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医科大学图书馆旧址，如今已是省肿瘤医院的机关楼。记者 顾珍妮 摄

繁华的小什字街上车辆往来穿梭。记者 顾珍妮 摄

　　　　　　　　　大、小什字街　东北西医治疗自此开始

　　　　　　　　　2009-11-23 辽沈晚报 记者 顾珍妮

    清朝初年，在沈阳古城东侧建有东西南北四条街路，相交成井字形。其中南北走向的两条即称为大什字街和小什字街。

　　1882年，26岁的司督阁从苏格兰来到辽宁施医办学。为了能让西医传播开来，司督阁开办了让百姓免费治疗的盛京施医院（今辽宁省肿瘤医院），开创了东北西医治疗的历史。

　　如果不了解沈阳的街路，初次见到“大、小什字街”的名字，相信你很难搞清楚这其中的“什”字应该发什么音。当你搞清楚了“什”字的发音后，一定又开始好奇，为什么一条街要取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

　　顺着这些接二连三的疑问，记者一层层拨开大、小什字街的迷雾，并逐渐清晰开来。想知道大、小什字街背后的故事吗？那可要从大、小什字街的由来开始。

　　清初两条街 复制至北京

　　大、小什字街究竟源自何时？在清朝迁都北京后，故宫四周也曾建有大、小什字街。由此可见，位于沈阳的大、小什字街最初源于清代，并且在清迁都北京后，将沈阳的这两条街名一同复制了过去，只不过北京的大、小什字街分布于故宫的周边；而早在古城沈阳，大、小什字街则分布于古城的东侧。

　　清朝初年，在沈阳古城东侧建两条横向路（东西走向），和两条纵向路（南北走向），东西南北4条街路相交成井字形。因东西走向的两条路与古城的大东门和小东门相通，故称大东路和小东路；南北走向的两条即称为大什字街和小什字街。

　　清初，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皇太极便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将原有的四个城门改为八个；十字街改为井字街。随着街路的改造，城市日渐兴旺起来，人口增加，方城之内容纳不下之后，城区便向东侧城门方向发展，人口逐渐流向此地。

　　这就是后来的大东区，继沈河之后，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一个区域。大、小什字街，就铺展在大东区的范围之内。素来，流传少有东西南北垂直的大路的说法，而实际上，大东路和小东路、大什字街与小什字街是大东区东西南北交错比较直的道路。

　　除此之外，更有趣的是大、小什字街的命名是根据道路的宽窄而定，大什字街因为相对小什字街而言更为宽广，因此被命名为大。然而随着城市的改造，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什字街还只是一条宽不过十多米的弯曲小道，而小什字街却成了大东区的主要大街。

　　如此，大、小什字街便是这样一路走来，印证了大东区的形成，并且“以大为小、以小为大”地存在着，这是尊重历史的一种做法，更多地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祭奠。

　　大东区的名胜古迹多集中在大什字街、小什字街的两侧，其中有盛京施医院（今辽宁省肿瘤医院）、盛京户部府、盛京恒知府、盛京治中衙署、盛京三陵衙署、奉天达尔罕王府、魁星楼以及杨宇霆公馆、吴俊升公馆等。

　　首创东北西医历史的盛京施医院

　　沿小什字街一路南行，错综复杂的路口逐次呈现于眼前，直到小河沿路的出现阻断了道路的前行方向，方才结束了小什字街上的旅程，同时也将这条街的历史带入了一个重要切入点，那便是盛京施医院。

　　盛京二字诠释了这家医院的年代，而所谓的施医院又意味着什么呢？“施”字的本意有“给予”的意思，没错，当年的盛京施医院正是一处百姓免费就医的所在。不过，其更大的特点是，它是由一位名叫司督阁的苏格兰人所创办，因此，这家医院实施的医疗手段为西医。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而言，司督阁是首个在东北地区进行西医医疗的人，如此将西医这种医疗手段传入东北。

　　1882年，26岁的司督阁携新婚妻子从苏格兰来到辽宁牛庄传教、施医办学。在当时的沈阳，西医医疗尚未导入，为了能够让西医传播开来，司督阁决定开办一家西医诊所，而这所诊所，则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故名盛京施医院。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肆虐横行，这些也为司督阁西医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然而要在这土壤上扎根，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沈阳乃至东北地区并无西医医疗的先例，所以即便是免费治疗，百姓们仍旧对司督阁的医疗手段持怀疑态度。如此，司督阁的医疗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更令他难以想象的是，受当时封建思想的影响，外加司督阁是个外国人，这样一系列可怕的传闻蔓延开来，人们说，城里来了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怪人，他把孩子们的眼睛挖出来拍照，然后熬制成药水，当作药物，再给我们中国人服下去。

　　司督阁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些人认为传教士只是外国侵略者的先锋。另一些人则确信我们的药品能够改变使用者的心志，迫使他们遵从外国医生并相信他的说教。 ”

　　白内障手术让司督阁走出困境

　　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884年，盛京施医院在司督阁不懈的坚持之下终于有了一定的规模，院内开设了拥有12张病床的男病房。随后，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司督阁的看法，西医也从此被百姓所逐渐接纳。

　　一天，一位患了眼疾的人来到盛京施医院，找到司督阁，因为视力的不断模糊，病人四处求医未果，这种症状不断恶化。司督阁诊断为白内障，在当时的中国，让失明的人重见光明，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司督阁掌握这种技术。

　　司督阁对这位病人说：“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会尽力治好你的眼睛，但需要你的配合。 ”病人点了点头，事实上，他多少有些“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

