骏马·天鸡
———管窥王文泸文学精神中的若干价值
考察研究对象，最简洁有效的办法就是先确定出范围。范围越小，越容易捕捉对象，就像善于围猎的猎手逐渐缩小包围圈，可以更快的捕获猎物。按理，我应该对王文泸先生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广泛的观照，不怕花费时间和心力，但我眼下尚不具备一路远征的心气与耐心，一心只想着就近取材，一心只想做一只安心啃食骨头渣的蚂蚁（也就是俗语“一口吃不出胖子”的意思），这样，我便将王文泸早期的虚构文本———小说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的理由简单得让我惭愧：到现在为止我的书橱里还没有他曾结集出版的小说集《枪手》。
如此，我似乎可以堂皇地进行一次文学考察上的“圈地运动”，在此过程中，我都有可能连非虚构文本的考察范围随时缩小，自觉地局限于有限的考察。医院在临床检查中，往往用特制的刀具从病人身上取下一小块病变的细胞组织，切成薄片，再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受这种方法的启示，把我要考察的内容自命为文学或精神的切片。道理也就是我们平常炒菜做饭时的经验和体会：为了尝出这一锅菜是否咸淡适中、味道可口，搛出一两块尝尝便知全锅的味道。这种在认知、经验上

      身处风尘里   心游典籍中

张荫西先生在他七十七岁时写过一首《示诸子女》的五律，其中的颔联这样写道：“身处风尘里，心游典籍中”。在我看来，这两句不但可以作为这位乡土诗人的微型自传，而且也是读者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的一扇最为关键的门扉。在这里，我们至少会大致地看见诗人一面在经历现实世界的磨砺，承受这个眼见身经的世界馈赠给他的欣喜和悲痛、如意和失意；一面又沉醉于一个由浩瀚的文化典籍构筑成的精神世界。

这种虚实相生的生命空间，不是张荫西先生的“专利”和惟他独有的私人属地，而是属于从古至今庞大无垠的文人群体，是每一个文人基本的生命形态。所不同的是，每一个文人身处这种生命形态时，由于他眼睛中的世界和心灵中的世界与他所处的时代相互迎接与对抗、呈现与梦想的方面各不相同，因而会各具姿态。

面对张荫西先生，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的兴趣和好奇不单单在于了解一位在上个世纪的青海乡间用古典诗词吟咏一生的诗人，其诗艺的纯度和高度，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一个选择了古典诗词写作的人，是如

 

浑厚雄强臻佳境

——孟世强书法管锥

 

近来看了孟世强先生新近创作的多幅作品，又回过头与他在六年前出版的《孟世强书画集》里所收的作品粗略对照了一下，发现作为书法家的孟世强先生，一直在求索书艺不断精进的过程中，进行着各种突破自我、丰富笔墨表现内蕴的尝试和探索。

从习书经历和书法资源的层面上看，孟世强“八岁随父习字，数十年来从未间断。楷书临习过欧体、魏碑、颜体；隶书临习过石鼓文、汉简，行草书临习过二王、米芾、何绍基等体。”其间所蕴藏的信息，至少说明孟世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各种书体的实践，使他对书法的渊源脉络了然于心，也使他的书风呈现出诸美兼容的特点。在历史上出现的书法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创作规律就是：真草隶篆诸书体间相互渗透、交融，常常诸体互用互通，不仅极大的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而且诸体间的杂糅无形中也提升了书法创作的门槛，增添了书学修养对作品神貌潜移默化的功能。所谓悟性和才气，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对多种书体所具有的美感元素的巧妙化合。

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书法史上出现的重要书体——篆书、隶书、楷书均有研修。这种研修，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朱成林油画赏观

 

   欣赏了朱成林先生的油画，我脑海里很快浮出一个顽固的印象：他是一位自个给自个设置创作障碍和创作难度的油画家。这就意味着他所要面对的选择只能是踏上寂寞而艰难的探索之旅。

    这样的人在上路之前，必须决绝地斩断油画创作领域长期蔓延着的一种创作惰性。这种创作惰性就是纯粹依赖视觉经验，如今其典型的表现就是拿着照相机去写生的这类画家，最终他们在画布上所呈现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对照片纪录的物象的复制（顶多有那么一点点修饰和增删）。对于一些过分缺乏美术欣赏经验的人来说，模仿得越是逼真、乱真，就越是神乎其技的创造。

    但这仅仅是美术创造的初级阶段，其得其失，依赖的是肉眼。在高级阶段，画家仰仗的却是心眼。心眼综合了画家特异的直觉、微妙的情感体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式的神秘经验、解脱束缚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它以奇特的方式，将看似水火不容的精神元素——理性、逻辑感容入其中。这种感觉和理念交融而成的状态，古人称之为“物我相融”。

 

 

误读中的钱钟书

 

