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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9 14:15)

前天下午上新浪博客查看自己的一篇旧文,阅读中发现当时板式排得不好,好在改正并不复杂,便进入“编辑”页面,重新编排了一下,最后点击“保存修改”。按以往经验,不消几秒,页面会立刻呈现修改后的新界面。但这回却卡住了,半晌,出现个提示:网络繁忙,请稍后再试。这能理解,也许此刻很多人在上博客,一下子拥塞了。于是,等待,然后再次点击“保存修改”,却还是出现同样的提示。只好搁置不管,忙其它事去。到了晚上,又进入那页面,再次点击“保存修改”,仍是那个提示:“网络繁忙”。觉得事有蹊跷,遂进入新浪博客的“客服中心”询问,小编告诉我,“不妨分段输入”。初以为文章太长(其实也就三千多字),无法“一锤定音”,哪知分段输入几次,又卡住,说“网络繁忙”了;再向新浪小编请教,小编提示说,找到其中的问题字符,然后作改动。于是明白,原来文章中有词语“不妥”或过于敏感,被拦截了。但是这文章是一六年挂上去的,怎么当年妥妥的,今年就不妥了呢?小编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小编让我将文章发过去,让他看看,后来回答我他也爱莫能助,只有靠我自己寻找那潜伏着的“祸根”。

文章《在黄金小巷体验卡夫卡的“孤独”》是2016年去东欧旅游回来写的,写我在瞻仰卡夫卡故居那一刻的感受。文章后来发表在《文汇报》“笔会”。再大的坎都过了,我就越发对眼下的“坎”有了好奇。

我先找到这样一条:与她们的交往常让卡夫卡处于一种欲望与抗拒的两难之间,当每次肌肤之亲的高潮消退,随之而来的便是更深的沮丧与烦躁。

兴许如今“欲望”两字不让写了?

我接着找到下面一句:卡夫卡选择逃避,把黄金小巷当成了抗拒女人蛊惑的避风港,就一个人,清心寡欲,静心独处。

兴许“女人蛊惑”也不让写了,是对女性的亵渎?

我又找到让人生疑的这一句:有人将这个原因归咎于他的疾病,说肺病患者容易性亢奋。

兴许“性亢奋”犯忌了,更不能说肺病患者容易性亢奋,因为没科学根据,反而引发人们对肺病患者的误解?

兴许也有人归咎于黄金小巷的房子过于简陋,隔墙有色,清晰撩人。每当,夜深人静,邻家的暧昧声声入耳。此时,就连月色也变得难以言传地轻佻浮滑……这样的句子过于诲淫诲盗?

然而,当我将这些“怀疑对象”删节,或改头换面后,却发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顿时有点垂头丧气,忽然觉得倘若做爱,寻找传说中的那个“G”点,大概也没那么困难。那一头的小编倒是一直在信心十足地鼓励我,让我耐心再耐心。

我也犯了倔,心想就是把这三千多字逐个过滤一遍,也一定要找出这个犯了忌的词或句子。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是那句“最让绝食艺术家哭笑不得”中的“绝食”两字。我因为觉得此处用“绝食”两字似乎更为准确,而原著是一直用“饥饿艺术家”这称谓的。也稀奇,就因为将“绝食”改成了“饥饿”,“网络繁忙”立马就不再繁忙。该不会当年卡夫卡写“绝食”也被列为“敏感”而遭禁用的吧?为了区区这两个字而过不了关,还不告诉你,让你自己在那里摸索,撞墙,干着急,他还写什么作!

此时已经夜深人静,我知道跟我在那里死扛,不让过的,是那张巨大无影的网,它比无数个小编还要刻板,铁面无情,绝不肯半点通融。

 

                     2018-8-29

 

  注:我现在对这两个字都作了点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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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4 11:51)

      那时候的春节,大家拜年都还勤快,不像现在,走亲戚串门那些过场戏,能省就省,能免则免,手机可以解决的就绝不烦劳腿了。

那些年,春节拜年是老周的头等大事,不是给他远在家乡的老父亲,而是给与他没一点血缘关系的企业家,上门请安存候。

老周是我们《上海文学》杂志的执行副主编,既管版面也管行政的一把手;他的大名——周介人,文学圈内人尽皆知。

按说,像老周这样的年龄和地位,德高望重的,身子骨又羸弱,一到春节想给他拜年的作者、朋友,多了去,他只需在家守着,给来者赐个座、赐杯茶;倘若累了,头往后背一靠,人家也就识趣告退了;他亲自上门给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拜年,那场面多少有点滑稽。

当然,那绝对不是因为幽默。评论家雷达,在后来的一篇悼念文章中说,那些年,他发现平时喜欢说笑的老周,幽默感也几乎快消失了。显然幽默感的多少、浓淡与心境好坏成正比。

想必,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应该是老周幽默感最强的时候。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不仅佳作倍出,杂志发行一日三涨,而且杂志编辑只管一门心思组稿、审稿,无须操心钱的事。工资由国家财政拨款,杂志的经营发行则全部归出版社负责。

可谓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能不情趣盎然,谈笑风生!

只是幸福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杂志的发行量渐渐陷入颓势,阴跌不止。出版社像是会看K线的操盘手,在我们还以为只是暂时下跌,马上会反转并东山再起的时候,便早早跟我们分手,说把经营权拿回去吧,赚多就是你们自己的。不久,财政拨款的政策也打折扣缩水了,一夜间,我们几乎就成了一家自负盈亏的单位。

一开始,我们还雄心勃勃,梦想着有朝一日发行量创天文数字,企业争着要上我们的封底或是封二封三做广告……老周还招兵买马,成立经营开发部,同时另外申请办一份《企业文化》杂志,邀作家为企业家立传,以换取企业对杂志的支持。

那些年,老周常被经营部的人拖着到处跑,忽而工厂,忽而乡村。我为此曾在一次杂志社会议上提意见,说作为一名杂志的头,没必要事必躬亲。我的言外之意是,你老周有点不务正业了。

那段时间里,杂志社的壁橱里堆满了企业家赞助的衬衣、雨伞等物品,但换不了钱,杂志社还是每况愈下,进入到90年代,就更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地步。印刷费欠了多期了,作者的稿费又该寄了……