　　这是司督阁首次在中国为中国人实施复明手术，成功很重要，因为这涉及了西医在当地的传播，以及百姓们对这种医疗手段的认可。因此司督阁也格外做了一番精心的准备，并亲自为这位病人实施了白内障复明手术。手术很顺利，这位原本并没抱有多大希望的病人，当再次可以用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称司督阁为“神医”。

　　很快地，司督阁让盲人重见光明的消息传遍了盛京城，那个有关这个怪怪的外国人的可怕传说，从此不攻自破，司督阁所创办的盛京施医院随之名声大噪，医院的规模很快迅速地壮大起来。

　　司督阁先后在沈阳创办了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盛京施医院），第一家西医学堂（盛京医学堂），第一所医学院校（奉天医科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医学专家、学者。

　　早年的盛京施医院所在的位置即现如今的辽宁省肿瘤医院院内，最初是一系列低矮的平房，现如今已是踪迹难寻。据司督阁本人的回忆录记载，“患者对我这个怪怪的外国人的态度，和对待他们自己疾病的态度差不多。语言沟通是困难的。因为没有受过专门培训的助手，开始，我必须配制自己开出的处方，实施氯仿麻醉，然后独自做手术。候诊室很小，诊疗室和药房在同一个房间，根本没有病房，已经动了手术的患者不得不住在自己的家中，或附近的客栈里。 ”

　　如今，在辽宁省肿瘤医院的院内，仍旧可见司督阁当年所创建的奉天医科大学旧址，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为当年的图书馆，如今已是医院的机关楼。灰色的楼体以及蓝色的屋顶，翻新过后，这座老建筑似乎已无锈迹斑驳的痕迹可寻。然而沈阳的西医便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萌生乃至传播，直至今日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医疗手段，而最重要的是那个名为司督阁的苏格兰传教士，他将自己毕生的心血都倾注于西医的传播之中，中国成了他的第二个故乡。

　　张作霖得力干将吴俊升

　　吴俊升公馆就座落在大、小什字街之间，目前是大东区委院内的一栋二层小楼，以及一套不大的四合院落。资料记载，这座公馆坐北朝南，四周曾筑有高大的青砖围墙，正门房两侧还设有铁门。

　　吴俊升这个名字对于多数人而言已经不感陌生，因为在诸多关于张作霖的文字中，常会涉及他。他先后任旅长、守备司令官、师长、陆军中将、镇守使、陆军上将、黑龙江督军、黑龙江省长。袁世凯图谋称帝时，吴俊升与张作霖等共上《变更国体请愿书》，得封二等男爵。在讨袁运动中，又与张作霖联手驱逐了亲袁的奉天将军段芝贵。后来又与孙烈臣夹攻吉林，辅佐张作霖当上“东北王”。

　　如此看来，吴俊升可谓张作霖手下的得力干将，是曾与其出生入死的兄弟，并竭力将张作霖一举推上了“东北王”的席位。 1928年，张作霖在关内军事失利，急调吴俊升入关助战。 5月2日，吴俊升携张作霖眷属回到奉天，并在榆关设后方总司令部，接应撤退奉军。

　　6月3日，张作霖离京返奉，吴俊升闻讯非常欣慰，亲赴山海关迎接张作霖。 6月4日5时30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三洞桥时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吴俊升当场被炸身亡，时年65岁。

　　故事便是如此这般地接二连三充斥着大、小什字街，因为历经了太多的岁月，所以累计了如此浓厚的沉淀。然而对这两条街而言，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历史存留的负担？

　　直至故事的终了，记者也未能搞清楚为何以“什字”命名，因为所查阅的资料中并无相关记载，所以，唯一可能被猜测的结果，便是这两条路的走向笔直，这在大东这一区域之中或许是并不多见的，也正是这样，根据它与大东路、小东路纵横交错的形态，取名“什字”。

　　往来穿梭的车辆混杂着纵横交错的路口，繁华的街路令人难辨方向，大、小什字街便是这样，带着自己沉积了百年的历史故事，静静地潜伏于此地，继续充当着一个记录者的角色。

       　　　　　国内现存的有关司督阁研究的几本参考史料

　　　　　——在《司督阁与中国现代医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士尊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好，对我个人来说，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整个东北史学界来说，也可以说是个推动或促进。我的直觉，这些年来，史学界对东北区域历史的研究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出了一些成果，这是没法否定的。但是，这些努力和成果大都集中在前面，即明朝以前。西方人有些人把明朝以前叫古代社会，把明朝以后叫近代社会，因为西方近代文明确实是在我们明代出现的。我们在研究中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而研究东北一般还是把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东北近代的起点，可能时段的确定标准不同造成的。不管这些界定合理与否，仅就研究东北地方史而言，我认为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后面，过去老先生说“历史就是史料学”，这话正确与否，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但起码有一定道理。

　　明朝以前的历史值得研究，但苦于资料很少，涉及东北资料更少，因此很多课题实际上是“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说到这些，我不是主张明朝以前不研究，恰恰相反，应该深入研究，但更多的人应该把眼光放到后面，放到明朝以后去，放到晚清去，放到清末民初去，因为道理很简单，明朝以后有实录、奏折、档案，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而且这个时期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课题很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基于上边这些考虑，我们开始选择“清末民初东北社会史”作为研究课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整理有关司督阁的资料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此事起于我们对满铁资料的整理，看看哪些东西与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关，结果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满铁图书馆馆长卫滕利夫。此人原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可能因为左倾没有得到毕业证书，但西文很好，就到大连来发展，进入满铁图书馆，后来做满铁图书馆的馆长，战后回到日本做过日本图书馆学会的会长，看来他在图书馆学方面应该是很有建树的。在东北期间，他曾尽力收集有关满蒙的西文著述，还动手翻译了些东西。日本投降以后，卫滕利夫所收集的资料大多被俄国人拉到苏联去了，建国后还给我们，散失很多。

