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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1月15日14：00-16：30
地点：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二层
台上的人：张立宪  柴静
现场速记：李京威

 

    柴  静：谢谢大家，大风天来赴《读库》的约会。前两天六哥对我说，该搞《读库》的年度座谈会了，柴姑娘来助助拳吧。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一年过得很快，喜得是我又要做最佳女配角了。昨天我找到我们去年三周年座谈会的记录，想发在博客上。但是我又想，这么长，有人看吗？就不发了。想看的人会找来看，不看的人也不必去看。我们来谈我们的事吧，从《读库》开始。

 

技术流

 

    柴  静：四年来，《读库》一直在变，现在的《读库》和以往的《读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立宪：我们可以按照年度来把《读库》分成四个方阵，有的朋友说越来越不喜欢，有的朋友不再去订。听到他们的这些看法，我很难过，也很尊重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四个方阵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倒推的，我不可能在2006年做出2009年方阵的，也不会在2009年做成2006年方阵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还是有的，并且我个人看来还很大。《读库0601》最近要加印，四年前的书了，制版用的菲林已经不能再用，要重新输出菲林，重新制版。我又重新核了一遍，很脸红，如果现在让我来编，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柴  静：有什么不同？
    张立宪：稿件的选择标准和书的编辑手段、技能，肯定要比四年前好很多。我认为《读库》和我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应该说，是我、作者和读者共同成就了这四年的《读库》方阵，反过来，《读库》也把我成就了，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柴  静：前两天我和六哥聊，我想写本书，问他写什么好？六哥琢磨琢磨说，你就写在技术上怎么实现自己的。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技术”这两个字是他提得很多的词，在很多场合都提过，去年的座谈会上也提过。今年想让你多谈一点，和2006年比，你说在技术上提升很大，具体说说看。
    张立宪：这是一个能说很多的话题，但今天的时间和场合都不允许。很多媒体采访我，往往把我当成励志模范和心灵鸡汤，让年轻人扬起生命风帆的那种，其实我自己还怀疑人生，感到绝望呢。我只是每天在摸索一些编辑工作中的细节，这些细节小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地铁号线刚开通，我坐车的时候，看到车站里的站牌，觉得颜色的搭配很好看，青色的底和白色的简黑体，就会想这种颜色的方案我们能不能借鉴一下。
    我再出卖朋友一次。严歌苓老师在生活中是个说话非常豪放的人。有一次我给她写信问最近怎么样，她现在常住柏林，那段时候刚回北京。她回封信说很烦，“差点想不开，自杀了”。当然以她的性格肯定不会自杀，但是这句话应该怎么表达更精准呢？第二天我们一起吃饭，在场都是做编辑的，首先觉得应该调整成“想不开，差点自杀了”，然后又想，那么“了”字应该放在哪儿呢？是“想不开，差点自杀了”，还是“想不开了，差点自杀”呢？以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读库》稿件的原始面貌和刊发时的样子，可能只是一个“的”字的调整，或是意义相近的词语的更换，只是分际之间的差别，甚至这些文章还可能有一个更完美的编辑方案。以后如果有可能和同行探讨这些问题，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柴  静：可能有人觉得，有必要在这么小的细节上考究吗？
    张立宪：如果一个人每天醒来振臂高呼“我要过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做一本流芳百世的书”，然后呢？第二天醒来继续振臂高呼“我要过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做一本流芳百世的书”。如果没有训练和纪律，老这么喊是没有用的。就得找到这种规范，并遵守这种规范。我们的媒体还不是很发达，欠缺这样的技术规范，所以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摸索，自己来制定。我们在编张火丁的书，拍了四年，编了一年，现在还没有编完。用什么样的纸，什么样的编排手段，什么样的开本，我们试着用十几种纸来打样，也上机器做了试印，比较不同的印刷效果。这本书开本很大，横向三百毫米，我们尝试把它减五毫米，按照这个规则做出几种假书，发现三百毫米和两百九十五毫米，相差的五毫米，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行业规范，告诉我这是什么规律，或者直接给我们一个菜单式的选择，当然很好。但是没有，只能自己摸索，不断的学习，从中积累经验，做出判断。刘香成老师接受的是规范的西方新闻学的教育，他经常提到“标准”这个字眼，所谓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吧。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够过一种有标准的编辑生涯。
    柴  静：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刘香成职业生涯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这么多书都要靠刺激的标题和醒目的照片来抓住人的眼光，很多人会说这种细部上的打磨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立宪：其实，这种哗众取宠式的做法已经在自食恶果了。我们一年出三十多万种书，很多书连和读者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就变成了废纸。八十年代我们买一本书的时候，对变成印刷品的东西会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变成一本书。现在我们看到一本书，首先会觉得可疑，怀疑有没有购买的价值和阅读的价值。这就是这个行业在自食恶果的悲剧，现在只是在更恶性的循环，用更血腥更嚣张的做法来刺激人，实现一次效果很短暂的交易。
