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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陈醒哲
辽宁陈醒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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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博宗旨

                   

  陈醒哲,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司督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借助新浪网的空间开辟这个园地,除发表部分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作品外,主要还是报道英国医学传教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东北西医鼻祖司督阁医生,弘扬他以毕生精力无私地推进中国西医发展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发表一部分最新研究文章,以便于更好地和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相互沟通,促进中外交流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们的研究理念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传承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为真理做证,对历史负责!
  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和我们交流。联系方式 
cxz78905@sina.com

中心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 会司督阁研究中心

 工作宗旨和研究范围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会是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社会团体,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成员主要由全国大专院校和各省市文史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司督阁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9月,会址设在辽宁省沈阳市。
  
  一、工作宗旨:
  研究司督阁医学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阐释司督阁医学教育思想给中国西医学发展和西医学教育带来的变化,以及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发展(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西医诊疗和西医医学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研究司督阁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考证重要历史史实,进一步推动中英文化、医学、教育交流活动的开展。研究、传播司督阁在中国的人生经历和高尚行为,倡导司督阁施医办学、治病救人、仁爱济世的崇高精神,提升中国医务人员综合素质,推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和慈善医疗事业的进展。研究东北地区西医发展历史,推动中国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激励、鞭策中国医务人员献身伟大的医学事业。促进中外交流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研究范围:
  1、研究西医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历史和司督阁的医学思想、医学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2、收集、整理相关的历史资料和物件,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3、策划出版司督阁的著作和相关的译作、文学作品等;
  4、举办司督阁研讨会、纪念会、图片展览会;
  5、制作、出版关于司督阁的影视资料或电视作品;
  6、代理司督阁在中国的个人法权(著作权、肖像权、名称使用权等);
  7、创建弘扬司督阁仁爱济世精神的《仁爱医网》中文网站;
  8、拟筹建司督阁纪念馆和司督阁慈善仁爱医疗中心等;
  9、拟在国内外联络司督阁后裔和奉天医大后裔,开展各种有益的交流活动;
  10、开展其他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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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督阁:沈阳人民的伟大朋友

                      ——兼谈《盛京医事》的写作因由及史学意义  
             陈醒哲
  今年12月2日是司督阁先生逝世八十周年,沈阳市档案馆建立司督阁档案资料数据库并召开这次《司督阁与沈阳》研讨会,表达出八百多万沈阳人民对司督阁先生的崇敬之心和缅怀之情。我作为司督阁的研究者之一,应邀参加这样的会议感到由衷地欣慰。
  2012年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史传《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这本书,是国内作家首次发表全面介绍司督阁先生创办盛京施医院以及他在沈阳工作40年的纪实文学作品,资料翔实、描写细腻。专家评价:“这部作品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对回顾辽沈地区乃至中国晚清到近代的社会史、宗教史、医学史、教育史、地域文化史、基督教会史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填补了此类历史资料的空白。同时,全书也非常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用文学的笔法复原了英国传教士医生司督阁等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学界肯定此书为:“一部厚重的记载司督阁先生和盛京医院历史的力作”。
  史传文学是以史料为依据,经过准确考据、详细调研,真实再现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的非虚构作品。可以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史传文学。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斯年先生说过:“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还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从这个角度来讲,长篇史传《盛京医事》所再现和讲述的是那个阶段真实可信的历史进程及人生故事。
       司督阁先生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友人,沈阳人民的伟大朋友。100多年前,他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带着传播西方医学先进理念、改变中国面貌的宏伟理想,偕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从爱丁堡来到中国施医布道,在沈阳工作、生活了40年。司督阁先生在东北经历了晚清时期7任盛京将军、3任东三省总督,中华民国初期2位奉天都督、1位东三省巡阅使主政的不同时代。他把人生中的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沈阳;把对大爱的传播,对医学和教育事业的贡献留给了沈阳;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留给了他的“第二故乡”。
       1882年至1922年这40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混乱的年代。亚洲霍乱、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东北大鼠疫、辛亥革命、第一次直奉战争,接踵而来。身处东北政治中心沈阳的司督阁先生,以医学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参与和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直接推动了东北和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司督阁先生始终全心全意为沈阳民众服务,他以天使般的慈爱与善行,用一生的努力创造了永载史册的十二项丰功伟绩。
       第一、创建满洲第一家盛京现代医学诊所,传播现代医药学知识;第二、开展卫生考察和巡回医疗,开创医疗下乡的先河;第三,创办盛京现代医学堂,培养和训练现代医学助手,向东北各地传播西医;第四、在甲午战争中创建红十字医院,实行战地医疗,并创建沈阳红十字会;第五、创建满洲第一所女子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第一个实行男女生同堂授课;第六、在日俄战争中救死扶伤,开设救助站,援助大批难民;第七、领导中国博医会制定和规范现代医学术语,提出把医院管理权逐步转给中国人;第八、在盛京城组织指挥抗击大鼠疫,建立盛京城现代医疗防控体系;第九、反对东北种植鸦片,积极参加禁烟活动,救赎“大烟鬼”;第十、在辛亥革命中创立盛京医学院,开始东北现代医学教育;第十一、建立规范的现代教育体系,亲手培育出东北第多批医科大学生;第十二、创立了中国苏格兰友好协会,以一生努力架设起中英友好的桥梁。
       司督阁先生这些历史贡献载入青史、有目共睹,赢得东北各界人们的普遍尊敬和信任。东北民众称他为“奉天神医”或“奉天圣人”。清朝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先后为他授勋,表彰他在救死扶伤中的突出贡献;中华民国教育部和东北民众团体曾经为他铸造了一尊半身青铜塑像,以资永久纪念他的功绩。
       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与我的家族和我的历史观、文学观有密切关系。
       我的家族是晚清山东潍城的四大名门望族之一,有600余年的族谱记载。据谱载;本家族代品官员累计80多人;被朝廷敕封、诰封、增封30多人;进士15人;举人32人。
        曾祖父是当地的名人,他较早接触到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信仰。从此以后,我们本家离开了仕途功名之路。100多年前,曾祖父为了追寻曾在胶东一带巡回布道的苏格兰牧师马钦泰先生,举家来到沈阳,在中街经营玉石、珠宝生意。他是晚清时期沈阳最早的5名基督徒之一,后来担任东关基督教教会的长老。他参与了创建盛京施医院、东关大教堂、教会学校的一系列工作,同时还担任教会学校的校董,是教会重要的捐助者之一。祖父是司督阁先生的朋友,两个姑姑是司督阁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分别在盛京施医院做过妇产科教授与护理部主任。父亲毕业于营口圣经学院,曾在沈阳东关基督教会工作。正是这样一个家族的历史经历,让我有幸在20多年之前,就知道了司督阁先生的名字、了解到他的一些故事。
       我与文学结缘是在1988年。当年春节后,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有机会与著名作家毕淑敏、冯敬兰等同窗,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何振邦、杨桂新的指点,从而确定了我从事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的创作道路。我持守的理念是“为真理作证,对历史负责”。当时,国家还处在拨乱反正的初期,文学界、史学界极左思潮泛滥,西方传教士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基督教被视为“精神鸦片”,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被视为“文化侵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司督阁先生的历史资料始终被尘封在档案中。
      史料学以考实为治史的前提;以整理史料 、辨别史料真伪、发掘原始史料为主。在缺乏大量原始史料的情况下,我无法展开笔墨。
  1993年初秋,86岁高龄的二姑从北京来到沈阳,参加奉天医科大学同学会在小河沿医院举办一次校友活动。二姑给了我一本同学会编辑的蓝皮的《奉天医科大学简史》,嘱咐我“把老校长的事情写一写”。我答应了二姑。
  大概从那时起,我把研究司督阁先生的人生经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庄重的承诺和使命。当时,大量的历史资料仍然被封存,我在国家图书馆中查到唯一一本记载司督阁先生经历的英文版书籍《司督阁在满洲》,让儿子翻译成中文,这是最早的研究资料。
  2006年,我开始全面收集、整理司督阁先生的相关史料,先后访问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其中包括我省著名学者张士尊博士、蒋中耀博士,外籍学者弗雷泽博士、尼尔先生、克劳弗德先生、司督阁的孙女珍妮特教授、嘉克森的亲友等,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资料、历史图片,使我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为写作《盛京医事》奠定了基础。
  此外,2008年,我发起组织了中国近现代学史料学学会司督阁研究中心,在新浪网上开通了博客《司督阁视窗》,发表了学术论文和几十篇研究文章,吸引上海复旦大学、美国费城大学的两位博士发来信函,参与学术讨论。2009年5月20日,司督阁研究中心与辽宁省肿瘤医院联合举办了《司督阁与中国早期西医学传播学术研讨会》。来自辽宁省内的30余名专家、学者、特约研究员,充分发表了很有深度的学术观点和见解。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我还创作了反映司督阁指挥沈阳民众抗击奉天大鼠疫的电影文学剧本《一路同行》,为美国华人社团撰写了电视解说词《奉天神医司督阁》等影视作品。
  《盛京医事》的出版,使司督阁先生从历史资料和学者们的论文中走向了社会。让广大读者看见了100多年前,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场景;看见了一个鲜活、慈爱的司督阁先生形象;并被司督阁先生的高风亮节和惊人作为所感动……
  今天,司督阁先生在东北施医布道、办学赈灾等历史功绩得到的彰显和广泛认同;研究司督阁和西方传教士的文章常常见诸报纸、刊物、网络。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同时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研究司督阁先生的目的是什么?是在报纸、网络上晒几张发黄、稀缺的历史照片,写上几段妙笔生花的抒情文字,吸引读者的眼球吗?——绝不是。我们是在重新发现和认识历史,追寻一种崇高的人性。
  司督阁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产——现代化的医院、先进教学理念的医科大学、欧洲风格的苏格兰建筑、完整的疾病控制体系和红十字会等等……但是,最珍贵的遗产还是他的开拓精神和大爱情怀。开拓精神可以开启我们的心智,大爱情怀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在新一轮振兴东北和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进程中,沈阳民众亟需要这样一种开拓精神和大爱情怀。
  记忆和纪念是最好的传承。我们研讨和纪念沈阳人民的伟大朋友司督阁先生,就是要传承他的开拓精神和大爱情怀,以自强不息的勤奋开创新的未来。所以,我建议沈阳的有关部门可以设立司督阁医学奖,举办司督阁图片展,拍摄司督阁的纪录片和影视片,大力弘扬司督阁的开拓精神和大爱情怀。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司督阁先生的是——我们正在实现他100多年前的宏伟理想,他的开拓精神和大爱情怀正在沈阳薪火相传!