  卫藤利夫所收集的西文著作中有一本叫做《满洲—它的人民、资源及最近的历史》，作者是亚力山大·霍斯，是上个世纪初英国驻营口的代领事，长期在中国工作，有很多著述。上个世纪初，正是东清铁路修筑，日俄矛盾加深的时候，霍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曾对东北作了三次长途考察：第一次是从营口到吉林，坐马车；第二次从营口到旅顺，乘火车；第三次考察黑龙江，乘轮船。他在这本书里写了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我们也参观了克里斯蒂医生医院的病房，看到许多学生正在这里学习医学和外科手术。在这所医院里，克里斯蒂医生为那些苦难的人民所做的工作最为出色。1893年，克里斯蒂医生收治了539名住院病人，做了594例手术，其中914例治愈，36例改善，3例没有效果，只有1例死亡。”后来我们就有意识地找有关克里斯蒂的东西。

　　就我所知，国内现在保存有关司督阁资料的西文著述大体如下：

　　一、《满洲十年（1883-1893）——沈阳医学传教士的故事》：英文100页。全书6章，他们分别是：医学传教的开始；鼓舞；新的医院；传播福音的工作；妇女工作；影响疾病的某些环境因素。文字较少，介绍的事情也很简略。扉页标注：稿费全部捐赠盛京医院。此书作者为司督阁，从文笔上看这本书可能是司督阁亲笔。

　　二、《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我刚开始寻找这本书的时候，先到大连图书馆，因为网上有篇文章，出自大连图书馆某位先生之手，意思是说《奉天三十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只有大连图书馆有，孤本吧。去了以后，没有看成。后来到省图书馆，找到一位朋友，看成了，书上还有卫滕利夫的写的日文，看来当年卫滕利夫翻译就是使用这本书。后来到国家图书馆也看到这本书。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爱丁堡大学图书馆都有这本书。据司督阁的第二任妻子英格利斯于1922年说：1914年，她和司督阁回国为医学院募捐，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他们写一本有关在中国经历的书，司督阁认为这本书对促进教会对盛京医学院的投入有利，所以就同意了，结果1914年5月这本书就出版了。书是夫妇两个人的作品，但执笔是英格利斯，因为英格利斯是英文教师，文笔很好。出版以后，受到热烈欢迎，20年代书店里已经看不到了。1935年，卫滕利夫出了个日文节译本《满洲生活三十年——奉天圣徒克里斯蒂的回忆》；1938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翻译了日文本《奉天三十年》，但前面的诗没有翻译，原著中的图片也没有采用。日本人对司督阁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圣人，可能有感于日本对中国人的控制。2004年，我们翻译的时候，完全按照1914年英文本，对照两个日文本翻译成汉语，原著中的照片、诗歌、行文格式基本保存原貌，后来国家清史委员会把其出版了。全书总计30章，很多人看到这本书，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三、《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这本书是司督阁的夫人英格利斯所著，出版于1932年。司督阁是1882年到沈阳行医，到1922年离开中国回到苏格兰，在沈阳工作了整整40年。来那年29岁，回去的时候是69岁。1936年去世，终年81岁。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司督阁去世前4年的作品。这部书总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在苏格兰（1855-1882）；第二部分：建立基础（1882-1894）；第三部分：三次战争（1894-1905）；第四部分：前进里程碑（1905-1902）；第五部分：巩固基础（1912-1922）；第六部分：晚年生活（1922-1932）。基本可以说是司督阁的一本自传。2005年辽海出版社出版。

　　四、《中国人——有关中国特别是满洲上层社会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作者为司督阁夫人英格利斯。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历史背景；第二章：宗教背景；第三章：传教背景；第四章：满洲及周边地区；第五章：满洲传教的故事，或满洲传教史；第六章：老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第七章：新的排外运动；第八章：满洲基督教会。有很多内容写得很实在，也很有见地，但全书总共100页，很多问题没有展开。

　　五、《满洲的杰克逊》：杰克逊是司督阁为筹建盛京医学院从英国招聘来的一名医生和教师，但刚刚到沈阳工作不久，就赶上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当时中国人没有防疫经验，很多传教士和外国医务人员都投入工作并担当领导职务。其中司督阁是沈阳地区的防疫官，而于洪区原来北宁铁路车站的防疫任务由杰克逊负责。工作时间不久，杰克逊也感染了鼠疫，最后不治身亡。这本书的作者是康斯坦丁，但最近我看英格利斯《中国人》那本书，发现封面上标有《沈阳杰克逊》一书的作者，不知道是否这两者是一本书，还是另有一本《沈阳杰克逊》。此书出版于1911年，也就是东北大鼠疫刚刚结束。全书184页。

　　六、《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0年到1911年之间，东北满洲里爆发鼠疫，迅速蔓延到东北各地，然后进入关内，死亡五六万人。这是世界历史上惟一的一次肺鼠疫。鼠疫接近尾声的时候，清朝政府在沈阳召开了一次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开了28天，到会的都是世界顶尖科学家。会议从微生物学、流行病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讨论。会议结束以后，形成一份很厚的报告，后来在马尼拉出版，我把其翻译过来叫《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这份报告有50多万字。为什么说这里有很多司督阁的资料呢？因为会议是在盛京医学院隔壁开的，食宿在盛京医学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司督阁是中国代表。所以报告中有很多他的发言。

