量的电影,这大概是我以前半辈子的总和;也感谢她让我读了几本好书,譬如台湾学者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以及十分感人的台湾女记者张平宜的《触》等。把书作为话题是因为当月没新电影,或者说正在上映的电影不值得写。都是厚厚重重几十万字的巨著,读一遍得花多少时间?好在书可以放案头随时翻阅,不像电影,记不清又得进一次影院。

那几年间,我很多时间都在为每月一篇的专栏文章伤脑筋。先是等待黄佟佟的指令,写什么;继而是买电影票或是买书来看,一遍不行两遍;再继而便是煞费苦心寻找书写的角度。我常常是踩着巽达截稿日的底线交稿,佟佟交稿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有时甚至比我还晚,可是她并没有我的痛苦,前一天她还说在候机厅准备去采访某个明星,第二天,她却是告诉我,赶了一个夜,写好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想想也是,看一群熟悉不过的孩子做游戏“办家家”,仿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还需要绞尽脑汁猜度他们其中蕴含的寓意吗?其实,如果偷懒,她随便八卦一点明星“办家家”外的花絮,也足够献飨读者了。

《上海采风》的读者大都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的人,熟人很多,这也是我每期战战兢兢的原因,怕丢脸。每次脱稿,都如释重负,好像又过了一关。只是我并不知道读者的反应,心中常有忐忑。巽达告诉我,反响不错,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好朋友夸赞我,想必是给我面子。一次朋友告诉我,王晓玉教授在好多人面前夸我的文章,我想那一定因为王晓玉是我作协小说组的老领导,在给我做义务广告。直到有一天,遇到了评论家杨扬,主动跟我说起《甲方乙方》,夸奖不错,我才终于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我跟杨扬平时没什么交往,原以为这样的评论不像评论、随笔不像随笔的文章一定入不了评论家的法眼,没想到他不仅读了,还认认真真地表扬了我,让我莫名兴奋。

然而终究是累了,每个月都是一个坎,这日子有多难受!外人也许会以为写这样的文章,信马由缰,道理加鸡汤,又调侃又挖苦,像台上演小品,够轻松的。但我不是演员的料,一上台就老是担心观众会喝倒彩,脸在笑,腿却在抖。从2015年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写了。现在我常做的事,便是翻阅与刘利、佟佟的跨世纪的抬杠文章,有时还真佩服自己:这些文字当时亏自己想得出来!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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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厨艺

私房菜

詹王

分类: 人间走笔


怎么扯到这话题的?

哦,想起来了,是说到谁谁年轻。

其实这是老人聚会一个见多不怪的话题——谁年轻,谁更年轻,谁最年轻;还有,谁最最年轻。当然,都是“看上去”的,属于“外貌协会”的一个分支。

这次,我被说成了“最最年轻”的一位,大家还借用八十年代諶容的一篇小说来说事——“减去十岁”。

天晓得,我可是在二十多年前就被人叫成“老先生”的。那时,我自以为活蹦乱跳,青春勃发,而且自忖小孩都会把我当成“叔叔”来叫。

记得那天在一家面馆吃面,对面一位年轻妈妈叫来服务员说,她女儿碗里发现一根头发,面没动,要求调换,又说,不信可以问这位老先生。

我看看左右,没别人,显然“老先生”指的就是我。我都忘了当时是怎么给她作证的,因为我压根就没注意她女儿动没动碗里的面。我只是觉得有点郁闷,怎么一下子就成“老先生”了?后来母女两吃完跟我告别,小女孩不用妈妈指挥,直接就说了:“爷爷再见!”

我几乎愣住。至此,算是明白了自己在陌生人眼中的定位:老先生、爷爷!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大概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我很庆幸,终于认识了自己一回,哪怕只是外貌。

只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得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了,因为我成了同辈中那个“最最年轻”的。

由不得我是否认领这“年轻”的封号,大家便探讨起来,还要我配合,交代背后的原因。

都说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那么“最最年轻”的男人背后呢?他们说一定有一个“养胃”的女人。有幸娶了这样的女人,就不能只是用“下得厨房”来称颂了。那必定是行过詹王爷(传说中的烹饪鼻祖)的祭拜礼,将烧饭煮菜当成了行满功圆的一门艺术。切、片、剁、劈、拍、剞,煎、炸、炒、煮、蒸……一招一式,运斤成风;毫厘之间,尽显功底。这样的厨艺,藏着掖着,不做满汉全席、九白宴,却天天在家里小试牛刀,让自己男人餐餐美味珍馐,天天如上馆子。这样的“厨艺家”她自己未必“最最年轻”,却可以轻而易举将自己男人推上“最最年轻”的宝座。

按说,我家的那位也称得一位“厨艺家”了。从事专业多年,只是那时伺候的人比较多,足有两三百号。那叫食堂,在农场的一个连队,她是其中的一名炊事员。说炊事员其实也不太准确,她的专职是窗口打饭打菜收饭菜票,除非人手紧张,才让她帮个忙炒个菜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总还是个“厨房重地,外人莫入”的圈内人吧,天天耳濡目染的,看都能看成行家里手了。

我常想象她当年在“厨房重地”工作的情景。几百号人吃饭,炒菜的铁锅想必有澡盆大,铲子则一定大如煤锹。前有火苗高窜的炉子,后有排风扇呼呼降温,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当年她一定捋起袖子,端着弓步,双手紧握煤锹,将那些菜叶菜梗一下一下翻个底朝天;止不住的汗水,滴到铁锅边沿,发着滋滋的声响;一旦菜梗菜叶搅和得差不多了,便搬起大如雨伞的锅盖往上一扣,然后就等着菜熟的味道随烟雾缭绕的蒸汽慢慢溢出……