  (2016年11月28日,在沈阳档案馆《司督阁与沈阳》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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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史传《铁血雄魂》

         获得第九届辽宁省传记文学奖
      

    2月28日上午9时,在沈阳金星宾馆举行的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年会暨第九界辽宁传记文学奖颁奖仪式上,《铁血雄魂》等9部作品获奖。
   《铁血雄魂》是一部反映以唐聚伍为首的辽东抗日义勇军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侵略的长篇史传,作品问世以后以史料的翔实性和叙述的生动性得到业内外的一致好评。会上,评委会主任徐光荣详细介绍了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创造过程,称之为“填补了辽宁义勇军抗战的创作空白,获得良好反响”。
    辽宁传记文学奖是由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设立的,每两年一届。获得本届文学奖的还有王充闾的《张学良传》、毕宝魁的《王安石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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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英国医学博士杰克逊先生

       在抗击东北大鼠疫中因公殉职105周年

                                             陈醒哲


       2016年1月25日,是英国医学博士杰克逊先生在抗击东北大鼠疫中因公殉职105周年纪念日。上午11时,我和奉天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郭维藩的后人——辽宁省肿瘤医院(奉天医科大学旧址医院)王巍巍以及两名年轻女护士,前往大东公园杰克逊博士纪念地缅怀杰克逊博士。
 
 



       杰克逊博士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在奉天医科大学校长司督阁先生的邀请下,1910年9月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启程前往中国,担任正在筹建的奉天医科大学教授。

      就在这年冬天,一场从俄罗斯发源的大鼠疫开始在东北疯狂施虐,迅速蔓延。仅月余已波及26个府、厅、州、县及旅顺、大连地区。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称疫情“如火燎原,如水溃防,竟成不可收拾之势……”
 
      锡良总督一方面向清政府求援,选派最得力的医生来东北工作;一方面组织东北当地的医学力量开始防控大鼠疫;任命司督阁校长为政府医学总顾问,负责奉天城和辽宁省的防疫工作。


       杰克逊博士到达奉天城后,积极投身到防控大鼠疫工作中去。杰克逊博士是专攻热病学的博士,他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危险性十分清楚,特别是肺鼠疫的危害性更大,防控的困难程度更高。为此,他从预防医学的专业角度,给司督阁校长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均被采用。

      当时,火车站是奉天鼠疫防控工作的重点部位。杰克逊博士自告奋勇去火车站工作,司督阁校长培训的现代医学学员宋梦岩、李树华、李树德、李树蒙、洪国璋、郭维藩等人也主动参与防疫工作。

      春节临近时,成千上万的劳工通过日本的铁路,从哈尔滨等地到达日本人控制的奉天驿火车站,再从奉天驿火车站通过清政府控制的奉天皇姑屯火车站到达关内。铁路运输的高峰期,大约每天有1000余劳工要在奉天驿车站中转。很显然,铁路成为鼠疫流行的主要危险源,只要火车通行,不仅奉天会成为鼠疫传播区,而且流动的传染源会把鼠疫传播到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各地,再向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扩散。这样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1月15日一早,杰克逊与一位年轻翻译到火车站去,对每一位乘客进行医学检查。下午,杰克逊向司督阁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开往天津的最后一列劳工列车中,有2人死亡,疑似鼠疫。列车已经从山海关开始返回奉天,将于夜里到达皇姑屯。这意味着被锁在车厢里的472名可能感染上鼠疫的劳工,需要在奉天城安置,进一步进行医学观察。清政府征收了火车站附近一些较大的客栈,作为临时隔离营。火车到达的时候,把400多名劳工安排在这里。

       为了尽力抢救尚有生存机会的劳工们,杰克逊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在隔离营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人有事相求杰克逊都会给予热情的帮助。他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给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位政府官员始终与杰克逊在一起工作,他的感触最深,他把杰克逊的优秀事迹报告给锡良总督。隔离营里的人非常信任他,周围的人每天都得到他的帮助,并且帮助他。杰克逊全心全意的无私服务精神让周围的人难以忘记。

      1月24日,杰克逊博士劳累过度突然病倒了。谁都不清楚杰克逊博士什么时候感染了鼠疫,他已经注射了抗鼠疫血清,戴着非常严密的面罩。然而,鼠疫病菌还是感染到他的肺部。1月25日,司督阁和杨医生走进隔离营,担任杰克逊博士的主治医师,他们使用了所有已知的抢救方法,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

       晚上7点多钟,杰克逊博士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有咳出大量红色的血痰,而且不断发生恶化。司督阁和杨医生始终在杰克逊博士身边不停地抢救。晚上8时左右,杰克逊博士意识逐渐模糊,处于浅昏迷状态之中。8时50分,杰克逊博士呼吸骤然停止。

      杰克逊博士因公殉职,刺痛了所有人的心。《盛京报》《盛京时报》《关东报》《泰东报》《东三省日报》《东三省民报》《微言报》《醒时白话报》《南满日报》等报纸都连续刊登了怀念杰克逊博士的文章和书信。锡良总督批准在奉天城外东郊1.1英里处的一片林丛中,为杰克逊博士建一处墓地。

      一个星期之后,英国驻奉天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追思仪式,锡良总督宣读了令人难忘的演讲词。在追思仪式上,锡良总督写给杰克逊医生母亲一封慰问信,信中说:“杰克逊心想着拯救这个世界,他对这里的付出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同时,锡良总督把一张1000英镑的支票送给杰克逊医生母亲作为抚恤金。

      不久,杰克逊医生的母亲从英国给锡良总督寄回了一封感谢信,把那些钱捐给杰克逊一直热心服务的奉天医科大学

       105周年过去了,杰克逊当年工作过的奉天医科大学现在已经成为辽宁省肿瘤医院。杰克逊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忠于信念竭诚服务中国人民的高尚医德,不畏艰险、不畏牺牲、迎难而上的职业操守,深深感动和激励着这里的医护人员。杰克逊博士已经成为他们学习、效法的楷模。

       杰克逊博士是为抗击东北大鼠疫在奉天城因公殉职的。在他逝世100周年的时候,他的族人从英国和香港来到沈阳,寻找杰克逊博士的墓地。因为年代久远,杰克逊博士的墓地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共同选定大东公园作为杰克逊博士的纪念地。

      我们来到当年与杰克逊博士族人们列为纪念地的山亭脚下,把一捧鲜花和杰克逊博士的照片,杰克逊博士墓地的照片,还有一张沈阳地区的明信片摆放在石壁上。我在明信片上写道:缅怀杰克逊博士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在杰克逊博士的纪念地,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纪念仪式。我向大家介绍了杰克逊博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他在抗击大鼠疫中的感人事迹。然后,我们向杰克逊博士的照片三鞠躬,表达我们缅怀、哀思之情。

      仪式结束之后,两位年轻的女护士表示:她们刚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今天的活动对她们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杰克逊博士是她们的榜样,将激励她们做好今后的工作。她们不会忘记这位把生命留在沈阳的国际友人,会永远记住杰克逊博士的名字,永远传承杰克逊博士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我蓦然想起1911年3月28日奉天医科大学开学典礼时,教学楼大厅牌匾上刻下的这样一段话:

      纪念亚瑟•杰克逊•弗雷姆

      文科学士、医学学士、外科学士、热病学博士

      为在这所医学院教书,杰克逊来到奉天,相信服务于中国人民就是对上帝最好报答,在1911年1月25日的工作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终年26岁

      在离开纪念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的纪念活动虽然表达了我们对杰克逊博士的缅怀、哀思之情,但这样的活动毕竟是十分局限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外国友人。我们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强烈的愿望:期盼沈阳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在大东公园修建一尊杰克逊博士的塑像,介绍他的事迹,并把大东公园更名为“杰克逊纪念公园”。

      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杰克逊博士的事迹,来缅怀纪念杰克逊博士,传承杰克逊博士的高尚精神。这对于沈阳市打造国际知名城市、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市民素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绝对是一件好事。

      愿杰克逊博士的身影和高尚精神永远伴随我们和沈阳人民,成为我们和沈阳人民的永恒记忆。

      杰克逊博士万古流芳!

 

在关杰克逊的博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b601870100jgyk.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b601870100nfg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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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7 08:55)



                                         

                                  陈永灵的石头情
                                                    

                                                       陈醒哲
      

        “以石为友的日子,我看到了力量;与石为伴的时光,我看到了希望;我要让小石头变成大产业,用毕生的精力干好这一件事儿。”
        这话是陈永灵说的。
        陈永灵是何方人士?他与石头之间有什么故事?——

        陈永灵,辽宁阜新市人,现任阜新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人称奇石大师,在全国奇石圈里大名鼎鼎。
        石头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而赋予人类的天然瑰宝,人与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最古老的标志之一。没有石头,就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圣经》记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从此,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与石为伴,择石而居,垒石敬天。
       石器时代,人类主要利用随手可以捡拾的石块作为工具,取火、打猎、打磨工具、相互战斗。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石头又成了人类居住的建筑材料和表达思想感情的记录本。
       人类对石头深怀恐惧和敬畏,产生了最早的图腾崇拜和稍后的石头建筑,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没有什么比恐惧和敬畏产生的力量更巨大,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够驱使人类花费惊人的人力和物力去雕凿那些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雕像,去建造那些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的殿宇。
      史料记载:人类早期建造的雕像和殿宇有位于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距今5000~3600年前的巨石阵;位于埃及吉萨,建造于公元前2500年金字塔的守护神——狮面人身像;位于希腊雅典卫城,建造于公元前1400年的帕台农神庙;位于墨西哥湾海岸,建造于公元前1200~公元前600年的巨石头像;位于土耳其以弗所,建造于公元前550~公元前325年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位于希腊奥林匹亚,建造于公元前470~456年的宙斯神像;位于希腊罗德岛,建造于公元前294~公元前282年的太阳神赫里阿斯巨像;位于意大利罗马,建造于公元118~125年的万神庙;位于智利复活节岛,建造于14世纪的神秘半身石像,等等。
       领衔这些建筑设计和建造的人,都是当时最为知名的建筑学家和美学家,他们将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这些恢宏的具象和殿堂承建之中,用自己精妙的设计,复杂多变的造型,将一个时期的文明传承了下来。
       这些石头铸就的雕像和建筑,就是一部又一部无字的书。人类正是在对石头的功用进行持续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开启智力,不断推进文明进程。

