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近视
文/千澜
也许事情不会像一片烂菜帮子那样坏
生活还要继续
每样事物都是如此
就像在坏天气里喝着廉价的啤酒
我们习惯在泡沫中寻求不太强烈的刺激性
高处不胜寒
纸房内总有嫦娥和玉兔的叹息
众所周知
高温对我们并不陌生
而低温也扩张得厉害
以至于跛足鸭们总像企鹅一样耐寒
日子就是这样完整
远去的爱情无法求证吹毛求疵的黑点
股票的脚倒立
理由是我们的头脑被灌入太多的铅
一如去年冬天的严寒倒立在脑后
几公里外的田野
几片不错的桃花还挂在那儿
给春天留下这条疲惫的尾巴
微风的存在
证明槐树的忍耐是无声息的
此外，我们的命运还包括
沉睡在水坑里的黄色粘稠物
最亲爱的世纪梦想约等于这个样子
而蝴蝶们来得太快
虽然褐色风并不为变态患者们注入任何信心
相反，是布热津斯基的染色奶酪
俘虏了他们的舌头和屁股
有关爱，有关美好的交易
构成本城坚如磐石的苦恼
众人低语着
为这段黄色音乐添了几滴方块泪
多么温和的毛毛细雨啊
我好奇的是在这个性的巷子里
有人正用透明玻璃
为某位高贵的婊子盖贞节牌坊
近似为儒学祖宗盖一座西式教堂
假如还有可宽恕的事物
那就是我们短命的大脑中那死亡的远景
以及被强光放大了的中式近视
后现代
文/千澜
在这个拥挤而又逼仄的场所
我们只管喋喋不休
像北京街头的老寡妇
在这拥塞着扁平 矮小 滑稽的各类塑料玩具
以及硬纸板 避孕套 淡黄色音乐盒的交易场上
闹哄哄的呻吟 喘息 嗥叫是一种需要
可以想象 那是尖利的铁钩挂住我们的幸福所致
思想的转基因盘踞在年迈的老树上
令我们的理想结出硕大无朋的乳房
需要惯性自慰吗
那就把肚皮朝上 痉挛 张大嘴巴
以证明这头历史的公牛还能产生多少快慰的痛苦
像臭袜子一样熏人
像弄瘪的皮球一样无力
每一片鲜嫩的叶子都涂满了黄油
每一个单细胞 每一根神经
都被注入兴奋的荷尔蒙
我们生就小丑的爪子被地沟油的毒性浸透
奇数的思维令我们毛发直竖 脑袋鼓胀
我们瞪大复眼
只等不明真相的猎物一经出现
便一跃而起死死摁住她们雪白的脖子
1980年12月20日下午3时许，年过81岁的博尔赫斯，在纽约州立大学完成了名为《中国诗人没有隐喻》的演讲后，像接待其他国家的朋友一样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下文是当日那场对话的部分笔录。
【鬼谷空侯】（以下简称“鬼”）
：您刚刚完成了一场有关中国诗人的讲座。我感到好奇的是，您是怎样看待中国和中国诗人的？中国大陆现在正掀起一股狂热的诗歌运动，您本人对此是否倍感兴趣？
【博尔赫斯】（以下简称“博”）
：你知道，我已是一个太老的老人，对世界只剩下了回忆，或许还有对回忆的回忆。我认为中国是中国人书写和创造出来的，中国人是东方世界的隐逸者和神秘家。你说中国正在搞诗歌运动，对此我一无所知。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中国的古董椅子而不是20世纪的新式家具，恕我冒昧，我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诗人也是这种态度。
（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说话时“凝视”着我，似乎是在表达一种迂回的歉意。）
【鬼】：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始终在期待着有一天诺贝尔奖从天而降，作为一个屡次与诺奖擦肩而过的诗人，您对此是否有另一番感想？
【博】：我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南美洲读者，一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阿根廷人。虽然在英国文学传统和我之间，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但我对整个欧洲文学权势及其文学荣誉不甚了了。诺贝尔奖？那只是一个幻觉！我们何必同一个幻觉较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你们的庄周是我非常敬仰的作家，他是真正神奇的梦幻大师。我替你们觉得，一个拥有庄周这种艺术家的古老国度，或许从来就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
【鬼】：您的回答很有趣，也很罕见。可是您知道吗，在我们中国，很多诗人都在默默地为诺贝尔奖而写作。更为糟糕的是，写得越好的诗人，越没有发表的机会，因为体制内在的惯性不允许。您——
【博】：（打断笔者） 我知道，中国只有一个，它的神奇超乎世界的想象，我对此充满真诚的好奇和向往。
长达万里的长城，奇异的始皇帝，火光中的焚书坑儒……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这个国家的与众不同。一百多年以前，伟大的狄金森在诗中告诉我们：发表，并不是我的命运。（他开始一句接一句地背诵狄金森的诗行）
……
【鬼】：您本人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您对诗人的成功或者说荣誉，是否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见解？
【博】：我只是你所说的“常人”中的一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把“伟大”之类的虚幻字眼套用在我身上，但那和我从未有过任何内在的关系。我只是一个迷恋着几行北欧古诗而且来日无多的年迈瞎子。（再次转头“凝视”着我，似乎是为了强调）
你是知道的，诗人们在这颗星球上的全部荣誉，只是一个有关自我的幻觉，一种妖魔化的自我催眠。
【鬼】：博尔赫斯先生，您的谦逊是出了名的。我想知道您对诗歌的看法，一首诗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您是如何写下每一首诗的？
【博】：在最初的时刻，一首诗总是和写下它的诗人难解难分，爱恨纠缠。但到了最后，它还是会脱离它的作者，把自己伪装成一本书、一个梦或一种别样的情感形式，例如友爱。至于说到如何把一首诗分娩出来，我觉得它们是先于诗人而存在的。每次坐到书桌前，我只是如实地记录下它们，如此而已。
这个答案，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鬼】：谢谢您！作为一个诗人，您是如何看待世界上的战争？
【博】：人类的战争，就像两个小男孩在玩游戏。当他们长大了，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并感到懊恼：这个游戏无聊透顶。
战争和政治一样，都是空虚的同义词。
【鬼】：在您看来，人类会有哪种形态的未来？ 诗歌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博】：假设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上帝就会顿感被亚当冒犯。 难道不会是这样？
【鬼】：好吧，我相信您的这个推断。那诗歌的未来呢？
【博】：你真是一个执着的提问者，中国人是否都像你这样？ （停顿了一下）
诗歌的未来？噢，不不，你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诗歌它就是未来！
【鬼】：长久以来，您都向往着能踏上中国那片神奇的土地，您的中国之行却至今还停留在梦想的阶段。对此，您是充满遗憾还是充满希望？
最后，您有什么话想对当代中国诗人说？
【博】：（身子向前微倾）
中国是我的一个梦，我一直都在它的深处。你知道，我早已厌倦了做一个西班牙语诗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试着成为一个中国式的汉语诗人。
【鬼】：成为一个汉语诗人？您是说来生做一个中国籍的诗人？
【博】：是的。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鬼】：博尔赫斯先生，那样的话，您会大大吓到他们的。 （鬼注：“他们”指的是当代中国诗人）
【博】：噢，我想不会。到那时，他们会以为我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诗人，就生活在他们中间，过着和他们一样的日子，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并无不同。
到那时，我想我会——那个词语怎么说，汉语中的那个成语是怎么说的？
【鬼】：泯然众人？
【博】：对，我会泯然众人
在石景山路
文/千澜
在石景山路 一片阴暗的天色
压过槐树的前额
凋谢的桃花向巨大的黄昏飘去
八宝山下
我看见大片松树守着圆冢
永不遗忘的黑点
黑压压的
是的，我确信回忆中的泥团
有同样古老的牙齿
这否定的骨头 肺一样的枝桠
不会涂抹时间
短信说 大雨将至
我感觉风从高处袭来
电线抖得厉害
柳树全都向外婀娜
虚无的粉红 还有其它的喧嚣
被看不见的漩涡推向更远
某种危险离子使呼吸变得困难
红灯绿灯紧张地分解着瞳仁
右边 是国际广播电台指向太空的指针
而我什么也听不见
唯有高过塔尖的
光的浮雕
凌空
收集着寒意
为避免同突然袭来的坏天气相遇
我不得不钻进一座中空的碉堡
在它花花绿绿的肚子里
我认不出一张熟悉的脸
而不断有贫困的鞋跟
晃动在我的心灵之外
当某种沉重的哐当声响起
就会有形形色色的衣服
簇涌向某台老掉牙的机车
带着很难确定的价值
它重复驶向黑暗坑洞的深处
电子屏和一面轻薄的镜子有关
它以内在的电流
反复切换某国首脑荒凉的面部
我注意到一丝暖意在那里戛然而止
就像欧洲，希腊或者联合国的一摞文件
笼罩着顽固的伤寒
我们的生活速度出奇的快
却引不起我的任何真正感觉
唯有趣的谬误折射出外星系的低温
以及伦敦街头的沉思
以及非洲旷野焦渴的黑色肚皮
我无权拥有富人饱嗝里的细菌
我只能在溴化物的腐味里捡拾真理
除非真相的阴影滑过
否则 我的视线将被一大片海水浸泡
麦克风在地下回响
没有天空和大地回应无意义的尖叫
我瞅瞅指示牌
一只硕大的黑苍蝇也许并未意识到
它占据着天安门东
大概有十几条摸不着尾巴的蛇
恰当地钳着本城的各个咽喉
春天 见证（外二首）
文/千澜
春天了
我带来这些铅 石头
只是我不再常常举起它们
如举起这个四月那般困难
北京的雾在我合上诗集时还未散去
多么糟糕的天气
自由的枝头染着盲目的悲伤
有少量雪花来自雾中
来自冷飕飕的高处
夜色中的哥哥
开启另一台机器的旋钮
他扣动扳机
射向一群橙色蝴蝶——
它们拍动异样的空气
一齐朝向字母Z施以暧昧假笑
如此而已
哥哥，春天了
槐树和女贞
命名细碎的小指头并指向亚洲
一些燕子的形骸
向往特殊氛围的思考性
而在精神病院
我们准备同野兽妥协
因为某种沉默的钩子
从夜里伸出来
勾住我的肺
我卸掉眼睛
从筛子孔眼过滤掉大部分褐色
我的颅骨怀孕了
而酣睡使我梦见坟墓
我梦见灯泡亮白
把半人马座的内室照得通明
大角星爆裂
七朵丁香落入夜宅
我们砌高深渊之墙
用我们的呼吸
我们安顿好明天的棺椁
用我们苦涩的手
旷地 黄昏
我们踏步 以牙齿铁鞋
追赶逃亡的口琴血
黑屏风高过波涛
隔断一场静静爆发的霍乱
零点的交谈
文/千澜
黑夜的插图
我们在它的铁皮肤上
缝补火焰号角
我们烟的脸
紧挨枪声的灵魂
谁
拨开零点的雾
还我于眼
我们伸出光的手
攥紧风琴失落的
声部
我看不见
这雪花合唱的
舌头
在风的前方
和黑色头巾，红色森林
簌簌交谈
春寒
文/千澜
他的手缠绕着世纪初的麻风病
他的火焰腰肢
湮灭在穷人不死之梦里
春寒弥漫时
他举起灯，像一棵树一样
返回自己深沉的轮回
零度以下的风在郊区银行
贮存来自外层空间的悲伤
没有雪花听我们
拆解道德档案的哗哗声
每一张网都打捞我们的生活
每一支箭都射中骰子的瞳仁
每一颗秃头都为海市蜃楼而表决
冰河滞流于自身的黑
谁读出蝴蝶标本的疼痛
仿佛杜建国的脖子
发出一声骇人的怪叫
你的难言之隐下陷为更深的大坑
衣米妮子诗歌的情感力量和精神空间
文/千澜