　　其他的西文著作中也有司督阁的一些记载，如《长白山》、《满洲的伊莎贝尔》等等。中文资料很少见，可能在《奉天通志》中有一些，但很表面，也很少，我已经记不清了，得回去核对一下。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辽河正名的起始和理由

                               陈醒哲

   2009年7月27日，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我的办公室，他就是10年前曾经走进我办公室的老先生王香林，老先生今年已经70岁了。

    10年前，王香林和我见面的时候，我担任辽河石油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很翔实的资料，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更正的辽河河流流向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地图上、教科书上关于辽河入海口的标注是错误的。现在的辽河并不是从营口入海，而是从盘锦的双台河入海，媒体应该向社会发出更正的建议。”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性，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个问题又是非常专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而后，我们结合他提供的资料，向有关部门求证，最后结论：王香林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我在1999年11月23日的辽河石油报《辽河晚讯》一版头题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油田老职工王香林提出建议：给辽河正名开曙光运河》，这是第一篇为辽河正名的文章，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正名”活动。当时，我安排了几名主要记者进行连续报道，很多专家、学者和普通群众发表了意见，辽河石油报还曾筹备一个“为辽河正名万人签名活动”，后来，我调到文艺部工作，这个活动没有继续下去。

    王香林老先生告诉我，10年中，为辽河正名活动有了很多进展和收获。他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有些地域专家给领导写信，省级报刊也多次呼吁，省政协委员还提出提案。可遗憾的是，都没有得到更改的结果。最近几天，市政协副主席张权华要向东北新闻网的记者介绍情况，想邀请我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第二天晚上，我与张权华副主席、王香林先生和盘锦另外两名提出为辽河正名的人士，即丁伟成先生、王耀发先生，和东北新闻网的记者陶凯龙在一起座谈。我提出了为辽河正名的四个理由。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正视现实，还原真实。辽河自1958年始完全由双台子河入海是不争的现实，省水利厅已经做出判定。

    二，对子孙后代负责。地图册、教科书是应该传授正确知识的，错误的知识和概念贻害无穷。教育部门应该让孩子掌握正确的地理知识。

    三，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政府形象，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公信力。面对错误，政府权利部门不进行更改，是政府不作为的体现，损害了政府形象。

    四，维护地域权益，提高知名度，为经济建设服务。拥有正确的命名可以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为地区带来相对的经济利益、文化利益。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为辽河正名，不得而知。第一个1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即将迎来第二个10年……王香林老先生说，不管能不能看到结果，他在有生之年还要为此事呼吁、奔走。听之，甚为感动。

    我想，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们也有王香林老先生这份勇气、责任和情感，为辽河正名这件事不应该这么难！

                              陈醒哲

　　谈到奉天医科大学的校名时，医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界定，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并走访了一些专家学者和该校仍健在的学生，得出如下的结论。

　　奉天医科大学从1912年到1949年，在整整37周年的历史时光中，确有并校的计划和几次重要的更名，每一次更名都有当时的印痕。可以说，该校的校名变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轨迹。在这篇文章里，我只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早在1892年，奉天医科大学诞生的20年前，司督阁医生就在盛京施医院开设“盛京医学堂”招收了8名学员，开始培训正规的医师。这是奉天医科大学的前身。

　　首次注册名：奉天医科大学

　　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宣告建成，学制5年，预科1年，本科4年，授予内外科双学士学位，用英、中双语教学，是东北第一所医科大学，东北地区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招收3期学生。

　　第一次更名：奉天医科专门学校

　　1917年8月，奉天医科大学呈报北京政府教育部门建档，根据当时政府规定“单科不能称大学”，随后更名为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学制、课程、授予学位不变。1924年，学制改为6年，同时招收3名女生，男女同班授课。招收9期学生。

　　第二次更名：辽宁医科专门学校

　　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改奉天为辽宁，实现全国统一。奉天医科专门学校也随之更名为辽宁医科专门学校。1930年，辽宁医科专门学校学制改为7年，预科2年，本科4年，实习1年。招收2期学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将军曾计划将辽宁医科专门学校并入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大学医学院，后因发生“九一八”事变，此事搁浅。

　　第三次更名：盛京医科专门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东北。日伪政权将学校改名为盛京医科专门学校，

学制仍为7年。招收2期学生。

　　第四次更名：盛京医科大学

　　1933年秋，盛京医科专门学校更名为盛京医科大学，附设药剂师养成部，学制改为4年，增添了日语课。1937年学制改为5年。招收10期学生。

　　第五次更名：辽宁医学院

　　1945年，日本投降后，政权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接收。国民党执政时期，盛京医科大学更名为辽宁医学院，学制仍为5年。招收3期学生。

　　第六次更名：辽宁医科大学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辽宁医学院更名为辽宁医科大学，学制仍为5年。招收1期学生。

　　并入学校名：中国医科大学

　　1949年6月，辽宁医科大学并入中国医科大学，当时在校的28、29、30、31期学生，并入中国医科大学39和40期，于1950年和1951年毕业。

　　奉天医科大学史上的这些名字，现在只是记录在历史的档案中和学者的论文里，成为每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符号。然而，对于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或严谨的历史研究人员，还是要清楚每一个校名后面不同的蕴义。譬如，奉天医科大学表示着司督阁医生创办时的那所医科大学；辽宁医科专门学校表示着张学良主政时的那所医科大学；盛京医科大学表示着日伪统治下的那所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表示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执政时的那所医科大学。