这样的傲人经历,让她对付家里的两三只胃,自然是绰绰有余,小菜一碟。每次看她张罗午餐或是晚餐,好像十几、二十几分钟前还倚沙发上笃定看电视,一转眼功夫,几大碗菜肴就热腾腾搬出来了。动作之利索,简直有点像古彩戏法。

当然难免粗糙。比如小荤,总得分肉片或是肉丝、肉丁吧?但在我们家几乎是不分的。肉的形状五花八门,细的、粗的,短的、长的,厚的、薄的,什么的都有。于是“鱼香肉丝”、“黄瓜肉片”,或是“蘑菇肉丁”,因为形状不明,最后就成了“鱼香肉肉”、“黄瓜肉肉”,或是“蘑菇肉肉”。反正九九归一,吃嘴里都一样。

因为牵挂电视剧的进展,需要抽空关心一下,锅里的蔬菜大多转眼间黄了。毛豆烤黄了不算,青菜也往往煮黄,让人以为炒的都是老菜皮;至于黄瓜,最终还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色的瓜。当然,都可以放心吃,因为一定熟。

她擅长吃鱼,只是无论清蒸还是红烧,很多时候都忘了放料酒,说是原汁原味,放点葱姜足矣。每回,满屋子的鱼腥扑鼻而来,幸好我们住的楼层比较高,野猫还没这本事爬上来。

剩菜是绝对不会倒掉的,这点我也认可,但总得路归路桥归桥吧?她却嫌冰箱太挤,常常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剩鱼放到了肉碗里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混搭,第二天就只有她一个人吃那些剩菜了……

——这就是我们家一个老“厨艺家”的养胃“秘籍”,明显地延续了当年拿煤锹挥汗如雨的“大厨”风格。我不想说那多少有点“饲养员”做派,但我可以总结这门派的一个特点:没心没肺。

人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如今又该流行一句“没心没肺吃了年轻”了。

所谓没心没肺的独门“私房菜”就是:不可能天天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必定天天让你吃好,吃饱,吃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不可能天天挖空心思,山珍海味,但必定天天汤汤水水,有荤有素,吃得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当然,还会吃得年轻,说不定还能减去十岁、二十岁。

 

                                                                    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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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场有句流行语:球是圆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但这话却被很多人奉为至理名言,说是让人从波谲云诡的球场联想到捉摸不定的人生——

    球是圆的,球场瞬息万变,意味着任何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球是圆的,意味着圆周率永恒而机会往往只在千钧一发之际……

    我没那么多联想,但感慨却不少。作为乒乓爱好者,我为“国球”感慨:球是圆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啊——球还是那个球,只是日月既往,不可复追,今日的掌声已然替代不了昨日的痴迷。

   如今,丁宁拿十次世界杯,国人的兴奋度还不如李娜得一次澳网冠军;人们为丁俊晖的逆天一杆拍案叫绝,却对马龙的大满贯满不在乎。

    如今,如果网聊,你说,下了,去打球了,接着就得老老实实说明打的是乒乓球,像是把丑话说在前面。这年月,高调说自己去打球的,不是打的高尔夫、斯诺克,也应该是网球、羽毛球了。没人会觉得打乒乓球是值得嚷嚷的。糟糕的是,你一旦招认打的是乒乓,人家就马上“哦”一声,直呼你老爷爷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乒乓已然成了老年人的标签——不是七老八十,也是年过半百、临近花甲。好像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玩这种弱不禁风的塑料玩意。

事实也确是如此,在很多乒乓球馆(尤其街道文化馆),几乎清一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版本,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运动热点。我们这代人忧国忧民,何以解忧,唯有乒乓。那是一个全民皆乒的年代,不一定人人挥拍上阵,却一定家喻户晓。尤其世乒赛期间,每天吃过午饭就有人开始等候晚报出笼。队伍见首不见尾,一排几小时。其实人们已经从电台知道了输赢结果,偏还要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全部的细节。

    我常想,假如当时换了是中国足球队一役成名,会掀起一场“全民皆足”的足球热吗?

    也许会热一阵,但很快会消退。原因很简单:穷。

    那时我学校离人民广场近,曾有一阵常和几个小伙伴去踢皮球。每次玩得大汗如淋,好几回大腿根部淋巴结隆起。医生说,虚脱。

当年,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吃。也不是研究如何吃好,而是想着怎么吃饱,填饱肚子是第一位的。玩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体力的消耗;玩多了,便是透支。入不敷出,容易虚脱

乒乓球运动之所以应运而起,其优越性就在于不仅开支小,而且体力消耗也不太大,无虚脱之虞。

通常我们只是将两块三四尺见宽见长的刷衣板(如今不见踪影,被洗衣机取代了)拼接起来,中间再横一根搁起的拖把作球网——就这样,在这张极其简陋的小乒乓桌上,开始了我们走向乒坛的梦想。    

细细想来,中国队屡屡夺冠,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小球”玩得娴熟,举重若轻,把“斗短”打成了“逗你玩”。追根寻源,应该就是当年我们在小桌子上打下的基础,代代相传,将“小球”技术融入到了乒乓运动的基因里。

    学校有乒乓桌,我读的中学还是乒乓重点,礼堂内摆着六七张标准的乒乓桌,不算少了。但有两张得保证校队训练,剩下的几张却总是人满为患。几十个班级的人按班序每周放学轮一到两次,交手才几分钟,排队得几十分钟。