在商业化甚嚣尘上，权力话语使诗歌的公共认知变得肤浅化、庸俗化的时代，一个优秀的诗人可能显得无能为力。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分夸大衣米妮子诗歌的力量和影响，但我认为，如果时代忽视了像衣米妮子这样优秀的诗人，那将是十分糟糕的。未来三十年乃至五十年，能够有幸存活下来中国诗人恐怕寥寥无几，然而我们期望像衣米妮子这样的诗人能够凭自己作品的情感力量和她所提供的精神空间在时间中存在和延续——如果她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创作活力和精神向度，如果她有足够的抵制诱惑的自觉和持续的对抗寂寞的忍耐。中国当代诗坛的过分喧嚣，给我们认识一个优秀诗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但没有什么能够挡得住衣米妮子诗歌中的光芒，读过她的人将无法抗拒她的诱惑——她不是个仅靠灵感写作的人，她是一个倾向于智力写作的较高级别者，诗歌在她的生命中流淌，她在诗歌中存在。
衣米妮子的诗以生命、大爱和命运为主题并将其幻化为信念糅合了多种元素，有生活经验和回忆的反刍，有对生命乃至死亡的深沉追索，有对虚无世界的瞬间体验，有对现实世界脆弱无奈的呼喊乃至悲悯，这赋予她无限的创新和包容能力，蕴藏在她内心的精神矿脉丰富而又神秘。她的诗以宗教般的虔诚和对万物世相的敏锐把握寻找着超越诗歌的精神性，以人文主义的关怀守卫着个体生命的崇高和对情感的尊重，除了对技术的精确掌握之外，尤其难得的是她对各种语汇的合成能力和喷涌而出的高密度的意象凸现，她的情感的丰富性，心智和经验的重量，总能唤起我们对她的信任，她的诗，有一种接纳创伤的力量。
对具体现实语境下个体生命和存在价值的关注，是衣米妮子早期诗歌的主要特质，言说的基点是爱与人性。最初我注意到衣米妮子，是因为偶然间见到她早期一首题为《雏菊》的诗“我身在哪里/被迷失在静谧的中央/在明媚的皮肤和草叶间/是我的春天正滴答着雨水”“一些陶醉从骨头里冒出来/它的光芒遮住了我的姓名/并发出安静的尖叫。”这样明媚而清澈的诗句，我想自然不必解读，它天然地与自然的气脉相连，温润的词语透出的是壮丽高雅的气质，给读者直接而单纯的喜悦。她使我相信，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微不足道，我们自身多么渺小，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皮肤和五官感受到人性中真正美好的东西。一个追求“真”的诗人，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的爱和死亡，不一定要神经质，渺小和卑微同样值得尊重，简单而美好的事物照样会使我们的眼睛满含感激的泪水。
衣米妮子这一时段的诗歌大多以感性入诗，极少对抗性，在朴素、明朗、丰盈的情感质地中带有轻微擦伤的精神乡愁。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体验，把那些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关注“小我”、悠闲自在的日常事务和生活的所有方面放进语言的匣子，在她所感知的现实之间，将自我观照引入一个恬淡、静美、轻灵与恍忽的精神世界，诗意的大门被充满灵光的至爱所撞开，甚而至于隐隐的散发出一种看不见的、淡淡的感伤，而这些，又何尝不是上帝对我们庸常生活的一次眷顾与遗爱？
下雪了/鸟不再歌唱/燕子飞向南方/我要独自散步/一个人踩着雪花/回 家
（《手机里的诗歌》）
在衣米妮子笔下，雪是一个至为丰富的体验世界，一个能彰显生命情态和情绪意志的对象。诗中极其简约的风景营造出缥缈、灵动的空间和澄明的心理背景，诗人是缄默的，她让自然站出来说出了诗人想说的话，无限空白处透着虚实相生的诗意美，她的干净的秉性清澈而容易接近的，一个灵性自足的纯银的世界，诗人想要借此传递的是对生命的信心，内心深处的感触多么细密啊！
而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写到：
不要流失在六月的雨水中/你所依附的深渊如此深沉/饱满的种子需要重新发芽/雌性的母亲/你要深深爱护他
多么令人疼惜/你要弯下腰去/再弯下腰去/....../我的心灵默不作声
(《六月断章》）
诗人的劳作在于倾听语言自己纵深跃出，她通过一种可以触摸的、内敛的抒情形态来强化玄妙的意念和心绪的成形能力，一切美好的、充满人性的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总能进入她的视野并成为她的变动不居，而又冷静、节制的永恒世界的一部分。
但衣米妮子所抒写的又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浮浅的喜怒哀乐，而是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虽然有些迷宫还无法破译，但恰到好处的隐藏，间接含蓄的暗示，恰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足存在的真实审视。普遍的想象力包容着对一切手段的理解和获得这些手段的愿望，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官感受，这时意义反而可能更加完满和准确，这种脱离使得词语成为“它所是”，成为隐语，正如在下面这首小诗呈现出来的那种既显又隐的张力关系：
新大陆 来自宗教和秩序/到达仙境/和一瓶酒有关
你要带着我游过海 有圣经陪伴/空气中的水滴 早晨饱满/早晨的声音离开另一些声音
（《镜中的时间》）
意象的明暗配合，扑朔迷离，使读者恍惚若有所悟，词语既指向某一事物又超越了自身的指称，既标明了现实的意义又提醒我们注意潜在的意义，这些特点既与普遍感应相符，又表现出了对我们的想象力的强烈需要。而在传统的眼里，这好像颇为令人不安，因为这打破了语言的正常秩序，使词与物之间出现了裂痕，而只有调动充分的想象力，才能唤起对与之有关的事象的联想，从而接触到世界可能的真实状况。正如象征主义大师兰波所说的“考察不可见的事物，倾听听不到的东西”，恰好渗透着衣米妮子对最初诗歌追求的深切感悟。正如福柯所说：“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不断超越自己的规则又违反它的界限并展示自身。在书写中，关键不是表现和抬高书写的行为，也不是使一个主题固定在语言之中，而是创造一个可供书写主题永远消失的空间。”诗人正在通过提炼那些奇危的意象，在不同的层面和向度上展开着彼此冲突而又相互融合、相互敞开而又彼此隐匿的经验主体和语言现实，并通过变化无端的活力、敏感而不可捉摸的神秘、灵动自如的实体性，以及她渐渐变得克制而细微的叙述风格，创造着这样一个“可供书写主题永远消失的空间”，她在新的语境中固执地重构和强化着自身的形象，顽固地保持了先锋诗人的鲜明特征，这种绝对的自主意识很好保证了她的作品的内在连续性。比如她的《时光碎影》《秋凉了》《白月光》，以及她的二十四节气组诗，天气组诗，就比较明晰地体现了上述理念和特征。
现在 我摘下一颗心/喂养你/怀抱瘦小的马匹/答谢途经的原野和村庄/这样的仪式 像羽毛/又像遥远的星辰/在一切可遇见的远方/静静声响
(《不规则仪式》)
诗人的热情和强烈的孤独感是一体的，明净而深切的喻像，既有心灵顿悟的升华，也有矛盾纠结的心绪。渐进式的深入完成了由肉体到精神，由外部的自发呈现到主观意念的自觉，“我”与“你”似乎处于同样的精神，诗人不惜献出自己，最终抵达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指向一种更久远的精神性物质，它就像“遥远的星辰”，这恒久的精神力量“在一切可遇见的地方”“静静回响”。
人性的高迈、纯洁，对灵魂道义的守护，在衣米妮子的精神世界，指向一种对神性的向往和皈依，在天地人神四重关系中找到维系，她试图在仰望天空的同时，谛听大地的召唤。在一首《梵花》的诗里，诗人以神话原型和哲学理念，折射出一种牺牲式的精神追求和无法抵达的乡愁：
仿佛灵魂上的花瓣/漂浮在水面/我抓不住 这被爱的造物/那么多的露水正到来/像生前的祭祀/被贴在时间的碑上
浓厚的宗教和神性意味，加深了无法还原的幻觉感、轮回感，当幻觉醒来之时，诗人启悟道：
我不能轻易变成尘埃/或者无知的小灌木/要爱上迟缓的水流/洗去罪恶 爱上洁净的心
一个生活在高处的人，诗人不免是孤独的，然而诗人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姿态写出来对宿命的抗争，厘定了命运、生命与爱的真谛，这就是“洗去罪恶，爱上洁净的心”。很多时候，这“爱”抑或是某种内在欲求更像是无意识或虚幻的梦境，恍惚、迷离而又刻骨噬心、永难磨灭。
带着存在的偶然和与生俱来的脆弱，诗人的内心风景呈现双重悖论，“那么多的露水正到来/像生前的祭祀/被贴在时间的碑上/值得称赞的轮回”，是“在世”的生命之爱，还是“来世”的幻觉？愈是向前探寻，愈是矛盾和迷茫，诗人继续在超现实的环境里徘徊、追问，“这毕生的落寞啊/仿佛隔世的钟声/敲打冥界的台阶/是我的前生 我的最初/无声地涅磐/和微笑”，伴生着生命历程的孤独，穿越时间的隧道，以形而上的品质，诗人经由对个人心灵孤寂、哀伤和希望的隐秘展示，抒发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尊严之光和自我持存，我理解这应该是一种更加宽广的洞透，我们毕生的落寞，皆缘自我们的“前生”以及“最初”，残缺不全的精神最终将“回归”“涅槃”为一个“微笑”，多么豁达，又多么澄明！
在个人有限的生命中，诗人追求的此在是一个思想着的精神背影，它给我们安慰，然而那个背影却又是高贵而感伤的，也是热烈而沉潜的，“离开黑暗的尘世/天要亮了/黎明还在远方”（《鸾》），诗人将振翅飞翔着的、鸣唱着的、视而不见的灵魂，置于一个抽象的、广大的空间，现代感的漂泊无依就是诗人的心像投射，“我被封冻在寒冷中/赤裸着供出心底的誓言”（《鸾》），高处不胜寒，深刻的孤绝缘于对内在精神的炽烈追求，这与其说是一种倾诉，毋宁说是对现实环境和苦难的否定和反抗。在这首诗歌中，闪烁着炭火的村庄，扑朔迷离的河流，湿漉漉的山坡，天真的牧羊人，等等，皆非现实，而是神启之境，那里，才是我们放置苦难的栖息之地，诗人呼唤的“鸾”正是那“诗意的故乡”，或者说就是那具有幻美色彩的虚空之子，是精神游走于诗，“在圣经的书页里我看到了你/你的羽毛象一团燃烧的火焰/骄傲地掀开一扇门/一条明晃晃的路/焕发着光芒 黎明”，这些诗句，闪烁着温暖的人文关怀和持续的、不可能被现实消解的自我信念，一下子将诗歌的寓意扩大到诗人和诗歌之外的世界。至此，我想起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几句诗“人们需要诗歌/它将成为他们自身的秘密/令他们永远清醒/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波浪里。”
由自然到神性，由明澈到幽暗，由个体到群像，由谛听到怀疑，由向外观察到向内发现，衣米妮子的诗在不太长时间经过了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一时期的诗歌相对复杂、多元，语义关系彼此纠葛、缠绕，相互渗透，其对抗性而和穿透力骤然得到强化，对精神现象和文化问题的思考，使这部分诗透过密闭的墙这样的诗是衣米妮子诗歌的另一核心内容。当诗人的精神乡愁无可皈依时，我们触到了来自诗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冲突和怀疑，我认为，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诗人思想维度的一次自我嬗变。这一阶段的诗歌，诗意化被渐深的内心动荡和尖锐的情感冲突所淡化、消解，诗歌内部的阴性成分占主导地位，意象简单、破碎，修辞处理老练，不同于以往的是，诗的容量和内部张力扩大了，内部的突兀、扭结以及倾斜的语言速度，打破了某种平衡，诗句敏感而跳动不居，平静和克制的内核下释放出的张力凌厉而自如。其危险之处在于作品的某些细节令人疑惑不解，肆意设置的意象和扭结的修辞容易使诗歌的本意受滞。但迷宫般的疑惑性和陌生感并非由于结构的松散与模糊，而是其内涵过于浓缩所致。这种神秘和含蓄，依赖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是不可能进入这“诗的现实”的，她笔下的真实，不仅涉及到已存在的事物，她还要进一步强化了记忆与现实，在场与缺席、梦幻与真实的揭示，使情感度、想象度融为一体。在词语的黑暗中，我们再次窥见衣米妮子某种高度个人化的对抗性特质。他用关注世界的目光关注内心的真实，她的苦味的爱，她对苦难的感受以及她的精神乡愁，是以轻微擦伤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