 



       帝王时代,人类开始用石头建造生活和防御设施,这些设施都很有特点。
       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1644年,中国人建造了万里长城;公元前605~公元前562年,伊拉克人建造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公元前297年~公元前283年,埃及人建造了法罗斯岛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公元72~80年,意大利人建造了罗马的大竞技场;公元211~217年,意大利建造了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公元11世纪,印加帝国人建造了印加路桥;公元16世纪,秘鲁人建造了城市马丘比丘等。
       石头象征着坚定、坚固、顽强等美好品质。很多建筑家在使用石料实施建筑的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石料自身的特质,还会考虑到石料所蕴含的这些象征性的含义,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每一幅作品都能都从文化的角度讲出很多的道理和故事来,这使得石头的价值获得了更大的提升。
       到了公元2011年8月3日,中国辽宁人陈永灵站在家乡的土地上,以阜新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市领导并肩挥锹铲土,为阜新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开山之作——永灵珍奇博物馆奠基。陈永灵是一个向石举目,与石共舞的敬石者、畏石者、爱石者。有人把他形容成“石痴”、“石顽”、“石魔”、“石怪”,也有人把他奉为“石神”。他竟然把自己苦心收藏几十年的宝贝石头拿出来,弄成了一个民营文化创意产业园。这样有远见、有韬略、有意境的创意与运作,在辽宁和东北地区十分鲜见,甚至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
       这个举动,让许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据长篇报告文学《石心石意》作者张国梁介绍:陈永灵从十四五岁就喜欢上石头,与石头打了半辈子交道,爱石成癖。他做过包工头,做过县企经理,县企业居副局长。1997年县企转制,他背着380万元债务接手县石材厂,从此开始经营他的石头帝国。
       曹雪芹有诗:“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
      陈永灵说过:“金石不语,是因为他理解主人的心意:金石不渝,是因为它懂得感恩的地的哺育。我要把石头变成舒心石,有趣石,诱人石,使之富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石,观赏石品位。”
      陈永灵在30多年间,朝拜过无数名山大川,吸纳了山的雄魂之气,海的博大气势。收藏了100余种,4000余块奇石精品。他相信这些奇石集天地之大观,聚自然之神奇,是上帝之手妙造的神工艺术;那千姿百态的造型、姹紫嫣红的色彩、变幻无穷的花纹所展示的自然之美,会带给所有观赏者美学的品啧和哲学的玄思。
       有一天,他突然扪心自问:这些奇石放在家里,只能自己、家人和朋友们欣赏;出售出去,只能进入少数人手里,换回一些钱币;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奇石文化。如果把这些奇石纳入一个馆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为收藏者、鉴赏者、爱好者营造一个领略奇石的天地,不是一桩美事吗?
陈永灵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市里主要领导的赞同,并给予全力支持。
       2015年5月18日,在市政府的扶植下,辽宁省阜新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开园。今年1月21日,我和10几位来自沈阳的传记文学作家,走进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创意产业园。
       我们看到,奇石大王陈永灵已经让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呈现出绚丽的色彩和文化的意蕴。一石一精彩,一石一传说,一石一世界,天地万物都微缩其中。这真令我们为之震惊,叫绝!在愉悦和惊奇的同时,切实领略到奇石文化的魅力。
       陈永灵创建的阜新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创意产业园,坐落在太平区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主题广场东北侧,集玛瑙奇石收藏、研究、展销、交流、交易为一体的珍奇博物文化集散地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占地6.6万平方米,建筑规模1.8万平方米。
       主要景观和建筑包括:珍奇博物馆,奇石文化鉴赏交易中心,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水系园林景观,书法艺术石林景观,百米石雕长廊景观,石雕大道景观,三门石雕牌坊景观。
       其中:青云石精细雕刻的“十二龙柱”,每根高达8米之余,重达18吨,把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打造成龙脉文化。12根龙柱龙头向上,活灵活现,昭示着龙腾盛世,天地保佑,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机。
        60吨天然大青石群雕“愚公移山”,长10.8米,高2.2米,石头的正背两面雕刻着愚公移山的神话。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变成了栩栩如生的石刻,引人驻足观看,浮想联翩。这样特殊的诠释,让人们坚定相信那故事的结局一定是完美的,激荡人心的。
       26吨天然巨型灵璧石“凤凰涅槃”,把一个浴火重生的美丽传说展现出来,寄寓人类美好的梦想,天然造化的石凤凰如鬼斧神工,仿佛涅槃在即。
       128米长大型红砂岩深浮雕长廊“阜新故事”,场景连贯,人物逼真,纪实手法,流畅线条,珍贵史料,精美图画,巧夺天工的雕刻艺术,展示出古老历史,介绍出经典事件,讴歌出风采人物,史承史话,意趣盎然。
       128米长汉白玉中国历代“书法长廊”,以十三折的形式,浓缩中华文化经典篇章。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欧阳询等著名书法家的字体,特定的内涵丰富,承载着时代的文史重量,对考古、史学、文学均大有裨益。
       大型汉白玉浮雕“爱石者说”,雕刻了从春秋时期到近代的22幅人物雕像,让这些爱石的古人穿越时空与现代人对话,美轮美奂的石纹图景将这些雕像常留塞北,颐和万邦。
       巨型天然灵璧石“老子山”,在老君台的制高点,基座上镶嵌的“道法自然”四个字,极易引发对老子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联想。
       汉白玉石雕“敬孝亭”屹然而立,石刻“二十四孝图”栩栩如生。昭示人们“孝”是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家庭道德的准则。既要敬天敬地更要孝敬父母,此乃人间大道的要旨。
       讲述“36字箴言”的18部花岗岩经典石书,展示了极富哲理的36首诗,阐释了极其精辟的36字箴言,囊括了“仁、义、礼、智、信、笃、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伦理,东方哲思。
       花岗岩雕刻的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端列在大理石底座之上,高达3米,令人仰视,呈现着儒家先贤的思想和智慧。
       汉白玉仿圆明园设计的12兽首雕塑广场,用十二兽首象征12生肖,与十二花神上下对应,十分巧妙。兽首为男,花神为女,阴阳想和,属相同一,象征着世代更替,生生不息,绵延无疆。
       156方巨大的五边形玄武岩天罡柱石摆放成的“北斗七星”阵碑林,与天上的北斗七星遥相呼应,象征着洪荒宇宙,乾坤合一,有容乃大。
       处于景观核心位置的水系景观长廊等大型和典型的奇石雕塑精品,从不同角度诠释和演绎了浴火重生,石韵天成,足踏魁罡,艰苦奋斗,科学发展等美丽传说和文化内涵,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精髓。
看过之后,令人过目不忘,流连忘返。
       珍奇博物馆内设10个展厅,分别是:玛瑙展厅,珍奇展厅,矿物晶体展厅,昆虫标本展厅,化石展厅,工艺美术展厅,综合展厅,根石艺术展厅,他山之石展厅,多功能展厅。展品之多,精、珍、奇、特、怪,设置布局采用二维、三维动画及非线性编辑等多种技术,用声、光、电、视频演示,气势磅礴,神秘感强。
       陈永灵建造这座文化创意产业园,是尝试着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享受,拓展了普通百姓审美情趣的选择空间。这里收藏,展示的奇石广纳日月之精华,饱含天地之灵气,历经亿万年风吹雨打,穿越时空隧道,秉承自然神工,集古、奇、珍、稀、绝为一体,终成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造型。
        当我们置身在陈永灵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中,一睹景观石、图案石、纹理石、色彩石、形象石、晶体石、化石、陨石等奇石的芳容;徜徉在“石牌坊”、“老子山”、“敬孝亭”、“愚公移山”、“凤凰涅槃”、“北斗七星”、“爱石者说”、“阜新故事”之间凝神瞩目;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一方石头传承一种文化,一方石头弘扬一种精神,一方石头和谐一个家庭,一方石头汇聚一批朋友,一方石头造福一地百姓”的奇石解读。
这种解读正是陈永灵倡导的赏石新理念。
       在座谈会上,陈永灵说道:“我常想,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再多的房子只能住一间,再多的财富只能取生活所需。一个人总应该为社会留点啥?做点啥?我是搞石头的,于是萌生了做一个石头文化产业园的想法。奇石是上帝之手剪裁出的神奇之物,奇石的形与神表现为‘无字的诗,立体的画’,奇石一定是精美的石头,自然的品级,神秘的造型,天琢的神韵,好像绚丽的画卷,又具有国画的意境。”
       经过三年的辛勤努力,陈永灵把一个独特的、完整的、充满神奇魅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展现在世人面前,此情此行,感人至深!
       陈永灵石心石意,石魂石骨,点石成金,石韵天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走出一条石头铺就的精彩人生道路。
       陈永灵的奇石情愫深深感染、打动了我们,更新了我们的眼界。
       奇石,惊天动地而生,历经风雨沧桑熔炼,布满了大自然的风霜和刻痕,充满了大自然的灵气与雄浑。奇石,胸怀坦荡,性灵超逸,无论独处幽谷涧底,还是旷野深山,任其风吹日晒,凝聚着来自天籁之声的祝福。奇石,独具神韵,魅力无穷,面对世态炎凉,或褒或贬,皆能倔强而立,风韵高洁。
        奇石有德,或以其刚、或以其雅、或以其玄、或以其秀、或以其雄、或以其神而彰显。奇石具有了人的品德,才可亲、可爱、可尊、可敬,立于人世,天长地久。
        懂得奇石的人,一定深谙人生哲理,悟得禅意。与奇石相依相伴,能修身养性,愉悦精神,畅随时代,和谐人间,温润生活。
        陈永灵坚信:“奇石是塑造人性格的最好藏品,藏石是磨练人意志的最好实践,赏石是凝聚人智慧的最高学府。奇石有千姿百态的造型,姹紫嫣红的色彩和变幻无穷的花纹,有始终如一,本分持重,孤高洁净,忠贞不渝的气节,是传万世而不毁,历千代而流芳的艺术佳品。” 
       我们从陈永灵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中,深深感受到这些观赏石体现出的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深深感受到陈永灵博大的思想智慧和丰富的人世阅历;深深感受到赏石清心、赏石益智、赏石提神,赏石助兴。
我们相信:长期赏石,心石融贯,会提高人的素质,升华人的品格,得到石的坚贞、石的沉稳、石的淳朴、石的宁静、石的淡泊、石的恒久……
       我们更相信:阜新永灵珍奇博物文化创意产业园,犹如普罗米修斯手上的灵火,终会点亮人们心中文化的星星、月亮和太阳,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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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08:07)