　　清楚奉天医科大学每一个时期校名上面的历史印痕，正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关于司督阁研究的信笺

电子信函1：

陈醒哲先生：

    你好！很高兴看到你详细整理和介绍“盛京医科大学”（小河沿医学院）的历史。做为一个该校第一期毕业生的后人感到无比高兴。我的祖父毕业于1917年（为第一期），与高文瀚和刘同仑是同学（他们三人是好友），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祖母及我父亲讲我祖父经（他那时已经在北京工作）常与高和刘通信往来（他在照片中位于右侧站立第一人，照片被切割只看到半脸和半身）。我在去年曾经在你的博客留言：我祖母的顺口溜“南湘雅圣约翰，北协和小河沿”。我再次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料，即我在幼童时期所听到老人们讲述的一些故事。

　　1）小河沿医学院毕业的第一期学生们的毕业证书是由英国发的毕业证书，毕业生可以到英国和美国行医（当时美国还不是世界最强国），毕业证书为精致羊皮所制作。

　　2）司徒阁的教学严格，几乎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的教学和“审问”考试。

　　3）第一期还有个学生名字叫做于光远，后来是武汉医科大学的教授，院长。中国著名的皮肤及泌尿外科专家。

　　4）我爷爷的名字叫做郭仲元，出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自幼在教会学校学习长大，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小河沿，于1917年毕业后先去安东丹国医院，后又去哈尔滨国立医院，再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在北京中央财政部及中央保健局工作，文革期间受迫害下放到湖北沙洋中央“五七”干校，于1977年病逝。

　　5）第一期毕业生完全是英语上课，司徒阁规定学生在学校必须讲英文，因为增加英文能力。讲课本是司徒阁先生从英国邮寄来的。

　　6）第一期的学生在入学前必须英语过关，入学必须由所在教会外籍牧师推荐（学生全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

　　7）据我很小时期听我父亲讲，第一期的20名毕业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当时在入学时共计学生大约50多人，后来因为许多原因，比如：英文程度跟不上，家庭条件需要工作，学习艰苦等诸多原因淘汰了超过一半多的学生，最后只有20名学生顺利毕业。我的爷爷在第一期毕业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免费赴英国留学的机会，可是由于我祖父的家庭急需要他工作挣钱养家，所以他放弃了留学机会，直接到安东（现在丹东）丹国医院担任付院长。第一期的毕业生由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战争等原因，大部分人自己在东北各省市开业行医，据说几个人（名字不详）参加了张学良的部队，后来为蒋介石的保健医生。

     我来美国学习与工作已经20年了，目前也从事医疗工作。

                                                郭先生于美国

                                                2009年5月18日

电子信函2：

尊敬的陈老师：

    您好！去年末就关注您的博客，收获良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铃，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现在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一名硕士生，师从国内基督教史研究知名学者陶飞亚先生，导师和我对您率先研究介绍的医药传教士司督阁非常感兴趣。在我有幸参与编写的我导师的《中国基督教编年史》一书中，我专门引用了陈老师的学术成果，介绍了司督阁的人物事迹。在此一并感谢！我准备在今年暑期拟定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很想以司督阁及盛京医学院为研究主题，但苦于资料难寻。不知陈老师您哪里是否有关于司督阁及盛京医学院，或者是其他传教士的真实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如若方便，烦请赐教！

    此致

                                           敬礼

                                                  学生陈铃

                                                2009年5月13日

　　　　　　　　　　　　　　　　历史的凝望

　　　　　　　　　　　　　　　　　陈醒哲

　　大约在半个小时内，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凝望一张既陈旧又有些熟悉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一位慈祥和蔼的外国长者，他灰色的胡须、斑白的鬓发、深邃的眼神，仿佛向我诉说着一个世纪前的沧桑与史话。他就是已经被人们淡忘的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的第一任老院长、苏格兰医学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医生。他的中文名字叫司督阁。这是公元2006年1月25日的下午，在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目前东北三省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医院）办公楼三楼的长廊里。
    时间虽然带走了生命，也带走了那些生命的痕迹。感谢上苍，这位历史老人又微笑着向我走来，让我心灵苏醒，经受一次灵魂的震荡和洗礼。

    第一次见到这幅照片是在沈阳我父母的家里。1993年的晚夏，我父母还健在的时候，87岁高龄的姑姑生命中最后一次从北京来沈阳探亲访友。姑姑1924年—1928年曾在奉天医科大学就读，后来担任附属盛京施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我回沈阳看望姑姑的时候，姑姑拿出一本校友们编辑的蓝皮精装《奉天医科大学》简史，这本书的图5就是司督阁医生的这幅老照片。

　　当时，姑姑对我说：“这是我们的老校长，他把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给了中国，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东北的西医……”

　　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司督阁医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西医传播者，他1882年到达中国，1923年退休回国，在中国整整工作了40年。他创建了东北地区第一家西医诊所，创建了东北地区第一所西医医院，创建了东北地区第一所医科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医疗、护理、药剂、检验等医科大学毕业生1100余人。司督阁医生在中国期间多次舍生忘死，亲临鼠疫防治一线，亲手治疗的各种患者数不胜数……                                                                
　　公元1882年9月的一天，27岁的司督阁医生携着新婚的妻子和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施医传道。司督阁医生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专业，他要把上帝的声音和西方先进的医学诊断和治疗技术传授给中国。在那个朝阳刚刚露出水面的时刻，司督阁医生于黄浦江边满怀自信地走下那艘英国客轮的旋梯，当他的双脚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的瞬间，他就对同行的妻子伊丽莎白和友人韦伯斯特自豪地说：“到了中国，我就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