我看见一颗树/一个动物/一堵发霉的墙/一些被枪杀的名字
我什么也拿不走/从粗野的动物到崇高的人性/我两手空空
(《黑洞》)
衣米妮子的诗大都是饱满而丰富，但这首相对“密封”“破碎”的短诗，显示了妮子高度个人化的创新能力，令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无限庞大的气场，层层深入的私人隐喻压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窒息感，这恰好是诗的核心意象“黑洞”的所要集中体现的效果。四个意象极其常见，树和动物，墙和名字，都是时间存在的形式，也是死亡存在的形式，不同寻常的是意象的叠加和深入——由表象、具体到抽象的意念化修辞，“墙”和“名字”之前的两个限制词，加入了复杂的思想和精神感受，加剧了孤独感、隔离感和恐惧感，暗示了存在状态中毁灭的力量和对抗的力量是共时而生的。这种对抗并未反映在词句上面，而是隐于苦涩的情绪落差当中。接下来， “我什么也拿不走”“我两手空空”，既有彻悟，也有深深的矛盾、困惑和无奈。所幸，无论“粗野”还是“崇高”，无论幸还是不幸的，都走向无可避免的结局——存在的黑洞即是死亡。
是什么促成了衣米妮子不易察觉的但却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型？使什么使她调整和修正了写作的视线和向度？我无从知道这期间衣米妮子的心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她试图将心灵分裂的声音清晰地传递给我们，然而我们从她的诗里感受到的却是某种苦闷、绝望甚至窒息，这正是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情感相互挤压的结果，因而，她的这一部分诗骤然变得深沉、内敛，以至于“黑暗扩大了她的视野”，她开始以反抗者的形象展示内心迷乱又清醒的镜像，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她的词语开始以抵抗和暴力的形式耸立在那里，显得残酷而又包容，残缺而又深远，在黑暗的夹缝中有一种邪恶的美感。
黑 黑夜 无数的黑/它来自黑暗 来自深渊里的病/无法治愈的名词/它是废墟的空洞
我的头发也是黑的/它浓郁的黑 有时光那么长/时光把它染白 染成雪白/白得无处藏身
把空虚的衣裙脱掉/就会剩下黑的花朵/它的黑 没有杂音
（《黑》）
这首小诗仍然是有些破碎和有些晦涩的，但有一些具体可感的语象帮助我们认识这首诗的本质，这也是诗歌中“黑”的本质。在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也许是现实，也许是梦或非现实），深广的荒凉感波浪一般涌来，却有不断闪烁的亮色，内在的呻吟和反抗，精神的游离、摸索和询问，“黑”的空虚和茫然被赋予了更多的纯洁和人性亮色。
“黑”，是存在的一种状态，是精神维度上阴性的一面，它飘忽、不确定，却又真实地存在，“黑”的孤寂和空茫是“废墟的空洞”，黑与白作为生命体存在的对应和观照，头发，时光的长度以及它浸染的雪白，揭示了生命历程更深的悲哀。黑的终极存在，是要不断地向更超然的状态行进，这不可遏止的力量，最终被诗人形而上化和人格化为纤尘不染、没有杂音的花朵，写出了无中之有，进入了较高层次的虚构。
衣米妮子相当一部分诗与丧失了价值观的现代世界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思考着，与历史文明、自然世界、人道理念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纵观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其情感原型、自然原型和历史、神话原型，她从感性世界抽离出来，型够了一个虚无的理性世界，然而她却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她所思考的其实是现代性的问题，她更重视诗歌之外的东西，她的诗赋予自然现象、历史文化以新的理解视角，贯彻始终的现代性和人文脉络清晰可见，我想这正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他应该站在现实世界和现有体制之外省察和思索他所看到的世界以及矛盾冲突，他要做的是抽离、超越和批评。的确，衣米妮子这样做了。《回旋曲》《潘多拉》《梦见拉奥孔》《虚》《妄》《而黑暗》《忙种》《昨天》等，都属此类作品。
“我想到一个国家和民族/想到他们的人民和一个旗帜的未来/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和我的命运一样/没有出口”
这样的作品和深刻的人文思想相接，涵盖了人类诸多的情感需求，我们看到的荒芜时代现代人面临的种种困惑和修复创伤的努力，展露的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集体命运和共同的思索。无论身处何种历史文化背景，面临何种社会现实，这难道不是整个人类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共同思考的重大命题和价值认同吗？
鲁迅的几句话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
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而己集·黄花节的杂感》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注]”这一件事了。
——《热风·即小见大》
[注]
[散炸(zuò)]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炸，古代祭祀时所供的肉。
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两地书·二二》
……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而己集·黄花节的杂感》
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由此看来，人们……要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怕也未必怎么烦难罢。无论什么，都会惯起来的。
——《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
——《华益集·忽然想到(十一)》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南腔北调集·漫与》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准风月谈·我谈“堕民”》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伪自由书·观斗》
春天的蚂蚁
（1）
和出窝的蚂蚁
谈谈天空 大地
谈谈那年冬天的
孤独
（2）
清风率意
滑过丝绸轻浅之水
危桥几丈 我不能策马
惊动乡愁
细碎的琵琶
弹一曲烟里江山
含羞 柔若无骨
（3）
她拈来镜子里的火
围攻一场桃花
被欲望看穿 适合用动词
迫近嘴唇
她幸福 她舞步从容
她在动乱里寻找着猛虎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作者：蒋乾麟
●共同富裕追求的不是“富裕均等”，而是在包容性增长中保障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共同富裕追求的不仅是“富裕一时”，而是在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中追求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追求的不仅是“物质富裕”，更追求“精神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从“消灭贫穷”开始的。这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起点，也是在历经“穷过渡”磨难后的历史抉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想要实现13亿人口同步且均等的富裕，无疑只能是一种空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局面，必须摆脱对“割尾巴”的恐惧和“均财富”的担忧，找到一条大家都拥护的致富之路。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共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所规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那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重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内核和检验标准。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业，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孜孜以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曾经以为，共同富裕就是“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却发现“大锅饭”式的“均富”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这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发展是硬道理，常常被理解为或者简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少人形象地称之为“把蛋糕做大”的思想，尽管间或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之争。其实，“发展才是硬道理”中所指的“发展”，本身就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内。以“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经济发展为例，就有一个发展依靠谁、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以及怎样共享的问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已成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关键在于，作为目标的共同富裕与作为过程的共同富裕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即发展成果怎样共享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用“等蛋糕做得足够大了再分匀”来掩盖发展矛盾与民生需求，也不能用“切匀蛋糕”来影响社会发展活力的激发。