    觅一张乒乓桌,可以任性地打,几乎就成了我最大的夙愿。 一次看到市少年宫招考“化工组”的海报。想到少年宫内摆有两张完好的乒乓桌,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还记得其中一道考题,让举一个化学应用在生活中的例子,我回答肥皂,居然考上了。以后每一次周日上午的少年宫活动,我几乎就是在等待指导老师宣布结束的那一刻。与我结伴的是在少年宫拉大提琴的林同学,也是个乒乓迷。我们相约乒乓馆,想趁大家忙吃饭的当儿填个空。可是却好几次遇到比我们早一步赶到的。眼巴巴看着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期盼一下子化为了乌有,哭的念头都有了。

     忽然有一天林同学悄悄带我来到一个同校的同学家。偌大的天井居然静静地搁着一张九成新的乒乓桌。同学家拥有整幢院子,房间都在二楼,他只是跟我们简单地打个招呼就上楼去了。偶尔也看到他母亲及哥哥在上面走廊探出头朝我们张望一眼,每回我们想亲热地叫唤一声都没机会。还有他身材高挑的妹妹,回家进门便径直上楼,从不跟我们打招呼。起先我们还非常拘谨,大气不敢出,但打着打着就忍不住闹出声响,为赢球欢呼,为输球捶胸顿足,甚至拍桌子。就在我们玩得忘形时,同学在上面探出头来,示意我们不能发声。于是我们再不敢嚷嚷,闷打。临走,我们也不敢上楼向那同学告别,悄悄溜走。这以后我们又去蹭过两回,玩得忘形了,又嚷嚷起来,又被警告,只有闷打。这以后再不去了,也不是那同学回绝我们,是我们对自己没信心,好像一到那张乒乓桌就显得很没教养。

长年的乒乓桌恐慌症曾经让我许下心愿,以后搬个大房子,一定将其中一间辟为乒乓室,置一张标准的乒乓桌,约一两个乒友来切磋球艺。没想到前两年乒友老张在搬新居时先我一步实现了他的心愿。他搬的二房一厅,虽说不是太宽敞,但他仍辟了一间专做乒乓房,很难想象他是怎么说服家人的。他邀我多次,我最终还是没去,一想到以前在同学家打球的经历就有点心理障碍,怕自己玩得性起又大喊大叫,原形毕露。一把年纪了,丢不起这张老脸。老张尽管置了乒乓桌,还配了发球机,但球技没见多大长进,想必训练不够刻苦。一个人对着一台机器,终究太枯燥,除非真异想天开要当第二个马龙。后来老张干脆将乒乓桌和发球机都卖了,还如释重负地说家里宽敞不少。

老张的前车之鉴,也让我断了置乒乓桌的念头。附近街道俱乐部离家近,收费低廉,虽说玩的人多了点,但都是多年的乒友,无话不谈,哪怕一旁坐冷板凳,也不觉得有多难熬。打球有时也为凑个热闹,赢了大笑,输了嚷嚷几句,甚至夹杂一两句粗活,都无所谓,开心就好。

球是圆的, 归根结蒂是玩的。   

 

                  2017.9.25(初稿)

                                      2017.10.2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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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4 10:19)




 


家有阳台一枚,南向,五个多平米,平时除了晾衣服,也是我每天有事没事趴栏杆、“望野眼”的地方。

兴许,“望野眼”还不如说“放风”更准确一些。

阳台上空气流通,然而常有一种幽幽的味道,如盈袖暗香,弥漫在阳台的角角落落,不肯轻易散去。我“放风”就好这一口,深吸慢呼,傻傻发呆,让这味道在鼻腔打转回旋。如此这般,三五分钟,也就心满意足,算是过了把瘾。

 “暗香”从何而来?

原来源头是几只盖子旋得严严实实的塑料罐,一旦拧松,里面的气体便有些急不可耐,趁隙而出。说时迟那时快,一股恶臭直冲鼻腔,几乎可以把人熏晕。

原来里面沤着腐烂的鱼内脏和猪下水。虽说还没修成“五年陈”或“十年陈”的正果,但至少也都是半年、一年的肥汤老窖。

大家十有八九已经猜到,我在阳台上种着花。那是我挤出地方,搭了个不锈钢花架,分层搁着十来盆花花草草。算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迷你“私家花园”。

月季是我的最爱。色彩娇艳,香味甜美,花形性感。清代孙星衍的“才人相见都相赏,天下风流是此花”,可谓道尽了月季的魅力。

其次是米兰和昙花。米兰低调,往往在不经意间又到花期,似粟如金,清香四溢。昙花的一现,是岁月凝练的冰清玉洁,那一刻,惊鸿艳影,平日里所有漫长的等待都值了。

喜欢它们,也是因为不太需要过多地溺宠。很多人喜欢用“贱”来形容一些长得顽强的花草,但我只会说它们“省心”。仿佛一切都是约定俗成,按着老天爷定下的规矩,该怎么长就怎么长:不经意间,一株株嫩芽蹿了出来;无意之中,一颗颗蓓蕾脱颖而出,含苞昂首……

然而,省心不等于可以当甩手掌柜。农谚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的这些至爱,又恰恰都是不怕肥、肥不怕和怕不肥的“吃货”。肥不足,则营养不良,结的铃开的花,又瘦又小,可怜巴巴。

花店有化肥,氮、磷、钾出售,不同的生长期施不同的肥,但我健忘,曾有一次出错,不知是错把氮肥当成钾肥,还是把磷肥当成了氮肥,活活臊死了一盆“Blue Moon”。面对那盆往日里娇艳欲滴的香水月季,一下子垂头丧气、无可救药的样子,我爱莫能助,一筹莫展,只有发誓再不用化肥。

同楼的一对老夫妻,家里种着一盆昙花,据说一年开两三回,每回欣欣向荣地开二三十朵花。每次见到我都千叮万嘱:肉汤,肉汤!