　　1882年10月，司督阁医生以一个中国人的姿态从上海来到牛庄，再转道前往沈阳。那时，沈阳的常住人口大概有25万人，老百姓缺乏教育，极度贫穷，孤陋寡闻。没见过听诊器、手术刀、注射器，对西医学知识一无所知。而司督阁医生带来的西医生理学、解剖学、药剂学、外科学、化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产生了严重冲突，让他们大惑不解。一些人的仇视情绪增加了，随时都有爆发骚乱的危险。司督阁在街上被咒骂，侮辱，恐吓，还被人扔泥巴和石块，还有人扬言要烧了他的房子，把他赶走。

　　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下司督阁医生就是带着一种美好的憧憬，投入到未来的事业中。

　　1883年5月，经过多方联系，司督阁医生在东关小河沿买了一处民居，在沈阳开设了第一个西医诊所，免费为中国人治病。他热情好客，注重礼貌，尊重和学习中国人的礼节，穿中国人的服装，喝中国茶，学习中国语言，主动去了解和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非常真诚地与中国人相处。

　　当免费的西医诊所在司督阁医生的住所开张的时候，司督阁医生被人群淹没了，一个小房间不得不被用作诊室，观察室，甚至是小型的手术室。在院子里在门外，人们激动的张望着，兴奋的议论着。147年前，在沈阳患眼病是非常普遍的，人群中盲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历史上还没有过盲人可以复明。在第一批住院的病人中间，有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白内障失去了视力。司督阁医生准备为其做手术的时候，很多人前来观看。患者躺在一张露天的手术台上，围观的人们屏住呼吸，拥挤在周围，随着手术刀的迅速切割，患者的晶体被剥离。接着司督阁医生大声地问患者：“我竖起几根手指？”

　　“三根。”患者说道。“我看到了，我能看到了。”人群中发出一阵惊愕和敬畏的叹息。

　　有一位清朝军队的士兵，与土匪交火中身负重伤，子弹深深射入肌肉里，当地的中医做不了手术，通常的办法是把水银灌入伤口内，“目的是溶化伤口里的子弹。”清军统帅左宝贵将军将伤兵送到诊所，请司督阁医生治疗。当时，那位伤兵的创口已经化脓，感染很严重，司督阁医生免费为伤兵取出子弹，并细心照料，伤兵一个月后完全康复。

　　沈阳城内还有一位商人，两年内晚上几乎不能休息，不断地疼痛不断吞噬着他的生命。司督阁医生决定给他做手术，术后他顺利出院。数星期后，一列打着鼓、吹着唢呐的长队抬着一块辉煌的牌匾，用汉字记载着司督阁医生手术的奇迹，他们把牌匾挂在诊所的墙壁上。

　　司督阁医生经历了1883年的大霍乱，1888年的大洪水，1895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1910年发生的大鼠疫，1912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谣言、敌视、洪水、鼠疫、战争、甚至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杀戮，都没有消退司督阁医生的坚强意志，相反，更加促进了他的工作热情。在创建诊所的初期，司督阁医生就为自己制订了长期的工作规划。第一，争取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第二，免费为患者治疗。第三，培养中国助手。第四，建设医院和医学院。第五，服务公共社会。这五个规划司督阁医生全都做到了。           

　　据统计：1883年7月——1884年9月，诊所门诊量达到3792人次。1884年10月到12月门诊人数迅速上升，达到5096人次。1886年门诊人数有11857人次，手术251例，108人住院治疗。1887年就诊人数达到12845人次。几年后的门诊量，最高时达到每年4万多人次。

　　从1885年开始，司督阁医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训助理医师、药剂师、和助理护士，为诊所服务。1892年招收了王宗承、刘志学、王雅臣等8名青年，制订5年培训计划，这是司督阁医生为中国培训首批有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正规医师。1906年开始，司督阁医生每年都要招收几名学员，进行正规培训。这一年中国的变化是明显的，南方各地已经筹建数座医科学校。这些都说明，在沈阳建立一所用汉语授课的医学院时非常必要的。

　　据奉天医科大学首届毕业生，1931年担任盛京施医院院长的刘同伦回忆：在奉天医科大学成立前中国政府自办的医学校只有两处，即保定陆军军医学校和天津海军军医学校，该二校的毕业生都为陆军和海军服务，除此再没有中国政府自办的医学校。北京协和医校、浙江杭州医校、湖南湘牙医校都是外国教会办的。1910年，中国自己培养的“西医生”和国外留学毕业的“西医生”加起来还不到2000人。当时的中国已经有四亿人口，平均每20万人口中才有一位西医生，少得实在可怜。

　　1907年，在清朝政府东北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的支持下，司督阁医生开始筹建奉天医科大学。徐世昌总督拨给一块地皮供建学校使用，并决定由省库每年拨银3000两，学校的教师由司督阁医生在英国和欧洲聘请，不足的资金由司督阁医生募集。

　　1909年圣诞节的时候，司督阁医生收到伊丽贝莎·伯德·毕晓普夫人捐赠的1000英镑。这是一笔最大的最及时的帮助。这一年，一共收到4899英镑，大部分都是苏格兰人的捐款。1911年，奉天医科大学建成四层教学大楼，安装教学仪器、设备。1912年大学全部竣工，司督阁医生担当了首任校长。