毫无疑义的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发展的过程与最终的结果。共同富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准确把握“做蛋糕”与“分蛋糕”同步进行的内在逻辑，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里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在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形成这一局面，要求我们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包容性增长中保障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和谐环境，在和谐环境中不断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提出后，全国各地在“先富起来”的号召下，纷纷挖掘自身优势，形成发展优势，涌现了发展中的“比、学、赶、帮、超”，在加速我国改革开放整体步伐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频闪的亮点。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土地租金上涨等原因，一些“先富”的地区出现了发展后劲不足甚至发展停滞、倒退的现象。现实告诉我们：如果追求“富裕一时”，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一定是跳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每个人，追求的都应该是可持续的富裕、可持续的发展。
共同富裕追求的首先是发展。这种发展就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发展的得失成败，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检验标准，要看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归根到底要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换句话说，我们谋发展、促发展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全面发展。“一招鲜”式的单项冒尖、“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式的急功近利，不仅不是全面发展，而且有悖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所要求和倡导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发展。全面发展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切实防止发展的片面性和单打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发展中出现不和谐、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制约因素。促进全面发展的关键在于切实把胡锦涛同志强调的“五个统筹”作为指导思想来谋划发展、作为具体要求来促进发展、作为考核标准来检验发展。
全面发展的引申之义是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追求的全面发展，是质量和效益并举的发展，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齐抓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共同富裕之路。循着这样的发展道路，我们的经济建设成果与社会发展进步必将相得益彰，城市变化与农村发展必将相互促进，国家的硬环境加强与软环境改善必将比翼齐飞，当前的发展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将有机统一，经济增长的总量与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必将同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与党的建设的成效必将交相辉映。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初，人们对于共同富裕的关注和讨论，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或者说是实现“物质富裕”上。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后，不能设想没有与之匹配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设想“文明”建设者自身发展的长期滞后。共同富裕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而是物质生活满足、精神生活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步推进。这是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精髓所在。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建设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他强调要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注意培养人”，“要教育后代”。
我们通常所说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理所当然包括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理所当然包括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反复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没有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经济很难发展，即便一时发展也难以持续。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力、感染力、吸引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供了不竭的人力支持。
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就要让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人民文化权益得到有力保障，就是人民参与文化创造、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就是要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且团结起来为之不懈努力奋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当前，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征程，就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展开，必将为我们党永葆生机与活力提供深厚而又广泛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 文章来源 文汇报）
（作者 张远新 张正光）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通过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党昂首阔步走在了时代前列。回首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发展社会主义，就是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它不是也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另搞一套。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也是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抗争后得出的真理性认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抗争史。为挽狂澜于既倒，拯民族于危亡，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和艰辛的探索，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作过英勇的抗争，但这些抗争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阶级以新的思想开辟新的道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接过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锐利武器，向旧社会和一切反动势力猛烈开火，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历史事实证明：近代中国没有其他路可走，也没有其他救国方案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①这两段话明确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性质、目的和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是改变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生搬硬套、教条式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发展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领导者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一贯强调和坚持的。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人借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由，妄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政治勇气，一方面提出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强大中国的唯一出路，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另一方面又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从而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老祖宗不能丢”。