    上次我们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汉声黄永松老师的讲座，之前是一石文化的几位老师的讲座。我和董秀玉老师在讲座之前聊天，现在纸质书本身就受到网络和电子书的冲击，大家的阅读更多的转向网络和电子阅读这种免费的廉价的出版物。我们身为出版人，做这种纸质书，何以自处？董老师他们已经到了那种修为，宠辱不惊，物我两忘，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书，一年能做两本做两本，能做三本做三本。我这样的人面临的职业压力当然更大，我能怎么做呢？只能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现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呢？我自认为还是个比较合格的编辑，一年编六本《读库》，如果能够再编其他两本书，对我来说劳动成果已经很可观了。可事实上，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一年编六十本书，都不一定能完成工作任务。就要改变这种生活状态，能不能把一年编十几本书，变成几年甚至十几年来编一本书？让变成纸质书的文字或者内容配得上来消耗这些纸，这也许是这个行业能实现自我拯救的最后途径。用几年来编一本书，这本书能卖几年甚至十几年。汉声做《中国童话》从三十年前就开始卖，一直到现在，希望我们也能这样。
    任何一个出版社，无论多大，还是多小，其实也只有几种看家的书，成为它们的摇钱树。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也好，一个出版机构也好，能够多花点心血，好好的栽培一棵摇钱树，能够把这棵树种好，就非常了不起。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
    柴  静：今天在场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我猜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想追求自己行业中真正的职业标准和规律，但是外界的环境会像风暴一样把你席卷而去。我在做毒奶粉调查的时候，看到有些不想卷入这个竞争的厂商也被卷进去了，连根拔起，没有办法。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张立宪：我刚看到龙应台和李安的一个对话。李安认为拍电影，思想、感情、技术、运气很重要，有了这四个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个性。如果老想和别人一样，那肯定就一样了。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年，耳闻目睹很多杂志从创刊到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北京的媒体从业人员，我和你搭一个班子做一个新杂志，做不下去了就换另外一个班子，但是一看起来，都是在做低水平重复建设。怎么策划一个专题，请谁来写专栏，卷首语该怎么写，照片该怎么拍，栏目怎么划分，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从业人员不停的更换自己的老板，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可能是一种不好的状态。个性，就是打破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有时候说起来……你都意识不到这有多古怪。《读库0905》里有一篇文章《希特勒的财神爷》，有一万多字，有家媒体曾经发了两三千字。作者文中有一句话，形容希特勒很善于蛊惑人心，就像文革时期的姚文元一样。你猜编辑改成什么了？“就像台湾的陈水扁一样”。这个编辑改的时候有意识吗？可能就是一个习惯。大潮中大家裹挟着往前走，都会遵守这种习惯并且习以为常。
　　我编《读库》的稿件，希望做到两个不删节，一个是除了必要的文法修改外，我对稿件宁可不发表也不做删节。但还有另一个不删节，我希望和作者达成一种沟通，让作者不要做自我删节。这可能也是作为写作者养成的习惯，他在写作的时候会自己设限，设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有时候是政治敏感话题，但大多时候不是，是传统的观念和习惯使然。《读库》非常喜欢也非常强调个人记忆、个人史、微观史，我收到最多的稿件也是这方面的，许多文章都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之后，会不由自主的说一些假话，不由自主的把一些东西夸张，把另外一些东西隐没到好像没有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能够把这种写作习惯纠正过来，也许就可以上升到整个民族的灵魂得到改造的高度。
    柴  静：你说进入创作状态之后的自我修正是一种下意识的恐惧？
    张立宪：我不知道，可能是人性本身的做戏感。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诉苦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脱离了事实，并且他自己也当真了，包括我们给父辈和一些尊敬的人写文章也是这样，把一些苦难和美德夸张了来写，写着写着就当真了，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柴  静：选马宏杰那组照片的时候，你说过，你很看重他的一个标准，他没有遵循很多人认为的“政治正确”。
    张立宪：对，我们写作的时候，预设的主题非常可怕，认为穷人一定是善良的、憨厚的。在这个主题下进行创作和写作，就是一种习惯，一种可怕的习惯。这种细节特别多。
    《读库》做到第四年，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这不是靠一个编辑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我想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性里对待事实的态度，对待好事坏事，对待自己曾经做过事情的态度。如果说我对《读库》还有一些信心的话，就是基于这种可提升的空间。我相信关于写作，改进的余地和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很大的。

 

行动派

 

