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稀土研究院】是全国大型综合研究机构,所具备的科技人才、取得的科研成果、拥有的研究设施等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包头稀土研究院与世界各国在科研领域、产品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合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包头稀土研究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多年来,包头稀土研究院与蒙古国的合作十分成功,承担了多项国内与蒙古国交流合作的组织与翻译工作。其中,包头稀土研究院与蒙古国科学院合作建立实验室的国际合作项目已近尾声。包头稀土研究院与蒙古国科学院、德国慕尼黑大学合作的项目进展顺利,并取得重大突破,社会效益十分突出。另外包头稀土研究院近期与蒙古国合作的项目铁矿石磁选机进展顺利,已签订合同14台,价值385万元人民币。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蒙古国的合作与交流,为全社会搭建中蒙合作的良好平台,包头稀土研究院向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申请 “中蒙技术转移中心”设在包头稀土院。在收到包头稀土研究院的申请后,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对稀土院提供的设备、设备条件、人力配备和业已开展的中蒙科技合作情况之后,同意把“中蒙技术转移中心”设在该院。据悉,中蒙技术转移中心将以中蒙科技合作、技术转移、科技成果及科技产品、设备推广和贸易、科技团组及企业赴蒙考察等作为主要业务,全面推进中蒙两国实质性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持续13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终于落下了帷幕。大会最终对18日晚各国元首达成的协议表示认可,但并未使用批准的字眼。这一结果距离峰会开幕时倡导的“改变我们的地球”的雄心相距甚远。
直至哥本哈根当地时间19日早晨9时多,大会还无法如期闭幕。奥巴马等多国首脑已经离场,但各国代表之间的争吵还在继续。一些代表对昨晚深夜匆忙宣布的协议表示不满,大会对2010年气候会议的日期、程序以及工作方式还无法产生共识。
拖延至最后关头,大会终于达成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协定。虽然有关气候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以及从现在起到2020年向穷困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专款援助减排被写进了协议,但是这项匆忙达成的协议仍然没有包括到2050年全球减排50%的目标,而且发达国家的减排计划被推迟到明年1月再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在6个月后在德国波恩再举行气候谈判,为明年底召开下一次全球气候大会铺路。77国集团发表声明称这一协议是历史上最坏的协议。来自这一集团主席国苏丹的谈判代表说,这只是一项草案,尚未经过全体通过,须知只要有一国反对,协议就将流产。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认为这一协议对穷人来说是一个灾难。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本来预定在18日18时闭幕,但由于各方意见不一,闭幕时间被一拖再拖。19日早晨达成的协议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4国先达成象征性协议的情况下促成的。但这是一项很难令人满意的协议,就连奥巴马也承认,这是一项并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但迈出了第一步。他认为要达成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很困难,需要时日。美国稍后宣布,从现在起到2012年,美国将向穷国提供应对气候转暖资金36亿美元。
但现实世界毕竟不是理想国,因此富人和穷人难免彼此产生许多怨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目前已到最后阶段,但与会的穷国和富国在谁应该为减排成本埋单等关键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周四说,发达国家每年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1,000亿美元,将用于“最贫穷和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这句话相当于把中国排除在了受援国之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显著增长,全球减排就很可能沦为空谈。西方国家在减排方面对中国最不满的是,中国似乎一直觉得发达国家应为它的减排埋单。用中国副外长何亚非的话说,发达国家已经吃很久了,发展中国家刚坐下来,发达国家就说,应该由你们来埋单,这合理吗?正是因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目前已经变成了一场穷国和富国间的较劲,所以笔者才对谈判能够达成实质性协议不抱乐观。因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反复证明,人们可以跨越种族、宗教和文化的鸿沟,但却很难逾越贫富间的阶级鸿沟。常有人说,如果富人能像巴菲特,我肯定不仇富。但像巴菲特这样有巨万家资但却生活俭朴、且承诺身后捐出大部分家产的富翁又有几个?而能处处体谅富人难处的穷人恐怕也得打着灯笼找。再往深一层说,贫富问题说到底是个发展机会问题。如果一个百万富翁捐出家产能换来有80%以上的机会成为亿万富翁,他很可能会选择先让自己变成穷人。哥本哈根谈判的穷国和富国之争,表面上争的是谁该出多少钱,实际上争的是发展机遇。既然全球总的温室气体浓度已经达到危险水平,不能再进一步提高,如果最终达成的国际协议是,发达国家要成为全球减排的主要埋单人,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仍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就必须大幅下降,而在减排的技术难度仍然很大的今天,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显著牺牲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则可基本不受限制地全力推动经济增长,这对已经承受着新兴国家巨大竞争压力的发达国家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但愿人类社会的进化程度能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有个质的飞跃——《哥本哈根的仇富与仇穷》(刘罡)
间有这样的说法:“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如果把公众比作女人,政府比作男人,或许这种说法也成立。当然,什么是“坏”需要界定一下,政府的“坏”也许是指在掌握了大部分资源和财富后,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或较少受到公众的约束;公众的“坏”也许是指凭借依附权力而不是依靠个人禀赋发家致富,他们只是权力链条上卑微的分羹者。
董事会决定于2009年12月27日上午召开2009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第一项议案及其它事项……
不经意地将这两位成功投资人相比,竟发现两者的投资哲学和策略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王亚伟曾说大师是学不会的,但他和他的华夏大盘精选处处都有彼得林奇的影子。联想起王亚伟很欣赏彼得林奇,并说过林奇的投资哲学更适合A股市场,不妨将两者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来思考,或许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王亚伟的农民心态
多想不足少谈成功
投资是一场考验人思维周全性的竞赛,也许成功的投资者都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总是反思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才有可能做得更为周全。
做自己而非别人
形于上者得其中 “我们做投资这一行的,也很辛苦,跟农民很像,在‘庄稼地’里从年头忙到年尾;如果碰上好年景(即牛市),风调雨顺的就能有个好收成;如果碰不上好年景(即熊市),即便再辛苦,收成也不尽如人意。”王亚伟如此比喻投资。因此,王亚伟强调投资要更多地想如何付出,“形于上者得其中”。在2008年华夏基金投资策略报告会上,他谈到自己将同行业里面最重仓的股票,列入了他的限制或者是禁止买入的名单里面。这些股票都在华夏的股票池里,只是他约束自己不要去买它们。这番言语在市场引起不小的震动。其实,正如王亚伟后来所解释的,他把万科或招商银行列入限制或禁止买入的名单,并非不看好他们,而是强迫自己去挑选比招行和万科更值得买的股票。“我想设立更高的目标,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潜能,会比仅仅战胜指数为目标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无疑既有助于避免盲从同行,也有助于戒骄戒躁,创造出领袖群伦的投资业绩。这有助于投资者理解王亚伟的特立独行,他的特立独行正是成功投资人对自身高标准、严格要求的写照。
用PE、VC思维投资
不要预测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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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外,因此即使国内利润率降低,靠国外利润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总体的利润率增长。国外利润的来源恰恰是对其他(低劳动力价值)国家的劳动价值的剥削?一旦其他国家(比如中国通过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其劳动力价格,这种利润也就靠不住了。美国的金融资本对本国科技创新的支持而维持了美国人的消费水准?恰恰相反,金融资本只是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狡猾,从而更有欺骗性。美国的科技创新,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只是帮助它获取超额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