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间鸟类保护组织。协会成立15年来，倾心环保，关爱鸟类，在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黑嘴鸥，进行环保宣传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中共盘锦市市委书记陈淑珍
●愿黑嘴鸥永远与盘锦人同在！
——自然之友会长粱从诫
——野性中国工作室奚志农
——原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
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
2009-09-30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徐楠
■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
■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
■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
■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
“观鸟、种树、拣垃圾”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
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一切自舆论始
“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
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都曾是记者，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借力媒体，一切自舆论始。
2000年，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组）新闻报道，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自此开始。
随后，2002年的关键词是“昆玉河”，2003年开始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被看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只不过事隔三年。
到了2005年，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
环评风暴，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等杀手锏。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相互联动。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这十余年，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
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图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冯晓星在作报告
图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年会会场
中华环保联合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召开
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四届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在北京化工大学召开。
这次年会是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发起年会后环保NGO大家庭的第四次聚会。本届年会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合作促进会、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绿色和平（中国）承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作为特别支持单位。出席本届年会的有水利部原部长、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杨振怀、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副主任阚宝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中国代表处代表张世刚等领导，以及全国259家环保NGO代表、外国驻华使馆、新闻媒体和企业届朋友共348人。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秘书长钱亚超、副秘书长林然受邀参加盛会。
年会还邀请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副司长李远等专家为环保NGO详细讲解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以及环境保护部重点关注的领域，参会的环保NGO代表纷纷表示，这是一次机会难得的补课，将对大家进一步理解生态文明理念，以及今后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很有帮助。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冯晓星作题为《发挥环保民间组织作用，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报告，他在总结我国NGO开展环境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时把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2008年举办的“黑嘴鸥生态艺术展”推为五大亮点之一。