图为康树华先生

 

                  你在天堂知我心

             陈醒哲

怀念一个人是甜蜜还是苦楚?追思一个人是温馨还是凄冷?也许有人泾渭分明。而此刻,我心中五味杂陈、难言归属,敲击键盘的手指异常沉重。

20151130下午,我坐在写字台前,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蓝色封皮的《犯罪学通论》,心中蓦然间想起了10余年没有相见的康树华老师,很想知道他的一些近况。

在电脑上打出康树华老师的名字,网页上出现一行醒目的字体:“康树华教授逝世讣告 ”。下面还有中国青年网的一则消息,“中国犯罪学奠基人康树华遗体告别仪式在京进行”,并且配有记者拍摄的灵堂照片。文中写道:“2014211日上午9,我国犯罪学与青少年法学的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康树华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举行。201427018,康树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看到眼前这一切,我顿时惊呆了,心中泛起一种无言的哀伤。康树华老师既是我的尊师,又是知己,埋藏在心中的弥久往事,如同电影画面一幕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与康老师相识于1992年。那时,我在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工会宣传部工作。当年,中国石油举办第二届文化大赛,我计划采写一篇反映中国石油反盗窃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参赛。

从辽河油田出发,我首先到达北京采访了中国石油保卫处的范敏昌处长,听他陈述了全国石油反盗窃斗争的总体概况。然后,沿着京广铁路南下,走过了华北油田、中原油田、河南油田,再转往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地。历时20多天采访中,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返到北京,我向范处长汇报了采访经过和收获,他鼓励我要把这篇作品写好,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关注中国石油反盗斗争情况。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种矛盾纠葛和各种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各种犯罪呈上升趋势的事实。但是,如何来认识这种社会现象,我个人的回答是缺乏权威性的。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一篇关于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报道,并有会长康树华老师的简介,决定到北京大学去找康老师,请他来谈中国的犯罪问题。

康老师是世界闻名的法学家,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工作组委员、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顾问、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会会长。他在当代中国犯罪学、青少年法学及比较犯罪学等领域科研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中国犯罪学和青少年法学的学科奠基人。

当天下午,我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去向康老师请教。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说康老师已经退休,把他家里电话号码告诉我。接到电话的康老师知道我来自东北,要进行采访,热情邀请我到他家中去。

在北大家属宿舍康老师家中,我见到了心中的尊师。

康老师性情直爽、平易近人,并没有学术泰斗的架子。当时,在他家中刚刚开过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会议,副会长周密老师和秘书长赵可老师都留在他家中,他们都是著名法学家。

康老师向众人介绍说道:“小陈是我的老乡,从东北来研究犯罪问题。”

在诸位学者面前,我很拘谨,喃喃说道:“康老师,我只是一位写作者,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康老师爽朗一笑,说道:“知道我为什么接受你的采访吗?因为你是犯罪学研究的业外人士,来自企业。你这种关注中国犯罪问题的精神使我们感动……我们要向你学习。”

康老师这番恭敬言辞,令我脸红。

我说道:“因为写作,我接触到犯罪问题。我是来拜师的……”

康老师立刻表态说道:“我们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康老师。

康老师对中国犯罪问题的深刻剖析,作为我那篇报告文学《黑血脉的诉说——中国石油反盗斗争写真》的最后章节,起到了高屋建瓴的作用。

那篇作品与以往石油报告文学创作写好人好事不同,敢于尖锐针砭时弊,展示石油系统和社会的犯罪问题,在当时石油报告文学创作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获得报告文学创作银牌奖,在省内一家著名刊物上发表。

从此,在康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犯罪学研究理论课程,通读了《犯罪学通论》、《青少年犯罪与治理机制》等书,参与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会举办的一些学术活动。

1993年,时任《辽河石油》报社的主要领导找到我说报社要加大法制报道力度,希望我到报社去主持法制版面。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重要抉择。原来的工作已经轻车熟路,未来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到报社去主持法制版面,等于把自己的未来锁定在新闻专业上了;我当时有些犹豫。为此,我打电话征求康老师的意见。

康老师听说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说道:“犯罪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课堂上、学术研讨会上,应该走入社会、走入民间,犯罪学研究通俗化,社会化是我们的一个方向。解决犯罪问题最终要在社会,在民间,我支持你去搞法制报道……”

康老师的话,排除了我一时的犹豫。不久,我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1994年,经过一年多的办报实践之后,我负责的法制版面《法制纵横》准备增版扩刊,改成《法制月末》,由原来的半月一块版,改称月末四块版。

报社领导找我研究,为了保证该刊的权威性、导向性和影响力,想聘请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领导担任顾问,最好能请一位国家领导人题写刊头。

这个任务很艰巨,我又一次给康老师打电话请教。

康老师说道:“我还是大力支持,顾问我和赵可老师可以担任。题字的事情,我请示雷(洁琼)老,征求她的意见。”

在等待雷老答复的日子里,康老师多次来电话询问办报的事情,并且亲笔为报纸撰文。不久,雷老为刊物亲笔题写字头,并落款示念。

我们的《法制月末》版,在康老师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关怀和支持下,办了起来,越办越好,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当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年会上,康老师手中拿着一份报纸,向大会代表们介绍、推荐了《法制月末》,他热情说道:“这是一份研究犯罪问题的通俗报纸,我们的犯罪学研究应该从研讨会上走到社会中去,预防犯罪的艰巨任务是在基层……因此,我非常感谢报社领导和新闻人的努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支持这份报纸,祝这份报纸越办越好。”

这次会议,增补我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理事。而后,全国的专家、学者、律师、公安干警们投来的稿件越来越多了。

在之后的三年中,我陆续参加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年会。每次会上都亲耳聆听康老师对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年终总结,倾听专家、学者们的发言,对于把握报纸导向,提高报纸的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主办的《法制月末》发行量越来越大,在读者群中产生重大影响。

1995年,康老师主编《中国犯罪学大辞书》,邀请我担任编委。我从企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对这本《中国犯罪学大辞书》的编辑细节和出版发行提出一些建议。

康老师对于我的这些建言,给予充分肯定。

19988月,我被调到新的岗位,离开了《法制月末》。此后,再没有参加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活动,与康老师的联想渐渐少了。

最后一次见到康老师,是在2003年之后。我外出学习,路过北京,专门到他家中看望。

康老师热情与我握手,久久不愿意放开。这时,康老师因为年事已高,从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仍在著书立说,重点从事青少年预防犯罪研究。

康老师亲切询问我的工作状况,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并回忆起几次年会的情景,勉励我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

望着康老师满头白发和饱经沧桑的面颊,当时我曾经产生一种冲动,想把他的个人经历收集起来,为他写一本传记。然而,之后繁事缠身,每日忙得焦头烂额,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现在看来,这成为一个难圆的遗憾。

康老师在我心里就像一尊雕塑,高大、挺拔;就像一面镜子,明亮、耀眼;就像一泓湖水,清澈、浩淼。每一次与他相见,都留下难忘的记忆。

后来,康老师搬到一个新的小区居住,这是在电话中得知的。很惭愧,我一直没有去过。

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他们在深圳机场偶遇康老师。当康老师得知他们与我在一个单位时,急切询问我的近况,并且高度评价了我当年所做的犯罪学研究和宣传工作。

康老师对我的同事们说道:“感谢你们报社创办的《法制月末》,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媒体人的参与和监督……”

最后,康老师还通过同事们向我问好。听了这番话,我心中顿时涌起一片温暖与感动。虽然相隔千里,久别未见,康老师依旧在关心着我,关注着我,这是对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

人生中总要经历许多次生离死别。与康老师的诀别,令我连日来凄凄楚楚,不能自拔。总是情不自禁打开电脑,默默凝望着那副灵堂照片。这份悲情,这份哀痛,挥之不去。

也许对第一个人最好的悼念,是继承他的优秀品德,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康老师的宽阔胸襟、高尚品格、严谨治学、不竭事工、炽热情怀,永远是我人生的师表、攀登的高峰。

灵堂里,挂着一幅令人瞩目的挽联:

一生砥砺前行进京入校教书育人成就少年夙愿,

半世严谨治学编刊著述研法兴会彰显大师风范。

这幅40字挽联,是对康老师一生的高度概况和敬慕,也道出了我对康老师的绵延哀思。 尊师啊,你在天堂一定深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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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精神与文学意识的契合
 ——读长篇史传《铁血雄魂——唐聚五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
                叶立群
  《铁血雄魂——唐聚五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以下简称《铁血雄魂》),是陈醒哲先生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推出的长篇史传。作者在实地采访、调研和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辽东抗日义勇军[1]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为主线,以唐聚五等义勇军将领为主体人物,全面再现了那段曾被岁月遮蔽的真实历史,塑造了立体的、生动的、独具特色的抗日英雄形象,挖掘和张扬了带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抗日精神。

  《铁血雄魂》作为长篇历史传记,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题材、素材的支撑,有特定时代对永恒精神的回望与呼唤,也有艺术加工的力量。然而,上述种种,仅是作品成功的基础和重要条件。笔者认为,这部作品最有特色,最能生发出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处在于历史精神与文学意识的契合。作者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在写作时不断激活历史精神,忠实于历史,对历史负责,发掘历史,再现历史,以“实录”的态度为人物做传,为历史正名。与此同时,作者在行文中将强烈的文学意识注入到材料和人物原型中,在文学性的情节构建和人物塑造过程中,强化了作品的审美功能。历史精神与文学意识的契合,不但因对历史性的坚守而强化了作品的社会价值,也因文学性的凸显而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

