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晓居

【人民日报编者按】10月23日，中国第一个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建系100周年。作为最直接传承本国语言文化的科系，“百年中文”的纪念，被赋予了很多的意味。而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在哪里，人文学者该如何保持气质，也再次被审视。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最近接受了本报专访，就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到的“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及思想文化建设”，认为人文学者不能丢掉“三气”——志气、意气和豪气，尤其发人深思。

大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师生合影（北大档案馆提供）。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黄子平

　　所谓天下大势，乃“天下”成了大势也。这“天下”，即电影《英雄》里梁朝伟用硬笔书法写下的那两个字儿。用从前社论文体的修辞，叫作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不管有名无名，趁早自个儿抹了脖子才算是识得时务的豪杰。当然了，如今这“天下”的现代叫法是“全球化”。2002年初夏在南京，与哈佛教授李欧梵伉俪同游中山陵。远远看到“天下为公”那匾，李教授就说：“哈哈，全球化，孙中山先生一早就提出来了！”我仔细端详那匾，说：“这‘公’，是不是‘公司’的‘公’？”“正是！正是！‘公’的英文译法读作COM，音义同译，可称一绝。”“不妨抢注一个网址叫www.tianxia.com，这COM原就是Company的缩写嘛。”一路机锋谈笑不提。

 夏晓虹

    我现在服务的北京大学，曾经得鲁迅先生褒扬，其中一句说的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观北大》）。这很让北大人自豪。至于今日北大是否还配得上此评，见仁见智，颇有争议，这里不必细说。最近想到鲁迅先生此言，尤其是“常为新的”四字，却与北大无关，乃是因为北京景山学校明年将迎来50周年校庆，编印纪念文集的征稿正在热烈进行中。我的联想即是由当年经历的教改实验引起。

    进入景山学校是在1960年秋天。和一般就近入学的小学不同，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试，我才被录取进来。当初就知道，这是所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后来学制改为十年，小学、中学各半。虽然到1966年“文革”前，校内确实有九年级，但论资排辈，真正的实验班还是从我们这一年开始。只不过，在我们这批学童入读前，当年春季已开始试验招生。所以

                                 林文月

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什麼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举首仰望,阳光与青天在枝桠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

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车停驻其下,运气佳时,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免除下课返家时酷热燠闷;而当我学生时代,那一排树尚吝於提供行人遮阳;如今我再回来,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

木犹如此,时间流逝何其快速,没有声息,唯於形影间隐约可辨.

   陈平原

     在如此盛大、庄严且神圣的毕业典礼上发言，我很激动，也很兴奋。美中不足的是，我代表的是导师，而不是毕业生。这么说，不是“装嫩”，而是因为，这种场合，主角当然是英姿勃发的毕业生；平日里一脸严肃的导师们，今日全都和蔼得一塌糊涂，且心甘情愿充当“绿叶”。

    每当这个时候，我既为毕业生祝福，也为自己抱屈——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么风光的日子。二十多年前，我博士毕业时，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口头通知，有空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来取毕业文凭。记得那天下午太阳很大、很毒，我取回证书，顺路买了个大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晚上和妻子一起享用。第二天，我就收拾行装，到江南访书去了。时隔多年，与年轻的朋友聚会，听他们谈毕业典礼上如何激动，我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圆圆的西瓜在不断地滚

陈平原

　　北京大学的筒子楼，浓缩了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世事沧桑。“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如是说。该书收录了曾在北大筒子楼居住过的几代教授们的回忆，真实、琐碎而动人。

　　年轻时自恃记性

南方都市报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扉页上印着陈平原、夏晓虹伉俪的藏书章

　　“等有空的时候再好好收拾吧。”这是采访中陈平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北京圆明园花园的陈家，目光所及，全都是书。一进门，就见他家客厅正中央，有两三个立方米那么大的一堆书。茶几上堆满了书，放不下一个杯子。长长的沙发上摞满了书，只余下一人勉强可坐的空间。

陈平原

　　在当代中国，只要你念过小学，都知道有个“五四运动”；可所谓“知道”，不等于真的理解。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困惑与追求。九十一年来，每代学者及青年都以某种形式与“五四”对话。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二者颇有纠葛，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又互相抵牾，就看你如何观察与判断。

　　何谓“五四运动”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

陈平原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反而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才是“真金子”。

　　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20年后、50年后、100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忆起，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