建国以后，我们之所以能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国民经济得到很快恢复，“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②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现代化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②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②而不是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江泽民也谆谆告诫我们，“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总之，正如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得到的共同认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③他还提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③“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一步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和保证。③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的目的作了更加全面更加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不“改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动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并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
3。坚持社会主义也是对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汲取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极其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严重偏离甚至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他们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用理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剪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导致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出现了教条化、割裂化的倾向。所谓教条化倾向，就是他们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把握、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苏联的基本国情，没有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曾一再强调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只是“行动的指南”的原则立场，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是教条式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忽视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创新发展。在苏联，自斯大林以后，苏共党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某些论述和具体结论上，把它教条化、神圣化，并用这种教条的、抽象的理论去裁剪活生生的现实，理论和现实严重脱节。由此，他们不想改革，不敢改革，即使是迫于形势进行一些改革，也只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一些修补。所以，即使是后来苏共党内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由于把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思想和品德问题，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理论高度重新探索出解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方法，结果导致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保守，体制越来越僵化，生产力越来越受到束缚，人们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而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却在逐渐形成。这为后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口批判教条主义进而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口实。所谓割裂化倾向，就是他们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幌子，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在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就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宣传抽象的人性论和超阶级的民主观，直接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共党内的蔓延。戈尔巴乔夫干脆祭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旗。叶利钦领导的“民主纲领派”更是公开提出苏共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把苏共建设成社会党的思想主张，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历史悲剧。尽管这两种倾向在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有本质差异，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对苏联改革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同于苏联，本来应该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苏联却根据其全球战略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结果导致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不断激化，陷入重重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走到了尽头。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发展，必须改革，但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也必然会走进死胡同。
二、改革开放必须发展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它必然要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
1。发展社会主义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决定的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理论一经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即宣告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停滞的说教，而是随着客观实际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学说；不是标签，不是套语，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⑤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和该理论的适用性。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开放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开放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它要求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吐故纳新，扬弃过时的部分，生发新的内容；时代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它要求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表现时代内容，反映时代特色，体现时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实践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要求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用以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求得发展。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取决于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主义的形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同样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由一国模式到多国特色。相反，如果教条、僵化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不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加以发展，不赋予其本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最终葬送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很好的例证。