他们让我经常熬些肉汤、骨头汤,先往花盆里戳两个洞,然后一路灌进去,直灌到花的根须都吸足喝饱,说是大补。

道理我自然懂得,只是特地买肉买骨头,还煮熟,未免太讲究。那些原本丢弃的“下水”,生沤即可,也是养花人一致认可的秘籍。有人说,发酵时间长了,臭气就没了。也许理论上是这样,只是沤了那么多年,还真没遇到过不臭的老肥。俗话说,吃得萝卜香,打嗝狗屎臭,更何况本来就腌污浊的“下水”。

我太太鼻子灵敏,但凡我从塑料罐刚倒出一点点“下水”,她就如临大敌,疾呼:关窗,关窗!

更重要的还得顾及左邻右舍,不能因为我养花,让人家闻臭气。为此,我小心翼翼,每次施肥像做贼,轻手轻脚,不让“下水”溢出,并尽可能灌得深一些,然后用土掩盖严实。还有,避开人稠鼻子多的休息日,最好趁着瓢泼大雨,赶紧把“下水”下了,好让大雨覆盖住空气中的味道,“防扩散”。

奇迹就在一夜过后,阳台上竟洋溢着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下水”的变异,犹如气味难闻的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制成了龙延香;臭名昭著的尸花魔芋,摇身一变成了泰坦香水。

从泥土中飘逸而出的“下水”,此刻也脱胎换骨,成了一款好闻而又熟悉的味道。

那是一抹残膏剩馥的异香,又恰似百里黍稷风起云蒸的飘香。

袭人的芬芳,怎么如此似曾相识呢?我细细嗅着,寻踪觅迹,终于恍然,原来那来自儿时的记忆……

发蒙前,有几年我是在农村度过的,年幼无知,往事已然稀释淡漠,几乎不留痕迹,然而藉着这“泰坦”香味的曳引,我的眼前竟海市蜃楼般浮现出一幅童年的画面:

那一定是歇晌时分,空气里浸淫着被太阳炙烤过的发酵的甘草和牛粪、猪粪混合的味道,有点臭,却臭得好闻,人们似乎都被这味道熏得昏昏欲睡;水牛在凉棚里吃草,搅动的嘴角挂着白色的涎水,让人看着嘴馋;它们目光冷冷的,仿佛把一切都看得很淡漠,只有不停驱赶牛虻的尾巴才泄露了一点烦恼的心迹;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大人们在瞌睡,不知疲倦的小孩在坐圈里独自玩耍;不时有几只金头苍蝇登堂入室,围着方桌上的纱罩嗡嗡叫唤,里面罩着吃剩的饭菜;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和小孩的啼哭,然而马上又复归宁静……

这样的场景就是近年常去的“农家乐”也找不到了。因为,已经闻不到以前的那股味道——“泰坦”香。大田里都只施化肥。

难怪,现在的农村,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农村的味道。

 

                          2017-5-25(初稿)

                          2017-7-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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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维也纳天高云淡,说热不热、说不热却已经有不少人在公园里大白天打赤膊,卧草地裸晒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慵懒的气息,仿佛金色大厅里哪支乐队,反复演奏着轻柔的慢板,或是慢板的慢板,使人昏昏欲睡。

其实,午后在参观金色大厅的时候,并没有乐队在表演,我们只是被从一个厅引导到另一个厅,勃拉姆斯厅、莫扎特厅、黄金厅……一路乖乖听讲解,乖乖朝前走,并不时被告诫:跟上、跟上。

“跟上”是我们每天听得最多一个词,上车、上厕、上餐馆,以及到景点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得“跟上”。一旦跟不上,便意味着掉队。难免害大家寻找、等候。虽说不一定被人当场指着鼻子责骂,却还是——好尴尬。

尴尬是因为出洋相了。若想保全面子,不出洋相,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上,跟上!

好在我们的导游是个文化人,他来自中国,又多年生活在欧洲,兴许就是这身份使得他对国人的行为举止尤为敏感,从而有效地将我们可能出的洋相都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比如,当我们三三两两行走街上,一旦有外国人远远走来,无论身前还是身后,他就发出“跟上”的信号,留出足够的空档给老外走。为此我们经常得到老外的一句“谢谢”,只是经历多了,有了条件反射,一见到老外就有点紧张。

还别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这支七拼八凑起来的团队,几乎被导游训练成了半军事化部队,令行禁止,就差没“一二一”正步走了。为此导游夸我们“有文化”,我们也沾沾自喜,觉得大涨了中国人的脸面。

那天,参观金色大厅,我们因为人多被分成了两拨,我们前一拨的人出来后有一段闲逛的时间,于是就来到了附近的卡尔广场。

卡尔广场因卡尔教堂而出名,教堂建于1737年,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穹窿圆顶,左右两侧的圆柱浮雕为螺旋形图案,展现前米兰总主教圣波洛梅欧守护生灵抵御黑死病的事迹。据说教堂里面有很多当年著名艺术家的雕刻作品和祭坛画,只是计划中并没有参观卡尔教堂一项,时间安排也不允许,只有在外部看看,也算到此一游了。

此时的卡尔广场游人稀少,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广场的大水池旁嗮太阳。我们几个“到此一游”后,也开始围坐在水池边发呆。

波光粼粼,只见卡尔教堂的圆顶倒影,犹如一顶古铜色的瓜皮帽在水池里浮动。我设想把头凑过去,移到“瓜皮帽”下方,然后按下快门,效果应该蛮搞笑的。

却是懒得动弹。此刻,哪怕水池中出现“皇冠”,我也懒得挪动身子按快门。不能怪太阳把人晒懒了,实在是机会难得。真希望一直这么坐着,不吃不喝,也不“跟上”。

忽然,感觉有异样的动静响起,原来在“瓜皮帽”旁出现两个奔跑的身影,肉色的,其中一个是男的,另一个是女的。

裸奔!这一惊非同小可,我抬起头,急速寻找,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个裸体的年轻人。他们从教堂的圆柱下出来,然后围着水池奔跑。

在人们惊诧目光中,这一对肉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两人都戴着黑色的牛仔帽,并分别佩一小块黑布和一个红色的丝绸蝴蝶结遮羞。还有,女孩是不折不扣的美女,男孩是不折不扣的帅哥。一对金童玉女!

