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网络时代，新词层出不穷。老话儿应该改一改了：“洞中方一日，‘网’上已千年”。初闻深圳出台新规，“裸体官员”不得任正职，楞没弄明白何谓“裸体官员”。上网细细一查，才明白原来指的是“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领导干部。而且这也不算新词儿了，一年半以前，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之际，这词儿便热传网络了——庞大权独揽之时，妻儿早于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了。如今使用如此代称的，已不是热衷恶搞的年轻网友，而是深圳纪委高官——网络对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深圳的确是个新潮的城市，至今仍然迭出敢为天下先的举措。

    半个月前，深圳司法部门出台新规，认定14种信访为“非正常上访”，还将重罚首要份子——此举引来众多非议：不去规范漠视百姓疾苦的官员，却逾越现有法规，捆住访民手脚，岂非舍本而逐末乎？

    不知是巧合，还是对非议的回应，深圳接下来的大棒，就打在了官员身上。

    在这纸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收紧了对包括“一把

    倘是一所西方大学的校长，很难理解中国时下关于北大招主改革的种种喧嚣：不就是某大学自己选定了39所中学校长，有资格推荐学生参加自主招生面试吗？何以招致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弹和质疑？在人民网调查中，居然超过九成的网友担忧北大此举的公正性。

　　其实，这一招并不新鲜，借鉴的正是西方大学的招生路径。美国名校录取学生时，就十分看重教师和熟悉该学生的人的推荐信。从中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名校的历史背影呢！人们津津乐道于清华当年录取了数学仅考15分的钱钟书，殊不知，这一破格录取，正是清华校长罗家伦的“一意孤行”。试想，如果今天的清华、北大校长，也如此一意孤行，录取一个数学仅15分的考生，恐怕照样会惹来举国哗然与猜疑。

　　为什么独独是中国，为什么独独在当今，北大招生的一举一动，会惹来如此沉重的关切？说白了，这种对一所高校招生的举国关注，过于异乎寻常。

　　有人说，那是因为触动了名校招生——这根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那么，不妨再追问一句：为什么这根神经如此敏感？

　　首先，高考一向被视为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往小了说，它是众多平民子弟经过12年寒窗苦读，

    陕西丹凤县高中生徐梗荣8个月前被刑讯逼供致死，终于由此前的“民间传闻”而成法庭认定。

    徐梗荣死得很惨。伤痕累累，腹中无食——甚至没人说得清，对这位曾经想考体育专业的强壮少年而言，究竟哪一处伤痕才是致命一击。杀死徐梗荣的，是丹凤县的公安人员，以讯问的名义——这是此案最令人发指的关键所在。

    更令人发指的是，丹凤县警察“做案”时的理直气壮，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嚣张。拘人而不通知家属，居然声称“不通知你们是好事儿、通知了就是确实有事”；刑讯逼供之时，放话“我们既然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这样的口气，与黑社会老大无异，然而，它出自代表公权力的公安人员之口，令人瞠目。

    如果徐梗荣没有猝死，而是像他的另一个同学那样被警察折磨受伤，以至于无法去考他心仪的体育专业，想必丹凤县公安习以为常的办案手段，还将延续下去，这个可怕的盖子，也仍然在嚣张的气焰中继续被死死地捂住……

    那么，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个“徐梗荣”在刑讯逼供中苦苦挣扎？

    徐梗荣早已不是孤例。

    留守儿童终于出大事了！

    11月12日一早，八时许，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公会镇杨会村的非法爆竹加工点发生爆炸，造成13个儿童伤亡。据披露，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周四，这群想挣点零花钱的孩子，没有走在上学的路上，而是在往大海碗里一个一个扔插了引信的鞭炮——远在他乡疲惫的打工父母、近在咫尺年迈而迟钝的祖父母，对这一切都浑然不知。花朵儿般的人生，竟被残忍地点燃了……

    一直隐隐约约地感到，奔跑在中国广阔田野上、无人看管的留守儿童，迟早会让人们吃上一惊。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醒目亮相，竟在这样一个惨不忍睹的场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正热闹地宣传国际儿童日。他们罹难三天后，新华社播发了十位“国际儿童之星”；八天后，国际儿童日到来，那一天，一个“全球媒体儿童日”大型公益直播活动，将在世界六大洲展开２４小时多媒体环球“接力”报道。主旨是体现媒体“关注儿童生存环境、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责任。

    现在，一群着了火的“留守儿童”，哭喊着跑上报纸

    上海私家车主张晖诉“钓鱼执法”案，经上海市闵行区法院11月19日公开审理，张晖毫无悬念地胜诉了。法院当庭判决该区交通执法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这是近年来“钓鱼执法”案件中第一起胜诉的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上，也是“民告官”案例中鲜见的胜诉案例。这一胜诉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为无辜的张晖讨到了一个公正的说法。细细厘清一下，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这样一些令人欣慰的因素。

    ——这是首次从法律层面判定了“钓鱼执法”方式为“违法”。

    不久前，对孙中界事件的联合调查，还属于行政层面，给出的结论是执法取证方式“不正当”。从“不正当”到“违法”，对“钓鱼执法”的否决，更加坚决而不留任何余地。当“钓鱼执法”的性质判定还是一个法律空白、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之时，这一胜诉给今后的相关诉讼一个珍贵的判例。

    ——这是网络民意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携手，锲而不舍地对社会不公正及行政违法现象进行鞭挞而达到的又一次完胜。

    意味深长的是，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这一胜诉仍然无奈和不情不愿—

 

