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镇曾有我们的家
满天星斗下我们不知疲倦地玩耍
我还记得你种的粉红色的凤仙花
美好的伙伴
多年前你已远嫁
柔弱的凤仙花
你的窗前现在是否还种着它
童年的梦像晶莹的凤仙花
开满了每一个暑假
透明的阳光
透明的河流
洗着你我的小脚丫
指甲上涂着凤仙花
美好的伙伴
多年前你已远嫁
柔弱的凤仙花
你的窗前现在是否还种着它
阿健不满意,于是又改了改,如下:
南方小镇曾有我们的家
满天星斗下我们不知疲倦地玩耍
蜻蜓飞过草丛
还有我们的吱吱喳喳
风吹过天井
我还记得你种的凤仙花
美好的伙伴
多年前你已远嫁
柔弱的凤仙花
你的窗前现在是否还种着它
童年的梦啊我已许久不做啦
幼小的种子也会飘摇到天涯
芳芳青草是河水的岸河水的家
透明的阳光
透明的河流
洗着你我的小脚丫
指甲上涂着粉色的凤仙花
美好的伙伴
多年前你已远嫁
柔弱的凤仙花
你的窗前现在是否还种着它
最后,他问能不能写点爱情的。看来他还是在血气方刚的年龄啊,也很看重商业效应。欢迎大家加入!
我从未看过什么语言学史,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直到现在才开始老老实实地看何九盈先生的大著。想想自己,毫无一点自知之耻,就要去搞古音学,真是出多少冷汗也不为过。
实际上,学术史的东西要相对有趣些,不那么艰涩。今天便看到一则故事,关于激进的胡适之先生。五四时代,中外思想交撞,学术观念也不例外,那时的新旧之争在现在看来,依旧鲜活如故。比如瑞典人高本汉一来,清代学术以及章黄一派的形象立马在许多人心目中黯淡了下去,而章门一族则一面固守阵营,一面斥新为浅。但大家都晓得,历史的狂潮,那时相当猛烈的。胡适之先生就说高本汉“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他的恭维实在是一点传统都不顾了。据说,适之先生还号召“一班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看到这里,我已经笑得不行了,于是就看到何先生很无奈地发问:为什么要打倒顾炎武,“踢翻”钱大昕呢?他们有什么过错?
还是魏建功先生说得好:“章得高而益彰,高因章而益高”。
今晚QQ上碰到HP,跟她说我剪了个短发,她没有问我要照片来看,直接说:“你还是短发好一点。”2005年“十一”吧,我兴冲冲地往重庆赶,穿的是一个远房的姐姐给的咸菜色的旧衬衣,大概是想营造一些自以为是的落拓的文艺气质,神色桀骜。火车应该是在汉口发出的,旅客不多也不少,在验票上车厢的时候稍微有点拥挤,这时我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妇女用慈祥的声音对她的孩子说:“乖,就排在这个叔叔的后面。”我镇定地回头笑了笑,那位母亲不好意思起来。若不是今晚HP后来又打出了“叔叔”那两个字,我真要将这件往事忘记了。当年我眉飞色舞地跟她讲述时,她开心地大笑,我接着又给她说了些在火车上的所谓艳遇,很能满足她纯洁的好奇心,她当时一定是急急地说:“YDM,你这个人,要死啊。”
我们四人已经好久没有聚过了,两年来我只跟YX聚过,还是在最近,跟她一起住石岐仔的房,她领我去淘衣服,吃寿司,看孙中山故居,我们在宋庆龄低头读书的照片前惊艳不已。我走时她还给了我一包速食热干面。我有一天翻看日记,看到有一段话,自己惆怅了很久:“本说给YX打电话聊聊近况,但最终没有,怕说起悲伤的事情,徒增烦恼。但我的确是有点想念她们了。今日与HT说起在武汉时有段时间看冯梦龙辑的《山歌》,中有许多狎妓故事,语甚俗,于是那段时间她们只要听到我在床上翻书的声音,就会问:‘你又在看你的小淫书了?’,要不然通常是我拉着HP津津有味地讨论所谓的‘小淫书’,YX则一面整理铺盖,一面感叹:‘天啊,天啊。。。’这些事原本是很小的,但今晚我记得特别真切。”这是去年3月份写的,那正是我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我当年大多数时候是怪而调皮的,情绪很不稳定,心里很难开心起来。LP有一次从她导师那回来,对我说:“萧老师说张老师告诉她你是很消极的一个人,她感到很奇怪,问我你是不是消极以及为什么会消极。”那时,我或许只有在学专业时才不消极,我的生活和我的学习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艰深的专业让我觉得应该积极,但谈不上什么艰难的人生却让我始终消极。记得我跟JHL看同一部电影,她笑得稀里哗啦,我则非常严肃,YX只好又在感慨这种差异。但又因为平时调皮,大大咧咧惯了,HP一直觉得我很勇敢,直到有天夜晚一个黑影站在我们窗外,把我吓了一跳,正当惊恐之际,HP猛然起身,冲过去很用力地把窗帘一扯,呵斥道:“谁啊!干什么!”她很警觉地又向窗外观察了一下,确定没有发现贼人的身影,然后回过头来看惊魂未定的我,沉默了半秒,哈哈大笑起来。
那两年我觉得我很少去感受身边的生活,我的记忆在遥远的重庆,如那个地方的雾一样难以消散。时间过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自己不知不觉中收获了很多,这让今日的我感到踏实,感到应该继续努力。在与YX相聚的日子里,我向她述说我的改变,我平和了许多,甚至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讽刺HP了,我感到很内疚。HP今晚说,她要去杭州修志了,并说知道我会支持她的,只要能跟古文打交道,她就很满意了,虽然这份要赴的工作的收入只能刚刚养活自己。我想,大家都慢慢走吧,我们其实都很勇敢。
《深夜在海边》
当天空沉沉睡去
不再吐露任何暗示的言语
你用明亮的双眼
摸索周围寂静幽暗的城墙
湿润的沙地长出了高而温柔的相思树
在一片开着幽蓝花朵的深海
隐现着你我的前世今生
《寒假》
这些是在寒假发生的事
你在人声鼎沸的茶楼里
寻找一个稍微安静的位置
偶然碰到的高中同学
说相见如同初识,对你
有种铅华褪去的惊喜
继而,好长的一段时日
你以一种奇怪的情绪
在满天星斗的夜里回想少年
甚至童年,此时
你出生的乡间桃花繁茂,竹叶幽碧
目光混沌的老人好奇地端详你的容颜
你向她讲述遥远的城市,你的游历
在日复一日的安静中
忽然,一棵树迅速变绿
并结出果实
有人问花开在了何时或者哪里
但是,无人知晓树的记忆
在温暖的迷惑里
冬日变换了样子,同时
一些短暂的往事以清晰的寒意
告知你生命的停顿和开始
你终将只是想念
谁在一个冰冷的冬季
聚在一起,用灵魂
交换彼此的理想和记忆
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作者:卢毅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曾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
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由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内部也曾发生了一些严重
分化,个中缘由相当复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在老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有朱希祖、钱玄同以及“三沈二马二周”。然而,其他几位章门弟子如黄侃、汪东、吴承仕等,却似乎与以上这些同门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黄侃离开北大,即是“为同门者所挤”[1](p27);而当杨树达推荐吴承仕任教北大时,马幼渔也答复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2](p26)双方矛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根源,这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造成。