    柴  静：在这方面也体现出编辑是多么的重要。打个比方说，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的照片，如果在央视的一个纪录片节目播出，编导可能说这要呈现什么主题呢？这种方式太自然主义了。你觉得呢？
    张立宪：有一次词叫“强作解人”，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毛病。我们对一个事情总想说几句，显得自己很懂，能归纳出一些意义，对对方做出一些评论和判断。如果大家都能够自觉的少说两句，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那句标准的伦敦腔英语怎么说？——“shut 你的 up”，对了，还了那句“come 你的 on”。确实说得太多了，吵架吵得太多了，自我表白也太多了，还是少说两句得好，做一个行动派吧。你一旦做起事情来，会发现你说的那些话特别的虚弱，你原来在乎的那些东西真的都是浮云。所以，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损耗，就是因为说话的人太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灾后建屋，谢英俊老师把几个村子建完之后，基本上就撤退了。为什么？不是因为资金的问题，甚至不是因为政策的问题，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允许他们盖房子了，老百姓也接受这种重建方式了。而是因为专家和专家之间意见不一，他们之间的争论，这种内耗把这件事情拖住了，特别可惜。比较让人安慰的是，不管是我作为这个项目牵针引线的人，客观上也承担着一定的监督职能，还有捐款从几块到几万的人也好，大家都没有说话，把自己的本份做到了，让其他人去尽他们的本份。我常常见到太多的事情没有人去做，另外又有太多的人在那里说话。
    今天王搏老师来了，这次他来北京干什么呢？大家可能会看到“爱心·王搏计划”的网站很久没有更新了。其实不缺钱，也不缺捐助者，缺的是那些需要捐助的孩子们的资料。我们这么多人去捐钱，最后只有一个出口，就是靠他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又有心脏病，胃也不好，去西部农村步行几十里，采集一个一个孩子的素材放在这里。如果没有他这个出口的话，捐助人和受帮助的人之间就没有桥梁了。这个通道太狭窄了，也说明我们整个的资源分配是很不均衡的。包括寇延丁老师发起的“一对一”捐助灾区伤残儿童，他们在前方收集小孩的材料，他们希望做到很实在的帮助。她对我做了一些训练，说如果有一个人有捐助或做志愿者的意向的话，机构会给这个人发一封信，是一个很长的表格，需要这个人来填。如果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对方用两三个小时填完寄回来，那么这个人基本是靠不住的，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以为这件事情很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筛选比例，如果有一百个人有这个意向，可能有九十个人在两小时之内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但就是这九十个人，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捐钱也好、做事情也好，都能做到，但是时间一长，他们好象都把这个事情忘记了一样，或者投入到新的一件事情中去了。这个表格很专业，真的把这个表格填好需要两到三天。如果一个人用两到三天把这个表格填好寄回来，机构会认为这样的人才合适做这件事。
    现在，捐款人往往有一种捐助者的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捐了钱，就有权利这样做有权利那样说。其实不是这样。捐钱是最轻松的事情，捐助人本身，也是需要有门槛的……我怎么说到这儿了？让柴静扳回我们的主题吧。
    柴  静：你说的门槛，最后说一下是指什么呢？
    张立宪：又说回来了。我觉得大家做事，半途而废或虎头蛇尾的事情做得不要太多，这是一个基本的门槛。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中扔下了太多的废墟，烂尾楼工程，如果能够稍微把一个事情从头做到尾，已经是功德无量了。你看《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那些犹太人把藏的黄金给辛德勒打了一枚金戒指，戒指上镌刻着一句话：“救一人，即救全世界”。一个人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在救别人，而是救自己，把自己救出来，就是救了全世界。怎么救自己？就是把一件事情做下来，哪怕是阶段性的成果，当天能够享受到一个阶段的成就感，就能够从人生的苦海中得到小小的安慰。
    柴  静：我们回到四周年的话题上，说几篇这一年你在编辑的时候感受深刻的文章。
    张立宪：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肖逢写的私人回忆史，写了1976年和1978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这篇文章，它有三五万字，它的篇幅和枯淡的文风会把很多人吓跑，但是像我一样喜欢的人也有很多。我喜欢大时代的小插曲。有一次一个台湾的前辈和我聊天，他说到八十年代下半叶台湾的那个时代，报禁被解除了，党禁被解除了，解除戒严了，整个时代都是风暴前夜的感觉。他跟我说，台湾当时修了一个地标式的大桥，有个收费处，来了一位老师，是个美国美女，她带着学生从桥上经过，交了费，收费的人一看她不要发票，就把钱自己收起来了，可能就十块钱。这个美女不干了：“你这种贪污是很没有尊严的，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这样，连贪污都做得这么没出息。”整个桥拥堵了几个小时，听美女老师慷慨激昂。过后也有很多媒体讨论这件事，美女的那些学生，多年之后依然记得这个事情，记得她说这个事时的状态。这个前辈跟我说，她现在想到台湾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甚至想不到那些大事件，但是能记得这个小插曲。这是我能够想到的《读库》的意义。
