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周二。多云。风急。今天是劳动节,可是休息的都不是真正的劳动者,真正的劳动者都在劳动,因为如果休息了他们就没有收入。所以有人发问:“劳动节劳动者在干吗?”还有人发问:“劳动节来临,1%与99%都在干什?”。自问自答,因为没有人会出面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算是哪种意义上的劳动者。因为单位放假了,我可以休息;但是我实际上没有休息。也在劳动。当然劳动环境好多了,在一个茶室里,一边喝茶吃水果,享受着服务员的服务,一边讨论工作。为一个国家级大项目的申报文本进行“扣”字“扣”意。
3点多,讨论会结束,去办公室整理讨论结果,形成文案,准备明天下午联合会议上讨论,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
晚上一面看新闻,一面看同学QQ群的发言讨论。看见一个我很尊重的老同学,女,著名文化人士,在QQ群里传播一些图片和文章,其中有3年死人数字和杨某某回忆文章的文字。这些东西,已经有人进行了强力质疑,基本可以肯定是“大有水分”。可是她还是传播。禁不住上去发言,表示这些内容很不可靠,在同学QQ群里发布这些,很使人厌烦。
1、大明嘉靖二年(1523),阴历四月十八日。东海莲花洋外。黄昏。
残阳如血,海面一片腥红。数十艘快船组成的一支船队鼓满风帆,向白鹿镇方向驶来。
很多人聚集在船头。都是日本人。有好多还都是武士打扮,腰里别着长长的武士刀。
他们指点着远处隐约可见的白鹿镇,忽然大笑起来。
4月12日。周四。雨。闷。1927年的4月12日不知天气如何?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开始搞事?
下午4节课。第七八节课时,我感觉这节课特别长,后来实在感到累了,就说“大家休息一下”。过了五分钟,我说“现在继续进行”,结果下面一片哗然升,“已经下课了啊!”我一看表,居然已经是5点40分了。原来我竟然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把两节课当做一节课了。
都是这天气闹的!
昨天起开始牙痛。牙肉浮肿,用望远镜牌西洋参片茶治之。不见效。某些人还要嘲笑“用力过头”了。想想这几天纯洁如和尚,何曾用过力?这牙痛来得吊诡。
4月13日,周五,多云。上午四节课。中午11点40分吃午饭。牙疼,虽肚子饿,但吃饭不香。中午看看新闻,恍惚今年何年?下午去文联汇报思想,接受教育。晚上冰兄招饮,参加者阿能等。阿能说:“这是喜欢写风花雪月的水东流。”看来,今后的确只写风花雪月比较理智。
接民盟市委电话,明天开会。又不能钓鱼了。
4月10日。周二。多云,晚上突下暴雨。晚上有消息:某有结果。现在公开的原因是其家属有刑事犯罪嫌疑。
晚饭快结束时,接电话去博雅宾馆。市里开非遗例会,几个家伙“三缺一”,陪他们玩到半夜。先赢1千多,最终只剩百。
上述是今天补记的昨日日记,里面因有某词,结果先被告知“要审查:,后被告知”文章不存在“。以前是被删放回回收站,还可以修改后恢复,现在只是一个字也没有了,彻底消失。特记。
昨天发现4月日记又恢复了,所以自己删掉了此说明。但是今天,又整篇被“不存在”了!12日补记。
昨夜记日记,还是老规矩,先在别处写好,再黏贴过来。盖因有一次我直接在原文结尾处续写,结果可能时间过长,竟然无法保存,全部作废。我不知道可以编辑续写的时间是多少,为安全计,只好用黏贴法。昨夜也是如此。黏贴成功后,一点“保存修改”,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可是没有“修改成功”出现,跳出来的是“网络忙碌,请稍后登陆”。我连点几次,都是如此。想,也许今天网络真的拥堵,那么待会儿吧。就退出,开始打游戏。
约半个多小时候,我再次登陆,再次黏贴,再次看到“网络忙碌,请稍后登陆”,于是再次连点无数次,仍然是无数次的“网络忙碌……”。
我突然想,会不会我新写日记的内容又犯忌之处,网络拒绝了呢?于是我仔细审读内容,发现里面有“美国”“日本”字样,就去掉和改写,再次保存,却仍然是不能成功。再看,里面有“省委”“组织部”词语,觉得也危险,就加以改动,却仍然不能如愿。没有办法,我试着删去要紧内容的段落,一段一段地删,一直删到只剩下“4月8日”,终于可以保存了。我想,这肯定不是敏感词原因,应该的确是网络忙碌。于是就下线,上
4月1日。晴。周日。张国荣选择4月1日与世人告别,不知是兴之所至还是精心选择。但是海子也是选择在3月底离世,只能说明,一到了3月下旬和4月初,万物苏醒,生命勃动,连蚊子也从冬蛰中回归神魄,开始哼哼了。
难怪“望星空”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动手。
天下没有“老实人”。
学校也在这个时候开起了双代会。法律规定,有些东西需要这样“走程序”。照样是牢骚发一通,发好以后上一趟卫生间,一切“结束”。我发表“三点意见”。这两天老是“三点意见”,无趣到这个程度,是不是真的老了?