一、  历史精神与“实录”的力量

  历史精神,是人们在对历史起源、历史目标、历史动力、历史规律等诸多元素的基本判断和认知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历史意识。历史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客观真实。E·H·卡尔关于历史事实的理论曾被奉为经典论述,他认为历史“由一大堆已经确定的事实构成”,“基本事实构成了历史的基本框架”[2]。没有事实,成就不了历史。因此,“事实是神圣的”[3]。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是历史客观世界流程的准确“时间化”,它要把这个流程的过去——现在,乃至于将来,都要一一地刻画出来,以它作为人生前进的经验与路标。

  陈醒哲先生写作《铁血雄魂》的动因,首先在于他对历史的敬畏及还原历史真相的渴求,他在《自序》中说:“随着历史的演进,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悲壮历史在年轻一代当中,已经鲜为人知了,甚至有人排斥、扭曲、异化这段历史,就是对全民族的共同抗战历史,也出现许多疑惑、片面,甚至不真实、以偏概全的声音”[4]

  在创作过程中,这种由现实而生发的还原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逐步升华为回望过去、珍惜现在、探寻未来的社会学思考。就像作者所解读的那样,这部著作要告诉人们:“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们,不论原是哪个党派、哪个阶层、哪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骄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珍惜先烈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胜利。”[5]只有不忘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才能防止悲剧重演:“在长达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不只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和伤痛,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伤痛。在中国人民迎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作者再现过去的抗战历史,不是鼓动战争和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和平与发展。只有牢牢铭记惨痛历史,汲取深刻教训,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6]

  还原真相、不忘历史的追求和使命感,驱动着陈醒哲先生呕心沥血、凝神聚力,历时两载,完成了这部长篇著作。在文本中,作者将追寻历史真相的动力,转化为“实录”历史的写作实践,这也延续和传承了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历史精神。所谓“实录”,就是要尊重真实的客观事实,按照人物、事件、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叙写。这是古代良史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班固在评价《史记》的“实录” 原则时, 除指出其做到了“文直”、“ 事核” 外, 还特别称赞了他“ 不虚美, 不隐恶”[7]的直书精神。经过提倡和推重,到了唐代,“实录”已经成为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如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所述:“若南、董之仗气直书, 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 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 人到于今称之。”[8]

  陈醒哲在写作《铁血雄魂》时,已经没有了“虚美、隐恶”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但是要做到“文直”、“事核”,仍然需要作者在意识强化、材料准备、资料把握、布局谋篇、行文落笔中付出极大的努力。

  在动笔前及写作过程中,作者历时近两年,先后进行了27次实地调研或采访,足迹遍及辽东抗日义勇军及唐聚五当年活动的主要城镇和乡村。参阅了55部相关的文史资料,其中包括部分档案馆馆藏数据和原始资料。在作品中做到了人物、事件、时间、人物关系等均有详尽出处。在布局谋篇中,同样呈现出强烈的“实录”意识,作品共分为序、正文、附录、参考文献、原始调研采访、后记等六部分。

  其中的参考文献、原始调研采访等部分,交代了事实的出处。附录部分则最具特色,它既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者集纳和精选的珍贵史料,也与正文中所述的重要事件相互印证。

  附录一中的历史档案一《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通过节选当事人花谷正(时任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辅助官)回忆录,再现了日本关东军阴谋策划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历史档案二《辽宁民众自卫军宣告成立纪实》,是时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秘书处长的李季所撰写的自卫军成立经过;历史档案三则是辽宁民众救国会与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几份训令,包括《辽宁民众自卫军呈国联调查团陈情书》、《辽宁自卫军总司令部第一次安民布告》、《告诫全省学生书》,真实呈现了自卫军的爱国及坚决抗击侵略的主张;历史档案四是《光复十四县通电以告国人》;历史档案五是辽宁民众救国会及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四篇文告;历史档案六是《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告东北民众书》,既有对日伪罪恶的控诉,有自卫军为民众谋幸福的业绩陈述,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共抗外辱;历史档案七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往各方的求援之电,在电文中呈现了自卫军抗战的英勇及处境的艰难;历史档案八是苗可秀在狱中寄出的两封信函,表达为国牺牲,“誓扫匈奴不顾身”的坚定信念;历史档案九是上海《救亡日报》创刊号的发刊词;历史档案十是关于唐聚五将军殉国的部分文告,既有出自《中央日报》的启事,也有《新华日报》的社论;历史档案之十一《东北义勇军与国民政府》,则节选自韩国朴宣泠的著作《东北抗日义勇军》,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东北义勇军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关系。

  这些历史档案,看似简单的史料,但作者的选取和编排却体现出其特有的历史意识。首先,上述十一份历史档案,均对应着辽东抗日义勇军诞生、发展的重要节点,对于读者认知义勇军的战斗历程,有着重要价值;第二,这些历史档案材料,出自政治背景、社会背景不同的撰写者、研究者、发布者,让读者得以全面、客观、真实的了解那段历史;第三,作者在对历史档案的处理,没有推介和评论性的语言,看似冷静的陈列和铺排,实则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及对未来的强烈期冀。

  在著作正文的叙述中,作者根据事件进展和人物命运发展的需要,引用了大量的日记、信件、电报、文件等,如唐聚五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日记;义勇军将领李春润给战友的信;辽宁民众自卫军进驻通化后,以3万通化民众名义向国内外发出的通电;日本关东军1932年10月进攻东边道地区的作战计划;《中韩抗日同盟会宣言》,等等。这些资料被巧妙地融入史传正文叙事中,既是作品情节建构、叙事模式的独到之处,也彰显了“实录”历史的价值追求。

二、 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会处发出光芒

  一部作品,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实录”历史,就称不上是历史传记,它的艺术价值也会荡然无存。史传文学产生、发展的历程,是文学不断走向历史的过程。经过先秦的传记萌动、两汉的古典辉煌、唐宋的史传嬗变、明清的趣味转向和现代传记的内容形式革新等几个阶段的发展,形成了现代史传创作的价值标准:从史学的角度考量,需要运用多种文学艺术手段,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一定的历史观;从文学的角度考量,需要以真实的历史为题材,形象地刻画历史人物、描写历史事件。一部优秀的史传作品,必须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陈醒哲的《铁血雄魂》,在忠实于史实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典型性的情节,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刻画了以唐聚五为代表的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这种刻画,往往又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在叙事中又带有一定的抒情色彩,文学意味深长而厚重。

  作品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形象法展现人物与事件,将唐聚五带领的辽东抗日义勇军的抗战历程故事化、具象化,使“死”的史料变成了活的艺术形象。二是在结构设置上服从文学叙事需要,不是将史实按照编年顺序罗列,而是选取典型事件,截取重要历史画面加以形象展示。三是以个性化的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史传文学的人物形象能否建立起来,个性化既是基本尺度,又是重要手段,“史传文学起步阶段的人物性格往往有概括化的倾向, 尤其是同类人物的思想、性格小异而大同. 以后在发展过程中, 人物性格逐渐从无到有, 且由概括化走向个性化。这时的人物各有千秋, 在共性中显出个性, 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9]

  为了使唐聚五、郭景珊、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等人物在形象塑造上实现个性化,作者调动了多种手段,如外貌描写、心理描写、对人物性格流动性和复杂性的观照、在历史坐标轴中开掘人物性格、将主观情感倾注到历史人物身上等。其中后三种手段运用更为成功,也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

  从历史的真实性角度来看,真实的人物性格, 只能是多元因素复合而成的复杂结构, 只存在于多元性格因素相互对立冲突、相互渗透融合的矛盾统一关系之中,史传文学所强调的实录原则, 反映在人物塑造上, 就是要正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审美角度讲,史传文学一定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才能使读者对审美对象有深刻而完整的印象。

  普希金曾对莎士比亚把握人物复杂性的能力大加赞誉,认为“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 不象莫里哀的那样, 是某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 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 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 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锐敏多智”[10]。陈醒哲在《铁血雄魂》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坚持了性格的完整性,又兼顾了性格的复杂性和流动性。

  史传文学要想把人物写准写活,既不能机械的照搬历史人物,也不能脱离历史塑造人物。在塑造义勇军将领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把他们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中,选取的事件和场景既能表明其历史位置,又能揭示历史的因果律,使人物形象充满了历史感。

  史传文学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的艺术作品,在史实真实的基础上,它是创作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具体呈现。作者之所以愿意为它孜孜矻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传达自己的理念,践行自身的责任,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考。在以唐聚五为代表的人物形象身上,投射着作者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赞颂,对淡忘历史现象的愤慨之情,也凝结着他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深刻思考。这种情感和思考通过对环境、情节及人物的对话、语言呈现出来,也参与了个性化人物形象的塑造。

  尽管作品在对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挖掘、对人物所处时代的表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人物及事件细节的精细描写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瑕不掩瑜,由于作者把握了史传作品创作的根本所在,成功的实现了历史精神与文学意识的契合,使作品具有了丰厚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对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东北抗日义勇军乃至中国抗日战争,具有独特的意义。

 

作者: 叶立群,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1]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东桓仁成立,唐聚五为总司令,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史称辽东义勇军。

[2]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3]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4] 陈醒哲:《自序》,《铁血雄魂——唐聚五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沈阳:沈阳出版社,2014年7月。

[5]陈醒哲:《自序》,《铁血雄魂——唐聚五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沈阳:沈阳出版社,2014年7月。

[6]陈醒哲:《自序》,《铁血雄魂——唐聚五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沈阳:沈阳出版社,2014年7月。

[7]班固: 《汉书· 司马迁传赞》, 《二十五史》第一册《汉书》, 第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6 年影印版。

[8]刘知几: 《史通·直书》, 见《史通集释》, 第194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9] 张新科:《史传文学人物形象的建立》,《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10]普希金:《茶余饭后的漫谈》, 《文艺理论译丛》,1 9 5 8年第3期,第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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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 热血豪情

