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和元旦都过去了。
以绛草居士的观察，周边的人对这两个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里可以举出几个身边的例子。比如以短信祝福为例，绛草居士给手机通讯录的每个人群发了一首打油诗，但是应者寥寥【呵呵，或许跟绛草居士的人缘不好有关】；而从收到的祝福短信来看，数量不及手机通讯录的三分之一。如果换成春节，几乎手机通讯录里的每个人都会互有短信祝福，甚至包括六七十岁的长者，至亲好友的直接电话拜年也不算少；更为搞笑的是，由于绛草居士的手机号码是从朋友那里过户来的老号，这样每年春节期间都会收到好几任前辈机主的朋友发来的祝福短信，绛草居士有时恶作剧，回过去让其非常郁闷的三个字：你是谁。
同时，周边朋友也并没有几个人在这个时期与亲人团聚，最多也就是与几个朋友小聚一下。具体来说，大家都习惯了圣诞节白天上班，晚上小聚；而元旦节也只是浮生偷得三日闲，算是年底繁忙时节的午间小憩。经过简要清点，绛草居士发现没有任何朋友因为圣诞或元旦期间不能与亲友团聚而感到孤独、失落或伤感。如果我们换成春节期间的年关场景，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在异乡过春节，无论是否跟人说起，都难免落寞神伤的。
另外，
近年来，很多朋友不时问过绛草居士对朝鲜核问题的看法。
然而，绛草居士一向不太愿意凑热闹，对别人很起劲的问题往往冷眼待之。现在到了年关，绛草居士简单说说自己对这个冷问题的看法。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枯树赋》）
这是毛主席生前常念叨的几句古诗。绛草居士想，这几句诗可能完全反映了老人家晚年的苍凉心境。
时值西元圣诞节，绛草居士更为期待东方毛诞日。
2009年，各地地王狂飙、楼市疯涨，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更毛了，像绛草居士这种“裸婚”而“蜗居”的寒士还能对未来生活抱什么指望呢？
快要过去的2009年是人民共和国60周年，纪念庆典也是很华丽盛大的。这里，绛草居士也谈谈自己对这六十年的看法。
在前三十年里，毛主席领着全国人民办了一件事——盖了一座坚实的社会主义大厦。
而在后三十年里，可能历史影响最大的也只有一件事——拆社会主义大厦，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了“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中国一样不少，而且更严重；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问题，中国也比比皆是。
反复对照前后三十年，绛草居士亦不禁心里默念：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2009年12月19日18：49，绛草居士携妻子陪山东来的文学中年朋友忍着一下午的饥寒来到雍和宫方家胡同46号去参加2009年第四届新诗朗诵会。
朋友进门时非常高兴，替绛草夫妇交了会费，每人100元。
朋友很实在，他在登记时说的一句话却让周围的人不禁莞尔而笑：“什么时候上饭菜呀，我们还没吃晚饭呢！”
于是，等啊等，到了19：35，总共聚齐了五六十位文学青年或中年【当然，绛草夫妇不算，他们当时完全是去蹭饭看热闹的】，才等来第一盘菜：拍黄瓜。
高兴之下，绛草居士和朋友竹箸频点，对面的光头大哥也积极配合，很快就见了底。很可惜的是，桌上还掉了两块，碍于观瞻，他们不好扫桌而食。
又等啊等，终于来了荤的，绛草居士热情地帮着服务员放在桌上，然后第一筷子就把最大块的羊排夹给了妻子，然后自己又夹了盘中仅剩最大的羊排。等绛草居士把自己的羊排吃完，再申箸时，发现盘中已空无一物，顾盼之下竟然发现还有几双白眼盯着自己；权衡之下，绛草也不敢对视，只好喝了一口白开水。
这时，妻子适时地把吃剩下的羊排夹给绛草居士，绛草居士狠心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然秋风扫落叶，也不管耳边依稀传来一片哀号之声。绛草居士
12月19日下午，绛草居士去协和医院看望朋友生病的老父亲。
朋友的父亲半年前做了个疝气小手术，之后一直精神不振，去了很多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每个月需要输血才能精神好一点。这次托朋友帮忙，才住进了协和医院血液科。老人很胆小，甚至怕打针；而陪同前来的老母亲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在宾馆里甚至不敢一个人睡。这些都让朋友担心。
从医院出来，和朋友坐地铁去参加一个活动。路上，朋友叹口气后说：“如果到了这里还查不出来，我也就没有办法了，老人毕竟这个岁数了。”
绛草居士接口说：“哎，就像我们坐地铁，快到站了。”
朋友看了绛草居士一眼，又叹口气说：“哎，到站了。”
“到站了！”
这是70年代生人的朋友们正在面对或将要面对的问题。
就我们这些70后的年龄来说，最大的年近不惑，最小的已过而立，正是一个各种压力逼仄而来的人生阶段：事业颠簸不顺、家庭初建或待建，而父母又到了体弱多病之年。