不久来到了我近处,我看清楚他们身上还涂着黑色的字:Almdudler

什么意思?不过我没停留在对这单词的猜测中,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们的身影。

见过裸晒的,却还没见过裸奔的,可遇而不可求!

此刻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和我的团友,大概再恰当不过了。我们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或者准确地说,是不知道如何反应才是正常的、合乎常规的。导游不在,我们有点六神无主了。

远远地,金童玉女停下了脚步,他们被一个外国老人拦住,然后一边一个搂住,照相。他们笑眯眯,很乐意。

我们忽然一下子都有了主意,一个个迅速起身,向金童玉女跑去,不为别的,就求一张合影。机会难得,这辈子还能遇到裸奔这样的事吗?

我开始加速,仿佛耳畔有人在发着口令:“跟上”。

晚上,意犹未尽,百度了一下,Almdudler即“药草柠檬水”。

原来,是一场广告秀。

 

 

                          201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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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辈子,怀旧总是难免的。

怀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回忆。

回忆是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岁月的一次开启尘封的搜索,还事情一个本来面目。回忆力求真实,原封不动,否则便有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人生有太多的不乐意,不说也罢。很多人写回忆文章只是出于无奈,怕后人遗忘,口说无凭,只好“立此存照”。文革年代,写“回忆”的人多到数不清,那年月不叫“回忆”叫“交代”,上面还有对“交代”的规定:竹筒倒豆子。就是要把“问题”全部彻底写清楚。很形象的一个词汇,感觉像在逼人“清肠”。

怀旧则是对往昔的回味,一段青春年少花前月下的不了情,一番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乡愁……可谓似水年华,素年锦时,总有一些事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怀旧常常是难以抑制,情不自禁的;念兹在兹,反反复复,终于酝酿成一支歌,或是一首诗,绵长深切,隽永如水。因此,怀旧其实是被诗意了的回忆。

如今,怀旧的文章是越来越多了。好像满世界的人,都在发思古之幽情。事情都发生在旧马路、老建筑、老房子,而一致的结论是,建筑是当年的精致,朋友是儿时的靠谱,玩耍是过去的有趣,东西是从前的好吃,就连油条也是以前的脆……

我寻思,这股怀旧潮应该源于收藏热。收藏靠的捡漏,利用公差,或干脆请假,到犄角旮旯去,到还没开化、不拿宝贝当宝贝的地方去,寻寻觅觅,一步三回头,心诚则灵,相信运气总是在不远的前方。

一只陪葬的陶罐、一块明清年间的匾额、一片丢弃的窗棂,一张破残的字画……乖乖,不得了,发大了!我朋友中也是捡什么的都有,老玉、古币、明清家具、青铜、古俑……他们常抑制不住喜悦地晒出来给人看,然后神秘兮兮地说:西安那边流出来的,那边的朋友刚掘了个古墓,周朝的……

当央视的淘宝节目每周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眼球的时候,其实也就宣告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无漏可捡。从那时起,只要地上发现一只破碗,人们都会眼睛发亮,行家里手地鉴别,是否宋瓷、官窑,是否慈禧老太进膳用的。

虽说漏没捡到,但一种审美的眼光却已经悄然养成,只要看到旧的、老的,甚至破旧不堪的,都会停下脚步,细细把玩,然后追根溯源。总有几个达官贵人、名人名媛可牵扯进来。于是乎,就穿越时空,与那些人对上了话。以怀旧的名义、训练有素的目光,讴歌老马路、老建筑、老房子的文章也就这样应时而生,我一概称之为“歌旧派”。

本来歌旧也好,歌新也罢,都与我无关,只是读多了难受,总让我想起以前喝过的一种甜得像糖水的“葡萄酒”。说不是酒吧,指不定灌多了还会醉;说是酒吧,却实在没有酒的入口醇和,回味绵长的感觉。

最佩服那些把石库门房子写得如田园牧歌一般的“美文”(还常配有演员的朗诵)。如果让他们写清晨的石库门里弄,以他们的深厚感情,一准就这样开头了:最是清晨薄雾里那一声“马桶拎出来”,激越高昂,余音袅袅……

我以前住了几十年的石库门,一提起石库门就觉得自己天天在演“七十二家房客”,空间局促、环境脏乱,没有隐私……文革年代还摊上“房管所”强分来的“邻居”,那兄弟几个仗着敢动刀动枪,常常霸占着公用水龙不挪身,还天天半夜三更将房门关得天崩地裂,恶死做……作为他们的邻人,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每天都是一场噩梦。

我是断断不会把噩梦说成美梦的,除非我有嗜痂之癖。

也难怪,至今还有人动不动唱样板戏,情深意切的,应该也是一种嗜痂的怀旧。

我总觉得,被诗意了的怀旧更像是在经历发酵:一些旧谷子烂芝麻的陈年往事,受某款情愫的分解、催化而进行的化学反应。就像酒,本是地里的谷物、树上的果子,一经加了“酒母”发酵,便谷不再是谷,果也不再是果,羽化而登仙,成了令人陶醉的琼浆玉液,有的醇厚绵柔,有的淡雅悠长。