　　3月28日第一期学员正式入学，校长司督阁医生提出校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校徽为：杖、蛇、火炬组成的图案。杖，象征西医鼻祖之尊；蛇，象征治疗敷伤之徽；火炬，象征学术光明之灯。

　　建院伊始，司督阁就坚持这样的立场，以学院是中国的教育机构，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所建立的，教学和管理人员应该是中国人，学院的发展前景也应该是中国人的。他总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一开始，他就盼望着逐渐由中国教师取代外国教师，因此，他小心呵护学院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奉天医科大学的课程标准是按照苏格兰大学的模式设立的，学制5年，后来增加到6年，最后增加到7年。盛京施医院提供丰富的临床机会，教学人员有很高的技术标准。教学过程使用汉语，但学生每天要用一个小时学习英文，在中国由于缺乏医学文献，学习英语是非常必要的。奉天医科大学在北京教育部注册，官方接纳它的毕业生，学生文凭得到政府和英国的认可。当时，一位负责医务工作的官员考察过所有的医学教育中心后说：“你们的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

　　1917年6月，第一批20名学生毕业，司督阁医生在年度报告中说：“这些人已经和我们生活了5年时间……当他们刚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对一切都很生疏，还是一些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毛头小伙子……他们和医学院一起成长，一起发展，我们是看着他们从毛头小伙子转变成有知识、有技能的医学人才的，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奉天医科大学成立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为救死扶伤和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做出过历史性的巨大贡献。1949年6月，在沈阳解放后半年后并入新成立的中国医科大学，盛京施医院则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922年5月7日，司督阁医生退休回到苏格兰的故乡，担任中国苏格兰协会会长，他一直为“促进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努力。中国在爱丁堡的70多名留学生大多数人受到他的照顾，享受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后来的奉天医科大学校长高文翰和盛京施医院院长刘同伦两次留学英国，到欧洲进修、考察，都得到司督阁医生的多方面帮助。

　　不管是在沈阳，在爱丁堡，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司督阁医生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一直得到人们的赞扬。司督阁医生生前受到中英两国多次嘉奖和表彰，获得过中国政府颁发的双龙勋章、嘉禾勋章、帝国宝石星勋章和英国乔治国王授予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C.M.G）”。

　　1925年东北三省人民为纪念和表彰司督阁医生在中国的巨大贡献，特铸造司督阁医生半身铜像一座，立在奉天医科大学教学大楼正面东侧。在铜像花冈岩基座上有一段中文铭文：“为了保持对他的永久记忆，由人民集资竖立这座青铜像，如上对他生活的简短叙述，作为对所有阅读者的一种激励，已经被刻在石头上。东三省公众敬立。”铜像揭幕时，张学良将军亲临现场剪彩，发表演讲。

　　司督阁医生是一位英国医学传教士，他信仰的基督教从来没有把他和中国人民分开，而是促进他深入到中国人中间，和他们打成一片，去帮助他们，去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爱。他从未强迫任何人信教，宗教却成为他与中国人谈论的自然话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他这样与不同阶层的中国官员建立广泛的友谊，没有一个外国人像他这样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爱戴，他们每个人都尊敬司督阁医生和他的信仰。时任中国驻伦敦的公使施肇基先生在写给司督阁医生的信中说：“我认为对中国的感情方面，任何人也不会超过您，任何人也没有您对中英友好的贡献大。”

　　2009年2月23日，我又一次久久凝望着一张老照片……这是司督阁医生墓地的照片。照片是司督阁医生的后人尼尔先生从互联网上传给我的。我看到：爱丁堡公墓的一片草地上，矗立着司督阁医生十字架形状的灰色花岗岩墓碑；碑文上写着司督阁医生简洁生平和令人难忘的墓志铭，“上帝的慈爱伴随他一生”；在墓志铭下方，还锩刻着四个突出的中国汉字，“乃役于人”；这是司督阁医生毕生的遵循与写照，足以证明他对中国终生不渝的热爱！
    凝望着这张照片，我告诫自己：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人类良知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我应该永远记住不远万里前来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也不应该忘记不远万里给中国送来现代医学，为中国人民无私服务40年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医生。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辽宁办事处负责人高建讲话

各位专家学者：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可以说是开我国卫生、医学研究追本溯源之先河。此前，类似的医学研究中心及研讨会得以召开是鲜见的。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意义：

　　1、1882年，英国苏格兰医生司督阁，受苏格兰基督教会的派遣，来中国从事施医布道工作，成为在我国东北地区使用西医西药治疗疾病及传播西医科学的开拓者，成为西医在东北传播的源头。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及史实的研究，将对我们提高西医理论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司督阁先后创建的盛京施医院、盛京医科大学是我国东北最早的西医院所，可以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尤其是辽宁地区首批优秀的西医人才，对我国西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许多人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卫生人才，其中有两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白希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30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历任盛京医科大学教授、沈阳市市长、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卫生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34年在英国首次解剖出完整的人体肾单位，对肾功能及肾病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3、我们都知道，因司督阁所建诊所地处盛京并免收全部费用，而称为“盛京施医院”。他始终坚持“施医”原则，贫困病人免费就医，在当时社会反响极佳，获得来自各界商绅和爱国人士的支持。司督阁在中国施医布道、传播西医科学几十年，也曾遭受许多磨难，医院院舍几次毁于战乱。1900年，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义和团组织打进奉天城，扫除洋教，就曾经烧毁盛京施医院，使他苦心经营18年的事业毁于一旦，但是他还是坚韧地、孜孜不倦地继续治病救人，他的这种仁爱、慈善精神值得我们弘扬，更值得我们今天的医务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4、成立司督阁研究中心，并召开研讨会，是对这种精神的认同和弘扬，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今后，应以研究中心为平台，团结医学、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做好相关史实的研究及史料的搜集工作，希望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如建立司督阁博物馆，出版相关史料汇编，论文集等，以更好地传扬高尚的仁爱、慈善精神，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