——评陈醒哲长篇史传《铁血雄魂》

王 宁

  《铁血雄魂——唐聚伍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是传记文学作家陈醒哲继《王铁汉将军传》和《盛京医事》两部传记之后的又一部40万字的长篇力作,亦是他的“辽宁史传”系列三部曲之一。作为长期持续关注东北抗战史特别是辽宁抗战史的专家,陈醒哲不辞劳苦实地调研采访,多方收集资料,潜心分析研究,凭借一个史学家的特有历史观和学术品格,客观、清醒、理性地还原了那段几乎要埋藏于尘埃之下的血雨腥风的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挖掘了抗日志士、历史人物金戈铁马、热血豪情、气吞万里如虎,誓死捍卫祖国山河的大义精神,实则令人感怀。

  “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这也是史家做传的基本遵循。作者陈醒哲很好地遵循了这种中国的史传传统,以真诚之心、求实态度、细心考证、严谨取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部《铁血雄魂》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抗争史为背景,叙述了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唐聚伍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东地区的抗战史实,还有辽宁民众自卫军后期的抗战记录,以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唐聚伍再次组织东北游击队出关抗战,直至血染疆场、以身殉国的血战历程。全书通过详细记述抗日义勇军从组建到发展壮大、抗击日寇殊死搏斗的经过,塑造了以唐聚伍为代表的,包括马占山、李润春、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等诸多抗日将领的英雄群像,再现了历史烽烟下中国人民捍卫国土家园、捍卫生命尊严,坚决铲除侵略者的带有民族血性的英雄壮举。同时,这本书也揭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抗战的艰难复杂过程,他们心忧国难,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而是奋起反抗,以生命热血保卫祖国,这是一种为民族大义而不惧个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更是激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断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无论是主人公唐聚伍,还是其他英雄人物,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浓重的爱国主义光辉。本书用重笔刻画了主人公唐聚伍的武将形象,以誓师抗日、到辽东几次著名的战役,一直到转战热河参加长城抗战,其部队成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原型”,到最后“血沃平台见忠魂”,以身殉国。他英勇壮烈地践行着自己的血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作品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其他英雄的细致刻画与描绘,也都尊重史实,真实再现,令他们的形象与主人公彼此烘托,共同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所以,本书的史实与信息容量是非常丰厚的,是一部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东北抗日战争史的确凿史料和丰富资源宝库。

 

     通常来讲,史传式作品在完成了内容的考证与再现之后,其写法就显得至关重要,怎样推进故事、塑造人物,完成对历史的表达,成为每个史传作者面临的问题。《铁血雄魂》的作者采取了一种比较传统的叙事方式,一方面适应了这种英雄传奇式的历史故事的讲述,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这种传统的叙事方式主要表现为故事化的叙述,头尾完整、环环相扣,通过情节、特别是细节、对话、动作、情景复原、合理想象等元素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对历史情境的表现。对这些艺术元素的运用,考量着一个作家对文学体裁的驾驭能力和对文学想象空间的开掘能力。在本书中,我们在了解到历史真实的同时,还看到了许多故事化的勾绘,多是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合理化想象,构筑了故事化、情节化的叙事模式。比如,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后诞生过程,作曲家聂耳在热河战地体验生活,受到抗日将士感召创作了此曲,最后在全国唱响,成为感召世代中国人昂扬前进的灵魂之歌。作者对这一过程尽量还原真实情境,通过人物对话、行动,细节等文学元素进行故事化的书写,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可亲可感的历史原貌。在全书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此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尽量让冰冷的历史转化为可感的故事,这也是陈醒哲传记文学的一个创作特色。

   史传文学在完成了整个叙事的构建之后,读者在读故事之后做何感悟,或者说在思想上有何触动,有何提升,这很大程度上有依赖于作者的创作观念、治史观、人生理想的浸透。综观陈醒哲这部《铁血雄魂——唐聚伍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以及他的《王铁汉将军传》和《盛京医事》,均是孜孜不倦地再现历史人物与事件,以鸿篇巨制示于读者,以繁复而深刻的历史诘问来完成自己的历史的判断、对历史得失兴亡的深切体验,同时也融入了作者主体思想上的对家国之爱、对人民之爱,所以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反思,更是带着知识分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带着生命的体温,带着深情的感慨,对民族过往的祭奠、对经验教训的认知,对天下兴亡的警醒。因为有了这样多重的观照,他的作品才避免了单薄和刻板,显得丰厚沉稳,确凿有物,是为可贵。

 

作者:王宁,青年文学评论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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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1 09:52)


          历史与现实的灯台
           ——史传文学创作谈
               陈醒哲
  史传文学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新的突破、新的爆炸性成果,烛照历史与现实,成为当今文坛上的新锐,给读者带来新的看点和强烈冲击。它不仅长篇和长篇系列最多,分量最重、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多样,而且它方兴未艾、来势迅猛,大有雄霸文坛、一统天下之势。
  因此,我们回国头来重新认识史传文学会清楚地看到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历史性,就是史学特征;它以史学特征区别于一般的报告文学、纪实散文、纪实故事等其他的非虚构文学文体,这些文体主要选取当下的题材,为写作的选材。二是真实性,就是新闻学特征;它以新闻学特征区别于小说、剧本等虚构文学的文体,这些文体因为虚构性,不是曾经的真实确定。三是鲜活性,就是文学特征;它以文学特征区别于论文、考古、史证等史学学术文体,这些文体以严谨的论证,显得拘谨与呆板。史传文学以其重要的史学、新闻学、文学特征,结结实实地矗立在当下文坛之上,不可动摇。
 

  近几年来,我一直从事史传文学的写作,从2011年6月到2014年7月,我先后出版了《王铁汉将军传》《盛京医事》《铁血雄魂》3部反映辽宁省历史人物的长篇史传文学作品,共120余万字。这3部书选取了辽宁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 “九一八事变”、“东北现代医学传播”、“辽东抗日义勇军”等,再现了被尘封的历史人物王铁汉、司督阁、唐聚伍等人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贡献。我在长达100余年的历史时空中寻找这些先贤和英烈们身上彰显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还原了重要的历史镜头和场面,使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那些逝去的岁月,获得新的感悟和理解,看到我们复兴中华民族伟大理想、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榜样。为读者提供了认识历史、世界、民族的新角度,触及到中国人的历史观、国际观、民族观,填补了辽宁省史传文学写作中的许多历史空白。
  史传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部分,历史悠久,佳作连连。从新闻学的角度看,它是真实的发生与存在,容不得虚假和粉饰;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重在展示历史的镜头和场面;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表达一定历史观的文学著作。
  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史传文学以现代性内容和白话文形式有了质的飞跃。如梁启超改良派传记,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
  我的史传文学三部书写作,是从人类进步和民族复兴的角度去思考和选取题材,瞄准了被历史尘封或者遗忘了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坚守史传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以详实的资料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以细腻的真切、鲜明的形象,还原和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及历史贡献。
  《盛京医事》展现的是司督阁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司督阁是主要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是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为东北现代医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这部书的思想意义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西方医学传教士的途经,触及到在一些读者中业已形成的“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这样简单的国际观,重新认识西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师彼之长,克己之短,振兴中华。
  司督阁于1855年生于英国北部之苏格兰,“幼即聪颖,长更颖悟,每试则列前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其医术精妙、医德高深,且充满基督牺牲救世之精神”。
  1882年,司督阁“不以一己之学术有成,生活安逸为满足,反以即得神厚恩,必须施之于众为己任,故不避艰险,重洋远涉”,偕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黑斯蒂·史密斯,从爱丁堡来到中国,在盛京城(奉天、沈阳)施医办学整整40年。
  司督阁把自己人生中的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中国;把自己对真理的传播,对医学事业的贡献留给了中国;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留给了中国,他的第二故乡。他经历了清末时期7任盛京将军、3任东三省总督,中华民国初期2位奉天都督、1位东三省巡阅使的不同执政时代。
  1882年至1922年这40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混乱的年代,亚洲霍乱、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东北大鼠疫、辛亥革命、第一次直奉战争,起伏跌宕,使人目不暇接。身处东北政治中心沈阳的司督阁,以医学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参与和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直接推动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司督阁始终全心全意为中国民众服务,他以天使般的慈爱与善行,创造了永载史册的12项丰功伟绩。
  第一、创建满洲第一家盛京现代医学诊所,传播现代医药学知识;第二、开展卫生考察和巡回医疗,开创医疗下乡的先河;第三,创办盛京现代医学堂,培养和训练现代医学助手;第四、在甲午战争中创建红十字医院,实行战地医疗;第五、创建满洲第一所女子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第一个实行男女生同堂授课;第六、在日俄战争中救死扶伤,开设救助站援助大批难民;第七、领导中国博医会制定规范现代医学术语,提出把医院管理权逐步转给中国人;第八、在盛京城组织指挥抗击大鼠疫,建立盛京城现代医疗防控体系;第九、反对东北种植鸦片,积极参加禁烟活动,救赎“大烟鬼”;第十、在辛亥革命中创立盛京医学院,开始东北现代医学教育;第十一、建立规范的现代教育体系,亲手培育出东北第一批医科大学生;第十二、创立了中国苏格兰友好协会,以一生努力架设起中英友好的桥梁。
  因此,司督阁深孚众望,赢得各界人们的普遍尊敬和信任,他的这些历史贡献载入青史,有目共睹。东北民众称他为“奉天神医”或“奉天圣人”。中国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先后为他授勋,表彰他在救死扶伤中的突出贡献,民国教育部和东北民众团体为他铸造了一尊半身青铜塑像,以资永久纪念他的功绩。
  司督阁作为一名西方医学传教士,如果他在天有知,也一定会露出宽慰笑容。司督阁“以异国平民,能竭其毕生精力,成此伟大事业,以造福病黎及学子,可谓大爱无分国际,伟业端赖自强”。他用一生的真诚、善良、博爱,建立起一座巍峨的人生城堡。走进这座城堡,就可以尽情地去呼吸苏格兰高地的纯净空气,领略英格兰医学的科学深邃,感受一位上帝仆人在中国东北的谦卑、执著与作为……
  司督阁晚年回到了苏格兰,他不顾年老体弱,仍然牵挂着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为中国赴苏格兰留学生和奉天医科大学争取更多的捐款,直到生命最后一刻。1936年12月,司督阁爵士在苏格兰爱丁堡逝世,终年81岁
  一个世纪以后,我以一个后人的虔诚,尝试着走进司督阁的人生城堡,去拜谒、瞻望、躬身倾听。并且努力再现他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以我的文字缅怀这位中国人民亲爱至诚的老朋友,名冠东西方现代宗教史和医学史的世纪伟人。司督阁的高尚精神,固如日月,永远照澈人间。
  我希望司督阁的高尚精神能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司督阁倡导的医德医风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司督阁开创的东北现代医学事业能在中国不断发展进步,以我们自强不息的勤奋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华民族饱受世界列强的战争蹂躏。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为反抗外侮,血染沙场,前赴后继,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解放。
  我的另一部作品《王铁汉将军传》是人物传记作品,传主王铁汉将军是一位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奋斗终身的伟大战士,一位参加14年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民族英雄。这部书的思想意义在于真实准确地披露出在“九一八事变”中,王铁汉带领东北军的将士们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史实,触及到在一部分读者中存在的“中国军队没放一枪一炮就把北大营和沈阳城拱手让给了日本人”的狭隘历史观,使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开始,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得到普遍承认。
  