都说怀旧是一种心境。那心境应该是一种百感交集后的万千思绪,万千思绪后的似水柔情。有了这样的柔情“酒母”,心便融化了。于是,甜不再那么肤浅,苦涩也不只是一味地苦不堪言,还有当年的种种尴尬,却是常常催化出了一次次的会心一笑。

称得上酒的酒,绝不会一味甜得发腻。

                                   

 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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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0 22:59)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促成了我20074月的一次韩国安东之旅。前后三天,我至今还恍若梦中。那感觉恰如泰戈尔的一句诗:天空不留痕迹,但我已飞过。

事情得追溯到当年二月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出现了一位自称来自韩国的“小许”的来信,说代表一位校领导邀我参加一个电影项目的合作。他是中国人,在韩国安东大学读研。至于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小许”让我就别细问了。我说好吧,请你们来上海面谈。他回信说,还是你来韩国,反正来回机票以及在韩国的吃住行全部由他们负担。我想即便不能说是天上掉馅饼,但也至少是一次机会,何乐不为?随后我真收到了“小许”寄来的邀请函件,让我去找一位熟悉韩国领事馆的上海人办签证,说找他就OK了。

果真就OK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上午,我根据与“小许”的约定,从上海飞抵韩国的大邱机场。路上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像到苏州的那点时间。

我随下机人流出海关,来到外面的一个候客厅。有一些人举着牌接机,我想总有一块牌子写着我的名字,但一个个看过去,就是没有我的。再看一遍,还是没有。想看第三遍时,周围人倒是已经走差不多了。刚才还高潮迭起的场面,一下子冷冷清清,只剩几排长椅上三三两两几个闲人,或低声说话或闭目养神,就是没有朝我多看一眼的。

我不仅失落还差点失态。完了,我想,脑子里跳出两个字:骗子。未必想骗我什么,就是骗我上当。

举目无亲,且不通韩语,除了一句“思密达”,还只是个敬辞,派不上大用场。

瞬时,我连寻找“小许”电话都觉得是多此一举了。

“小许”,什么小许,会不会就是个骇客,专捉弄人的。

我既非名流,也非剧本枪手,最多只能算对电影有所涉猎,凭什么人家邀请你去合作?

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间人,你居然也信?

唉,人家在逗你玩,你却利令智昏,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

我想如果把这经过告诉任何一个人,都会饱经世故地说:这你也会信?

教训啊!一个“机会”变滑稽的笑话……

不过,我也算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心里盘算好了,三十六策,不走为上策。附近找一家宾馆,放下行装,再上网好好查一下,然后按图索骥,找一两个景点,胡乱玩两天,也算不虚此行。只能这样了。

自己手机还没办国际漫游,也没韩币投公用电话,恰好边上有个人在打手机,最后一句我听得真切——“再见”。多么亲切的母语!我赶紧问他借来手机。

居然通了,而且我注意到就在不远的位子上有人霍地站了起来,一边还在接手机。我马上意识到他便是传说中的“小许”。

果真是他。

站小许边上的正是要找我合作的那位校领导——老崔。

原来他们早上从安东开车过来,对飞机晚点作了充分估算,却对飞机早到毫无准备,以至根本就没留意出站的人流。

有惊无险!只是庆幸之余我还是觉得后怕。这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陷阱近在咫尺,一切皆有可能。

会谈安排在安东大学,在大邱去安东的一路上,崔领导只字未提合作之事,我明白他要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与我郑重其事地谈。

当然再郑重的事也总有它的简缩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学校里有位学美术的女留学生是上海人,成绩优秀,本科毕业后又继续留校读研。崔领导在学校负责留学生工作,对这位女学生很欣赏,构思了一个电影梗概。故事大意是女学生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上海人,日本男在上海期间爱上女孩母亲,后母亲怀孕,但父亲回日本并不知道,母亲生下女孩后没有再嫁,而是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女孩,后来女孩考上了安东大学,而她有个学弟却正是他的同父异母的日本弟弟……

崔领导给我的分工是写女孩在上海期间的那段经历,从父母恋爱,到她出生,再到她考进安东大学。

我表示同意,但是,我说,第一步请你们先把故事梗概形成文字,下一步再签合同;合同依照故事梗概标明我该写的那部分,还有完成时间、署名方式等;最后也请写明我应得的报酬以及具体付款步骤。

我说得一板一眼,像个谈判老手。以往遇到类似的事我可是从没如此较真,“报酬”两个字提也不好意思提。

我知道之所以会拉下老脸,全是早上机场受的惊吓的缘故,恐惧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管我并没有真正遇到蛇。

谈判顺利结束。崔领导让我回上海后静候他的故事梗概和合同文本。

接下来的两天崔领导亲自陪同我参观游览,他还邀请了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同行,小许任翻译。我参观了学校教学楼、图书馆等,只可惜没遇到那个故事中的上海女孩。然后又游览了河回村、陶山书院等安东名胜古迹。临走前崔领导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相谈甚欢。席间,我唱了一支歌,是我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表哥六十年代来上海时教的,朝鲜歌。