大家共克时艰,作为当家人的老周,总还想着给大家发点奖金,尤其逢年过节,不是说一声“节日愉快”就能打发的。虽说清汤寡水的日子大家也习惯了,只是老周觉得对不起大家。

那个大年初二一早,老周带着杂志社助理来到杨浦区的一个厂长家里。厂长管理着一家中型国企,那时电视上常有广告,名气也不小了。老周自从认识了这位厂长,就像是遇上了知音。因为厂长说喜欢文学,也体谅办杂志的苦衷,承诺每年给予一定的赞助。一开始不用老周开口,厂长就直接把款打到了杂志社的账户,害得老周激动得想哭。只是好景不长,老周只好觍着脸上门了,上门的时间就挑在春节,给你拜年,在“恭喜发财”的嘻嘻哈哈间,把赞助的钱落到实处。好在每次上门,厂长都没让老周白跑。这次也没例外,只是这一次老周去得不是时间,正好厂长在卧室接电话,老周和我们的助理只好站客厅门边等,他们进门后很知趣地脱了鞋,但厂长夫人只是冷冷地朝他们点个头,算是招呼了,不给他们穿拖鞋,也没让他们进去坐,更没想到要泡杯茶,暖暖手,就由着他们站着。天气很冷,客厅里没开暖气,而厂长在卧室里的电话却很长很长……

当天晚上老周病倒了,重感冒。

如今,每当我想起那次在杂志社会议上,我对老周提的意见,我就深深地后悔,没有当年他不辞辛劳,一次次的“事必躬亲”,杂志社撑不到现在。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道理我想清楚了,只是已经没机会向老周当面认错了。

 

                                                                            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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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母亲常说,我们家的字,一代不如一代。

那时,母亲、好婆(即外婆)和我,三代,同堂。

首先,母亲是在批评我的字:差,极差。为此她常气得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

小时候为了写字,少不了棍棒相逼,但我天生愚钝,不成器,再挨打也没打出想象的字。自然,我也没少练。记得当年我大字练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小字练王羲之的《黄庭经》,几年下来,练得倒有几分相似,尤其大字,一次学校办书法展,老师还让我代表班级参展,就写八个大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字挂出来了,我却是惆怅了,这么练下去,哪年哪月才是尽头?平时写字做功课,哪里用得着每一笔一划都那么穷讲究,有这必要么?再说了,人家毛笔字不及我,可是作业本上的字却是比我漂亮,这是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便是“谋字在人,成字在天”。字肯定是要写要练的,但最后写成什么样,还得由老天说了算,不是人人想练就可以练一手好字的。这么一想我就释然了,听天由命了。

我是属于玩电脑很早的人,倒并非当年赶时髦,而是可以不用拿笔写字了,电脑让我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喜悦。

其次,母亲说那话的意思,也是在做自我批评:恨字不成铁。

她常拿“铁画银钩”四个字来形容好婆的字,说有骨子,一笔一划都透出一股“女中丈夫”的豪气。

这也常让我联想到好婆对我“做规矩”时的情景:那是风云突变的一声断喝,先吓出我一半的魂,还没等我想好怎么辩解,戒尺便已经扎扎实实地落到我的手心、手臂还有屁股上,每一下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风雨过后看到一道道“铁画”与“银钩”的印痕,一定以为是个力大无穷的男人,怎想竟然出自一个身材单薄、操一口甜美吴语的弱女子之手。

好婆拿“做规矩”的手写字,更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每一笔都气吞山河,波澜壮阔。

好婆的字与她要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她自小便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缠足到一半,誓死不从,甩掉裹脚布,从此迈开她那双半大半小的脚,走自己想走的路。她争得当时只有男孩才有的读书的权利,并一路跳级,读完中学,瞒着父母,偷偷改名,考上了蚕桑专科,专科毕业又准备去日本留学,却因为写的一篇文章中有“时代不同了,男女并驾齐驱”这样的句子而惹恼父亲,终使留学成了泡影,但她并不气馁,发奋工作,最后凭着过人的本领和毅力,开办起了自己的蚕种场,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最兴盛时手下拥有一千多名技术员和工人……

她是个不服软的人物,一生追求男女平等,百折不挠,绝不回头,这样的性格也注定了她必定“铁画银钩”,写男人一样的字。

母亲的字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亭亭玉立、婀娜恬静,一个个透着闺房之秀。她的字是会让男人们想入非非的。这或许与她从小养尊处优有关,即便以后命运坎坷,但危难时刻总有好婆顶着,为她挡风遮雨,保驾护航。

母亲善良单纯,却也生性懦弱,容易遭受伤害;就像她的字,“暖房里的花朵”一般,看似花团锦簇,却怕是经不起风雨的摧残。

单位里知识分子成堆,可是所有的宣传画廊、黑板报均是由母亲包下的。文革期间,掌权一派的很多大字报和大标语也都令她抄写,这样可以抵消一些别的对她“改造”的项目,譬如冲扫厕所等。

本来誊抄大字报就是个熟练工的活,大字魏碑小字行楷,马虎点,谁会在乎。但她却是战战兢兢,唯恐一不小心抄写错误,触犯了天条;再则,我知道,她也不想把字写丑了,怕没面子。只是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出丑,她便赶紧趁人不注意时捏成一团,重来。捏成团的废纸则偷偷塞包里,带回家,趁天黑扔掉。她宁可把白天抄写不完的带回家完成,夜深人静,气定神闲,写得舒心。有时我半夜一觉醒来,她还在伏案而抄,写完一张,还退后两步审视一下,俨然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

日子久了,带回家处理的废纸几乎没了,倒不是誊抄的量减少,而是她开始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说写来写去这几句话,也都是报纸上的,谁看!

