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最佳新人奖颁给了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和小梅兰芳。这个结果倒是乐见的，因为王学圻、余少群确实演得神妙。现今国人几种电影大奖格局似乎越来越趋同了，另一种“论资排辈”，不免令人生疑。不过配角和新人奖含金量大概还是高的，看头却原来在这里。毕竟谁会舍大力气去捧配角呢，新人也还有诸多未知，倒因是评奖中可能受到的干扰少。
    旧年所看的片子中间，《梅兰芳》这部还是蛮不错的。尤其上半部极好，下半部则较为模糊混乱，表达不清爽。但当时觉得为着上半部好戏，已很值得去看。这前后两半段戏的差异，像是两个导演的手笔。
    小梅兰芳千娇百媚的，让人一见难忘，这种与剧中人物的天然吻合，也是难得和离奇，可遇不可求。余的扮相真是美，尤其与十三燕合作改戏的一场《汾河湾》，顾盼之间，举手投足之间，尽是戏，太漂亮了。
    上半部戏的色调、场景、情境，竹影风动，像是一场迷离清梦。昏黄、青素、浅淡、朦胧，然而质地干净明快，像是淡着色的水墨晕染。正是在回忆之中的时光的“真实”感。难得的是这“旧意”中有实在的愉悦，有青春的意

    谢冕先生将深圳表述为在国人心目中代表着一个“新开始的生活”。梁晓声说“深圳像一所学校，教育着另一种当代中国人”。易中天说“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正类于相书云“南人北相者贵”。黄裳先生则说，“深圳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种重要的没有前例的实验”，可惜只勾留三天，对“这本大书”，没来得及“细翻”。
    如果不是这本《深圳读本——感动一个城市的文字》（姜威主编，海天出版社，2009），我都不知道黄裳先生还曾写过一篇《深圳》。那是1983年的见闻，还是我喜欢的笔调，记者的纪实口吻，还有行旅的情愫与旁观的省察，说榕树“带着南国的丰足与慵倦的躯干”，这是最新鲜而贴切的形容了。初抵深圳，车站的“喧闹、繁忙、杂沓、灰土、汽油味，充满了生机的人间味”，令他想起“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美国西部小城镇的场景”，“我喜欢这一切”，他说。他还看到有着“透明的金黄色”的四月半的太阳，“澄明、鲜丽的彩云”；从梧桐山望大鹏湾的海，“像安置在书桌上的一只别致的注满清水的笔洗”。还说起蛇口、沙头角中英街、西丽度假村、国贸大厦。
    季羡林先生在《深圳掠

    冬日里冷，忽然很渴望读小说了。平常时光读书，小说还是占得少。可见冬天是让人喜欢情节、喜欢叙事的季节。因为寒意，人之世界收缩而至冷藏，小说的情节文字却仿似在“发酵”，与思感作用，那是另一重“人之世界”的丰盈。
    每次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都感动，特别是书中我加了下划线的句子。这本小说写得像一曲交响乐，且一气呵成，处处警句，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我想这正是那种如得神助的作品，不然无法解释整部书里的气韵生动，浑然天成。这曲交响乐可以这样收束：“于是，在美国太阳下了山，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望着新泽西上空的长天，心里琢磨那片一直绵延到西海岸的广袤的原始土地，那条没完没了的路，一切怀有梦想的人们，我知道这时候的衣阿华州允许孩子哭喊的地方，一定有孩子在哭喊，我知道今夜可以看到许多星星，你知不知道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临之前，把它的闪闪光点撒落在草原上，使所有的河流变得暗淡，笼罩了山峰，掩盖了海岸，除了衰老以外，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

