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博文2012.2.10 星期五
去年十月，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哈佛开了一场关于本体性差异的讲座，并与Fifteen Minutes（以下简称FM）的编辑Tara Raghuveer和Bradley G. Bolman 一起探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流行文化和现代学术。
FM：像哈佛这样的学术机构在全球危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齐泽克：很重要，尤其在今天，当我们至少有一些务实精神和抗议声等等重新出现的时候，我看见在一些激进的学术圈中存在着某种危险，就是对理论的不信任。他们总是说：“谁还需要哪些关于黑格尔和逻辑学的大部头？我的上帝，人们得行动起来！”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方面，的确，承认实践在破坏理论，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要艰难，因为没有十足的例子可以证明。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实践推翻理论，因为无一例外地，没有理论之外的经验，任何具体的实践经验都是理论内在要义的表现。无限循环的辩证法就这样开始了……不要陷入某种内疚感，尤其当你有幸能在资源这么丰富的地方学习的时候。所有这些废话，诸如“索马里的孩子还在忍饥挨饿……”不！索马里的孩子并非因为你在这里读书而挨饿。但其实还有比这更甚的内疚的人。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利用好你的机会，因为社会将需要更多更多的智力劳动。正是这类知识分子高贵论——典型的资产阶级论调——让你产生内疚感。你知道谁给我讲过一个最棒的故事？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Terry Eagleton。他告诉我，二三十年前，他看到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巨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Eric Hobsbawn在给一家工厂的工人开讲座，Hobsbawn希望自己有亲和力一些，不想表现得那么精英，所以他先和工人聊了起来，他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教你们什么，而是来交换经验。我可能会从你们身上学到更多。”然后他得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复，一个普通工人打断他说道：“滚蛋！你有福气学习知识，你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来教育我们。是的，我们是该从你这儿学东西，什么‘我们知道的都一样’，你别讲这种废话！你就是精英，因为你有机会念书、懂得也多，所以当然我们要向你学习，但别跟我来这套伪平等主义！”
我认为现在有一套策略，我之所以一直不乐意谈它是因为在欧洲正面临这样一种境况，我认为欧洲在接近某种智力自杀——高等教育越来越流水线化。他们的谈话方式和40年前那群想要压迫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一模一样。他们声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太抽象了，从不和实际问题打交道，所以我们需要教育来帮助现实中的人、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再来，一些高层政客们也曾在法国的辩论会中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那时候法国有一些示威活动——在巴黎的那些烧车行为，他们会说：“看，巴黎郊区的那些车已经烧起来了，我们不需要你那些抽象的马克思理论，我们需要心理学家来告诉我们怎么阻止那些暴民，我们需要都市策划者告诉我们怎么组织起郊区居民来让这类示威活动难以达成。”
但这都是专家的工作，而今天，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不仅只是成为专家。现如今的专家们都在干嘛？他们解决他人造成的问题。你懂的，如果一个政治学家走过来对你说：“操！车子烧起来了！快告诉我一个心理学方案，我们该怎么控制现在的局面？”请注意，知识分子会反问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整个机制有没有感到自责？”知识分子在回答一个问题之前会改变那个问题。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场：“但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吗？”
FM：几个月前，你曾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声，请问在这场运动中你个人参与了什么？你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到底在传达什么？
齐泽克：完全没有。所谓我个人参与的，无非是一些活跃人士问我：“你来吗？你去吗？”然后我回答：“好啊，为什么不呢？”然后这个人告诉我：“你得小心点，因为麦克风是被禁止的，你知道，因为它的回声。”然后这位朋友坦诚又不失煽动性地告诉我：“要尽可能地有效、简短、缓慢”，类似等等。我甚至没有遗漏事先准备好的内容。
“占领”是什么？他们会告诉你，“华尔街应该为主体街①（Main Street）效力，而不是背道而驰的什么，”但这绝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是整个机制声称除了华尔街之外没有什么主体街。那就是说，银行和信用问题的运作对今天的机制来说绝对是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理解奥巴马在当时，二年前，你知道那是第一次，我认为是750亿美元多一点，这只不过是敲诈，而且这是不可能去拒绝的，因为系统就是这样运作的。如果华尔街崩溃了，所有东西都会崩溃。我们应该想得更彻底一点，所以再一次地，“把钱给主体街而非华尔街”之类的套话是站不住脚的。那就是说，所有这些诚实的努力工作的人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了。想想怎么解决吧，想想怎么改变整个机制，毕竟我们面临的不是2008年的那场短期危机。
FM：为什么你认为美国的左派与右派们没能预见到今天的部不公正现象和危机？