她好像在为自己的“作品”受冷遇而抱怨,只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出了她性格的些微变化,少了点低眉顺眼和唯唯否否。与此同时,她的字也在一顿一挫间有了点雄强的骨力。

 

                                                                  20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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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生说,他写苏东坡是一种缘分。

“缘分”来自他曾在杭州市地名办工作。“地名办”全称“地名管理办公室”,负责行政区域内地名管理工作,包括各类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核、审批与公布;同时还负责地名档案的管理和地名信息化管理工作,组织地名调查,编撰和出版地名刊物、地名图……
在一般人看来,这份工作多少有点乏味。地名和人名一样,不就是个符号吗?称谓不同而已,目的只是为了识别,便于人们记认。
遵生却是偏偏在这些枯燥的地名中读出了精彩,读出了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场景。
东坡路、学士路、苏堤……
历史上,苏东坡两次赴杭州当官,一次当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时隔十五年后又来当知府(相当于市长、一把手),为官两任,总共五年。他真心喜欢杭州,足迹遍及杭州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所到之处墨宝留香,绝唱千古;他更是个清官、好官,体恤百姓的疾苦,一次次带领大家打井引水、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清淤治河,为百姓实实在在地办了大事、好事。杭州百姓感恩戴德,不仅将苏东坡的名字镌刻在街旁、路边的石牌上做路名,更是深深地印刻在了心里。他们口传手书,或正史或别传,世代不懈地为他们的“老市长”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很少有一个城市像杭州那样,把自己与苏东坡的名字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杭州因西湖而有了“天堂”的代名词,西湖也因苏东坡的名字而被赋予了人文的灵性。“天堂”之美,不仅在于景色,也在于文化。东坡文化毋庸置疑地在杭州享有北斗之尊的地位。
看书名,起初还以为作者写苏东坡的风流逸事,读内容才知道原来“风流”两字是指的民间的风行流传,是赵遵生与“地名办”结缘的收获。
赵遵生是喝西湖水长大的杭州人,日积月累的东坡文化的浸润,再加因他对地名的潜心探究而接触到大量的有关苏东坡的素材,一而再地撩拨着他心底的骚动,终于有一天他按耐不住地拿起了笔。用他的话说,“心底的感慨,浸渐不抑而出”。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由此而问世。
既是感慨,便不会只是满足于那些有关苏东坡的记载或是民间的逸闻和传说了。否则便容易炒冷饭,堆砌材料。将现有的素材,改头换面,重新组织一下,那样的“感慨”只会是无病呻吟。
遵生的感慨来自何方?
那一定是对九百多年前苏东坡为民请命、力主疏浚西湖的一次设身处地的遐想和思索:西湖怎么了,何以沦落到这地步?是自然条件变迁引起的淤积,还是有人在搞怪作祟?整治西湖除了经费,还有什么难处?阻力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殿陛之间?……
那也一定是对现实生活的充分联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今有多少江河湖海,名山大川,古迹胜景,正被非法蚕食侵占——或围堰、或填埋、或搭建、或污染……
记得读中学,曾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到杭州游西湖,那是真“游”——我们边划船边跳水里游泳。好在湖里游水的不止我们几个,也没人来制止。原因大概是湖水比较浅,好多地方人都可以站直了,露出上半身,不容易溺水。过几年后再去,就不让跳湖里,说是水质变差了,劣V类。
杭州的夏天有点考验人,特别热,当地人都说因为西湖水浅了,水吸收热的能力弱,蒸发快,四面环山的杭州城便成了大蒸笼。因此杭州是需要经常疏浚,清理淤泥的。
遵生以前一定畅游过西湖,后来西湖禁泳了,爬山便成了他每天的功课。那次我去杭州就随他在傍晚时爬过一次山,亲见了他矫健的腿脚,比我平地走路还快。这样的热爱大自然的人,自然是最见不得、听不得青山绿水被霸占被糟蹋的野蛮行径。
因为发展经济,就急功近利,破坏生态;因为仗着点权势,就划地为营、圈湖为私人领地。开厂、盖别墅、建高尔夫球场、挖河沙、泊游艇、经营饭馆……不仅占公为私,限制了公众的空间,还造成山体滑坡、水土流失、江河湖泊严重污染。记得前几年去北方某省,一位接待的干部告诉我,如今流经他们省里所有的河流,已经没有一条河的水是可以饮用的,就像西湖,前几年的水质曾经到达过劣V一样,让人听了又心痛又愤怒。
因此,我很能理解赵遵生的“感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慨”,他的这本书就有了一个非常牢靠的支点,矛盾冲突,情节发展都显得稳扎稳打,有凭有据。筑苏堤是个冲突的焦点,一方牵涉到一部分达官贵人的核心利益,他们有权有势,背后还有既得利益的京官作后台;另一方则是杭州百姓要为基本生活权益而抗争。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一触即发,你死我活,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得曲折而又悬念迭起了。
苏东坡从一开始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次次地被人暗算谋害,好在都被他及时识破并被老百姓保护,因此一次次逢凶化吉,逃过劫难。他洒脱但执着,单纯却智慧;一望而知的读书人、诗人气质,然而又与时俱进,始终植根于杭州百姓的地气之中。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好官,好市长。
很喜欢小说每一章异体字开头的那些文字,写神仙佳人、鸟兽鱼龙、云彩风雨、古树小草,或梦境或穿越,貌似童话与魔幻,与正题若即若离,却是增添了一种浓郁的气息。那气息我想应该就是苏东坡的诗人气质所致,用在这儿恰到好处,相当匹配。
不知怎么的,读到这些异体字,我眼前总跳出遵生的影子,尽管我和他只是在十多年前讨论他的《青年吴昌硕》剧本时见过一面,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人,一个洒脱而又执着,单纯而又智慧的人。我甚至想如果他当杭州知府,会是另一个苏东坡式的人物。
由遵生的这本书,我想到了我的一位先祖,他叫张允垂(字升吉,号柳泉),清代松江府娄县人,历史上也是位著名的文人、藏书家,曾当过河南开封知府,道光年间也在杭州当过多年知府兼署盐运使,至今在西湖西岸金沙阁中还有他题写的对联——《题延青水阁》:镜面湖光苏堤一线横窗碧,云端梵唱竺岭千盘压阁青。
对这位先祖的生平我知之甚少,只听到研究他的专家考证说,他是位清官。
可惜没听说他治理西湖的政绩,也许那时西湖水还深,不用清理。
扯上这层关系,再由我来写《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似乎冥冥中也是一种缘分,主要是我跟杭州有缘,也和遵生有缘。
 

 

                                  20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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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厨艺

私房菜

詹王

分类: 人间走笔


怎么扯到这话题的?

哦,想起来了,是说到谁谁年轻。

其实这是老人聚会一个见多不怪的话题——谁年轻,谁更年轻,谁最年轻;还有,谁最最年轻。当然,都是“看上去”的,属于“外貌协会”的一个分支。

这次,我被说成了“最最年轻”的一位,大家还借用八十年代諶容的一篇小说来说事——“减去十岁”。

天晓得,我可是在二十多年前就被人叫成“老先生”的。那时,我自以为活蹦乱跳,青春勃发,而且自忖小孩都会把我当成“叔叔”来叫。

记得那天在一家面馆吃面,对面一位年轻妈妈叫来服务员说,她女儿碗里发现一根头发,面没动,要求调换,又说,不信可以问这位老先生。

我看看左右,没别人,显然“老先生”指的就是我。我都忘了当时是怎么给她作证的,因为我压根就没注意她女儿动没动碗里的面。我只是觉得有点郁闷,怎么一下子就成“老先生”了?后来母女两吃完跟我告别,小女孩不用妈妈指挥,直接就说了:“爷爷再见!”