    《读库0905》刘香成老师的专题，我们只是选摘了新出的中文版中的部分照片。那天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讲座之后，我和贺延光老师出去喝杯咖啡。他俩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贺老师说当时看刘香成老师的照片，单独拿出来看没觉得什么。但是八十年代出了英文版，书一出来，很多的照片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一种趋势、脉搏和潮流感被他抓住了。我想到有一个围棋的词叫“大模样”。刘老师在拍的时候有这种意识吗？我不知道，他怎么把这一张一张的瞬间变成了一种洪流，这可能也是很微妙的事情。
    柴  静：六哥的这个提问，一会儿我们也请刘老师回答一下。印象深刻的是，刘老师之前讲座中说，很多人把他当成政治摄影师，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去拍政治，只是拍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中就有政治。这可能也是大时代的小插曲。马宏杰说先要从自家的后院拍起，微观大意，《读库》也是这样？
    张立宪：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更加可贵。有时候编完一期稿子我也想，这些稿子有意思吗？为什么变成纸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在编一本书，而是在看了很多书之后再来编这本书，就觉得有理由了。因为很朴素真实的、老老实实的把一个事情记录下来的人，还是太少了。
    柴  静：但是现在还是有一种潮流是刻意求新，要区别于别人。
    张立宪：其实刻意求新还是一种……就跟京剧一样，所谓少、多、少。一个京剧演员首先要唱几出戏，确定自己的风格后，再尽量多地唱，到最后又返璞归真的唱那几出戏。人在一定年龄段的时候，一定是要冒险的，要打破很多东西。但到最后他发现还是归到最本质最本真的状态，那种状态可能在你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在你死之后它也依然坚强的存在着，甚至你连遵守它都来不及，你连遵守它都做不到。那时候一个人会变得稍稍谦卑一点吧。
    柴  静：刘老师上次讲座中还说到，即使在现在，国际评奖的时候仍然会看到，还是很狭窄的几类题材会得到关注，得到这个奖，比如说战争、饥饿、同性恋，非常固定。什么样的东西让人关注？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实世界被拍摄下来，但是大多数是没有的。
    张立宪：刘老师引用了荷赛评委说的话，九成的力气关注一成的人文。社会学上也有二八比例，我们做的百分之八十的东西都是垃圾一样，百分之二十的东西承载了百分之八十的灵魂。所以在这里做一个不是很随大流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别人给你准备好的观念和方式，可能就显得很可贵。
    柴  静：再通过文章说说你的标准，你提到第一类非常喜欢的是《私人编年史》，第二篇呢？
    张立宪：我先来汇报另外一个事情，汇报完了也许会把第二篇说清楚。
    我去年在这里向大家汇报要做《乡村读库》，让农村的孩子看书。这一年来，这个计划没有能实现。首先是技术上的难题，其实我们慢慢克服掉了。读库网上的模块已经搭好，也基本能运行了。我首先私下开始沙盘推演，跟很多中学老师探讨这个事情可行性的时候，他们并不乐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说以现在中学生的性格或者说性情，这个东西很可能在一个班里形成一种游戏，你要了什么书，我也要什么书，展开一种劳动竞赛，都来要书。第二个原因，他们跟学生接触更多，认为真正需要的人往往并不轻易张开自己的嘴巴，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会有一种坚毅的沉默。我接到过一个要书的请求，只有两句话：“听说你们这里送书，请给我一套《鲁迅全集》”……你会发现有很多实施细节上的难度，程序设计上的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一开始并不想把这件事设计成一个诉苦大会，要求对方一定要把自己描述得多么惨或者多么热爱读书。我认为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善良都是很不地道的，我们不给这些小朋友设置任何附加条件的时候，事实上更难做。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在程序上更好的设计，在这个设计中我发现什么问题呢？就好像刚才王搏老师说的那样，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北京和北京以外的地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瓶颈没有被突破。我们老把北京当成中国是不对的，当然没有北京也不是中国。这就所涉及到《读库》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中国。
    上次我在老马的讲座中也提到，如果现在整个人类文明毁灭了，所有的出版物只剩下了《人民日报》，我们会看到人类是什么样呢？或者所有的出版物都毁灭了，我们只看到了《时尚》，我们会看到中国原来这么繁华这么灯红酒绿。这是我们所说的稿件的第二个标准，尽量能够做到，我们记住的东西和他们不一样。也就是我所说的够打通城乡之间的瓶颈。我们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积累了，我们也在设置一些选题，希望能够用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完成，我们也在组织我们的作者能够踏遍青山来完成这些选题，希望能够做得好一些。
    柴  静：可能有人会觉得做这样的选题，你指向什么呢？也许很多对权力有影响的人物不看，你揭示出来也没有意义。你反映的这些人他们本身也不看《读库》，做这样的东西给谁看？要做什么？
    张立宪：我再来念一段话，这段话是准备好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龙应台和李安的对话，刊发在最新一期《印刻》杂志上。李安回答龙应台问题的时候说了一番话，对我非常有触动，我希望能够回答刚才柴姑娘问的问题——

