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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英
感谢深圳市文联组织编辑、出版深圳文学评论丛书,给我一个机会,把过去所写一些评论性文字加以编校整理,作为一个回顾。
这个回顾对我是尴尬的。文字的芜杂不说,过去20多年来所受的不同时期中外社会思潮影响和不同阶段的个体阅历感发,印迹斑驳,交错凌乱。本书既不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类严格限定的对象的全面、持续的观察,也不是系统化、条理化的学理建构(考虑到丛书主持单位的要求和可能的读者特点,我已经把那些学院风格的论文数量压缩到了最低限
家乡注定永恒,又注定无法复归。移民作为流散者,总是他所居停的世界和时代的客人。
把客人的诗作名之曰“边缘”写作,并非随意。
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当他还是一个深圳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时候,客人参与发起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就叫“边缘诗社”。在80年代中后期徐敬亚等人发起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活动中,客人所属的诗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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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新时期开始于一种半梦半醒、忧乐绞缠甚至有点诡异的氛围。一方面是邓丽君情意绵绵的婉约歌吟在亿万民众中不可遏止的潜流,一方面是朦胧诗手抄本、油印本在文学青年、大学生中的辗转阅读,铭刻了对
西方自然观的发展使逻辑理性、技术理性成为人处理自然的权威方式。近代卢梭关于理性主义把自然弄得“暗淡无光”的诉怨[1],终于发展为尼采式的激切控诉:“逻辑和机械论只对最肤
九十年代我国人文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现代性和西方化开始了批判性的反省。其代表性的表达包括了如季羡林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复兴的呼唤。考虑到我国文化历史发展面临的两难处境和季老的表达方式,它之很难得到无保留的普遍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季先生在谈及有关这一问题时的总体思路,仍有发人深思之处。例如,在一本1996年底创办于香港的杂志上,他提到人类生存于世界要处理的三大关系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人心中思想感情的平衡问题。季先生强调,这其中以第一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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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意味着:没有哪一种人生选择是能够预知后果和有确切意义的。一场具体漂泊的结束也许就是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的开始。偶然性成为人与宿命相遇的方式。无法为自己的经历作出合理解释的人,就是处在无名尸体一样的
——写在新西兰激流岛事件十周年
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史的河流变得令人怵心的殷红。
莫里哀喜剧中的一个人物,说了一辈子废话,发现它们全都是“散文”。当代的专业散文家,献身散文创作和理论多年,发现散文陷于危机。这两者谁更幽默一些?
在北中国的视野中,岭南的平民气象、世俗兴趣和务实精神隔绝于某种宏大的向往。但岭南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聚集地(对国内)和移民策源地(对海外)之一。岭南隐匿在国家主流严整话语的诗意光芒之外,成为无名的散文。
近几年来,经常在《羊城晚报·花地》读到陈俊年反映南方改革开放新貌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