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同行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及：你是研究什么的？我的回答一般是，哲学。从对方茫然的表情可以推测，这样的答案并不让人满意，因为它毫无信息量。在这个圈子混，谁不号称是研究哲学的？标准答案应当具有这样的形式：研究X并且X＝哲学家，或者研究X并且X＝专门领域（比如心灵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等等）。其实，我也知道我的回答是一句废话，让对方失望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的确研究哲学，不研究X。
    不研究X，你怎么研究哲学？Bingo。所以，我读康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库恩、拉图尔……。但总不能告诉别人，我研究所有这些人。否则，人家会把你当成疯子，或者觉得你年少太轻狂。X＝1，那是一般学者。X＝2，那是大学者。X＝3，那是超级大学者。但X=N并且N大于等于3，绝对是垃圾学者而不是天才。天才从不研究X，他们等着被研究。
    我不是天才，也不想成为垃圾。很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哲学并不等于X，研究X不等于研究哲学。从事哲学考古，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尽管我对考古派心存感激，大量阅读他们的著作。哲学永远是第一哲学，它既不等于所有哲学家之和，也不是所有二级学科的简单叠加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今天终于正式前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报到。在此过程中，众多师长鼎力相助，我铭记于心。

    说不清楚内心的滋味，喜忧参半吧。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结束无业游民状态，毕竟是可喜的。父母妻子一直为我的工作牵挂，现在对他们是一个交代。忧的是以后将要走的道路。我是不是能够踏踏实实地去作一些研究工作？妻子女儿能够在北京过上满意的生活吗？能够兑现当初留京的构想吗？现在没有答案，但愿都是些杞人忧天。

 

选译自Richard Rorty,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Self-reference, and Pragmatism, in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Science.

 

 

因此，如果接受反笛卡尔主义的自我认识观点，并且对我们知识中的“语言成分”持反实证主义的怀疑态度，我们可以将布伯纳的如下评论作更广泛、更深入的应用：  

 

我们的知识形式的合法化不

选译自Rüdiger Bubner： Kant,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Deductio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28, No. 3，1975.

 

3）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司法演绎的论证形式问题。对此，自然法理论家已经进行了讨论，第一位定义何谓演绎的人是Christain Wolff。不同权利类型的基本区别是先天权利（innate rights）和后天权利（acquired rights）。在J. S. Putter

（这是一篇译文，感觉亨利希对演绎概念的考证很不错，对先验演绎的背景讲述的比较透彻，所以翻译出来作为参考）

康德的演绎概念

蒂特·亨利希

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是如何构思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方案及其方法的？为了尽力解答这个问题，我将利用一些迄今为止未曾使用过或不为人知的材料。同时，我还要提出一个框架，它能够容纳和解释康德著作中的所有演绎。

 

 

知识德性 （Epistemic virtue）	自然真相 （Truth-to-Nature）	机械客观性 （Mechanical objectivity）	专家判断 （Trained judgment）
角  色 （Persona）	圣  贤 （Sage）	工  人 （worker）	专  家 （expert）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倘魏源是“师夷”思想之第一人，李鸿章便是“师夷”事业之开创者。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李鸿章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进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对晚清时世的总体把握，颇为精当。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知洋务，不知国务。但在那个时代，知洋务已属不易。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这远不是对李鸿章思路的否定，而是要将洋务运动贯彻到底，由器至道，由军事至政治文化，全面“洋化”，维新变法呼之欲出。

    李鸿章“变局”论出处（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