 

    我想我还在找人生的意义，不过我也知道没有答案，我只是用故事、电影去做一个诠释，去做一段意义出来，然后把心得传达给大家，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去找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个东西说玄了就是智慧。因为没有结构、没有起承转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散掉的；做电影就说我给它一个结构、一个框架，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种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一种真相。
    不断的寻找、不断的生活，这是我对生命的看法，也是做电影的看法。你也可以说我在制造人生有意义的一个假象吧，用各种不同的素材，可是这个假象对我们活下去的勇气，还有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拥抱在一起，其实很重要。

 

    我非常喜欢这番话，不是心灵鸡汤，它把人生的本质揭露出来了，我们想找到真理，也许得到的还是假象，但是这个假象对我们活下去很重要，对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拥抱一起也很重要，就是这样。
    柴  静：李安说到“传达”，《读库》也是一样，你不在现场看不到这些读者，但是他们的存在有没有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张立宪：人生说白了就是一个机会成本。我要和你吃饭，还是和他吃饭，读你的书，还是读他的书？我只有一天的时间，用来做什么？我希望我们的读者和编者在一起能够相互成就。我记得在读库论坛里，有一个读者讲到一部电影《最后的列车》，大意是说一列运送犹太人去往集中营的死亡列车上发生的事情，列车里的人不停的挖车厢底部的地板，以求伺机逃走。终于在火车到达集中营之前最后一次停靠，地板上的洞口可以钻过小孩和瘦小的女人。女人带着一个女孩从洞里钻了出去，发现附近有游击队员在接应他们。游击队员说，我们每天在那里等，即使等不到也在等，总会有人逃出来的。

 

纸天堂

 