　　在此，我谨代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李永濮会长及王建学副会长感谢省肿瘤医院领导，感谢省糖尿病治疗中心冯世良委员，感谢司督阁研究中心的陈醒哲等各位所付出的努力，这次会议开了个好头，希望大家继续共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学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心的展开工作，这次会议的情况学会要进行宣传报道。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展示奉天医科大学毕业证书

会议专用车

向特约研究员颁发聘书1

向特约研究员颁发聘书

杏林苑宾馆

研讨会会场 　　　　　　

代表发言

会场一角

　　　　　　　《司督阁与中国早期西医学传播学术研讨会》在沈阳举办　

　　本会采自沈阳的特别报道：2009年5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坐落于棋盘山风景区的辽宁省肿瘤医院杏林苑宾馆，举办了全国首次《司督阁与中国早期西医学传播学术研讨会》。来自辽宁省内的30余名专家、学者、特约研究员，充分发表了很有深度的学术观点和见解。

　　司督阁先生是1882年英国教会派遣来华施医布道的医学传教士，1922年退休回国。他带着西方最先进的现代医学技术，先是到上海，然后转道营口，最后在沈阳小河沿落脚。他在中国生活工作的40年中，创立了东北第一个西医诊所、第一个西医医院、第一个医科大学，为东北的西医学传播、医学人才的培育、现代医学的确立及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司督阁先生是杰出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他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他曾经说过，“我来到中国，就当自己是个中国人”。他身穿中国的长袍马褂，说中国东北的地方语言，深入城镇、乡村，治病救人，深受民众爱戴。他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创办奉天医科大学，倡导“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躬耕服务精神，培养出一大批中国顶尖的现代医学人才。他在中国工作了40年，经历了战乱、动乱、瘟疫、敌视，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没有退缩。司督阁先生的一生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中国和他的生命不能分割，在他的墓碑上至今还留着4个醒目的中国字，“乃役于人。”

　　100多年以后，我们当代的很多人忘记了这部历史，我们的历史教学和医史教学尘封了这部历史，包括我们很多有名的医学专家，医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不知道这部尘封的历史。

　　时光荏冉，转眼百年，小河沿仍然春光旖旎、景物依稀。布满司督阁先生足迹的土地以及留在至今的建筑物，以济世救人、治学严谨的理念成为馈赠给后人的宝贵历史遗产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司督阁先生先生的大爱精神必将永存，必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如今，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每天踏着司督阁先生走过的道路，同样地从事着治病救人的神圣工作。我们应该高举起司督阁先生救死扶伤、仁爱济世的精神火炬，以奉献、大爱、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襟怀努力工作，要让爱心、良知、正义在与金钱、利益、私欲的搏弈中，变得更加强大和不可战胜！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对司督阁先生施医办学历史史实的一次严肃探讨；是对司督阁医学教育思想的一次深刻研究；是打开一部很重要、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被尘封历史的第一页；是在中英友好的丝绸之路上接力前行，是在为真理作证，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司督阁先生和先辈们最好的纪念和缅怀。

　　研讨会收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长李永璞及来自英格兰、加拿大等地国外专家、教授与司督阁后人的贺信。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辽宁办事处负责人高建宣读会长李永璞的贺信并代表王建学副会长讲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司督阁研究中心主任冯世良博士出席会议并向特约研究员颁发聘书。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姚文庆博士致欢迎词。《奉天30年》的中文译者、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司督阁研究中心副主任、鞍山师范学院教授张士尊博士发表了研究成果。

　　来自沈阳《华商晨报》、《中国记忆网》等媒体的3名记者对会议进行全程采访。会议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司督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醒哲主持。

            《司督阁与中国早期西医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代表名单

冯世良  全国政协委员、司督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王家骐  司督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级经济师

陈醒哲  司督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作家

张士尊  司督阁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

张一波  司督阁研究中心顾问、教授

高  建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辽宁办事处负责人、副研究员

姚文庆  辽宁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辽宁省肿瘤研究所所长、博士

陈巨余  辽宁省政协委员、中日协和医疗机构董事长、客座教授

石桓利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  洁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杜学斌  中国医科大学、教授

王  申  辽海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 

王秀卿  沈阳市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刘  竞  辽宁省图书馆、研究员

潘淑海  近现代史专家、高级会计

张恺新  葫芦岛市政协、副研究员

詹洪阁  收藏家、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佟月冰  东北大学沈阳校友会、原秘书长、正处级

岳德源  中日协和医疗机构、执行董事

陈庆州  庆林抗癌俱乐部秘书长、副厅级

齐守成  沈阳市民俗协会秘书长、研究员

宋  爽  辽宁省委党校、博士

赵玉民  中国（沈阳）图片史料研究中心主任、摄影家 

陈发水  辽宁大学、副教授

胡  滨  辽宁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

余丽君  沈阳市图书馆、研究员

王  爽  辽宁省图书馆、副研究员

向天雄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玉莲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理事

王俊美  辽宁省肿瘤医院、院办秘书

魏  迪  辽宁省肿瘤医院、院办秘书

周  冶  《华商晨报》、记者

孙叶新  中国记忆网辽宁网

潘忠实  中国记忆网辽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