2。发展社会主义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建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经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实践中也没有现成模式可供参照。建国初期，我国基本是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到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弊端，并有意识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这一探索的伟大结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教条地对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致使这一探索没有得到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反而走上了一条异常曲折的路。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形态。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3。发展社会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1956年，在我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不十分清楚，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更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逐步形成起了一整套不符合国情的和生产力实际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严重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主要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旧体制，激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30年来，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探索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释放和积聚了全社会的发展能量，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向前发展。30年来，改革开放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清晰，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更加充满信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以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针。
三、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的改革开放观，树立正确的改革开放观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在充满着争议声中展开的，围绕改革也形成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左”的，即教条式地对待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一种是右的，即认为改革开放就要否定社会主义，借改革开放之名，行“改向”之实，这两种错误倾向像幽灵一样，始终纠缠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都妄图葬送改革开放，葬送社会主义。
实行不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方向，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每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总能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向，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②“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①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的改革开放观，树立正确的改革开放观。
1。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根本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倾向
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全面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反对改革的“左”的倾向一直没有停止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要不要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当时有人主张走“回头路”。在他们看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会走上垮台的路，国内有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是由于改革开放导致的。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路上去，回到计划经济条件下去。这种倾向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思想领域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对实际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②我们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②判断我们工作得失主要是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左”的倾向。进入新世纪，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新成就。同时，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问题也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与此相联系，在党内外再次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来自这边或那边的杂音、噪音。又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的方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把构建和谐社会和改革对立起来，说什么“改革就不能和谐”，“和谐就不能改革”，“邓小平讲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已经过时，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右，是要反右”，试图再次断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前程。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在全面总结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①再一次表明了我们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2。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为一种噪音、杂音，始终存在着，并且总是妄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分人就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妄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面对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既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根本转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幕。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国内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呼应国际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的颠覆，妄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挑起政治风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他还说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②事实上，这个争论也一直在继续。近年来，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和矛盾，有些是在探索中缺乏经验造成的，有些是对改革的曲解、干扰造成的。对待这些问题，本来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又发动了一场以“反思改革”为名的争论。他们打着“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招牌，玩弄“市场化改革”、“非意识形态化”“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等名词，甚至公开鼓吹私有化，说什么“改革的最关键环节是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⑥妄图混淆视听，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市场化、私有化抹掉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纳入由公有经济为主体转化为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转轨国家”行列。可见，这场争论的实质不是坚持不坚持改革的问题，而是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的问题，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还是假借改革开放的旗帜，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去的改革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还是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化方向的改革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还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对此，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预见性，对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方向曾多次作过明确的回答：“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②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②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⑦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③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时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宝贵经验。