    柴  静：座谈会之前和六哥聊，他说我们今天还要聊一个主题：我们的时局和任务。先说时局吧。
    张立宪：在座的各位都是《读库》的老哥们了，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现状。在半个月前，一个出版界的老前辈和我坐在一起探讨人生。那会儿我刚过生日，他知道我刚到四十岁，看到我那种整天屁颠屁颠的样子，感到很不理解，也许我和他说话时那种偏执狂的样子吓坏了他。他说，你怎么这样呢？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你做这些事情图什么？我说很享受啊。他说，你在享受什么呢？我说我们刚刚实现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新的一期《读库》出来六天内，让我们的作者收到稿费，这个目标实现了，我很享受。我们这些年，没有被印厂和纸厂的人催着来要钱，在应该支付的帐期内主动把钱支付给他们，不管别人欠我多少钱，我不去欠别人的钱，我们不让那些顶风冒雪坐车来的业务员为难，这让我很享受。依靠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的群体，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打破这个行业很多落后的规则，并且在建立新的规则，这当然是一种享受。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图书业还是非常落后的代销制，就是我的书发到一个书店，这个书店能卖多少卖多少，爱卖多少卖多少，剩下的书退给我。我见到我们被退回来的《读库》，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蹂躏成那样，欲哭无泪。那些书的样子，在座的任何一位朋友都不会答应。那些卖掉的书款，他们爱什么时候给你就什么时候给你，我们做的事挣的钱，就是让那些人去占着。今年年初我看到库房里退回来的书被蹂躏成这样，我想即使不挣这份钱，也不要这样，所以我们不再向那些书店供货，我们自己来卖。最后有的书店还需要《读库》，那还能让他们卖。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和他们讲条件了：你们不要再退货了，并且你看，能不能德艺双馨的给我一点钱呢？他们就给了一点钱。
    所谓“弱国无外交”，我们靠我们自己强大起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制定一个规则。那天到刘香成老师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我说我们还有一个成就感，《读库》做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考虑成本了。所谓考虑成本就是，有另外一种纸更便宜，就换那种更便宜的；稿费怎么这么高，能不能低点呢？我不考虑这些了。
    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一些大的出版商，他们都有一个诀窍，一本书的稿费、印刷、管理等所有的成本，要控制在书定价的百分之二十三以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抵得住损耗和不良销售商的拖欠回款。一本书的成本只有定价的百分之二十三的时候，含金量有多大？所幸的是，我们《读库》的印制成本就已经占到百分之二十三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骄傲。
    所谓的不计成本，并不是说越贵越好，就好比一个戴满金戒指的手并不是很好。合适就好，恰到好处。我们就是在为一个合适的书稿找一个合适的呈现方式，在寻找的过程中，可能是自己的经验不够，所受的教育不够，能力不够，暂时找不着或者找得不是很好，但至少是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了。就像我们在做张火丁的这本书一样，现在整个的拍摄用了四年，包括我们自己组织拍摄，已经花掉了四五十万，确实对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听起来都像一个笑话，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有拍大片的感觉。包括这个书被大家一再的催来催去，为什么还不出？这是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成本没有上限，时间没有下限。对，就那么慢慢的搞吧。搞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基本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就像我们做的笔记本，前后做了四版，尝试过若干种纸张和装订方式，开始逐渐接近“这就是我想要的”的感觉。
    柴  静：从去年到今年，《读库》有种东西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我也经常听你跟我提，这个选题如果有人去拍就好了，有人去写就好了。原来你拿到别人的成稿是一个模式，现在你做什么……
    张立宪：我和很多媒体人都聊过，我希望有一个“大专栏作家”的模式。现在小专栏的作者写那种千字文，很随意的一写就发表了，这种文章把作者毁了，把读者也毁了，大家尽量不要去看这些专栏。或者说一个记者是万金油，什么问题他都能冲上去，什么问题他临时补补课，甚至连课都不补，就能做。我遇到一个最让我痛苦的记者，聊到读书生活，我提到了《傅雷家书》，他问我说哪个“傅”哪个“雷”。我们需要确实懂行的人去做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支付得起这个作者在执行选题时的费用和家用，就让他去做就好了。还是成本没有上限，时间没有下限。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去实现，但是已经在做一些尝试了。我觉得这也是《读库》一个可以憧憬的美好未来。很多别人缺少的东西，我们都有了，只有小小的一点不具备的条件，我们给它们弥补上来，马上就可以做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读库》这四年正好是顺应了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是什么呢？当初我感觉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是每个人点几下鼠标，他想要的东西送到家门口，大街上跑的都是快递员。我当时想到的是这样一个未来的情景。按这种想象来做《读库》的推广和销售，所幸如此，我们现在才没有被传统的图书销售渠道拖垮。虽然我自己对地面书店，特别是那些小书店情有独钟，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变成大家点击鼠标的趋势了。但还有另外一个趋势，这是我们从感情上更不愿意承认的趋势。我前两天听钟芳玲说，她去一所大学里做讲座，她提到一本书，问这本书有多少同学在书店看过之后去当当和卓越下单买了？她是想说明有多少人是在网络书店而非地面书店买书看的。她希望有很多人举手，但是只有五个人举手。她发现这些人既不去书店买也不去网上买，全部都是网络下载了。这种电子化也是一种趋势。
    当我们还在为网络书店的低价策略愤愤不平的时候——像德国就有法律规定，网络书店不许打折销售，已经有更大的侵略者占据了更广阔的领土。图书业的江山已经悄悄易主。
    在我的想象中，中国一年出三十万种书，会有大部分以后不会再用纸质书的方式出版，或者即使出版了也没有人再买，传统的读书人家里坐拥书城，有一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书，那种状态可能慢慢的也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拿着电子书就能够饱读诗书。这种情景对我自己来说非常有危机感，我特别希望《读库》里的文字，还配被印在纸上，而不是让大家觉得网上看看就足够了。这是我们必须和自己赛跑，必须跑得过这种趋势的压力。
    我们也不能回避这种趋势，我们现在也在做一种电子化的小小的试验，希望某次向大家汇报的时候，能够是个小小的惊喜。
    柴  静：刚才说到“大专栏作者”的概念，除了成本和时间没有限制之外，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现在能够找到的合适的人很少？
    张立宪：我觉得人不少，所谓“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我看到太多这样的年轻人和我这样的中年人，他们感觉到日常生活的贫乏和可疑，他们愿意改变这一切。一个人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风花雪月或者为了生计奔波，为了很高的房价把一辈子卖进去，可能也不是一个办法。可能要走出去，踏遍青山，当你回来的时候，会发现你没有损失什么，可能变成一块石头，更加的坚硬，或是一头野兽，更加的剽悍。我想可能是件好事吧。人不缺，大家的意识不缺，回头来说，缺的就是训练。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要有热情就能够把一个事情做好，非常严格的职业训练可能会比他满腔的热情更重要。柴姑娘的博客里经常会有很多的留言探讨业务问题，包括她在采访中，有朋友建议不要两个问题一次都问出来，而是把第一个问出来，对方回答之后，你再用第二个问题追进。这种探讨说到底就是一种技术，就是一种训练。慢慢来吧，我觉得“大专栏作者”的梦想总会实现的。
    柴  静：我觉得在座的很多人是读者，其实也会成为“大专栏作者”，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现在需要准备什么？
    张立宪：视野。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傅雷家书》，就说自己要写一本好的书，可能写不出来。视野是很重要的，你要有很大的视野，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你没有看到，你整天闭门造车，觉得自己的灵感和才华很了不起这是不对的。然后还要有一个标准，能够无视时间的存在，无视国别的存在，放在哪里，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标准。然后就疯狂的虐待自己，让自己严格的遵守这个纪律，来执行它。