我几乎愣住。至此,算是明白了自己在陌生人眼中的定位:老先生、爷爷!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大概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我很庆幸,终于认识了自己一回,哪怕只是外貌。

只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得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了,因为我成了同辈中那个“最最年轻”的。

由不得我是否认领这“年轻”的封号,大家便探讨起来,还要我配合,交代背后的原因。

都说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那么“最最年轻”的男人背后呢?他们说一定有一个“养胃”的女人。有幸娶了这样的女人,就不能只是用“下得厨房”来称颂了。那必定是行过詹王爷(传说中的烹饪鼻祖)的祭拜礼,将烧饭煮菜当成了行满功圆的一门艺术。切、片、剁、劈、拍、剞,煎、炸、炒、煮、蒸……一招一式,运斤成风;毫厘之间,尽显功底。这样的厨艺,藏着掖着,不做满汉全席、九白宴,却天天在家里小试牛刀,让自己男人餐餐美味珍馐,天天如上馆子。这样的“厨艺家”她自己未必“最最年轻”,却可以轻而易举将自己男人推上“最最年轻”的宝座。

按说,我家的那位也称得一位“厨艺家”了。从事专业多年,只是那时伺候的人比较多,足有两三百号。那叫食堂,在农场的一个连队,她是其中的一名炊事员。说炊事员其实也不太准确,她的专职是窗口打饭打菜收饭菜票,除非人手紧张,才让她帮个忙炒个菜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总还是个“厨房重地,外人莫入”的圈内人吧,天天耳濡目染的,看都能看成行家里手了。

我常想象她当年在“厨房重地”工作的情景。几百号人吃饭,炒菜的铁锅想必有澡盆大,铲子则一定大如煤锹。前有火苗高窜的炉子,后有排风扇呼呼降温,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当年她一定捋起袖子,端着弓步,双手紧握煤锹,将那些菜叶菜梗一下一下翻个底朝天;止不住的汗水,滴到铁锅边沿,发着滋滋的声响;一旦菜梗菜叶搅和得差不多了,便搬起大如雨伞的锅盖往上一扣,然后就等着菜熟的味道随烟雾缭绕的蒸汽慢慢溢出……

这样的傲人经历,让她对付家里的两三只胃,自然是绰绰有余,小菜一碟。每次看她张罗午餐或是晚餐,好像十几、二十几分钟前还倚沙发上笃定看电视,一转眼功夫,几大碗菜肴就热腾腾搬出来了。动作之利索,简直有点像古彩戏法。

当然难免粗糙。比如小荤,总得分肉片或是肉丝、肉丁吧?但在我们家几乎是不分的。肉的形状五花八门,细的、粗的,短的、长的,厚的、薄的,什么的都有。于是“鱼香肉丝”、“黄瓜肉片”,或是“蘑菇肉丁”,因为形状不明,最后就成了“鱼香肉肉”、“黄瓜肉肉”,或是“蘑菇肉肉”。反正九九归一,吃嘴里都一样。

因为牵挂电视剧的进展,需要抽空关心一下,锅里的蔬菜大多转眼间黄了。毛豆烤黄了不算,青菜也往往煮黄,让人以为炒的都是老菜皮;至于黄瓜,最终还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色的瓜。当然,都可以放心吃,因为一定熟。

她擅长吃鱼,只是无论清蒸还是红烧,很多时候都忘了放料酒,说是原汁原味,放点葱姜足矣。每回,满屋子的鱼腥扑鼻而来,幸好我们住的楼层比较高,野猫还没这本事爬上来。

剩菜是绝对不会倒掉的,这点我也认可,但总得路归路桥归桥吧?她却嫌冰箱太挤,常常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剩鱼放到了肉碗里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混搭,第二天就只有她一个人吃那些剩菜了……

——这就是我们家一个老“厨艺家”的养胃“秘籍”,明显地延续了当年拿煤锹挥汗如雨的“大厨”风格。我不想说那多少有点“饲养员”做派,但我可以总结这门派的一个特点:没心没肺。

人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如今又该流行一句“没心没肺吃了年轻”了。

所谓没心没肺的独门“私房菜”就是:不可能天天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必定天天让你吃好,吃饱,吃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不可能天天挖空心思,山珍海味,但必定天天汤汤水水,有荤有素,吃得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当然,还会吃得年轻,说不定还能减去十岁、二十岁。

 

                                                                    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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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场有句流行语:球是圆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但这话却被很多人奉为至理名言,说是让人从波谲云诡的球场联想到捉摸不定的人生——

    球是圆的,球场瞬息万变,意味着任何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球是圆的,意味着圆周率永恒而机会往往只在千钧一发之际……

    我没那么多联想,但感慨却不少。作为乒乓爱好者,我为“国球”感慨:球是圆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啊——球还是那个球,只是日月既往,不可复追,今日的掌声已然替代不了昨日的痴迷。

   如今,丁宁拿十次世界杯,国人的兴奋度还不如李娜得一次澳网冠军;人们为丁俊晖的逆天一杆拍案叫绝,却对马龙的大满贯满不在乎。

    如今,如果网聊,你说,下了,去打球了,接着就得老老实实说明打的是乒乓球,像是把丑话说在前面。这年月,高调说自己去打球的,不是打的高尔夫、斯诺克,也应该是网球、羽毛球了。没人会觉得打乒乓球是值得嚷嚷的。糟糕的是,你一旦招认打的是乒乓,人家就马上“哦”一声,直呼你老爷爷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乒乓已然成了老年人的标签——不是七老八十,也是年过半百、临近花甲。好像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玩这种弱不禁风的塑料玩意。

事实也确是如此,在很多乒乓球馆(尤其街道文化馆),几乎清一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版本,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运动热点。我们这代人忧国忧民,何以解忧,唯有乒乓。那是一个全民皆乒的年代,不一定人人挥拍上阵,却一定家喻户晓。尤其世乒赛期间,每天吃过午饭就有人开始等候晚报出笼。队伍见首不见尾,一排几小时。其实人们已经从电台知道了输赢结果,偏还要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全部的细节。

    我常想,假如当时换了是中国足球队一役成名,会掀起一场“全民皆足”的足球热吗?