校报全文登出《杨枝三月》。我自己投稿进去的,虽然长达4000多字,校报不胜其荷,但是没有办法啊,只好登。前面的“什么什么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也是我自己写的。吹一吹。
几个老同学,尤其是几个老女同学,,这几天特起劲,把各种各样的老照片都找出来,进行翻拍扫描。居然连毕业照性质的合影也找到了。我发现里面的男同学,大多数都围巾垂腰,女同学基本上都是“鸡窝烫”,可见纵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读高中的第一个学期,因在异乡异校,认识的人少,与老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所以常常有茫然不知所为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在食堂吃了饭,上课还早,本地的同学回家吃饭还没有回校,整个校园静悄悄的。我在教室里进进出出,没有人影。有几个也是吃食堂的女同学凑在一个墙角说私密话,一见我走近,先是瞪着眼睛看,接着是大声地笑。我只好转身逃走。所以走来走去,无处可去。古人写诗,说乌鸦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中午的这一个多小时里,我就成了这样的一只乌鸦。
幸亏一楼教师办公室的门开着。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个高中班,老师不多。长胡老师,矮胡老师,阿能老师,旋(本名然)老师,再加一个体育老师,就是整套班子了。体育老师自己在体育室办公,其他老师就挤在一楼的一间大房子里。老师的办公设备都是一样的,一椅一桌,桌上一个杯子,偶尔几堆作业本。是的,是偶尔,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作业很少的。
除了这些,角落里还有一个报架子,上面有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参考消息三份报纸。
这三份报纸,是我每天最亲密的朋友。
只要中午时候
有一年的一个晚上,我大概是喝了一点酒,或者是受了什么好事的刺激,总之是很兴奋,拿出同学录,寻觅比较要好的同学,一个一个地打过去。老邹好像是第三个,我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
“喂?”一个女人轻轻的声音。老邹是南边海岛上的人,与我之间有数百里的距离,所以声音轻一点,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还是兴冲冲地问:“老邹在吗?我是他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啊。”对方的声音高了一下,但倏然又低沉下去。“你打错了。”她说。
怎么会打错?我是对着同学录上的号码拨的啊。我放下电话,又把号码对照了一下,没有错。也许是我拨的时候拨错了。于是我重新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了一次。
接电话的仍然是这个女人。我说我要拨的号码是多少多少,我说我是老邹的老同学已经多少年没有见面了今天很想他想和他说话……女人静静地听着,最后仍然说“你拨错了”。但是最后她说了一句:“你打这个电话试试看。”
我按照她提供的号码拨过去,接电话的也是一个女人,但是声音显得很年轻,“啊,找老邹啊
3月1日。周四。阴,雨。这个阴天和雨天,是存心懒着不走了。如果温度再高一点,这就是一个梅雨的天气。2012年的异常,是不是真的从异常气候里显示了?
上午写作“茶文化”论文,从《普陀山诗词全集》里找了几首诗进行分析。下午上了四节课,一直到天都黑了才下课。回家后喝了三两黄酒。我发现人累的时候,是吃不下东西的,所以胃口好的人,基本上都是闲人。
孔庆东被人披露抄袭。他的《青楼文化》抄袭了陶先生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我购买过,认为是一本奇书,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明白在唐宋时代,做一个青楼女子需要多少才艺和容貌,绝不是现在这样的“失足女子”一词所能形容的,而逛青楼又是何等的风雅之事。我以前写过一篇随笔,发表在《东海》杂志上,感叹“从事特殊行业的人”一代不如一代,观点的来源就是陶先生的这本《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孔庆东先生的《青楼文化》我没有看过,所以无法判断有没有抄袭。但是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估计属于“资料私用”和“改写”。这在现在是不容许的,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应该是不算什么的。问
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都是逢“8”的年份,而且都相隔10年。我忽然感悟到,这些年份对我都有重大的意义。
1968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读书。在古代,这是启蒙的开始。而我,是接受正式教育的起点。背的书包是什么样子的,早已经忘记。但是书包里面母亲放的一只红鸡蛋,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记得很清楚的还有,路过村口的小桥,桥下有流水,几个女的在洗衣服。有一个阿姨对我喊:“你放学的时候,要带小琴一起走啊。”这是小琴的妈妈。小琴就是那个和我一起割猪草、读《艳阳天》的小姑娘。
1978年,上春,我进入杭州大学学习,成为回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而且还是以在校生的身份考进的,所以当时震动很大,名字和其他人一起,写在一张喜报里,张贴在县城里最热闹的十字街口的墙壁上。父母则在家一次又一次地拉开桌子,宴请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
1988年,我成为了父亲。身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记得那个晚上,我等在医院的走廊里,听到产房里传出嘹亮的婴儿的哭声,护士说“你有了一个女儿了”,我第一次有了最深切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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