3。必须旗帜鲜明地树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观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实柱石，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和根本政治保障。在我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甚至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政治基础，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我们“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②江泽民把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是“当今中国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旧中国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并科学阐明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⑦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
（作者：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多层次、多环节矛盾存在。探讨和论证这个矛盾系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在明确主体、主义、主题的前提下，以辩证法来揭示其中的主要矛盾，是论证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关键 。根据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我认为其主要矛盾还集中于制度层次。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从所有制层面论，主要分为公有制经济、官僚资本、个体小农经济、私有资本四个方面。其中，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四个方面，即四种因素，四种势力，它们可以组合以下几对矛盾：一、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二、公有制经济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三、公有制经济与私有资本的矛盾，四、官僚资本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五、官僚资本与 私有资本的矛盾，六、个体小农经济与私有资本的矛盾。
当然，这种组合是理论上的，在现实中，矛盾的四个方面是交溶在一起的，上述组合，有时是相对独立的，有时又是三或四个方面纠合。因此，显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也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才有必要揭示并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主体 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标榜实证主义的现象描述法，既不进行矛盾分析，更没有能力概括主要矛盾，只能对可统计的几个指标进行量的计算与描述，得出增长、衰退等现象上的预测。不能说这种描述和预测没 有用处，但其用处主要在经济制度、体制、结构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决策和经营提供参考，但对总体矛盾的认知及经济制度、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则是无能为力的。20余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决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系统规定，其关键就在于揭示主要矛盾。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形成时，也曾努力对当时的主要经济矛盾做出规定，斯密、李嘉图试图从利润与地租两个范畴的矛盾，来说明资本 主义势力与封建领主势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又是相当不明确、不系统的。而其今天的传人，则干脆否认主要经济矛盾，试图只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来说明所有经济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在否认或掩饰主要经济矛盾。他们 在西方国家的作用，我们暂且不论，但在中国所制造的混乱，却是必须澄清的。
时下一些人，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规定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双重的庸俗化，一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二是对矛盾学说的庸俗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为经济矛盾系统第一层次的内容，是任何社会和国 度都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任何社会和国度的主要经济矛盾。
现代中国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那么，为什么上述六对矛盾中，只有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呢?
首要的，也是基本的理由，在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官僚资本作为集权官僚制在灭亡前的残存形式，是中国历史的经济社会矛盾在垄断资本财团统治世界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旧统治势力及其延续的变种。它并不是从属于资本范畴的， 而是仍属于官僚专制范畴的。从洋务派到蒋介石集团，半个世纪的时间，官僚资本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它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是主要经济矛盾。但在政治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形成了劳动社会主义势 力，因此，主要矛盾是官僚资本统治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矛盾。这个政治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夺取政权，官僚资本势力被推翻。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主要经济矛盾的质变。
在中国，经济矛盾始终是与政治矛盾内在统一的，政治势力作为经济因素的集中体现，内在地制约着、导引着经济因素的演变。新中国的成立，使政治上官僚资本势力与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告一段落，劳动社会主义势力成为矛盾的 主要方面。官僚资本势力虽因官僚资本的被没收，而失去了其经济条件，但行政集权体制还存在，还作为必要的政治形式，因此，还有官僚资本主义复兴的危险。由于政治上的集权体制，官文化的传统在一部分党政官员的头脑中深刻地 存在着，一旦放松约束与监督，这些人就会利用所供职的公共权力机构，而牟取私利，累积起来，就会出现新的官僚资本，由此在经济矛盾中作为一个方面，作为一种势力而存在，并与公有制经济直接对立。
第二，初级公有制权利体系的严重缺陷，导致官僚资本的再生。与自由私有资本不同，官僚资本形成的根据，不是货币财富的积累，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中国初级公有制的建立，从目的而论，一是要废除剥削，二是 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在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高的情况下，新建立的公有制，一是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倾向，二是以行政集权体制作为公有制权利体系的内在体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平均主义地宣称为“全民所有”之后，既 不明确全民对其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又不规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而是由国家机构代行其所有权，并委派官员行使经营权，相应地，收益权、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等，也都由同一个权力机构派出的官员来执掌。这样，国有企 业就变成了国家机构的附属机构。随之而来的，是将合作企业变成集体企业，并由国家机构掌控。