    也许会热一阵,但很快会消退。原因很简单:穷。

    那时我学校离人民广场近,曾有一阵常和几个小伙伴去踢皮球。每次玩得大汗如淋,好几回大腿根部淋巴结隆起。医生说,虚脱。

当年,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吃。也不是研究如何吃好,而是想着怎么吃饱,填饱肚子是第一位的。玩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体力的消耗;玩多了,便是透支。入不敷出,容易虚脱

乒乓球运动之所以应运而起,其优越性就在于不仅开支小,而且体力消耗也不太大,无虚脱之虞。

通常我们只是将两块三四尺见宽见长的刷衣板(如今不见踪影,被洗衣机取代了)拼接起来,中间再横一根搁起的拖把作球网——就这样,在这张极其简陋的小乒乓桌上,开始了我们走向乒坛的梦想。    

细细想来,中国队屡屡夺冠,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小球”玩得娴熟,举重若轻,把“斗短”打成了“逗你玩”。追根寻源,应该就是当年我们在小桌子上打下的基础,代代相传,将“小球”技术融入到了乒乓运动的基因里。

    学校有乒乓桌,我读的中学还是乒乓重点,礼堂内摆着六七张标准的乒乓桌,不算少了。但有两张得保证校队训练,剩下的几张却总是人满为患。几十个班级的人按班序每周放学轮一到两次,交手才几分钟,排队得几十分钟。

    觅一张乒乓桌,可以任性地打,几乎就成了我最大的夙愿。 一次看到市少年宫招考“化工组”的海报。想到少年宫内摆有两张完好的乒乓桌,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还记得其中一道考题,让举一个化学应用在生活中的例子,我回答肥皂,居然考上了。以后每一次周日上午的少年宫活动,我几乎就是在等待指导老师宣布结束的那一刻。与我结伴的是在少年宫拉大提琴的林同学,也是个乒乓迷。我们相约乒乓馆,想趁大家忙吃饭的当儿填个空。可是却好几次遇到比我们早一步赶到的。眼巴巴看着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期盼一下子化为了乌有,哭的念头都有了。

     忽然有一天林同学悄悄带我来到一个同校的同学家。偌大的天井居然静静地搁着一张九成新的乒乓桌。同学家拥有整幢院子,房间都在二楼,他只是跟我们简单地打个招呼就上楼去了。偶尔也看到他母亲及哥哥在上面走廊探出头朝我们张望一眼,每回我们想亲热地叫唤一声都没机会。还有他身材高挑的妹妹,回家进门便径直上楼,从不跟我们打招呼。起先我们还非常拘谨,大气不敢出,但打着打着就忍不住闹出声响,为赢球欢呼,为输球捶胸顿足,甚至拍桌子。就在我们玩得忘形时,同学在上面探出头来,示意我们不能发声。于是我们再不敢嚷嚷,闷打。临走,我们也不敢上楼向那同学告别,悄悄溜走。这以后我们又去蹭过两回,玩得忘形了,又嚷嚷起来,又被警告,只有闷打。这以后再不去了,也不是那同学回绝我们,是我们对自己没信心,好像一到那张乒乓桌就显得很没教养。

长年的乒乓桌恐慌症曾经让我许下心愿,以后搬个大房子,一定将其中一间辟为乒乓室,置一张标准的乒乓桌,约一两个乒友来切磋球艺。没想到前两年乒友老张在搬新居时先我一步实现了他的心愿。他搬的二房一厅,虽说不是太宽敞,但他仍辟了一间专做乒乓房,很难想象他是怎么说服家人的。他邀我多次,我最终还是没去,一想到以前在同学家打球的经历就有点心理障碍,怕自己玩得性起又大喊大叫,原形毕露。一把年纪了,丢不起这张老脸。老张尽管置了乒乓桌,还配了发球机,但球技没见多大长进,想必训练不够刻苦。一个人对着一台机器,终究太枯燥,除非真异想天开要当第二个马龙。后来老张干脆将乒乓桌和发球机都卖了,还如释重负地说家里宽敞不少。

老张的前车之鉴,也让我断了置乒乓桌的念头。附近街道俱乐部离家近,收费低廉,虽说玩的人多了点,但都是多年的乒友,无话不谈,哪怕一旁坐冷板凳,也不觉得有多难熬。打球有时也为凑个热闹,赢了大笑,输了嚷嚷几句,甚至夹杂一两句粗活,都无所谓,开心就好。

球是圆的, 归根结蒂是玩的。   

 

                  2017.9.25(初稿)

                                      2017.10.2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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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4 10:19)




 


家有阳台一枚,南向,五个多平米,平时除了晾衣服,也是我每天有事没事趴栏杆、“望野眼”的地方。

兴许,“望野眼”还不如说“放风”更准确一些。

阳台上空气流通,然而常有一种幽幽的味道,如盈袖暗香,弥漫在阳台的角角落落,不肯轻易散去。我“放风”就好这一口,深吸慢呼,傻傻发呆,让这味道在鼻腔打转回旋。如此这般,三五分钟,也就心满意足,算是过了把瘾。

 “暗香”从何而来?

原来源头是几只盖子旋得严严实实的塑料罐,一旦拧松,里面的气体便有些急不可耐,趁隙而出。说时迟那时快,一股恶臭直冲鼻腔,几乎可以把人熏晕。

原来里面沤着腐烂的鱼内脏和猪下水。虽说还没修成“五年陈”或“十年陈”的正果,但至少也都是半年、一年的肥汤老窖。

大家十有八九已经猜到,我在阳台上种着花。那是我挤出地方,搭了个不锈钢花架,分层搁着十来盆花花草草。算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迷你“私家花园”。

月季是我的最爱。色彩娇艳,香味甜美,花形性感。清代孙星衍的“才人相见都相赏,天下风流是此花”,可谓道尽了月季的魅力。

其次是米兰和昙花。米兰低调,往往在不经意间又到花期,似粟如金,清香四溢。昙花的一现,是岁月凝练的冰清玉洁,那一刻,惊鸿艳影,平日里所有漫长的等待都值了。

喜欢它们,也是因为不太需要过多地溺宠。很多人喜欢用“贱”来形容一些长得顽强的花草,但我只会说它们“省心”。仿佛一切都是约定俗成,按着老天爷定下的规矩,该怎么长就怎么长:不经意间,一株株嫩芽蹿了出来;无意之中,一颗颗蓓蕾脱颖而出,含苞昂首……