歌名以及歌词内容我都不知道,表哥也不知道。他就知道当年教他这首歌的女孩很漂亮。我后来就把开头一句的读音当歌名——《苞米湾》,当然也可以叫做“宝密万”。

几十年过去,我居然一直能记得这支《苞米湾》。在一些聚会联欢的场合,它还是我的保留节目。只是一旦人家问我唱的什么,我只好承认,一无所知。

几十年的一无所知,如今倒是可以趁这机会问个明白了。当然前提是我所唱的与原来的那首歌相差还不是太大,还没有荒腔走板,离题万里。

他们居然听懂了,对我报以掌声,还说熟知这首歌。教授告诉我,那是一支民歌,曾经非常流行;歌词诉说一个怀春少女对心上人的思慕之情。

原来如此。

回上海后我就一直没接到崔领导他们的来信,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我没怎么放心里去,也没写信催问,日子久了也就云净天空,渐渐淡忘了。人多开心的时候,我还会露一手,唱那支《苞米湾》。每每此时,我便会想起这次恍若隔世的安东之行,同时想起我表哥和那个朝鲜女孩。当年我表哥是个卫生兵,那女孩在教我表哥唱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境况?不会是女孩受伤了?伤在哪里?教歌是在白天,还是夜晚?在包谷堆,麦田,还是战壕里?不会真有那个叫做“苞米湾”的地方吧?还有,按常理表哥会问她歌词内容,女孩为什么不肯说呢?也许语言有障碍,两个人“思密达”来“思密达”去,把时间都耗费在“思密达”上了……

想到这儿,我不由笑了,就觉得这一趟安东去得值了。不虚此行。

 

 

                   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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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拉格城堡下的黄金小巷看上去有点花里胡哨,却是不俗,反倒有点喜感。那些逼仄、低矮的小商店,几乎就是为《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量身定制的,一个成人版的童话世界;谈不上精致,却因为袖珍而卡哇伊了。

要不是导游明示,难以想象当年卡夫卡会栖身这儿写作。他身高1.82米,如果站直了,留给头顶的空间也就不多了。

这间把门牌号的两个“2”都写得像“Z”的小店,如今成了卡夫卡著作的专售店,也算是“实至名归”。房子是当年卡夫卡的妹妹为他租下的,租金每月20克朗,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合人民币5元不到。这在100年前的捷克,应该也是个萝卜价。

一间正式的房间,再加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厨房;屋外没有花园,屋内没有浴缸。城墙脚下的陋室,说避难所也不为过,但卡夫卡已经心满意足。因为他本来就没什么太高的要求。

他说,“为了写作我想要孤独”。

这间22号房能满足他的也就是他说的“孤独”了。

所谓孤独,除了孤身、独行,对外部环境来说,便是没有纷扰和嘈杂;世界是绝缘的、凝固的,寂静如死,惟有自己的思绪是活跃的,在天马行空。

黄金小巷建于16世纪末,国王鲁道夫二世在修建了城堡后,下令招来24个射箭手护城,日夜站岗放哨。这24个人还都是百步穿杨的神射手,房子就是专门给他们造的,24个人24间房,也就一个集体宿舍的构架。至于一些二层阁、厨房什么的,应该都是后人另外搭造的,并不在开建的图纸上。

由于长年无战事,神射手的职责渐渐沦为保安。终于有一天,上面发现与其养着这些射手大材小用,还不如撤了。丢下的这些营房想必也空置了一段时间。不招人待见,又年久失修,到1657年就只剩下了14间。再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成了游走江湖的炼丹师的天下,人们因此给了这条街一个正式的名字——炼丹士街。直到1831年的一天,一个名叫Uhle的炼丹师因炼金炉爆炸被炸死,那些炼金的乌合之众才一哄而散,还了黄金小巷一个清静。

卡夫卡搬来时应该是1916年的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步出住处的门,便踏上了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又说,“今天它完全地适合于我了。包括: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那里的寂静”。

如今这条“寂静的街道”,“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包括“那里的寂静”,正在被纷至沓来的世界各地的游人走马灯似的踩踏着。人们围观、拍照,或高声朗笑,或窃窃私语。显然,他们并不想了解太多,关键是来过了,知道了,也就可以了。

此情此景不由人联想到了五年后这位“22号”租客所写的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饥饿艺术家》——那位以表演忍饥挨饿为终身职业的“艺术家”被关在一个铁笼里,外面反锁着,以示他的决心与清白。好奇的人们围着笼子转悠,他们不明白他的初衷,也无法欣赏这位艺术家的“才华”,更多的人则想看出一些作弊的端倪或是破绽……最让饥饿艺术家哭笑不得的,是那几个值班的看守,常远离笼子玩牌,像是故意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那真有点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来也是屎了。他很恼火,只得一再表白:“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不会招人参观,惹人显眼。”

他说的是由衷之言,但是没人相信。人们只会认为他在装腔作势,摆噱头。

没办法,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解释,沉默。

今天,当那么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游客围着“炼丹士街22号”转悠的时候,除了拍照留影,他们又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呢?他们知道卡夫卡吗?他们中有多少人是知道他的《城堡》和《变形记》的呢?