本届年会开设五个分论坛，分别是“2010年环保民间组织项目合作推介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水与生态”、“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座谈会”、“气候变化与生态”。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论坛上作《保护黑嘴鸥 增强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信心》的发言，不仅仅向所有与会者介绍了珍稀、濒危物种黑嘴鸥、分享了黑嘴鸥繁殖地（南小河）保护的成功经验。
登山之旅 亲近自然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2009年家庭会员活动
2009年10月18日，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组织家庭会员在北宁罗罗堡双峰山举办“登山之旅 亲近自然”活动，活动采取寓教于游的方式通过登山、亲近自然来体验传统文化与自然保护的有机结合。
上午9时整，家庭会员们打着协会的会旗开始了登山之旅，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尽情地呼吸着青山中的空气，协会秘书长贾纪东先生逐个景点为大家点拨山川之神韵。
在登山的进程中，小会员赵梦涵、刘玟婧、陈新哲年龄虽小，但是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矫健的身姿仿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他们的欢声笑语仿佛一条流淌的小河，为整个登山队伍平添了许多活力。当会员张红梅因体力不支有放弃继续攀登的念头时，其他会员便不断的给她打气，并且帮助她背东西；在“九龙壁”、“聚龙亭”等险要地段，会员们相互谦让、相互搀扶，协会的团队精神得到体现。
经过两个小时的征服，会员们登上了双峰山至高点——华严塔。向下俯瞰双峰山全貌，大片绿色尽收眼底，会员们的疲劳瞬间抛在九霄云外，小会员们一个个高兴地冲着山谷大声喊“大自然，我爱你！”、“黑嘴鸥——”、“我们要环保！”。
一路上就包括用餐在内，所有的会员没有在山上留下一点垃圾，反而是一旦发现经过的路上有塑料袋、饮料瓶、啤酒瓶等垃圾，会员们就争先恐后的捡起，在下山时，会员们手中的东西反而比上山时还要多，尤其是协会理事于云，下山时手中的垃圾袋已装得满满的。
在三株苍劲挺拔的古松对面，两名家庭小会员谈了体会，副会长吴丽君作了讲话，会长刘德天为整个活动作了细致的小结，他指出了传统文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对家庭会员提出了节能减排、创建环保家庭的要求。刘会长还指出，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是会员制的民间组织，发展家庭会员则是协会的首创，意在通过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培养和提高家庭所有成员的环保意识，并且把环保模范家庭的先进理念和突出事迹向更多的家庭传播，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公众参与度。
鸿雁送温暖
——黑嘴鸥保护协会小会员致信台湾灾区小朋友
2009年9月30日下午4点，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把1500余封封饱含着盘锦市实验小学1500余名学生对台湾南部灾区同龄人深切牵挂和浓浓祝福的信件交到邮局工作人员手中，这些信件将于中秋节前后由台北市野鸟学会的工作人员转交到灾区小朋友的手中。
台湾八八水灾发生以来，其灾情一直牵动着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每一个会员的心。受灾地区的惨状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房屋倒塌许多学生被迫停课甚至延误开学，看到这样的情况黑嘴鸥保护协会决定以民间的力量为灾区做些什么。鉴于协会的实际情况，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协会采取给灾区送温暖的方式参与到灾后重建和灾民心理健康恢复的活动中。8月26日，恰好台湾中天电视台来盘锦采访，刘会长把一幅由协会的小会员绘制的《把吉祥捎到台湾去》的美术作品委托给中天电视台的主持人，捎去了协会所有成员对台湾的关切和慰问。
每逢佳节倍思亲——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会员单位——盘锦市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坐不住了，他们在想这时候台湾南部受灾地区的小朋友们有没有正常上学？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在节日里有没有月饼吃？于是，黑嘴鸥保护协会策划了“两岸同学手相牵
钱亚超
2009年9月28日，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与盘锦市直属兴隆台出租车运输管理所联合为本市的百余辆出租车贴上了黑嘴鸥的标识，使“吉祥鸟”黑嘴鸥飞上了出租车。出租车这一流动的窗口从此把 “吉祥鸟”带进了盘锦市的大街小巷，带进了“黑嘴鸥之乡”市民的眼帘，更在节日期间带进了光临生态盘锦的中外游客的心头，把吉祥的祝福和生态环保的理念带给所有人。