然而,省心不等于可以当甩手掌柜。农谚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的这些至爱,又恰恰都是不怕肥、肥不怕和怕不肥的“吃货”。肥不足,则营养不良,结的铃开的花,又瘦又小,可怜巴巴。

花店有化肥,氮、磷、钾出售,不同的生长期施不同的肥,但我健忘,曾有一次出错,不知是错把氮肥当成钾肥,还是把磷肥当成了氮肥,活活臊死了一盆“Blue Moon”。面对那盆往日里娇艳欲滴的香水月季,一下子垂头丧气、无可救药的样子,我爱莫能助,一筹莫展,只有发誓再不用化肥。

同楼的一对老夫妻,家里种着一盆昙花,据说一年开两三回,每回欣欣向荣地开二三十朵花。每次见到我都千叮万嘱:肉汤,肉汤!

他们让我经常熬些肉汤、骨头汤,先往花盆里戳两个洞,然后一路灌进去,直灌到花的根须都吸足喝饱,说是大补。

道理我自然懂得,只是特地买肉买骨头,还煮熟,未免太讲究。那些原本丢弃的“下水”,生沤即可,也是养花人一致认可的秘籍。有人说,发酵时间长了,臭气就没了。也许理论上是这样,只是沤了那么多年,还真没遇到过不臭的老肥。俗话说,吃得萝卜香,打嗝狗屎臭,更何况本来就腌污浊的“下水”。

我太太鼻子灵敏,但凡我从塑料罐刚倒出一点点“下水”,她就如临大敌,疾呼:关窗,关窗!

更重要的还得顾及左邻右舍,不能因为我养花,让人家闻臭气。为此,我小心翼翼,每次施肥像做贼,轻手轻脚,不让“下水”溢出,并尽可能灌得深一些,然后用土掩盖严实。还有,避开人稠鼻子多的休息日,最好趁着瓢泼大雨,赶紧把“下水”下了,好让大雨覆盖住空气中的味道,“防扩散”。

奇迹就在一夜过后,阳台上竟洋溢着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下水”的变异,犹如气味难闻的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制成了龙延香;臭名昭著的尸花魔芋,摇身一变成了泰坦香水。

从泥土中飘逸而出的“下水”,此刻也脱胎换骨,成了一款好闻而又熟悉的味道。

那是一抹残膏剩馥的异香,又恰似百里黍稷风起云蒸的飘香。

袭人的芬芳,怎么如此似曾相识呢?我细细嗅着,寻踪觅迹,终于恍然,原来那来自儿时的记忆……

发蒙前,有几年我是在农村度过的,年幼无知,往事已然稀释淡漠,几乎不留痕迹,然而藉着这“泰坦”香味的曳引,我的眼前竟海市蜃楼般浮现出一幅童年的画面:

那一定是歇晌时分,空气里浸淫着被太阳炙烤过的发酵的甘草和牛粪、猪粪混合的味道,有点臭,却臭得好闻,人们似乎都被这味道熏得昏昏欲睡;水牛在凉棚里吃草,搅动的嘴角挂着白色的涎水,让人看着嘴馋;它们目光冷冷的,仿佛把一切都看得很淡漠,只有不停驱赶牛虻的尾巴才泄露了一点烦恼的心迹;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大人们在瞌睡,不知疲倦的小孩在坐圈里独自玩耍;不时有几只金头苍蝇登堂入室,围着方桌上的纱罩嗡嗡叫唤,里面罩着吃剩的饭菜;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和小孩的啼哭,然而马上又复归宁静……

这样的场景就是近年常去的“农家乐”也找不到了。因为,已经闻不到以前的那股味道——“泰坦”香。大田里都只施化肥。

难怪,现在的农村,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农村的味道。

 

                          2017-5-25(初稿)

                          2017-7-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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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维也纳天高云淡,说热不热、说不热却已经有不少人在公园里大白天打赤膊,卧草地裸晒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慵懒的气息,仿佛金色大厅里哪支乐队,反复演奏着轻柔的慢板,或是慢板的慢板,使人昏昏欲睡。

其实,午后在参观金色大厅的时候,并没有乐队在表演,我们只是被从一个厅引导到另一个厅,勃拉姆斯厅、莫扎特厅、黄金厅……一路乖乖听讲解,乖乖朝前走,并不时被告诫:跟上、跟上。

“跟上”是我们每天听得最多一个词,上车、上厕、上餐馆,以及到景点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得“跟上”。一旦跟不上,便意味着掉队。难免害大家寻找、等候。虽说不一定被人当场指着鼻子责骂,却还是——好尴尬。

尴尬是因为出洋相了。若想保全面子,不出洋相,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上,跟上!

好在我们的导游是个文化人,他来自中国,又多年生活在欧洲,兴许就是这身份使得他对国人的行为举止尤为敏感,从而有效地将我们可能出的洋相都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比如,当我们三三两两行走街上,一旦有外国人远远走来,无论身前还是身后,他就发出“跟上”的信号,留出足够的空档给老外走。为此我们经常得到老外的一句“谢谢”,只是经历多了,有了条件反射,一见到老外就有点紧张。

还别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这支七拼八凑起来的团队,几乎被导游训练成了半军事化部队,令行禁止,就差没“一二一”正步走了。为此导游夸我们“有文化”,我们也沾沾自喜,觉得大涨了中国人的脸面。

那天,参观金色大厅,我们因为人多被分成了两拨,我们前一拨的人出来后有一段闲逛的时间,于是就来到了附近的卡尔广场。

卡尔广场因卡尔教堂而出名,教堂建于1737年,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穹窿圆顶,左右两侧的圆柱浮雕为螺旋形图案,展现前米兰总主教圣波洛梅欧守护生灵抵御黑死病的事迹。据说教堂里面有很多当年著名艺术家的雕刻作品和祭坛画,只是计划中并没有参观卡尔教堂一项,时间安排也不允许,只有在外部看看,也算到此一游了。

此时的卡尔广场游人稀少,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广场的大水池旁嗮太阳。我们几个“到此一游”后,也开始围坐在水池边发呆。