我好像看到那个“饥饿艺术家”还活着,就在“炼丹士街22号”,每天重复着前一天的表演。人们围着他叽叽喳喳,兴奋异常,然而却又并不想知道他在表演什么。

这便是卡夫卡的悲哀——人们与他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人们冲着他的名字而来,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叫卡夫卡,不去黄金小巷看卡夫卡等于没到布拉格。然而,仅此而已,至于卡夫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写了点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认识卡夫卡正是从《饥饿艺术家》开始的,巧的是我那时正在写小说《木樨弼马温》,表现一群关在笼子里的猴子的命运。正是这位“艺术家”的悲惨的命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人的异化以及人性沦丧的无奈。如果说,那位“艺术家”是在人们的熟视无睹的冷漠中走向了死亡,那么我的“弼马温”(一只母猴),则是在同伴的欢呼雀跃中走向死亡——被人类残忍地敲开头盖骨,取出脑髓,然后食用。

他们活得孤寂,死得落寞,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

我们到黄金小巷的季节正是布拉格之夏,万木葱茏,阳光热烈,但这并不妨碍我想象那个布拉格的冬天,不难想象卡夫卡所说的“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

那该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

想必那是大雪初霁的一个个黄昏,小街白皑皑一片,阒无一人,能证明还有人存在的,便是雪地上的一两行足迹了。卡夫卡沿着坡道缓步而行。这是他每天的必由之路,为的是登上当年神射手站岗的城头。寒冷的空气让他无比清醒和兴奋,却又伤害着他的带病的躯体,令他咳嗽连连。城头近得就像家里的楼顶,沿坡道只消走几分钟的工夫。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布拉格城区。只是天色已晚,白茫茫一片,白雪覆盖了布拉格,白天那些好看的鳞次栉比的红色房顶不见了,只有伏尔塔瓦河犹如白练,泛着微微的波光;查理士桥只留下古朴的剪影,像拼接而成的乡下拱桥,然而卡夫卡却能清晰地指出桥上那每一尊雕像的位置,以及所有这些传说中的人物的来龙去脉。他在心里常与他们对话,有时一聊就是一个时辰,要不是圣维塔教堂的钟声的催促,提示他已经夜深;要不是讨厌的咳嗽不时打断他的思绪,他甚至会呆上整个夜晚。此时他的脑子里已经全部都是小说中的人物与场景了。

谁知道,白天乏力疲惫,晚上兴奋失眠,恰恰是肺病的征兆。此外,他还盗汗、胸闷、低热。那些结核分枝杆菌正在日以继夜地吞噬着他的肺叶,让他每天经历那种难以言说的难受。

他变得焦虑不安,因为焦虑而暴躁,也因为焦虑而渴望孤独。

时值33岁的他,高大英俊,一双阴郁的眼睛像有无处倾诉的重重心事。这让他女人缘十足,哪怕在他疾病缠身的时候。

一年多前,与菲莉丝的婚约无可挽回地终止了,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另一个女人爱上了,而这个叫格蕾特的女人恰恰是菲莉丝的闺蜜。当时她听说菲莉丝与卡夫卡之间的感情有了隙罅,前来调解,没想到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卡夫卡。当隐情暴露,卡夫卡与菲莉丝也就不得不解除了他们间的第一次婚约(以后又解除了一次)。

其实,无论菲莉丝还是格蕾特,她们有谁真的了解卡夫卡呢?没有。与她们的交往常让卡夫卡处于一种欲望与抗拒的两难之间,当每次肌肤之亲的高潮消退,随之而来的便是更深的沮丧与烦躁。

卡夫卡选择逃避,把黄金小巷当成了抗拒女人蛊惑的避风港,就一个人,清心寡欲,静心独处。

可是,他可以将绝食艺人写得活灵活现,能一连四十天不吃一点食物,但他大概没法写活一个不近女色的禁欲的作家。在欲望面前,他难以“清心”。于是,他的“独处”,就掺杂了不少水分。

有人将这个原因归咎于他的疾病,说肺病患者容易性亢奋。

这话有多少医学依据,实在令人生疑。

也有人归咎于黄金小巷的房子过于简陋,隔墙有色,清晰撩人。每当,夜深人静,邻家的暧昧声声入耳。此时,就连月色也变得难以言传地轻佻浮滑……

其实,孤独也是一种修行,犹如老僧入定,不是人人都能达到那境界的。说到底,还是他定力不够。

19178月,他开始咯血,94日被诊断为肺结核。于是不得不搬家,住到屈劳,由妹妹负责照料。

在黄金小巷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小说,《乡村医生》和《致科学院的报告》。

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1918年屈劳完成的那部《中国长城建造时》。而这部小说的构思则酝酿于黄金小巷,后人在他的笔记上看到了在那时间开的头。这部作品更像是一则寓言,假托一位曾经参与建造长城的中国学者的口吻展开叙述,在时间上跨越了古代与现代,空间上则模糊了东方与西方的界限,表达了个人在庞大的帝国体制面前的微不足道以及深深的无奈。

他没到过中国,看到他写“长城”,我就明白他写的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布拉格城堡。

很多人以为孤独便是自我的桎梏,画地为牢,然后苦思冥想。其实不然,孤独恰恰是一种飞越,让思想插上翅膀,飞越蓝天,飞越大海,飞越千山万水。

黄金小巷住了一段时间,每天散步面对匍匐逶迤的城堞,他渐渐感觉到了一种窒碍的焦虑,插翅难飞,阻拦重重。他仿佛困兽犹斗,屡屡撞墙,却总是徒劳无功,难以突围。

由此,他想到了中国的长城。那里幅员辽阔,无边无际;那里的长城重重叠叠,固若金汤。怎么想象在中国穿越长城呢?他一定觉得选择长城比选择布拉格城堡的场景更典型,也更有说服力。

其实,无论中国的长城还是布拉格的城堡,区别并不是太大,同样的厚实坚固,同样的拔地参天,同样的不可逾越。

可笑的是,我们其实都是城墙与城堡的筑造者,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就在这日积月累中,我们也已经将自己扎扎实实地围困了起来,并且难以越雷池一步。

我们无法逃避。

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唯一能逃避的就是逃避本身。

 

 

                       2016-7-26

 
          布拉格城堡一隅



                            城头上的青年男女



                                城堡爱侣 



                   俯瞰布拉格城区              



                 圣维塔大教堂



                 查理士桥上



                  炼丹士街22号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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