首先,思想观点的分歧,这尤其以黄侃与钱玄同的截然异趣为代表。关于二人之间的矛盾,黎锦熙曾经分析说:“其远因实起于民七八年间的新文学运动”[3](p82)。具体说来,黄侃当时经常在北大课堂公开抨击钱玄同[4]。而作为回应,钱氏则批评黄侃的一首词“有点像‘遗老’的口吻”[5](p24),结果引起黄氏大怒,“骂为看词都看不通”。时至1932年
章太炎北游时,二人更在章氏面前大吵一架,黄侃首先指责钱玄同说:“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氏登时大怒,
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帐!”于是双方大吵,以至于章氏不得不“疾出排解”,但是二人终于从此反目[3](p82)。
由此可见,二人的矛盾实因思想歧异而起。与此相类似,周作人之所以不满黄侃,也与黄氏思想较倾向于守旧一派有关,他对黄侃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就极
为反感,曾写道:“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
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6](p380),言词中显然充满了嘲讽之意。
此外,钱玄同与吴承仕之间在晚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以致吴玉章在挽吴氏联中即曾说其“受同事排挤”[7](p1)。此事缘起于吴承仕向来在师大开设一门“三礼名物”,但到了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将之废除。究其缘由,据黎锦熙猜测,“钱先生实在是不慊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3](p77);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因吴承仕此时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故引起钱玄同的不满,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就指责吴氏“投机、腐化、恶化”[8](p5141)。而以上二说无论何种更确切,都说明他们二人之间矛盾主要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导致。
其次,黄侃与同门之间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性情乖戾有关。章太炎便一再评价黄侃“性少绳检”[9](p473),“行止不甚就绳墨”,颇“俶异”[10](p260),并且指出:“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11](p351),“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11](p335)。周作人也回顾:黄侃“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6](p546),“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6](p405)。朱希祖同样也说:“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齬不能容。”[12]甚至连黄侃自己也承认“余性卞”[13](p56)。
不难想见,以黄侃如此乖戾的性情,其他同门是不愿意与之来往的。马叙伦即回忆:“季刚为人在其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
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1](p27)
再次,黄侃、汪东、吴承仕虽然也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但他们与其他弟子并非同时师从章氏。其中吴承仕是在民初章氏被幽禁北京时,才有机会问学于他的,因此“其同门……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2](p26);
而黄侃、汪东尽管早在东京时期就师从章氏,然而更多的是私下问学,似未曾长期旁听章氏在大成中学与《民报》社的讲学,故而他们与其他同门之间的接触较少,
交往较疏远,私交亦较浅。这可以从《钱玄同日记》中的有关记载看出来,钱氏喜好“雅谈”,常拜访“三沈二马二周”,却极少与黄侃、吴承仕等人交往。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侃、汪东、吴承仕三人均非浙籍人士,这在十分注重“省界”等地缘观念的近代知识界,便不免造成了他们与其他浙籍同门的隔阂。历史地
看来,清末留日学生基本以“省”为单位,并由各省设立留日学生监督,留学生抵达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也大多是各省的同乡组织。缘是,“省界”观念逐
渐形成,“如花初萌”,各省同乡会纷纷设立,以省份命名的刊物也层出不穷,如《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浙江潮》、《江苏》、《洞庭波》、《云南》、
《晋乘》、《河南》、《四川》等,以至当时就有人观察到:“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
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14]
至
民初,此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尤其反映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一事上。美国学者魏定熙曾敏锐看出: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个环节均有浙江关系在起作用,“先
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马叙伦、夏元瑮、陈黻宸都极力支持蔡担任此职,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关系密切,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15](p125)。而沈尹默也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16](p171)因此,在这种几乎被“浙派盘踞把持”[2](p70)的情况下,黄侃等非浙籍人士“为同门者所挤”,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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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鲁迅.鲁迅全集(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5]鲁迅.鲁迅全集(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6]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7]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