    上海关于“钓鱼执法”的两个饱受关注的案子，孙中界在浦东赢了，现在张晖在闵行区也赢了。那么，谁输了？

    很多人一定会说，是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输了——法庭明明白白地判决，该大队9月14日针对私家车主张晖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但是，事情仅仅是这么简单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交通执法纠纷，不可能引发全国如此热切的关注。

    有必要回溯一下“钓鱼执法”案的来龙去脉。张晖并非起诉“钓鱼执法”第一人，在他之前，至少还有过六起相似的诉讼，但无一胜诉。事实上，交通执法大队颇为理直气壮，所谓“钩子”的涌现，是因为曾经颇为见效的“有奖举报”制度——这一直是被上级鼓励和提倡的，怎能被判违法呢？想来，这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也是被法庭默认的，所以执法大队才会在张晖之前，一直稳操胜券。

    转机是怎样发生的？

    又是网络。网络再次显示了神奇的力量。张晖在“天涯”论坛发的控诉帖，被人气颇高的青年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载，一时点击率迅速攀升。嗣后，传统

    秋风起，蟹脚痒。上海人对阳澄湖大闸蟹情有独钟，既然寄寓上海有年，也就入乡随俗，拎了袋子去了小菜场挑蟹。菜场里水产品鲜蹦活跳，标明“阳澄湖大闸蟹”的更是摊头相连。然而价目表上差距不小，哪个是正宗的？咬咬牙，选了最贵的，一边还嘲笑自己，简直就像冯小刚电影里那位喋喋不休的广告病患者：“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打算再配些生姜，便拎着蟹到了蔬菜摊。好事的摊主打量着我手中的蟹们摇头：“正宗的要青背白肚金毛，你看这蟹的肚子黄哈哈的！——不过别说是我说的。喏，那边的摊头才正宗！”我半信半疑，又去“正宗”的摊上买了一串。晚上，特地两种蟹各烧了几只，但总觉得都不像从前吃过的阳澄湖蟹——蟹肉是有一种甜丝丝的香味儿的。

    吃完蟹，翻开报纸一瞧，一行标题赫然在目：阳澄湖大闸蟹“一条龙造假”，正宗蟹连百分之一也不到——原来，外地螃蟹去阳澄湖里洗个澡，就算登了龙门；甚至买个防伪戒指，往外地蟹爪子上一套——连螃蟹造假，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产业。

    罢了，看来是被忽悠了。郁闷地向朋友抱怨，反被嘲笑：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蟹，属于以

 

    长江大学三位大学生舍己救人感天动地，而事件的种种细节正渐次浮出水面，公众的情感也一波三折。除了对英雄的感佩之外，更多的还有愤怒——挟尸要价与涉嫌见死不救的行为，严重突破了道德底线，刺痛了公众早已麻木的心灵：新披露的现场图片中，溺亡大学生全身浸没水中，唯有手臂软软地被绑在船边，绳子掌控在挟尸要价者的手中。刚刚逝去的烈士，灵魂尚未走远，他仿佛是在疑惑地举手提问：生命的尊严，究竟价值几何？如果可以这样侮辱英雄，侮辱逝者，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以侮辱的吗？然而，傲立船头的船主正挥手侃价，满面的理直气壮，把对生命的漠然袒露无遗——如果有道德博物馆，这张图片应该高高地悬挂大堂，拷问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

    尽管，我们确实一次又一次感动于媒体热诚宣传的众多道德楷模，但也一次又一次

    据说，全国已经有460多所大学设有新闻专业，新闻专业在校生多达13万余人。而截至2006年11月，全国拥有记者证的在编人员还不到15万人。可是却时闻报社编辑抱怨，不少新闻专业实习生非但电头都不会写，连报纸都懒得看，更不了解时事。大学新闻教育，已经尴尬地被冠以“泛滥”之名——这未免让人担扰，四年一茬的十几万学新闻的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新闻教育的鼻祖陈望道先生。

    手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望道先生，当年可从未看到新闻教育这般风光。开创着前无古人的一份新事业，他呕心沥血、苦心孤诣，曾亲拟系铭“好学力行”——这四个字初看十分浅淡，细细琢磨，倒正和望道先生一生的学养及经历息息相关，甚至直指目下新闻教育的肤浅泛滥之弊，不愧新闻教育之圭臬。

    先说好学。陈望道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共产党员之一，第一部汉译《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同时，他治学严谨，还著有中国第一部作文法专著及首部白话文因明学论著。因此，特特地拈出“好学”二字，望道先生自己就身体力行着。其实，许多著名报人原就兼具学者身份，如邵飘萍，尝写出中国新闻采

    读了浙江大学与贵州湄潭长达70年的传奇故事，不仅仅是感动，还有一种顿悟。这故事仿佛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始终纠结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问号：

    ——中国在哪里？

    据说，当年毛泽东会见了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而深谙国情的毛泽东却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中国太辽阔、历史太久远，从1840年开始的现代化变革，尽管深刻地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魂，也改变了大城市的面貌，但是，中国有太多像湄潭一样的“小地方”，那里保有着最真切、最传统、最质朴的中国。然而，许许多多看似惊天动地的变革，却轻飘而浅淡地忽略了湄潭们，忽略了最“中国”的中国乡亲。“湄潭”倘若不变，“中国”真的变了吗？

    70年前的一场战争，让两个毫不相干、相隔云泥的中国元素——浙大与湄潭意外结缘。湄潭和浙大，都因此而改变，因此受益无穷。浙大有了“最中国”的、同时又达到世界水准的研究成果；偏远的湄潭，则被浙大七年烙上了星星点点的现代化烙印，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