“引号应该用得诚实而稀少-------而且引号中包含的词语必须严加审查。------引号应该用于那些你不愿据为己有的思想-------”（这段话，托马斯显然把引号的功用过于局囿于学术领域。引号的使用，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对权威的声音和经典的表述的认同、尊崇；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人的话被我们纳入自己的语言之后，必定又要得到一种新的理解，形成‘双声语’”（巴赫金语）引号所蕴藏着的巨大能量，在于它能够把一个庄严的剧场中的“独唱”，转变成绵延不绝的“交响乐”；它能够把“独白”变成“对话”、变成“多频道立体声”，把“一言堂”变成“大家谈”，把不容置喙的言说变成集思广益的倾听------批评家托多洛夫援引巴赫金时说，巴氏始终认为“在当今世界，以绝对真理的占据者自居是不可能的。因此应满足于引证，而不应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声音来自一位叫优拉基诺夫的人，他说“放弃绝对乃是现代社会的（可悲的）特征，人们怯于大胆的肯定，为了掩饰他们的犹豫，便躲在不同程度的援引后面，只通过引语说话。”我发现，不论在思想界还是在文学界，给我们带来巨大震撼和惊喜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只通过引语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500年以前的许多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一直愈来愈快地缩小，一直到今天，竟真正地成了一个“地球村”。

　　现在我们看得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将自己的文明成果和独到的发现有机会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就必须敞开家门，时时笑脸相迎一切过往的人；而且自己也要主动上别人家里，倾听别人的历史、经验、智慧，学一两手人家的绝活。不如此不行吗？让我们来听听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声音：“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

2005年9月22日  星期四  渐晴

   昨日马海轶兄给我一篇陈丹青《我谈大先生》的复印文章，原文刊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顶着报眉的一溜，是鲁迅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版子的中心部位，是先生摄于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一帧放大的相片，相片上先生的表情，如鹰隼俯视大荒，目远神遥。

   陈丹青的文章，行的是说话的气韵，浅出，深入，不做金刚怒目相，如书法大家藏万钧笔力于蔼然、怡达之墨相，精光内蕴乎尺幅之间；又如太极拳法，于缓柔圆活之中发散内劲。这样的文字，在当代作家中鲜有继踵接肩之辈，硬要较试一番，汪曾祺则过于练达，阿城则过于精通，而陈丹青远迈时辈的密法，用我发明的一个词就叫“憨精”。难怪他给“大先生”“相面”如此精准！若无自家憨精之气养得如此法眼，如何觑得出 “大先生”精神命相中的 “绝望”和“好玩”，又如何勘查出“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乘兴在书架上找我没有一点印象的鲁迅先生的《阿金》一文，没有找见，倒是不意之中翻出我一直想不起来的、先生吟

 

2004年8月27——30日

   关节酸痛，头上的神经一抽一胀。我从腋窝里抽出体温表，39℃。

平时即便在夜晚我也不愿拉上窗帘,现在在白昼普遍的白光下，我几乎把它蒙在窗户上，试图用阴暗的气氛把我哄进梦乡。

   我的意志并没有把我哄进梦乡，倒是浑身无处不在的疼痛，像伊拉克此起彼伏的骚乱。

   我的头里在打铁。

   床头柜上胡乱放着《关于罗丹》、朱乃正的书法册页、《管锥编》、《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智慧之路》；一只外壁赭红而内壁洁白的陶瓷小茶杯里，一枚短小的钢针浸在酒里。我刚才使劲用线绳一圈一圈缠在食指上，直到指肚快要胀破了，然后用针浅浅地扎了好几下，才挤出一两滴乌血。药棉上的血，现在已经干了，颜色陈旧得就像古老寺院的红色老墙。

 

   从单位建筑工地上散射出的灯光，把原本黑暗中的房子，照得有如蜕去了黑色，只留下半透明的壳子；书橱的玻璃柜门上，高高的塔吊伸出的长臂，在昏暗的夜幕下，在闪耀着霓虹灯的楼顶间像蒙了眼的人摸索前方的虚实。

   那两盏灯，一盏淡绿，一盏微赤。摘了近视

 

    草地上的孩子用绑在竹竿上的网罩捕捉飞舞的蝴蝶，我呢，既没有竹竿，也没有网罩，身上现成的衣服脱下来当然可以去扑打蝴蝶，但那样的做法，很可能让一只蝴蝶变得残缺不堪，也可能让斑斓的蝴蝶在它的翅脉敏锐地感应到一股紊乱的气流时忽然飞高，飞远……最保险的做法是，我用一个一个的字词，捕捉我眼里心里的生活，捕捉那只曾经化成庄周的蝴蝶的后裔，捕捉那一场化蝶之梦。

   结果呢，孩子捕捉到的蝴蝶折了翅膀，没折翅膀的蝴蝶被他用一枚大头针订成了昆虫界的耶稣。固定的姿态是蝴蝶在剧痛中的挣扎，但那孩子却每每向人解说这是蝴蝶最愉悦的飞翔。

   字词中的蝴蝶至少暂时可以躲过被做成标本的厄运，但谁又能说得准将来不会有诗人将一大滴蓝墨水，滴在某只正在花蕊上沾粉的蝴蝶身上，随后就会有收藏家、摄影家、文学家、商人，还有一批不失时机附庸风雅的各路人马，齐力却不齐心地把这枚蓝色琥珀，炒作成旷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