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dz110的博客

那些大哥哥和大姐姐们，在街上骑车呼啸而过，他们的红卫兵袖章比一般哥哥姐姐的长出一截。记得毛爷爷戴的那种-宋彬彬给系上的，真羡慕他们-打群架、抽烟、喝酒，所有流氓能干的事儿，他们都敢干。等到风潮散尽，平凉的红卫兵生涯，单调枯燥无比，就是不断的下乡劳动-在农场、公社大队里，一呆就是几个月。妈妈的，这红卫兵当地，还没有流氓滋润哩！

也许，就是因为小了那么几岁，没赶上这些哥哥姐姐的荣光世界，当然也没有和他们一同到地狱闲逛，天堂和地狱原来就是邻居啊！

那么，文革远去了，大家都缄口不言，毕竟那是些丧尽脸面的年月。一个人犯病，没啥子说道的，要是全天朝爷们姐们一块儿疯疯，您咋个解释呢？平凉曾经向自己的孩子讲述那些事情，孩子的疑问是：你们为什么那么傻呢？嗯，问到点子上啦，那个年月里，咱们大伙儿还有自己的脑子么？

西纠呢？联动呢？那些在街上唱歌跳舞走向天安门的哥哥姐姐们呢？那些飞扬云端的青春，那些癫狂的往事，那些崇高的理想，那些鲜艳的旗帜呢？你们和我们，还有那些故去的亲人们，怎么能够在生命中剥离十年的时间呢？

我们先从一份

　　我这里提出毛泽东管理学的概念，是希望能够将一些胜利的原因真正地学术化，抽象化，非政治化，甚至可以把毛泽东管理学作为一般的管理学，用来管理一个企业，一个县，等等。

　　我在这里不妨从右派的角度看问题。你右派认为毛泽东这个人是坏人，有很多负面评价，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承认，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实能够做到万众一心，有许多人拥护，上下齐心协力，对吧。右派只不过认为能够做到上下齐心协力是在干坏事，或者是在为毛泽东的私利做事罢了。

　　而提出毛泽东管理学，就是不在道德课题上纠缠不休，不妨你保持你认为毛泽东坏是看法好了。即使这样，毛泽东是怎样让这么多人拥护他的，这么多人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这一点不能够不认为有它的管理学上的技术。

　　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自然界的一种物质运动，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同研究其它的物质运动现象没有什么不同，同研究化学，物理学，生物学都没有什么不同。人是什么？不过是一堆奇妙的物质。

　　因此，在研究文革的错误时本质上同研究挑战者号为什么爆炸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经过分析而找到原因，并不是道德上的原因，而是控制论上的原因。从控制论的观点看，挑战者号爆炸是一种失控，文革的动乱也是一种失控，因此要努力地找失控的原因。

　　我很赞成美国人的研究方法，美国人无论是在研究越战的失败，还是研究挑战者号爆炸，都是采用同样的态度，就是派出专家小组去寻找失败的原因。挑战者号爆炸的原因是一个机器零件的不合格，而越战失败的原因是策略上的某些错误。美国人是不忏悔的，他们研究越战的失败时并不去进行道德上的自责，找到失败的原因就足够。美国人从来不可惜在越南屠杀的越南人民。

　　日本人也是从来就不忏悔的，至少作为整个民族是这样，而这种不忏悔造成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因为

　　先说不造东西的诱惑。通常人们会被诱惑去做某件事情，而这里我提的倒是“不作为”的诱惑。也就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一。

　　一方面，在建国初期，一个一贫如洗的中国，财政上空空如也的中国，要想赶超世界，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造东西。有人说我的“造东西救国”等同于“科教兴国”，这是不同的，因为造东西救国可以认为是科教兴国中的具体细节，将这个细节专门提出来，就防止了一些打着科学家旗号的骗子们骗吃骗喝，在国际知名刊物弄了几篇论文，什么东西也搞不出来，就获得科学界很高的位置。

　　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观点，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的，就看它能不能制造现代化的东西，能不能制造其它国家制造不了的现化化高科技产品，如果能，它就是现代化的，如果不能，它即使富裕，也称不上现代化。而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唯一重视造东西的国家领导人。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制造出第一辆汽车，第一辆坦克，第一辆万吨巨轮，第

　　但是，我这么如果，目的也是在于帮助思考，即思考清楚一些问题。

　　我先不说那个年代，先介绍一下我在军队里曾经相当时间干修理雷达的活儿。那个活儿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部雷达报告说看不见回波了，那么我就要开动脑筋。看不见回波有多种原因，有可能是磁控管不工作了，坏了，也有可能磁控管是好的，但是脉冲调制管坏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磁控管已经工作了，但是接收回波的速调管坏了，也有可能是中频放大器坏了，也有可能是检波器坏了，或者是后面的视频放大器坏了。这中间任何一个元件坏，都是有可能导致看不见回波的。因此就要进行测试，进行试验，有的时候就要进行想象。所以是很有趣的。

　　这种寻找系统故障的事情，我也是要用在社会科学上的。当一个社会灾难，比如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饥荒，发生了，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要思考。或者是人口生育没有得到控制？或者是农业生产的政策有很大错误？

　　而流行的看法，似乎是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共识的看法，是大跃进产生了极严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为什么要研究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历史？当然是试图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寻找到规律后，就能够指导今后的实践，就能够避免重犯错误。如果目的不是寻找规律，而是为的别的什么政治目的，比如站在右派的立场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只是为的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则有可能规律仍然没有找到，而即使是反共的人，仍然在重蹈过去错误的覆辙。

　　这一点我要向诸位文科人士介绍我们理工科人士是怎样处理灾难和失败的。

　　如果一架飞机失事了，这是一个大灾难，大悲剧。那么，我们理工科人士是不是赶紧就把这架飞机给埋了，封锁消息，然后谁也不能够来细细研究呢？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就无法避免新的灾难的发生。

　　因此，如果空难发生，理工科人士会努力地收集现场的所有飞机的残片，哪怕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残片也不放过，会努力地寻找黑盒子，将所有的现场情况的证据进行分析整理，最后一定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飞机失事的原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美国人是最困惑的，因为美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当时的激进分子都要求造反权，都占领大学校园，进行各种造反活动。在国际秩序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造反，也就是即不听美国的指挥捧，也不听苏联的指挥棒，这种造反行动导致了联合国在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

　　毛泽东从没有说过“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是一些拍毛泽东马屁的人的一些胡解释。毛泽东的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这个道理，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而毛泽东所说的造反有理，当然也包括了对共产党的造反，也就是说，人民具有对共产党的造反权。即基本人权中必须包括造反权。这里也是肯定了中国人民有造反权的。当然，后来邓小平不承认这种造反权了，那是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