  王铁汉将军是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后才屯村人,自小熟读《四书》《五经》,饱受传统文化濡染;少年时接受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建立起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青年时弃学从军,寻求强国报国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坚决抵制“不许抵抗”的命令,率部打响抗战第一枪;在其后的抗日主战场上,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直到晚年,他仍然为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奔走操劳,鞠躬尽瘁。
  王铁汉将军在军政生涯中,忠勇果敢,绩效显著,多次立功,屡受奖赏——在淞沪会战和香黄山战役中各立功一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各立大功一次,在第四次整训中立功一次;在浙赣会战中及龙衢战役中蒙受三等云麾勋章及传令嘉奖;曾经蒙受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三等景星勋章,光华一等奖章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艰苦、光荣的岁月。据权威资料认定:在抗日主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军激烈会战多达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其他战斗有38000多次,可以说是空前惨烈。中国军队英勇殉国的将军,少将以上就有206位,民众死亡估计至少在2000万人至3500万人,而官兵殉职的有322万人,可以说是一场民族御侮的圣战。然而,这些重要历史却仍像一部没有打开的史书,未被发掘的宝藏,鲜为人知。甚至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于哪一年?中国史学界都一直有两种说法。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此后中日两国才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开始了战场上的正面较量。他们说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时,“中国军队没放一枪一炮就把北大营和沈阳城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种观点一度占主导地位,影响到我国政府和主流媒体,所以,在我国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一直把九一八战争称为“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认定为八年抗战。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1931年9月18日夜晚在北大营发生的战斗和东北人民持续六年的局部抗战,是对历史的扭曲,也是我们不能认同的。
  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辽宁省的学者们都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始于1931年的9月18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始于1931年的9月18日。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党中央和胡锦涛主席的肯定,得到大部分中外学者的认同。
  作为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遗忘这些重要的历史,更不应该诋毁或篡改这些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只能正视它,尊重它,分析它;却不能颠覆它,歪曲它。
  当时担任北大营守军第620团3营上尉连长的姜明文,在《9、18事变亲历记》中写到:“日军是从西边攻入北大营的。621团住在最西边,当日本兵很快冲进621团各营连的兵营内时,许多官兵刚进入梦乡,仓促中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有的来不及逃脱的钻到床下,这样被扎死的很多。尤其可怜的是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死。”
  “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种,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热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后来,姜明文和王铁汉将军汇合一处,王铁汉“看到这样下去肯定死伤惨重,上边命令又不好违背,他命令第二营和机关枪连由东面撤走,第三营、团部、追击炮连、平射炮连等向北围墙出走,到榆林堡集合,然后向辉山方向前进”。
  王铁汉将军在《东北军事史略》一书的附录“不抵抗的抵抗”一文中也写到:
  “9、18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沉痛的日子……19日上午1时40分钟,日本步兵200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的营房。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的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厅长当即指示:‘将弹药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本团第5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
  据《九一八全记录》作者文史专家赵杰披露:“九一八之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受伤20余人,死亡2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王铁军从日本考察的结果是:日军受伤21人、当场死亡2人,伤亡1人。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奉天特电19日发)先是以“深夜突然隆隆音响,支那那兵爆破铁路”为由,报道了“9、18事变”。紧接着又报道:花谷正撰写的(陆军省来电)“18日午后10半左右,由于暴虐的北大营支那军队破坏了满铁铁路线,与赶来的2我方守备队部分兵发生冲突,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向发生战斗地点出动。”同一天还刊登了(奉天特电19日发),“北大营方面的支那军队,直到午前3时半,还在以大炮猛烈炮击日军,展开顽强的抵抗,开始了猛烈战斗。”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道的中国军队“以大炮猛烈炮击日军”,是欺人之谈。但是,报道的日军承认受到了“顽强抵抗”,却是真实的。                                            
  上面资料证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王铁汉将军打响抗日第一枪。这一枪,应该写入中华民族抗战史的第一页。1945年12月,王铁汉将军在无锡接受了侵华日军最后一支投降部队——第27师团的投降。他亲历和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1931年9、18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铁汉将军打响抗战第一枪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提前了6年,把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的殊荣留在中国。他的历史功绩,应该永载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王铁汉将军出生于1901年,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立志学文学武,报效祖国,最后走上了戎马生涯。他的青壮年时代,大部分时间在军界任职,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司令官、省政府主席,官至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参加过长城抗战、凇沪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等对日作战,舍生忘死、果断指挥,多次收复失地、战功卓著。他为东北的军事发展、为全国的军政建设,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的新作《铁血雄魂》选取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代表人物唐聚伍将军和辽东抗日义勇军的血战历史为写作题材,展现了鲜为人知的唐聚伍将军与辽东抗日义勇军的抗战史绩,直到唐聚伍与英烈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这部书的思想意义在于通过对唐聚伍和东北义勇军血战历史的展现,触及到在一部分读者中存在的“国民党军队躲进峨眉山,不抗战、打内战、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浅薄的民族观,改变把国民革命军英烈排除在抗日民族英雄行列的错误观念,展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精神和史实。
 


  唐聚伍将军和他领导的辽东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军团、国民革命军东北游击队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三支赫赫有名的铁血军团。在关内与关外的抗日战场上,都曾经闪烁着唐聚伍与抗日义勇军将士们的战斗身影。因此,唐聚伍将军被誉为中国抗战史上一位重要的、受到当时国共两党共同表彰的民族英雄,也是近期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300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时任辽宁边防军第1团副团长的唐聚伍只身前往北平面见张学良将军请缨抗战,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第1团团长,回归东北组织民众抗日队伍。
  1932年4月21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满洲国”成立不久,唐聚伍率部在桓仁起义,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举旗抗战。他当场写下八字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8月,张学良将军在通化市成立辽宁省抗日政府,任命唐聚伍为辽宁省政府主席,自卫军上将总司令,领导周边14个县的抗日武装共同抗战。随后,他又指挥东北义勇军第3军团转战关内参加热河抗战、长城抗战。
  著名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先生以唐聚伍将军等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抗战的史实为原型素材,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歌,慷慨激昂、铿锵有力,通过抗日义勇军的形象,表达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唐聚伍将军率领旧部前往武汉组织国民革命军东北游击队,奔赴河北、热河等地继续抗击敌寇,直到最后牺牲在河北迁西战场。
  唐聚伍将军与辽东抗日义勇军的将士们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高举抗日大旗,救亡图存,写下中华民族最悲壮绚烂之一页。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履血战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为全民族共同抗战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参照和准备。
  从1932年到1939年,历时7年,唐聚伍将军始终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烽火线上。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情怀,英雄主义行动,永载青史,彪炳千秋!
  在辽宁省新宾县城的北山上,有一座高高矗立的抗日英雄纪念碑,铭文中写道:辛未九月,风云突变。日倭寇境,遍地烽烟。东北民众惨遭铁蹄蹂躏,兴京父老备受兵焚摧残。烧杀淫掠,血溅苏水。清乡归屯,尸横龙山。国人有志,救亡驱虏。壮士悲歌,烽起揭竿。烈士舍身筑起血肉长城,英雄洒血奋战荒野山关。血盟救国军响首枪于东边,民众自卫军拒日伪之西犯。唐聚五举义,桂冠弃官;李春润誓师,毁家纾难……扬国魂于中外,留希望于人间。八一五光复,逐倭寇出国门。十四载含悲,痛烈士于九泉。鲜血染五星红旗,英雄谱开国歌声。泽被桑梓,志后人百代哀思。丰碑高矗,铸烈士千古雄风!
  这款铭文,表达出新宾县人民对当年履血战斗的辽宁抗日义勇军英烈们的崇敬和缅怀。同时,也表达出他们对抗日将领唐聚五和李春润的钦佩和敬仰。
  1932年,东北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先生在曾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一文的序中写道:……辽吉沦陷,黑哈随失。数万里河山,烟尘满目;三千万华胄,同承荼毒。为祸之惨,旷古未有;凡有血气,畴不心痛。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意,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举首望辽东,犹见汉官仪;功虽未全,事亦足烈。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初无严密组织,复无饷械供给。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挡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果政府毅然出师以武力收复失地,则此20万健儿,深伏敌背,以为策应,驱逐倭虏,指顾间事。呜呼!事变迄今,瞬将一年,大计未定,寇势日张;我义勇军将士,惟当益自淬励,努力杀贼,以报炎黄祖宗耳……
  东北抗日义勇军主要由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军人、警察、士绅和绿林人物组成。他们不甘忍受国土沦丧、家园毁灭、同胞遭殃,纷纷拿起武器,自发地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塘沽协议》签订的两年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几十万人,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的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消灭日军达10500余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六年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打死、病死、战伤、冻伤者,共达17万人以上。日本战史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民众爱国热忱之高涨、对敌斗争之坚决、群众发动之广泛、斗争环境之艰苦、流血牺牲之惨烈,在中国人民近代反帝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5年,于伟先生撰文《三年来义勇军斗争总检讨》指出:“义勇军在东北四省的蹀血,展开了一幅腥血而悲惨的历史画卷。这英勇的壮烈的牺牲,不只写成了中国民族解放史上的最光荣一页,而且掀起了世界上弱小民族和被压迫大众,反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淫威的斗争的最精彩的一幕……三年来这种民族的解放斗争,无时不在激荡中进行着。”
  军史专家石啸冲先生在《东北义勇军斗争史话》一文中曾经写道:
  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宁各抗日队伍中,旗帜是最鲜明的一个,它的实力最为雄厚,它所依赖的地势亦最有力——东边道山脉纵横,峰险林密,东南两面接壤朝鲜,依倚吉东,形势最为优越,内足以团结辽东各地义勇军,外可以向沈海路沿线寇军袭击,因此,屡败寇军,声势日震……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唐聚伍将军与他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许多重要史实却鲜为人知。我想,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遗忘这些重要的历史,应该本着“为真理作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唐聚伍将军和辽东抗日义勇军的这些重要历史贡献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我走访了原辽宁省东边道地区和的几个市县;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迁西县;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吉林市,辽宁省档案馆、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多次采访东北义勇军研究中心主任郭春光先生,以及多名辽宁抗日义勇军将领的后人和亲属;调研了大量的档案数据、文史数据、日本战史、日伪记录、传记、信函等;参观了博物馆、史实馆、烈士故居,纪念地等,寻找有价值的线索,构思这本书。
  《铁血雄魂》这本书完整展现唐聚伍将军和辽东抗日义勇军的血战史,记录“九一八事变”前后,及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经过和作战历程。分别叙述了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4位辽宁民众自卫军著名将领守土抗战及牺牲的经过。再现了唐聚伍组织东北游击队再次出关抗战及以身殉国的血战历程。还原了原辽宁民众自卫军的部分将士们后期的战斗与牺牲经历。
  书中写到有姓名的英烈共75人,其中在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里共有6人,他们的鲜血曾经染红了战斗过的土地……毫不掩饰地说,我是在悲情和感动中写完这本书的。直到现在,我眼前也会常常出现唐聚伍将军和抗日义勇军浴血战斗的历史画面,常常听到唐聚伍将军发出的抗日救亡的呼喊。
  唐聚伍是《铁血雄魂》中的主要人物,他是东北义勇军的典型代表人物,以他和东北义勇军为创作原型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国歌。
  9月12日上午8时30分,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召开了我的长篇史传文学新作《铁血雄魂》的首发式。会后,有8家媒体进行了独家报道,全国70多家网站转发了报道,这是对这部作品的最大肯定和支持。
  什么是抗战精神呢?社会上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认识。我认为:抗战精神是高度凝聚和升华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团结和统一的民族精神、义无反顾舍家为国的奉献精神、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的总和,它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品格、志向和理想,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迎难而上、团结奋斗、战胜强敌,实现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不了解历史,就不了解未来。
  在九一八事变83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追思履血战斗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精神,再现过去的抗战历史,就是要牢牢铭记惨痛历史,汲取深刻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我希望我的三部书《王铁汉将军传》《盛京医事》《铁血雄魂》和书中的三位历史人物司督阁、王铁汉、唐聚伍能成为读者们的良师益友。
  先辈们临危不惧、誓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忍辱负重、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抗击外侮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异国平民,竭其毕生精力造福病黎及学子的国际主义精神,成为鼓舞和鞭策当下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这三种精神将激励青少年读者们励志图强,精忠报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历史贡献!
 