波光粼粼,只见卡尔教堂的圆顶倒影,犹如一顶古铜色的瓜皮帽在水池里浮动。我设想把头凑过去,移到“瓜皮帽”下方,然后按下快门,效果应该蛮搞笑的。

却是懒得动弹。此刻,哪怕水池中出现“皇冠”,我也懒得挪动身子按快门。不能怪太阳把人晒懒了,实在是机会难得。真希望一直这么坐着,不吃不喝,也不“跟上”。

忽然,感觉有异样的动静响起,原来在“瓜皮帽”旁出现两个奔跑的身影,肉色的,其中一个是男的,另一个是女的。

裸奔!这一惊非同小可,我抬起头,急速寻找,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个裸体的年轻人。他们从教堂的圆柱下出来,然后围着水池奔跑。

在人们惊诧目光中,这一对肉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两人都戴着黑色的牛仔帽,并分别佩一小块黑布和一个红色的丝绸蝴蝶结遮羞。还有,女孩是不折不扣的美女,男孩是不折不扣的帅哥。一对金童玉女!

不久来到了我近处,我看清楚他们身上还涂着黑色的字:Almdudler

什么意思?不过我没停留在对这单词的猜测中,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们的身影。

见过裸晒的,却还没见过裸奔的,可遇而不可求!

此刻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和我的团友,大概再恰当不过了。我们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或者准确地说,是不知道如何反应才是正常的、合乎常规的。导游不在,我们有点六神无主了。

远远地,金童玉女停下了脚步,他们被一个外国老人拦住,然后一边一个搂住,照相。他们笑眯眯,很乐意。

我们忽然一下子都有了主意,一个个迅速起身,向金童玉女跑去,不为别的,就求一张合影。机会难得,这辈子还能遇到裸奔这样的事吗?

我开始加速,仿佛耳畔有人在发着口令:“跟上”。

晚上,意犹未尽,百度了一下,Almdudler即“药草柠檬水”。

原来,是一场广告秀。

 

 

                          201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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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辈子,怀旧总是难免的。

怀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回忆。

回忆是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岁月的一次开启尘封的搜索,还事情一个本来面目。回忆力求真实,原封不动,否则便有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人生有太多的不乐意,不说也罢。很多人写回忆文章只是出于无奈,怕后人遗忘,口说无凭,只好“立此存照”。文革年代,写“回忆”的人多到数不清,那年月不叫“回忆”叫“交代”,上面还有对“交代”的规定:竹筒倒豆子。就是要把“问题”全部彻底写清楚。很形象的一个词汇,感觉像在逼人“清肠”。

怀旧则是对往昔的回味,一段青春年少花前月下的不了情,一番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乡愁……可谓似水年华,素年锦时,总有一些事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怀旧常常是难以抑制,情不自禁的;念兹在兹,反反复复,终于酝酿成一支歌,或是一首诗,绵长深切,隽永如水。因此,怀旧其实是被诗意了的回忆。

如今,怀旧的文章是越来越多了。好像满世界的人,都在发思古之幽情。事情都发生在旧马路、老建筑、老房子,而一致的结论是,建筑是当年的精致,朋友是儿时的靠谱,玩耍是过去的有趣,东西是从前的好吃,就连油条也是以前的脆……

我寻思,这股怀旧潮应该源于收藏热。收藏靠的捡漏,利用公差,或干脆请假,到犄角旮旯去,到还没开化、不拿宝贝当宝贝的地方去,寻寻觅觅,一步三回头,心诚则灵,相信运气总是在不远的前方。

一只陪葬的陶罐、一块明清年间的匾额、一片丢弃的窗棂,一张破残的字画……乖乖,不得了,发大了!我朋友中也是捡什么的都有,老玉、古币、明清家具、青铜、古俑……他们常抑制不住喜悦地晒出来给人看,然后神秘兮兮地说:西安那边流出来的,那边的朋友刚掘了个古墓,周朝的……

当央视的淘宝节目每周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眼球的时候,其实也就宣告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无漏可捡。从那时起,只要地上发现一只破碗,人们都会眼睛发亮,行家里手地鉴别,是否宋瓷、官窑,是否慈禧老太进膳用的。

虽说漏没捡到,但一种审美的眼光却已经悄然养成,只要看到旧的、老的,甚至破旧不堪的,都会停下脚步,细细把玩,然后追根溯源。总有几个达官贵人、名人名媛可牵扯进来。于是乎,就穿越时空,与那些人对上了话。以怀旧的名义、训练有素的目光,讴歌老马路、老建筑、老房子的文章也就这样应时而生,我一概称之为“歌旧派”。

本来歌旧也好,歌新也罢,都与我无关,只是读多了难受,总让我想起以前喝过的一种甜得像糖水的“葡萄酒”。说不是酒吧,指不定灌多了还会醉;说是酒吧,却实在没有酒的入口醇和,回味绵长的感觉。

最佩服那些把石库门房子写得如田园牧歌一般的“美文”(还常配有演员的朗诵)。如果让他们写清晨的石库门里弄,以他们的深厚感情,一准就这样开头了:最是清晨薄雾里那一声“马桶拎出来”,激越高昂,余音袅袅……

我以前住了几十年的石库门,一提起石库门就觉得自己天天在演“七十二家房客”,空间局促、环境脏乱,没有隐私……文革年代还摊上“房管所”强分来的“邻居”,那兄弟几个仗着敢动刀动枪,常常霸占着公用水龙不挪身,还天天半夜三更将房门关得天崩地裂,恶死做……作为他们的邻人,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每天都是一场噩梦。

我是断断不会把噩梦说成美梦的,除非我有嗜痂之癖。

也难怪,至今还有人动不动唱样板戏,情深意切的,应该也是一种嗜痂的怀旧。

我总觉得,被诗意了的怀旧更像是在经历发酵:一些旧谷子烂芝麻的陈年往事,受某款情愫的分解、催化而进行的化学反应。就像酒,本是地里的谷物、树上的果子,一经加了“酒母”发酵,便谷不再是谷,果也不再是果,羽化而登仙,成了令人陶醉的琼浆玉液,有的醇厚绵柔,有的淡雅悠长。

都说怀旧是一种心境。那心境应该是一种百感交集后的万千思绪,万千思绪后的似水柔情。有了这样的柔情“酒母”,心便融化了。于是,甜不再那么肤浅,苦涩也不只是一味地苦不堪言,还有当年的种种尴尬,却是常常催化出了一次次的会心一笑。