 

    刘香成老师的讲座内容已经整理完毕，上传到读库网上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点击进入）。
    老马的讲座由于现场配有图片解说，整理起来太过复杂，所以还要等些时日。
    不愿意看网上文字的朋友也可以再等等，我们会将这些内容整理刊发于《读库1000》。

 

目录

毛以后的中国                       刘香成
实事求是                           刘香成
中国：1976-1983                刘香成  摄

 

冰雹喇嘛                             书  云

 

我走到那里在风起以后                刘  春

 

我是六零后（续）                    荆  方

 

胡适的格言                          魏邦良

 

挖挖《守望者》的蛋                  陈  腊

 

“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张铁志

 

希特勒的财神爷                      孔笑微

 

姓刘的匈奴                          刘  勃

简介

    1976年至1983年，刘香成先后以《时代》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和美联社首位驻北京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他在那段时间的摄影汇集成为《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日前出版中文版本《中国：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全新编辑而成。本辑《读库》也选刊了作者的两篇自序及部分摄影作品。
    刘香成是唯一获得普利策奖的华裔记者。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世界大事，他都用相机记录过。《读库0905》里，有他写的这么一段文字：“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纪录片《西藏一年》的热播，引起巨大反响。片中的八位拍摄人物让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精神世界和藏民族文化多了一分了解，其中的冰雹喇嘛次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藏族人相信神灵鬼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他们需要一个媒介与神灵鬼魂沟通，传递他们的敬重、祈求和愿望。次旦法师就担当着这样一个角色。
    他的故事听起来也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大多数的藏族人就是这样活着。《冰雹喇嘛》一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荧幕之外，更为真实、更为丰富的人物。

 

    胡适非常喜欢格言，他把格言说成是“金玉之言”，曾将诸多外国名著中的格言翻译过来，“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说到格言的重要性，胡适认为：“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里，散落大量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格言，这些格言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别致而独特的窗口。正如有人对尼采说：“谁走你的路，必通向地狱！”尼采回答：“好吧！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这当然是玩笑。其实，格言之路必将通向智慧之门。
    《胡适的格言》一文，通过对胡适著作和演讲中的格言的整理，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思想的最好象征。

 

    根据同名漫画拍摄的电影《守望者》一片令人惊艳不已，这不仅在于该片对原著漫画的高度还原，更在于影片中那不断给人惊喜的彩蛋。挖一挖《守望者》中的彩蛋，在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里体会到激动和趣味，这便是本片最大的魅力。
    特别是该片那个超级变态的片头。在鲍勃·迪伦《时代变了》的歌声中，短短几分钟内，将守望者团队的成立到解散的历史和期间所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相结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进行逐格分析，并提供相关背景，是很难看出其中门道的。

 

    1980年12月8日，列侬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也许在六零年代时，我们都像小孩般的天真，然后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们终究没有得到一个花与和平的美好世界……但六零年代确实告诉了我们该具有的责任与可能性。它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
    六个小时后，他在曼哈顿家中的门口被枪杀。
    六零年代的精神会以如此暴力而黑暗的方式终结。列侬证明了摇滚乐如何可以撼动现实政治——至少，当权者是如此相信，所以才试图要遣送他出境。到了八零年代时，FBI仍然不愿意解密关于列侬的历史档案，因为他们说资料一旦公开，将会在英国造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暴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1980年那声枪响，虽然让列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但是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
    正如列侬说的，上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再重来一遍就是了。
    是的，每一代的年轻人在重来，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列侬死了，那个六零年代试图追求爱与和平，试图反对战争机器、相信把权力还给人民的象征死了。但那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的财神爷》一文，介绍的是帮助纳粹德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人物沙赫特。他像一个老巫师一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二战结束后，沙赫特受审并无罪释放，他活到了九十三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青年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本辑藏书票仍由姬炤华先生绘制。这是该系列中最具设计感的一幅。整幅画面几乎是黑白的，有古旧照片的味道，既暗示着季节，也可理解为某种时代。画面中只有梅瓶、梅花和火盆中的点点炭火，闪烁着鲜明的色彩。梅花和炭火，两团温暖的红色，上下呼应。梅花的枝丫奋力向上伸展，仿佛欲飞升而去。所有的元素都在铆劲表达一个意思：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随着《读库0905》的全部发出，2010年的《读库》预订和《读库1000》的征稿也同时展开。
    我们已步入第五个年头。2010年，《读库1000》至《读库1006》，这个数字很好看。还是180元。各位老哥们，请直接点击读库网预订处（点击进入）或淘宝店预订处（点击进入）。
    关于《读库》的口水或板砖、拇指或中指，请各位以倚马可待的文采书写成篇，并于2009年11月16日之前扔到duku01@vip.sina.com，我们将酌情选刊于《读库1000》中。
    全年订户的赠品，是我们正在精心编印的一册《图鉴》，里面会收录广受好评的姬炤华藏书票系列、2009年《读库》中的精美配图、新款Notebook中适合放大的美术作品、张火丁画册中的精选图片等等，以较大开本全彩印刷，以弥补一些当时好图印刷过小或印刷较次的遗憾，并挑战新的用纸和印装工艺。当然您也可以改为选择其他任意一款Notebook做为赠品。
    也请各位以双馨的德艺、鼓捣的热肠，在自己的阵地上帮着吆喝一下。