不明确所有权主体，也不受所有权主体控制和监督的公有制经济，只能靠严格的党政纪律和思想教育来约束其公共权利的行使者，这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领导权”层面的变化，很容易打破这种约束，并为利用公共权利牟取私利，进 而由既得利益者控制、侵吞公共资财留下空隙。而集权体制本身，也势必为官文化的传统提供条件，从而造成一批“社会公仆”变成的“社会主人”，他们平常当官做老爷，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一旦条件成熟，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利，将 公有资财变成官僚资本，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官僚资本是生于公有制经济的“癌”，它的成长，完全是对公有制经济的侵吞。官僚资本之所增，就是公有制经济之所失。而小农经济和私有资本，虽然也可能对公有制经济产生某些影响，但却并不是得失关系，甚至还可以有所 补充和促进。时下出现的所谓“国退民进”，并非私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竞争，而是某些掌控国有企业“领导权”的决策者的长官意识，是以“改革”名义从“领导权”角度实行的“私有化”。这样做的目的有多种，其中不乏有人以此 为“托”，掩饰其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而这种侵吞，正是官僚资本再生的主要方式。
由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形成的官僚资本，既没有小农经济中农民的辛勤劳作，也没有私有资本家的经营，甚至不必去剥削，而是利用公共权利坐享其成，将几十年公有制经济积累下来的资产攫为己有，对他们来说是相当轻松的，只要观 念一变——从社会主义转向官文化——就可以利用公有制权利体系的缺陷，将这些资产转归其所有。当然，有时也要采取一些比较大的“迂回”，比如对证券市场的操纵，偶尔散布一条“消息”，即可赚到千万，乃至上亿资财，而这又 是“合法所得”。大“迂回”中，主要的方式是在决策层面上做文章，预留各种空隙，以便利用。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积聚起庞大的官僚资本，而且代表官僚资本的权势集团操纵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这随时都可以转化为 官僚资本。更重要的是在其掌控下的“国有”资财，实则已是官僚资本了。
第四，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主导着、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演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公有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干，官僚资本与公有制经济的矛盾，先是潜伏性的，即保留下来的行政集权体制内在地与公有制 经济相对立，制约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后来，则明确地异化出官僚资本，在外部与公有制经济相对抗，侵吞公有资产，形成经济势力。行政集权体制它一方面仍在生发着官僚资本，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僚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官僚资 本的作用，绝非只是已归于少数官僚及其子孙名下的资本，而是内在于公有制经济，并制约个体小农经济和私有资本的发展。与之相对，公有制经济在原则和基本制度上，又是劳动群众利益的集合，国家机构中有相当一批能够认知并代 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行政集权体制中努力维护公有制原则，抵制官僚资本势力。由此构成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它决定着，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演化及其趋势。
第五，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制约并表现于经济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国际经济关系。制度层次的矛盾，绝非单独存在的，它展开于更为具体的层次，并在制度层次集合这些具体层次的矛盾。公有制经 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制度层次四个矛盾方面或势力中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不仅制约着另外两个方面，而且体现于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具体层次。如果单纯从统计的描述中，是看不到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营管理、 对外经济关系等层面有制度性矛盾的，但这些层次的存在和作用，恰恰是经济制度的体现。如果经济制度不展开、体现于这些具体层次，也就是不存在的。制度层次矛盾的具体的存在，是由其权利体系的各环节表现出来的。制度层次的 权利关系主要为所有权与占有权的矛盾；体制层次则侧重占有权与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的矛盾；结构和机制层，又注重占有权的展开与运用，以及不同占有权的关系；经营管理层次主要有经营权与管理权的作用；对外经济关系则是 上述各种权利集合于国度性矛盾，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经济权利体系中的基本权利是所有权，所有权对占有权等各层权利的派生与控制，也正是主要经济矛盾展开于各具体层次矛盾的关节点。
第六，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制约并体现于政治、文化，进而扩展于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着政治、文化的作用，劳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与文化，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并 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政治与文化对立着的，双方的矛盾，也是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它不仅制约着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作为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进而扩展至全部经济矛盾系统和社会生活。这样，主要经济矛盾也就 制约着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
据此，我认为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现代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矛盾，其中，公有制经济是主要矛盾方面，官僚资本是次要矛盾方面。
一些同志同意我将中国主要经济矛盾规定为公有制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但不同意我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分析。他们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非公有制经济，而是官僚资本。
其理由为，官僚资本的“发展”势头之猛，增长之快，是“非典型”的。其一，集权行政体制依然保留，完善民主法制的政治改革严重滞缓；其二，公有制经济与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呈弱化态势，不再能对官僚资本予以强有力的抑制；其 三，官僚资本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其代表人物讲究实用，善于把握时机，胆大手狠，抓权捞钱，两手都硬；其四，国际垄断资本加强了对官僚资本的支持，它们已对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考核”完毕，认准其可以作为自己的“买办”来 代理中国的“市场”；其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是官僚资本生长的条件；其六，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私有化”思潮，为官僚资本制造着舆论环境。
这些，都是现实的。然而，通过对矛盾的分析，我认为，直到今天，官僚资本势力依然还未能成为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仍为公有制经济。其一，中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劳动社会主义势力，虽然它呈弱化态势，但其群 众基础雄厚，只要有正确的主义和路线予以凝聚，其势力是无敌的；其二，因毛泽东的深谋远虑，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已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其三，宪法及法律体系规定并保证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其四，公有制经济直接关系劳动 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他们努力在维护公有制；其五，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公有制经济已成体系，并积累了巨额资金、设备，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虽经侵吞和损害，但骨架仍在；其六，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大中 型国有企业，仍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干，即令某些权贵者想侵吞和损害，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其权势；其七，公有制经济有相当明确的改革与发展空间，只要树立正确路线，其前途是广阔的。
作为中国主要经济矛盾主要方面的公有制经济，还是初级的、粗陋的，它能否保持其地位，并不取决于官僚资本对它的侵吞和损害，而是取决于民主法制主导下的改革，使之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克服官僚资本的进程中，不断发展， 并导引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和自由私有资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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