我们这些70后是刚长大就开始老去的一代，前面的60后大哥大姐正值盛年，离退休还早着呢，而后面的80后小弟小妹则如初生牛犊或者春天的韭菜，长势逼人。我们既没有像60后享受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各
这些天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一直是舆论热议的焦点话题。杨元元到底因为什么选择了问号式自杀，谁该对其负责，上海海事大学到底有何责任？这已经成为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当日的情形吧。
“11月26日早上，杨元元母亲觉得心神不宁，担心女儿会出事，于是早上7点30分左右到达其宿舍楼下，央求宿管人员上楼查看，但被宿管人员拒绝。其母担心女儿，遂到女儿常去的地方寻找，遍寻不获，又于8点40分左右电话联系杨元元的同学，请求对方帮忙去宿舍查看情况。随后，杨母接到一个同学电话，对方只说了一句‘阿姨你快来’就挂断。杨母赶紧再赶到宿舍，在另一名宿管人员的带领下上楼查看。开门后，杨母通过卫生间门的栅格看到杨元元的腿，此时是9点左右，杨元元尚有心跳，大家赶紧拨打120，但最终回天乏术。”（《武汉晚报》，2009年12月11日）
绛草居士认为，上海海事大学确实没有为杨元元母亲提供住宿的责任；但是，上海海事大学相关人员对杨元元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因为正是他们的冷漠和拖延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当然，没准上海海事大学相关人员现在还一肚子委屈呢：杨元元你要自杀，找个啥理由不
据说，邓小平在８０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有过这样一番讲话。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６６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５０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
人民共和国马上就60岁了，甲子年啊，不容易；前30
新疆维汉冲突、阿扁被判无期、重庆打黑、陕西儿童血铅超标、房价逆势飙升、“富二代”连锁丑闻、“小沈阳”持续火爆、赵忠祥投身娱乐、网络连续恶搞……这些腥风扑面且杂乱无章的标题每天都在跳进我们的视野。
生活在当下中国，绛草居士经常在心底暗问：今夕是何年？
这是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缺失的年代，一个怀疑一切的年代，一个浮躁不堪的年代，一个充满希望和失望的年代，一个有如狄更斯笔下描述的那样摸不出头绪的年代。
一壶浊酒或许可以喜相逢，让你我暂时忘却满腹的伤痛，但酒醒人散之时却总有几许惆怅注满心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岁月流转，人民共和国再过半个月就过六十大寿了；可是绛草居士感觉不到丝毫的喜庆。六十岁了，我们能用什么来给祖国作寿礼呢？
难道就用
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联合早报 2009-06-23）
● 郑永年
【绛草居士按】本来，绛草居士一向注重原创，不喜欢在自己的博客转载别人的文章的。然而，面对国内学术腐败的遍地狼烟，让人深为痛心。所谓“旁观者清”，郑永年先生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希望所有学人当从郑先生这篇文章有所警醒、有所思考。
学校和科研组织本来应当是最扁平的，但在中国，它们和政治组织一样具有等级性。包括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所有职位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泛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再也没有比专业精神更重要的了，因为只有专业人员才懂得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应该把经费用在何处。但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则成了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合。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各类大学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投入自然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尽管可持续发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科研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和新知识的突破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