 

    历经漫长的编辑和审查，刘香成老师的摄影集《中国：1976-1983》中文版终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按照出版社的推广用语，这本书应该这样介绍：
    美籍华人记者刘香成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新闻摄影记者，曾于1991年因拍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而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华人普利策奖获奖者。《中国：1976-1983》系刘香成的成名作摄影集《China After Mao》的首部中文版作品，本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再版四次，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通过刘香成的作品认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独特视角展现1976-1983年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作为1976年至1983年间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刘香成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透过刘香成的镜头，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人民的身体语言不完全是悲哀，而是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不同于普通外国记者，刘香成早年在中国大陆度过童年的特殊个人经历，使他得以从独特的角度拍摄那个年代，既不同于国人对周遭环境因熟悉产生的漠视，亦不同于外国人缺乏文化认同感造成的忽略。
    《读库0905》里选载了刘老师的两篇书序和三十余幅图片，惜乎我们的用纸和开本，很难体现出其质感和气势。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先推出的是精装特种本，限量印制了1200套，每本书都有编号。我早就跟出版社下了订单，抢下第60-69号十本，请刘香成老师签了字（刘老师的签字在一张书签上，书签的编号与书的编号是一致的，书签夹在书中，再由印刷公司塑封）。然后是一些机构瓜分这一千多本书，我又留下了601-670号这七十本。
    今天下午尤伦斯艺术中心刘香成老师的讲座由我主持，实属荣幸。也看到了书。其实我们预留的书昨天已经送到，但不敢拆开塑封，所以未能看到内芯。今天看到，印得很精致，做得也很地道，书是大开本精装，又加了个天地盖式书盒，由著名的雅昌承印，当然，定价也奢侈，每册600元。
    我已将书上传到读库网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将其拿下。签名本（点击进入）按原价销售（这是出版社的要求），另外的限量版本按八折销售（点击进入）。
    定价确实很高，若非收藏癖、重度摄影发烧友或刘香成老师的粉丝，请不要出手。据悉该书几个月后会推出平装版，价格肯定会下来。

    本周讲座主题：中国：1976-1983
    主讲人：刘香成
    时间：10月25日（周日）14：00-16：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内，再详细的路线图，就请大家在网上搜了），自由参加

 

    1976年至1983年，刘香成先后以《时代》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和美联社首位驻北京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他在那段时间的摄影汇集成为《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日前出版中文版本《中国：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全新编辑而成。《读库0905》也选刊了作者的两篇自序及部分摄影作品。
    恩，刘香成老师，获得过普利策奖。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世界大事，他都用相机记录过。《读库0905》里，有他写的这么一段文字：“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有读者可能问了，那百分之六十五之外的照片是谁拍的呢？不是说他是唯一吗？这句话并不矛盾，大家别忘了，还有新华社和中新社呢。也就是说，刘老师一人，抵上了这两家。

    《读库0905》已经付印，会在10月25日前后给大家发出。各位全年订户地址若有变化，请在21日之前通过手机短信（13810664613）或邮件（duku02@vip.sina.com）通知店小六。

    最近鼓捣了两本书，一本是梁文道老师的新书《读者》，我们搞来了一百本签名本，五十本毛边本。另一本是桑格格继《小时候》之后的新作《黑花黄》，我们搞来了二百本签名本。（可分别点击进入）

    由于限量本图书在读库网不好控制，所以我们只是在淘宝店里上了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淘宝店（点击进入）看看。如果店里找不到，就说明已经被抢光啦。

    本月讲座的主题是：老马的镜头
    老马是谁？马宏杰。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在《读库》发过《耍猴人江湖行》和《西部招妻》。我们请他来讲讲镜头背后的故事。
    时间：10月18日（周日）14：00-16：3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内，再详细的路线图，就请大家在网上搜了），自由参加

    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我们在涵芬楼关于儿童早期阅读，以及尤伦斯艺术中心黄永松老师的《汉声》编辑生涯的两场讲座已经整理好，并上传到了读库网的论坛里（点击进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希望这么多字与图，可以帮助消磨一下假期的时间。

    提前奉上节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