齐泽克：这简直疯了，但我也被说服了：你看《24小时》的最后两季，看仔细点，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政治正确。在第7季中，Jack Bauer跳出了独裁主义的逻辑。总要有人去做卑鄙的工作，类似拷问等等。他说：“也许我应该把它们公开，每件事，我不能再和这些事待在一起了。”所以，这种“英雄就是那些准备好去做卑鄙的工作的——为国家做拷问官的人”的逻辑崩溃了，Jack开明的同类、总统Allison Taylor也被迫辞官下台，因此在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关于僵局的说法，那就是在当今全球化的协调机制中，无论你做什么，最后都会陷入僵局。我认为这种诚实与道德僵局的矛盾比一些好莱坞电影诸如《塘鹅暗杀令》、《惊天大阴谋》留下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有价值得多，并且有可能在人们激进的控告中表现出来：“哦上帝啊，原来连美国总统都可以是这样堕落和不道德的……”尽管如此，这些仍然属于“自我感觉良好”那一类的电影，因为它在最后传达的依然是：“哇，这是一个多棒的国家啊！两个普通人一起推翻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如果让我在这些左派当中，在总统和Jack中做选择，很抱歉地告诉你，我会选Jack Bauer。因为这是保守主义者想要的——并非极端保守主义，极端保守者是很愚蠢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掉头，转向那些失落了的价值，它就会起作用。开明人士的开明是不那么明智的。我们能从保守主义者身上学到的是，他们准备好了去接受僵局。例如，马克思这样评论巴尔扎克：他像一个保守主义者那样精确地描绘了法国社会的僵局。甚至连美国政治学家Francis Fukuyama也不再相信所谓“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废话，他告诉我，生物基因操纵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他对“历史的终结”的论断已经过时，并且他认为要处理这种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更强烈的、那些民主资本主义者给不了的社会掌控力量。这就是我从那些诚实的保守主义者那儿学来的：他们不会跟你废话，这可能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目标。你知道吗，当华尔街上的人问我：“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尴尬死了，滚你妈的蛋，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如果想要搞点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要做的只是打破旧规则。世界一如既往地混乱，从华尔街到埃及，乱得不能再乱了。尽管如此，世界还是在拓展些新的东西出来，人们也正在意识到这一点。这只是第一步，但我们还要考虑到某些根本上的变化。所有这些左的、开明的东西——同性恋的权利、人工流产的自由——我们当然应该去争取，但这是不够的。讽刺的是，在我小时候，我们那代人总是把社会主义幻想为某个具体的长着脸的形象，而它又继而为我们呈现一张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形象，一套类似的只不过多了点什么的系统……我们得打破这种遗毒至今的禁忌：居然甚至没有人敢想象是否有别的选择。每个人都曾经是Fukuyamist，甚至连激进分子都以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是打算继续存在下去了，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整个机制运作得更有效一点。因此，显然，我们得开始思考了。
这是一项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显然已经回不到20世纪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了，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开辟新领域的同时打破旧的。我们要变得更具破坏性，去击碎那些错误的幻想……
谁曾经预言到了阿拉伯之春（随便你怎么叫它）？它还是发生了。谁预料到了现在发生在欧洲的大型示威活动？它们确确实实正在上演着。刚开始人们会想：“哦，要有事情爆发了。”然后它就愈演愈烈。人的不满有无穷的潜能，但它往往会变成一种潜在的危险。
FM：看起来僵局既出现在经济危机中，也出现在全球变暖问题中——专家们没能预见到它们，政治家和大众也没有能力去阻止。
齐泽克：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我特别讨厌人们问道：“怎么就没人预见到这个（经济危机）呢？”不，我认识一些左派和经验主义者就曾预见到了。他们可不是那些总是给出灾难性预言来让事情变糟的廉价预言家，他们是很精确地预见到了这场危机。Paul Krugman 说，曾经有人问他：“如果我们在10年前就知道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事情是不是就会向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他回答：“不，不会。整个系统逼着你按特定的路径走到这一步。”这种错觉可能更强烈，比如假设你知道将会发生一件不好的事，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做一模一样的选择。我的意思是，这不再是个关于“知道”的问题。今天甚至连社会学家都承认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时代，一切仍在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我印象中是德国理论学家Ulrich Beck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今天我们谈论着专家们的看法。自相矛盾的是，每个普通人都有辨别力，而面对专家们给出的不同观点，我们要做出取舍，谁知道呢，没准他们什么都不懂。这就是选择自由带来的尴尬处境。问题是，我们总在还没搞清选什么和怎么选的时候就被迫要做出选择。而代价就是，科学不再是单纯的科学，而成了各种意见的陈列馆。有一回我和一位量子物理学家争论了起来，他指责我：“你们这些搞理论的法国佬，满口胡话！”他还讽刺道：“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能自圆其说。”然后我回他：“放屁！看看量子物理是怎么说的：它按字面上说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存在一次宇宙大爆炸，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是一系列大爆炸……”当科学接近一个极限时，它的开放性大得不可思议。这就好像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你都可以请科学家给出解释。我并不是说科学除了博人一笑外一无是处，它是真实的，我只是在说明如果离开了一个合理的认知基础，做决定在今天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而我们已深陷其中。Andre Depui说过，当人们说道：“噢，但我们并不知道全球变暖是不是真的呀。”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真的等到真相浮出水面的那一天，无疑就太迟了，因为那也是灾难到来的那一天。在德国有一些为这种风险辩护的人认为这可能是在一个混浊不清的处境中做选择所可能遇到的最好的结果之一。你必须选择，因为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选择。你选择，但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的处境混浊不明。
FM：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介意我们帮你照张相吗？
齐泽克：好的，好的。但我讨厌自己这张猪脸……噢，这照片看起来像是应该配一个这样的标题：傻逼的和更傻逼的。哦，我的猪脸，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就像斯洛文尼亚土话说的：“这看起来就像是从奶牛屁股里拽出来的。”
注：①在美国，Main Street 是小城镇商业和社交活动的街道通用名称，是人们采购物品和社交活动的集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