    旧年4月本城H君往南京会出版人，我托其带南京出版社近年出的“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数种，早先我往彼地公干，已有其一《首都计划》。H君果带回，却是现代人忙，同城难见，又不愿假邮路，越一年余而未得书，短信催促，最后只好说：还给不给书？不给就自己另买了！却是这个“通牒”厉害，那边直说给给给，也合该时候到了，前阵子有一活动有聚，就便将书拿到了。
    这也算城中“琐事”。《金陵琐事》便是H君带回的“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之一种（[明]周晖撰，南京出版社，2007）。明人笔记还是有看头，辞似不丽，意却疏朗，别有风雅趣味蓄之。同样是记载科场奇事，从晚清的《白下琐言》里就怎么都看不出神气来，喜事都显得“薄”与“紧”，让人高兴不起来；《金陵琐事》就不同，一些科考弊案都很生动，略见出此时的科举还有“活气”和“热气”。
    譬如万历丁酉科浙江永丰县监生徐某应乡试，买七人代笔，每人作文一篇，几取为首卷，及至主试焦澹园阅之，批云：“七篇清浊长短不同，如出七人之手。”遂不中。永丰人服焦阅文眼力通神。又如，嘉靖丙午科主试填榜至范一清，府尹急止之：“范一清文优行劣，不可更

    《白下琐言》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灵异纪事，这是我不曾想到的（[清]甘熙撰，南京出版社，2007）。南京确是“阴性”很重的城市，在这书中所记之遗文轶事也可看出来了。夜晚读之有点冷森森。本是文献笔记，看到这些其实并不让人十分喜欢的。
    譬如说在瞻园，一夕月明人静，馆僮“过园中竹深处，见一女子独立林间，顾之而笑，转瞬忽灭”云云。颜料坊之童子巷，夜归之人经其地，更深人静，微雨昏蒙，忽背后呜呜有声，觉冷气逼人，毛发森竖，见鬼祟。某书吏晚餐，忽闻剥啄声甚厉，启视之，非素识之人，及主人出，客已无踪，当晚书吏溺死于荷花缸，以之为“叩门索命”。诸如此类。再就是风水梦境祥瑞之事，或庭木，或奇花，或字谶，总之都以为果报之预兆的。
    讲科场异事不少。载道光乙酉年科试，“寒”字号一生自书绝句于贡院号板，又书：“冤家已到，速速自裁。我死得好苦，惟其如此，所以如此，早知如此，悔不如此。”交白卷而出。又“坚”字号一生神痴色变，仅写“破”、“承”，不能握管而被扶出。又一生卷上书云“赵钱孙李”，如是者喃喃数行完卷。这些士子确是失心了，考场成了“刑场”，原是焕然文事，

    

    十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书。十年后我的第二本书出来了。这是不期然的事，不期然再出一本书要间隔十年那么久，也未期然一定要再出一本或者更多。现在忽然觉得，对于这样一件事，庄敬恭谨，而顺其自然多么好。
    给自己的书取名真是难。第一本书叫《无心小筑初集》，记得是两位朋友的集智，“命名权”我是完全放弃了的。这个书名却一直觉着好。不过也曾一度在心底闪念，是不是“一语成谶”，“初集”成了“末集”，那本书是1999年底的事了，时光的镜头已然拉远。之后有数年搁笔，世风所向，本业拘泥，甚觉原先期期然于小文章无益、无用，近年才拾笔重来，因为知道还是离不开，做文即生活，实在可给予我小世界里以大乾坤的。新书收了近年工余所写小文，其实算是“二集”了，终究我做文之前缘还是续上。这二集的留痕，好像十年之倏忽而过也有所慰藉似的。
    现在的新书叫《到了深圳就好了》。这是书中文章的篇名，最初拿来作书名还是觉着花俏，不过一时无他想，也便罢；渐渐自己琢磨出些味道，竟越发觉着贴切了。倒是很暗合深圳这城市的移民特性。不必明言了，大抵每一位移

    一本有关城市文化的书，在一个颇有城市细节意味的场景里买下，上海到底是大都会，随处有精灵的安置，让人刹那心动。“新天地”酒吧街商业中心一家名叫“例外”的时装店，门外墙壁上嵌有一行凹槽，上面摆放的书多是有关城市与建筑的，我是过客，携带不便，只相中一本《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潘国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四顾却是无人，转进那家时装店问，店员小姐说，书是我们的，于是在时装店里买了一本书，这种“混搭”，可真是买书经历中的“例外”。
    内地能做城市文章的人还是少。叶兆言有一本《南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城南城北、城里的吃食玩乐、风物人情都写了，但还不像是我所理解的“城市文章”。潘国灵是香港人，自云“这本书也可说是为城市注入一点文化研究眼光……取名为‘城市学’，是相信城市可作为研究、观察、书写的主体，……这门‘杂学’终归还是靠自行修炼、乱点乱读、生活实践，却也因此‘只此一家’。”懂得书写城市的人在彼地怕也是稀缺的。
    也许必得言及地铁及其地下空间？这时仿佛才能从文字中嗅到些城市的意味了。我偏爱书中对地铁的表达。地铁是对现