“吉祥鸟”黑嘴鸥是大自然赐给盘锦人民的一份厚礼，是生态盘锦的一张靓丽名片。黑嘴鸥是珍稀、濒危鸟类，它在全球仅存一万余只，而咱们盘锦就有八千多只，这不仅因为盘锦有独特的湿地环境，更离不开盘锦人对黑嘴鸥的有效保护。每个盘锦人都应该为自己是“中国黑嘴鸥之乡”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以往人们一提到盘锦，就马上想到盘锦大米、河蟹、红海滩、辽河油田，这得益于盘锦的人杰地灵，得益于盘锦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路线，也得益于盘锦市的对外有效宣传。“吉祥鸟”黑嘴鸥是盘锦市民心目中的市鸟，出租车是一个城市对外宣传的载体，此次活动的创意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把黑嘴鸥生态文化和保护环境的理念通过这种独特又普通的载体向大家广为传播，让人们一提到盘锦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黑嘴鸥俊俏又优雅的身姿，一想到黑嘴鸥的形象就会和生态盘锦联系在一起。
今日黑嘴鸥飞进盘锦的大街小巷，明日定将飞向更大的舞台，我想这也是世间万物和谐相处的必然。
（钱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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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中日新闻社 |
分类：黑嘴鸥保护协会发展历程 |
刘德天接受日本记者专访
9月25日，中日新闻社（东京新闻）上海支局记者兼局长小坂井文彦到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对会长刘德天进行专访。
中日新闻社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报道集团，此次小坂井文彦是慕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是中国NGO第一家之名而来。
小坂井文彦就18年前当人们还不知道NGO为何物时创立协会的初衷、协会的近况、发展前景与展望等问题展开采访。刘会长一一回应，并且深度剖析了黑嘴鸥及其栖息地南小河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得到了日本记者的由衷赞叹。
当刘德天谈到黑嘴鸥保护协会战略规划时，小坂井文彦眼睛为之一亮。刘德天说黑嘴鸥保护协会第一步立足保护盘锦本土黑嘴鸥；第二步成立全国性黑嘴鸥保护组织，联合全国有黑嘴鸥分布的地区的环保人士共同保护黑嘴鸥；第三步建立黑嘴鸥保护国际组织，联合全世界有黑嘴鸥分布的国家和地区的环保人士共同保护黑嘴鸥，使其种群扩大、脱离濒危的警戒线，为全世界树立一个NGO保护濒危物种的成功案例，以坚定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信心。
此次采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据悉，明年日本将在名古屋举办一个国际性的环境会议，此次对黑嘴鸥保护协会采访所获得的NGO保护濒危物种的成功案例将在明年的会议上展示和经验分享。
（钱亚超）
在兴隆台韩学敏把受伤的黑嘴鸥交到刘会长手中
韩学敏向刘会长讲述在野外发现受伤黑嘴鸥的过程
在盘锦市骨科医院，急诊室李纯刚主任为黑嘴鸥诊治
为黑嘴鸥泡脚治疗
在协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给黑嘴鸥喂食
协会工作人员在给黑嘴鸥做腿部按摩治疗
又一只受伤黑嘴鸥获救治
9月19日下午3：20，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接到一位热心的石油工人打来的电话，称在笔架岭作业区架一站附近捡到一只脚部受伤、已不能正常飞行的黑嘴鸥。刘会长马上和对方约定尽快将黑嘴鸥送到兴隆台来。
傍晚5：10，刘会长在辽河油田职工游泳馆门前等到了刚刚返回市区的油田工人。他叫韩学敏，是浅海石油开发公司笔架岭作业区架一站的保卫干事。由于工作环境的关系，他经常能看到南小河的黑嘴鸥，无论是初春黑嘴鸥的归来，还是黑嘴鸥的繁殖、迁徙以及死亡，他都特别关注。以往一遇到黑嘴鸥有特殊情况，他都会第一时间把情况反映给黑嘴鸥保护协会。今年夏天，当他看到南小河的路边有黑嘴鸥尸体时，为其掩埋，并且把黑嘴鸥的环志摘下来为黑嘴鸥保护协会留作资料。
韩学敏介绍说当天3；00左右，他在架一站大闸门东四、五十米处看到路上有一只黑嘴鸥，当时这只黑嘴鸥好似翅膀受伤，身体栽楞着在路上蹒跚行走，速度非常缓慢。看到这种情况，韩学敏马上到作业区找来一个纸箱把黑嘴鸥装在里边，然后就给协会打来电话，之后又按照刘会长的指示把受伤的黑嘴鸥带回市区。
刘会长看了黑嘴鸥的伤情后，认定这是一只当年的黑嘴鸥亚成鸟，约有三个月大小。黑嘴鸥的伤在爪上，按照经验分析应该是在飞行中撞到类似电线的东西受伤的。告别韩学敏后，刘会长让协会工作人员买来黑嘴鸥比较爱吃的食物——小泥鳅，然后用准备好的鸟笼把黑嘴鸥暂时安置在协会。刘会长还特意安排协会工作人员第二天定时为黑嘴鸥喂食并且做观察日记（第二天是周日）。
9月21日一上班，刘会长就安排员工带着黑嘴鸥到市骨科医院诊治，在杨院长的安排下，急诊室的李纯刚主任接待了我们，察看黑嘴鸥的伤情后确诊为是在飞行中脚蹼处被电线的电流击伤而导致的神经麻痹。李主任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在鸟类中时有发生，需要在喂它的食物中加入维生素B1和Ｂ12帮助恢复神经系统功能的药物，另外最好还要每天三次为其温水浸泡伤处并且辅以按摩。
从医院回来后，为了给黑嘴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它疗伤的环境，协会工作人员变成了黑嘴鸥的保育员，把它从笼中取出，并模拟其生活环境为它打造了一个“仿生窝”，又从市场买来了新鲜的小蛤蜊、小螃蟹为它调理胃口、增加营养。之后，又按照医生的嘱咐为它泡脚、做“足疗”。然而，不知是由于离开了自己与伙伴们共同的生活环境还是由于脚伤的原因，黑嘴鸥一直没有吃喝，望着“美味”无动于衷。这可急坏了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