 
获得辽宁省第五届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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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1 09:36)


           英烈千秋壮国魂
       ——陈醒哲长篇传记《铁血雄魂》读后
              萨仁图娅
   又是一年九一八!今年恰逢83周年。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忘记遭受铁蹄践踏的悲愤血泪史,注定珍存着抗日守土的血与火记忆!9月3日,成为我国首个法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缅怀千秋英烈,壮写铁血国魂,陈醒哲的《铁血雄魂》一书面世,40万字书写抗日英雄唐聚武传奇!
  《铁血雄魂》这部新作,是陈醒晢撰写辽宁史传系列三本书中的第三本,与前两本书——《王铁汉将军传》和《盛京医事》并为三部曲。
  为抗日英烈树碑  为铁血人物立传    
  《铁血雄魂》是一部长篇史传,重点描写著名抗日将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将军,1932年4月21日在桓仁举办誓师抗日大会,打响辽宁民众武装抗日第一枪的重要史实,书中精彩记录唐聚武将军是如何将桓仁发展为辽宁民众抗日根据地和他转战东边道20多个地区进行抗日武装战斗的英雄事迹。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感念先人、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心抗御外来侵略的正义之战,抗战不分党派阶层,只要他是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的,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而贡献出生命的人,都是民族的英雄!我们不应该忘记!缅怀英烈,缅怀为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洒过热血、付出过生命的一切人士,陈醒晢的《铁血雄魂》别具深意!
   《铁血雄魂》分为8章32节,并以尾篇作为结束篇,全书近40万字。前6章主要记录“九一八事变”前后,及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经过和作战历程。第7章分别记录了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4位辽宁民众自卫军著名将领守土抗战及牺牲的经过。第8章再现了唐聚五组织东北游击队再次出关抗战及以身殉国的血战历程。尾篇则记录了原辽宁民众自卫军的部分将士们后期的战斗与牺牲经历。
  “这本书,表达出我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再现和认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历尽苦难。但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千秋万代传承下来的勇于牺牲的精神,不朽,不死!这种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的基因、融入血脉的色素,是千秋万代不毁的‘长城’。”这是陈醒哲的创作感言。
  为抗日英烈树碑,为铁血人物立传,让广大读者缅怀抗日英烈,接受民族精神的洗礼,珍爱美好生活,进而升中华民族情怀。
  真实性、故事性、史料性结合
  传记作为文学的一个品种,其作品的文学性在于严格真实的前提下,以文学的笔法,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架构,对人物、环境、场景、气氛等细节,进行具体的形象的描绘,这样才能使传记作品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缺一便是偏废。
  “写出清白,写出真实,写出自我”,的确很不容易。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上,唐聚五写下了重要的篇章。作者陈醒哲“力求再现出唐聚五8年抗战生涯中的原始风貌和历史作用,让后人们了解和感受到唐聚五与辽东抗日义勇军当年的理想、战斗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真实述说,本真呈现。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没有虚构成分。书中描写的场面、事件、故事,是以史料和口述为依据的。为求证人物和史料的准确性,作者走访了原辽宁省东边道地区和附近的辽宁省、吉林省的10几个市县;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迁西县;辽宁省档案馆、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多次采访辽宁民众自卫军将领郭景珊之子——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中心主任郭春光先生,以及多名辽宁抗日义勇军将领的后人和亲属;调研了大量的档案数据、文史数据、日本战史、日伪记录、传记、信函等;参观了博物馆、史实馆、烈士故居,纪念地等。
  形象生动,平实自然。本书集史料性、新闻性、文学性于一体,着重对历史事件和主要当事人形象的再现,因此在注重史料的同时,也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节的拓展,性格的刻画。通过人物对话和描写,使人物鲜活起来、生动起来。因此,作者尽量在枯燥的历史档案记录中、在叙述人纷乱的口述中找到细节,采用多种还原的方法加以再现。

图为萨仁图雅

  春秋笔法,史传合一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历史,开创纪传体样式之后,史传合一成为定体,以后历代均延袭此体。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关注人与社会关系的宏大叙事,选择那些曾经叱咤风云,或者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并且通过对他们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描述展现或寄托某种国家、民族的精神,揭示或表露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
  《铁血雄魂》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史传”传统,紧密贴近现实的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历时态叙事与共时态叙事结合,在叙说与追忆的过程,深层掘进书写,把握真实的历史,描述抗战英烈唐聚武将军的传奇人生。
  作者陈醒哲为使读者能够全面理解当年的时局状况和历史风貌,加大读者对历史纵深度的理解,采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并且在附录一设置了背景资料历史档案栏目,主要载录历史文告、时事概况,当事人文章,报刊选摘等。在附录二记录了寻找唐聚五将军遗骨的经过。他还整理编辑了唐聚五简历、殉国将士名录、原始采访等便于读者快速阅读,了解相关史料的来源。
  英烈千秋,浩气长存,丹心永照,铭记忠魂。《铁血雄魂》是辽沈传记文学学会创作新的收获和成果,也是对全国青少年和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抗战英烈千秋,民族脊梁永在。撰写东北抗日英烈,功在千秋;传承中华不屈不挠民族精神,意义重远。
 
作者:萨仁图雅,一级作家,辽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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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26日,天降瑞雪,为了更好的了解、传播盘锦地域文化和保护盘锦历史文物,盘锦部分地域文化界人士和文友共20多人相聚在“盘锦新食代饭店”,大家饶有兴致的参观了那里的老物件,并认真座谈了盘锦地域文化传播现状,纷纷表示要身体力行、各尽所能,为更好的传播地域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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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督阁先生简介

 

 

  司督阁是英国医学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中文名字。他1855年出生在苏格兰山区一个普通的牧场主家庭。司督阁11岁前,父母先后病故,牧场逐渐衰败。15岁时,为了谋生全家迁居格拉斯哥,他辍学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做学徒。在格拉斯哥期间,司督阁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后来又受到英国宗教复兴的影响,决心成为一名牧师,终身从事传教事业。22岁时,他经过考试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在5年学习期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受奖。毕业后,他抛弃国内优越生活,于1882年和新婚妻子接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的派遣来中国东北施医传教。

 

  从1883年到1922年,整整40年时间,司督阁医生在沈阳创建了第一家诊所,第一家医院,第一家医学院,每年诊治患者由数百人,数千人,到数十万人。期间,经历了沈阳大霍乱的救助,1894年营口红十字医院的创建,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受害者收容,1910年至1911年抗击肺鼠疫的斗争。为此,当时人们称他为“奉天神医”或“奉天圣人”。司督阁医生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医护专家和人才,中国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先后为其授勋,表彰他在救死扶伤和现代医学教育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司督阁医生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他把西医和西药带给了中国,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推进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进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和爱戴。1936年,司督阁医生在苏格兰病逝,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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