    清人李斗所撰《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1）对扬州的贡献不用说了，近人言及扬州文化、扬州掌故绕不过这本书。李斗是个闲人，自云“疏于经史，而好游山水”，及至退而家居，又时常优游往来，“阅历既熟，于是一小巷一厕居无不详悉”，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记之，积三十年而成帙。这里面的闲工夫是惊人的。一个地方需有些文化闲人才好，好文事，有耐心，不会着急上火地要出什么成果。
    这本笔记“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先将扬州城按地理分出区域，再描述区内名建景物，记录人物事迹，细看起来颇有些今时城市规划功能分区的意思了。扬州这个地方自古繁华，乾隆曾六次南巡至此，草河一线便是御道，因皇帝巡幸而造就了一条长长的风光带。扬州近世名园多，跟皇帝常来关系很大。名流富贾都想以自家园子吸引皇帝注意，那是多大的家族荣耀。《画舫录》记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有黄、江、程、洪、张、汪、周……诸园亭，皇帝或就便或纡道临幸，可说带动了御道沿线的高端房地产。今时去瘦西湖景区还有为游客专设的“乾隆水上游览线”，亦未及登舟一游，想是对当年盛景的一点点意象还原了。
 

    扬州何以有“二分明月”。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古维扬城便有了“徐凝门”。我也只在一时的念头，假期回乡，想起“骑鹤下扬州”，自驾过去不过三个钟，倒是去对了地方，因为正值中秋，到了“二分明月城”总觉出些因缘之意的。
    这样的美誉别处会不平，不过扬州的月亮确是好。“春江花月夜”，现在是秋天，在运河边看隔岸大且圆的月，又有清透而绰约之意，能遥想张若虚诗“滟滟随波”、“月照花林”的盛景，心生“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怃然。想来要得好月，须得一“平”字，这不同于山月、庭前月了，便如西湖十景之“平湖秋月”，扬州的地势是平，尚需借隔江的镇江方可略得些山势凭依。即有蜀岗，也只是低缓的丘陵，欧阳修之平山堂在此，顾名而可知其山势。今时老城区恰以“岗”来划分街区，一条中心大道文昌中路，逢街口经过京华岗、富春岗……，倒是容易辨识的方位提示。未知这“岗”字是否只反衬了此地之“平”。城中楼宇控高，未呈现广厦林立的景况，则运河圆月低悬，相衬的只有平房与树影，无“华灯碍月，飞盖妨花”，这是好月。
    然好月还须有水。这在扬州更

    现在大家都喜欢看明朝的事，有明一代确实值得参应，倒是隐隐觉着这个朝代的各种名堂与存在价值正在于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样本，见出传统礼教治国模式不敷致用而分崩离析之渐。明中叶是否算作“资本主义萌芽”学界有异见，但彼时社会经济开化、人心不复古朴是一定的，说得好是社会的进步；总归治国的时境已渐变而“坐大”为不得不正视之现实，原先那种靠人心靠德行靠名节的管理方式不很灵了，“规矩”的那层薄纸一经捅破，便再也补不回来，需别寻他途以为治，譬如现代人说的法治。明代所谓朝政黑暗似皆可质因于政体未得因应于时变之弊。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皇帝，觉着“皇帝也是人”，有些性情趣味多好。其实不然，专制政体下，皇帝当以天下为任，庇念苍生，节制私欲，方于治国有利，所谓“圣人无情”是也，否则便是国之不幸。明代的皇帝却真的很讲究“个性”，看上去似乎挺“人性化”的，作为君主却是糟糕的事。
    若传统礼制的约束不复有力和有效，做皇帝反而“容易”了，因为生杀予夺可任性滥为，无所顾忌，则不怕臣属不听话。杀人原本就是皇帝立威的要法，这是皇权无绝对制约的必然。明英宗的太监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