牵挂这只黑嘴鸥的不仅只是协会的工作人员，还有捡到它的韩学敏。当他知道黑嘴鸥不爱进食后非常着急，为了给黑嘴鸥换口味，他又从作业区附近挖沙蚕带回兴隆台，送到黑嘴鸥保护协会。目前这只黑嘴鸥还在观察、护理之中。
钱亚超
把吉祥捎到台湾去
台湾中天电视台主持人从刘会长手中接过《把吉祥捎到台湾去》
台湾中天电视台将带去黑嘴鸥保护协会
对台湾水灾灾区同胞的祝福
8月26日下午在鼎翔风景区太平河风光带的市黑嘴鸥保护协会环境教育基地，一幅题为《把吉祥捎到台湾去》的绘画作品由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交到台湾中天电视台主持人手中。这一场景已摄入镜头，将在宝岛台湾播放。
台湾“八八水灾”牵动着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所有成员的心，协会决定用一人一封信的方式送去温暖。当获悉台湾中天电视台来盘锦采访的时候，协会让小会员——辽河油田实验中学张桢贞创作一幅《把吉祥捎到台湾去》绘画作品。画面上各个年龄段的会员们在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由“吉祥鸟”黑嘴鸥捎往台湾，表达协会全体会员的慰问与祝福。
刘德天向主持人介绍了《把吉祥捎到台湾去》绘画作品的含义，主持人面对镜头谈起了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员们对台湾“八八水灾”的关切，并展示了《把吉祥捎到台湾去》。
钱亚超摄影并文
理事们集思广益、热烈讨论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召开理事会
2009年8月20日早8：30，黑嘴鸥保护协会召开理事会研究台湾“八八水灾”赈灾事宜。
会议由协会会长刘德天主持，出席会议的理事有：盘锦市信访局副局长冷晓光、盘锦市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贾纪东、盘锦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办公室主任陈晓光、大洼县政协文史办主任李世文、盘锦鼎翔集团旅游处处长宋云杰、盘锦市环境监察局生态监察科科长侯万飞、盘锦日报首席记者高淑华、青年学者佟伟，协会副秘书长钱亚超。
台湾“八八水灾”发生以来，协会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以民间的力量能够为台湾的这次水灾做一点事。这次理事会的召开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各位理事集思广益形成如下意见：一、发动会员给受灾的同胞写慰问信，送去温暖。二、在台湾寻找一家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协会与他们联手各在当地选择一家学校，为他们建起沟通的桥梁，传递大陆孩子对灾区小朋友的牵挂和关怀。
在“建构公民社会的价值与祈望”分论坛上评论员发表演讲，手持话筒者为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
刘德天先生在“公益合作新模式”分论坛上与评论员展开讨论
刘德天先生向参展者作“2万元救20000只鸟项目”介绍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参加
由国家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领导指导和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联合发起，并由21家知名社会组织共同主办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于2009年8月12日——14日在北京举办。
此次活动是为了回顾5.12汶川大地震中社会响应的情况，总结、交流社会组织在参与地震救援中遇到的问题、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社会组织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活动以及中国未来的灾害救援活动提供行动指南，提高中国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也为政府制定灾害救援政策和策略提供参考；同时，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助方与公益组织之间沟通的瓶颈，帮助有捐助愿望的企业、个人及时了解灾区所需，为众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基层社会组织推广公益项目。
活动由论坛和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两部分构成：论坛采用参与式方式，由参会代表对七个主题研究报告及六个救灾实践课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项目交流展示会由各级、各地社会组织与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组织和人士开展以5.12抗震救灾为主的公益活动展览、项目发布、项目招投标和项目合作洽谈。
参加论坛活动的社会组织代表达12余家，专家学者50余名，国际组织10家，媒体60余家，企业代表70余家。参加公益项目交流的各级、各地社会组织共140余家。总共600余人参加本次盛会。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在13日下午“公益创投•社会企业”论坛上提出相关问题并与论坛评论员展开讨论。协会“2万元救20000只鸟项目”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展示，吸引了基金会、企业界、社会组织等各界人士的目光，同时，也把“吉祥鸟”黑嘴鸥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