称得上酒的酒,绝不会一味甜得发腻。

                                   

 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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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0 22:59)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促成了我20074月的一次韩国安东之旅。前后三天,我至今还恍若梦中。那感觉恰如泰戈尔的一句诗:天空不留痕迹,但我已飞过。

事情得追溯到当年二月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出现了一位自称来自韩国的“小许”的来信,说代表一位校领导邀我参加一个电影项目的合作。他是中国人,在韩国安东大学读研。至于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小许”让我就别细问了。我说好吧,请你们来上海面谈。他回信说,还是你来韩国,反正来回机票以及在韩国的吃住行全部由他们负担。我想即便不能说是天上掉馅饼,但也至少是一次机会,何乐不为?随后我真收到了“小许”寄来的邀请函件,让我去找一位熟悉韩国领事馆的上海人办签证,说找他就OK了。

果真就OK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上午,我根据与“小许”的约定,从上海飞抵韩国的大邱机场。路上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像到苏州的那点时间。

我随下机人流出海关,来到外面的一个候客厅。有一些人举着牌接机,我想总有一块牌子写着我的名字,但一个个看过去,就是没有我的。再看一遍,还是没有。想看第三遍时,周围人倒是已经走差不多了。刚才还高潮迭起的场面,一下子冷冷清清,只剩几排长椅上三三两两几个闲人,或低声说话或闭目养神,就是没有朝我多看一眼的。

我不仅失落还差点失态。完了,我想,脑子里跳出两个字:骗子。未必想骗我什么,就是骗我上当。

举目无亲,且不通韩语,除了一句“思密达”,还只是个敬辞,派不上大用场。

瞬时,我连寻找“小许”电话都觉得是多此一举了。

“小许”,什么小许,会不会就是个骇客,专捉弄人的。

我既非名流,也非剧本枪手,最多只能算对电影有所涉猎,凭什么人家邀请你去合作?

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中间人,你居然也信?

唉,人家在逗你玩,你却利令智昏,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

我想如果把这经过告诉任何一个人,都会饱经世故地说:这你也会信?

教训啊!一个“机会”变滑稽的笑话……

不过,我也算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心里盘算好了,三十六策,不走为上策。附近找一家宾馆,放下行装,再上网好好查一下,然后按图索骥,找一两个景点,胡乱玩两天,也算不虚此行。只能这样了。

自己手机还没办国际漫游,也没韩币投公用电话,恰好边上有个人在打手机,最后一句我听得真切——“再见”。多么亲切的母语!我赶紧问他借来手机。

居然通了,而且我注意到就在不远的位子上有人霍地站了起来,一边还在接手机。我马上意识到他便是传说中的“小许”。

果真是他。

站小许边上的正是要找我合作的那位校领导——老崔。

原来他们早上从安东开车过来,对飞机晚点作了充分估算,却对飞机早到毫无准备,以至根本就没留意出站的人流。

有惊无险!只是庆幸之余我还是觉得后怕。这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陷阱近在咫尺,一切皆有可能。

会谈安排在安东大学,在大邱去安东的一路上,崔领导只字未提合作之事,我明白他要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与我郑重其事地谈。

当然再郑重的事也总有它的简缩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学校里有位学美术的女留学生是上海人,成绩优秀,本科毕业后又继续留校读研。崔领导在学校负责留学生工作,对这位女学生很欣赏,构思了一个电影梗概。故事大意是女学生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上海人,日本男在上海期间爱上女孩母亲,后母亲怀孕,但父亲回日本并不知道,母亲生下女孩后没有再嫁,而是含辛茹苦抚养大了女孩,后来女孩考上了安东大学,而她有个学弟却正是他的同父异母的日本弟弟……

崔领导给我的分工是写女孩在上海期间的那段经历,从父母恋爱,到她出生,再到她考进安东大学。

我表示同意,但是,我说,第一步请你们先把故事梗概形成文字,下一步再签合同;合同依照故事梗概标明我该写的那部分,还有完成时间、署名方式等;最后也请写明我应得的报酬以及具体付款步骤。

我说得一板一眼,像个谈判老手。以往遇到类似的事我可是从没如此较真,“报酬”两个字提也不好意思提。

我知道之所以会拉下老脸,全是早上机场受的惊吓的缘故,恐惧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管我并没有真正遇到蛇。

谈判顺利结束。崔领导让我回上海后静候他的故事梗概和合同文本。

接下来的两天崔领导亲自陪同我参观游览,他还邀请了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同行,小许任翻译。我参观了学校教学楼、图书馆等,只可惜没遇到那个故事中的上海女孩。然后又游览了河回村、陶山书院等安东名胜古迹。临走前崔领导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相谈甚欢。席间,我唱了一支歌,是我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表哥六十年代来上海时教的,朝鲜歌。

歌名以及歌词内容我都不知道,表哥也不知道。他就知道当年教他这首歌的女孩很漂亮。我后来就把开头一句的读音当歌名——《苞米湾》,当然也可以叫做“宝密万”。

几十年过去,我居然一直能记得这支《苞米湾》。在一些聚会联欢的场合,它还是我的保留节目。只是一旦人家问我唱的什么,我只好承认,一无所知。

几十年的一无所知,如今倒是可以趁这机会问个明白了。当然前提是我所唱的与原来的那首歌相差还不是太大,还没有荒腔走板,离题万里。

他们居然听懂了,对我报以掌声,还说熟知这首歌。教授告诉我,那是一支民歌,曾经非常流行;歌词诉说一个怀春少女对心上人的思慕之情。

原来如此。

回上海后我就一直没接到崔领导他们的来信,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我没怎么放心里去,也没写信催问,日子久了也就云净天空,渐渐淡忘了。人多开心的时候,我还会露一手,唱那支《苞米湾》。每每此时,我便会想起这次恍若隔世的安东之行,同时想起我表哥和那个朝鲜女孩。当年我表哥是个卫生兵,那女孩在教我表哥唱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境况?不会是女孩受伤了?伤在哪里?教歌是在白天,还是夜晚?在包谷堆,麦田,还是战壕里?不会真有那个叫做“苞米湾”的地方吧?还有,按常理表哥会问她歌词内容,女孩为什么不肯说呢?也许语言有障碍,两个人“思密达”来“思密达”去,把时间都耗费在“思密达”上了……

想到这儿,我不由笑了,就觉得这一趟安东去得值了。不虚此行。

 

 

                   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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