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一般被称为“80后”。由于青春本身骄人的力量，也由于新世纪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将中年人远远甩在身后，这整整一代人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媒体甚至展开了以“80后是不是垮掉的一代”为题的持续讨论。人们已经隐约感到，这一代人个性张扬，我行我素，不喜伪装，不耐艰困，在欲望和责任之间，他们往往喜欢选择随心所欲。他们似乎心性不定，喜怒无常，在冷漠的外表之下，他们那脆弱而柔软的内心侧面却常常不为人知。汶川地震之后，80后在民间赈济和救援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让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但同时，“80后”违法犯罪率的逐渐提高也让人们

一个从事创伤疗愈与咨询辅导的心理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往往是复杂和神秘的。他有时候似乎是苦痛生灵的最后希望所在，有时候好像又透着一份令人生畏的怪异和未知。从完全负面的角度来想像这个形象，我们可能会想到影片《沉默的羔羊》中那个残忍而又具有洞穿力的心理学博士汉尼拔。但是，现实当中，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咨询辅导，因为每个人都难免有未及转化的创伤记忆与负面能量，心理学家也不例外。那个在影片中似乎能挑战一切的汉尼拔，在《沉默的羔羊前传》里，我们知道了他的血淋淋的童年，父母的死，家园的丧失，残忍的德军在战争中吃掉了他的妹妹，他的童年阴影是他永远的梦魇。当杀人成为一种低沉而神秘的仪式，它依然是杀人；杀手恰好是个心理学家，他也依然是在以罪恶和变态的方式回答自己强烈的内心伤痛，是宿疾发作而不是别的。

古典中国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是“礼义廉耻”。在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耻感文化”。她认为，基督教文明的社会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的绝对标准”与“人的良心”的内在尺度相异，东方社会“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这种理解至少对古典中国来说是不合适的。孔子曰：“行己有耻。”在这里，耻感仍然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内在尺度。在古代中国人那里，耻感的羞愧是同时来自内外两个向度的：不仅内在的良心和精神信仰会在“慎独”的时刻呈现其尊严，而且“人言可畏”在一开始也具有“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的神圣根据。也就是说，别人的反感和愤怒，可能传递的正是上天的威严。心理维度和社会维度在维护生活底线的意义上原就是一致的。所以顾炎武才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无耻，几乎是汉语当中对一种事物的极限表白与最终裁决。

专栏作家李PP在《规定思维》中说，一位电视导演策划“童言无忌”节目，找北京某校一年级的孩子们谈“梦想”。结果孩子们纷纷回答“建设祖国”、“为国争光”，喊尽口号，全无童真。孩子们相当懂得“正确”。李PP评说这种“戴一个大而高的帽子并且形成了思维定势”的所谓“正确”，他说“爱国与否难说，虚伪是肯定已经启蒙了”。由于帽子太大，完全遮住了脸庞，你几乎没有机会知道他真实的梦想，虽然他才6岁。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这种可怕可悲的少年老成，更有太多愈加厚颜无畏的“老年童真

一个人有权利免受身体的伤害和精神的侮辱，有理由免于基本的恐惧和匮乏，他知道，他应该自由而安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些都是被国际法和国内法承诺的基本人权。我们的现代世界建立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同盟国之间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共识基础之上，或者说，我们的现代史就是努力渐渐靠拢这些基本价值的历史。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以这些基本价值来衡量和检验权力的合法性，如果有人以残忍的暴力方式对待他的同类，他就是全世界的敌人，或者说是人类这一濒危种群的敌人。

这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指派检察官对中情局“虐囚”事件进行调查的原因。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是否曾在关塔那摩等境外拘禁设施中涉嫌“虐囚”？全世界的目光

一个人是否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比如，随心所欲地向他人开放自己敏感的性器官？我们都知道，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不能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为避免身心伤害，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父母、师长的保护性的限制。虽然对这些他可能完全不情愿。那么，成年人呢？当他在法律上被视为负责任的主体，他会仅仅因为别人的观感和评论而慎用自己的身体吗？如果把幼儿园计算在内，他已经连续接受了长达十五年的正规教育，其中包括道德教育。当然更包括朝夕不绝于耳的家庭教育。成年之后他将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如何掌握性爱的分寸，都取决于他在内心深处对这些教育内容如何理解、评价，或者如何反抗、挣脱。

在家中，在课堂上，那些关于道德教育的大言，别说你从没听过。你的脑，你的心，你的身体，真的是毫无分裂地接受并相信了这些教育吗？你没怀疑过？也没抵触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